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本书的写作，源自1974年秋天我们两人在印第安纳大学共同讲授的一门女性文学课程。我们在阅读了从简·奥斯汀（Jane Austen）、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到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之后，都震惊于它们在主题与想象力方面的一致性，而创作这些作品的作家在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时间和心理特征方面其实常常是相距甚远的。确实如此，即便在研究那些使用的文体差别很大的女性的成就时，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的女性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受到许多女性读者和作家的共同推进和认同，然而却始终没有获得完整的定义。囚禁与逃跑的意象、用疯狂的重影作为驯顺的自我反叛社会的替身的幻想、通过冰天雪地的外部世界和激情似火的内心表达出来的有关身体不适的隐喻，等等，诸如此类的模式贯穿于这一传统之始终，并不断复现出来，与之相伴的还有对于厌食症、陌生环境恐惧症和幽闭症等的令人着迷的描述。

为了理解这一传统所产生的焦虑，我们对19世纪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因为在我们看来，19世纪似乎是女性作者可以不再采用匿名写作的方式的第一个阶段。然而，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两个不同而又息息相关的问题：第一，19世纪的女性作家对她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的认识；第二，她们自己所阅读的作品。我们发现，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艺术当中，我们所研究的那些艺术家从事实与象征的两个层面上说，都处于受限制的状态。这些文学女性不仅被拘禁在男性占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当中，还无可避免地陷落于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称之为“父权诗学”的特殊的文学建构之中。因为19世纪的一位女性作家不仅必须居住在男性拥有和建造的祖先的大厦（或茅舍）里，她还同样不得不待在男性作家创造的艺术之宫和小说之家中，承受种种约束。因此，我们决定对共同注意到的女性文学中令人震惊的一致性作出解释，其路径，就是对一种普遍的女性冲动进行考察，在这种冲动中，女性试图通过对自我、艺术和社会进行策略性的重新定义，逃离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

我们所使用的标题暗含了与《简·爱》有关的内容，这表明，我们尝试进行上面提及的重新界定工作的最初努力，是伴随着对于夏洛蒂·勃朗特的仔细阅读的，对我们来说，她的作品似乎为许多不同的女性焦虑和活动提供了一种范式。因此，尽管我们努力想使本书大体上遵循根据作家的生平排列的编年体顺序，但是，夏洛蒂·勃朗特这位常常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的19世纪小说家确实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通过对于她的小说作品的细致分析，我们希望能够呈现出一条新的路径，通过这条路径，我们得以对19世纪的所有女性作品进行阐释。但是，正如我们的目录表所显示出来的那样，我们又逐渐意识到，我们必须从勃朗特拓展开去，即便只是为了对她作出更加全面的理解也必须如此。在撰写我们著作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和其他许多女性主义者一样，我们试图涉及的，将不仅仅是一种主要的（以及受到忽视的）女性文学，而是一种整体上的（并受到忽视的）女性历史。

由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诸如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艾丽斯·罗西（Alice Rossi）、安妮·道格拉斯（Ann Douglas）和玛莎·维西纳斯（Martha Vicinus）这样的社会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且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遗失或者被误解了。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更有助益的，是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和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最近通过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19世纪的文学女性确实既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也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化——换句话说，到了19世纪，一个丰富的、获得清晰界定的女性文学亚文化业已形成，在这一亚文化群落内部，女性们自觉地阅读彼此的作品，并将彼此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莫尔斯和肖瓦尔特对这一亚文化群落的整个历史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追踪，我们在此才可以细致地聚焦于我们认为对那段历史有着关键意义的部分19世纪文本；而在将来的写作计划中，我们打算对一些具有关键意义的20世纪文本进行相似的阅读。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文本就像是试金石一样，为我们理解女性以文学的形式对男性施加的文学攻击和压力作出反应的动力提供了样板。

文学文本能够施加一定的压力（或者至少体现出强制性的说服力量），这是我们经过研究获得的主要观点之一，因为当女性们一而再地成为被男性作者定义的对象之后，她们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发觉有必要在她们自己的文本中使用男性的隐喻了，好像竭力想要理解它们的含义似的。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文学方法论是以这样的逻辑假设为前提的，即文学史既包含强有力的行为，也包含无可避免的反应。而更有可能的是，和那些现象学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一样，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既对那些导致隐喻产生的经验进行描述，又对那些导致经验产生的隐喻进行描述。

通过以这样一种实验的方式阅读隐喻，我们无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生活与所研究的文本结合在一起，因此，写作本书的过程对于我们俩来说所具有的脱胎换骨的意义，就和我们在此讨论的许多女性“尝试写作”的努力之于她们所产生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的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写作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大多数合作者一样，我们在本书的写作中是各有分工的：桑德拉·吉尔伯特负责写作有关《弥尔顿的女儿们》的部分，有关《教师》和《简·爱》的内容，还有关于《自我放弃的美学》和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部分；苏珊·古芭负责撰写关于简·奥斯汀的部分，关于《谢利》和《维莱特》的部分，还有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两章；至于对女性主义诗学的那个具有导言性质的探索，则是我们俩共同执笔的。但是，由于我们对各自撰写的部分不断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这部著作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种对话，而更多的是一种意见上的一致性。通过采用与女性作家修正“父权诗学”同样的方式对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过程给予我们一种至关重要的支持，使我们最终得以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除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之外，我们还幸运地得到了来自同事、朋友、学生、丈夫和孩子们的其他帮助。许多人给我们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他们包括弗雷德里克·阿默里、温迪·巴克、艾利西斯·布兰克里、提默西·波维、莫尼艾拉·道斯、罗伯特·格里芬、多罗瑞斯·葛罗思·路易斯、安妮·赫丁、罗伯特·霍普金斯、肯尼斯·约翰斯顿、辛西娅·基纳德、U. C．诺普夫马彻、温迪·科尔玛、里查德·列文、芭芭拉·克拉克·莫斯伯格和塞莱丝特·赖特，尤其是唐纳德·格雷的细致评论，常常对本书具有关键的意义。我们还要对其他许多人表示谢意。哈罗德·布鲁姆、蒂利·奥尔森、罗伯特·斯科尔斯、凯瑟琳·斯丁姆普森和露丝·斯通的鼓励都在不少重要的方面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肯尼思·R. R．格罗斯·路易斯，正是他对这一计划的兴趣，才使得我们能够好几次共同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他美好的祝愿还将继续温暖我们的心房。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母校印第安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它们同样通过慷慨地提供旅费、研究补助金和夏季研究基金的方式而激励了我们，而这些是其他任何基金项目所无法做到的。

我们还必须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士，他们的帮助使得这本书的面世成为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伽瑞特·斯特瓦特被出版社选为外部顾问，他是一位理想的读者，他的热情和洞察力对于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艾伦·格雷厄姆则是一位完美的编辑，她以堪称楷模的耐心，帮助本书尽可能地趋于完善；还有利恩·瓦尔特瑞克，他是一位优秀而富有同情心的文字编辑，他出色的发问总是引领我们去寻找更好的答案。然而，如果没有艾迪丝·拉维斯竭尽全力地为我们进行手稿的准备，上述努力也只是枉然，因此，我们也必须感谢她。同时还要感谢弗吉尼亚·弗兰奇夫人，如果没有她帮着看护孩子，我们的写作也将是不可能的。此外，特里西娅·鲁腾斯和罗杰·吉尔伯特帮助我们做了索引，艾莉·弗莱和阿丽松·希尔顿也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如今，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同样感念霍普维尔·塞尔比。最后，我们还想强调的，也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始终至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丈夫埃利奥特·吉尔伯特和爱德华·古芭提供了修正性的建议和评论，还有我们的孩子罗杰·吉尔伯特、凯西·吉尔伯特、苏珊娜·吉尔伯特和莫莱·古芭、西蒙娜·古芭，他们所有人共同赋予了我们以快乐的生命。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