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故研治近代史必须关注这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中外学界对晚清时期中西交流及其影响进行了长期探讨，这一领域应该说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发。20世纪后期以来，因为某些“新取向”的倡导，一度颇为风行的近代中西关系史或中西交流史研究，不免有些受到冷落。然而，由于近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进程对中国各方面影响的程度与范围既深且巨，这一领域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并不会因一时的“取向”而全然衰减，亦未因前人研究成果丰硕而缺乏继续深耕细作之土壤。我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曾就若干应属中国“内部”的问题下过一些功夫，但未及深入，便因外在机缘而转向中西交流史和中西关系史的研究，至今倏忽已二十年。其间又担负本非所长之行政事务，常自愧因未决然推却而虚掷光阴，兼以资质鲁钝，所成极为有限。但对于涉足这一领域，笔者并无悔意。这个领域二十年前在我的面前散发出的魅力至今尚在，虽历尽艰辛而趣味仍存。

二十年来，我曾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演变及早期在华英文报刊与中西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出版过三部专著。此外还就一些感兴趣的专题进行过一些探讨，近日稍加整理，发现集腋成裘，居然可以成册。本书收录的十四篇论文，均与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相关，按照大致的范围，可以编为四组。

第一组文章以晚清来华西人与西学输入为主题。这是晚近学界非常关注的大题目，从各种角度加以论述的煌煌大著甚多。西学输入无疑是晚清“学习西方”的重要前提。学界对此有一个大致的阶段性划分，较多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的学习西方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我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认为对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特征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本书首篇《双重使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知识结构的演化》希望在对传教士与近代西学东渐之关系的认识方面做些补充，认为：19世纪前期，传教士着重向中国输入的是西方的史地之学；19世纪中后期，当然是西方科技——即所谓“器物之学”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大量涌入的时期，但这个阶段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传教士在系统地传播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同时，比较注重介绍西方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到20世纪初——传教士输入西学的最后阶段，他们重视的是对西方社会科学之传入。这个过程与大家有共识的“三阶段论”有一定区别，也许同样值得重视。《谢卫楼与西方社会科学之传入》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这个说法的证明。研究者对这位美国传教士关注不多，但他在清末十年间介绍包括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是上文所说的传教士输入西学最后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是很值得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当然，在他之前，无论是明清之际，还是鸦片战争前后，都有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其中，鲍留云（一般被译作布朗）应该是最早用中文写作介绍西方经济学知识的人，关于他的著作《致富新书》，在《鲍留云与西方经济学的初传》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这些内容，应该可算是对既往研究的补充。或许我们还需要探索一下推进这个领域研究的路径。关于近代的西学输入，大家都很重视每个时期输入西学的内容，而本组收入的《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早期传播与本土化》，在考察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等来华西人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人体生理知识的基础上，试图阐明这种知识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本土化，最终融入国人知识体系之进程。西学传入之后，是如何进入本土知识体系的？近年，有不少论著讨论近代“学科”的形成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一门外来知识的本土化，恐怕不仅仅体现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拙文所进行的尝试只能说是浅尝辄止，这个题目或许需要一部著作才能阐述清楚。

中西交流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西学向中国流动的同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也传向西方。但在晚清时期，这两个方向的主导者都是来华西人这一群体。本书选取三篇论述“西人视野里的中国”的文章作为第二组，意在展现在不同时段、不同主题上，西人对中国的认识及其背景。就近代早期西人对中国的认识，我在《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一书中，曾进行较为集中的探讨。收入本书的《西人视野里的清朝政治》一文，侧重论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国门打开前后，西人被限制在华南沿海地带活动时对清朝政治的观察。值得指出的是，在地理上受到的局限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他们的观察，而他们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对清朝政治的评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地深入和尖锐。这个时期他们对清朝政治的关心，是因为他们需要了解这个他们将要“征服”的帝国是在何种体制下运行的。他们几乎一致地抨击清朝落后和黑暗的政治，并预言其必定走向崩溃。但数十年后，真正到了这个体制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真的面临崩溃时，他们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和耐人寻味的。《传教士对晚清改革与革命的反应》这篇文章试图揭示的就是，当清末急剧的社会变革到来之际，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人士，对于渐进的改革给予乐观的期待和积极的支持，而对更为激进的、以推翻那个他们过去一再抨击的旧制度的革命，则抱着狐疑和不信任的态度。20世纪初的来华传教士等西方人士的看法，与数十年前他们的先辈所秉持的观点，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一组的另一篇文章《“福摩萨情结”与台湾形象建构》，与前两篇文章稍有不同。如果说前两篇讨论的是西人对清帝国“精神”上的认识，这一篇则主要讨论19世纪前期西人开始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压力时，他们对于组成这个帝国的“肉体”即版图是怎么看的。他们企图利用亚洲海洋世界的复杂变迁史，在文化上将台湾拖出中国的历史脉络。而且，围绕台湾问题的知识建构并非孤立的现象，在同一时期，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西南边疆问题，都已经进入西人对亚洲和中国的知识建构的网络中，成为他们重新定义清帝国的努力的一部分。作为学术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

直至清末，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长期主导着中西交流的进程。但“交流”毕竟是以双方互动为内容的，中国人士是其中另一方的主角，他们理所当然都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本书第三组的几篇文章均以较早与西人、西学相接触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林则徐被史家誉为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受命到广东禁烟后了解“夷情”，探寻西事、西物等方面的言行，已得到学界充分重视和论述。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相关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够完整。《西人书刊中保存的林则徐佚文》提供了各种中文版本的林则徐文集之外的十余篇文献，乃是根据我在阅读史料过程中零星累积的线索撰成的。当时在广州口岸活动的西人和他们经营的报纸，将他们认为重要的林则徐文牍译为英文，少数几篇则同时保留中文原文。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林则徐与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西关系。徐继畬是当时西人极为关注的另一位地方大员。由于他的身份和他在与西人接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开明态度，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西人对徐继畬及其作品的关注，实际上意味着对中西关系走向的关注。《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一文研究了他与西人交往的诸多细节，特别是他与传教士群体在各个层面的关系，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发掘了一些未曾被注意到的史料与史实。如研究者多注意卫三畏（S.W.Williams）在《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瀛寰志略》的长篇书评，但未曾注意到美国传教士弼莱门（Lyman B.Peet）在《传教先驱》杂志上对《瀛寰志略》的有趣评论；注意到西人对《瀛寰志略》的高度评价，但忽略西人在比较中对魏源《海国图志》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注意到西人将徐继畬当作中国官员中了解和亲近西方的先驱，但忽略了他们也将徐当作了解中国文化的媒介。这些史实，对加深了解近代早期中西交流史当有一定帮助。中西交流之影响的认识，不仅应关注中国人-西方人之间的种种交往，还应该观察这种交往的延伸效应。《梁发与洪秀全的思想关系》是本书十多篇文章中篇幅最短小的，内容也比较简单，但我觉得它在对中西交流延伸影响研究方面有一定意义。大家都熟知梁发其人及其《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影响，但本篇文章则对梁与梁著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了一些较为细致的辨析，并对梁发的生平与思想进行了一些细节发掘，从若干具体角度展现，在与西人长期接触并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梁发，如何将其所受西方文化之影响加以扩散，通过洪秀全的改造间接点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本书论述的另一位人物容闳，比以上几位人物晚了一代甚至两代，但他最初接触的西人群体与上述几位所交往的西人群体相同。他的生命历程从始至终都受中西交流所惠，而且也以耀眼的方式参与了这一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进程。对研究者来说，比较遗憾的是他留下的文字甚少，除了一部脍炙人口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无其他有分量的作品，诚不足以研究其漫长而精彩的一生。我在近年和学生一起收集、翻译了一些容闳的英文手稿，包括日记、书信等文献，对于弥补这种缺憾，相信有所帮助。《新出文献中所见之容闳》，则是对这些文献进行初步研究的作品。

本书最后一组文章以传播媒介和语言工具为主题。与明清之际不同，19世纪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首开其端的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式报刊的创办与发行。关于这些报刊的状况及其影响，我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一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主要讨论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南发行的英文报刊，《<印中搜闻>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交流》一文可对其有所补充。《印中搜闻》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策划创办的。这份于1817年开始在马六甲创办的刊物，却以中国现状报道和历史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它包括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国内学者以往却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并加以利用。因我在多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曾使用过其中的部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将其重印成册时，希望我能予以帮助。我的学生曾助其找到所缺数期，我自己则为其撰写了两万余字的前言，对其创办背景、内容、特点等方面情况，加以详细评介，此即本文之来源。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发行的各种近代报刊数量众多，且以加速度增长，自难一一研究。收入本书的《<镜海丛报>反映的晚清澳门历史片段》一文，也是通过传播媒介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澳门与马六甲也有些相似之处，二者都有处于异族统治下的华人社会，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不过，在贴近中国内地的澳门、以中文发行的《镜海丛报》与面向少数在亚洲活动的西人群体的《印中搜闻》颇为不同，其内容更为贴近中国市民的生活，反映的也是19世纪末澳门社会状况，为我们观察这个特殊的异文化融合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具体情形提供了难得的素材。收入本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名为《“广州英语”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交往》，却是所有文章中最早发表的。与作为文化交流之途径或载体的报刊相比，语言这一媒介发挥更为根本性的作用。19世纪中叶之前，广州口岸充当中西交流主要窗口的一百多年里，中西交往所使用的语言工具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谁使用这种语言？它对近代史的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无疑都是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十多年前，在读过周振鹤先生的文章后，我被这一话题所吸引，花力气查阅史料，写出这篇以“广州英语”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似乎引起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当然，拙文进行的讨论还是很初步的，近年不少中外学者在更广泛的领域从事东西方交流之语言媒介的研究，由此推进近代东西方文化问题的研究，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读者可以看出，这十四篇文章之间并无紧密的逻辑联系。它们比较集中于讨论19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但毕竟都是分别发表的单篇论文，所呈现的是十多年来我在晚清中西交流史领域所做的点滴探索。正如开头提到的，我从事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不觉已二十年，在我眼前似乎已经出现从事其他方面问题研究的可能性，探索未知领域的前景也是令人神往的。因此将这些文章辑集出版，也可算作对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