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易传》的内容和特点

《易传》是战国以来儒家学者系统解释《易经》的著作，共七种十篇，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易纬·乾凿度》称为《十翼》，言其为《易经》之羽翼，有辅助之意，表示是用来解释《易经》的。汉代学者称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为“传”，《十翼》一类的著作也被称为《易传》。有时，汉代经师也将自己解释《周易》的作品称为《易传》。东汉经师为了区别所谓孔子所作的《易传》和一般经师的著述，取《易纬》之说，称战国以来的解《易》的著作为《十翼》。

有一种意见，以为《十翼》在汉初并不称为《易传》，而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说，称之为《易大传》。其实，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已经明确地称孔子所作为《易传》。汉初许多著作，如陆贾《新语》引《系辞》文，《淮南子》引《序卦》文，《春秋繁露》引《文言》文，《礼记》引《象》传文，皆称“《易》曰”。《韩诗外传》引《系辞》文，则称“《传》曰”。足证汉朝初年已经称《十翼》之类的著作为《易传》或《传》了。而《易大传》之称在汉初文献中仅此一见。据此，将《十翼》统称之为《易大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据宋人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考证，《易大传》是指《系辞》而言。因为此传乃通论《周易》之大义，不是如《彖》、《象》那样，逐句解释经文的著作，所以又称之为《易大传》。（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易传》的主要部分是解释《周易》经文和筮法的，这方面的问题属于占筮的原则和体例问题。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卦爻辞的意义及其吉凶词句的解释；一是论揲蓍求卦的过程。《彖》、《象》二传的内容属于前者，《系辞》和《说卦》中的某些章节，讨论了后一问题。

《易传》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继承和发挥了春秋以来的取象说和取义说。所谓取象，即以八卦象征各种物象，再用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说明重卦的卦象，以此解说一卦的卦辞和爻辞，论证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所谓取义，即以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说明重卦的卦象，并以此解说卦爻辞，从而推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除此之外，《易传》又提出爻位说，即以爻象在全卦中所处的地位说明一卦之吉凶。其中有当位说、应位说、中位说、承乘说等。值得注意的是，《大象》传（《象》传又有《大象》传、《小象》传之分）则着重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解释八卦，进而解释卦象的义理。其对卦象的解释，前句讲自然现象，后句则讲人事生活教训，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活动，企图将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为人类的政治伦理行为在自然界寻找依据。特别应该指出，此传对卦辞的吉凶未做解释，只是依据卦象和卦名，讲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规范和规则。这样，《周易》就被看成是一部政治、伦理的教科书了。

关于占筮之法，《系辞》传和《说卦》传对以蓍求卦和画卦的过程作了许多论述，如《系辞》“大衍之数”章，“易有太极”章，《说卦》“参天两地”章等。“大衍”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按朱熹《周易本义·筮仪》的解释，这是说，以五十根蓍草为演算求卦之数，即“大衍之数”，从中抽出一根放在外边，不参与蓍草数目的变化，称为“其用四十有九”。把四十九根蓍草任意分为两部分，即“分而为二以象两”，此为第一营，即第一步经营。于左边一堆中取出一根放在一旁，即“挂一以象三”，此为第二营。将左右两堆蓍草，以四根为一组，分别数之（“揲”），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此为第三营。将左右两堆分数之余数（“奇”），或一根，或二根，或三根，或四根，放在所挂蓍草之旁（“扐”，一说谓指间），即“归奇于扐以象闰”，此为第四营。以上“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次经营，称为一变，即“四营而成易”。一变之后，再将左右两堆蓍草混而为一（“挂一”、“归奇”之数除外），如上述四营程序数之，此为第二变。二变之后，又将剩余的左右两堆蓍草并而为一，依四营的程序再数一遍，此为第三变。三变的结果，左右两部分蓍草所剩的总数目只能有四种情况：或三十六（4×9），为老阳之象；或三十二（4×8），为少阴之象；或二十八（4×7），为少阳之象；或二十四（4×6），为老阴之象。阳爻之象画为—，阴爻之象画为--，便得出卦象中的一爻之象。共经过十八变，便得出自下而上六爻的形象，成为一卦，此即“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就是《易传》所提供的“揲蓍求卦”之法。至于如何判断所求得之卦的吉凶，现存《易传》中没有提供材料。而朱熹在其《易学启蒙》中，则拟定了七条体例，可供参考。

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了。《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及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将《周易》的内容逻辑化、体系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的指导思想。《易传》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

《易传》所提出和论述的哲学问题是多方面的，包含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吸收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学说，以阴阳范畴解说《周易》的卦象、爻象和事物的根本性质，并概括出一条总原则，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视其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就是又阴又阳，即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阳可变为阴，阴可变为阳。阴阳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推移，相互作用，就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称为“道”。认为天地之间，凡是继承这一法则的，便是完善的；凡是具备一阴一阳的，就完成其本性。就是说，任何事物，包括卦、爻象的变化，都是又阴又阳，这就是事物完善的本性。所以要从阴阳两个方面观察事物的性质，既要看到阳的一面，又要看到阴的一面，不能有所偏废，见仁而不见智。

《易传》将具体事物的属性抽象为表达对立性质的阴阳范畴，并把对立面的依存和转化概括为“一阴一阳”，主要是强调阴阳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济互补，和谐统一。当阴阳两种势力配置得当，谐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相反，如果配置不当，阴阳失调，刚柔乖异，就会使和谐局面受到破坏，以致发生冲突，从而使事物阻塞不通而出现危机。因此，《易传》把“保合太和”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保合太和”，就是使阴阳两种势力或各种矛盾方面保持最佳的和谐状态。自然界以及社会的和谐状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其涵义之一，是指阴阳变易的法则。对于这一法则，《易传》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关于事物变化的原因，它认为，完全是由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阴阳两种势力决定的。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周易·系辞下》）。刚柔也即阴阳，阳刚而阴柔。相推即相互推移，相互作用。刚柔二爻相互推移，进退消长，方有卦、爻象的变动。这既是《周易》的法则，也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此即《系辞上》所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此种观点，是把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看成变化的原因，乃中国古代内因论的先驱。

（三）物极则反

在《易传》看来，由刚柔相推所引起的事物盈虚消长的变化过程中，总是由于发展到顶点，而向其自身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个道理易学史上称为“物极则反”。《易传》虽然尚未明确提出此命题，但却阐发了这一思想。如在《象传》看来，《乾》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五爻表示达到了高贵的地位，大有作为；但再往上发展，达到上爻即顶点，就要走向反面，此即《小象》所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后来，孔颖达对此加以发挥，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周易正义·乾》）《周易正义》概括为“物极则反”，是符合《象》文本义的。《文言》解说《乾》卦上九爻辞，也反映了“物极则反”的思想。

（四）忧患意识

基于对“物极则反”法则的认识，在《易传》的生活智慧中，充满了忧患意识。《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认为殷周之际，社会剧烈变动，天命转移，政权更替，所以《周易》充满了忧患意识，卦、爻辞中多危言，使人听而警觉，“惧以终始”，不忘忧危之事，于危机中方可保其平安。又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认为《周易》的作用就在于使人知道警惕戒惧，又明白忧患与事故，虽然没有师保，也如同父母亲临一样，不断告诫自己。因此，历代易学家，尤其是儒家学者，都重视《周易》的忧患意识及其价值，视其为处理人生遭遇的准则。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无论是顺境还是困境，都应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如《困》卦《象》传所说，“君子以致命遂志”，努力争取改变现状，迎接光明来临。此种忧患意识，是《周易》所倡导的人生观的一大特色。

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易传》又提出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的主张，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如果安于其治，保持现状，就会招来祸乱和危亡。认识到这一点，在政治生活中，就可以防止走向反面。

（五）趋时尚中

为了避免倾危，保持安宁，或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引导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易传》提出了一套安身立命之道，首要的就是趋时尚中说。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是将事物的各种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从而使事物处于最佳状态。因此，《易传》特别推崇“中”道，要求人们“执中守正”。所谓“时”，即时机、时运、时势；“趋时”，就是主动地适应时势，及时抓住机遇，对原有的东西随时加以变通。适时则吉，失时则凶。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时偕行”, “变通趋时”。《易传》还将“中”与“时”联系起来，把“时中”即因时而行中道，作为人的行为的准则。

（六）裁成辅相

在天人关系方面，《易传》又提出了强调天人谐调的“裁成辅相”（《周易·泰·象》有“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句）说。所谓“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加以辅助。认为圣人应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调整，以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的需要。《文言》传也认为，圣人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其德行则与天地日月相一致，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对自然加以引导、开发，自然也加以顺从；于天时变化既发之后行事，则注意适应自然变化的法则。这便是“与天地合其德”。也就是说，人只能适应、引导、调节、辅助自然，使人与自然相谐调，而不能违背自然法则，破坏自然。

这种天人谐调论，既注重了充分发挥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在自然面前有所作为，又强调了必须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关于天人关系的全面的观点。

（七）《易》与天地准

《易传》通过对筮法的解释，探讨了世界的本原问题，提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周易·序卦》）的命题，以天地为万物的根源和基础，认为“天地交而万物通”（《周易·泰·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彖下》）。进而提出“《易》与天地准”（《周易·系辞上》）说，说明《周易》乃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效法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过程而制定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摹写，并非任意的创造。因此，《周易》就包含有天地间的一切道理。人们只要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就可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周易》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政治谋略、管理思想、道德原则等方面，揭示《易传》的丰富内涵。总之，《易传》通过对《周易》原理和筮法的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观点、范畴和命题，论述了《周易》的基本原理，进而探讨了世界的本原，研究了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规律，提出了一些人类生活的根本原则，从而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著作走上了哲学化的道路。《周易》又成为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