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位记者

1995年夏天，波拉尼奥写信给卡拉·里庇的同一年，几具被扼死的年轻女性的赤裸尸体在华雷斯城南部的机场附近被发现。当年九月，该市悬赏一千美元征集这个冷血杀手的相关信息。一个月后，警局逮捕了阿卜杜勒·拉提夫·谢里夫·谢里夫，一位有性侵史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以五项谋杀和九月犯下的其他罪名一同起诉。但两个月后，当谢里夫·谢里夫还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时候，新的尸体开始出现。警方坚持认为是谢里夫·谢里夫，这位化学家在牢房里遥控了这些谋杀，每杀死一名妇女他就付一千两百美元。他们说，他的帮凶是在一次夜店扫荡中逮捕的八名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被称为“反叛者”。

在将近一千六百米以外的墨西哥城，这个消息深深吸引了一位名叫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记者的关注。身为小说家和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在20世纪80年代由评论卡洛斯·蒙西瓦伊斯——这位重要的文化批评家和墨西哥新新闻主义的先锋人物——而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到《改革报》1993年开始呼吁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身为一位不怕激怒政府的中间派批评家已颇有名气：因为在《改革报》发文质疑那些投身当时在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尔塔里——他在1988年遭到选举舞弊指控的情况下当选——阵营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他被《内索斯》杂志辞退。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客观公正的禀性使得他跟《改革报》颇为投契——这家报纸有着严肃调查报道的历史传统——他受雇编辑这家报纸的其中一份周末文化副刊《天使》。（如今，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仍担任该版块的编辑顾问，并给该报撰写三个固定专栏。）

华雷斯城的新闻让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想起了他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沉默的羔羊》。他怀疑，华雷斯城会否遇上了一个汉尼拔·莱克特？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当他在一系列访谈里向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对描写暴力的文学作品显露兴趣。他最喜爱的书有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政治与犯罪》。他已订下旅居奇瓦瓦州指导一个研讨班的计划。说服《改革报》为他支付去华雷斯城的短途机票并不费力，这样他就得以参与报道1996年4月19日那场关于主要嫌犯被捕入狱的新闻发布会。

那天，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看到一个高个子、绿眼睛的中年男子，正朝着三十来个记者讲话。谢里夫·谢里夫讲不了几句西班牙语——他在墨西哥还没住满一年——所以他用英语发表讲话，一位通晓双语的记者在旁翻译。他说的听起来像一出肥皂剧。据谢里夫·谢里夫说，“杀害女性”行动是一对富有的墨西哥表兄弟做下的，一个住在华雷斯，另一个就住在边境线之隔的埃尔帕索。他讲了发生在其中一位表兄弟和华雷斯城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记者团队被惹恼了——他们交换眼神，起哄调笑。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自己仍心存莫大的疑惑，但他的批评者人格被谢里夫·谢里夫的作派深深吸引。没有捶着胸口自证清白，这位嫌疑人反倒冷静地讲述了这个长达九十三分钟的故事。他似乎相信如果他能给凶案提出一个另类的解释，他背负的指控就会被撤销。

在发布会快结束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向一位当地记者做了自我介绍。在监狱附近的公园里，两人谈起了这场奇怪的发布会。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走了过来。

你们是记者吗？那位母亲问道。

是的，他们回答说。

那么，我们想跟你们说一些我们觉得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她身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穿着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她告诉记者们，华雷斯的警察局长强迫她起诉“反叛者”。那位局长，她说，揪着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直到她答应会一字不差说出他教她说的才停手。

对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来说，视角突然转变。陈旧的事实（夜店大扫荡，对谢里夫·谢里夫指控升级）在一道崭新的光照中闪烁起来：警方曾殴打过目击证人。“这，”他想道，“是一股暗流。”随后，他了解到谢里夫·谢里夫在监狱里的第四天，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宣布八个起诉“反叛者”的目击证人中，有六个遭到华雷斯警局非法扣押。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坐航班返回墨西哥城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的调查结果和目击证人们遭受的令人生疑的对待。不久之后，《改革报》邀请他加入一个关于华雷斯城现状的特别调查项目。项目负责人罗萨娜·富恩特斯·贝兰秘密派遣一位记者进入许多凶案受害者工作的工厂区；她派其他几位记者去追踪警方独立调查的详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分派到的任务是研究犯罪模式和动机的概貌。虽然贝兰像对待其他记者一样管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有时要求他为足以定罪的结果印证消息源或提供额外证据——但她也留给他相当自由的解释空间。

三年来，他往返于华雷斯和墨西哥城之间，尽力同时应付书评影评和罪案调查。直到1999年夏天，他的报道开始表明华雷斯城的警察、政府官员和贩毒分子沆瀣一气，与“杀害女性”难脱干系。那一年早些时候，一场针对谢里夫·谢里夫的律师之子的袭击加剧了这个怀疑。如果司法体系运转良好，为何还有人会攻击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琢磨道。随后，6月12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和《埃尔帕索时报》的一位记者一起采访了一位囚犯，该囚犯表明当地警方和一位显赫的参议员是“杀害女性”的始作俑者。

在他的著作《荒漠白骨》中，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描述了三天后他在墨西哥城被两个人绑架和袭击的情况。深夜，他在孔迪萨的时髦街区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家。出租车开了一会儿之后停下。两个拿着武器的男人跳上车来。他们命令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闭上眼睛，坐在后排他们两人之间。出租车驶离了——司机和他们串通一气。尽管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没有反抗绑架者，有个男人仍咒骂他，用拳打他，用枪砸他，用冰锥刺穿他的大腿。他们要在首都南边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杀了他，他们说。那辆出租车再次停下来。其中一个男人下了车，另一个他们称为“老板”的人还坐着。关于强暴和死亡的殴打与威胁再度上演。一辆巡逻车开着警灯驶过附近。那男人把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丢到了街上。他提交了一份警方报告，而后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让他卧床休息。6月18日，他的报道文章《有消息称警方是（华雷斯案的）帮凶》出现在《改革报》上。

之后的两个月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像一具僵尸一样生活，写评论，编辑报纸，和朋友一起外出，尽管他视力还有点模糊，说话还有点含混，记忆也还有点破碎。最后，8月11日，他那时在自己家里都没法动手冲一杯咖啡，两个《改革报》的朋友带着他赶往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一场手术，以移除压迫他大脑的一处足以致命的血肿。

出乎意料地，他完全康复了，但遭受的这场袭击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遇袭之前，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就为自己家和手机而感到困扰——奇怪的噪声、服务盲区。那之后，他常常被跟踪。他的朋友保拉·蒂诺科回忆说，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手术后的几个月里，无论他俩何时在餐馆吃饭，都有戴耳机的人在旁边盯着他们。恐惧又无助，两个人依靠幽默来逃避，每次陌生人在场，他们都相互向对方讲述离奇的故事。比如，有天晚上，他们背起了一首广受喜爱的儿童歌曲《小鸭子》的歌词：

达姬跑跑跳跳，在她的钱包里

寻找

几分钱来给她的小鸭子买吃的

因为她知道当她回家

所有小鸭子都会跑过来问

带什么给我了，妈妈，嘎嘎？

带什么给我了，嘎嘎？

当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1995年为一个好莱坞式的连环杀手飞去华雷斯城的时候，他回忆说：“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将要卷入什么事。”并非汉尼拔·莱克特，他发现的是一个只因华雷斯城最恶劣的犯罪者们粗野且富有就包庇他们逃避惩罚的体制。这个体制牵涉该市、该州，及至整个国家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他一旦得出这些结论，就再也没有退路了。“你置身地狱，”他说，“你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被选中，从而活了下来。”这地狱之火烧尽了他的许多关于责任和正义的陈旧错觉，让墨西哥的黑暗之心袒露出来。

当权者，他相信，在试图刻意粉饰和遮掩华雷斯城的现状，他们声称死亡人数被夸大了，或说凶案都是激情犯罪，要么就说受害者是妓女。他想给他的调查结果留下一个长久的记录，一个不会在一周之后就被抹去的记录，以反驳这些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