第三节 宏观经济政策效应非线性研究综述^注9

本部分将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非线性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包括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文献综述、非线性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文献综述两部分内容。

一、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文献综述

自Giavazzi和Pagano(1990)发现丹麦1982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财政政策出现了非线性效应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展开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检验和研究，相关的文献不断涌现。

1.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定义和划分

检验财政政策对经济变量的非线性效应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定义和划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潜在时期(potential periods of non-linear fiscal policy effects)。 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内生定义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方法；一种是外生定义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方法。就后者而言，已有的实证文献采用了几个不同的定义，主要是依赖结构性预算余额(structural budget balance)的概念，有时为了排除通货膨胀或实际利率变化的影响，采用基本结构性预算余额(primary structural budget balance)，且表示成占GDP或潜在GDP的比例(Giavazzi and Pagano,1996；McDermott and Wescott,1996)；有些文献采用结构性预算余额而非基本结构性预算余额，是因为结构性预算余额中包含了国债利息支付的信息。但实践中，在确定财政非线性效应的潜在时期方面，采用结构性预算余额和基本结构性预算余额没有太大差别。例如，Cour et al.(1996)利用基本结构性预算余额对几个OECD国家财政阶段的划分结果与OECD(1996)利用结构预算余额的划分结果相同。还有学者采用国债比率和公共消费占GDP比例作为划分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指标，如Sutherland(1997)、Bertola和Drazen(1993)、Perotti(1999)。除了指标的选择有所不同以外，在如何定义财政收缩或扩张期间方面也存在不同做法：Alesina和Ardagna(1998)允许财政调整期长度只有一年的情况，而Giavazzi和Pagano(1996)则通过严格的标准降低了财政调整期只有一年的可能性。我们将文献中关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定义和划分方法(外生)详细列示如表1—1。

续前表

总的说来，这些方法都是外生地识别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过于主观，可能导致所定义或识别的期间数目过多或者忽略了长度为一年的财政阶段。Florian Hoppner(2001)运用了内生确定财政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方法——区制转移模型，这种方法没有把财政政策区制限定于事先定义好的潜在时期，而是从数据自身生成过程中内生地识别不同的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潜在时期的外生定义或识别方法似乎并无太大区别，但是它们导致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实证检验结果的很大不同。Kamps(2001)利用14个欧盟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对潜在时期的定义非常敏感。

2.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理论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外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理论文献已有很多，几乎全部侧重于非线性效应的原因分析，包括需求方面的原因和供给方面的原因。综观这些理论文献，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的第一个渠道是标准的宏观经济财富效应。赤字降低(挤进效应)和政府债券风险溢价减少直接降低利率，从而提高个人财富，刺激家庭消费。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渠道可能有助于解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预期通货膨胀的降低和私人消费对以前政府消费的替代。然而Giavazzi和Pagano(1990)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渠道并不足以解释过去几次财政调整中私人消费的剧烈变化。于是，学界将主体预期的变化作为对非线性效应的解释，这弥补了标准财富效应的不足。

Blanchard(1990)认为，扭曲性税收能导致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且税率越高，经济中的扭曲越大。在模型中，他假设了一个临界国债水平d^*，如果消费者预期到国债余额将达到临界值d^*，稳定或降低国债余额的财政调整就会使经济避免陷入高度扭曲的税收陷阱，因此消费者预期其永久收入将提高，从而消费会上升。因此，较差财政时期(bad fiscal times)的财政调整可能是好消息，它提高了私人消费。

Feldstein(1982)认为，在其他情况下，税收政策也会产生非线性效应。比如，假设当前的财政态势(fiscal stance)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予以调整就会扰乱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秩序，此时提高税收将降低国债违约的风险和相关的产出成本，从而人们会因为预期收入提高而增加现时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部门的反应依赖于对财政状况好转的信心。如果财政状况转变的可信性提高了，当前税收足够大的变化将转变私人消费反应的方向。

Sutherland(1997) 提供了另一个证实预期能引发非线性反应的模型。与Bertola和Drazen不同，他假定消费者是有限期界的。然而，像Blanchard(1990)一样，Sutherland也假设当国债比率超过给定的门限值时，消费者就会期盼财政调整的发生。如果国债比率很低，税收的上升将降低私人消费，然而当国债比率达到门限值时，税收的上升可能会提高私人消费，这主要是因为税收上升会延迟国债比率到达门限值的时间，使得财政调整更可能发生在下一代人身上。国债水平接近门限值时，财政赤字的进一步上升会引起消费的下降，因为消费者明白在其有生之年发生财政调整的可能性很高，而将来的收入损失会比今天的政府转移高得多。这样，非线性消费者行为产生了非凯恩斯作用的效果。

Feldstein(1982)和Drazen(1990)给出了政府消费对国民储蓄非线性影响的潜在原因。他假设政府支出的大幅度提高表明财政将转移到政府支出永远保持较高的区制，在这个区制内，税收也将永远保持较高的水平，从而认为政府支出小幅度的上升在将来会被扭转。因此，政府支出大幅度的提高将降低消费，但对国民储蓄没有影响。然而，政府支出的小幅上升不影响私人消费，但却会降低国民储蓄。

Bertola和Drazen(1993) 表明预期引发的非线性效应甚至能够改变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影响的方向。他们假设政府支出遵循带正漂移项的随机游走过程。为了满足预算约束，政府在有的时候不得不相机降低支出。他们采用的模型假设这些财政调整措施是由政府支出的两个临界水平g^*和g^**引发的：较低值g^*以小于1的概率p^*引发调整措施(政府支出缩减到新水平g)。政府支出超过g^*到达g^**水平时，则肯定引发财政调整。

在正常财政时期，如果政府支出水平远低于g^*，那么政府支出的上升通常会降低私人消费，因为无限期界的消费者会准确地料到政府支出今天的上升意味着将来税收的上升以及自身永久收入的下降。然而消费支出的减少额与赤字的增加额并不相等，因为经济主体明白将来某一时刻政府支出的上升必定会被扭转。因此，财政政策具有微弱的凯恩斯效果。

政府支出达到g^*时，削减到g是有可能的，但并不确定。当政府支出达到触发值时，如果政府支出并未削减，则消费就会离散地下降，因为消费者将调整其对永久收入的预期，这将引起非线性效应的出现。另一个非线性效应出现在第二个触发值处，例如当政府支出接近g^**时，经济主体相信财政调整不久就要发生，并预期将来税收将下降从而提高其消费。在这一点发生财政调整时，消费水平已经很高，因此政府支出大量削减而消费不变，从而在消费行为中再次出现非线性现象。

Perotti(1999)假设消费者并非同质：一些人是理性和有远见的，而另一些人是受流动性约束或目光短浅(myopic)，而后者的消费函数完全是凯恩斯式的。当理性、非受限制的消费者对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因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未预料到的变化而改变时，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果就会出现。注意，拥有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消费者对当前收入具有不变的消费倾向，他们所占比例越大，就越不可能出现非凯恩斯效果。

以上模型更多地强调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出现的需求方面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强调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方面，即财政变量变化可能引起供给冲击，从而引起产出变化。一般来讲，赤字降低所引起的冲击方向依赖于赤字降低的方式，赤字降低可以通过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的方式实现。特别地，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可以分成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以及扭曲性税收和非扭曲性税收(Kneller, et al,1999;Gemmell,2000)，其中，生产性支出和非扭曲性税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而非生产性支出和扭曲性税收则会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工资支出，可降低经济中的工资压力，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经济越开放，工资路径越重要。工资降低也会增加企业的盈利，从而提高其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同理，增加扭曲性税收，如劳动税，使得工人工资升高，会降低私人投资的利润率，从而减少投资活动。

Alesina et al(2002)认为，财政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利率途径影响投资决策，还可以通过劳动市场影响投资决策。他们假设公司的投资决策是以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最大为基础的，而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劳动比率的函数，公共部门工资、劳动者福利或劳动税的永久上升会使劳动成本上升压力加大，降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投资需求也下降。

Giudice et al.(2003)指出，各文献表明，与供给方面引起非线性效应的因素相比，需求方面引起的非线性效应的因素相对较多。需求方面的影响主要是那些影响经济主体对未来政策变化的预期的因素，比如初始财政条件(国债水平、政府支出水平)或财政调整的幅度；而供给方面的影响却完全依赖于财政政策变化的结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各理论研究成果不是相互排斥、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同理论的结合能够为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提供更完美的解释。

3.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各学者纷纷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求证非线性效应的存在及发生的影响因素等，现对核心文献进行梳理如下。

(1)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在经验研究方面，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文献如下：Giavazzi和Pagano(1990)研究了丹麦1983—1986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的财政调整后发现，在这两个时期，结构赤字分别下降了9.5%和7.2%，而私人消费却分别上升了17.7%和14.5%，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效应出现了非线性，由此拉开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经验分析的序幕。Giavazzi和Pagano(1995)通过分析19个OECD国家的数据发现，如果财政紧缩和扩张的幅度很大且持久，则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就会产生非线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来自于政府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化。同时，他们指出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至少是部分地通过影响私人部门对未来劳动和资本收入的预期实现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实际利率和资产价值的变化实现的。Giavazzi和Pagano(1996)估计了OECD国家的反应函数以寻求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存在的证据。其结果表明，基本结构预算余额占潜在GDP比率累计变化在5%以下时，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正相关；当上述指标累计变化在5%以上时，两者负相关。Alesina和Ardagna(1998)以OECD国家1960—1994年数据为样本，利用Probit模型检验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后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确实存在非线性效应，而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和结构是影响这一效应的因素。van Aarle和Garretsen(2002) 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14个欧盟国家1990—1998年财政调整与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财政调整的非线性效应存在的证据有限，主要局限于政府消费方面，而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没有发现非线性效应存在的证据。类似文献还有Cour等(1996)、Perotti(1999)。

(2)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的研究。这一领域的实证文献主要集中在检验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存在性以及解释非线性效应出现的原因和条件等方面。综合来看，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有：Giavazzi和Pagano(1990)分析了丹麦1982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财政政策的效果，发现财政政策出现了非凯恩斯效果，即丹麦、爱尔兰等国家为控制预算赤字而实施的减少支出的措施在短期内产生了经济扩张效应，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失业率也有所下降。从此以后，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McDermott和Westcott(1996)、IMF(1996)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了20个OECD国家1970—1995年财政调整的效果，发现成功的财政调整能促进经济增长，不成功的财政调整对经济增长存在负作用，而财政调整的成功与否依赖于调整的幅度(幅度越大越成功)和调整的结构，成功的财政调整主要是通过削减支出实现的。Alesina和Perotti(1997)认为，以削减政府支出为主要方式的财政紧缩比以增加税收为主要方式的财政紧缩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特别地，他们发现如果财政紧缩是依赖于削减转移支付和公务员补助来实现，则非线性效应更可能会发生。另外，他们还强调削减政府就业会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下的压力，从而会增加利润，增强国际竞争力，刺激国内投资和净出口。Alesina,Perotti和Tavares(1998)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了19个OECD国家1960—1995年的情况后发现，成功的财政调整可能引起经济扩张，调整的结构在识别扩张阶段方面比调整幅度更重要，而且劳动力市场结构似乎也起作用。Perotti(1999)证明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存在，并认为高的或不断增长的国债是触发因素，即低水平的国债和赤字可能使得政府支出具有正面影响，而高水平的国债将导致负面影响。类似研究还有：Bhattacharya(1999)，Adam和Bevan(2001),Pattillo et al.(2002)，Guidice, Turrini和In't veld(2003)，Andrzej Rzonca和Piotr Cizkowicz(2005)等。

4.简短评述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关于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没有形成一致结论。理论研究成果的不同主要在于对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存在有不同解释，涉及需求方面的原因和供给方面的原因。需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预期的作用，而供给方面的影响则依赖于财政政策变化的结构。实证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检验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方面存在不一致；第二，在引发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因素方面存在不一致，包括初始财政条件(国债水平、赤字水平)、财政调整幅度等。出现这些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方法的差异。首先在定义和划分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方面存在外生方法和内生方法的区别，而且在外生定义和划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方面，所选指标和时期长度也存在差别；其次，在检验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也存在很大区别，如多元回归、面板数据、离散选择模型、VAR等。二是样本及样本区间的差异。可见，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现有的研究框架和结论并不能提供关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的非常一致的标准，而且许多研究在方法或假设上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要求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研究更是如此。

二、非线性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文献综述^注10

1.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

大量经济理论表明，货币政策可能具有非对称效应^注11(Bruinshoofd和Candelon，2005)。非对称性成为许多著名经济模型(包括标准的凯恩斯模型、流动性陷阱理论、信贷约束模型和菜单成本模型)的特点之一(Morgan，1993)。非对称价格调整(Cover，1992；Morgan，1993；Weise，1999和Florio，2004)、非对称实际黏性(Abel和Eberly，1994)、非对称工资指数化(Kandil，1995)、中央银行使用的货币政策规则设计中的非对称性(Bec et al.，2002)以及私人部门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信心变化(Florio，2004)都可能是非对称效应的主要来源。

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经验证据比较复杂。早期文献大多关注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或通货膨胀的非对称效应。Cover(1992)较早地发现货币供给的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具有非对称性，负向冲击比正向冲击对产出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Morgan(1993)、Kandil(1995)和Karras(1996)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而且，Thoma(1994)和Garcia和Schaller(2002)都发现，与经济低增长的情形相比，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的效应更加强烈。赵进文和闵捷(2005)采用LST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刘金全和郑挺国(2006)应用Markov模型发现，我国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陈建斌(2006)应用两步法发现，我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产出没有影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影响产出；同时货币政策不存在经济周期上的非对称效应。曹永琴和李泽祥(2007)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货币政策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较之于经济扩张时期，经济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力度较小的货币政策相对力度较大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曹小衡等(2008)研究发现，我国货币供给冲击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产出的负向冲击效应稍大于正向冲击效应，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正向货币冲击效应远大于负向货币冲击效应；对价格而言，通货膨胀期和通货紧缩期的正向货币冲击的效应都较负向冲击的效应明显。

然而，使用货币总量衡量货币政策冲击会产生一个识别问题：货币增长的变化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货币需求的变化而非货币供给的变化，本研究感兴趣的是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而非相反情形。这个识别问题以及货币需求在某些时期的结构不稳定性启发了许多学者利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立场的指标变量。Morgan(1993)利用1963年至1992年的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利率冲击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非对称效应：紧缩政策比扩张政策具有更大的产出效应。Garica和Schaller(2002)利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发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冲击在衰退时期比扩张时期具有更大的效应；这一结论与Kaufmann(2002)利用澳大利亚数据的研究结果类似。

Stiglitz和Greenwald(2003)认为，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信贷需求，而且还会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尤其是当存在信贷配给时，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就相当重要。Kashyap等(1993)利用美国数据发现了支持银行贷款渠道的经验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将我国银行信贷增长率与货币供给量增长率进行对比后发现，在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相关性方面，银行信贷优于货币供给量，因此主张以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关于信贷冲击的非对称效应，戴金平等(2008)通过对在单一约束的商业银行利润函数中植入监管当局惩罚函数的静态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监管当局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行为不仅有效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风险意识，而且强化了“逆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这一结论得到了实证支持。

2. 非线性货币政策研究

近年来货币政策规则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著名的泰勒规则等。大多数文献通过围绕货币经济模型的稳定状态进行线性近似获得了以各种政策工具(例如货币量、利率等)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而应用线性计量模型(如线性VAR方法)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Christiano等(1999)全面讨论了用VAR方法估计线性货币政策方程的政策效果。然而，正如Bagliano和Favero(1998)指出的，一个强加的线性VAR结构并不能使我们更一般地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拒绝线性货币政策假设而支持非线性货币政策，那么利用非线性货币政策才能准确地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近年来，许多理论文献对非线性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Cukierman(1999)认为，与那些导致经济扩张的失败的货币政策相比，政策制定者更加害怕那些导致经济衰退的失败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当局在经济好转时可能对通货膨胀更加关注，而在经济低迷时可能赋予产出稳定一个相对大的权重，从而执行一种非线性货币政策。例如，Kim et al.(2005)发现，存在强烈的证据支持美联储在1960年至1979年期间实行的是一个以利率为工具变量的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提出了一个包含货币因素的利率规则，应用多元门限非线性回归方法发现，该利率规则所描述的我国货币政策也具有非线性特征。此外，非线性货币政策还包括那些为反映中央银行对于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偏好或那些依赖于经济周期状态的偏好，而对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相对于其目标变量的偏离的权重设定大小不同的值的做法(Bec et al., 2002)。对于VAR模型中的Phillips曲线方程，Dolado et al.(2005)认为假定通货膨胀是产出缺口的凸函数比较合理，这就意味着一条非线性Phillips曲线。林秀梅和王磊(2007)对我国1978年至2004的数据考察后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综合来看，这些文献提供的证据意味着对非线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例如，Weise(1999)根据非对称价格刚性理论推测VAR模型所描述的货币政策的政策参数可能是某状态变量的函数，实证结果也恰好支持门限非线性VAR模型，即支持非线性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非线性方面的文献还有：D. H.Kim(2002)以美联储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结果表明1979年前美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即效果不对称，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一特征则不够明显。Bruinshoofd和Candelon(2004)使用STR模型和LM统计量检验了欧洲几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效力，发现仅有丹麦和英国的货币政策被判断为非线性。类似研究还有Sensier,Osborn和Ocal(2002)，Chung-HuaShen(2000)，Weise(1995)等。

3.简短评述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在货币政策效应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方面都未形成一致观点，国外研究成果不能为我国政策实践提供直接指导或参考。国内该方面研究文献较少，且已有研究存在较大可供改进的空间，主要在于：(1)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汇率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对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开放经济中，一国经济可能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经济扰动的影响，同时汇率波动在联结货币政策和产出与通货膨胀波动的传导过程中有重要作用。自从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与国外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汇率波动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王胜和邹恒甫(2006)通过对融入垄断竞争和名义刚性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后得到了类似泰勒规则的最优利率政策，最优利率的设定不仅受国内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影响，而且还和国外产出波动状况高度相关。这一结论得到了我国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持。这说明，汇率波动在联结货币政策扰动和产出与通货膨胀波动的传导过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在更富弹性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的上下变动会加大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李浩等(2007)对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两种情形下的RBC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开放经济模型比封闭经济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卢万青和陈建梁(2007)的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但汇率的大幅波动则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开放条件对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至关重要。(2)在研究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之前应首先研究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在货币政策呈现非线性的前提下，利用线性框架来研究非对称效应是不准确的。本研究将在考虑以上两点的基础上，考察货币政策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效应。^注12

一般而言，政府实际预算余额既反映了经济受到的短期影响，也反映了经济受到的长期影响(Robert Hagamann，1999)。前者主要是指因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而引起的支出和收入的周期性波动，属于财政自动稳定器范畴(antomatic stabilizers)，反映了政府控制之外因素的影响。自动稳定器功能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自动变化。对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衡量需借助于周期性预算余额，属于实际预算余额的周期性成分。相比而言，长期影响主要源于政府相机抉择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即政府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相机采取财政措施，以消除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是政府利用国家财力有意识地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根据国外研究成果，采用财政预算盈余或赤字来刻画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忽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影响。因此，采用实际预算余额的结构性成分(Patrice Muller和Robert, 1984)，即结构性预算余额来对之加以刻画才真正能够反映一国财政态势(fiscal stance)。本章将利用结构预算余额指标来刻画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进而考察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和非对称效应，这对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效率效果、评价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