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亭》是屠格涅夫社会小说的第一部,是继后诸部的艺术的导言,因为这是述及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之前的时期。这时期会迅速地被遗忘,假如没有他的小说,我们很难明了它的真相,这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未来的成长的萌蘖。

这是黑暗的时代。尼古拉一世残暴的专恣,像石棺的盖似的把凡是和他的狭仄的观念不相容的每一字句、每一思想压碎。但这还不算顶坏。最坏的是进步的俄罗斯只是被少数人代表着,他们超越他们的时代环境是如此的远,使他们觉得生活在自己的国内比起在外国人的中间更为寂寞、无助,和生活的实际不相接触。

但是人们总得要替他们的精神能力找到出路。这些人,不能和他们的周围的人们同流合污,于是便替自己创造了人为的生命、人为的企图和事业。

他们所处的孤独之境不期而然地把他们促紧拢来。这种类似介乎非正式的团体和辩论会之间的“集团”,便成了能使这些渴望的心或思想得到满足的一种形式。这些人们相遇、交谈,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书中的一节说到一个角色列兹尧夫告诉他所爱的女人关于他自己和罗亭也是其中的一员的小“集团”,是含义最深的历史上的事实。这是指青年学生们的“集团”。但是可做更广泛的应用。这时期中所有的著名人物——斯丹克维奇,书中采作动人的诗人气派的波罗斯奇的模特儿,还有亚历克山大·赫尔岑和大批评家白林斯基——都有他们的“集团”,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小小的“私人礼拜堂”。这些热心人聚集其中,礼赞“真理、艺术、道德之神”。

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充满了崇高的企图和学识,他们的没有自私的对真理的探索当然是一种高贵的企求。他们有权利瞧不起辗转在鄙俗和自私的物质主义的泥途中的他们的邻人。但是生活在精神的温暖的梦中,生活在哲学的思考和抽象的理想中,这些人在实际生活的参与中便完全不适宜了,徒耽溺于理想和他们本国的生活是毫不相关的,只是离得更疏远了。滔滔不绝的说话的川流令他们自发的感情的自然的渊源流涸了,这些人们专凭不住地分析他们自己的感情,却反而变成无情的了。

德密特里·罗亭是这世代中的典型人物,是时代的英雄,又是它的牺牲者——说话是一个巨人,做事是一个矮汉。他和年轻的提摩斯西尼斯提摩斯西尼斯(Demosthen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希腊雄辩家、爱国者。——译者一样的雄辩,一个所向披靡的舌战者,他出现的时候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搬到他的前面来了。但是当他加入艰苦的行动的试验中时,他是丢尽面子地失败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骗子。他的热情是有传染性的,因为这是真挚的;他的雄辩是令人悦服的,因为忠于理想是他全神贯注的热好。他可以为了理想而死,并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肯为了世俗的利益有毫发之间离开他的正道,或者是怕什么辛苦。只是他的热情完全是从他的头脑里涌发出来的,心、人类的爱和怜悯的深刻的感情的力,在他的里面瞑睡着。人类,他将流尽他最后的一滴血为它效劳的,于他只是一些异邦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当他在国外做学生或游历的时候,在旅馆或避暑浴场中遇见的或在书本中读到的异邦人而已。

一个人对于这种抽象的异国的人类,是不会感到真正的热爱的。纵然在表面上是火热,罗亭在心底里是和冰一样的冷。他的热情好像北极圈里的极光,只会发光而没有温热,是普惠万方的太阳的可怜的替代物。但是假如极地的长夜连这可怜的替代物也被褫夺,这块上帝所遗弃的地面将成为怎样呢?罗亭以及和他同一类型的人们——换一句话说,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人们——固然有他们的弱点,但是替他们的国家也尽了英勇的劳绩。他们在这国家中谆谆不倦地宣扬了理想的宗教,他们携来了种子,只是播在他们祖国的温暖的犁沟里面,方能长出将来丰秀的稼禾来。

这些人的缺点和无力是因为他们和本国没有枝叶的蒂连,在俄国的土地没有生根。他们简直不大了解俄国人,俄国人对他们只是历史上的抽象的东西。他们真的是大同主义者,求进于更善美的可怜的过渡的东西,屠格涅夫把他的英雄铺排得死在法国的街头防堵上,是和忠实于艺术一样地也忠实于生活的。

继后三个世代的过程中这国家内部的完成把这缺点弥补了。但是有否完全弥补了呢?不,不幸,差得很远。依然有几千道的障碍使俄国人不得替他们的同胞做有益的事,和他们融谐无间。心肠最热的人的精神的能力——至少是一部分的——逼得要走上屠格涅夫小说中所描写的人造的道路。

于是罗亭的典型便永久存在,它将不仅获得一种历史的意义了。

果戈理论及他的一篇伟大的喜剧指果戈理著名喜剧《巡按使》。——译者中的主角赫里斯得珂夫的性格时,他曾宣称这种典型是几近乎普通的。“每一个俄罗斯人,”他说,“是有点赫里斯得珂夫在他身上的。”这句并非过谀的话,由于对果戈理的伟大的权威的尊敬,已被虚心地承认了,而自从那时起屡被复述引证着,虽则表面上微似不近理。赫里斯得珂夫是一种穿着俄国服装的鞑靼人,而朴实和淳厚是举凡俄国人在性格上、态度上、艺术上、文学上的基本性质。但是老老实实地可以说一句,我们的时代中每一个有教育的俄国人都有点德密特里·罗亭的气质在他身上的。

这个人物无疑是屠格涅夫的艺术陈列馆中最佳美的作品之一,同时是他的艺术笔法最辉煌美丽的一个范型。

屠格涅夫并不给我们一笔勾出从整块的石头上雕凿出来的人像——好似托尔斯泰在书页上移到我们的面前来的那样。他的艺术,与其说是一个雕刻家,毋宁说是一个画家,或是音乐作曲家。他有更丰富的色彩、更深的透视、更复杂的光和影——一个比较完全的灵动的人的肖像。托尔斯泰的人物,是这样栩栩如生地具体地挺立着,令我们觉得在街路上可以认识他们;屠格涅夫的则好像那些把密情和私信向人披露,揭开他们精神生活的秘密来的人们。

每一穿插几乎每一行句,展出新的奥邃的天地,在他的人物上投下新的未能预期的光。

这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异常复杂的和难描的性格,最能表明这精细的心理的多方面。德密特里·罗亭是建筑在矛盾上面的,但是没有一个瞬刻他好像不是完全真实的、生动的、具体的。

几乎不亚于前者,可注意的是女主人公娜泰雅的性格,娴静的、简朴无华的、实事求是的女孩子,在心底里是热情的、有英雄气质的。她只是一个孩子,还没有长成,对于一切生命的影像都很新鲜。假如用追根究底、分析的方法来描绘她,便会把这美丽的创作毁了。屠格涅夫只用数行洗练之笔,综合地描写一下,便能把她的灵魂的秘密显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假如她在别的环境里面她是什么人,并且会变成怎样的人。

这位角色我们不能在此加以充分详细的叙述。屠格涅夫,像乔治·美列提士乔治·美列提士(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译者一样,描写女人是一个能手,娜泰雅是近代俄国史中一桩极惊人的事实在当时的俄国,具有极坚强的性格的革命女性如薇娜·沙苏利奇、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的出现,是“近代俄国史中一桩极惊人的事实”。——译者的诗意的显现的第一人,具有较当时男子更男性的坚强的思想。在屠格涅夫的前三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强有力的、热恳的、激烈的女子,站在软弱的、犹疑不决的、虽则智能很高的男子的旁边,领导着行动,而她们自己在思想的领域里却只是谦逊的男子们的学生。直到后来,在《父与子》里,屠格涅夫在巴柴洛夫身上给我们一个异常男性化的男子。这种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六零年间俄国智识界生活情形的饶有趣味的特殊情形,我想在分析屠格涅夫另一部小说的时候更详尽地来说,在那本书里这对照更鲜明。

这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我不想说什么:列兹尧夫、毕加梭夫、拉苏斯基夫人、柏达列夫斯基,这些都是那称作小型描写的最佳的例子。

至于就这小说的整体而言,我在此地只提出一个值得注意之点,并不想占先读者的印象。

在他严守着实际、真实和自然的意义上看来,屠格涅夫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但是在生活的纤毫毕肖的忠实的描写里面,他从不容令人生厌及晦涩难解,一如这学派的最出色的代表作家意为不可少的。他的描写从来不会有过量的细枝小节。他的动作是迅速的,事情的发生从来不会在一百页之前预揣得到,他把读者放在恒常的紧张里面。在我看来,他这样的写法比英、法、美各国最有禀赋的正派的写实主义者表现得更好。生活不是乏味的,生活充满着不可知的预期,充满着紧张。一位小说家,无论是怎样写实的、论理的,假如他不想只为了表示忠实而牺牲艺术的灵魂,他在小说中不得不要有这些东西。

《罗亭》的结构是异常简单的,一个英国的小说读者会说这简直没有结构。屠格涅夫蔑视这种耸人听闻的小说家的花样。但是对一位俄国读者,他们很容易把雨果或仲马的小说在未读完之前放下来,较之于《罗亭》或屠格涅夫的任何部巨大的小说,浪漫派的小说家以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离奇的境况得来的快感,屠格涅夫以活泼的异常集中的动作,尤其是以小说家最简单、最宝贵的禀赋——对于他的读者的情绪和同情的擒纵——得之。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被喻作一个音乐家,不借思想的媒介,使听众的灵魂和神经激动。或者,更切近一点,他可以被比作一个融合了文字的力量与谐和的魔力的诗人。人们不是在读他们的小说,而是生活在它们中间。

这种美妙的异禀大部分有赖于屠格涅夫对于我们的丰富的婉转的音乐般的文字的一切资源的运用自如。只有诗人莱蒙托夫写得和屠格涅夫一样美丽的散文。在转译的时候很多的美丽是无可避免地丧失了。但是我很荣幸地说,目前的译本是我所未曾读到过的、和原作的优美和诗的风格最相近似的。

一八九四年斯特普尼亚克序于贝特福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