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帝国

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因此花费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一再主张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For these studies,see Hobson([1902,1938]1988);Lenin([1917]1939);Schumpeter([1919]1974);Burnham([1941]1962);Neumann([1944]1966).There is a good survey in Mommsen(1982).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4】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后者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5】Hardt与Negri合著的《帝国》(2001)一书讨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后期所形成的高度不定形态的“帝国”,与历史上的帝国关系不大。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In addition to the titles mentioned in this paragraph,a very selective list of significant publications on empir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ould include Alcock et al.(2001);Aldrich(2007);Burbank and Cooper(2010);Calhoun,Cooper,and Moore(2006);Cooper and Stoler(1997);Duverger(1980);Ferro(1997);Hobsbawm(1987);Kupchan(1994);Lustick(1993);Maier(2006);Miller and Rieber(2004);Motyl(2001);Muldoon(1999);Munkler(2007);Osterhammel([1995]2005);Pagden(1995,2003,2015);Parsons(2010);Snyder(1991),Steinmetz(2013).Mann(1984)和Finer(1999)的著作则展现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观点。我们应当留意洛克、孟德斯鸠、埃德蒙·伯克、狄德罗、托克维尔和密尔这些伟大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家关于帝国的思考。Notable examples here are Mehta(1999),Muthu(2003,2014),Pitts(2005),and K.Mantena(2010).大众媒体上关于帝国的作品包括2003年1月在英国BBC4频道播出的尼尔·弗格森的 《帝国》系列节目(6集),以及2011年Jeremy Paxman在BBC播出的《不列颠帝国》(2012年播出时更名为《帝国》)系列节目。还可关注以帝国为主题的电影,包括《特洛伊》(2004)、《亚历山大大帝》(2004)和《英雄》(2002)。在HBO电视网出品的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也不乏帝国的影子。从学术的角度看,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1986)可谓这股热潮的开端。随后是保罗·肯尼迪广受赞誉的畅销著作《大国的兴衰》(1988),这本书简要刻画了欧洲的伟大帝国,讨论了其兴衰背后的成因。而爱德华·吉本式的书名不仅没有使读者退却,更没有辜负肯尼迪试图为当代社会寻找历史教训的苦心,尤其是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怀有相似目的的还有尼尔·弗格森的《帝国》(2004),其英文副书名直译为“不列颠如何创造现代世界”,这本书在学术界广受欢迎,弗格森极具野心地在英国与现代全球化之间寻找关联(“英式全球化”),这是他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的观点。戴维·阿伯内西为学生和专家们撰写了关于欧洲海外帝国的综述性专著《全球统治的动力学》(2000);多米尼克·列文(2001)则专注于俄罗斯研究,为这个内陆帝国完成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2001)。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还出版了他们全球化视野下的帝国研究新著《世界帝国两千年》(2010)。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帝国”与“帝国主义”两个概念需要厘清:前者渊源较久,后者更新。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才第一次出现,以形容拿破仑三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而“帝国”一词暗含高贵的志向与理想,但之后两个词都带有了贬义。See on all this Koebner and Schmidt(1964).1919年Joseph Schumpeter([1919]1974:71)提到“今天‘帝国’一词用在我们敌人身上,含贬损之意”。而“帝国”一词的贬义由来可参见Pagden(2003:xxi)、Howe(2002a:9,22,126)。如今仅余纽约州的别名为“帝国州”,这或许是唯一正面或中性的“帝国”了,而美国的诞生与其反抗帝国有着密切关系,想来不免讽刺。今天,即使有帝国出现,也没人敢为其辩护。即使存在所谓“美利坚帝国”的说法,也只流行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对者之间,当然更不可能有人鼓吹所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John Gaddis(2004)称美国“是天经地义的帝国”,他认为自美国诞生起,其思想与做法无不是帝国的典型,而且还将继承延续。尼尔·弗格森观点类似,他认为美国是“口头否认的帝国”(2005:6),并认为美国应该更自信、更积极地履行其帝国使命。

但是,如果帝国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也很难想象有人或国家试图尝试建立帝国,而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关于帝国的专著和研讨会亦如雨后春笋?帝国研究热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背后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当属“全球化”。帝国,至少作为反思的对象,已经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因为维持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我们是否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一个国家中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能和谐共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我们是否正面临全球人口流动,各地出现大量由少数族裔组成的所谓“离散”群体?人口迁徙就是帝国建立的原因之一,而帝国的存在反过来又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不时爆发的危机,是否为金融、工业、人口和思想的跨民族活动的结果?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总之,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近些年“欧洲”或欧盟也被视作帝国(如 Zielonka 2006、Foster 2015)。Charles Maier认为,因为“决策与身份空间中的假定身份”的丧失,帝国因所谓“治外法权”而备受关注(Maier 2000:820)。

有人认为,欧盟可以算作今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说法的背后,正如人们出于怀旧情绪,称赞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可以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所借鉴,或19世纪英国强权统治下的承平岁月让人觉得安稳。但今天的人们其实无法理解帝国的很多做法。史蒂芬·霍威并不拥护帝国,然而他认为“至少部分现代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被人遗忘的可贵品质。帝国为臣民提供了稳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国试图约束或超越潜在的蛮族部落,以及内部的宗教冲突。统治阶层中的贵族,比起后来更加民主的体制中的领导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世的价值观”【6】Lord Acton在为英国和奥地利帝国辩护时,将它们称为自由的堡垒,反抗压迫与排他的民族主义,“为了让主权国家与民族在理论上相匹配,其前提条件是所有民族都有其界限”[Acton(1862)1996:36]。

长期以来,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直接的动机。1991年,苏联解体。学者提出的疑问是,苏联的历史进程、发展乃至最后的覆灭,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内陆帝国,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是否存在可比性?苏联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此前沙俄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若得到承认,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心帝国的专家学者将展开崭新的比较史学的研究。See,e.g.,Barkey and von Hagen(1997);Beissinger(2006);Dawisha and Parrott(1997);Hirsch(2005);Lieven(2001);Lundestad(1994);Martin(2001);Miller and Rieber(2004);Motyl(2001);Rudolf and Good(1992);Suny and Martin(2001).The Russian journal Ab Imperio is a good source for continuing discussions in this vein.

“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卓有成效的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将美国定义为帝国的论述已颇具影响。For some lively contributions,see Bacevich(2003);Calhoun,Cooper,and Moore(2006);Ferguson(2005);Gaddis(2004);Go(2008,2011);Kagan(2004);Maier(2006);Mann(2003);Münkler(2007);Porter(2006);Roy(2004);Steinmetz(2005,2013);Todd(2003);Wood(2005).这些著作都强调美国为一个帝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无论是出于美国在美洲内部的扩展,还是其针对其他国家的政策。John Pocock指出其矛盾之处,“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以反抗帝国为使命,却行使其帝国的使命,这是深植于美国体制内部的特征,也是其母国英国不曾出现的情况”(Pocock 1985:86、cf.Lichtheim 1974:59–61、Muldoon 1999:140–41)。这与美国的“例外主义”关系密切,参见Tyrell(1991)。反对将美国称为帝国的著作包括Walzer(2003)、Pagden(2004)和King(2006),尽管Walzer对“实际上的帝国”一词基本表示认可。这包括将美国本土视作帝国,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相信的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最特别的帝国”【7】,他还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直奉行帝国政策。今天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争论集中在美国对世界抱有何种企图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这已引发人们关于帝国的本质,以及帝国自我定位的追问。无论对这个称呼是否满意,几乎所有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都会以其他帝国的命运作为开场白;而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研讨会,也都以“美利坚帝国”的话题作为结束,不过有关研究者对此依然心存疑惑。

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研究的热情直接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此说法似乎过于狭隘,并未顾及背后更多的动因。事实上,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本身就是更宏观层面的某些变化所致。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以“全球化”部分地掩饰“美国化”),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绝不亚于其他国家。让美国具有“帝国”色彩,或至少看起来像一个帝国的,也许是当前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分裂与不稳定所做出的回应。从积极的一面看这是因为美国拥有独特的文化经济,也是美式资本主义击败其对手(包括苏联)的胜利。大家承认的“美利坚帝国”并未试图获取新财富或领地,只不过是“单一超级大国”在“新的无序世界”中的特殊形态。“单一超级大国”是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1999),“新的无序世界”一词来自Kenneth Jowitt(1992)。

在对帝国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帝国绝不只停留在历史书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欧洲帝国的终结离现在并不远。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宏大的内陆帝国均在一战后土崩瓦解;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这些海洋帝国的解体速度尽管较慢,但也在二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消亡。无论哪一类,相比动辄上千年的古老帝国,我们所能见证的时间都不过百年。那么自然,帝国一定会有“投胎转世”的现象,而殖民地社会将继承帝国的遗产【8】

这是关于大部分非欧洲地区的前殖民地,包括部分学者提出的近“殖民地”,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讨论的核心。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9】。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特别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徙进入欧洲(“帝国回迁”)。这也表明了帝国对前统治地区民众的心理、身份认识以及帝国灭亡后他们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需要单独处理的主题(我希望在下一本书中完成这项工作),For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is,see Kumar(2012a).本书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观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国家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们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帝国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它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帝国统治者们如何看待自身的使命、如何认识作为帝国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殊身份,是之后章节的主要内容。

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裂,但尚能上下一心,帝国的目标也是如此,实现统一的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世的“传教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后世帝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

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世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之后的论述中我们会展开讨论这一点。

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本书的主要章节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这些问题构成了各个章节的框架。每个帝国在很多层面互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在辽阔的领土上如何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体现各自的特殊性。

首先,让我们回到帝国的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帝国的真正含义及其含义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否适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帝国?帝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实体?帝国与外界建立了怎样的关联?帝国和我们熟知的其他政体,特别是民族国家有何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