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安”与“信安”考述

程俱一生行实，本无争议。然而据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等文献，程氏郡望“新安”和程俱居址称谓，与其本传和行状存在不一致，于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徒增孰是孰非的质疑而足令人莫衷一是。因此，在整理程俱生平事迹中，不能不对诸文献所载内容进行一番探索本源、考辨真伪的工作。

一、“新安”程氏考述

按照居住地对人冠以称谓，是人们向来惯用的一种称谓方式。尽管古往今来的称法有同有异，其中的内涵又存在着千差万别，但这是所有记人的文献所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尤其是历代正史列传，必须要明确地记载传主生平事迹。因此，对于生活在距今九百余年前的程俱而言，《宋史》本传和《程俱行状》均著录为衢州开化人。世人又因其具体的住址在开化北原，且因其去世后，据《程俱行状》称“葬于开化县北山之原”之故，便尊称其为程北山。其诗文集名之曰《北山小集》，在清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时，该文集又称为《北山集》。应当说，他人按理亦可称其为“北原人”，只是在现有的文献中，还未发现当时对程俱确实存有此种称谓，故不敢多加妄言。另外，除上述文献记载程俱为“开化人”之外，自宋代以来的诸多文献中，对籍贯还有其他不同记载，或以为“新安人”，或以为“信安人”，或以为“黄墩人”、“篁墩人”、“歙人”等等。为了澄清史实而据实而论，也为了避免在下文引用不同文献时可能会产生的不必要的误会，极有必要对“新安”做一番考述。因为这是一个与程氏一脉关联最为久远的问题，也唯有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其他则会不辩自明。

《宋史》本传和《程俱行状》中记载程俱为开化人，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准确称谓。这是因为据《程俱行状》载：“迁开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若每一世按照平均二十年计，程氏一族居此地已长达两百年左右，应在五代至入宋时迁往开化。开化在宋代为中等县，设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781)，即“升开化场为县”。宋初的开化县隶衢州，衢州又隶两浙路。在整个两宋时期，两浙路虽然时而分为东西二路，时而再合为一，但是开化与衢州的隶属关系始终未变。

文献中有把程俱称作“新安人”、“黄墩人”、“篁墩人”及“歙人”者，其实与程氏祖先有关，属于古人以其先祖功勋业绩为荣耀的郡望之称。据《程俱行状》及与之相类的程氏传记载，程氏先祖传为“黄帝重黎之后”，或传为“实高阳之裔”，周成王时伯符被封国于程，后代便以国为姓。周宣王时有程休父任“大司马，封程伯”，休父之子程婴，在春秋时有“托孤之德，封忠诚君”。六国时有程邈为秦变大篆、小篆为隶书的文化贡献，汉代时有程不识、曹魏时有程昱，皆为享誉一时的名将。及至三一七年，司马睿被南迁士族和江南士族共同拥立，荣登大统，称晋元帝，任程元谭为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太守。因其为官清廉，善政恤民，深得百姓爱戴，故在朝廷调离之时，元谭被当地民众遮道请留。于是元帝只好顺应民心所愿，降诏从其请。后来元谭去世，元帝又赐其家田宅于新安之歙县黄墩(地处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至洛阳市以西的新安县一带)。自元谭以后的程氏“黄墩子孙遂以为桑梓”。因此，程氏后裔自号曰“新安程氏”，或称“新安人”，或称“新安黄墩人”、“黄墩”之类者，皆因程氏子孙自南北朝以前就世代居住于此，此实乃程氏家族在南迁之前居于新安歙县的详实居址。“自元谭六世生天祚，仕宋为山阳内史；九世生茂，仕梁为郢州长史，皆以忠勇闻。茂生詧，梁秘书少监；詧生宝惠，为本郡仪曹”。程宝惠之子灵洗，在五五一年侯景废梁简文帝而立萧栋为帝后，被萧栋“进云麾将军，封重安县公，卒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配享武帝庙庭，谥曰‘忠壮’”。也正是在“侯景乱梁”前后，程氏家族已经开始陆续南迁，迁居地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安徽徽州地区。侨居南方后的程氏虽因再迁而多有分支，但直到两宋，甚至元明清时期，“今程氏散处四方者，其源皆出于黄墩”。“新安人”或“黄墩人”之自称，已经是南迁者对旧居址的怀旧之称，也是不敢忘怀先祖来历、思念故土的郡望之称。特别是最初迁居休宁的程氏族系，尽管在时空上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迁，但仍然沿用着南迁之前的旧习俗，一直把乔迁后的程氏聚居县称作歙县，新居住的详细住址依旧惯称为“黄墩”，并没有因时空变化而变化。至于从“黄墩”改为“篁墩”，据明代程敏政《篁墩集》载：“乃称‘黄’本‘篁’字，因黄巢而改，遂称曰‘篁墩’，为之作记，且以自号，其说杜撰无稽。然名从主人，实为古义，今亦仍其旧称焉。”正是“因黄巢”的缘故，自唐五代以来，从今河南迁居安徽徽州一带，乃至进一步又从现今安徽迁往别处的程氏“新安黄墩人”，改称为“篁墩人”。然而，此“篁墩”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宋代“本属休宁，后割隶歙”。足见，此时之“歙”，显然并非东晋时新安郡所辖的歙县，应为历史上南迁程氏聚居的乔迁县，即北宋时江南东路徽州之歙县，即今安徽省歙县。至于“黄墩”或“篁墩”者，亦非昔日的旧址，实为乔迁后程氏对新住址沿用的旧称号。这种移地不易名的情形，完全属于当时乔迁者怀旧心理的正常反映，也是古代移民普遍存在的现象。

于今观之，虽然历史上南迁程氏世代以“新安”自称现居地，但“新安”一地，从东晋至现在始终都是今河南省新安县一带的地名。而程俱家族在其十世祖时又迁往开化之北原，所以，按宋代的实况而论，“新安”之类称谓，仅是循古人言郡望的虚指的传统，不仅在宋代以及宋代之前如此，而且宋代以后也是如此。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明人程敏政所纂《新安文献志》中的“新安”，根本就不可能确指某一地，甚至所指人物也不只是程氏一脉。因此，按照宋代的行政区划来判断，程俱应属当时衢州开化县北山人。

二、“信安”程俱考述

通过上文考述，我们认为程敏政将程俱划归于“新安”人的范畴，应当是在情在理之事。可是诸多文献又将程俱称作“信安人”，甚至程俱本人也是如此自称。例如程俱好友叶梦得为程俱《北山小集》作《序》时称：“信安程致道为吴江尉。”又如，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麟台故事》解题称：“中书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陈氏之书卷十八《北山小集》解题亦称：“中书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再如，明人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所载录的程俱《陆宣公祠堂赞》，落款处自称：“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秀州。”清人庄仲方《南宋文苑》所载录的程俱《西汉诏令序》，落款处自称：“大观三年岁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诸如此类者，不胜枚举。

实则称程俱为“信安”人，存在一定问题。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自汉以后至南宋时，历史上曾称作信安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是现今的衢州市。两汉之前，不见“信安”之地名；东晋及南朝时，“信安”在今浙江省衢州市一带；北宋“信安”在今广东省新会市南，而北宋的“信安军”又在今河北省霸州市东；金朝“信安”在今河北省霸县东，实为北宋时的“信安军”，亦即元、明、清时期的信安镇；南宋的“信安县”在今广东省新会市南，实即北宋时的“信安”。实际上南宋之后的“信安”已经与本书所区分的“信安”不相干，也与文献中程俱被称为“信安人”的“信安”无甚关系。

特别是唐代，衢州被称为“信安”，实际上与东晋至南朝时期同为一地。据《新唐书》载：

衢州信安郡，上。武德四年析婺州之信安县置，六年没辅公祏，因废州，垂拱二年析婺州之信安、龙丘、常山复置。土贡：绵纸、竹扇。户六万八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四万四百一十一。县四。西安，(望。本信安，武德四年析置定阳县，六年省，咸通中更信安曰西安。东五十五里有神塘，开元五年，因风雷摧山，偃涧成塘，溉田二百顷。有银。)龙丘，(紧。本太末，武德四年置，以县置谷州，并置白石县，八年州废，省太末、白石入信安。贞观八年析信安、金华复置，更名龙丘，隶婺州。如意元年析置盈川县。证圣二年置武安县，后省武安。元和七年省盈川入信安。有岑山。)须江，(上。武德四年析信安置，八年省，永昌元年复置。)常山。(上。咸亨五年析信安置，隶婺州，垂拱二年来属，乾元元年隶信州，后复故。)

再至北宋时，衢州依旧沿袭唐旧制，可称为“信安”，如据《宋史》载：

衢州，上，信安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万七千九百三，口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八。贡绵、藤纸。县五：西安，(望。)礼贤，(紧。本江山县，南渡后改。)龙游，(上。唐龙丘县。宣和三年，改为盈川县。绍兴初复改。)信安，(中。本常山县，咸淳三年改。)开化。(中。太平兴国六年，升开化场为县。)

可见，宋以来沿袭旧的称谓习惯，称衢州(今浙江省衢州市)为信安郡，称程俱为“信安人”，不能认为是误称，只能算作是文雅一点的古称而已，程俱落款即自称“信安”人。事实上，古代按照古地名称呼时人，一贯以郡望为准，例如明代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把程俱视为新安人之列。如果再以高于开化县一级的行政区来称呼程俱，那么更为准确的称谓也应当是衢州人，或者衢州开化人。如最具权威者，当属《宋史》中的程俱本传与时人程瑀为其所撰行状，均称其为衢州开化人，又如宋人陈思编纂元人陈世隆增补的《两宋名贤小集》中称：“程俱，字致道，衢之开化人。”可见，各种文献称程俱为“信安人”者，依常规而论，有不确之嫌，但作为文士习惯保留的旧称谓，原本也无可厚非，在此举出，亦有与“新安人”相区别之意。

总之，程俱可以被称作是“信安”人，但这和“新安”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承袭宋前行政区划的旧称，后者是沿袭古代传统的郡望之称。实际上，《宋史》程俱本传和《程俱行状》，均称其为衢州开化人，这应当是最确切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