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上大学的那两年，姥爷患了不少病症，深受折磨。加之经济状况也不好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两项加起来，在2000年前后一个月不到200块，即便如此。
上大学后，眼界开阔了，思路也活泛一些。我整理了姥爷的资料，给他曾经工作的单位写了封信，把当前的情况说明了一下。后来，据说还给姥爷去了电话，表示非常同情，但也无能为力。一年后，姥爷的情况日益恶化，我决定到那家单位拜访求助。那是个周末，巧的是有人值班，还是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我提及姥爷的名字，提及我写的信，她居然都知道。她告诉我，姥爷以前是他们人事股的股长，后来离职了，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至于帮助确实没有相关政策支撑，无能为力。鉴于对方的言辞恳切，同时鉴于对方单位的戒备森严，我没有了幻想，黯然接受现实。
后来，我问母亲，姥爷为什么离职了？母亲自然不清楚，说曾经舅舅还到那个城市上学了，姥爷回来了，舅舅也跟着回来了。
至于原因，何必追究了。
十
离职后的姥爷又回到了农村，担任起了村里的支部书记，他为人亲近随和，从未有什么村官的架子，要不是母亲告诉我，实在想不到姥爷还有过村支书这般“显赫”的头衔。
对于担任村支书时的一些事情，母亲现在还念念不忘，言谈中尽是对姥爷的埋怨。早先的农村还是集体所有制，每家每户的土地、物资都有村大队进行分配，村支书作为村里最大的领导，在当时监督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权利自是极大的。可是，行伍出身的姥爷两袖清风，公道正派，每次大队分配总是把自家放在最后，等别人挑剩了，最后才是自己的。母亲说，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无论从哪里说，即使不是最优先选择的，也绝不至于是最后一家。
还有一件事让母亲念念不忘，秋收时候，大队收获的粮食都会集中在一处“大场”里晾晒，负责看管的都是大队的干部，一般大家轮流值班。那个年头物资缺乏，时常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母亲在姥姥的怂恿下，想在给姥爷送饭的时候让姥爷额外给个地瓜吃。满怀期待的母亲挎着竹篮刚走到“大场”边，就被姥爷一声厉呵给唬在那里了，姥爷说：把饭放在那里，回去吧。母亲只得气呼呼地放下竹篮，扭头走了，再也不肯给姥爷去送饭了。后来提及此事，姥爷笑呵呵地说，瓜田李下啊，得避嫌。
在农村文化中，孩子是用来化解一切问题的有效媒介，其他村干部家的孩子去送饭，顺手给个地瓜，那个玉米，都是大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姥爷的避嫌实在也没太大必要。不过在姥爷的村里，大家称呼姥爷都以辈分称呼，提及姥爷时大都称：俺叔、俺大爷、俺爷爷诸如此类，鲜有人直呼其名，在所指不清时顶多会带上姓氏，说，张家俺爷……
十一
最后一次和姥爷在山里的草屋相聚，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那是一个假期，我和原女友、现妻子一起回老家，特意带她体验小时候山居生活。从家里带了些酒肉，在茅草屋周边的菜地里挖了些土豆，摘了茄子、黄瓜、西红柿等应季的蔬菜，还特意带着女友到泉眼处取了一桶水，从始至终引得她惊艳不已，感觉我从前真是过得神仙日子。
炉灶还是当年姥爷砌的那个泥炉灶，一堆黄泥掺点枯草和成的泥灶用个几十年都完好无损，每一次柴火在它的炉膛里燃烧，似乎都在加持它的功力，历久弥坚。小铁锅不时冒着热气，锅里的菜品散发着幼年时代熟悉的气息，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在欢呼雀跃中，饭菜俱备，不想姥爷居然拄着拐杖出现在我们面前。
姥爷颇有些兴奋，说有两年不来了，听说你俩来了，还带着酒和肉，我就拄着拐杖过来了。以姥爷现在的步幅和身体状况，从家里到山里的小屋最少要走一个小时。我让姥爷赶紧坐下休息会，姥爷顾不得，拄着拐杖绕着草房转了一圈，看看这看看那，又扶着拐杖看了看近处的草木、对面的山坡，没有说话。
吃饭时，姥爷说喝点酒，我倒了一杯啤酒，姥爷喝了半瓶。饭吃的很慢，话说的也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吃口菜，沉默一会。我多是在回味小时候的场景，姥爷估计也在回想之前的时光。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回来，一路上走得很慢，说了一些小时候的事，女友一惊一乍，倒增添了好些乐趣。
那天，姥爷很高兴。
十二
毕业后，我到外地工作，有时会给姥爷寄点衣服和日用品。母亲总会及时把情况告诉我，一是姥爷很高兴，二是嘱咐我别给他买东西，留着钱自己用。
一次母亲专门给我打电话，说姥爷知道我入党后非常高兴，连连说“这孩子有出息”。那段时间，姥爷又患上了白内障，我曾联系过济南的医院，但终究没有成行，这个病成了压垮姥爷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女友在无锡的项目现场散步，接到母亲的电话，哭着告诉我：姥爷走了。
2009年春节，我来到姥爷院子的门口，久久伫立，泪流面面，再也没有推开那扇虚掩的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