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性主义之辨

西尔维亚·A．劳尔

在21世纪，“自由女性主义”常被描述为一个苍白无聊的概念。维基百科将自由女性主义定义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女性通过自身行动和选择来保持其平等的能力”，为要求平等享有权利的女性而斗争，而过去这些权利一般由上层白人男性独享。凯瑟琳·麦金农断言，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不可兼容的，因为自由主义提供给女性“一块新鲜出炉的有毒馅饼”。

这篇文章直面挑战，重新定义和描述自由女性主义。我是一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这些人或贫穷或脆弱，却为生育自由，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人群发声。在这一部分中辛西娅·格兰特·鲍曼教授提出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因二者更紧密的联系而得到共同发展。我赞成此观点，更进一步认为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因它们与自由价值观的联系而得到发展。

这篇文章聚焦于美国法律和宪法的历史，探求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女性主义之间四个阶段的关系：第一阶段，十八世纪宪法创建时期；第二阶段，十九世纪内战时期；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期；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当下时期。

美国宪法的核心信条是所有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本身即是统治者。这一信条与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相反，传统观点认为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力来自上帝或君主，而十八世纪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者却革命性地宣称，人民是自己的统治者。此政治理论植根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元素。一方面，国家最终要对多数人的意志负责；而另一方面，根据宪法结构中的非大多数准则和保护具体个人自由权利免受国家侵害的保证，无论大多数人意志如何，国家权力都被严格限制。这些自由权利包括思想、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不被任意搜查的权利和确保人们非法行为会受到指控，并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来执行此类宪法性限制的保护。广泛的民主、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形成自由主义的核心体系。

十八世纪自由主义视角在很多方面仍被遮蔽。第一，它假设政治参与的基本单位是以男性为家长的核心家庭而非个人。女性基于其社会地位被分配在家庭中承担基本的生产、生育、家务、消费和文化薪传工作。家族和家庭是自由主义得以建立的核心社会单位，然而家庭概念假设妇女不是活跃的公民或者不具有完整人格。第二，十八世纪的法律仍承认人类奴隶的存在。后经过激烈的包括内战在内的政治斗争，妇女歧视与奴隶制这两个巨大的法律错误某种程度上被纠正过来。第三，18世纪自由主义对私有财产、合同自由和自由市场的价值高度重视。

自由主义理论仍另有两项局限存在并反映在美国宪法中。第一，自由主义假设国家是个人自由和人类繁荣的主要威胁。显然，集中的私人权力也有可能威胁到自由、平等和其他重要价值。大众民主可以限制私人权力，但是宪法并未为之。第二，与之相关，自由宪法保护所保护的重要权利是对国家权力的消极限制，而不是为人类福祉提供物质和社会支持。另外，虽然经过民主活动的人可能选择为公民提供其所需的支持和服务，但是自由宪法通常不要求人民这样做。

在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之下，已婚妇女没有公民权利，她的法律身份被合并到其丈夫的法律身份中。她无法起诉、被诉、签订合同、作出承诺、保留自身收入和控制自己的财产。她的丈夫有权斥责她，控制其自由，违背其意愿发生性行为。在自由理论下，政治权利与财产所有权捆绑在一起，因此妇女无法在政治上发声。在这样的制度下女性主义无法发展，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大量记载了妇女的多种抵制和反抗活动，以及各种族和阶层妇女在此期间所做的物质上、知识上的贡献。

在整个十九世纪，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家庭和妇女的概念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平均家庭规模急剧地从九个孩子减少至三个孩子。政治哲学家首次认为对于妇女的歧视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和对社会有害的。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废奴主义者的道德热忱促使北部妇女进入了公共生活。一些在反对奴隶制活动中相识的女性觉察到黑人的卑微处境，其遭受的权利剥夺与妇女所受压迫具有许多相似之处。1848年，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尼卡瀑布城举行，会议发布了模仿《独立宣言》的声明。妇女自由和平等的支持者在十九世纪晚期取得了显著胜利。国家拒绝承认已婚妇女没有公民权利理念，允许她们拥有自己的财产。一些杰出的女性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全国范围内，妇女为奴隶制的废除和女性选举权而竞选，并赢得同州妇女的选票。

内战之后的宪法修正案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宪法。这些修正案禁止奴隶制和非自愿的奴隶身份，并使得获得自由的奴隶享有选举权。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禁止政府限制人民公民的特权、豁免权和法律的平等保护，或者不经正当程序非法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女性们通过多种行动以期同样享有这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如争取投票权，从事法律行业以及其他职业，要求被不排斥女性成员的陪审团审判，以及抵制否认性别自由和平等的裁决。然而，这些权利主张都遭到了断然拒绝。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在1920年，妇女赢得了宪法修正案赋予的投票权。但是无论是妇女的投票权还是内战后的宪法修正案都没有改变妇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无论贫富，无论黑白——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称作第二次女性运动的兴起。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的美国宪法、法律和社会实践仍然公然存在性别歧视。国家和私人企业排斥适格女性获得其追求的工作和教育机会。工作仍然广泛地以性别划分，女性所做的工作被系统性地贬低价值。即使男性和女性做同样的工作，女性的工资也较低。法律免除女性的司法职责、兵役和其他历史上与完整公民权相关的民事义务。直到1973年，堕胎在大多数州仍被认定为犯罪。绝大多数女性无法获得堕胎和避孕的服务，尤其是贫穷的、年轻的和未受过教育的女性以及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性。刑法的定罪制度和法律实施从多种方面侵害女性权利，尤其是关于强奸、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犯罪。家庭法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婚内财产等方面贬低女性的作用。社会未能给照顾老弱病残的工作提供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寄希望于女性能够担负起这类必要的工作，却不给予对这类护理工作的认可和补偿。所有这些形式的歧视都侵害了基本的平等规范和自由。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妇女深入参与到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广泛抵制越南战争和为贫困人士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中在这些斗争中，妇女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且起到了重要领导作用。但是女性的天赋经常被男性贬低和冒名取代。如同她们的姐妹们在十九世纪早期为废除奴隶制发动的运动，女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看到奴隶、妇女以及其他被不合理歧视与压制的群体的情况具有相似之处，这些情况都可能通过学习、教育、组织和法律动员得到改善。

自由女性主义通过多种方法去寻求解决诸多基本问题。意识觉醒经常被定义为女性主义的核心方法。一小组女性定期集会以分享个人故事并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理解这些经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方法有力地传递理解和激发行动。但是这不是自由女性主义唯一的方法。自由女性主义力主联邦和州法院纠正性别歧视的主张，在成文法和宪法中引入新颖的理论。其他人寻求立法层面的改变并且开始参与到选举政治中。一些女性主义者寻求改变文化认知。这些方法路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确实，在绝大多数重要的问题上，必须综合运用这些方法。

试举一个复杂案例，以分析自由女性主义寻求改变的多种路径及方法的必要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雇主无论公私，均常态性地歧视怀孕妇女。妇女在怀孕初显之后被解雇，而其顾客、学生和同事对此安之若素。雇佣健康保险认为生育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医学需要，因此拒绝覆盖生育事项。与之相反，工伤保险计划覆盖所有必要的离职原因却唯独不包括怀孕。如果一个工人因为前列腺疾病、滑雪事故或者其他任何原因离职，雇主将继续支付工资。但是如果工人因为怀孕而身体情况不允许继续工作，雇主却不愿意断续支付工资。

由现任职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露丝·贝德·金斯伯格领导的女性主义律师们，挑战这些基于性别的歧视行为，这些行为是被宪法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所禁止的。最高法院认为并不存在性别歧视，这个项目区分怀孕人士和非怀孕人士与性别歧视无关。这个判决深刻地侵害了自由主义对平等对待的核心承诺。但是最高法院在宪法上的解释是终局性的；并且作为回应，自由女性主义者使公众认识到，歧视怀孕人士实际上就是歧视女性。他们说服国会采用怀孕歧视法案作为对禁止雇佣性别歧视第七条的修正。

与此类似，健康保险拒绝覆盖生育、避孕和堕胎，理由是这些是美容服务、生活方式服务而非医疗需求。在一些州，自由女性主义者说服州立法者，保险公司拒绝覆盖这些项目的行为是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行为，而从健康、经济和女性尊严的角度看，保险应该覆盖这些项目。最终，联邦反怀孕歧视法案认可将避孕措施排除在保险覆盖范围之外是对女性的歧视。所有这些为女性主义改革所用的法律工具都有大众文化的支持推动。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解决的这些重要问题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使用的方法富有多样性。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在法律和文化上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变革。宪法规范以宪法解释的方式废除了公然性别歧视的州政府政策。每一个人类文明的领域，妇女的参与数量及其影响力都呈几何级数增长，但女性仍未充分得到其应享有的和具有影响力的职位。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在家庭法和刑法领域实现了重大变革。传统上，美国对田径运动的重大支持仅仅针对男孩。民权法案第六款——禁止在教育中的性别歧视条款，在父母、教师及女孩多方联合的支持下，改变了女孩在教育中的境遇。尽管仍受到强烈质疑，但是获取堕胎和避孕措施的行为已从犯罪行为转而被认定为行使权利。

在二十一世纪，自由女性主义面对着诸多形式的反对力量。其中两种反对的形式破坏力极强。一是，社会顶层和底层民众财富、收入和机会日益扩大的差距已对妇女和有色人种造成巨大影响。二是，自由派和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认为个人有权利控制自身的性生活和生育，但这些主张遭到强烈反对。这些反对已经暗中侵蚀了所有平等机会取得的其他成果，尤其影响那些未受过教育、贫穷和不善社交的妇女。这些反对并不出人意料。第二波女性主义引发了深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令反对者十分不安。不出所料，这些变革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是父权家庭的保守捍卫者们，还有那些在文化、经济两方面都从白种男性特权的传统假设中受益的人。

自由女性主义和种族平等运动共同的核心元素是挑战经济机会、财富和收入之间的严重分化，这些分化不是由于能力和贡献，而是基于种族和性别。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被刺杀的几个月前将种族平等和经济平等联系在一起。在那些年间，我并不是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而是作为组织者和法律支持者为全国福利权利组织工作。全国福利组织和金博士曾经担忧和哀叹财富、收入和经济机会的分化。回顾过去，我们方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相对平等增长的黄金时代。从那之后，财富、收入和经济机会的差距开始急剧地恶化。

自由主义和经济机会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十八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经典自由主义极为重视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合同自由的价值。随着十九世纪晚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采取有限的措施抑制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张和保护经济地位脆弱的工人。直到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以在宪法中体现自由主义理念为名，取消了这些有限的努力。大萧条和新政的应对措施强烈地影响了宪法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自1937年开始，最高法院开始广泛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选择事宜，因为“宪法不欲具体化某个特殊的经济理论”，并且法庭应当阻止在立法决定中采纳经济规制。在美国，民主党人偏爱促进经济平等和公共社会服务，他们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表。而相反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等十分保守的领导人自诩为“新自由派”，推行财政紧缩政策，放开管制，推进私有化、自由贸易和缩减政府开支。保守者盗用了自由主义之名，使其臭名昭著。民主党人曾自诩为自由主义者，此时却拒绝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固然，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增长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强烈反对主张种族和性别公正所取得的成绩不多应是重要的因素。

在21世纪自由女性主义者的一个努力目标是解决境遇不同的人群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少数族裔以及移民，承担着照顾弱小和年长者的重要工作。这证明了某些自由女性主义的优势和不足。经典的十八世纪自由派理论假设绝大部分留存至今：女性是基于社会地位，被分配做照顾因弱小、年龄和残疾而需要照顾的人群的重要工作。而处于经济阶梯顶端的女性雇用其他女性作为佣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国会第一次设定国家范围内的最低工资和制定支付加班费用的规则。当失业率高企，基本的自由和资本家的行为准则并未能阻止雇主压低工人工资。由于担心雇主把企业迁往只需支付生活工资的州，地区的执法能力受到了限制。然而，联邦国会更有力量行动并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自由主义的一项优势是，在法庭无能为力时，民主党多数派可以通过创造积极权利来改善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张。然而，为了通过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一项必要的政治妥协是为家庭和农业工人免税。显然那些工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最低工资的保护。但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工人处于弱势地位主要的原因，恰恰是他们由不成比例地妇女和有色人种构成。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会修改法律以纠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并且将最低工资的保障扩展至家务和家庭健康护理工人。然而，劳工部从来没有实施这些经过授权的制度变革。在2011年，家务工人组织起来说服奥巴马政府采纳国会已经批准的保护措施。雇主进行了反击，使得这些制度变革仍僵持在联邦法院。

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健康护理工人需求增长速度比其他工作高出五倍。家庭护理工资属于贫困线收入，平均年收入仅为18598美元，并且绝大多数家庭健康护理工人没有福利与带薪休假和病假。他们的日程表和工作时间不能预先计划，而且近半数家庭护理工人没有全职或长期工作。百分之九十的老人在这个年龄希望住在自己家中。家庭助理护理比其他养老护理如福利机构护理相对花费更低，但是收费的家庭护理人员是老人是否能够居家养老的关键因素。需要居家护理的老人的情况和提供护理的人员的现状对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者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两个群体均人数庞大，而且不成比例地由妇女构成。过去的斗争为这场战斗提供了工具，并且一组训练有素的力量已被组织调动起来。

在某些领域，自由女性主义面对强大的反对浪潮并且未能实现妇女自由和平等的诺言，而获得生育健康服务即是第二个这样的领域。获得生育健康服务是第二波自由女性主义的核心诉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始，法庭接受女性主义者的主张，认为宪法为人民提供了强大的保护，足以对抗将其定罪的州法律，任何人无论任何年龄与婚否，堕胎和避孕的行为都不应被认定为犯罪。当刑法被视为侵犯人们受到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时，健康护理专业人士集结起来训练医生、护士和组织服务。保险覆盖范围和其他公立与私立的资金，都扩及生育健康服务。

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仍在顽强抵抗。女性在教育平等、就业和公共生活方面取得的成绩严重地威胁到了保守派团体。公共生活和就业中的正式平等的权利主张被公众广泛接受，妇女在投票选举中体现的力量等现实迫使保守力量将反对行动集中在堕胎和避孕措施上。

生育选择反对行动取得的最大成功是禁止联邦财政资助堕胎。国会在1976年开始禁止资助贫困妇女堕胎。后期这个禁令扩及所有联邦雇员、军队服役人员、残疾医疗服务的受益者、联邦囚犯和和平工作队志愿者。在2010年，阵营分明的国会采纳了平价医疗法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健康保险对所有公民开放。它仍然禁止所有联邦财政资助堕胎，并且允许雇主包括盈利企业，可以基于宗教原因拒绝资助避孕措施。生育选择的反对行动远不囿于资金的限制。许多州为寻求堕胎的妇女和提供堕胎的医生设置负担沉重的管制措施。有些堕胎的医生面对暴力的威胁，甚至被害。而主张堕胎合法的力量在坚持抵抗，这场战争胜负未明。

克里斯特尔·伊斯特曼，一位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刻画了自由女性主义的力量与遭受的挫折。伊斯特曼曾是女性投票权运动的领导人，创立工伤赔偿体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的创始人，女性和平党和美国反战联盟的领导人。在职业生涯早期，伊斯特曼领导创设工人赔偿体系，为受伤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赖以生存的赔偿金。彼时她刚从法学院毕业，大量记录了设立工伤赔偿的需求。当时社会环境下，工作中存在许多不必要的危险，而普通法概念体系不承认工人为工伤起诉赔偿的权利。她分析当时极具争议的国家权力问题——创设替代性的赔偿，促使人们对改革达成广泛传播的、宪法层面的共识。在几年之内她的行动说服了许多州采纳了工人赔偿。这是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变革成就。

伊斯特曼成功地为受伤工人赢得赔偿，还主张当工伤可以预防时，赔偿数额应不限于此。“当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强壮的身体，被一个小小的突出固定螺栓的机器压住，卷进矿井而被连续猛击致死，当我们知道州法律很多年前就已禁止使用固定螺栓，谁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谈论‘遗孀的三年工资补偿’还有‘这应该分期还是一次性付款？’我们要求的是开始一场变革。”确定了变革的需求之后，伊斯特曼依靠政府规范、数据、透明度，有力实施，推进细化事故预防项目。“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信息……从谈论变革突然转而谈论统计数据看似十分枯燥，但是正如我坚信变革一样，我也坚信统计数据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这就是经典自由主义。

基于对生育自由的尊重，伊斯特曼认为有两个核心的“女性主义事实”：经济独立于男性和控制生育。“女性主义者不是修女……我们希望去爱和被爱。我们也希望，当我们状态正佳时，基于自愿和迫切的希望得到子女，而不是因为孩子多次陷入贫困和虚弱。我们希望这样珍贵的性知识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女性主义者们；我们希望这些知识同样惠及成千上万无意识地布满全球的女性主义者们——我们希望这些知识为所有女性服务。”“对彻底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即使她能够掌控自己的家庭规模，生活仍是一场巨大的战斗。”

（张凌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