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3]
地方出版社的方针，过去局限在“三化”，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上。出书强调八个字：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内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其结果，二十多年，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好的文艺书、科技书源源外流，我们连一本中长篇小说都没有出过，根本谈不上团结本省作者。本版书在书店占的比例很小，书店搞本版图书的同志感到很窝囊，不想干。读者的意见更大，说我们“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长篇小说《春潮急》的作者是四川人，但书是在上海出的，许多人为此批评我们。出版社在省内没有应有的地位，与上述情况分不开，因为你没有出什么有价值、引人注意的书嘛。
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书荒”问题。特别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群众要求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的时候，对书籍的要求更加迫切。四川这么大，一亿人，全国哪一个出版社都包不了。全国分给我们的书有限，很多书拿不到门市部。当我们看见群众通宵排队买书，或进书店买不到需要的书的时候，作为出版工作者，心里的确感到难过、内疚。
认识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突破“三化”这个束缚的，而是形势发展、读者和作者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例如：1977年我们得到《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但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地方能不能出呢？我们反复研究，群众对总理是这样的热爱，总理的诗是这样的珍贵，下决心出版，出版后果然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接着又出版了《罗瑞卿诗选》，全国发行五十多万册。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老作家焕发革命青春，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文章。有人建议我们出版老作家的近作。出不出？开初只出版了郭老、巴金的，因为他们是四川人，同我们挨边。茅盾、周立波、严文井等不是四川人，出不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出。全国科技大会以后，不少专家把自己的著作拿出来，如著名老中医李斯炽的医案、陈达夫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我们能因为固守“三化”，而不出这些专著吗？当然不能。这样，就突破了“三化”这个框框，情况大有变化：不仅把本省作家团结住了，省外也有不少作者来稿。两年来，我们还出版了曹禺、陈白尘、艾芜、何其芳、叶君健、唐弢、臧克家、王朝闻、马识途、柯岩、金近、包蕾、叶永烈等同志的书。真是路子宽了，书也多了。目前，本版书在省内书店比例增大，书店搞本版图书的同志也高兴了；有些县店过去看不起本版书，订货少，现在感到吃了亏。听说文代会期间，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看到有二十一种川版文艺书。两年来，国际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订川版图书共一百零六种。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省委宣传部对出版社曾多次鼓励。出版社的同志很受鼓舞，许多同志表示要热爱出版事业，甘为他人做嫁裳，认真干十几年，为四川留一两百本“保留节目”。据我们所知，全国还有不少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搞得很好，很活跃。如果把全国所有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开展竞赛，对繁荣全国的出版事业会大有好处。
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发生一些问题呢？
会不会忽视地方的特点？地方出版社当然要有地方特点。有特点，有个性，不一般化，才会受读者欢迎。例如，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选读过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出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不仅省内欢迎，省外也销了不少。四川的中医、口腔科全国有名，我们出版的有关中医和口腔的书很受欢迎，香港订数不少，马来西亚的华侨还来信要求函授。川戏剧本文学性强，富有幽默感，在本省有群众基础，在外省也受欢迎，甚至日本东京的书店也来购买。至于本省作家的创作或选集、革命回忆录、旅游图书（从峨眉山到三峡），以及科学家的专著、画家的画集等，我们都要出版。
会不会忽视面向农村和青少年读者？地方出版社应该把面向农村的读物出好，并多出教育青少年的书。几年来，我们有了“农业科技”丛书、“农业机械”丛书、公社生产队会计教材。每年下乡的历书、年画和春联，数量都是很大的。最近出了农民识字课本，还准备出社员家庭副业小丛书。我们根据本省青少年的需要，出版了不少青少年读物。如“数理化自学”丛书、《中学英语常用词例解》《鲁迅作品教学问答》等，发行十几万、几十万册。至于中、小学教科书，我们是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
会不会忽视抓本省作者和培养新生力量？我们今年出版的近三百种图书，绝大多数是本省作者。工人、农民、解放军中冒尖的业余作者，我们都分别出了一些个人的专集。今年我们所出的几本受欢迎的书，如《周总理青少年时代》《在彭总身边》《高能物理入门》等，都是业余作者搞的。
会不会造成出版社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几年，我们组稿面较宽，不只与中央一级出版社、上海的出版社发生关系，与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发生关系。实践证明，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基本上是互相支持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同志就很支持我们，给我们鼓励和指教。我们和江西人民出版社还共同出版了《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有时也碰到矛盾。如我们和百花文艺出版社都准备出版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后来经过协商，我们只发行西南地区，把矛盾解决了，与百花的关系也密切了。我们遵循三条原则：一是虚心向各兄弟出版社学习；二是不用不正当的方法拉稿，坚决不“挖墙脚”；三是有了矛盾，本着互相谅解、互相支持的精神协商解决。如果说兄弟出版社之间要有一点竞赛，主要应从定好选题、缩短出书周期、搞好装帧设计、提高出版物质量等方面来努力。
会不会不量力而行，甚至粗制滥造？这的确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战略上要大胆敢干，战术上要小心谨慎。出《周总理诗十七首》的时候，为避免错误，我们一面派人查证、对原稿，一面把注释拿去请教赵朴初同志。曹禺把《王昭君》交我们出版，有些同志担心出不好（巴金同志还来信叮嘱我们要认真），我们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领导、编辑、设计、校对、出版和印刷厂都下力气，书出以后曹禺同志感到满意。但最近由于出书多，加上麻痹大意，差错增多，我们一定力求改进。
总起来说：我们出书不局限在“三化”以后，不是不可能出现上述这些问题，但并不是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指导思想要明确，工作要认真。
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是出版战线解放思想的一个结果，也是出版战线大好形势的一个表现。通过这次座谈会，更帮助我们弄清一些问题，有助于改进今后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一定会出现某些缺点或错误，但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随时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和错误，我们就能和兄弟出版社一道前进。
1979年12月
附记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举行的会议，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明确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向。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许力以说：长沙会议的确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回顾“文革”后，国家出版局主要是批“四人帮”和解决书荒问题。在会议之前，以湖南、吉林、四川为代表的一批地方出版社，在实践中突破了“三化”方针的束缚。会议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篇发言（大会最后的一个发言），以四川省的实践回答了这些不同的意见。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同志曾撰文回忆，这次会议“四川的李致、湖南的胡真最活跃”。许力以曾回顾：“四川出版社的同志也慷慨陈词，认为过去局限于‘三化’：出书强调字大、图多、本薄、价廉。有保留价值的很少。李致同志认为应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他说：四川这么大，一亿人口，全国哪个出版社都包不了。他说四川不但要出四川人郭老、巴金的书，还要出不是四川人的茅盾、曹禺、周立波、严文井等人的书，而且现在正在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论述了本省与全国的关系。他认为地方出版社要有地方特点，要有个性，才不一般化。”
我们的一些体会[4]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出版社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下面的几条体会，是大家在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其中，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一）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地方出版社采取这个方针，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四川这样一个大省，几千万读者要买书，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要求出版书，全国哪一家出版社都包不了，需要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社首先要组织和扶持本省作者，努力出版具有地方特色和有质量的图书，为本省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以满足本省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和青少年）的需要；并以自己的特色面向全国，力争成为全国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这对地方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努力使川版图书逐步赶上全国水平。绝对不仅仅是把图书发行到全国就了事。有人以为采取这个方针是“眼睛只看到省外和名作家”，这完全是误解。
（二）思想既要解放，路子又要端正。林彪、“四人帮”以及过去“左”的影响，在出版工作上设置了许许多多禁区。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指引下，冲破了这些禁区，出版了一些在全国受欢迎的书，绝不能把思想解放误认为可以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下，更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坚决贯彻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对“读者需要”要具体分析。我们应该满足读者各种正当的要求，但绝不迎合某些低级趣味。要积极出版好的读物，以此来表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比较活跃，又没有捅大娄子，正是保证了党的领导的结果。目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仍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
（三）要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出版社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当然要讲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但首先要执行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不能一切“向钱看”，不讲社会效果。在对待经济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而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各出版社和各编室之间，实行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不用赚钱多少作为考核干部和编辑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为单纯追求利润出一本坏书，我们也没亏损，利润逐年增加。我们正在研究，准备降低一部分再版书价，把书籍的装帧设计搞得更好一些，同时花点钱用于培养本省作者，以繁荣我省的出版事业。
（四）在与作者的关系上，奉行“大团结”的方针。只要作者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品有质量，够出版水平，不论作者之间在学术上有什么不同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出书；不介入各方面的内部矛盾，与广大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要十分尊重老作家，多出有关积累文化科学的书，又要十分重视中、青年作家，把出他们的书看成是出版社的责任。为了扶持本省中、青年作家，我们编有《四川诗丛》等几套丛书。有些青年作者一时不能编集子，就在全省范围内编选合集。我们与作者的关系，在“两为”的前提下，是真心实意为作者服务的关系，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出版商，也不能是出版官。
（五）社党委要以出书为中心，各级领导都要紧密围绕出书进行工作。党委抓出书，主要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解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导制订选题计划，以及加强全社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充分发挥正副社长、正副总编的作用，日常工作放手让他们处理，不要党政不分。出版社的具体事情很多，稍不留意，党委就会陷入事务主义，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辑出版的大事上。正副总编和编辑室主任，既要认真审稿，又不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看稿上。从调查研究，与作者接触，抓出书时机，书刊宣传，到帮助编辑人员提高业务水平等，都要统一安排，关键时刻要站在第一线。正副社长要从出版、计财、行政等各方面，与编辑部门密切配合，把书出版好。
（六）认真制订选题计划。既要有总的设想，又要按方面制定三至五年的长远规划。这样，年度选题计划就会减少盲目性。各种选题计划，都要搞出自己的特色，每年要有一些“新套套”。不要个人决定选题，或把编辑所联系的作者的书稿凑在一起就变成选题计划。选题计划要经编辑室集体讨论，党委或编委批准后，不能随意变动。选题要抓两头：一头是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农村读物、科普读物、民族读物和青少年读物，一头是学术专著和文学名著。各类书都得有重点，不要平均使用力量。一个时期，要争取丢一两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在强调出书要有保留价值的同时，还要强调出书的时机。无论初版、再版，时机抓得好，书的影响会增大。
（七）正确地理解和参与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竞争。目前，全国出版社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很有利的。但如何竞争，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我们有一个原则：应该主要从搞好出版规划，选题得当，把装帧设计搞好，缩短出书周期，为作家服务等方面来努力，而不应该用“挖墙脚”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权等不正当的办法。当然也有与兄弟出版社“撞车”的时候。发生矛盾，坚决按照互相支持、平等协商的态度来解决，绝不为争出一本书，丢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风格，损害与兄弟出版社的关系。全国许多出版社的工作搞得很好，有自己的特点，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超过我们。我们要认真学习各家之长，把自己的工作搞得更好。
（八）切实加强出版社的建设。这几年出版工作发展很快，川版书从“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年出版一百多种，发展到去年出版六百多种。这样迅猛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即领导、编辑、设计、出版、校对等各方面的力量都不能适应，书籍中的技术差错增多。这里有一个调整问题。前年，我们提出要控制品种数量大幅度增长，以便把精力集中到提高书籍质量上。关键问题是要采取措施提高业务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我们已着手在一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内，把所有编辑人员轮训一次，并改进编辑人员每年进修一个月的制度，不使其放任自流。编辑、出版等各个环节，都要建立正常秩序；已定的制度，只要是正确可行的就要坚决执行。
（九）密切与新华书店、印刷厂配合。社、厂、店是出版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需要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把川版书出好。有一段时间，互相指责埋怨多，坐不到一起，但只争吵并没有用，更重要的是合作与支持。我们与书店的关系有明显的进展：从争吵、缓和发展到全面合作，双方感到满意。从出版社来讲，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明确新华书店是发行的主渠道，坚决依靠新华书店。二是认真听取新华书店的意见，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同时帮助书店开辟新的发行渠道和改进发行方法。三是出版社自办发行，目的是弥补不足，扩大宣传，不与书店争利。我们与各印刷厂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好的，有些问题将继续协调和改进。
（十）不仅要编书、出版书，还要宣传书、指导读书。几年来，我们没有出坏书。出的好书有的畅销，有的积压；有的虽不积压，但发行量很小。这里有图书质量问题，也有发行问题，还有读者的欣赏、鉴别能力的问题。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加强图书宣传和指导读书，帮助读者提高欣赏和鉴别能力，不能只停留在不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上。要和有关方面配合经常推荐一批书，要和文联、科协、社科院等单位配合，加强图书评论，要与共青团配合，在青少年中开展读书活动。这项工作，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要力争在一定时间内做出成绩来。
积累文化 展望未来[5]
今天，四川省出版总社在首都举行“积累文化，展望未来”的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文化部和国家出版局的领导同志，有关方面的知名人士光临指导，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我省出版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得了明显成绩。出版社由原来的一家发展为二十一家。出书品种和印数都有较大的增长。仅1985年就出书一千八百多种，五亿八千多万册。几年来，发行到海外的图书有一千五百多种，六十多万册。并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在全国有影响的好书，其中有不少图书在全国获奖。
在“文革”前，我们执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三化”方针，一般只出配合政治、结合生产的小册子。但四川这么大，一亿人，读者要买书，学者、作家要出书，全国哪一个出版社都包不了。1979年，我们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突破“三化”，实行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出版事业的发展。
近十年来，我们认真地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一直强调思想既要解放，路子又要端正，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当然要讲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但绝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在1981年初，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则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而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统一调剂，以盈补亏。我们以“质量第一”为目标，努力提高图书质量，并集中精力抓好重点书、系列书的出版。这次书展，我们向广大读者推荐了二十二套丛书。我们还力求在一定时期，丢几个“大石头”，以激起较大的波澜。我们要学习邹韬奋，争取做社会主义出版家。
我们已开始对出版社机构进行了改革，把综合性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分成九个专业出版社，使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今后，我们将继续理顺关系，在编辑、印刷、发行的改革配套方面狠下功夫。
目前，全国各兄弟省市出版社之间已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竞赛的局面。这对促进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在竞赛中我们不强调比品种数量和盈利多少，而比谁出的书质量高、社会效益好。我们决不用不正当的办法，去损伤兄弟出版社的利益，影响相互间的关系。
全国图书展览已经开幕，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我们一定认真学习全国各兄弟出版单位贯彻出版方针和出好书的经验，把我省出版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今天参加我们座谈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全国知名作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对四川的出版工作给予过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在这里代表四川出版界向领导和同志们再次表示感谢，恳请大家今后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支持、批评和帮助。
我的汇报完了，谢谢大家。
1986年4月20日
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的出版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省出版社由一家发展到二十一家。出书品种和印数都有较大增长。仅1985年，即出书一千八百多种，五亿八千多册。几年累计，发行到海外的图书有一千五百多种，六十多万册。更重要的是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在全国有影响的好书，其中有不少在全国获奖。
我们深切地感到，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贯彻出版方针的一个关键问题。出版工作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理所当然地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早在1980年，社会上公案、侦破、言情、打斗等几类小说开始泛滥，有一个省外古旧书店要我省出版社出版这类小说，虽然从中可以得一笔钱，但从社会效果考虑，我们一本也没有出。相反，我们却出版了有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老作家的近作，还出版了满足农村和青少年需要的图书。1980年出版诗集赔钱，我们却出了二十三种。著名诗人冯至曾热情赞扬我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说我们的工作“换来了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百花齐放、文艺繁荣”。这对我们鼓舞很大。
不当出版商，并不是不讲经济效益，而是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1981年我们提出这样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则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而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实行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不以赚钱多少作为考核干部和出版社工作成绩大小的主要标准。后来，我们又加了一句话叫“用之有方”，也就是说把盈利的一部分，用于降低再版书书价，把书籍装帧搞得更好些；花点钱培养本省作者，以繁荣我省的出版事业。
我们十分注意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较好的书和画。如1982年在美人头像充斥年画市场的时候，我们创作出版了年画《敬爱的元帅》。这套年画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和第三届全国年画一等奖，发行量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又如受少年儿童欢迎的“小图书馆”丛书，开始出版时，略有亏损，但坚持出版，现已出七十五种，已转亏为盈。当然，也有些书，例如“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受到中外出版界的好评，读者也欢迎，但它印数不大，多有亏损。对这类书我们就拨款支持它的出版。
我们工作中也有一些问题。例如，一段时期由于过多考虑经济效益，有的不该出的书也出了，而该出的书却没有出；有的书虽然允许出版，但印数失控；有的社超越专业分工出书；出版社与书店的关系曾一度紧张，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及时加以解决和纠正，领导还作了自我批评。
全国书展正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国各兄弟出版单位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和出好书的经验，把我省出版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对“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参加全国书展总结会上的讲话[7]
这次川版书参加全国书展，取得成功。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许多作家和学者、首都新闻界，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和鼓励。
这次书展，我们的宣传工作是做得好的，这对我们参加书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拿出以二十二套丛书为主的一千五百多种书参加展出。所以新闻界说川版书具有“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的特色。《人民日报》（海外版）说“天府之国成为出版大家”。
这一千五百多种书，绝不仅是这一两年的成绩，而是粉碎“四人帮”后近十年来所出的书的大检阅。我们历来不赞成把成绩单算在出版社头上，这是出版系统（编、印、发、物）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老同志的功劳。刚才袁明阮同志特别提到已去世的崔之富、田伯萍、任善才同志，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情。我还要说，以明阮同志为首的老出版局党组的成员、老人民社党委的成员，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部门许多已离、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同志，都为川版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新闻界重点介绍了一些出版社，其中包括四川。全国出版界是有竞争的，你追我赶，相当激烈。这是好事，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工作，要争取使川版书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图书。但不要随意说哪一个出版社的书居第一或第二，也不要为人家一两句评论就高兴得不得了，或者情绪又“一落千丈”。因为全国的出版界并没有评比条件，也没有评选委员会，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全国所有出版社的情况。我一直主张，对兄弟出版社的优点，要好好学习，对我们的长处，决不要自满。有关这方面的言谈，要鼓劲，不要泄气。
川版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贯彻了党的出版方针。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贯彻出版方针的一个关键问题。小平同志去年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有关两个效益的准确提法。早在1979年，著名诗人冯至曾称赞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我们也表示“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有时也说“要当社会主义出版家，不当资本主义出版商”。我认为，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出版工作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过去、现在对这个提法，有不同意见，我看可以讨论。我只是不赞成把它当作所谓极左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可以不放弃这个形象的说法，但准确的说法还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过去我们说“要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也是符合这个精神的。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我们的薄弱环节和缺点。刚才同志们说了，例如，有些好选题没有抓住。有些书质量不高，作者工作时紧时松，出书周期长，书籍装帧有所下降，纸张质量差，等等。我们参加书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差距，迎头赶上。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参加书展的同志，联系工作实际进行讨论，还可以写成短文，刊在社内办的《交流》上。对外界的赞扬，也要冷静分析，也有不合实际的。有家报纸称赞四川、湖南，其中说到“他们的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出书快，二十万字一本书平均仅用一百天即可出版，居全国之首”。我看，说湖南可以，四川受之有愧。
全国第一次图书展览，对川版书画了一个句号。这是检阅近十年来出的图书。如何面对第二次全国书展呢？这要靠我们从现在做起，不断拿出高质量的图书来。不仅要保持“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的优势，而且还要发展。崔之富同志过去主张每年都要有“新套套”（这当然不是把已有成效的系列书丢掉），这是对的，不要把它当成错误主张来批判。迎接第二次全国图书检阅，使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起点。这一个新形势，如果认识不到，靠过去的成绩吃饭，一定会落后。袁明阮同志提议从总结二十二套丛书入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以便拟定新的规划。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
四川人民出版社安庆国刚才讲，过去我们有两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第二个突破是实现专业化，分社。他问，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大家期待着有新的奋斗目标。我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的确要有新的奋斗目标。过去，明阮同志和老出版局党组提出，要把四川建设成全国的重要出版基地之一。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奋斗目标。我们可以讨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具备哪些条件，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这能否成为第三个“突破”，大家都可以议论，这不是今天要决定的问题。荣贵同志提出，今年要把编、印、发及分社后出现的矛盾理顺，改革要配套。分社固然是必要的，但分了以后，还要强调联合。只有联合起来，许多工作才能更好开展，川版书才会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我们要按荣贵同志的意见办，同时考虑“七五”规划总的目标。
总社和各出版单位都要真正做到以多出好书（包括印制、发行）为工作重心，要把大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出好书上。年初，开了选题工作座谈会，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再一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提高图书质量。最近，总社几个社长研究，为加强抓好出书，决定每一季末召开一次会。各直属出版社把自己这一季度出的书展出来，让大家来看出了些什么书，质量如何，有没有重点，装帧设计，印制质量，出版周期，发行数量，图书宣传等等问题。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几方面都参加，能解决的问题就当场解决，还可以起到互相观摩、促进的作用。此外，装帧设计、校对工作，也要专门开会，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要发展我们的事业，必须要加强团结。过去，老出版局党组和老人民社党委的同志不仅有事业心，而且很团结。这是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现在，新老交替，人员变动大，分社和其他改革，必然有新的矛盾和某些失误，同志们关心这些事，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工作中有缺点，应该欢迎批评，关键是要从发展出版事业的大局出发。都要有团结的愿望，要造成一个宽松、和谐、互相谅解、支持的气氛。即使意见不一致也不要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错了就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说些伤感情的话，影响团结。
振奋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要有事业心，要有干劲。要加强信息工作。信息不灵，当然做不好工作。有了信息，还要有一股劲。不要互相埋怨，不要灰心失望，不要总嫌“时间迟了”，加紧干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干，没有晚的时候。这次书展的宣传工作，干得比较好，就是一个证明。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各处室领导，要起表率作用。领导当然要抓大事，但有不少具体事都关系到全局，领导要过问。例如，图书的陈列，刊登广告，是大事还是小事？有的出版社，无论图书陈列或刊登广告，都看不出（或看不清）编辑意图，甚至得罪作者。人民社老党委有个好传统，关键时刻领导要在第一线，该管的要管，不要怕挨骂。
1986年5月22日
附 川版图书出川记[8]
牛泊
出版工作改革奏鸣曲
在首都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厅内，全国图书展览刚刚举行了开幕式，在陈列川版书的书架或出售川版书的柜台前，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或争购“走向未来”丛书、“小图书馆”丛书，或对《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画册爱不释手。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抚摸着“中医医学”丛书，称赞四川科技出版社为振兴中医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另一中年史学家望着浩瀚的《古今图书集成》惊呼：川版图书确实气派！在川版书的座谈会上，杨尚昆、邓力群、张爱萍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之题词或发表谈话，称赞四川出版工作做得好，有特色。
川版图书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
1976年前，地方出版社的方针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是出书的指导思想。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中，川版图书出书面越来越窄，四川作者的一些文艺、科技著作源源外流。197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得到了《周总理诗十七首》书稿，但地方出版社能不能出这本书，却引起大家的疑惑。当时，出版社领导当场拍板，决定出这本书。《周总理诗十七首》发行后，社会效果很好；接着他们又出版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突破“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方面迈开了步伐。这在全国出版界掀起了波澜。湖南和东北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同时把眼光投向全国范围，力争出版一些有思想、有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书籍。
1979年底，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形势的发展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出版系统要不要打破条块分割进行改革，要不要在竞争中提高出版质量，等等，一个又一个问题，提上了这次会议的议程。
在小组讨论会上，许多同志支持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争论很大，意见不统一。当会议进行到大会发言，最后一个发言代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当他念出发言题目《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时，会场活跃起来。他说，形势的发展已经对出版工作提出挑战，我们要面对现实下力气解决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书荒”问题。他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和口腔医学书，以及出版“现代作家选集”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为例，说明地方特点和面向全国二者的统一性，说明一切有价值的书籍都包含着地方性与全国性意义；不应该把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带来的出版部门之间新的关系看作反常现象。他的发言赢得会场热烈的掌声。
推出一大批名作
“十年浩劫”使一批文学巨匠备受屈辱，他们的作品也毁于一旦。要不要让年轻人知道“五四”以来，曾使一代青年猛醒，砸碎封建牢笼迎接新时代的文学作品？要不要恢复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等著名作家的形象？四川出版社回答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百人”选集丛书与读者见面。
1982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专程到上海，敲开了巴金的大门，与其商议出版《巴金选集》事宜。随之以很快速度——仅九个月时间，出齐了拥有三百多万字的《巴金选集》十卷本（包括平装、精装），收入了《家》《春》《秋》《雾、雨、电》《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三十二个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二百一十八篇。创造了全国出版史上少有的出版速度。巴老不仅修改和校订了选集，并在其《后记》中说：“我严肃地进行了这次编辑工作，我把它当做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1980年，我省出版社的同志到北京听说曹禺的《王昭君》一剧发表后还没出书，便主动登门拜访，并约定在三个月内出版《王昭君》单行本。由于曹禺对《王昭君》一书出版周期特别是装帧设计感到非常满意，决定与四川出版社讲“生死恋”，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四川出版社出版。这样，四川又先后出版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蜕变》《家》《明朗的天》《胆剑篇》以及新成集子的《论戏剧》。
四川出版社对老作家的诚意和其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一大批老作家都愿意让他们出自己的书。这样他们又先后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萧乾、沙汀、艾芜等几十位老作家的选集。一大批老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使广大读者有机会目睹“五四”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卷，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同时，他们还出版了“当代作家自选集”丛书、《报告文学》丛书、《收获》丛书和小说选，使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与此同时，一大批著名画家的画集也相继问世。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于右任书法》《中国版画家选集》《中国漫画家选集》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981年，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到成都访问，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1984年她从国外来到上海时带来了新作《千山外，水长流》，将这一书稿交给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钱穆是当今客居台湾的一位著名中国儒学学者。巴蜀书社曾屡经周折征得钱穆同意，出版他在港、台期间所撰写的一批学术著作《论语新解》。该书的出版，给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带来了新机。
规模宏大的系列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蜚声海内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五四”科学精神的延续，是十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丛书提供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这一发展趋势中的新理论、新思想、新知识，它提出的全方位思维方式将在社会性格与观念现代化上培养一代新人。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在京聚会，确定了及时介绍世界新思潮和新兴边缘交叉科学，及时反映国内涌现出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富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并着手编辑出版一百本的“走向未来”丛书。这部丛书的作者、编委、编辑横跨十几个省市，其队伍和规模相当宏大。
“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5年北京大学召开了“走向未来”丛书讨论会；在浙江、上海相继成立了“走向未来”丛书读书俱乐部。国外留学生、老山战士以及山区里的小学教员纷纷写信求购。武汉一农民自办小报专题宣传此书。一些年轻人把这套丛书当作新婚礼品奉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二十六种，印数二百六十六万册。在读者中，出现了争购这套系列丛书的热潮。
当今中国之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四川科技出版社在传播科技知识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79年，他们预见到农村改革的势头，开始计划编辑出版一百种的《农村多种经营》丛书。这套丛书，仅《社员专业户栽桑养蚕》发行七十九万册，《笼养鸡与鸡病防治》发行五十万册。该丛书还介绍了水果、蔬菜、银耳等种植业栽培防治技术，和长毛兔、鸡鸭、奶牛、奶山羊、肉用牛、鱼苗鱼种运输、鸡的人工孵化等养殖业技术。六年时间里这套丛书出版八十多种，发行逾六百万册。造就了省内外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重点户。在乐山、内江，致富后的农民把丰收的柑橘成筐成筐地挑进当地新华书店，感谢书店为他们发行有关多种经营的丛书。
正当“走向未来”丛书为走向现代化呐喊，《农村多种经营》丛书为农村致富开路时，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在为少年儿童制作一把金钥匙，打开知识的宝库，出版了“小图书馆”丛书。
以金钥匙和尖房子为统一封面图案装帧的“小图书馆”丛书从知识结构上把四川少儿读物出版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从1982年起就到农村、工厂、机关、学校调查，并约请作家、老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推荐书目。这套一百二十种的“小图书馆”丛书内容广博，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自然科学知识、思想品德修养、社会科学知识等六大类，编选精当，注意引导，装帧精美。现已出版八十余种。在全国书展上，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中顾委常委伍修权等，一致赞扬这套丛书。沙汀、秦兆阳也专门写文章推荐“小图书馆”丛书。
在积累文化上下功夫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经历着由封闭社会向开放时代过渡的转变，走向未来需要大量吸收、引进外来科学文化知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要求出版界要把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发扬光大。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巨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字典》，是我国文化建设上的一项重点工程。
《汉语大字典》是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批准编写的。胡耀邦同志也专门作过批示。1975年起，四川、湖北两省数百名专家、教授和专业工作者为编撰这部巨型字典呕心沥血地工作。《汉语大字典》是汉语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目前此书已全部编纂完成并陆续出版发行。
四川巴蜀书社是全国古籍出版社的一枝新秀，它成立仅三年时间，但出版了或正在出版《古今图书集成》《道藏辑要》等一大批极有价值的重点书籍，引起了国内及港台学术界的重视。最近该社与川大古籍所正在编纂的《全宋文》（三千万至五千万字），工程之浩大为地方出版社所鲜见。
浩如烟海的《古今图书集成》，为我国现存最大一部百科全书式综合性类书，由清代陈梦雷纂修，蒋廷锡等编校而成。全书一万部，共一亿六千多万字，记载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末清初的自然、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生活。巴蜀书社不惜工本，毅然与中华书局合作重印《古今图书集成》，并新编简明索引，对全书进行统一编码，实为发扬中国文化，光大祖国学术之壮举。目前该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预计两年内可全部出齐。四川科技出版社不怕亏本，组织出版的“中医医学”丛书，预计出版二十六种，现在已出十四种。其中《中医学基础》《中医五脏病学》印数达四十六万五千多册，《中医五脏病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五脏病学专著。此外，该社出版的《四川自贡大山铺中侏罗纪恐龙动物群》（一）（二），分别讨论、论证了盐都龙的地层地理分布，和华阳龙的分类系统及剑龙起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卧龙大熊猫》是世界第一部在自然条件下考察大熊猫的专著。由四川科技出版社与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围棋》，全书近一百万字，洋洋大观。
在伟大的中国文化史中，藏族的历史占有重要地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的《青史》（藏文版），记述了1470年以前西藏历史，对藏族起源，吐蕃王朝兴衰，佛教在西藏传播及其各教派的创立和发展等，都有所涉猎。该书为藏文典籍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受到中外学术界高度重视。
可以说，“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是近年来四川出版界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的具体体现。1979年以来，四川共有一百八十七种图书在全国和省内获奖。有一千五百种约六十万册图书向海外发行。1985年，四川出版的新书品种比1980年增长百分之二百二十九，总册数增长百分之八十二点八。四川出版事业迎来了百花竞艳的春天。
难忘的经历[9]
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是四川出版事业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经验。现将李致同志1998年12月在新闻出版署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召开的“中国出版改革发展二十年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全文刊载，供我省出版工作者参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二十年，从1978年到今天，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国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得益于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我作为出版战线的一员老兵，曾经历了四川出版突破“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的束缚，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从而带来了四川出版繁荣局面那段难忘的历程。至今回想，仍倍感亲切。
长沙会议前，四川人民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的实践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同全国一样，百废待兴。出版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摧残，一片荒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中央纠正“文革”中的极左行为，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1977年，我省广大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急切地要求出版部门提供科学文化知识图书和优秀的中外名著；一大批富有学识的老教授、老作家、老专家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迫切地希望出版他们的著作。但是，按照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地方出版社只能执行“三化”的规定，出书强调八个字：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内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其结果，二十多年，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好的文艺书、科技书源源外流，连一本中长篇小说都没有出，根本谈不上团结本省作者。本版书在书店的比例很小，书店搞本版图书的同志感到很窝囊，不想干。读者意见更大，说我们“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而四川有十四个民族，一亿多人口（包括重庆人口数，当时重庆属四川。），读者多层次的阅读需求，全国哪一个出版社也包不了。当时，全国分给四川的书也有限，很多书拿不到门市部就卖完了，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有群众通宵排队买书。有个读者为了买一本《一千零一夜》，在店外排了一天零一夜。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心里感到难过和内疚。
认识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突破“三化”这个束缚的，而是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的。1977年我们得到《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但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地方能不能出？我们反复研究，认为群众对总理非常热爱，总理青年时代的诗很珍贵，决定出版。为了慎重，特将书稿送请赵朴初同志校订，并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才正式出版。《周总理诗十七首》向全国发行，受到读者欢迎。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作家需要恢复名誉；同时他们焕发革命青春，写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文章。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严文井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全国科技大会以后，不少专家把自己的著作拿出来，如著名老中医李斯炽的医案、陈达夫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等，我们都积极为之出版。这些图书都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欢迎，四川因此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作家和学者。曹禺非常满意四川出版他的新作《王昭君》，决心和四川出版讲“生死恋”，把他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作品全部交四川出版；诗人艾青把他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部作品《归来的歌》也交给了四川。
在突破“三化”方针的实践中，《在彭总身边》的出版过程，反映了四川出版界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感召下所表现出的敏感和胆识。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丁隆炎同志编写了《在彭总身边》。书稿由彭总的警卫员景希珍的口述材料整理而成，记叙了彭总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特别是书中有一段写毛主席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这边……”当时，“两个凡是”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驱散，这样一本书能不能出？这段话保不保留？出版社党委认真研究，决定出书，毛主席那段话也不删。三中全会后，中央为彭德怀平了反，四川人民出版社立即出版了《在彭总身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国许多报纸转载、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此外，在作家陈翔鹤未正式平反前，我们就约请了中科院社科部文学所有关同志编选了《陈翔鹤选集》，也反映了出版社的敏感和勇气。
1979年12月8日，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对地方社出书是否应该突破“三化”，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争论很大。10日晚，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同志约见四川出席会议的代表，我们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出版情况，他对四川解放思想，突破“三化”方针表示理解和支持。11日，陈翰伯同志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的两个积极性，目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可不受‘三化’限制”。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四川代表推我在会上作了《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的发言，介绍了四川出版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思考和实践，用事实回答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会不会忽视地方特点、会不会忽视农村读者和青少年读者、会不会忽视本省作家和培养新生力量、会不会造成出版社之间关系紧张、会不会不量力而行、粗制滥造等问题。我还说：“出书不局限在‘三化’以后，不是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但并不是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关键是指导思想要明确，工作要认真。”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许多代表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2月15日，陈翰伯同志在给四川人民出版社邓星盈同志的信上说：“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了一次。我对于你社出版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就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的地方出版社去了。”陈翰伯同志的信和许力以、边春光等同志的支持，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初步确认，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是我国出版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结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的胜利。“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为四川和全国出版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进道路。
用实践来不断丰富和完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内涵
思想解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肯定了这个方针，指出：“出版工作要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点的图书，满足本地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尽管如此，一些同志仍持不同的看法。我们认识到，“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向地方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有交出满意的答卷，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我省在实践中，总结出地方出版社要贯彻好“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本省”与“全国”的关系。地方出版社要有地方特点。有特点，有个性，不一般化，才会受到读者欢迎。“面向全国”，首先要在“本省”立得住。具有四川特色的出版资源，理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充分挖掘。无论选题、图书内容和装帧设计都要具有应有水平，绝不仅仅是把图书发行到全国就了事。同时只要具备编辑力量，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稿。早在1975年我们与湖北承担了共同编写出版《汉语大字典》的任务。除前面已提到的两套大型文艺丛书外，我们还出版了介绍世界先进学科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由华君武主编的“中国漫画”丛书，以及“小图书馆”丛书等。有人以为我们“眼睛只看到省外和名作家”，这完全是误解。1980年6月，我在四川省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曾说：“四川人民出版社认为自己有这个义务，凡是我省有成就的作家，只要对文学事业作贡献，有益于人民，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包括在座的同志在内，到时候我们都会采取适当方式，把诸位在文学上的业绩保留下来，传之后代。”以后我们也是努力这么做的。
第二，解放思想与走正路的关系。林彪、“四人帮”以及过去“左”的影响，在出版工作上设置了许多禁区。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指引下，逐步冲破了这些禁区，出版了一些在全国受欢迎的书。绝不能把思想解放误为可以不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对“读者需要”要作具体分析，应该满足读者各种正当的要求，但绝不迎合某些低级趣味。要积极出版好的读物，以此来表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们工作比较活跃，又没有捅大娄子，正是保证了党的领导的结果。在坚持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仍强调继续解放思想，研究新形式，解决新问题。80年代初，我们反复强调这点，每年都有“新套套”。那时，四川出版虽然品种数量增长快，但书的内容都没出现原则错误。读者说：“川版书，我们信得过。”
第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要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出版社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当然要讲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但首先要执行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不能“一切向钱看”，不讲社会效果。1981年，我们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而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则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出版社和编室之间，实行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不用赚钱多少作为考核干部和编辑的标准。后来，我们又降低再版书书价，把书籍装帧搞得更好些，花点钱资助培养本省作者，以繁荣我省的出版事业。正因为如此，那几年四川没有为单纯追求利益出一本坏书。1980年，社会公案、侦探、言情、打斗小说泛滥，省外一家古旧书店拿来《慈禧太后演义》等5本书，要求四川出版，并允诺出版社可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党委审稿和考虑后，认为出这样的书社会效果不好，谢绝出版。而对好书，赔钱也出。1979年，出版诗集赔钱，四川两年中出了23种各个流派诗人的集子。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我们赓即把“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作为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个形象比喻，它的实质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丝毫不是忽视经济效益。后来有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指责它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我认为，书籍当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但它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决不能把它当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第四，与兄弟省出版社的关系。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后，全国出版社形成了一种竞争局面，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很有利的。但如何竞争，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我们有一个原则：主要从搞好出版规划，选题得当，把装帧设计搞好，缩短出书周期，为作家服务等方面来努力，而不应该用“挖墙脚”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权等不正当的办法。当然也有与兄弟出版社“撞车”的时候。发生矛盾，坚决按照互相支持、平等协商的态度来解决，绝不为争一本书，丢了社会的原则和风格，损害与兄弟出版社的关系。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某爱国将军的生平、日记两书。他的一个女儿把稿件交给了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参考消息》上刊出征订广告，并陆续收到不少预订书款。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却收到这位爱国将军另一女儿交去的同样内容的书稿，决定出版。他们看到四川的征订广告，误认为四川在“挖墙脚”，直接写信批评我们，并向国家出版局反映。四川人民出版社为照顾兄弟出版社的利益，主动在《参考消息》上登出撤销出版该书的启事，并将读者预订书款全额转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误会消除了，四川还得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同志的称赞。
第五，编、印、发之间的关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不仅是出版社的方针，而是整个地方出版工作的方针。有一段时间，互相指责埋怨多，坐不到一起。但只争吵并没有用，更重要的是合作。省出版局第一把手袁明阮同志号召编印发要形成“一条龙”。出版社资助四川新华彩印厂买了全川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并帮助其改进印刷条件。书店为配合“面向全国”的方针，把图书征订单从只发到省一级新华书店改为发到全国县一级书店，并有选择地发到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等单位。出版社虽自办发行，但目的是弥补不足，扩大宣传，不与书店争利。
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1979~1985年间，四川共出书7，333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九年出书总和的123.82%，总印数324，378万册，是三中全会前二十九年总印数的118.2%。为了保证图书质量，1981年，我们在制订选题计划时，明确地提出了“控制品种数量，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1986年，在首届全国图书书展上，杨尚昆、张爱萍、李一氓等中央领导同志均赞赏四川出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和“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的志向。四川出版的图书以“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受到广泛赞许。首都新闻界称赞“天府之国成为出版大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四川出版事业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四川出版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敢于实践而使机遇变成了现实。我在1988年离开出版岗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版工作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着新的形势。当年的出版工作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而今已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当年人工排字拼版，而今已改用电脑；当年是以新华书店为发行主渠道，而今多渠道发行已经形成，等等。但是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没有变，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要取得经济效益）的原则不应该变，编辑、印刷、发行工作应当为广大读者、作者服务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发扬。实际上，全国许多出版部门这些方面的工作比过去已有很大发展。
这次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版协联合召开中国出版改革发展二十年研讨会，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我因故未能参加，失去学习的机会，实为憾事。我相信，全国出版界一定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认真总结二十年来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我国出版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1998年12月12日
附记
为了回顾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探讨深化改革的途径，促进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1998年12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出版改革二十年研讨会”。我和湖南的胡真同志被邀请出席会议，但由于客观原因我们未能到会，我作了书面发言。这篇书面发言，除在会议上印发和念读外，《四川版协通讯》（总第67期）全文刊登，《中国出版》总第97期、《新闻出版报》第2046期、《出版参考》第263期和《四川日报》1999年1月2日均有摘登。
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
我有一个保存资料的习惯，但日积月累，资料一多，有些资料很难找到。年过八旬，丢三落四，更是如此。这一次，在子女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两份有关《最后的年月》一书的信件和文件。
就从此说起：
三十年前（即1980年），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因出版部队作家丁隆炎的《最后的年月》，发生一桩公案，直至惊动了中宣部和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
1975年，丁隆炎在资阳县人武（人民武装）部认识了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景希珍。彭德怀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59年，彭德怀为“大跃进”造成的灾害，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丁隆炎在得到景希珍的信任后，听景希珍讲述了许多有关彭德怀的故事。彭德怀的品质和遭遇，深深地打动了丁隆炎。丁隆炎冒着政治风险记下了景希珍的讲述。粉碎“四人帮”后，丁隆炎在他战友杨字心（时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等人的支持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全省只有这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记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一些感人事迹的《在彭总身边》。
《在彭总身边》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有不少报刊转载和电台播放。我寄了一本书给胡耀邦同志。在其后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同志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听到这个话，作者和出版社都深受鼓舞。
丁隆炎也因此调到中央军委的彭德怀传记写作组。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更多有关彭德怀的材料，包括彭总侄女梅魁的很多叙述。他为彭德怀生前最后几年的遭遇感到心痛，也为彭德怀崇高的品质所感动，他满怀激情写出了《最后的年月》一书，他认为记录这些事实是他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本书很好，我和社长崔之富，先后在审稿时流了不少泪水。当时，中央正在全面否定“文革”，我们认为尽快出版这本书对全面否定“文革”会有很好的作用，决定打破先征订后印刷的惯例，首印四十万册。出版部也大开绿灯，其他图书统统让路。
由于人们敬重彭德怀，也因为有《在彭总身边》一书的影响，《最后的年月》发行前一天，成都市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分店贴出通告，第二天一早书店开门前，买书的读者就排起了长队。出版社也寄出不少样书给北京、上海的有关单位和朋友。
天有不测风雨。出人意料，第三天省委宣传部传达中宣部指示：《最后的年月》一书停止发行。请示原因，说是彭总夫人有意见，与事实有出入；丁隆炎违反写作组纪律，泄密，等等。其内容详见彭总传记写作组5月15日的信件：
王任重同志并耿秘书长，韦、杨副秘书长：
你转给浦安修同志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报告，我们看过之后，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大不一样。当然这也难怪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因为在《最后的年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没有人找我们核对过材料。他们仅仅根据丁隆炎同志一个人的说法，也只能得出他们那样的判断。对于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有些问题，也还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直接违背当前中央宣传的精神。报告中提到“不少读过这本书的老同志极受感动”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总观全书，就会发现它与1980年2月29日的中央各部发电第二号文件，《关于五中全会后的宣传问题》中规定的“不要发单纯控诉性的文章”直接相违背。例如，写彭总在一次被批斗的情形时，“人们见他满面青红交错的伤痕，衣袴几处都被撕破了，脚上的鞋一棉一单，另两只鞋显然是在某处批斗时被拖掉了，他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每走一步都使他十分吃力。正当他抱着一根柱头喘息不止时，一个穿绿衣的‘首长’从远处冲刺而来，大喝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他甩开大臂，向彭总那伤痕累累的脸打去，对方立刻摔倒在地。……然后用一只脚踏住彭总的胸口：‘你，还认识我吗？’”有的人曾来信说，他们看了这本书很激动，大家议论：“彭总这样悲惨的结果，难道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吗？林彪、‘四人帮’没有人支持敢这样做吗……”又如，书中44页，引彭总的话说：“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要三年，搞不好我自己再把右倾帽子戴起来。”接着，他更大声说：“这话，我到哪里都敢说！你说你那一套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错，有什么呢？大家都试试嘛！给我一个公社，让我作三年主，先给我这点权力，先把我的右倾帽子放在一边。三年一到，我不行，把我的这点权力收了，把我的帽子戴上，那该叫人多么心服呵！”这种写法，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有损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二、这本书中的许多事实有重要出入。例如，报告中说，彭总在进三〇一医院的报告是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的，还说什么“有根有据”。可是，最近经我们再三查对彭总住进三〇一医院的档案，没有周、叶的签名，也没有“此报告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这样一句话，更没有张才千同志送呈周总理和叶帅的彭总住三〇一医院的报告书。丁在北京时，也没有人批准他去查阅过“彭总专案组”的档案。
报告中，把彭总的档案硬要说成是“遗嘱”，把篡改硬要说成是删节，这就不实事求是。彭总这样的人物，这样重要的谈话，丁隆炎同志有什么权利擅自抢先公布，又有什么权利篡改已存入档案里彭总的重要谈话记录？
书中写的浦安修同志在太行那些事情，报告中说：“这个材料来源于太原市退休老干部刘志兰同志。”据刘志兰同志最近来信说，她并没有谈过那些话。书中写的既然是浦安修同志的事，为什么不找浦本人核对？
除了上述一些问题外，还有不少失实或作者自编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央宣传部决定停售《最后的年月》这本书，是正确的。
三、报告中说：“浦安修同志对《在彭总身边》一书，也曾如对《最后的年月》一样，要求停售和销毁”。这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1979年2月，在成都有丁隆炎、吴定贤[10]、杨字心三同志，送给浦安修同志一份回忆彭总的材料，浦看后，热情地和他们谈过三次，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3月份，在北京又和老丁谈过数次，对材料提出三、四十条修改意见，还专门派丁回成都修改小样。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根本没有说过“停售和销毁”。丁隆炎同志，如果对于宣传彭总事迹具有严肃态度的话，是决不会把这些好心的帮助反而当作是“阻挠”的。
为了更好地宣传彭总的革命事迹，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的宣传政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于5月3日曾向王任重部长当面表示过，愿意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情况。现在我们再次诚恳表示，希望能同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的同志约到一起面谈。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
1980年5月23日
当时，我们并没看见这封信，但既然间接地知道这些观点，于是核对有关情況，梳理了我们的意见，在出版社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吴正贤（文艺编辑室主任）、杨字心到四川省军区找军区首长反映，除了说明情况，还表示《最后的年月》一书是出版社约丁隆炎写的，稿件经过出版社的三审，即使有问题，责任在出版社领导（在我这个总编辑）。幸好军区首长对丁隆炎也持保护态度。
在5月份之前，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一次出版工作座谈会议。我去了北京。我到中宣部出版局反映《最后的年月》一书的情況，表明不同意停售《最后的年月》。时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副局长牛玉华都不赞成停售《最后的年月》。边春光为证实他的观点，拿出他的记事本给我看，表明他一贯反对停售。当时，有些中央部门，特别是中央党校不少学员看过《最后的年月》，对停售该书很不满。正在党校学习的、主管出版社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陈杰（1937年入党），一贯是非分明、心直口快，坚决支持出版社向中宣部申诉，力争解除禁令。
在开会期间，我向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写了信，请戴云转呈。戴云原为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我们在团中央共过事，又一起被关过“牛棚”。第二天，戴云高兴地告诉我，说任重同志表示该书可以解禁，令我十分高兴。我写了一封感谢任重同志的信，请戴云转呈。可是，第二天戴云告诉我，说任重同志的态度完全变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该书不能解禁。戴云还说看见一份文件，上有主管意识形态最高官员的批示，说应该开除丁隆炎的党籍！这个批示使我十分惊讶：开除党员党籍，必须经该党员所在支部大会讨论，本人在场并可申诉，作出决定后报上级党委审批。这位大首长居然忘记了党章的规定。
怎么办？
会议开完之后，我到耀邦同志家向他申诉。我据理力争地说，您鼓励我们出好书。现在我们出了好书却不许发售。不许发售又没有正当理由。耀邦同志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两手左右摆动。他见我不懂其意，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发嘛！
耀邦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主持正义的党的领导人！
我用长途电话把在北京的过程向出版社党委报告。当我乘飞机回到成都双流机场时，社长崔之富、党委副书记聂运华到机场迎接我，以示出版社党委的团结和决心。
尽管耀邦表了态，因有中宣部的禁令，出版社仍不敢擅自发行。经出版社党委讨论，针对我们所知道对方的观点写信上诉。
以下是上诉信全文：
川社党[1980]第9号
耀邦、任重同志并中央书记处：
我社于4月26日上午，接到四川省委宣传部转中宣部4月25夜“立即停售”《最后的年月》一书的电话通知后，立即坚决执行了这个通知，并向省委宣传部作了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当天，新华书店就停止了该书的发行。但是对停售这本书，我们是不同意的。现将有关意见陈述于后：
一、《最后的年月》一书，系我社继出版《在彭总身边》一书之后，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约请该书整理者丁隆炎同志写的。它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在世的最后八年（1966年12月至1974年11日）的一些生活片断，感人至深地表现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纯朴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在短暂的发行期中，我们便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反映。说明该书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有的单位的党组织把此书作为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补充读物。不少读过这本书的老同志极受感动，有的认为读一遍“就好像上了一堂党课”。中央党校有一位老同志接到此书后，许多人闻讯赶来，排队借阅，一天就传阅了六位同志。有的青年同志反映，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从小立下的入党志愿产生动摇，现在从彭老总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深深感到我们革命的老一辈好得很，我们的党好得很，做一个共产党员光荣得很，决心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一些团员和青年反映：过去思想上分不清林彪、“四人帮”和我们党的界限，分不清他们那套极左货色和毛泽东思想的界限，分不清党内不正之风和光荣传统的界限，读了《最后的年月》，这些糊涂思想都被彭总的一言一行澄清了，迄今为止，我们接触到的读者，都认为《最后的年月》，是继《在彭总身边》的又一本很好的书。
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完全明白停售《最后的年月》一书的原因，仅了解到主要是彭总夫人浦安修和彭总大事记写作组的某几位同志，对该书提出了一些意见。一是说，内容中有损害浦安修同志的地方。事实上，作者对浦安修同志一直是抱着尊重的态度的。例如，本书第31页写浦安修同志说过“我不理解他（指彭总），我们合不来。但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一点反党的言行”。这就反映了浦安修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界限是清楚的。很多看过此书的同志，也认为这是对浦安修同志的赞扬。
二是说，本书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或是“造谣”。我们同作者在一起查对了他的材料来源，就目前所提出的问题来看，事实并无重大出入。如说：彭总逝世前并无遗嘱，而书中却错误地列出一个叫作《遗嘱》的篇目。据了解，彭总生前的确没有正式立过遗嘱，文内也只说发现过一份《彭德怀临终前的谈话记录稿》（第48页）。一般来说，将死者逝世前说过的一些重要的话称作“遗嘱”是完全可以的。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这个发言是斯大林同志给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留下的遗嘱。至于说“篡改”了彭总临终前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具体指什么，据作者查对，他仅删去彭总谈话稿的几个地方，主要是彭总当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刘少奇同志的一两句话。我们认为这种删节是符合当前中央的精神的。又如，还指责说批准彭总进三〇一医院是张才千同志，而书上说成是周总理和叶帅，这样歪曲事实，必将引起严重后果！其实，书中第38页提到的“一位部队领导送呈一份报告书”的“部队领导”就是指张才千同志。作者从“彭德怀专案组”的记录上曾查到：“此报告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不但有根有据，而且歌颂了周总理和叶帅，有什么不好？作者如果不这样写，那倒真的成了对事实的歪曲。再如，还指责说作者把彭总给他侄儿、侄女的谈话，都写了给梅魁（彭总最大的侄女）一个人的谈话。这只要翻一翻该书第46～47页就清楚了，上面明明写着：“在这以前和以后，梅魁的弟妹们也多次来过医院探亲，伯伯对他们说过许多话。”紧接着便引了六段彭总对他的侄儿、侄女们的谈话。再如，书中写浦安修同志在太行山时，有一次要求彭总派人送她的事（第30页），说是无中生有。这个材料来源于太原市退休老干部刘志兰同志，她是左权同志的夫人。据称，当年左权同志夫妇与彭总夫妇住地相邻，亲如一家，很多生活片断她至今记忆犹新。再如说，浦安修同志在北师大斗批彭总的大会上并未说过话，而认为作者写她在大会上讲过“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指彭总）有过一点反党的言行”等话是蓄意捏造。据了解，浦安修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确实没有讲过话，但这样意思的话，她也确实向一些人（包括作者在内）讲过多次。在文学性的回忆录里，只要不违背本质的真实，在时间甚至情节上作些调整，是完全许可的。可以看出，以上指责，都欠妥当。退一步说，即使本书在某些细节上真有失实之处，我们欢迎提出，而且再版时应该修改。但绝不能因此否定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更不能成为停售的原因。
三、关于指责作者思想品质不好，沽名钓誉，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事关人的政治生命，我们特到作者所在单位（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作了了解。去年丁隆炎同志被军委办公厅借调去彭总大事记写作组帮助工作，半年期满返回原部时，写作组曾书面规定丁隆炎同志不准用他在写作组接触的材料写作除《彭总青少年时代》以外的文章。可是，军委办公厅未予以认可。而《最后的年月》的写作，则是作者在我社编辑部多次动员后才接受了写作任务的，同时也向四川省军区政治部领导作了报告，省军区有关领导表示完全支持。我们认为，这不存在违背组织纪律的问题；即便在这方面有何缺点、错误，主要责任也在出版社，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至于指责作者沽名钓誉，我们觉得很不公道。丁隆炎同志早在党中央为彭总平反的一年之前，便冒着风险记录了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关于彭总的回忆，并开始同我社编辑部接触，初步提出了整理这部回忆录的设想，这足见他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都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沽什么名？钓什么誉？《在彭总身边》出版后，四川省军区非常重视，政治部给丁隆炎同志记了二等功，提前晋级。省军区这种是非分明、赏罚分明的态度，我们感到是完全正确的。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的年月》一书出版后，初步反映的社会效果是好的。如果没有重大的政治错误，轻易地将其停售，就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疑问和顾虑。就我们所知，浦安修同志对《在彭总身边》一书，也曾如对《最后的年月》一样，要求停售和销毁；在耀邦同志肯定以后，浦安修同志才改变了态度。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在彭总身边》一书，社会反映很好，而浦安修同志的阻挠是不正确的。这一次，浦安修同志仍如以往，一会儿提出《最后的年月》一书损害了她的形象；一会儿又强调事实有所不符；一会儿又指责作者思想品质不好。诸如此类，既要停书，又要批人。对于出版记述彭老总的这两本书，浦安修同志一次再次地进行阻挠，毫无支持同情的表示，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吗？这种做法，难道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相吻合吗？这难道与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历次讲话的精神相符合吗？因此，我们建议恢复《最后的年月》一书和它的作者丁隆炎同志的名誉；尽快批准该书继续发行，同时在普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使这本书更好地发挥它鼓舞群众，教育青年的重要作用。
以上意见，我们曾委托我社总编辑李致同志趁最近去北京参加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机会，向中宣部和耀邦、任重同志反映。他所写的书面报告，我们党委看后也是完全同意的。
急切地等候你们的关注并指正。
此致
敬礼
中共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
1980年5月15日
此信发出后，没得任何回音。一年后，省委宣传部传达中宣部通知，《最后的年月》一书可以内部发行。当时，内部发行的书不能公开摆在书店出售，能买内部发行的书还得有规定的级别，能卖出多少？这样一本好书大部分化浆，并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实在可借，令人心痛！当时出版社与上海《收获》杂志相约，《最后的年月》一旦出书，《收获》即全文发表。该书被停售后，《收获》也不能刊登了。巴金老人时任《收获》主编，一直关心该书的命运。
到明年就事隔三十年，我找到这两封信，现把它公开出来。它说明什么，读者自可判明。
作为尾声：
作家丁隆炎没受到任何处分，以后还晋了级。
事过不久，耀邦同志有批示，要有关领导同志的夫人不干预传记写作组的工作。
2009年立冬
附记
此文先后在《四川文艺》《当代史资料》和《读者报》上发表。《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以“特别推荐”栏目刊出，该刊名誉主编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撞车”
几封旧信，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当时，四川全省（包括重庆市）只有一家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由于我们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事业发展很快。在组稿时难免与别的出版社“撞车”。冯玉祥将军有两本遗作，我们向冯玉祥的亲属组了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向冯玉祥的亲属组了稿。我是总编辑，不清楚组稿的过程，但稍后我知道两家出版社“撞车”了。
当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出版冯玉祥这两本遗作，在《参考消息》上登了广告。很快，我得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位叫牛耕同志的来信。信里除了讲了他们组稿的过程外，对我们“抢先”刊登广告表示不满：
知道了事情的始末，自然就知道了你们抢先登广告的全部动机。对此，我心里很不安宁。在我们的心目中，四川出版社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开完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回来，我们的领导多次给我们讲四川的情况，让我们向四川人民出版社学习。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会遇到眼前的这件事。
我们心里明白，四川是大出版社，印刷设备好，出版周期短，各方面都比我们强，但是……
我把这封信送社长崔之富和编辑、出版有关同志传阅，又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责任编辑张健讲了她组稿的过程，主要是我们与黑龙江的同志，各找了冯玉祥不同的亲属，以致造成这次“撞车”。最后，大家同意社长崔之富和我的建议，为维护两家出版社的团结，四川不出版这两本书，先发电报给牛耕同志，同时公开刊登广告说明。
《参考消息》再次刊登了我们的广告，表示四川不出版这两本书，凡向我社征订这两本书的单位和寄款买书的读者，我们一律转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我很快接到牛耕同志在10月22号写来的回信：
我刚从北京回来，接到电报后又收到您寄来的书和信，讲心里话，我确实感到惶恐而不安。因为您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更是短得可怜，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缺乏经验。给您去信，是我自作主张干的。事后，不少同志担心我会出言不逊，损害两家出版社的关系。对此，我也是不平静的。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对于您，我确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由此，我可以想象得出四川出版社获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见到您，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在80年代初期，国家出版局召开会议，西南和东北的出版单位常在一个大组，我担任过召集人，与同组的同志比较熟悉和友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叫孟现明，我和他曾一起合影，保持通信。他在9月30号给我的信中说：“关于冯玉祥两本书的事，你们的做法，我个人很受感动。别的我就不说了，我相信：我们的友谊是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年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还给我们送来1981年的年历。
全国有很多家出版社，必然会有竞争。竞争是好事，但应该有原则，有游戏规则。1982年，我写了《我们的一些体会》一文，载《出版工作》同年第5期。其中谈到竞争，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原则：应该主要从搞好出版规划，选题得当，把装帧设计搞好，缩短出书周期，为作家服务等方面来努力，而不应该用‘挖墙脚’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权等不正当的方法。”我们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好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次“撞车”事件的。
2015年7月6日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11]
编者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走出的中国出版人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那是一个在中国出版史上值得铭记的时代。当时，四川出版人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率先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出版了一大批好书，为出版改革做出了贡献。本期，汪家明编委约请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张京，采访四川出版业的两位老出版人——李致和李正模，请他们回忆四川出版业当时的情况。此书仅收录对李致的采访。
整理者记录和整理口述人亲历、亲见或亲闻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加鲜活的研究素材。但是，口述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口述人的观点、记忆准确性等，都可能对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在使用口述资料时需特别引起注意的。我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进行口述出版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更多有思想、有内容的口述史文章。
一、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
四川出版在全国产生影响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和湖南、吉林等省的出版社一起，突破传统的束缚地方出版的“三化”方针，“三化”就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
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省新闻出版局收到中国版协邀请我出席纪念座谈会的信。座谈会强调，地方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最大的举措之一。
宋木文（曾任国家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后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给湖南胡真（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所作《我的出版观》一书的序上，说湖南率先提出突破“三化”方针。我在你（指张京，时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支持之下编的《我与出版》那本小册子（1988年编印）里，说是四川率先提出突破“三化”方针的。
宋木文后来在成都主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的首发式，邀我参加，我与他说到此事。他通过魏善和（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干部，后任副局长）找到邓星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后任社长），看到陈翰伯（原国家出版局代局长）1980年2月15日给邓星盈的信。信上明白写着：“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一次。我对你社出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地方出版社去了。”宋木文曾写信给我，表示要改正他原来的说法；不过后来又说，说川、湘率先都无不妥。许力以（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非常支持我们“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他当时在抓《汉语大字典》。
1979年“长沙会议”召开前，我和崔之富（时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商量，这次会上要低调，因为当时出版界对地方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有很大分歧。
“长沙会议”上，代表们就要不要突破“三化”方针争论较大。会议最后一天，我跟袁明阮（时任四川省出版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商量，还是要发个言，用我们这两年多的实践来说明问题。当天上午，我报名最后一个发言，随即在会场上写发言提纲。我发言后，很多地方同行来跟我握手。许力以对我说：“我支持你们出《李劼人选集》。”
“长沙会议”之前，胡真同志带队到四川访问，看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样书展后，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同行者讲，四川出本省老作家选集，我们为什么不能出？说这说那，类似情况不少。
出版界有些人，老把四川出版与湖南出版相比，好像我们两家有矛盾，总在争什么。其实，我们两家相互学习，互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胡真是1935年入党的老同志，我和他关系很好，我至今保存他给我的多封信件。他有两个“台柱”，都曾想调到四川来。一位是通过刘令蒙（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提出来的，后来北京一家出版社借调他去帮助工作，此事就没再提了；另一位托萧乾跟我说，想到四川来。当时我有顾虑，这两位同志都是学者和骨干编辑，我当然欢迎，但是怕人说是挖湖南的墙脚。1986年全国首次书展，我在北京见到胡真说起此事，胡真说这是他支持的。其中一位骨干要来四川，是感到湖南的编辑力量虽比四川强些，但湖南省的个别领导思想解放不够，不如四川。“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想来四川。我们为他安排了职务和住房，后因我调离出版总社，他才打消了来四川的念头。
二、四川出版的“书事”
为什么当年四川出版会异军突起？首先是书荒，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除马列著作和毛著、语录及“样板戏”外，其他都被批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不允许出。虽然中间也曾出过《红楼梦》等作品和鲁迅的书，但数量也不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新华书店曾出现“站一天一夜，买一本《一千零一夜》”的现象。北京印出书后分到四川很少，巴金在上海都曾托我给他买“四大名著”。四川当时近亿人口，靠北京几家出版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这是大的形势。
再就是四川出版的小形势。这就要提到江明（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20世纪70年代末调京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他掌握政策很好，把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面缩到最小。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有两位编辑，跟着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田禾搞诗集《进攻的炮声》，而自贡也搞了个什么“炮声”，四川就查这两个“炮声”。社里召开批判其中一位编辑的会，他很害怕，手都在发抖，但当他把问题说清楚后就解脱了。我马上派他到北京去组《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全力工作。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出版社正忙于清理，顾不上出书，存在一个空间，我们先走了一步。
四川最早抓的重点书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和毛主席圈阅过的《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印发上百万册，很受欢迎。出书后，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胡耀邦（时任中宣部部长）在茶话会上讲了话。我向他敬酒时，他对我说：“我收到你寄来的书。你们注意，不要搞宫廷文学。”我不了解他指什么，会后到耀邦家去问他，耀邦说：“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我说：“出这本书时，古典诗词还属于‘封、资、修’，不许出版，我们是打着毛主席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出书前，我曾请示过杜心源同志（时任分管宣传工作的四川省委书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赵紫阳），心源同志没有表态支持，但并没有反对。”
“拨乱反正”后，四川出版的“第一炮”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每天来买书的人很多，出版社成了“门市部”。《诗词若干首》也受欢迎，沙汀在北京，多次给我写信要买这本书。
这之后四川出版还做了几件“大事”。粉碎“四人帮”后，因广大人民群众怀念老一辈革命家，我们及时出版了李大钊、吴玉章、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罗瑞卿诗选》印了五十万册。后来又出了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诗集，以后又出了张爱萍的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了《陈独秀早期文选》，虽然当时影响不大，但说明我们出版社思想解放。
除《周总理诗十七首》外，影响很大的是《在彭总身边》。当时胡耀邦在中宣部，我寄了一本给他。他在中宣部的一次例会上讲：“昨晚我睡在床上，一口气看完《在彭总身边》，拿着就放不下来了，这本书写得很好，很生动，很感人。”这是在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
柯岩的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影响也大。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安法孝让我们出四川作家的书，我们出了《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实际上给这十位老作家平了反。
之后，曹礼尧（原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小说组编辑）提出多搞一些近作，应该从全国范围考虑出老作家的书，包括北京的唐弢、丁玲、叶君健，湖南的康濯，上海的吴强、王西彦等二十位作家的近作。这一炮打得很响。茅盾、冯至开始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经过时间检验，不愿出近作；唐弢认为近作不分体裁不好。我说出版近作，能使读者知道这些老作家在“十年浩劫”后，不但健在，而且还有新作。在我的再三劝说下，他们就都同意把近作交给我们出版了。老作家们的近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多数作家只出了一本近作，以后自己出专集。只有夏衍出了两本近作，巴金出了五本近作，其中“近作五”《讲真话的书》，收入巴金在“十年浩劫”后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和《再思录》。
我找巴老商量，要求他把解放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交四川出版。当时，广东花城出版社出了这批书中个别作家的单行本。
巴金跟我说，与其你把文化生活社的书拿来一本一本出，不如你们自己出“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这之前，我们出版了邵子南、周文、林如稷、何其芳、陈敬容、陈翔鹤（陈翔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时还未平反）等六位川籍老作家选集。巴老一点明，我们就在全国组稿了。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沙汀、艾芜等四十多位老作家选集。这套丛书影响大，多次被选入国际书展。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杲说，在恢复作家的名誉上，其作用超过组织部的红头文件。
这一期间，四川人民出版社各个编室都有好书推出。
如政治理论编室（一编室）。现在看来，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这是张黎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上世纪50年代为《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给我写信说到编这套书的。他在信中讲，改革开放后，国外思潮是什么？先进观念和科学是什么？国人应该了解。我立即同意接受，把这封信拿给一编室，编室安排安庆国（时任编辑，后任“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主任）、倪进云（时任编辑），带着我给张黎群的信去北京找主编组稿。书陆续出版后，有领导同志就这套书给我打招呼，说内容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要注意把关。我回来后没有传达。以后是杨忠学（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分管一编室的副总编辑）、安庆国他们坚持搞下来的，共出了七十六种，发行了八百多万册。回过头来看，这套书在全国都站得住，得到大家的肯定。
再看文艺编室（二编室）。四川是诗歌大省，而出诗集是赔钱的。但我们出版社既出“四川诗丛”，又出艾青的《归来的歌》，李瑛的《李瑛诗选》，公刘的《仙人掌》和臧克家的诗，这些诗人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四川古代诗人陈子昂、杨慎的诗集，是戴安常（时为二编室诗歌组编辑）抓的，共出了四五本。戏剧类图书，出版了曹禺单本的《王昭君》和多卷本的《曹禺戏剧集》，还有陈白尘的《大风歌》。曲艺类图书，出了很多川剧单行本。还有四川方言剧《抓壮丁》，“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点名批判，我们也出了。对振兴川剧，四川出版是做了贡献的。我们还出了《马季相声选》，为此马季还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来说过相声。
还有少儿编室（原是二编室少儿组）：出了柯岩的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还有那三个小东西，即《七十二变》《猪八戒外传》和“小小连环画”（就是小开本的连环画）。还有“科学家的故事”丛书和陈伯吹、包蕾、鲁兵的书，再就是“小图书馆”丛书和“未来军官学校”丛书了。
美术编室是三编室，主任是王伟，思想也很解放。出了《张大千画页》（张长期在台湾）、《陈子庄画页》（陈子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有“历史问题”）。从《华君武画传》突破，出了“中国漫画家”丛书。年画《敬爱的元帅》质量高，发行量大。还出了《王朝闻文集》，可惜只出了一半。
其他如民族编室（四编室），出了《格萨尔王传》；科技编室（五编室），出了《李斯炽医案》和陈达夫《中医眼科六经法要》；辞典编室（六编室），主要就是和湖北协作编纂出版《汉语大字典》。
三、四川出版在困难中前进
那个时期，是先出书，不断遇到挑战和问题，又不断解决、突破。不是说我们四川出版开始就有什么大思考，而是从抓出好书开始突破的。1978年庐山全国少儿出版工作座谈会后，我带着四川出的几本书到北京找曹禺约《王昭君》稿，曹禺一看我们出的书就心动了。这本书一出来，就引起“轩然大波”。
陈翰伯找我说：听说你们开高价买稿子？我问崔之富（时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老崔说我们是在稿酬规定标准内付酬的。当时国家出版局另一位领导来成都时说：“四川怎么能够出曹禺的书呢？”巴金知晓后，叮嘱我们一定要把曹禺的书出好。所以我在“长沙会议”上说，我们决心以出好书回答别人的疑问和不理解。只有把书出好才站得住脚。
崔之富是老出版人，对“三化”方针的束缚是深有感触的。他曾说：过去好的小说、好的学术著作都流失出去了，书店卖的，只有本省出版的为配合中心工作租型的书和字大、图多、本薄、价廉的小册子。
从我个人来讲，有三个因素和“面向全国”相关。一是我读中学时，常去巴金担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玩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书就是面向全国的。这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二是我在《红领巾》杂志时，虽没有面向全国组稿，但《红领巾》杂志专刊《刘文学》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全文刊登其内容，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热潮（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刘文学》一书显然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我认识到，只要是好东西，就可能在全国产生影响。三是我调到北京办《辅导员》杂志，它就是面向全国的。可以说，我脑子里没有什么“三化”方针的束缚。
我在《李致与出版》“后记”中说道：我们在定规划、选题时，眼界就比较宽。周总理诗出好了，巴（金）、茅（盾）、曹（禺）、臧（克家）、艾（青）的书拿出来，其他都好组稿了，有的作家没有在四川出书还感到遗憾。以后才知道，这就是“名牌效应”。在抓质量上，除了订好选题计划，我每年还两次到北京、上海组稿。当时，我还分管总编室，重点是抓装帧设计和校对。对陈世伍设计的《王昭君》封面，曹禺极为满意，并广为宣传。戴卫（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为《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之三）设计的封面非常漂亮，巴金非常满意，萧乾说该得奖。
抓好这两条后，我去组稿时，绝大多数时候是带书组稿，用书说话。把书一摆，不用多费口舌，作家就心动了。我提倡编辑们用这个办法去组稿，后来形成全国作家“孔雀西南飞”的局面。“孔雀西南飞”，是作家形容的。
在装帧设计上，也有不少“斗争”呵。如出版科长李郁生开始怕成本高，不同意在书的封面、封底加“勒口”，但老崔（崔之富）支持加“勒口”。后来，李郁生说，四川的书出好了，普遍受到称赞，他们出去开会底气都壮些。由于书出好了，把他们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对重点书，我坚持掌握进度和材料工艺。我多次到印刷厂了解印制进度和质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出好书，在老崔指挥下，社里曾派三路人马到全国各地找塑膜原料印制《巴金选集》封面，保证了十卷本的《巴金选集》在一年内按时出版（当时出版周期较长），得到了《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表扬。“面向全国”，不只是把书发到全国，主要是提高书的质量，让读者愿意买你出的书。
我特别感谢当年的省新华书店副经理袁学林。那时只有新华书店这一个发行渠道，而原来省店的图书征订单只发给省、市、自治区一级新华书店和各大图书馆，最多发一两百份。我们面向全国以后，他们尝到甜头了，为适应面向全国，在我们的催促下，袁学林带领本版科的同志把省店的征订单发到了全国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两千多个县店，经常是搞个通宵。省店本版科也由过去的冷冷清清变得很有生气了。
我觉得是这样一种进程：用出书来突破“三化”，到了书在全国有了影响，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进而才提出突破“三化”方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方针提出后，又引起很大的争论，直到“长沙会议”时，才得到国家出版局的确认。以后就不是我们几家地方出版社面向全国了。所以在出版界纪念改革开放20年时，突破“三化”方针被认为是我国出版界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
有意思的是，杨字心（时任文艺编室副主任）到北京出差，北京一家文学出版社的同志问他：“你们这样搞，我们还怎么吃饭呀？”老舍的女儿舒济告诉我，“长沙会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回社传达破除“三化”的会议精神，以激励该社的队伍。为了密切与同行的关系，我们出了人文社社长严文井的“近作”，出了韦君宜的小说《女人集》和《编辑手记》，还出了韦君宜丈夫的《杨述诗选》。韦君宜重病时，我两次去看望她。当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很注意我们，这个社的总编辑林纳愿把他的散文集交给我们出，结果没交稿他就去世了。
四川出版当时能取得一点成绩，得益于一个重要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民主空气。胡耀邦同志在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召集团中央所属各出版社和报刊社总编辑开会，强调出版社和报刊都要抓重点。平时要丢“小石头”，一定的时候要丢“大石头”，要有重头文章，才会有大影响，引起“轩然大波”。只要是对的，就要坚持下去，就要奋斗。我们当时那样做，也受他的影响。
后来出的书中，整得最热闹的是出版记述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历史的《最后的年月》。这本书极为感人，编辑流着泪审稿，工人流着泪拣字和拼版，九天印了四十万册；但书刚出版即被暂停发行，作者和出版社都受到责难。向上申诉无结果，我去找耀邦同志反映。他开始没有表态，我就跟他争，说你让我们出好书，结果出了好书又不准发，不准发的理由又站不住脚。他考虑后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说完，他左一挥手，右一挥手。见我还不明白，他又说，你可以——自己发嘛！这本书最终被准予内部发行。
中国翻译家协会到成都开会，冯至、黄源等多人到会，我请他们来出版社看样书。代表们对川版书的选题、作者、装帧等称赞不已。中午，社里破天荒地请他们在芙蓉餐厅吃便饭。席间摆谈，冯至对我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官，也不是出版商。我认为，这绝不是说我个人，出版是个整体，他这句话是对全体四川出版的同志说的。
进入市场经济后，有人对我们提出的“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表示否定。有人主张“先做出版商，后做出版家”；也有人主张“既做出版家，又做出版商”。有一次，我和徐惟诚同志谈到这件事（他当时是北京市委副书记），他说他是支持我们的。我多次表明，不要玩文字游戏，我们从不否认经济效益，曾以盈补亏出了不少好书，不仅分三批盖了职工宿舍，还盖了出版大楼。我们总结的经营理念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不是越多越好；赔是能不赔的就不赔，能少赔的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我们说要做出版家，就是邓小平说的“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现在看来，还是要当出版家。
还有就是要让所有的出版人都热爱出版工作，甘为他人做嫁衣，不要当“出版官”，对作者不可冷淡。巴老也说，一定不要当出版官。四川出版社提出，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应该是为作者服务。除了出好书，还要关心作者，与作者建立友谊。曹禺是我的长辈，先称我为“李致同志”，后改称“李致兄”。他与我们建立了深情厚谊，表示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恋”。诗人公刘生病，我们派张扬（时为二编室诗歌组编辑）去广西探望他，他很感动，来信给我表示感谢。这类事例很多。
我离休以后开始写书。作为作者，对“出版官”的体会太深了：有些编辑接到稿子不跟你说一声，用不用也不跟你说一声。
对出版人来说，丢掉官气很重要。
2015年7月23日采访于成都金杏园李致寓所
采访手记
去年7月，家明兄（汪家明）还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任上，他到成都参加全国“美联体”订货会，会后约我一起去看望李致同志。他俩是头回见面，说起范用、萧祖石等共识的熟人，说起书来，一见如故，有说不尽的话。临别，李致送给家明两样书，一是他刚在天地出版社出的三卷本《往事随笔》，另一本是记述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出版工作时所作所为、所见所闻的《李致与出版》（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出门后，家明感叹：没想到老人家记忆力那么好！又说到即将创刊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委托他组稿，他希望我能写写李致，帮助人们了解那一代出版人是怎样把那个年代的出版做到那样一个高度的；他们那代人有着家国情怀，后来者很难逾越，应该把他们的作为真实地记载下来，毕竟那代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他一再叮嘱我：这个活儿必须你来做。
家明兄嘱托，我没法推辞。于是就有了7月23日对李致同志的访谈。
这些年，写李致出版生涯的文章不可谓少。我这次访谈当从何说起？
李致，原名李国辉，1929年生于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大学校委书记、共青团重庆市委大学部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期回到四川，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四川省文联主席。
李致告诉我：他一生中有三件令自己满意之事：一是解放前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二是从事出版工作，出了一批好书；三是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为“振兴川剧”鼓与呼。
我是1976年9月15日从部队退役后分配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文艺编辑室）少儿组做编辑的，那时李致分管我们，是我顶头上司的上司。那年，我二十二岁，他四十七岁。李致中等个头，敦敦笃笃，推个平头，戴副墨镜（他患眼疾），没架子，待人随和。他爱书。那时书少，一次到他办公室谈事，我见桌上摆一摞从市书店“内部服务部”购来的未公开销售的书，忍不住动手去翻，被他一手拦住：“洗手去！”洗罢手又想翻，他还不放心：“小心点，别折页！”他对书的珍爱，可见一斑。
他懂书。常见他外出开会、组稿，每次回来，收获颇丰。他人缘通融，作家、名人以至年轻作者都买账，组回来的书多能打响。对编辑们，他一是带，二是帮，三是促。遇到好稿，眼睛发亮，绝不放过。
他好读书，亦好藏书，酷爱编书。
那年月当编辑，李致等领导带着我们做书像在打仗，总有说不完的选题，做不完的工作，还不觉得累。从那时起，我体会到了编书的无穷乐趣。那是一个充满朝气、使人鼓劲的时代，我所在的是一个齐心协力出好书的群体。随着一本一本好书的积累，四川出版开始崛起……
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历史是值得留下的。于是，从这个话题说起，我开始了这次采访。采访时间近三个小时。
说起往事，李致如数家珍，口述一气呵成。当年我是个年轻编辑，知晓的为四川出版的枝节，李致是改革开放后出版“川军”的领军者之一，他的回忆展现了出版“川军”的整体情况。
记录稿拟出后，老人要看。为了定稿，后来我又如约登门，准时按响了李致家的门铃。他是个十分守时的人。随着一声响亮的“来啰”，李致同志开了门。先表扬我准时，接着就说这稿子害得他昨晚半夜睡不着觉，今晨5点就起来在电脑前审改：“好辛苦哟！”
他对文章一字一句地审，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最终，他敲定了这篇采访记录的标题：《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这篇口述史，由亲历者亲述，有点、有线、有面，原汁原味，有血有肉，不需采访者画蛇添足了。
临离开李致家时，我请老人家多保重。他说他昨天还曾去参加了一个学会的会，身体不错。对于自己的状况，他说：“今年已步入八十七岁，也算廉颇老矣！人们常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本人尚能吃饭，胃口也好；虽四肢无力，但中气十足。”说罢，他笑起来，眸子里闪出孩童般的得意。
这就是八十七岁的李致。衷心祝愿老人家活力永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