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危机

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个美国人，也就是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中将，来统率国民政府所有的武装力量。这个提议是前所未有的：此前还从来没有哪个美国人去直接指挥盟国的国内武装力量。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表现不凡，但同时又争强好斗并引起很多争议，在蒋介石眼里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蒋介石在这之前就曾经要求美国将他召回。

然而，中国的情况被认为已经“非常危急”，因此需要“非常手段”才能解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保持它的剩余战斗力并阻止日本在中国大陆巩固其占领地，这些目标对美国的战略以及战后政策均至为重要。“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同时美国在那个地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他又说他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想法”，但是“我现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人有他那样的能力、力量和决心去对抗正在威胁中国的灾难”。

这场危机是由日本对其当时尚未占领的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引起的。这场在4月展开的进攻势如破竹，直逼虚弱且不断退缩的中方防线。“自由中国”面临被扼杀的威胁，而美国空军基地所在的地区也可能被侵占。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由于美国穿过太平洋向西发起进攻，日本在那里处于防守之势，同时由于从中国南部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的打击，日本的海上供给线遭到了致命的削弱。日本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是想清除掉美军的机场，以确保从东北到东南亚的陆上通道能够贯通起来，如此即使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被孤立的中国也无法与之联系。

日本的这些企图很有可能得逞，因为它迅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中方则缺乏协同防御。那样的话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还会拖多长时间。日本可以在把它的交通线连接起来后，清除掉美国能发起进攻的基地，并进一步巩固它对中国的占领，这样，即使日本失去了本土岛屿，它仍然可以将其政府撤到中国大陆。

然而中国的前景可能比这更加黯淡。如果中国崩溃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全部目标就可能全部落空。美国的目标是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能够保持强大和稳定，从而可以取代日本成为强国并维持远东和平。中国已经经历了七年抗战，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长，抗战早已使它虚弱不堪。它饱受打击和封锁，敌人的占领使它经济凋敝，它的政府疲惫不堪，贪污腐败。国民政府的战争努力由于国内共产党的压力而受到很大牵制。自1937年达成停战协议之前的十年里蒋介石一直想消灭共产党，但是没能成功。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垮掉了，那么中国将陷入内乱和分裂。日本发动的新攻势使国民政府的地盘不断减少和分裂，即便国民政府在那里得以生存下去，来自其内部的失败和消极情绪也会加强。最后，在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这个饱受蹂躏的中国是不是还有能力接受日本投降，并维持自己的完整呢？如果它不能，那么谁是未来维护亚洲稳定的基石呢？

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政策，而且，如果最终事与愿违的话，巨大的战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从一开始罗斯福的政策就基于一个希望，那就是强大的中国将成为战后和平的四个支撑点之一，正是这样的希望让美国在战争中始终努力支持中国。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军事战略。这个战略的意图就是，在中国大陆参与战斗的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需要借用中国领土用作空军作战基地，而将来要用作陆战基地；尤为重要的是，需要中国继续抗日，从而把100万日军牵制在中国大陆上，否则的话，这些日军部队就会被腾出来，用于对付那些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一个岛屿艰难推进的美军。重庆政府代表了远东最后一个自由国家，它无论是崩溃、投降还是跟敌人合作，都会促使亚洲其他国家与日本妥协，这是罗斯福最为担心的。基于这些考虑，长期以来美国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千方百计地给中国提供物资，为它鼓劲，想把它动员起来，此外，还想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后门。这些也就是史迪威将军自珍珠港事件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长江三峡以西，位于偏僻的重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制订任何阻止日军进攻的防御计划。这位委员长的才干主要是在政治而不是军事上。他在防御上主要倚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力量及其自信的司令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这位将军保证说，只要他能够从自己国家那里在供给上得到足够支持，他就能阻止甚至打败日本人。这种安排对委员长来说是正中下怀，因为有人替他去打日本，他就可以保存有限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内部敌人。他最精锐的师没有用来打日本，而是驻扎在北部靠近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前沿阵地上。其他方面的异己势力也一直困扰着他。南部地区一些地方军阀原本就跟他不和，现在看到重庆政府的种种弊端更是蠢蠢欲动，开始鼓动新一轮的分裂运动，而这种分裂一直是中国的一大祸患。

面对这种种压力，蒋既不想把他的嫡系部队用于消耗很大的对日作战，又不想让那些对他不太忠诚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培训、武器和装备，以免有朝一日他们会倒戈对付他自己。他急切想得到美国可以给他的军火、金钱和供给，但这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反正他知道其他盟友早晚会打败这个敌人的——而是为了作为总统的他认为对自己国家至为重要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生存。他被缠进了这个网里，同时这也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长期斗争埋下了伏笔。

史迪威可不想替人打仗。他一直认为，空军跟那些保卫机场的地面部队相比并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日军现在步步逼近，这让他的论点有了惊人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既定使命是让中国的地面部队能够发挥其战斗力。要好好训练、武装中国士兵，保证他们得到粮饷和医疗护理，从而使之成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他曾经对一个记者说：“如果我能够证明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战士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通过在缅甸指挥的中国两个军的出色表现，他证明了这是可能的。他计划通过美国教官和装备为中国60个师进行培训，但是这个计划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要斗争的是各种障碍和拖延，而其中很多是人为制造的。

对蒋介石来说，美国人每训练一批人就意味着他对这批人的控制削弱了。由于他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因而他无法拒绝这种训练计划，但是他可以制造种种障碍，还可以把军用物资挪作他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两个所谓的盟友都固执地不肯让步，互相看不惯，为了中国的命运你争我斗。蒋介石曾经三次亲自或者通过别人要求美国将史迪威召回，史迪威则对委员长充满蔑视，而且对此毫不掩饰。

史迪威被称为“酸醋乔”并非空穴来风。他精明强干，刚直不阿，对其他达不到这两点的人往往很快就充满厌恶，若位高权重的人如此，他就尤其憎恶。他本性里无法让自己去讨好一个他不尊重的人。如果把没有其他人协助而他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他也会欣然接受。当时他已经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驻印度中国陆军司令和缅甸中国陆军作战指挥官、名义上的中国战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中国训练与作战司令部总指挥以及《租借法案》（Lend-Lease）对华调拨物资官员——这里每个头衔都有一群助手，讲排场和大量文牍工作。因为他讨厌阿谀奉承和虚张声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偏喜欢去缅甸的丛林中跟那些蚂蟥、霉菌和凶残的敌人打交道了。

在前线的时候他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一样，而且为了使自己更舒服一些，他喜欢脱掉佩戴徽章的军服。他穿着非军用毛衣和美国大兵用的靴子，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留下来的旧硬檐军帽，往往在距离火线只有几百码（1码约0.9米）的地方和一个中国营长站在一起，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用烟嘴抽烟一边用汉语交谈。他当时61岁，身体单薄，瘦骨嶙峋，高5英尺9英寸（约1.75米），削得短短的黑发中已经有些白发，脸上布满皱纹但是神情果敢坚毅，身体看上去硬朗，但这不过是假象罢了。其实他的体质之虚弱犹如钢丝。他曾经在不同时期在中国工作，先后经历了军阀时代、国民党兴起以及中日战争。作为一名军官，他一直关注士兵的福利，不管是美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这不仅仅是做给记者看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有时这个问题甚至会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对美国公众来说，他是遭遇失败时有名的步行走出缅甸的英雄，对美国大兵来说他是“乔大叔”，在英国人看来他“难以相处”（除了那些他喜欢的人外，他通常是讨厌英国人的），而在战区杂志《中缅印战区简报》（CBI Roundup）看来，他专心致志，志在必得，并富有幽默感 ——“只有在雨季来临和遇到自命不凡的人的时候”他才失去这种幽默感。他的格言是Illegitimati non carborundum，他自己把它翻译为“别叫这些杂种把你搞垮了”。

为了让蒋介石比较容易接受对史迪威的这项任命，史迪威被晋升为四星上将，而当时的四星上将只有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将军、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以及阿诺德（Henry‘Hap’ Arnold）将军。

让一个外国人统率中国军队，这样的提议对蒋介石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易接受的。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和一个盟友对另一个国家元首和盟友说话，罗斯福的语气十分严厉，简直近乎侮辱，有最后通牒的意味。美国占了上风，但是在中国整个历史中从来不轻易顺从他人。蒋介石“原则上”接受了，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更改了一些主张，坚持要求控制《租借法案》的物资，进行了一些曲解，也做了一些妥协。由于形势所迫，中国人早就把以弱胜强变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而蒋介石的每一步无不经过精心筹划。蒋介石提出美国派一名特使来“协调我跟史迪威将军的关系”，于是华盛顿派遣了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John Hurley）将军。蒋介石不断哄他，敷衍他，华盛顿则开始不耐烦，进一步施加压力。两个月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9月12日，赫尔利在最后一次会谈后垂头丧气地回去了，报告说蒋委员长“很难打交道”，事情并无进展。临别时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既有东方人虚伪的谦卑又有些真实的怨气的话。他说：“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比我的权力还要大。”

这当然并非事实，不过蒋说出这样的话本身便显示了这个美国人的奇异命运。他早在五年前（1939年）那次离开中国时便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并且永远地离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