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根据前面所述[1]，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2]；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3]；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4]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在喜剧[5]，这一点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喜剧诗人先按照可然律组织情节，然后给人物任意起些名字，而不是像写讽刺剧[6]的诗人那样，写个别的人。在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7]。但有些悲剧却只有一两个是熟悉的人物[8]，其余都是虚构的；有些悲剧甚至没有一个熟悉的人物，例如阿伽同的《安透斯》[9]，其中的事件与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仍然使人喜爱。因此不必专采用那些作为悲剧题材的传统故事。那样作是可笑的；因为甚至那些所谓熟悉的人名，也仅为少数人熟悉[10]，尽管如此，仍然为大家喜爱。

根据前面所述[11]，显而易见，与其说诗的创作者是“韵文”的创作者，毋宁说是情节的创作者；因为他所以成为诗的创作者，是因为他能摹仿，而他所摹仿的就是行动。[12]即使他写已发生的事，仍不失为诗的创作者；因为没有东西能阻挠，不让某些已发生的事合乎可然律，成为可能的事；既然相合，他就是诗的创作者。[13]

在简单的情节与行动中，以“穿插式”为最劣。所谓“穿插式的情节”，指各穿插的承接见不出可然的或必然的联系[14]。拙劣的诗人写这样的戏，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错误；优秀的诗人写这样的戏，则是为了演员的缘故，为他们写竞赛的戏，把情节拉得过长，超过了布局的负担能力，以致各部分的联系必然被扭断。[15]

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16]，更为惊人（甚至偶然发生的事件，如果似有用意，似乎也非常惊人，例如阿耳戈斯城的弥堤斯[17]雕像倒下来砸死了那个看节庆的、杀他的凶手；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没有用意的），这样的情节比较好[18]。

注释

[1] “前面”指第7、8两章，亚理斯多德曾在该两章强调可然律和必然律以及情节的有机联系，并且暗示《赫剌克勒斯》和《忒修斯》（见第8章第1段）是历史（古希腊人认为古代英雄传说是他们的祖先的历史），不是诗。

[2] 可解作“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所谓“更高”，指更有价值，地位更高。

[3] 诗要先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布置情节（亦即“有普遍性的事”），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参看第17章第2段。

[4] 亚尔西巴德（Alkibiades，公元前450? —前404年）是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

[5] 参看第4章注[9]。

[6] 或解作“讽刺诗”。

[7] 人们相信英雄传说是历史，是真事，这些事是可能发生的。诗人们采用传说中的，即历史上的人名，是为了使观众相信这些可能的事是真的。可能的事是可信的，这个大前提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所有已发生的事显然是可能的，这个小前提却是错误的；亚理斯多德在下一段说，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挠，不让某些已发生的事合乎可然律，成为可能的事，言外之意是说有些已发生的事不合乎可然律，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如果说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亚理斯多德在此处指出一般人的错误的逻辑。

[8] 指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9] 阿伽同（Agathon）约死于公元前400年。安透斯（Antheus）大概是英雄传说中的人物，这名字被阿伽同借用来作为他剧中的虚构的人物的名字。一说剧名应是《安托斯》（Anthos），即“花”的意思。

[10] 古雅典人所以熟知传说中的人物，主要是由于多看悲剧。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一般人逐渐对演说发生兴趣，不大喜欢看悲剧了，因此对传说中的人物不大熟悉，只有少数老观众还熟知那些人物的名字。

[11] 不仅指上一段所述，而且兼指关于诗描述有普遍性的事的整个论证。

[12] “诗的创作者”原文作“创作者”，即“诗人”之意。此段中的“诗的创作者”均系此意。“情节是行动的摹仿”（见第8章第2段），一个人能摹仿行动，就是能创造情节，因此他成为“诗的创作者”。

[13] 某些已发生的事（即史事）既然合乎可然律，则根据这些事构成的情节也就合乎可然律；一个人所创造的情节合乎可然律，那么他就是“诗的创作者”。

[14] “穿插式”的情节可举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Desmotes）的情节为例，河神的访问与伊俄（Io）的出现没有联系，伊俄的出现与神使的前来没有联系。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过于简单，诗人没有别的办法把这故事化为戏剧。

[15] 演员想多演戏，因此诗人把情节拉长。在“穿插式”的情节中，穿插过多过长，而且不衔接。第7—8章说明情节应如何组织才合乎戏剧的要求，此段指出“穿插式”的情节违反情节的组织原则。

[16] 指意外的发生而没有因果关系的事件。

[17] 阿耳戈斯（Argos，旧译作亚各斯）在伯罗奔尼撒东北角上。弥堤斯（Mitys）大概是公元前4世纪初叶的人。

[18] 此段论恐惧与怜悯，应属于下一章。第10—11章、第13—14章均论恐惧与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