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华西人与西学输入
双重使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知识结构的演化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从事宗教传播的同时，还承担了向中国输入西学的使命，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那些远渡重洋而来的传教士一方面克尽厥责，传布教义，另一方面又以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几乎全方位地将近代西方的知识和思想介绍给中国人。这是因为他们极富远见地将后者当作实现其最终目标的途径。传教士扮演、乃至主导“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的角色，在晚清时期尤为突出。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西学东渐之关系，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很多与此过程相关的传教士、学术机构、著作与译书，都已得到介绍和论述。但毋庸讳言，晚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有关西学的著作极为宏富，有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著、译之作至今尚未得到介绍，难免有遗珠之憾。传教士从事的文化交流工作与近代中国思想和知识演化之过程的关系，也还有待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本篇不打算就传教士与近代西学东渐的问题展开全面讨论，而是希望在相关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努力，冀能拾遗补阙，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对传教士与近代西学输入之关系进行更全面的认识。
一、世界史地知识之传入
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过程与西学东渐的过程紧密相连。人们通常将此过程大致描述为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的演进。这种看法过于强调近代西学输入对中国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变革过程的适应，忽略了19世纪中叶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从而也忽略了在所谓“器物之学”大规模输入之前传教士进行的观念与知识的输入。
实际上，在上述所谓三阶段的论述体系之外，不少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史地之学的输入已给予较多的注意。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著《西游地球闻见略传》起，介绍西方及全世界历史、地理和各国概况，就成为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中文著述长时期的主题。鸦片战争前，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E.C.Bridgman，另一中文名为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书，堪称其中翘楚。尽管明清间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尝试性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相关知识，但其规模和效果则难与鸦片战争前后数十年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工作相提并论。在这些著作问世后，有关世界历史、地理和社会状况的知识才开始系统地被纳入汉语世界的知识体系。
除专门著作外，米怜（William Milne）所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麦都思（Walter Medhurst）所办《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吉德（Samuel Kidd）所办《天下新闻》，郭士立所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均有多少不等的篇幅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米怜在1822年出版的《全地万国纪略》，即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同题系列相关文章的汇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鸦片战争前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期刊。该刊刊载的介绍世界史地的基本知识文章占其内容的比重最大。此外，郭士立于1843年在宁波又办了一份《千里镜》，作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续刊”，它的第1期的主要文章就是关于亚洲地理和世界地理的。
考察这段历史，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传教士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耗费宝贵的资金和时间，来从事这种与宣教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对于传教士输入史地之学背后的观念，论者甚少涉及，但值得认真加以探讨。我认为要认识这个问题，这一时期出版有关著作的郭士立的几本小书和所办刊物上的一些言论尤其值得注意。
1833年6月23日，郭士立就《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宗旨，写过一个说明，其中说，鉴于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仍然自诩为世界各国之翘楚，而将其他国家视为‘夷狄’”，而且“这种空洞的自负极大地影响了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并影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所以他决定“出版这份由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社区资助的月刊，旨在通过向中国人传播我们的文化、科学和原理，批驳这些傲慢和排外的观念”，证明他们并非夷狄，“以事实说服中国人，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这就是说，发行这份月刊的目的，就是要从知识上破除中国人头脑中普遍存在的视一切外国人为“夷狄”的观念。
上述言论，已说明了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史地等知识的动机。其实，早在1832年，郭士立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林赛（H.H. Lindsay，即胡夏米）乘“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航行时，携带了一批题为《大英国人事略说》的中文小册子。作者声称英国人“耐不得受人凌辱”，称蔑视他国的观念为“小儿之见”。作者接着说，“英国一处，人民太平安居……无人敢侵害。英人经大进格物、技艺、文墨、诗书之学，可令人雅致、礼义、圣德之行也。英人于用兵时被人之畏，于息兵时被人之贵”，乃是兴旺发达的强大文明的国家，绝非“红毛番”。林赛和郭士立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将其广为散发。
郭士立等之所以对中国人使用多年的“夷”这一称呼如此在意，原因在于，若不能破除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则他们传播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基督教的使命就难以完成。他大约写于1835年前后的一本题为《正道之论》的传道书，就抗议中国人将外国人当作“朽狯、只留心哄骗”的“夷”，认为“称外国民‘夷人’，呜呼！远哉，其错矣！人知礼识义，何以混名呼之‘夷人’? ……普天之下，万国之民有同宗族的始祖……不论中国之人，外国之民皆出祖宗一个身，岂可不如兄弟相疼爱。兄与兄应言友，弟与弟应言恭，则雍睦昭四海。及结疏远，惟叫做远客‘夷人’，分明是绝交，背圣人之道矣”。
郭士立在1834年刊印的5卷本小册子《大英国统志》，介绍了当时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它以讲故事的形式，说广东“莞邑（即东莞）石井乡”有一位“名登金榜”的叶椟花，因“虽有各项知识，不能满心”，在双亲故世，了无牵挂的情况下，与朋友林德豪一起，经万里波涛，到英国伦敦。叶氏以教授英人汉文为生，而林氏则“每日做生意，经营发财”。他们“与英人游，看城邑，究察人风俗，识民之规矩”。经二十余年后，决定回国。二人回国后，与亲朋邻友相聚，谈论英国情形，与对域外情形茫然无知的人们辩论，以此为线索，向读者展现英国各方面的情况。
话题由叶椟花的朋友李全德的一番话引起。李问曰：“红毛人为夷，不知有国家帝君乎？已闻知夷犹禽兽，非知五伦之理，若鸟飞兽走，寓穴掘土，任意食草谷。男女乱媾，上无神，下无君也。”这番话引起了叶椟花的驳斥。他斥责李氏“冥顽不灵”，认为观察广州的西洋客，“只阅其甲板”就应看出，其“务艺手段”非凡，虽不知汉文，但“诗书文章，比较本国之学问非异矣”，虽语言不同，“外人也有其所可取”，不应“藐视且轻忽之”。
在回答李全德关于英国帝王的问题时，叶椟花说，英国之帝君，“为皇帝也，不奉外国之命，不遵异邦之谕，而治许多藩属国。及他国之帝君敬仰之……大英国之皇帝创业守文，绳之亿万叶矩矱，肇兴礼乐明备，本该为诸业之自主，掌海兼山川林之统绪，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飨，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司之掌，无所不隶”。这些文字意在证明英国为文明强国，非蛮夷之邦。
该书第2卷《文武民人》，简介英人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司法和军事制度。第3卷《民之规矩风俗经营》，较详细地介绍英国民风民俗，对其教育制度和工艺制造、海外贸易方面的情况叙述尤详。第4卷《城邑乡殿庙房屋》，描述英国伦敦及苏格兰、爱尔兰等各地人口、教堂等建筑、近代城市结构等情况。最后一卷为《大英藩属国》，将英国在海外开疆拓土的赫赫“战果”作了概括的展示，总结说：“由是观之，大英国之管辖，荡荡迄于四海。”但作者又不忘粉饰一下英国这个海上霸王的面目，说欧洲历史上战祸连连，“大英国是率领其太平，况且儒术之迂疏世，圣经传万国；奇人伟士，倜傥之道理，日广布遍天下故也，渐渐万国咸宁矣”。这些文字可谓佶屈聱牙，远非雅驯，有些句子不知所云。但其所欲传达的信息是很明显的。
次年，郭士立又刊刻了一本名为《是非略论》的小书。除最后几页讲了一点应当遵奉基督教的道理，其绝大部分内容仍是围绕破除“夷夏”观念这一目的，在形式上亦与《大英国统志》相似。书分6回，以中国民间通俗小说的写法开头，说广州府的一位叫做陈择善的人，在父母过世后，孤身“驾船到大英国”谋生，“昼夜勤劳，后娶一妻，故开一店”，二十五年后携千金荣归故里。陈择善回乡后，与故友李金柄等乡亲倾谈，围绕英人是否“番鬼”“夷人”等问题展开辩论，论证不可称英国为“红毛”“番国”，批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作者认为将英人蔑称为“红毛番鬼”乃是“轻忽圣人之言，触礼犯义，横逆常性”，不符合中国“礼义之大国”的形象，要其“自今以后，这样的话头，总不要讲，免得外国的人，视我们如无知也”，特别是“‘番鬼’二字，更觉无礼，惹人欺侮。盖年年英国人到广东，有仁义礼貌，又学问聪明，诗词件件过人，何为起此混名，甚不可解。莫说骂人，还是卑污自己之志”，比较恰当的称呼是“外国人，或称之远客，待之以友，视之如己”。作者告诉中国人，非仅“大英国之帝君抚临亿兆，合四海为一家”，而且“另外有大权势之国”，如“俄罗斯、佛兰西、是班呀（西班牙）国等，皆有其帝君。惟抚御四海，威镇万方，真胜一国之权柄远矣”。意即读者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不要做井底之蛙。
该书的后半部分主要论述英国的强大、文明和英国君主的尊荣，证明势力及于全球、进入空前发达阶段、政治清明、治理良善、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不是可以轻视的蛮夷之邦；还介绍英国和西方世界科技的发达和教育、文化之先进，如英国学校的男女学生，学习“天文、地里（理）图、史记、本草纲目、算学等，又写字、作文章、吟咏赞神诗，又学异样的话”。而且英国文化发达，“其国之书不胜数，读者亦无已。每年新纂之书，亦有一万余本，各样博问诗书，年年大增加不息也”。
郭士立的这些小册子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是鸦片战争前来华外国人用中文写成，批评并试图改造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的专门作品，涉及当时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和态度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人的“华夷”观念的本质。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如何适当对待外部的世界特别是代表近代文明的西方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开放和改革的进程。对虚幻的“华夷”观念的丢弃，成为以现实的、积极的心态面对世界、改造自己的国家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郭士立等人在鸦片战争前进行的“夷”“洋”之辩，当然主要是从西方人的立场出发，为了基督教的传播而进行的。但他们对这种观念所提出的批评，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介绍，在客观上符合近代中国变革的需要。故这些文理欠通的作品是具有相当思想价值的文献，值得我们重视。
郭士立在1838年刊刻的20卷本《古今万国纲鉴》，以及他在这前后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相关文章汇集而成的《万国地理全集》，则是以具体的知识向中国人展现前所未知的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及在文明发展方面完全可以媲美、甚至业已超越华夏文明的西洋文明。《古今万国纲鉴》并非完整的世界史，它由古代希腊和罗马史、以色列与古代基督教史、英国与欧陆主要国家以及北美历史几大部分构成，同时也在各部分简要介绍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地理构成。与此相反，《万国地理全集》则重点介绍亚洲国家的地理情况，另外介绍了俄罗斯、葡萄牙、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情形。其内容也并非仅为自然或人文地理知识，同时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介绍。
希望用这类著作破除中国人“华夷”观念的传教士不仅是郭士立。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言中也说道：“从来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是则宇宙之士（土），肢骸肤体，莫不皆同也。故凡天下者，亦如一人，各国分据一方，亦如人身一窍。古之邻邦通好，易地皆然。故有邂逅相逢异客，萍水忽作知交。”他希望这本在新加坡印行的书能在“百年后流入中土”，使中国人了解“合省地舆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这本一百三十多页的小书，“分为两帙，首帙统言全国之大略，次帙分省而详说之”，概略介绍了美国的地理、各州简史、物产、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艺术、民风等，尽可能全面地将美国各方面情况展现给它的中国读者。
事实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传入中国本土并未等到百年之后。鸦片战争后，失败的耻辱使部分先觉的士人开始主动寻求关于外国，特别是关于西方强国的知识，在缺乏更好的资料来源的情况下，由这些传教士撰写的俚俗不文的书刊，竟成为他们“开眼看世界”的主要途径，成为他们撰著其传世之作的依据。19世纪40年代相继刊刻的近代知识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和《海国四说》等，莫不以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以及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相关作品为资料来源。正如裨治文本人在其著作的新版《大美联邦志略》的序言中所说：“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入；又有日本人以其国语译者。”但是他遗漏了其著作的一个重要“采入”者，即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合省国说》。梁氏此书大量吸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已是学界周知的事实，不必再论。郭士立和其他传教士作者的书刊，也是上述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的著作所依据的资料库。19世纪中叶外国史地研究和有关著作的刊刻，是近代中国知识革新的开端，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知识结构，进而改变了整个民族对于世界的态度，为此后长期持续的变革作了准备。基督教传教士的相关作品，则为此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因此，无论是在基本观念的层面，还是在具体知识的层面，基督教传教士将世界史地知识输入中国，都构成近代初期中国知识史和思想史变革的关键性环节。这一过程持续到20世纪初。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适应中国人愈益增长的了解世界的需要，基督教传教士撰著和翻译的世界史地著作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晚清时期刊行的这类作品，约近百种。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在晚清时期所办中文期刊，大都发表了数量不等的关于外国史地及各国概况的文章，亦为中国人寻求新知识之源。虽然随着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向外寻求相关知识的进程的加快，传教士著、译书的重要性持续下降，但基督教传教士的世界史地著、译之作并未退出中国知识界的舞台。在20世纪前期，不仅他们原来著、译的书籍继续在市面行销，新的作品也还在继续面世。据1918年雷振华所编《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当时基督教出版机构印行的史地类作品，有数十种是新出的。这表明，基督教传教士在世界史地方面的作品，继续对中国社会的知识发展产生影响。
二、西学的体系、观念与方法
在晚清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西学输入，莫过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士陆续传入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适应了中国社会对于所谓“器物之学”的需求，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傅兰雅（John Fryer）、艾约瑟（Joseph Edkins）、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丁韪良（W.A.P.Marti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传教士在这方面的贡献，历史学者和各学科发展史的研究者均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也已经给予恰当的评价，本文没有必要再从总体上进行论述。但我认为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加以探讨。
首先应对基督教传教士在科技方面著、译之作（主要是翻译）的状况进行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对传教士与西学东渐之关系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价，也是为了更恰当地了解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其特点。对一些主要传教士的贡献，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一些统计工作。对晚清时期，出版此类作品相对集中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同文馆、美华书馆等出版机构，历代学者均予重视。梁启超在1896年编《西学书目表》时曾说：“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但这“三百种”，只是其卷上所列西学书籍的大致数目，加上该书卷下及附卷所列，包括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书籍在内，种数便在一千种左右，科技书籍在其中占有最大比重。而这还不是晚清时期西学书籍的全部。除译书最多的傅兰雅外，其他传教士也有大量的科技作品，出版情况如何，并非都很清楚。上海以外其他各地的教会出版机构，也印行了大量由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著、译的科技作品，但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不多。要全面弄清这方面的情况，仍有待来日。
基督教传教士多达数百种的著译之作，在近代中国催生了后来如日中天的显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各个学科门类，从而改变了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基本格局，培育了中国的数代学子，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虽然他们撰写和翻译的科技书籍，相当大的部分不过是指示门径的入门读物，但其影响不容低估，值得我们作更为透彻的研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传教士们不仅热衷于输入如上所述的各种具体知识，而且试图向中国人灌输西方近代的科学观念。
1868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出版了《格物入门》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名是Element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Chemistry，即《自然哲学与化学原理》，是一部物理学和化学的入门书籍。丁韪良认为本书既可满足教会学校高年级学生之需，“同时也会唤醒有良好教养者的心灵”。他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智力都耗费在乏味无聊的领域。纯文学作为仕进的必由之路，吸引了他们的所有精力，令其排斥了物理科学。明显的结果是，他们极度缺乏那些我们称之为构成西方物质文明的力量的要素，在发挥他们庞大的祖先遗产的作用方面极为无能”。在他看来，同治时代的“开明政策”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能，而途径之一就是“从西方的源泉”学习科学知识以“丰富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显然，将西方的科学精神，而非仅具体知识，传递给中国人，是改变中国基本方法之一。
在19世纪中后期，“西学”主要意指声光化电、天文舆地、工艺制造、航海矿务等具体知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踌躇不决地接受泰西之学的中国知识界，并未意识到，在这些一向被视为“末技”的技艺之学的背后，还有着超出他们想象力的思想体系与精神特质。而基督教传教士在大力译介西方科技的同时，也试图向中国人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1876年，上海的《格致汇编》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格致新法总论》一文，介绍英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培根的《格致新法》（即《新工具》）。该文说，培根的《格致新法》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极有地位，“颇著名焉。于此中载明西士所探穷格物之理”，使西方知识界“若黑暗中忽然开朗，似晓星然，散开蒙昧，普照光明”，故“便用多年矣”。培根的贡献究竟何在？在于他“立格学正法以教人，指明其路，初求达道，以至真理。彼设规条，免人役于古士之名，而旋绕于猜度之中；复如婴式，归于考究天地之学”。培根创立的方法，“探索天地至深至秘，解说造化主所赋之理，而印于万物之中”，“使后人步武之，即操权于天地间也”。
慕维廉指出，培根所推倒的“古士”学说，即在西方被尊奉了两千年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体系。亚氏“才高学博，权力超群，播行遐迩”，其学影响久远，到培根的时代，“其权仍普行于人心，比皇帝统治人身则更有甚者”。在历史上，罗马教廷曾试图“禁亚力格物性理，虽律例綦严，亦不足以灭其权。习俗相沿已久，行如无所不能也。亚力之名，如佩辟邪符。彼书普行，或有学宫，其士被强，必从其理，不从他学。由此时迄至明季，亚力权柄仍在”。但随着近代欧洲学术文化的进步，亚氏的学说开始受到挑战，如哥白尼、路提（即路德）等人，而颠覆亚氏学说体系最为有力的则是培根。
在慕维廉看来，培根的主要功绩在于“试救人心脱离两千年之役，执掌理性，被造化王所赋而操于人柄”。他介绍说，培根少时即“不喜诸学浅杂之式”，“彼愈思之，愈觉今学虚浮，凡所考之法，必当振新，非由目睹与试行而生，皆必弃之”，在看到亚里士多德学说使人“咸溺于无用之辩论，虚空之解说，才力殚于游玩之事”，以致无法发展知识的状况后，“建一学，惟循乎理性与人常有之思虑，而阻凡有猜度假冒之事焉。于此，倍根著《格学新法》，其意芟刈荒芜，而播睿智之种”。
这段话的重要之处在于，慕维廉强调了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注重实验、尊崇理性的特点，道出了培根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学说体系的歧异所在，在近代中国较早介绍了这种重视“目睹与试行”和“循乎理性”的科学观和知识论。
慕维廉接着介绍培根《格致新法》的另一重要内容，即作为科学基础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彼之大旨非猜度天地之功用，如古士昔日所作。惟从六合，凡有实事，并到一处，推出总理也。夫其总理未成之前，当尽力访问万物。为法如此而行，向所未曾为耳。或系乎格物，或系乎性理，倍根即称诸艺之先导，试行格物之始祖……倍根排一总理为基，以为推进之法，即为其格致新法之第一公论也”。这就较为准确地指出了培根在近代科学（格物）和哲学（性理）史上的地位。这里，所谓“试行格物”，即指科学实验。他认为有了培根的方法论，才有西方近代科学的勃兴。即使像牛顿这样的天才人物，他的“独超其众，不独以一己之才力，亦因饱吸倍根格学之性”，他在数学、力学、天文学等领域的成就，“全遵此法而成矣”。慕维廉还强调，运用培根所提出的科学方法“乃为人心本然之性，被造化主所赋予衷者，无之则不能知，亦不能保稳危险也”。这就将科学与人类的“本然之性”联系到一起。
慕维廉在介绍了《格致新法》的主要思想后，又在沈毓桂的帮助下，将该书作了翻译，分别在《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上连载。1888年，较为完整的《新工具》在慕维廉及其中国助手沈毓桂的努力下译竣，由广学会出版，书名《格致新机》。该书刊行后引起了比较广泛影响。慕维廉在1897年《格致新机》重印本自序中再次概述了培根总结的“格物之法”：“一推上归其本原，一推下包乎万物……论推上之法，从地下万物归乎上；推下之法，从天上本原畀于下。”这种表述，较之以上所述的文章，更为清楚了。
尽管慕维廉用中文表达的上述科学观念还不甚明晰，但他的文章毕竟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一次可贵的尝试。
与慕维廉一样，丁韪良也希望通过对培根学说的介绍来从深层揭示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丁韪良在《格物入门》中，将科学精神解释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格物之学，源于开辟太初之人。始出两间，环视万物，究其性情，别其名目，斯为格物。”但他在1883年刊刻的《西学考略》一书中，对近代科学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该书分二卷。上卷主要是他在1881年回美国休假、再返回中国这一过程的游记，择要叙述他经过日本、美国本土和欧洲的见闻，大意也是希望中国政府注意域外诸国的富强，能够仿行西法。下卷则通过对西方教育制度和学术机构的介绍，来展现西学各学科分支的基本状况。丁韪良在书中简略追溯了作为西方学术文化起源的古希腊文化，重点介绍西方近代文化学术。他指出：“三四百年来，英、法、德各文渐兴而渐精，不惟词章不逊于希腊、罗马，即算、格诸学亦能深造而驾乎其上矣。”近代欧人振兴新学的基本方法，乃是“贵即物以求理也”。
丁韪良对近代科学作出了和慕维廉相近的解释。在罗列了戛里留（伽利略）、奈端（牛顿）、德戛尔（笛卡尔）、莱布尼兹等大科学家的成就后，他也将近代科学勃兴之首功归于培根。他认为写作《格致实义》（即《新工具》）的培根，“虽非专于算学，亦未实验动植之品，调燮五行之质，然亘古以来，各国最有功于格致之学者，无能逾之”，因为他倡导“探索物理”，将其思想“编成卷帙，嘉惠士林。其论各学，如指定某疆某土，明示以如何规划，无不曲尽其微。《大学》云：致知在格物，即此意也。惜圣门于格致之学，竟尔失传。而培根所论，悉宣底蕴。诸国之士，虽偶有致力于格致者，自培根之书出，其学始兴焉”。
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强调，西学并非一味注重富国强兵的功利之学，“非假以营利，乃在究察造物之底蕴”，故格物之学具有超脱凡俗的崇高地位。丁韪良还煞费苦心地专立《西国相师之道》一节，论证西方各国的文化学术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的，“自古邦国之兴化，大抵相继而出，其才能艺术非尽创于己而不借助于人。盖既有先知先觉者之开始，则后人即可效法而广为流传也”。为了消除中国士大夫接受西学的精神障碍，他在书中说，“五大洲惟雅（亚）细亚洲开化最早”，中国文化发达于上古，经由波斯、埃及、罗马等国传入欧洲。“西国取法中华，其可恃而有据者”，包括作为化学之前身的炼丹术、指南针、火药、蚕桑与丝绸、瓷器、茶叶等。这种“西学中源”论，意在讽示中国不应以师法西学为耻。
丁韪良还试图通过对各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的说明，来展现“西学”的基本内容。在1868年撰写《格物入门》时，丁韪良所介绍的格物之学主要是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共分为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算学7章。《西学考略》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的教育体制和学科门类。他认为“所谓西学者，虽派分多门，要皆天、算、格、化等学”。该书重点介绍近代西方大学的四大重点学科领域，即神学（他称为道学）、法学、医学和工艺，并介绍了营造馆、冶矿馆、机器馆、农政馆、精艺馆、船政馆、师道馆（师范学校）等专门教育机构，以及武学、乡学、女学、聋聩学等等，还对各国的“文艺会”即各类学术机构作了介绍，简明扼要地展示了西方教育体制和学术文化的内容。
“格致学”或“格物之学”这两个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辞汇，是传教士门用来表达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常用词，其中“格致学”在19世纪70年代后渐成较为统一的用法。傅兰雅创办以普及科技知识为宗旨的期刊，使用的便是《格致汇编》这个名称。虽然该刊也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但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学习西方“器物之学”时代，科技知识是主要输入对象，故格致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学”。李鸿章就曾说过，“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这种认识，与丁韪良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毕竟，格致学不能等同于西学。西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艾约瑟于1885年译毕、次年刊刻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对此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
《西学启蒙》是总税务司赫德将英国的一套大学教材（密伦大书院原本），交艾约瑟译为汉语，历5年而成。在16种书中，第一部《西学略述》是艾氏“博考简收”，译编而成，其余15种悉“依诸原本”。其中，《西学略述》相当于总纲，是对西学的概要介绍。15种具体入门书籍包括：《格致总学启蒙》（物理学）、《地志启蒙》、《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格致质学启蒙》、《身理启蒙》、《动物学启蒙》、《化学启蒙》、《植物学启蒙》、《天文启蒙》、《富国养民策》、《辨学启蒙》、《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这个单子与李鸿章的“泰西之学，格致为先”的论断是相符合的：自然科学的各分支，加上欧洲历史，逻辑学，和粗浅的经济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工艺制造、工程、军事、矿务、农林等应用学科，没有包括在其中。在这套译书中，格致主要是指科学。
笔者无意断言，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格致”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但认为“格致”和“西学”的词义演变，需要专门的研究。这里要指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6种中的第一种《西学略述》所介绍的“西学”的结构，与这个单子又有些不同。以下是《西学略述》各卷的卷目：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史学，格致，经济，工艺，游览。在这本书所体现的学科结构中，格致学（包括的内容是：天文、质学、地学、动物学、金石学、电学、化学、天气学、光学、重学、流质重学、气质重学、身体学、较动物体学、身理学、植物学、医学、几何原本学、算学、代数学、历学、稽古学、风俗学）虽然比上面那个单子多了数学、医学、考古学等内容，但只是与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列的学科之一。如果以此为准，再结合丁韪良关于欧洲学府以神学、法学、医学、工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则李鸿章关于“西学”的论断显然就站不住脚了。
艾约瑟是否有意借《西学略述》的编译，来诱导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在缺乏直接根据的情况下，这是无法断言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判断，这本16种启蒙书籍中惟一由他重新编写的书，可能反映了，基督教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三、清末西方社会科学之输入
这种变化并不对应于中国近代从学习西方“器物之学”到学习“制度之学”的转变。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的西学输入似乎不存在一个明显的以引进制度之学为主的时期。事实上，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出现，而在清末，西方政治学说的输入则是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输入相伴而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介绍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之19世纪中叶之前有明显的增加，与中国社会对“西学”更为广泛的需要相符合。虽然在此时期，传教士在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已失去过去的主角地位，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在传教士输入西学的进程中，有一个明显的人文社会科学输入阶段，但从实际情况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在这方面进行的知识输入，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其在华文化活动的阶段性特征。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前后以输入西洋史地知识为主的阶段，代表人物是郭士立；在19世纪中后期大规模输入西方科技知识阶段，代表人物是傅兰雅、艾约瑟、林乐知等人，则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当中输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代表。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有关情形加以简略探讨。
（一）政治学说
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有关世界史地的著译之作，就已开始介绍西方近代政治制度。郭士立在1834年的《大英国统志》中就曾介绍英国的政治体制，说明“皇帝虽是例律之保人，惟非系属例律之权夫，独必凛守礼义仁德，怀柔国民……登位之际，皇帝兼皇后发誓曰：循例治民并属国，且遵策度法律，所公会立也；公道审司定罪，严守国之正道也”。这段话大体上描述了英国国王的权力范围，强调了英国法治的特点，简略介绍了王权与法律之关系。郭士立还就英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制、贵族制度作了说明，并着重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包括上、下两院（爵公会与缙绅公会），议会与国王关系，组织方式，议事规则，称赞这种制度使“百度修，而万化理也。盖百姓之尊贵，自商量定议，使民相趋如骨肉。道之在政事，贵贱在位，后先有序，多寡有数，天下万事尽备于此”。他还介绍了“自冢宰以下，不能自主操管，而必顾百姓之褒贬焉”;“时租调役课，应循公会之志，不然不可征收钱粮”等制度，认为这些是“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
这种简略的介绍，当然很难将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原则表达清楚，但毕竟是基督教传教士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较早记录，也是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较早的中文文本，在思想史上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亦曾刊载《英吉利公会辩论》《英吉利国政公会》等文章，介绍英国议会民主制及其优越性。
在郭士立之后，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以更大的篇幅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该书在《国政》这一卷目下，以5卷的篇幅，分别叙述“国领、内外大小衙门”（即总统与联邦政府机构）、“制例之设定”（即联邦和各州宪法与法律）、“布政之大小官厅”（即行政制度）、“审察罪名之制”、“刑法监狱之制”5个方面的情形。裨治文并未集中谈论美国民主制度的原则，而是在行文中结合具体问题加以介绍。如在谈及政府机构时，他介绍说，“各省之官，由各省之民选择公举”，除正副州长外，州议会由“民选议事者”组成，州内事务“无论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这就将美国的州级政治体制作了说明。至于联邦政府，“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此外，“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即参议院；“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即众议院。后文还叙述了总统的选举、任期、轮换、继任制度及其权限，参、众两院的选举、任期及其职能。在该书第14卷，裨治文介绍了美国联邦及各州宪法及各级政府法律。他说：“合省国制例有五：一曰国例，为二十六省所通行。二曰省例，各省不同，惟各守其省例而已。三曰府例，每府不同，惟生于斯者，即守于斯焉。四曰县例，各县自立其规，各民自遵其制。五曰司例，亦由司自立，惟所属者恪遵焉。此五例中，又小不能犯大。”这些文字简略地说明了美国政治中的地方自治原则。他还将美国联邦宪法中的条款列举了17条。通过裨治文的叙述，美国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有关西方国家史地与概况的著作，大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有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容。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相继刊刻的《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等书，才能够在有关欧美国家的部分，对其政治制度加以介绍，使中国知识界得以初步了解西方那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后刊行的类似作品，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发行的中文刊物，均向中国读者传达有关西方政制的知识。《万国公报》在1875年发表《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堂解》一文，表示“本馆常译泰西各国事迹，而论及民主国矣，且论及各国章程与公堂等事矣”。这说明译编西方各国民主政制的文献，将是该刊的一项内容。作者在文中这样阐述民主原则：“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这种主权在民原则的深层根源是人生而平等这一真理：“推原其故，缘均是人也。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其有待于日以暄之者同此日也，其有待于风以散之、雨以润之者，同此风、亦同此雨也。即寒必需衣，饥必需食，温饱之情，其贵贱一也”；故“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也”。作者还解释了三权分立原则（名之为行权、掌律、议法三权）。此文无论是在论述深度和条理性方面，还是在汉语表达水平方面，均非郭士立那一代传教士之作品可比，无疑是19世纪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份重要文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获取西方政治学说，当然不止传教士作品这一条途径，但这些作品至少可以看作一个重要来源。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来看，完整地论述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演化史的作品，当推谢卫楼在1910年刊印的《政治源流》一书。
谢卫楼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于1869年受美部会派遣到通州传教，是潞河中学（后易名潞河书院、华北通州协和书院）的创办者。《政治源流》一书是他为潞河书院学生编写的教材。他在英文序言中声称他对书的内容和形式负责，即本书是他个人的作品；但又说明，他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是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后为美国总统）的《论国家》（The State）一书。在中文序中，他将本书的写作与当时实行“新政”的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交往的结果，必定会导致对内政多所改良，“政治法律，因之大有进步”，而治理国家者，在此转变之际，应该“多考究诸国之历史，政治之义理，及其源流，庶中华政治法律之开幕，不至如不学无术者，经营筹划，损益参半，优劣相混矣”。这部著作主要通过叙述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史，来讨论政治学的理论问题，开篇简述“政治之大旨”，最后则以3章的篇幅“详解政治之义理，法律之裨益”。
在《政治源流》中，谢卫楼首先给政治学下定义。他说：“政治学所研究者，乃在立国之根由，与其义理，并创制之规模，行政之法则，与夫国家之律、执政之人也。”他在导言部分，比较清晰地介绍了社会契约论。按他的说法，“近泰西文人”，认为“古之人性粗鄙，少得开发，私己之心，胜于爱人之心。故欺诈相将，战争不息。相沿既久，受损良多。遂困极思反，欲定善章，冀免凶杀之祸，而得和平之福。于是约定互相辅助，以防人众所受之损，而得其益。或举其中才能之人，立为数十家或数百家之长。若与他家他族兴起战争，其长必为之主领，以御外侮；在和平之时，若兴起纷争，则为之排解，以判断是非。渐磨既久，则尊卑之分，交际之礼，渐为启发。且男女老幼之礼节，农工商贾之交易，渐有规模。国律渐臻美善，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国家遂由此而立”。这段话比较简约地概括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在晚清出版物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对这种理论并非无保留地赞同，认为这种学说没有“确据”，“乃文人揆度之言”。
《政治源流》系统地论述古代希腊、罗马政治，罗马法律，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政治，近代法国、日耳曼、普鲁士、英国、瑞士、奥匈、美国的政治史，在此过程中介绍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其中对希腊城邦制度、罗马法、近代英法美等国的政治，论述较为详细。《政治源流》也各有一章分别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和清朝政治体制，评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该书最后3章，谢卫楼主要论述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其中，《论政治之义理形势》讨论“立国之大旨”“习俗与政治之关系”“政治之形势”“成文总律（即宪法）之益”“分权之益”“定律（即立法）之责”“行政之责”“审律（即司法或释法）之责”“政党操权”等问题。对政治与时代及文化背景之关系、宪法之作用、三权分立之意义等问题，论述较为详尽。他又专立《论政治义理之变迁》这一章，阐述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变。他评论说，西人认为政治的功能在于“保民自由”和“承担民事”，这种观点未必正确，“政治非为保帝王之尊容与贵族之权势，亦非为任民自由，及承担民事。乃在保卫国民，令其能安乐度生；凡由身力心才所当得者，皆能如愿而偿。此即万民之裨益，亦即政治之本旨”。他对政治的这种理解，应该说是比较有特点的。《论法律之义理与其变革》则就法律的起源、流变等问题展开论述。
《政治源流》可以说是基督教传教士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的代表作，值得加以重视。
（二）经济学说
基督教传教士介绍经济学知识和学说，也是从鸦片战争前开始的。米怜于1818年在马六甲就刊印了一本题为《生意公平聚益法》的小册子。据伟列亚力（Alexander Wylie）介绍说，这本小册子是米怜以《旧约·申命记》第25章第13节之关于公平交易的内容为基础所撰写，内容是“关于在人群中的几种应用的说明；在中国各阶层中流行的不义之行为；度量衡；劣等商品；讨价还价中的欺诈行为；毁约；残坏钱钞；这些罪孽的可怕后果”。从这种简略的介绍来判断，这本小书是从《圣经》的文本出发，论述商业道德的。它后来分别于1832年在马六甲、1847年在宁波被重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有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如《通商》《贸易》及专门介绍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公班衙》一文。郭士立在经济学方面更重要的文字是他在1840年刊印的《贸易通志》一书。这本63页的小册子“是麦克洛其（MacClloch）所论述的原理的提要”，分为5卷，论述商业、商人、公司及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世界各国商业现状，与贸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业务，贸易制度和政策等问题。他还刊印了一本24页的小册子《制国用之大略》，论述“好政府的基本原理”，分为8卷，讨论政府之为民、钱币、岁入、国用、军事、教育、富源等等。这两部著作笔者均未见，无法作更多评述。
1846年，香港的飞鹅山书院（按：即马礼逊学校，因该校迁港后建于飞鹅山，又称“马公书院”）刻印了一本《致富新书》。该书的译者是鲍留云。鲍留云（Samuel Brown）为1839年来华的马礼逊学校教师兼校长。他并非受到正式按立的传教士，但作为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学校的校长，与传教机构及来华传教士关系密切，也从事与传教相关的活动，故仍可将他视为传教士群体的一员。《致富新书》署“合众国鲍留云易编”，这意味着他可能对原作进行了改编。他在《例言》中说：“《致富新书》系合众国贤人杰士所作”，但未注明作者与原书名。鲍留云还说：“中华选家，多取文章诗赋抄刻。其余各体，概置弗录。吾合众国选刻《致富新书》一本，益人良深。余到中华有年，历览群书不少，而与吾国《致富新书》之义相同者，目所罕睹。故弗敢自秘，不辞劳苦，译为唐书，愿人所知重焉。”他还指出，之所以写这本书，乃是因“见世人多不知趋向，故作是书以勉之。所以合众国之人，士农工商，各得其所，而国无游民者，赖此书之功也”。从这些话来看，鲍留云是针对他所认为的中国人知识上的缺陷和实际需要，而译编这本小书的。
《致富新书》共56页，不分卷，分为19小节，每节各论一事，分别是：“论用银格”、“论百工交易”、“论商事”（二则）、“论贸易”、“论工艺”、“论农工商贾”（二则）、“论土地”、“贫富分业”、“论用银益人”、“论物贵重”、“论市价”、“论平贱”、“公务”、“学业”、“贫约”、“论求财”、“并处世良规”、“论银用”、“并用银例”。从其内容来看，这本小册子是用简明的语言，介绍一些经济学常识，如“论商事”二则，其一论述商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其二解释“贱买贵卖”的商业对社会与民众的重要性。“论贸易”讲述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论农工商贾”二则，讨论分工的问题，但要点仍在强调商业的价值和作用。“论土地”讲的是土地不能平均的问题。“贫富分业”讲的是财富不能“平分”的问题。“论用银益人”的内容是针对“蓄财而不散，收于钱库之中，惟恐人攘之”的“守钱虏”，强调作为货币的银流通的重要性，斥责藏银不用，只能使银等同于泥土石块，非惟于己无用，且“阻工人求食之计也”，故“彼守钱虏，真无益于人也”，也不能使自己财富增加，“不如图利为美”。“论市价”“论平贱”讨论价格原理。“公务”讨论税赋原理与政府职能，一方面认为“朝廷之立纲纪，而天下赖以太平”，故“虽有苛政猛虎之官，犹愈于为政无官也”；同时强调：“夫民之供赋税于官者，特以其益于民耳”，“官之不贤，为害重于泰山”。
可见，该书是一本简明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书中内容似乎对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且也写入了有关于中西贸易的内容，并有关于广州地区商业、社会状况的文字，显然是鲍留云据其见闻所写。故可以认为，鲍留云虽称《致富新书》为译书，但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见解。
19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会的中文出版物，包括他们所办的刊物，同样也有经济学说方面的内容。《万国公报》所载《富国养民策》《税敛要例》《以地租征税论》《富民策》《各家富国策辨》等文章，均可看作西方经济学说在晚清流传的重要文本。其中马林、李玉书所作《各家富国策辨》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该文还提到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重要来源的乔治·亨利（写作“卓尔基亨利”）及其著作。
傅兰雅所译《佐治刍言》也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于1885年由江南制造局初刊，后多次重刊。这部书共31章，前半部分内容颇为庞杂，将“论家室之道”“人生职分”“名位”“作事宜争先”等劝世的内容与“文教”“人类分国”“各国交涉”这样的内容掺杂在一起，甚不可解。自第9章“论国政之根源”之后，主要讨论国家、法律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普通问题，如财富、资本、工资、贸易等。
另一种较为重要的经济学说译本是1886年刊行的《富国养民策》，艾约瑟所译《西学启蒙》16种之一，作者是英国的哲分斯（《万国公报》在1892年到1896年间刊载其中的一些章节）。《富国养民策》译本共16章，论述的内容有：经济学（富国策）的定义与财富的定义，物质与生活，财富创造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分工的起源与方法（亚当·斯密的理论），资本的定义、来源与运用，财富分配问题，工资理论，工人与行会，劳资纠纷与调解，土地与地租，贸易及其原理，货币理论，金融理论，经济运行的周期，官办与民办问题，税赋与财政。作为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富国养民策》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学说史上亦应有其地位。
由江南制造局刊行的傅兰雅所译《保富述要》一书，是一部金融学的专门之作。该书作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布莱德（James Platt），原书名Mone y。傅兰雅在翻译了该书后，大约在1896年前后将之刊刻。这应该是他离开中国前最后一批译作之一。这部讨论货币金融的著作共17章，另有“总论”一章。所讨论的问题包括“钱财总理”“造钱源流”“银行票与钞票、汇票”“银行股份”“银行办法”“利息”“本钱”等。该书的刊行在中国近代金融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知识的空白点。
在以上3部译作问世的同时，传教士也尝试结合中国实际，自己写作有关经济问题的作品。1893年，上海广学会刊印了李提摩太所著的《生利分利之别论》，其后有多个刻本。这是一本针对中国民众和政府官员的小册子，分为两卷。其一主要经济活动与社会分工合作之关系，针对的是中国社会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李提摩太论道，任何生产活动，均为分工合作的产物，“一馒首（头）之利，不啻合千百人之力而后能生矣”，推而广之，“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合万人之力”。李提摩太将人分为“生利者”与“分利者”。“生利者”包括“用力以生材料”者，“用力以生器具者”者，“用力以保利”者和“用力以运利”者。按其意，只有那些与财富的生产、流通完全无关而单纯消耗者才可归入“分利者”的范畴，农、工、商而外，从事教育和艺术等职业的，均可归入“生利者”的范畴。“总而言之，凡人作事而能有益于人即为生利一流，反是则分利耳”;“凡人不论作何事，苟不能作货以生财，皆为分利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凡能出力以使国富者即属生利，反是或更靡国之财，皆属分利”。他强调养成合格的“生利者”的重要性，养之长之，教以技艺，“教之义理”，保其身、心健康，均为必要途径。在他看来，同样重要的是，“宜广增新法”以生利，即重视生产、流通和贸易领域的发明创造。
这本小册子的第2部分主要是论述采行“新法”的必要性。李提摩太从中国人较易理解的土地有限、生齿日繁而耗财日多的常识出发，证明须采纳新法，提高生产率，才能解决人口压力下的贫困问题，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他指出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中国有四百兆人，每年必增人四百万；十年之后，即增四十兆。积之既久，地狭人稠，其何以为生哉！”他认为“救之之道，仅有两途：一则移民远出，使往他洲之旷地……一则广行新法，务使原地中所有土产日渐加增。而种地、制器、养人、教人、贸易、运货、治民、保民诸书、诸人，皆以新法相为补救。以上两途，如其一不能行，则万万无生机之可望矣！岂不痛哉”！他以欧洲近代历史为例来加强他的观点，批评守旧派“凡不知轮船、火车等类之有益于民者，每反谓为有害于民……国家本应导以新法，使之皆沾惠泽。若仍守旧而不谋新……吾知百姓之断无生色也”。显然，李提摩太介绍经济学常识的目的乃是为他的政治改革主张服务的。
在李提摩太的小册子出版后9年，1902年，时任通州潞河书院院长的谢卫楼印行了他所写的《理财学》一书。“理财学”即政治经济学。谢卫楼说明，该书原是他在教学中编写的讲义，但同时声明本书并非译作，“毋宁说是改编本”，主要参考马萨诸塞州“工艺局之院长、理财学之名师”洼克氏（Francis A.Walker）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该书基本上可以看作谢卫楼的个人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谢卫楼采用“理财学”这一名称，而不再沿用以往的“富国策”之名，以“学”替“策”，显示这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较之策论，似乎更上一层。谢卫楼在书中首先说明著述之目的，乃是“为使民富而已。民富而国自富矣。然非使之趋于利，乃使之遂其生尔”。他在本书序言中试图概括“理财学”的特点：“讲理财学者，非讲论农工商贾之事，而其中之损益，必讲明之；亦非讲论人心风俗之事，而于保护人民、引导人民，使得自由之乐、生利之门者，必指陈之。至于所讲生财之道，必准乎天理。或有背乎天理，妄求资财者，必至损人益己，乃理财学之罪人也。盖此学以仁义为本，非为一人之益，乃万人之益；以仁义之心，行工商之事，必能相助为理，万人均得益也。”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儒家“重利轻义”的信条相冲突。他进而论述理财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容：“夫理财之学，所关者即生财、易财、分财、用财也。此学乃专论其理”，凡关于此四端者“咸宜考究”。这四个方面具体而言就是：“一，究论生财之缘由，与生财之要术；二，究论诸物相互交易之理；三，究论生成之物，如何分布于人间；四，究论如何用生成之物，并揭明用之之术，与异日生财何涉。”他在书中还就财富这一概念进行说明，认为“凡物于人交易有利者，皆为资财。夫人必有需用之物，方能身体饱暖，心志安舒。此诸物人能互易，以羡补不足，即谓之资财矣”。他还说明，关于劳动力是否可以作为财富，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他对这些经济学基本问题的阐述，在近代中国经济学说史上，是有其一席之地的。
《理财学》正文4卷，各由数章组成，“论生财”部分包括对土地、人工、资本等问题的论述；“论易财”部分包括对交换、国际贸易、货币、金融等问题的论述；“论分财”部分包括对地租、利息、工资、赋税等问题的论述；“论用财”部分包括对消费等问题的论述，可以说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学的基本领域。全书纲目清楚，论述也堪称简明扼要。
作为传教士的谢卫楼并非经济学专家，故书中也没有什么独创性的见解。但《理财学》作为20世纪初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具有其独到价值的，可以将其看作自郭士立以来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一个总结性的成果。
（三）西方哲学及其他学科
从广义上说，明末清初以来传教士关于西方科学的介绍，或多或少均带有西方哲学的印记。他们对中国经典、儒家文化的研究，亦可归入哲学研究的范围。这里仅对晚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介绍西方哲学的情形，稍作论述。
与经济学一样，哲学成为学科名称乃是20世纪的事。在19世纪，传教士先后使用了“性理”“理学”“因缘学”“性学”等名称。花之安在《性海渊源》的序言中说，“性理”一词在中国本专指朱熹学说，“正有许多人与之不同者亦未始非性理。夫性为人同具之事，显而易见”。显然，他将“性理”作为相当于后世“哲学”的普遍适用的名词。他的这部著作写于1873年前后，故他所使用的名词反映了同光之交传教士的看法。
艾约瑟在1886年刊行《西学略述》一书，其第5章为“理学”，简单介绍西方哲学。该书将“理学”分为“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的“格致理学”、“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的“性理学”和“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的“论辨理学”，即自然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介绍了希腊七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及其思想，古代波斯的哲学思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等的思想，近代欧洲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兹、洛克、康德、边沁、斯宾塞等人的学说。虽然简略，但却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西方哲学史纲要。
1895年中，《万国公报》刊载了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性理学列传>小序》。这篇李提摩太所译《地球一百名人传》（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序言，也是一篇概要介绍西方哲学史的文章。李提摩太在使用“性理学”一词的同时，还使用“因缘学”这个词，来表达后世所称的哲学概念。文章说：“天下万事万物，有因即有缘。人必究心于因缘之学，然后能知天下之要理。因缘学之次序，必先知有是物，继知何以为物，又继知物之何以有，终则知物之何以而生。所谓体用毕赅，本末兼备也。”又说：“因缘学家，合各种学而穷其原委。”该文评述了古希腊几位大哲学家的学说，介绍了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并提及洛克、斯宾塞等人。
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撰著并出版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较有分量的专著，当属丁韪良的《性学举隅》。该书刊行于1898年，丁氏的朋友李鸿章为其作序。李鸿章称赞丁韪良“于中西之书无所不窥，而尤邃于性理”。这一评语，当出自丁韪良所撰自序的介绍：“余生长美洲，自幼癖嗜性学，既研究本国典籍，广搜欧士撰著，航海东来，更取中国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之有关性学者以互相印证。矻矻孜孜，四五十年。不揣谫陋，常欲将得诸心者，笔以华文，就正有道。”1894年，他因病请假回美国，病愈后回北京，1897年在西山宝珠洞避暑时，得中国人罗善智、綦策鳌之助，完成此书。这些情况说明，这部著作是他个人多年研究的结晶，非寻常编译之作可比。
丁韪良该书取名“性学”，与上述诸人均不同，当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丁韪良则在序言中指出，“性学一门，旁贷体学，兼阐各种新学，故泰西各大书院，近代莫不设有专席而视为大学焉”。他强调，“此书之读法，则异于常书，徒能强记无益，必能问能解方妙”。该书在撰述形式上亦有自己的特色，全书均以短小精悍的答问来说明问题。在正文之前的“总论”部分，丁韪良试图阐述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泰西性理学家所论者，大抵以何为主？”回答是：“自不外乎天地人三才也。昔时每以形而上者，驰骛忘归。近代则以究察人性为要。”虽然这还不是一种严密的定义，但毕竟给出了“性学”的基本范围，以及大致的演变趋势。接下来，该书论述哲学以研究“人性”为先，讨论心灵、知觉、知识、情感、欲望等问题，作为全书的先导。该书的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论灵才”，共15章，讨论“觉”“五官”“悟”“习觉”“记”“思”“思索致知”“梦”等问题。下卷“论心德”，讨论“欲”“情”“求好”“心之动”“是非心”“诸德”“心之主”“习”“修身”“灵魂诸说”等等，最后讨论“天地来源”，以评介各种主要的宇宙观结束全书。
如此完整的西方哲学著作，在丁韪良之前是少见的。如果不将中国近代哲学史限于中国人自身的哲学思想史，则丁韪良的这部著作应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除西方哲学外，20世纪初年由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的相关学科还有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在这两方面值得一提的仍是谢卫楼的两部著作。
1907年，谢卫楼的《是非要义》付梓。与《政治源流》和《理财学》一样，这本书也是根据他在通州华北协和书院的讲义写成。他为该书所取的英文书名为Principles of Ethics，可译为《伦理学大纲》。他在英文序言中略叙写作该书的缘起，说明“本项研究是通过数年来对学生就若干方面进行提问，并引出其答案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对问题的答问引出伦理学的原理。但他觉得这种简单的问答尚不够透彻，故需要编出正式的教材。作为一个传教士，谢卫楼在书中讨论了基督教信仰与伦理学的关系，认为基督教伦理在社会道德领域具有独特的价值，“是最为深刻的伦理思想的灵感源泉”，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他对儒家的“天理”提出挑战，认为这种思想体系在中国无法抗拒“淹没人性的邪恶的洪水”，而基督教思想“却正在抵抗这些邪恶之流，救赎人的本性，帮助人类实现其终极目标”。
谢卫楼在书中为这门中国人尚不熟悉的学科下了很清楚的定义：“何为是非学？究考人关系善恶之思念言行，而推明其所以为善为恶之理，即谓之是非学。”他介绍说，“是非学”可分为“理论之是非学”与“致用之是非学”。理论之是非学“考究善所以为善，恶何以为恶；人因何以善为是，以恶为非；如是考究，乃寻求善恶之原因，及其定理。是非学者，不但陈明是非之理，并究问此理之由来，与人持守遵行之本分也”；而致用之是非学则“将所考之理，推诸关系是非之事，如论对己、对家、对社会之本分，以及对国家、君臣、上下之本分是也”。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将所有学科分为“物理学”（相当于当今之自然科学）和“模范学”（相当于当今之人文、社会科学）两类。属于“模范学”的“是非学”之宗旨，就是“造就人才，成全人德，俾为完人，此即是非学之模范也”。这种阐述问题的方式，应能对西方学科分类尚不熟悉的中国学生和其他读者，指示掌握来自西方的近代知识体系的门径。
按照谢卫楼对“是非学”的分类法，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论是非之理”，属“理论之是非学”，共9章，分别是“善之原由”“是非学与他学相关”“人心关乎是非之运动”“人是非不同之故”“人之是非当有主领之权”“关乎是非之天理”“定志之才”“邪恶”；下卷“论是非之用”，属“致用之是非学”，共8章，分别是人“对上帝之本分”“对己之本分”“对人之本分”“对家庭之本分”“万国当以仁义为交涉之准”“对国之本分”“儒教论是非之大旨”“基督教论是非之大旨”。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讨论《是非要义》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所述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作为一部伦理学的教科书，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全面、而且相当有深度的；作为一部伦理学学术著作，在中国知识界尚未正式出现这门学科的年代，其刊行也具有标志性意义。
谢卫楼在说明西方学科分类时，还提到了“心灵学”。他认为“心灵学”与“是非学”是使研究人成为“完人”的两门学科共同的目标。1911年，他出版了《心灵学》一书。其时，中国已经有多种心理学的著作刊行。如1889年颜永京翻译的美国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灵学》，就由益智书会印行。20世纪初，由日本人编写的几种心理学著作在中国印行。1906年，江苏师范又编印了作为教材的《心理学》一书。1907年，王国维又翻译了丹麦人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一书。故心理学在谢卫楼撰著本书之前已经得到较多的介绍，且学科名称在此时已经确定。
不过，按谢卫楼自己的说法，这样看来，他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即已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也是在中国最早从事心理学教育的人士之一。他对于这一学科看来是很推崇的，认为“心灵学”为“是非学”之大本，但这一学科的内容复杂，在研究这种学问之前，应先了解其他的“数种学”，以打下必要的基础，因为“此学之义理，极为深细，人之难于揣测者甚多，学者当竭尽心思，详参默想，不可稍涉疏忽粗心之处”。《心灵学》的论述范围涉及“此学所括之要义，乃关乎人心之动，其如何受感、如何开发、如何果效，皆一一指陈之”。该书除总论部分讨论“心灵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学科意义等问题外，分为3章，篇目如下：第1章“论思悟”，讨论“良知良能”“知”“感觉”“知觉”“自觉”“思索”等问题；第2章“论情欲”，讨论“属身之欲”“属心之情”“感情”“是非之情”及各种情感；第3章“论定志”，论证“定志（will，即意志）为人身运动之主领”“定志为人心运动之主领”；最后是结论。全书篇幅不大，内容简略，按谢卫楼自己的说法，不过是用中文教授心灵学“重要原理”的一个大纲而已，并非深入而细致地介绍这一学科，对“奇妙隐微”之处更未加以阐发，这是因为“此学之奥旨，本难以言语形容”，这种专精的学问难以用一般性语言来介绍。他强调，中国原来完全无人对这一学问进行钻研，故即以名词术语而论，“强以旧日之文词，发明此学之新意，是以每形枘凿，扞格难通。况中华生徒素习之科学，足为此学之基础者，又属寥寥也”，无论从教还是从学的角度来看，难度都是很大的。但这本书“对名词术语给予较多关注”，可能是一个特色。作为中国心理学开端时期的教科书，该书虽非最早出现的此类作品，但研究近代学术思想史，对这本书还是不应忽视的。
四、余论
《心灵学》一书在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的著作中不见记载。谢卫楼在他的书中也未提及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的人们在引进西方心理学方面的成就。这或许是20世纪初期传教士在西学输入的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渐趋衰落的境况的缩影。西学的浪潮更为澎湃地涌入中国，但引领这一潮流的主角已经更换。传教士仍在他们筚路蓝缕地开创的园地里耕耘，但从知识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努力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了。也许，这才是数代传教士多年辛劳所应达成的目标。传教士们终于可以集中精力从事“侍奉上帝”的工作，更为专注地传播福音。进入民国时期后，傅兰雅、艾约瑟那样的传教士翻译家已不再有。《性学举隅》《理财学》《是非要义》《心灵学》这样的传教士著作虽非绝响，但后继者之影响力趋于式微，已是定局。清朝灭亡之日巧合地成为传教士主导西学输入的时代终结之时。
对传教士来说，他们孜孜矻矻发奋著述的终极目的，仍是为宗教传播创造条件。谢卫楼在清朝实行“新政”之初的1902年曾说，“中国此番之变更，实为大变更”，这种变更的关键之一乃是提倡新学。“若基督教多能辅助新学，令其发荣滋长，圣教会之在中国者，于兴起文学之事，其任甚重矣。试思文学，乃为陶成人才，成全道德。不可谓传道有专功，讲学非吾事也。当多立学堂，令圣道与新学，互相辅助，多结善果。庶使后日才能辈出，或为官长，或为教习，或为牧师，或为报馆之主人，或为学塾之馆长，可移风易俗之事，为之领袖焉。”这里的所谓“文学”，乃是泛指学术。谢卫楼和其他传教士都认识到，通过更新一个民族的知识体系来影响它的精神生活，是一条根本性的途径。故传播福音与输入西学，是传教士可以承担的彼此促进的双重使命。
尽管如此，仅从以上所述晚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输入西方学术的过程，已可看出他们在中国知识史上的不朽贡献。他们在引进西方教育学、法学、逻辑学、博物学等方面的成就，或因学界已有充分认识，或因笔者见识所限，本文未予论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杰出工作，也构成近代中国知识演化史上的绚烂篇章。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著、译的数以百计的著作，他们通过教育、学术机构对西学各学科的传播，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结构，改变了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的态度和方式。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知识体系，就在那一册册起初并不引人注目的新读物的冲击下悄然崩解，在并不漫长的时间内，就成为少数人从事的、通过专门训练才能理解的学问。可以说，在晚明时期开始萌动、而在晚清时期正式启动的这场知识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影响久远的大事件之一。它也许不像政治剧变或军事冲突那样对史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在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方面却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