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你的生活，人生处处是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父母给我订阅了《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一年中有几期会附上征集购买海报的志愿。志愿页上印着罗杰.斯托巴赫（Roger Staubach）、特里.布莱德肖（Terry Bradshaw）和其他体育明星的照片。在页面中间的位置画了一道虚线（你需要在那儿裁开），虚线下需要填上你想要的海报、数量以及邮寄地址。表格下面还附上一行字：“请允许8~12周的寄送时间。”你能想象当今的人对这种信息作何反应吗？我自己可不想成为这种产品的市场营销经理。现在，如果我们想找歌曲或手机应用，用30秒的时间就可以找到阿黛尔（Adele）的最新单曲或是“愤怒的小鸟”的最新版本。

40年前，几乎2/3的孩子都是走路去上学，而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不足10%。为什么呢，这是缺乏抗压力的一种表现吗？并非如此。家长因为惧怕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倒或被绑架而不愿让孩子自己走着去上学。还有就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即使在70年代调整薪资后，我们的人均家庭收入总体也是上升的。我想说，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

所以呢？这是个进步，对不对？托德.卡什丹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Robert Biswas-Diener）在《黑暗中的曙光》中暗示我们有一种“舒适病”（Epidemic of Comfort），我非常赞成。生活在便捷之中，人们会因为一个极小的问题而感到沮丧。事事都顺随我们的意愿，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新科技声称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但这对我们真的好吗？一群朋友聚到一起，当我们聊到电影中的一个小细节时，我们是打开手机搜索还是进行讨论好？48小时内送达的快递服务让我们无法再体验到那种等待了几个星期，终于收到包裹的激动心情。当今的工程师们高度关注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他们是否考虑过这种改变对社会的影响？

我们为这份便利付出的另外一份代价就是更快的生活节奏。尽管我们一贯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和社会整体健康程度的标杆，但却不能显示人民是否安康。实际上，你可以想象，GDP越高，生活节奏越快；更快的生活节奏反过来会消耗更多的精力。当你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收入，你就会购入更大的冰箱、更大的房子、更多的电子产品和更大的车。所有的这些，当然会消耗更多的精力。除此之外，更高的GDP会降低我们的自控能力。拥有更快生活节奏的国家会有更高的冠心病死亡率、吸烟率以及更低的成功概率和存款额。

这项抗压力的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我们发现，更多的财富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更舒适的生活，但这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最终我们会失去自控力，在攀爬财富阶梯的道路上损耗自己的身体。第二，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开始超出现实。生活节奏变得更快，而我们却希望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财富、需要参加更多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就有更多的错误发生。而我们却不去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因此失望就在所难免。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弗吉尼亚北部遭遇了20年一遇的降雪，短短24小时，积雪达到3英寸。学校停课一周，人们无法上班。是的，天气十分恶劣但是电力却持续供应，没有人会饿死或者冻死。但是，我的邻居们却因为街道积雪没能被及时铲尽而暴跳如雷。雪铲尽后，他们又抱怨时间太长，铲雪人工作不到位。没有人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曾经一度没有应对特大暴雪的资源，每个人（包括铲雪人）的生活都曾不变过。

心理学家发现，我们的情绪也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进化，以适应环境并更好地繁衍后代。比如说，羞愧是我们在族群中可能会失去立足之地的信号，这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被族群疏远几乎可以与死亡画上等号，族群可以提供食物和庇护，远离危险动物和其他敌对族群的伤害。另一方面，快乐是安全的信号，安全感让我们放松警惕。但是这也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此书采访过的每一个具有抗压力的人，不是一开始的生活条件不佳就是在人生中的某个节点经历过逆境，正是这些困难激励他们努力改善生活状态。吉姆年幼经历过父母离异，除了情感上的伤害，这对吉姆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经济打击，他得为想要的一切东西买单，比如车、汽油、衣服等等。刘畅的家庭每年勉强可以负担一条裙子的开销，但是她妈妈为了节省，总是尽可能地去买最好的布给她缝制衣物而不会直接购买成衣。刘畅告诉我，穿上妈妈缝制的裙子，她觉得自己是“小区里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夏天时，妈妈会带她去吃冰激凌，每周一次，但是妈妈从来不吃。妈妈总是坐在旁边和她聊天，陪她把冰激凌吃完。很久之后，刘畅才意识到妈妈没有买两份冰激凌的钱。

珍妮弗拥有特别幸福的童年，她常回忆父亲那时是如何滔滔不绝夸赞自己的。不幸的是，珍妮弗的妈妈在她年幼时去世了，但是爸爸一直陪在她身边。大学毕业之后，珍妮弗遇到一个不错的人便结了婚。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对吗？事实上，珍妮弗第一任丈夫是个酒鬼，她的孩子患有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佩梅病（Pelizaeus-Merzbacher disease）。她孩子的身体不能分泌一种叫作髓磷脂的东西，这是覆盖和保护神经并辅助神经冲动传递的物质。患有佩梅病的人行动有障碍或是不能行走，他们可能也没有说话能力。大多数患者都是小男孩，但是珍妮弗的儿女都遗传了佩梅病。珍妮弗离开了第一任丈夫，自己将儿女抚养长大，直到几年前才再婚。

还有来自俄亥俄州马西隆市的玛丽莲.弗雷泽（Marilyn Frazier），她也是一个单身母亲，在离婚后抚养三个孩子。在离婚手续敲定之后，她在马西隆市政厅从事秘书工作。玛丽莲要求她的孩子们考取高分，并告诉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感。最终，她三个孩子都进入了一流大学，其中两个还继续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在孩子读大学期间，玛丽莲负担轻了一些，她便重回大学读书并获得了社会学学士学位。最近，她以马西隆市房管局主管的身份退休。

当然，我并不是建议你创造出逆境来提高抗压的能力。我希望你重构生活抛给你的一切，在重构中寻找成长和获得成就的机会。珍妮弗、吉姆、刘畅、玛丽莲和格温并不是因为逆境本身，而是因为处理逆境的方式而变得更加强大。

《你的生命之旅》（The Ride of Your Life）的作者冉.吉尔卡（Ran Zilca）决定买辆摩托车，并驾车穿越美国。沿途他采访了一群自我修行的启蒙大师和心理学家，问及他们关于幸福感和人生意义的观点。冉做好了抵御恶劣的天气、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以及迷路的准备。尽管如此，旅途还是十分艰难。下雨会让骑行变得特别危险，想念家人是旅行中最糟糕的部分。他错过了儿子的生日，在妻子遇到商业困境时不能施以援手。但是最终，他懂得骑行是特别重要的旅程，他（和他的家人）受益于他在骑行途中学到的东西。实际上，正是由于困难，这个旅途才比他预计的更加有意义。

我问珍妮弗是什么真正考验着她的抗压力。她停顿了一会儿说，自己在处理“大问题”时可以得心应手，却在处理“棘手的简单问题”时精神崩溃、大发脾气或生闷气。她无数次将儿子扶回轮椅上，但是每一次对她来说都异常艰难。正是在这种时候，她会停下来问自己：“你在开玩笑吗？继续向前游啊……继续向前游……”

另外一个耗尽我们抗压力的想法是保持平衡。企业开始实行一些措施来帮助雇员保持“工作—生活的平衡”，比如在家办公、灵活分配办公时间以及发健身房会员卡。问题是现在的雇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害怕丢掉工作，他们在不断裁员的企业里一个人做着两到三个人的工作，是挤不出时间去健身房的；在家办公仅仅省去了每天通勤的时间，工作时间反而延长了。

一个知名组织避免使用“工作—生活平衡”概念，员工们谈论的是工作—生活灵活度。该组织鼓励员工可以通过合理安排，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能完成家庭的责任，腾出时间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工作之余也能营造有意义的生活状态。这项举措实行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常常遇到质疑，但是该组织中身居高位的管理人员可以使其正常运行。我认识的一位高层说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滑雪的周末，因为他差不多是在滑雪缆车上接听会议电话的。另外一位高层在管理百万生意的同时训练三个棒球协会的队伍，这要求他与员工及家人进行大量的计划和合作，但是他觉得物有所值。

去问玛丽莲.弗雷泽吧。在玛丽莲教导孩子教育的重要性时，她意识到为了给自己未来的经济提供保障，她也应该取得一个学士学位。一整年的时间里，她一边做着全职工作，一边在当地的大学上课，同时还要独自一人料理家务。她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难事，因为她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她深刻懂得并且会优先考虑实现自己最梦寐以求的价值，对她来说，帮助孩子们获得成功是她的头等大事。

安-玛丽.斯劳特（Ann-Marie Slaughter）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的大学教授，从2009-2011年，她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她是第一个任此职位的女性，在做了两年“理想的工作”之后，她却辞职了。因为她没法儿找到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平衡，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更加灵活，她能有更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斯劳特最近著有一本书叫《未尽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她尝试着呼吁社会投入更多资金来完善日托服务，这样更多的女性可以进入职场，同时她们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应有的照顾。但是当聊到斯劳特时，我们总是忘记提及的是她的勇气，她可以做出如此艰难之抉择，离开自己理想的工作。总而言之，她明白什么是对自己（家庭）最重要的，并且从不后悔。

除了“舒适病”，科技还让我们保持“总是在线”的状态，并推送给我们根本处理不完的信息。而另一个让我们忙碌的因素是选择。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机会，机会太多，让人不知如何选择。据《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一书作者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说，选择本身让我们难以做出选择，这事实上蚕食了我们的抗压力。

施瓦兹认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在做出重要的选择时不免落入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利益最大化者，这类人会不遗余力地做出客观上最好的选择。举例来说，用最低的价格购买自己想要的产品。第二类是满足主义者，这类人可以快速做出决定，因为他们会为决定设置参数，这让选择变得容易多了。请记住，我们始终是同时具备利益最大化者和满足主义者的双重特征的。但是一旦碰到关键性的选择时，我们会倒向一方。

有一个例子可以轻松解释如何区分这两类人：我们假设两个人一起买车。利益最大化者可能会在几个购车网站创建账号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它的打折方案，他还会到车行试驾两小时。满足主义者可能仅仅会向最近的三个车行咨询优惠信息，最终选择出价最低的车行购车。根据平均数据，施瓦兹发现利益最大化者通常能获得客观上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低的满意度。事实证明，利益最大化者在买好车后还会继续琢磨：自己如果能再联系一家车行是不是能再省下100块呢。他还可能怀疑售后服务、寄送选择和其他一切可以获得甜头的项目。满足主义者取车后会评价车的手感和新车的味道，并且对这场交易十分满意。他不会人云亦云，他设定自己的标准，当产品达到他的标准时，他就会立即决定购入，不再踟蹰。

我们的满足主义者不仅仅为买了新车而开心，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都更加幸福。为什么选择倾向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如此大的影响？我的理论是，这种选择倾向会渗透到忙碌纷扰的生活中去。我们的生活被待办事项和日程计划挤满。将利益最大化会占用本该属于家庭、运动、朋友，甚至事业的时间，这些东西往往能带给我们更多价值。反复思考如何做出“完美的”选择也会给我们带来精神的负担，给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布丽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研究了为什么职业女性就算在丈夫主动做晚饭的情况下还是觉得身心俱疲，原因在于她们好心的丈夫们的一个问题：“我们该吃些什么呢？”原来做饭本身并不困难，但是当你需要想出每个人都喜爱的菜单、思考是否买对配料、计算烹调时间和评估健康标准时，这才加重了她们的负担和焦虑。这种做决定前的迟疑不决让人觉得压力倍增。

利益最大化带来的另一个压力是社会比较。理论表明，不断将自己与周围人进行对比的人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当我们通过比较来衡量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时，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失败的位置。在一个承载了70多亿人口的星球上，总会有人在运动、智商和外貌上胜过你。对于那些总是进行社会比较的人，他们会因为买不起邻居刚刚买的新车而自怨自艾；会躺在朋友的沙滩别墅中却不能享受，因为他们想要买一栋同样的房子。

巴里.施瓦兹在2006年写就《选择的悖论》。在那之后，我们见证了智能手机的问世和大量推广，这给我们的指尖带来了几乎无限的选择。花一秒的时间想象你许下一个新年愿望，希望自己做事情可以变得更加有条理性，摆脱忘事的习惯，想要在来年和以后的时间里做事更富有成效。所以，你打开了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了一个“待办事项”应用，可屏幕上出现上百个选择，但是只有寥寥几种方法可以区别这些应用的好坏。或者说，你可能想要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所以你点开亚马逊的网站输入“管理”，然后得到超过五十万条结果进行选择。祝你好运……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谈到五条技能，你可以在这个不断被信息轰炸的世界中使用这些技能来应对焦虑并获得成长。这并不是保持抗压力的五个秘诀，而仅仅是我觉得可以给你带来大量积极影响的五个领域。这个理论是从过去40年的研究和我个人的专业经验中得来的。下一章会教你如何对变化有所准备，以及如何稳健地走好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