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书的基础是李佳的博士论文。从硕士到博士，李佳跟我整整七年！他的书稿付梓中华书局，真为他高兴。再次捧读，仍是当年的惊叹——文字简约，读来很舒服；信息量大、视野开阔，又不得不反复推敲才能跟上其思路。

本书所研究的鄂东南方言，地处鄂赣湘三省交界，内部分歧大，被学界公认为湘赣过渡方言或湘赣混合方言。研究这种方言，特别是其形成的历史，有相当的难度：鄂东南移民与湘赣两省人口的关系涉及多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该地区方言与湘赣两大方言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与赣方言或湘方言的关系，变化过程和变化动因均有待分析。李佳的研究结合移民和方言的关系确定该区方言的源头及后期的演化和接触进程，从而离析出演化和接触两类性质不同的过程，并分析出两种过程中均存在人类语音普遍的类型学特征（音节结构类型）作用的主线：

第二章用一张表详细介绍了沙市以下荆江河段的发育过程、云梦泽的形成瓦解与洪湖的扩展，这些地理环境的变更与当前鄂东南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性、内部东西两片的分别、移民开发垸田的时间密切相关。再用一张大表具体说明了该区域历代行政区划变化、大规模移民及长期屯军等重要事件的时间，为鄂东南人群与赣人、湘人的关系梳理出了基本的线索。

第三章简单介绍鄂东南方言的声韵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地域内部音系的分歧点和共同点，并粗线条地梳理出该区与湘、赣在声韵调上最主要的异同、这些异同所反映出的鄂东南方言的源头及历史深度。之所以要在研究甫始就做这样的梳理，是因为鄂东南方言声母和声调的历史探源相对简单：（1）声母属于全浊归次清的赣方言型，通山一地归全清其实只限于城关等极少数点，微母日母、知章庄、泥来等其他标准则无法用来确定鄂东南的源头是赣还是湘；（2）声调比湘赣都更为简单，但赣的声调可以直接地作为该区的源头，而湘则比较复杂，特别是入声除长沙一点之外均有派入阴声的后期演变，无法直接作为入声基本独立一调的鄂东南声调的源头。与声母声调不同，鄂东南地区韵母的区内分歧、与湘赣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历史深度相对复杂：（1）从韵尾看，区内分为两片：西南方向各点的各种韵尾保留较好（与北赣方言类似），而东北方向则韵尾有较多的弱化或脱落（与多数湘方言类似）；（2）从主元音看，李佳在前人基础上，以《切韵》重韵是否合流和十六摄开合四等是否合流作为标准，总结出全国方言韵母合流时间深度的两个蕴含系列，用以为鄂东南方言韵母的历史时间深度定位：

①支脂有别（闽）⊃咍泰有别（吴、赣北、［鄂东南个别点］）⊃覃谈有别（赣北、［鄂东南一半］）⊃鱼虞有别（湘、赣其他、［鄂东南全部］）；也即，以《切韵》重韵系统为出发点，鄂东南有一半方言可探源到保留《切韵》重韵较多的北赣方言，早于十六摄，也早于湘方言。

②江摄近通（闽客）⊃三、四等有别（吴南）⊃豪肴有别（粤、赣北）⊃咍皆、寒山、曾梗有别（赣湘其他、［鄂东南几乎全部］）⊃桓山有别（江淮、新湘）⊃果假、灰皆有别（其他官话）。也即，以宋代十六摄为出发点，可看出宋之后鄂东南在十六摄及开合四等的合流问题上的进展：比闽客、吴南、粤、赣北快，比新湘和官话慢，与赣湘其他基本同步。

通过这一章梳理，论文研究的主线得以确定：以不同韵尾的韵母为分类观察的对象，以宋十六摄系统为考察的起点，通过今赣湘两方言和鄂东南内部的多点比较，重建其共时差异所反映的历时变化过程，分析其变或不变的动因。

之后进入研究的主体，以十六摄为起点，分蟹假果（主元音为低的无尾与i尾韵）、遇效流（u尾与主元音为u的无尾韵）、前鼻尾韵、后鼻尾韵四大部分来讨论。四部分均先用一张表介绍通语变化，再描写赣方言各地的表现、湘方言各地的表现、鄂东南各点或近赣、或近湘的表现及内部分片的标准，之后重点分析其历时的变化过程及变或不变的动因。赣方言音系的基点是历史深度至少可探及宋代通语的CVC音节结构和主元音系统格局：赣方言完整保留了宋代通语的韵尾，各摄主元音因此不似湘方言那般链式高化，假二占据主元音系统格局的前低元音位置；与赣方言不同，湘方言则多为CV音节，韵尾普遍弱化或脱落，单元音的增多使得各摄主元音发生了平行的链式高化，蟹摄二等代替假二占据系统格局的前低元音位置，而假二被挤压到后低元音，在多数方言点还高化为o等后中元音。在赣湘对比的基础上再看鄂东南：鄂东南的西片方言直接承继了北赣的CVC音节结构和主元音格局；东片方言则虽然与湘方言一样有主元音平行高化链，但各主元音所辖字音却差距甚大，特别是入声字归属哪个主元音与湘方言完全不同。李佳指出，与西片不同，东片有在不同时期分别受外源和内源因素影响而引发的两次大的音系变化：第一大变化发生在宋代，该片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音节CV化和多摄主元音的平行高化。这一变化是外源性因素引发的：北赣移民在所说赣方言的基础上，受原住民或周边方言中与湘相同的CV音节结构的感染而发生，从而使该片方言表层的韵母格局变得跟湘方言十分相似。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仅限于表层音系的“感染”而不是改变同源关系的“融合”或“替换”，因为其字音分合关系仍与湘方言完全不同。第二个大变化是在宋之后的某个时期，已经CV化的音节，又因元音的平行高化、高或次高元音的高顶出位而重新出现CVC式音节（如i复化为ai），这一变化是音系自身的内源性调整造成的。

近几十年来赣、湘、鄂东南方言均各有相当全面的多点共时描写和相当深入的对比分析。李佳对已有的高水平研究有很好的辨别能力并真心尊重，不仅详细说明材料出处，而且尽量全面地介绍这些学者的对比分析，特别点出其中的亮点。但是，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主题和研究思路，如何把前人已有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运用到另外的主题和思路中，体现出李佳的功力。李佳低调，但文中每张表的材料经他精心的重排，却是很好地贴合了他的研究主题和思路，显示出了新的价值。

李佳嘱我，多说不足，少说优点。我感到该研究的不足是：（1）自己田野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偏少；（2）文字简约太过，表多而文字说明少，以致有些地方缺少为什么要列举某些材料的衔接。在第一段中我说“不得不反复推敲才能跟上其思路”，其实不完全是赞语。

李佳寡言，却总能出我意料。2003年他读完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来报考北大研究生时，好像还没有自己的主攻目标。硕士导师由教研室分配，我说了句“给我个男生吧”，李佳就分给了我。那时我正忙于汉语韵律的研究，希望他主攻我的另一研究方向——历史语言学，却几乎无暇顾及他。后来发现，李佳真的十分适合并真心喜爱这个方向。他在湖北出生长大，却学会了粤方言、闽南方言和客家话；到北大后还选修了德语、法语、俄语、日语和梵语！他学南方方言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先从电台的港澳台粤闽客节目和粤语歌曲中学会很多单句，之后才到我这里来借记有粤闽客字音的方言调查字表去复印。这种方法使他能够在交际中听说这些方言（虽然不一定熟练），不像我只知道字音的对应规则但无法听说和交际。

我们教研室历史语言学的相关课程较多，比如徐通锵老师的语言学方法论，保亚的语言接触研究，王超贤的印欧比较语言学、类型学语料分析等等。特别是王超贤老师，除运用启发式教学，辅导学生从网上查找不同语言的资料，分析与汉语、英语类型完全不同的陌生语言之外，还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成立兴趣小组（印欧小组）开展科研，自费带领学生到首师大、南开等高校开展校际学术交流，带来了不求短期科研数据、只求从容享受科学新知的科研新风。李佳的研究视野和语料分析能力，很多是受惠于王超贤老师。

生于武汉的李佳从小就向往武汉大学，向往那里浓厚的人文气息和美丽的校园；所以当武汉大学中文系愿意提供他教员的岗位，他毫不犹豫就签约了。工作后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他很努力，在武大不断地明显进步。本来我一直担心讲课会是他的弱项，但他通过精心制作电脑课件达到了很不错的课堂效果。除了中文系的教学工作，他还兼任教育部设在武大的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虽然对多种南方方言和多种外国语言饶有兴趣，但对于国家通用语的重要性，他在北大时期就多有理论上的关注，去武大后又做了一些新的思考。本书李佳的前言我很喜欢，它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乡愁但同样深刻动人的家国情怀。

王洪君

2017年3月于承泽园

前言

大凡对方言感兴趣的人，想必儿时都有着较为复杂的语言环境。以我自己为例，幼时方圆五公里范围内，聚集着钢铁、石化、发电、造船、建筑、机械、铁路、港口等不同行业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工厂、机关、学校等公共场合，他们操着南腔北调的“地方普通话”，书写着新中国工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家庭、邻里、亲友等私人场合，他们又讲着各自的方言，演绎着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

在这一环境里长大的我，从小就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寄居南方的北方人，常常眼里凝望一江春水，心中却在幻想着那个天寒地冻的故乡；一个却又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爱用脚步、单车去丈量这片青山秀水、鱼米之乡。这种复杂的情感带来了复杂的语言体验：作为前者，享受着前后鼻、平翘舌、鼻边音天生能分带来的优越感；而作为后者，却也天生充满了对南方方言的好奇心。

在那个终日与广播相伴的年代，将好奇心点燃的是相声、越剧、评弹以及后来的港台歌曲。印象最深的两段相声，一个是侯宝林先生的《戏曲与方言》，其中对南北方言惟妙惟肖的模仿，即使今天听来仍令人叫绝；一个是苏文茂先生的《宁波话》，其中对宁波话与音符关系的比拟看似笑谈，若干年后却启发着我博士论文的写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入内地的香港歌曲更是举不胜举，会唱几句广东话歌曲成为那时的时尚。

谁曾想，粤方言和吴方言这两种少年时代接触最多的东南方言，居然成为日后我观察汉语语音演变的两个窗口，因为它们的韵尾差异代表着汉语方言的两个极端：粤方言极繁而吴方言极简。直到接触了闽南方言，发现其居然繁简兼有，于是总想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形成这样的状况。当然，这里的“繁、简”都是就共时音值而言的，历时的音类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

等我进入历史语言学的领域，才知道这种整齐划一的音变称为“条件式音变”。从人类语言演变的一般情况来看，“条件式音变”其实是一个常态，反映了音变发生时，由于不同言语社团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水平差异，造成的全民性的、系统性的语言习得或语言排异。语言上的习得实际上是不同人群相互融合、彼此接纳的过程，漫漫历史长河，强制性的习得固然难免，但更多的是出于自发、自觉、自愿，通过语言的学习去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方式。而语言上的排异则是不同人群相互疏离、彼此切割的过程，微观上形成新的言语社团和人群身份，宏观上形成新的方言、语言和族群身份。这两类现象交织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之中，形成了分分合合的滚滚洪流。

整齐划一是一种常态，参差错落同样是一种常态。同历史的发展类似，语言的演变其实最早起源于某个特定时空中的某个或某些特定个体，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个体所负载的演变动能如多米诺骨牌般四散开来，向更广阔的时空传递。在通讯落后的农业社会，传递的效率极低，可能要百年才能传递百十公里；更有可能在传递过程中，在某个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甚至语言系统内部能量就已消耗殆尽，从而留下残迹。因此可以认为，这类“离散式音变”是没有成功的“条件式音变”。另一方面，就像历史总免不了意外，在语言演化的洪流之中也总会出现一些涟漪，造成“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这类离散式的语言演变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对于世界绝大多数言语社团而言，这两种模式大概足以解释其中千变万化的各类音变；而对于汉语社团而言，这两种模式虽然也普遍存在，但远非故事的全部。首先，汉语社团语言上“一音、一形、一义”的三位一体被方块字牢牢固化，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其次，在各个大一统朝代，权威方言的字音通过文传教习进入各地方言，形成了一字两读、多读甚至声韵调混读的独特景观。这类“叠置式音变”完全不同于前两种演变模式，是汉语社团数千年来保持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重要机制。此外，由于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长期接触、融合，“语言联盟”在汉语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汉语语音区域特色的主要来源。

由于精力、能力所限，这本小书主要处理的仍是“条件式音变”，对其他音变模式仅有零星涉及。我们相信，由于“条件式音变”规律性强、可控度高，即使对这一领域了解较少的读者，也能通过这一模式很快上手，为进一步理解“离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打下基础。同以往研究相比，我们最重要的推进是将音节结构作为理解湘赣乃至整个东南方言音系差异的枢纽。对于纵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汉语方言而言，这个想法也许太过简单，也太过理想化，但从前人研究的种种迹象来看，似乎也不失为一个讨论的角度。

而这本小书以为个案的鄂东南地区，恰是湘、赣、官话三大方言的交汇之地，由是成为整个东南方言的西北顶点。在这里，南方与北方一衣带水、隔江相望。上溯千年，因其南北要冲的战略地位，岳飞练兵于此，留下“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的壮志；上溯百年，因其丰富的矿藏，张之洞设铁厂，造枪炮、铁轨于此，对尚在稚年的中国铁路，许下“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的宏愿。每当国家陷入危难之时，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基因总会在这片土地显现，仁人志士南北一心、共仇敌忾，绘出多少可歌可泣的画卷。

方言之于这片土地，是延绵不断的历史，也是挥之不去的情愫。这种情愫有时很狭隘，狭隘到一念间山河依旧，而故人不再的伤感；这种情愫有时也很博大，博大到几代人吐故纳新、继往开来的气概。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这本小书对方言语音接触、历史方言格局演变的点滴思考，能对客观认识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让方言文化不为符号所累，真正成为维系家国情感、增进社会和谐的正能量。

南方和北方，他乡与故乡，这两个我人生中不断纠结的主题，其实仅仅来自我的祖辈年轻时一个简单的决定。跟当时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样，他们听从祖国的召唤，从林海雪原到茫茫戈壁，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扎根，在哪里建功立业就把哪里当作故乡。他们当然也有纠结、也有思念，可他们却总把纠结埋在心底，把思念藏在一封封家书和最后那纸沉甸甸的电报里。

谨以此书，缅怀他们和他们的时代。

著者谨识

丙申八月于武昌

第一章　绪论

1.1　音节与音节结构

音节是上承韵律、下辖音段的枢纽性语音结构单位，其功用：

一曰切分。词是语流切分的习惯性单位，连续语流所以能解，词界之上须依靠语义、语用驱动的各类停延，词界之下则有赖于音节的切分。汉语术语称“音节”，“节”字即侧重于切分。

一曰配列。虽然同样遵循线性原则，词法、句法乃至语篇层面的配列是自主、可控的，而音段层面的配列则是不自主、下意识的。英语术语称syllable，源自希腊语συλλαβή，乃取词根lab-（抓、取）加前缀syn-（同、共）组成，本意偏重于配列。

音节与语素的关系是影响语言形态类型的重要参数，单音节的古典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多音节的日语和俄语分别是典型的黏着语和屈折语。单音节不仅是东亚大陆语言的重要地域特征，也是汉语族内部同一性以及汉语族与壮侗、苗瑶语族发生外部关联的重要基础。

现代汉语方言缺乏复辅音，绝大多数方言不允许存在双韵尾，因此汉语的音节结构可用CGV（C/G）加以概括。声母、介音、主元音、韵尾四部分，不同方言各有差异，但最著者仍在韵尾一项。因此，本书的“音节结构”重点指韵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