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建联和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蒋介石允许我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希望能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卡尔的认可[1]。1938年1月，我党派廖承志等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秦邦礼也成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最早的成员之一。

1938年1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是“粤华公司”。廖承志主持工作，日常事务负责人是连贯，潘汉年参与领导。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杨琳（秦邦礼）、冯劲特、李默农（李少石）、杜埃、张唯一（秘密战线上著名的“老太爷”）、陈永生、林青、罗理实、黄秋耘、梁上苑、康一民、熊志华、潘柱、李静、余明、张淑芳、钟路、高直、谭乐华[2]。

当时的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转口港，航运业比较发达，工业活动主要是修船和造船，人口150万。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抗日战争，许多资本家为了避免战乱而把工厂迁到香港，于是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内地的一些银行，包括当初开在上海的外国银行，也陆续搬到香港。1938年的香港成为相对和平的大后方。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

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间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

这项任务交给了秦邦礼。

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秦邦礼在1938年夏秋之交开办了“联和行”（Liow & Co），公司设在香港干诺道中，注册资金为两万美元[3]。

联和行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他个人的名字相关联，看上去这家公司更像一间私人公司。这个名字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批准的。同时，秦邦礼还有一个电报用名，叫杨琳。

钱之光回忆说：“实际上，这是我们设在香港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4]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弟弟。博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香港湾仔。照片里的老人是杨琳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王静雅，左边的男孩是博古的儿子，从1933年初博古到瑞金以后，这个孩子一直由杨琳抚养。另外两个男孩叫秦福铨和秦铭，小女孩叫秦文，她出生于1933年，此时5岁。

一家人在一起，便于掩人耳目，也方便对外交往。

杨琳开办的“联和行”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秘密机构，二者办公地点相距几百米，便于联系，也便于隐蔽[5]。

何香凝、宋庆龄此时都住在香港，廖承志利用她们的特殊身份开展募捐活动。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家里成立。

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一个机构，其援助的重点就是抗日游击队，客观上说，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对宋庆龄这样做也无法反对。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2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我党，在宋庆龄、何香凝的配合下，在香港及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

当时的募捐活动主要由宋庆龄出面，具体工作则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安排。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波及全世界的、长达几年的抗日募捐活动，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里面，廖承志功不可没，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功不可没，秦邦礼同样功不可没。

华侨的捐款大部分由香港大英银行代收，存入联和行的账号。

募集到的物资则先存放在保卫中国同盟租的两个仓库里；再由联和行安排，送到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分批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6]。

日本侵略军肆意屠杀中国无辜的百姓，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世界许多国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样，港澳同胞、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也纷纷解囊，为了抗日救国，中国人民空前团结。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倡导下，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当时香港人的收入也很少，普通警察的月薪只有十几元到二十几元港币，老百姓更是艰辛。尽管如此，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大家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

1938年冬天，新四军提出需要药品和过冬用的毛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保盟”一起研究，由宋庆龄出面，发起募捐“两万条毛毯和药物”的活动。香港同胞热烈响应，或捐款或捐物，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物品，还增加了手术器械和文化用品[7]，送到了皖南。1939年，“保盟”还出资委托西北制作10万件棉衣，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8]。

宋庆龄还倡议举行义卖活动。到1939年4月，共募集中国工艺珍品4500多件，包括象牙、玉器等，先后运到伦敦、巴黎、纽约举行义卖，何香凝捐出绘画参卖。义卖收入全部捐给八路军[9]。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当属“一碗饭运动”。1941年7月1日晚，宋庆龄在香港湾仔举行“一碗饭运动”典礼仪式，成千上万的香港同胞聚集在马路上，一是要一睹宋庆龄的风采，二是要为此次募捐活动提供捐款。宋庆龄号召大家，捐出购买一碗饭的钱，支援抗日。9月1日，“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何香凝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香港人民，要求香港的华人团体继续援助祖国的抗日战争。

“保盟”还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捐助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大型X光机，前后送去了数十名外国医生。这些大夫在各个根据地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救治了大量伤员[10]。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香港送往延安等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达30余辆。香港、澳门、菲律宾、新西兰等地捐款约500万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约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11]。保卫中国同盟主办了一份报纸叫《保盟通讯》，第25期中有这样一份报道：“这次的物资主要是运往五台山和陕西北部的，共有5吨医疗物资，其中包括11箱外科器械和战场手术设备，2箱麻醉剂，2箱外科手套和器材，1箱牙科材料。”[12]

除香港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捐助外，国际友人也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捐款送到我抗日前线。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1938年9月捐款50万法郎[13]；英国“工合”一次捐款10万英镑；美国各界友人和华侨三年捐款达一千多万美元[14]。

“工合”全称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周恩来和秦邦宪、艾黎、斯诺的倡导下，1938年8月成立，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工合”也募集到大量物资和资金。

募捐活动往往声势浩大，尤其是宋庆龄亲自出面的时候，香港街头万人空巷，在这样的环境中，廖承志无法避免地也成了公众人物，加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形式，是经过港英政府批准的，所以，他们的活动几乎是公开化的。公开化，潜在危险就大。

与募捐相反，对于募集到的物资和资金，保管与运送则需要绝对保密。原因是，其一，香港聚集了来自各国的特务分子；其二，从香港到延安，沿途军阀混乱，地痞流氓横行；其三，国民党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

联和行作为一个秘密机构，承担起保管和运送这些物资、资金的重要使命。杨琳经历过上海地下斗争的考验，行动十分谨慎，这种谨慎绝不是多余的。

1939年3月13日，港英警察突然查封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粤华公司”，连贯等5人被捕。

14日和16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此事[15]：

昨上午粤华公司被搜查，连贯在其家中被捕。

（搜查粤华的原因）1、田中到港，与当局接谈；2、上海英当局之退让；3、两个月来港政府对6个救亡团体加紧警告和检查；4、三八节群众动员规模大了一点，并孙夫人公开演讲，骂英帝国投降法西斯。

（教训）此次最大教训警惕性不够，公开方面与秘密关系方面混，弄不清楚。正与（潘汉）年、梁（广）会商改善中。

后经宋庆龄及国际友人营救，50多天后连贯等方得获释[16]。

杨琳在自传中写道：1938年夏，我奉命到香港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募捐工作及接收和转运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在华侨中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交通器材等；还经常回重庆、西安、武汉，把各办事处得到的外币捐款随身带回香港，兑换成国币汇回国内[17]。

在这段时间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杨琳及其联和行出色地完成了如下工作：

其一，兑汇工作。

世界各地汇到香港的捐款由联和行兑换成国币，杨琳亲自送往延安。同时，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将各自收到的捐款外币交给杨琳，由他随身带到香港，兑换成国币，再送回国内。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往返于港、汉、渝之间，有时以阔商身份出现，乘坐飞机；有时也装扮成小商小贩，挤火车、汽车。

其二，接收、转运慰劳品。

由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都属于合法的办事机构，所以，由他们出面募捐所得到的物资也是合法的。但是，如何把这些合法物资运出香港并安全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初期运输工作好做一些，办事处及杨琳等率人在香港装卡车，经广东北上，国民党军队沿途检查，看到是宋庆龄“保盟”的物资，一般都放行。1938年5月至8月，北上运送物资都是经过广州。有这样一个例子：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捐款购买的2辆救护车，从香港九龙出发，经广州于8月11日抵达武汉。叶剑英、钱之光等代表我党接受礼物。车是1938年最新的“雪佛兰”，车内有供重伤员用的床位3个，座位6个，还有电扇。车壁上写着：“献给第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18]。

海外华侨百年来一直深受屈辱，是抗日战争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因此，抗战开始后，他们在国外联合起来，积极募捐，支援前线[19]。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但没有进入香港），国民党军队随即撤退。此后，八路军办事处运送物资的车队就不能走广州这一带了。

为了开辟新的交通运输线，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1月建成。周恩来多次到桂林，此时，白崇禧驻守桂林，周恩来曾与他见面。不久，贵阳交通站建成。这样，沿“西江”开辟了香港——（梧州）桂林——贵阳——重庆交通线[20]。

杨琳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多次通过这条线路运送物资。1938年12月，他们把130箱药品和医疗器械用小船“河运”往桂林[21]。1939年1月抵达，28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举办淞沪抗战7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欢迎运送物资的香港代表[22]。

1939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确保运输工作万无一失，还要开辟新的交通线。廖承志在香港致电桂林的李克农：“可否经越南转运？”并派罗理实、张淑芳夫妇从香港去越南的海防建立交通站[23]。

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同志（化名胡光）去苏联开完“共产国际”会议，回国途中路过桂林，就住在桂林办事处。李克农跟胡志明商量，请他帮助。胡志明听后，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1939年5月6日，桂林的李克农把去越南转运物资的任务交给了邱南章、殷承祯、龙飞虎3人，又挑选了杨汉章、吴宗汉、朱友学、李泽纯4人为押运副官，还有十几名司机。

他们开车从桂林出发，一直开到了越南北部的同登。再派人去河内，与胡志明同志取得了联系。在胡志明的帮助下，他们与从香港来的罗理实夫妇会合，并在海防港安顿好了驻地。此后，他们开辟了滇越公路，滇越线是：河内（海防）——镇南关（友谊关）——南宁（桂林）——贵阳。

这是他们运送物资的第三条运输线路。

几天后，杨琳从香港乘船到达海防，跟罗理实、邱南章等接上了头，商量好运输计划后，杨琳返回香港。

杨琳回到香港就开始准备物资，并装船。物资很多，其中包括：

运输车10辆（大道奇牌3辆，小道奇牌3辆，福特牌3辆，雪佛兰牌1辆）。

医疗器材、药品，如X光机、显微镜等。

无线电零件、电子管、电线、灯泡、广播器材、发电机等。

衣物、被服等20多个大木箱。

还有准备回国参加抗战的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近20人，他们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香港，其中有4位女士，学过一些伤员护理。男士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如林荣耀、李兴、耘田、梁阿应、何振邦、邱泉水等[24]。

从香港到越南，再到中国，这一路要经过海运、陆运、河运，翻山越岭，货物会反复装卸。为了装卸方便，杨琳要求大家把包装箱打得尽量结实些，还要大小适中，好抬好搬。

为了避免国民党哨卡在检查时找麻烦，他们把电讯器材等战略物资的外包装拆开，而后把器材装进衣物、被子、军毯、鞋袜等救济物资的木箱里。

他们把物资装上船，从香港向越南航去。到越南的海防后，卸船，再装车，陆运。他们运回的物资加上邱南章买的路上用的汽油机油等，共装了50多卡车。

从1939年5月上旬到9月18日，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将全部物资安全运抵桂林办事处。再经河池到贵阳，到重庆，最后送到了延安[25]。

在滇越交通线上，杨琳和战友们曾数次运送物资。10月，又运回一批，包括：卡车20辆，小车2辆，药品若干，华侨青年22人[26]。

1939年9月，日军轰炸越南的河内和海防港，滇越交通中断。

为确保安全，廖承志和杨琳等不得不重新策划，改变运送方式，他们加入到滇缅运输线的行列中：从香港将货物用船运到大鹏湾，绕道缅甸，经云南，再到贵州，送往重庆。滇缅运输线在国际友军的帮助下，在南洋1000万华侨的支持下，成为一条钢铁运输线。

杨琳及其联和行通过我党领导的地下交通站，通过沿线各八路军办事处，很好地完成了运输工作。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总计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很多司机和医护人员。

其三，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交通器材等。

先说买药。

香港同胞所捐药品大多为日常民用药物，所以，杨琳还要根据前方需要采购治疗枪伤的手术器械和药品。为了采购药品，杨琳与香港新亚药厂许经理和杜先生成为朋友，杨琳曾建议他们向英国的B.D.H药厂订货，赚了钱。许经理发现杨琳很会做生意，便邀请他担任该厂董事。杨琳以药厂董事这个身份采购药品，即使数量较大也不会引起港英政府的怀疑。他所采购的药品大多用于治疗枪伤，许经理并不过问，他比较爱国，在暗中帮助杨琳。从1938年直到解放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27]。

此外，杨琳和上海帮的纱厂老板吴先生也成了朋友，通过吴老板购买了许多药棉、纱布。

再说采购无线电器材。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在一天天扩大，对无线电通讯器材的需要量不断增加，杨琳及其联和行经常要采购无线电器材。为了完成任务，他与香港灿华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还常把灿华公司的写字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从1939年到1941年12月，在近三年的合作中，做了很多生意。1940年初，在灿华公司，杨琳结识了公司会计黄美娴，通过黄美娴又与怡和洋行董事许先生交上朋友。

黄美娴出生在上海，祖父是墨西哥华侨，在墨西哥有果园农庄，还建立了华侨子弟学校。父亲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做律师，后做建筑商，家境很好。她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主修商科，并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学过钢琴，文雅多才。她的叔叔和婶母一家在香港。她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粤语。但她会说上海话，因此喜欢用上海话跟杨琳谈业务。他们就成了朋友。

通过灿华公司和怡和洋行采购通讯器材，安全，质量也可靠。这些器材补充了部队的作战急需，提高了我军的通讯指挥能力[28]。

做无线电生意的尹老板与杨琳的交往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再说购买交通器材。

我们所查到的资料显示，救护车和运输车辆都是华侨捐献的，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核实杨琳及其联和行购买了什么“交通器材”，这四个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也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杨琳于1968年文革期间去世，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些工作始终守口如瓶，以至于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情景。我们推断，当时运回去的车辆，有一些大概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购买的，跟那些募捐得到的车辆混在一起，所以，后人无法分清（在中央特别会计室的档案中会有记录，这些历史目前还没有公开）。

美国友人爱泼斯坦高度评价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写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冲破日本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对外贸易的创始活动之一。”[29]

杨琳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手上有一些流动资金，当时我党的一些临时性开支也由杨琳支付。

1941年1月29日，中央领导人张闻天致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望即购英文康勃莱其近代史或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欧美历史的书，分批寄来，需款均要杨琳付。”[30]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杨琳在财经方面所担负的责任。

在这段时间里，联和行还接待过许多来香港看病和养伤的人士。

据杨琳的儿子和女儿回忆：“那时候家里经常来人，叔叔或阿姨，用的都是化名，我们也搞不清是谁。我们知道的有刘群先，她是博古的妻子，她一来，奶奶好高兴。为了安全，她的住处是经常换的，我们几个孩子轮流陪她住，打掩护。”1939年底至1940年初，刘群先养好伤以后去了苏联，1941年在德军轰炸莫斯科时遇难。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及联和行还接待了高士其[31]。

1927年高士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0年回国，开始写作科普小品文，如《菌儿自传》、《抗战与防疫》等。1937年8月奔赴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关心。1939年春季，高士其病情恶化，中央决定派人护送他到香港治疗。在重庆转机，叶剑英和钱之光为他送行。二人把50港币和一封介绍信交给高士其，信是写给廖承志和杨琳的。

高士其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杨琳和连贯就来看他，送他去玛丽医院特等病房住院。其间他的堂弟高士融来看过他（很巧的是，10年以后，高士融成为华润员工，这是后话）。

接待刘群先、高士其只是联和行大量接待和掩护工作的两个例子。

杨琳经手的款项很多，但是，他开销节俭，账目明细。当时党内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财会制度，据刘少文[32]回忆：“1940年下半年，我到香港，查过他的账目。”[33]杨琳的账目很清楚，家人开销非常节俭。他们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挤在一个单元里，沙发是两用的，每天晚上拉开沙发就是床[34]。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本飞机轰炸香港，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启德机场。

至此，他们在香港的募捐工作告一段落。

周恩来在重庆致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命令他们帮助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在香港的文化名人迅速转移。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865页。

[3]王烈：《钱之光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4]《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5]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

[6]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519页。

[7]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

[8]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

[9]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491页。

[10]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11]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12]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13]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490页。另据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国编译出版社，2004年。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5页。

[15]《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734页。

[16]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

[17]引自杨廉安“自传”。

[18]1938年8月11日《新华日报》。

[19]1938年8月6日《新华日报》。

[20]《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36页。

[21]《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846页。

[2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

[23]《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845页。

[24]《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

[25]《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26]《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850页。

[27]1948年新亚药厂还为我游击区捐赠药品。见《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阳翰笙，《中共党史资料》第40辑。

[28]网上资料：1938年至1940年，我军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王诤派申光先后3次去香港，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采购通信器材。第一次采购到100部小型电台以及备份器材，40多部手摇发电机和一批电池。第二次采购到60余部电台的元器件和40部手摇发电机。

[29]《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814页。

[30]《张闻天年谱》。

[31]《高士其全集（5）》，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年。高士其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

[32]刘少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港澳办事处处长，南方局组织部主任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33]华润公司档案资料（第二馆）。

[34]采访秦文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