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明清时期——人物画综合多元的发展

元朝由于民族压迫、阶级矛盾加深，文人大多隐居不仕，画家回避世事，而寄情山水、竹石，文人画快速发展，大有替代“院体画”之势，人物画进入衰退，但它仍按艺术规律前进。这一时期主要人物画家有赵孟頫、王铎、钱选、任仁发、刘贯道，作品大多为历史画、肖像画、仿古之作。赵孟頫修养全面，他对人物画的主要贡献是提出画贵有古意，强调以书入画。代表作《红衣罗汉图》《浴马图卷》，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富有生活情趣，线描古拙浑朴、设色华丽高古。他在人物画总体颓势下的元代，提出“崇古”“以书入画”，体现出力求变革的意向。赵孟頫这种人物严谨工细、景物写意松动的兼工带写样式对元朝人物发展影响极大（图1-10）。

肖像画家王绎著有《写像秘诀》，内容有“彩绘法”“写真古诀”“收放用九宫格法”等，对写生具体方法和传神要领作了系统总结。书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强调被画人不要呆板地正襟危坐，让他在谈笑风生中保持自然状态，画家默记于心，从而描绘出人物的真情实貌，其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他的代表作《杨竹西高士像》，人物五官用细笔勾描，淡墨晕染，神气活现于纸上，衣纹简括洗练，线描劲健自然而生动。此画人物背景由倪瓒补松石平坡，用笔空灵洒脱略施皴擦，是幅优秀的兼工带写肖像画。元代的肖像画需要者众多，这一时期肖像画已进入独立时期，并直接影响到明清肖像画的发展。

永乐宫壁画是元朝的一颗耀眼明珠，它在水墨画世界里闪烁着美丽的色彩世界。永乐宫宫内有宫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所有殿中都绘有道教题材的壁画，总面积达960平方米。《朝元图》在永乐宫主殿三清殿，是永乐宫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面高4.26米，长94.68米，壁画面积403.34平方米，壁画描绘诸神朝拜道教原始天尊的场面，图中以八尊主神为中心，周围有仙曹、玉女、天丁、力士、帝君、仙侯、五岳等280多个天神，画面分成3、4层，构成波澜壮阔的群仙行列。人物高度在2～3米之间，其面貌、神态各异，有的威严、有的慈祥、有的妩媚、有的和颜悦色、有的意气风发、有的横眉怒目、有的深思熟虑，人物间或对语、或倾心、或注目凝视、或左顾右盼，前后呼应，个个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毫不雷同。全画以墨线勾出，以勾填法着色，色不压线。雄伟、回旋的墨线表现出庄严的气势。色彩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并以白色等相隔，使画面强烈浑厚而富装饰性，整个壁画的风格具有唐代绘画雍容博大的气概，又有宋画清新、深刻的特点。总之，永乐宫壁画在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高度，是我国壁画艺术的一座高峰（图1-11）。

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繁荣，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对美术起了一定刺激作用，元朝废除的翰林画院又恢复起来，集中了一批院体画家。在文人画思想影响下，文人画进一步发展，追求个性、抒情寓意已融入人物画坛，无处不在的民间艺匠与院体、文人画家三者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促进了这一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人物画的多元发展。它与山水、花鸟画相比，虽被边缘化，但历史多元的优秀传统给明代画家更多总结、借鉴和思考的空间，因此它还是呈现出一片生机。人物画的写意精神不断增强。

由于人物画常有入世教化功用和人物造型复杂完美的特点，画面要求相对严谨、精细和丰富，兼工带写人物画具有丰富多样的技法表现力和形象塑造力，亦有生动活泼的笔墨趣味性，使这一画风盛行于世。同时期，院体工笔人物画和大写意人物画也出现新的发展，与山水结合的人物画兴起，成为时尚。

明代主要画家有戴进、吴伟、唐寅、仇英、陈洪绶和曾鲸。

戴进，“浙派”创始人，师法刘松年、李唐，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工。其代表作《达摩六代祖师像》，人物神态生动，线描劲练，转折顿挫中流畅洒脱。画面体现出师承南宋院体的典型风格。在明代初期影响较大。

吴伟，是浙派健将，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将线描提升为“写法”，强化主观意趣。正如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中说：“吴用写法而描法亡矣。”吴伟这种主观倾向的写法与南宋谨严工致的“院体”拉开了距离。《琵琶美人图》描绘一位手抱琵琶的女子，神情哀怨忧愁，衣纹线描以兼工带写法，疏密对比，简洁明快，提按转折富于节奏。

唐寅人物画笔墨灵动飘逸，敷色鲜明富丽，技法精妙，常以仕女图抒发心中感慨，其《秋风纨扇图》是一幅典型的托物寓意的文人画佳作（图1-12）。

仇英是位天赋不凡的画家，集古人技法之大成，亦受士大夫文化熏染。其作品于工细富丽中透出文雅之韵，董其昌破例给仇英“五百年而有仇实父”的赞誉，史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可以说仇英对明代人物画起了挽衰振弊的作用。我们从《桃李园图》《修竹仕女图》可以领略到仇英画风的部分面貌（图1-13）。

陈洪绶师蓝瑛，后在继承李公麟的基础上追魏晋，格趣高古。他的人物画将道释、仙佛造型融进人物画创作，变平正写实的风貌为夸张奇崛，具有鲜明特色。他高扬线描的形式意味，衣纹处理以自我为主，摆脱自然形体束缚，完全服务于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别开生面；色彩一反强烈、浓艳而呈淡雅古朴，以墨为主，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创造性风格。清代画家张庚评陈洪绶“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十洲）唐（寅）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可见他在我国人物画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代表作《归去来兮图》表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贵品格，从中可以领略到其线描劲挺清圆、设色清新雅淡的高古奇特画风。陈洪绶在我国传统版画上贡献卓越，他一生以巨大精力从事版画创作，把精湛的白描人物技巧运用到版画艺术中，传世的《九歌图》《西厢记》《鸳鸯冢娇红记插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都是我国古代版画艺术的杰作（图1-14）。

曾鲸是明代中晚期一位重要的肖像画家，他在深究传统的基础上融进新法，为古代肖像画开创了新面貌，其画法风行一时，时称“波臣派”，对明清两代肖像画有重要影响。代表作《张卿子像》衣纹线描刚健挺拔、简洁概括，面部淡墨多层烘染再行敷彩，色调柔美，如镜取影（图1-15）。

在文人画一统天下的清代，山水、花鸟高度发展，人物画虽被挤压，但它在跌宕起伏的过程中呈现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的时代特点，闪耀着新的光彩。

清初，经济恢复，由于爱好和重视，统治者广聘画家。这些供奉内廷的宫廷画家多画仕女、肖像和功绩图。例如王翚等合作的《康熙南巡图》、冷枚等合作的《万寿图》等，规模宏大、歌颂繁盛，这也是这一时期人物画的一个审美特点。肖像画在清代取得较大发展，大多是在师承明代曾鲸的基础上参以西法，别具一格。成就突出者有焦秉贞、禹之鼎、冷枚。晚清费晓楼、任熊、任颐都是肖像画高手，工写兼备、形神俱佳。

传教士郎世宁等一批外来画家用西法画中国画，时称“海西法”，史有评击为“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但它为传统中国人物画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清代仕女画以抒情寄兴为主，形象娇弱，呈现出一种纤秀、阴柔的审美样式。此类画风用笔潇洒，灵动有致，多以兼工带写为主。这是清代人物画坛十分突出的特点，亦是中国仕女画史中一枝别样新花。代表画家改琦和费丹旭作品众多，对画坛、民间有一定影响。

费丹旭作《月下吹箫图》，图中柔美典雅的仕女在秀石青竹旁吹奏洞箫，画面上方疏枝朗月，意境优雅，此图兼工带写、疏密相间、浓淡相宜，人物神韵为作者典型风貌（图1-16）。

罗聘常“以鬼喻人”，其作品中形象奇特、线描富有金石味。

金农人物造型拙朴、笔趣高迈、古碑入画、顿挫如斫、苦硬若削，以文人之趣作自画肖像，漆书题拔别有风味。

华嵒人物“不求妍媚，别具风神”与山水融成一体，兼工带写法笔墨松动，功力深厚。

闵贞人物画幽默生动，笔墨酣畅，变化多端，丰富了笔墨内涵，彰显墨韵的审美品格。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画家云集此地，形成世俗化、大众化、清新活泼的画风，世称“海上画派”，主要人物画家有任熊、任薰、任颐、虚谷、吴昌硕、沙馥、钱慧安等，其中任伯年成就最为突出。

高其佩的指画派画风开创了新的人物画表现样式，具有工具革新的历史意义。

清朝中期扬州画派的人物画继承了徐渭、陈老莲、石涛笔墨放纵、造型奇崛的传统，为画坛吹进了一股新风，表现出不拘成法、标新立异的特点。如黄慎以草书入画，书画一体，笔势奇纵奔放，联绵相属，常画渔民等下层人物和民间生活，人物造型质朴（图1-17）。

任颐，字伯年，是一位全才型画家，人物、花鸟、山水皆精，他从小就受民间艺术熏陶，在其父严格训练下掌握了传统写真传神技巧，流寓上海后结识了一批文人画家，眼界大开。他才华横溢，博取传统精华。从其留存至今的几千幅作品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民间的天趣、院体画的谨严和文人画的笔情墨趣，他都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人物画创作中，他能超脱“形”“法”的局限，进入“无法为法”的自由境界。他的作品给人以生动雅丽、明快清新、技艺超妙、充满生机的感受。

可以说，任伯年的艺术成就不但是传统的总结，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任伯年是位极富情感的画家，他在大量肖像画中深透着与朋友的浓厚情谊。他不停地画《钟馗》《女娲炼石》《风尘三侠》《莫干练剑》《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等作品，寄托他的情思；有愤懑、有对英雄的歌颂、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他这种关心社会、伸张正义、关注平民的创作，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其作品充满生命活力。

任伯年常将民间画的历史故事、戏曲人物、神话传说，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耍猴、玩鸟、农事、采桑等融入士大夫绘画，以清新朴素的兼工带写表现手法开辟新风，使传统中国画进入市民阶层，将逆笔草草的文人画拉回到现实生活中，从而获得新鲜血液。

任伯年超人之处还在于以写实之法切入人物画。他学过素描写生，但他能站在优秀民族传统基石上，进行意象化、抽象化的改造，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刻画精微而传神，造型生动又极富笔墨韵味。他在中西融合中走出一条极富个性的成功之路。他把兼工带写人物画推向时代的高峰！

他的肖像画能突破传统写真的框框，从对象个性入手，强化刻画对象的精神气质，以新颖的立意和艺术手法，使肖像画出现全新样式，我们从《何以诚像》《吴仲英像》《高邕之像》《酸寒尉像》《赵德昌夫妇像》这些优秀的肖像画中不难看出，其作品不但具有人物的真实品格，更具书写味线描灵动飘洒的风采，将文人画的笔墨融进肖像画，极大提升了肖像画的审美品位（图1-18）。

总之，任伯年人物画在中国画坛起着包前育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贡献巨大。徐悲鸿评任伯年“三百年来第一人”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