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三晋“冶”字新考察

吴良宝　徐俊刚

特征字是战国文字资料系（国）别判断的标准之一，比如学界熟知的“市、襄、造、安”等字。黄盛璋、林清源、苏辉、下田诚等曾相继对三晋文字中的“冶”字作了详细的梳理[1]，使得学界对赵、韩、魏三国“冶”字的不同写法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并在三晋文字资料的国别判断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已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字形分类繁琐、个别资料国别判断有误以及“冶”字摹写不准确等不足之处。本文拟从时间、国别、铸造地等角度对战国三晋“冶”字进行新的考察，并据以讨论相关问题。

学界对三晋“冶”字的构型与分式、国别的讨论已很详细。本文认为，三晋文字中的“冶”字从构形上可以区分为A、B两组：

其中A、B形是最为繁复的写法，“刀、二、火”等构形的共同要素齐全，但一从“口”形、一从“土”形，而A1、A2、B1则分别是A、B的省减形体。

三晋系的周国、西周国的“冶”字作（《货系》253—259平肩空首布币）、（《集成》2701公朱左官鼎）形[2]，可归属于上表中的A1、A2栏，情况比较单一，下文不再涉及。将三晋文字“冶”字的不同写法置于国别的坐标下考察，可以看出某些有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黄文已指出，从“刀、二、火、土”的B形仅见于魏国文字，“刀”形替换为“丩”形的A第四形只见于赵国文字、“刀”形替换为“斤”形的A1第三形只见于魏国文字（第432、433页），这些可作为判断国别的标准。而从口的A形（第一、二、三）均见于战国中晚期的韩、赵、魏三国文字（仅偏旁组合方式有异），此前学者对这一点注意得不够。

第二，苏文已指出，A2主要通行于韩国，而不见于赵国文字（第153页）。此外，A1的第一形只见于赵、魏文字，第二形暂只见于赵、韩文字。B1的构件相同而组合方式有异，韩、赵、魏文字均有，但赵国的“冶”字从不写作形。

如果把地名地望、器物时代等因素与上述三晋“冶”字的国别结合起来考察，不仅可知一个城邑铸造的器物上有两种及以上的“冶”字写法（比如《集成》11348、11349“共”，《集成》11321、《铭像》17308“顿丘”，《集成》11345、《铭像》17676“新城”，《集成》11299、《中国文字学报》第五辑的“郚”，《集成》11562、《铭像》17361“安阳”，《集成》11336、11398及私家藏戈的“郑”等），还可以看出三晋“冶”字写法在地域分布上的某些规律：

第一，魏国使用B组“冶”字形体的器物铸造地多位于黄河以南，包括邞（湖。今河南灵宝市西）[3]、启封、雍丘、大梁、许、东阳、单父、向，最西边的则有合阳、阴晋等地（阳春、安阴地望待考），只有州、共两地位于黄河以北，但共地同时又使用A形写法。

魏国“冶”字作A、A1形体的多位于黄河以北，包括言阳（今陕西清涧县一带）、顿丘（今河南浚县）、安邑、涑县、宁、共等地，只有平阴、上洛（今陕西洛南县）、芒阳、承匡（今河南睢县西）位于黄河以南，而虒、成阴、□（原文此处为□）丘地望待考。能确认作A2形的只见于郚（郚地同时使用B1形）、首垣二地（使用A2形的《集成》11347“□（原文此处为□）阳”或释为“魏阳”，但所谓“魏”字形残泐，不能确定）。

从“斤”形的A1异体见于高都（《集成》11302）、□（原文此处为□）阳（《铭像》17097）、叚阳（《铭像》16969），在今山西晋城、运城市西等，这种写法的“冶”字从战国中期延续到战国晚期。

第二，韩国“冶”字在战国中期时使用A、B1形；到了战国晚期多数使用简体的A2、B1形，都城新郑铸造兵器上的“冶”字多数作B1形，只有少数作A（私家藏戈）、A2形（《集成》11398）。

B1形见于格氏、宜阳、阳城、荥阳、汝阳、襄城、郲（釐）、介、京、南梁、安阳、□（原文此处为□）雍、阳翟、申阴、安成等地，位于黄河以南；A2形见于马雍、少曲、彘、安阳、宅阳、莆子、新城等地，黄河南北均有。

第三，赵国“冶”字A形的使用时间长、地域广，战国中晚期均有。战国晚期中央各机构铸造的兵器中均作A形及其从丩的异体，地方上的见于平陶、房子、邢、武城、安平、代、南行唐、栾、东武城、封斯、巨鹿等地。

A1形见于蔺、大阴、并、先俞、晋阳、榆次、阳邑等地铸造的兵器，可考的地望集中在今山西中部的太原、吕梁市一线，靠近与魏国交界的地带。

B1的第二形在赵国兵器中目前见于汪陶（今山西应县）、埒（今神池县）两地，位置偏北。

战国时期不同时段三晋各国的“冶”字写法可列表于下：

三晋文字的国别判断主要依据铭文内容及其反映的制度，以及特征字。以上探讨与归纳的“冶”字国别的意见，可以为争议性问题提供佐证性的依据，下面试举几例：

《集成》11351的十六年喜令戈，或读戈铭“喜”为“厘”，即《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时来”，在今河南郑州市附近[4]；或以为“鼓”字异体，即《左传》《战国策》中的鼓地，在今河北晋县[5]。从六国地名的用字情况以及“冶”字的写法来看，赵国的“冶”字从不写作形，将“喜”读作“厘”要优于视之为“鼓”的异体。

《集成》11293的三年莆子令戈，黄盛璋定之为魏国兵器[6]。地名“莆子”也见于《货系》1540—1548方足小布，其国别向来有属魏、属赵的争论[7]。从另一件铸造年代不详的韩国兵器莆子令戈来看，莆子一度属韩是确定无疑的[8]，而疆域变迁的资料暂不能支持属赵的意见，莆子方足小布的国别只能是魏或者韩国（黄锡全认为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货系》1539“莆子”布币是韩国铸币）。具体到三年莆子令戈来说，由于铸造地归属的不确定以及“冶”字笔画的不清晰，属魏、属韩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铭像》17265收录的珍秦斋藏十七年相邦戈，其国别有属魏、属韩之争议。苏文支持韩器说，所列举的依据包括：三晋兵器这种写法的“冶”字只见于《集成》11322韩国七年仑氏戈、铭文末尾赘“造”字是韩国器铭的重要特点等（第41页）。今按，该戈“冶”字的形体属本文所说的A，不仅见于韩国文字，也见于魏国的九年承匡令鼎（《铭像》2166），写法完全一样（这种结构繁复的A形在赵国文字中也有，只是构件的组合方式有差异）。可见从“冶”字写法这一因素并不能确认它是韩国兵器。在史书中没有芒卯曾任魏国相邦的明确记载、不能确定器主“”是谁的情况下，该戈的国别仍有待研究。

河南中牟出土一件六年得（？）工戈，长援，阑侧有缺。苏文据铭文中的“得（？）工”而定该戈为赵器，并由此认为具有“阑侧有缺”形制特点的兵器不全是魏国兵器（第55页）。今按，从戈铭“冶”字作B形来看，这种写法目前只见于魏国文字，因此这件“六年得（？）工戈”仍以归属魏国兵器为妥，三晋兵器中“阑侧有缺”的形制特点仍可作为判断魏国兵器的标准。

《铭像》17188收录的珍秦斋藏二十八年戈，其国别有魏、赵之争。戈铭“冶”字作A1的第一形，赵、魏文字中均有。“冶人”一词见于赵国的2件大阴令戈（《铭像》17318、《飞诺藏金》第70页）等，似能佐证二十八年戈是赵器。但从戈铭“肖叙为阳邑戈，冶人乐铸之”来看，“某人为某邑”造器的辞例见于魏国文字，如《集成》2693鼎铭“邛干为合阳、槁朝为合阳”等，韩、赵文字中暂未见到，推测它是魏国兵器也有其合理性。“冶”字作为判断国别尺度的不确定性于此可见一斑。

要想确定其国别，还是须要考订铸造地名。“阳邑”见于《货系》982—983尖足布币，是赵国铸币，《水经注·洞过水》：“水北即阳邑县故城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者也。”地在今山西太谷县东北。可见阳邑在公元前361年即已归属赵，而战国中晚期魏、赵两国君主只有赵惠文王在位28年以上，从阳邑的归属变化、铭文纪年判断，定为赵国兵器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三晋兵器铭文中的“冶人”一词，一如“所为、所……为”（《集成》11329、11364，《铭像》18069、18585，《飞诺藏金》70页），目前只见于赵国兵器，似可作为判定赵器的辅助标准，而“某人为某邑”作器的铭辞格式魏、赵两国文字均有，暂不能视为判断国别的依据。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国及秦代地名全编”（14BZS010），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培育计划项目“战国至秦、西汉、新莽时期县级政区沿革研究”（2015FRLX0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战国政区地理研究”（NECT-13-025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简帛学大辞典”（14ZDB027）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资料简称：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7年。

《铭像》——《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吴镇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货系》——《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汪庆正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注：

[1]黄盛璋《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第425—439页，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以下简称为“黄文”；林清源《战国“冶”字异形的衍生与制约及其区域特征》，《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第333—374页，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同名专著第34—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以下简称“苏文”；〔日〕下田诚《再论三晋“冶”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第334—340页，中华书局2008年。

[2]李学勤认为公朱鼎铭的“公”应该理解为东周君或西周君的自称，而以西周君自称的可能性为大，说见《秦孝公、惠文王时期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5期。

[3]吴良宝《二十二年邞啬夫戈考》，《出土文献》第六辑第76—81页，中西书局2015年。

[4]吴振武《十六年喜令戈考》，《海角濡樽集——罗继祖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第95页，《长春文史资料》1993年第1辑。

[5]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15页。

[6]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30页。

[7]黄锡全《三晋两周小方足布的国别及有关问题初论》“三晋两周小方足布有关情况一览表”，《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第127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

[8]吴良宝《莆子戈与郚戈考》，《中国文字学报》第五辑第138—142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