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人簋铭文与西周时的燕礼

曹锦炎

2014年冬，机缘所得，笔者于某藏家处获见一对西周时期的青铜簋，其中一件保存完整（图一，以下简称甲簋），一件残损严重，脱底（以下简称乙簋），出土时间、地点皆不详。甲、乙簋的器内底皆铸有长篇铭文，两簋相同，其中乙簋铭文完整，但锈蚀较重（图二）；甲簋铭文清晰，但漏铸1字（图三）。两件簋的盖内皆无字。簋铭所记，涉及西周时期的燕礼，尚属首见，颇为珍贵。承藏家厚意，允予发表。

甲、乙两簋形制，尺寸及花纹相同。有盖，器盖以子母口相合，圈足下叠加四小足，兽首衔环双耳有珥。器盖面、口沿下及圈足饰一圈窃曲纹，腹三分之二部位饰瓦纹。从形制、纹饰及铭文书体风格看，簋的年代约属西周中期偏晚阶段。

铭文铸于器内底，分9行，共94字（其中重文2字）。下面先依甲簋行款写出释文（所漏之字据乙簋补出，用［　］标示），再结合考释加以讨论。

唯正月初吉庚寅，伯氏召

溓伯飤洓（渍）。（酺），内（入）乐，伯氏令

宗人舞。宗人衣（卒）舞，溓伯乃

易（赐）宗人。伯氏侃宴，乃赐

宗人毌、戈：毌五（钖）；戈琱胾、（厚）

柲、彤沙，仆五家。氒（厥）师曰：“学

［若］”。宗人拜稽首，敢对（扬）王又（右）

之休，用作朕文母釐姬宝

簋。其万年子=（子子）孙=（孙孙），其永宝用。

唯正月初吉庚寅

铭文称“唯正月”，不称“唯王正月”，从金文常例可知，是指夏正的一月而言。这里的“正”既是夏正之意，也是正月之义，一字两用。

初吉，旧皆以为指朔日，清代王引之才首辩其非，他认为初吉在月之上旬，“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谓之初吉”[1]。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中提出，“初吉”与“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皆为月相，指每月初一至初八这几天[2]，与王引之的看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此说影响甚大，赞成、修改、反对者皆有之[3]。1958年，黄盛璋撰文反对王国维的“四分一月”定点说，赞成王引之的看法，并进一步主张“初吉”非朔、非朏、非月相，乃是“初干吉日”，即为每月初一至初十[4]。该意见后被国内天文学界采纳，1981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说：“初吉很可能就是初干吉日。”张永山对东周金文中的“初吉”作了详细的梳理研究，认为：“‘初吉’不是月相名词，既不能固定为一月之始的朔日，也不能看作是初一至七、八日的时段，而是初一至初十当中的某些干支日，称为‘初干吉日’是有道理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5]。

铭文此句是交待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伯氏召溓伯飤渍

伯氏，即宗子，指宗族之长，因为他是器主的宗子，所以铭文未直书其名，乃是尊敬他的原因。“伯氏”之称金文多见，如不簋（《集成》4328、4329），簋（《集成》4099）和五年、六年琱生簋（《集成》4292、4293）等，铭文中用法相同，皆是指宗族之长而不直书其名。召，请、召请。《广雅·释言》：“召，靓（请）也。”《吕氏春秋·分职》：“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高诱注：“召，请也。”

溓伯，人名。成王时的鼎（《集成》2740、2741）有“溓公”，也是人名。又厚趠方鼎（《集成》2730）也有“溓公”，“溓”字下从止，当为同一人。另外，令鼎（《集成》2803）的“溓仲”、溓俗鼎（《集成》2466）的“溓俗父”也是人名。从溓姬簋（《集成》3978）铭文称“溓姬作父辛尊簋”看，“溓”为姬姓，本为王族。由此可推知，“溓”乃是西周时期的封邑名，后以地名为氏族名。本铭从书体风格看属于西周中晚期器，所以溓伯应是鼎铭中溓公的后人无疑。有一点值得注意，本铭其称谓不是“公”而称“伯”，王世民曾指出其原因：两周金文中的“公、伯”两种爵称，西周时期“公”为王之卿士，“伯”大体属于文献记载较少的一些小国，有的应是采邑在周畿附近的某些封君[6]。从鼎铭文“惟王伐东夷，溓公令眔（暨）史曰”云云看，溓公是受王命征伐东夷的将领之一，与史都是其属下，显然他是担任了王的卿士，王先生所说很有道理。近年有学者指出，“陕西王畿地区的世系贵族宗族之长是从未自称作侯的；相反，他们根据长幼以伯、仲、叔、季自称，如井伯、荣伯、定伯、单伯、毛伯、微伯、郑伯等等”[7]。如此，铭文中的“溓”似应看作是周畿附近的采邑之名，溓伯是封君，是封于“溓”邑以地名为氏的姬姓宗族之长。

飤，《说文》谓：“粮也。从人、食。”从金文用法看，字义同“食”。洓，读为“渍”，“渍”字从水、责声，而“责”从朿得声，故可相通，如“迹”字或体作“蹟”，籀文作“”，见《说文》，即其例。渍，本义为浸泡，《说文》：“渍，沤也。”“渍”本是古代加工食品的方法，也用来专指一种珍肴名，即醉牛肉，见《礼记·内则》：“渍，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湛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其法是取新宰杀牛肉，切成薄片，切时必须横切断肉的纹理，用美酒浸泡一昼夜，蘸上调料，即可食用。据《周礼》郑玄注，“渍”是王膳八珍之一，《周礼·天官·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膳夫》：“凡王之馈，珍用八物。”郑玄注：“珍谓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也。”郑注是据《礼记·内则》而说八珍。“渍”是珍膳美食，故伯氏邀溓伯同食。本铭的“渍”用作食品专用名词[8]，这是出土文献中首次证明了《礼记》的有关记载。《国语·周语中》：“亲戚宴飨，则有肴烝。”是招待宾客宴飨时当有珍肴，可以参看。

酺，入乐，伯氏令宗人舞

“酺”字原篆构形左从酉，右所从的声旁“甫”字上部讹成“廿”（或以为上部从“丵”省）。“酺”本义指聚饮，亦指国有喜庆，特赐臣民聚会饮酒。《说文》：“酺，王德布，大饮酒也。”《汉书·文帝纪》云：“酺五日。”段注引文颖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换言之，即解放酒禁，纵民饮之称为“酺”。西周时期，殷鉴不远，饮酒失德被认为是商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尚书·酒诰》指出这一点，并且告诫周人不得聚饮，所以西周时期对饮酒有所控制，《说文》才有对“酺”字的这种解释。当然，酒为饮食礼中的必备之物，该饮的时候还是免不了的，尤其是招待客人。本铭的“酺”虽指聚饮，也是宴飨宾客时的饮酒之礼。

宴饮之礼是先秦时期贵族之间的一种重要礼节，《仪礼》专门设有《燕礼》一章。所谓“燕礼”，亦即“宴礼”。《燕礼》贾公彦疏引郑玄《三礼目录》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贾公彦疏进一步指出：“案上下经注，燕有四等。《目录》云：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本铭属于卿大夫之间的宴饮，似可以归入“无事而燕”。

内乐，入乐，指宴饮过程中献上音乐。据《仪礼·燕礼》记载，在宴饮进行至一定时间后，“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纳工，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所述甚详，可作本铭“入乐”的注解。西周金文中记载的宴飨之礼，本铭是第一次见到有入乐的记载。

宗人，此处指同宗之人。同祖曰“宗”，直系为大宗。侯马盟书纳室类文书，常作：“□（原文此处为□）自今以往，敢不率此明（盟）质之言，而尚敢或内（纳）室者，而或闻宗人兄弟或内（纳）室者，而弗执弗献，不（丕）显岳公大冢明亟视之，麻（灭）夷非（彼）是（氏）。”[9]文书中“宗人兄弟”联言，同宗之人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可以与本铭参证。新发现的宗人鼎，铭文有“凡姬乃亲于宗人曰”云云，“宗人”所指与本铭相同[10]。

伯氏令宗人舞，伯氏命令宗人配合音乐跳舞，可知参加聚饮的宗人不少。以舞与乐相配合，称“乐舞”，《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贾公彦疏：“此大司乐所教是大舞，乐师所教者是小舞。案《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谓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铭文简略，未提及跳的是大舞还是小舞，但据《燕礼》“记”云：“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跳的应是小舞《勺》。

《周礼·春官·大司乐》谓：“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可见招待宾客时亦用乐舞。

宗人卒舞，溓伯乃赐宗人

衣，释为“卒”。金文中的“衣”字用为“卒”是唐兰的发明，他在考证扶风庄白村出土的簋（《集成》4322）铭文“衣博无（尤）于身”之文时加注说：“原作衣，即卒字，完毕，郾王戠戈萃作，寡卣谇作，并可证。”[11]1980年出土的多友鼎（《集成》2835）铭文有“癸未，戎俘筍，衣（卒）俘”“衣（卒）复筍人俘”“唯俘车不克以，衣（卒）焚”等文，“衣”字皆用为卒义，证实了唐先生的看法。本铭“衣舞”亦释为“卒舞”，意思是跳舞完毕，再一次证明了唐先生考释的正确。

宗人舞毕，溓伯赏赐给宗人“”。

“”字写法早见于甲骨文，构形与金文略有变化，多数学者读为“祼”。西周金文中所谓的“祼”字，有以下三种写法（以下论述皆用a、b、c简称来表示）：

a、b所列字形，是在c形的基础上添加“示”或“人”旁。从用法来看：a表示祼祭神祇的“祼”字，基本上用加“示”的字形表示；b表示祼飨宾客的“祼”字，用从人的字形表示；c在史兽鼎和庚嬴鼎铭文中，与赏或赐连用，可知是表示一种赏赐物[12]。

按，a属会意字，在金文中作动词，表示祼祭神祇，释“祼”问题不大；在甲骨文中大多数作名词用，指在宗庙中祼祭时的场所（其构形或增从“广、宀”），释为“祼”仍有问题。

b也属会意字，只见于金文，鄂侯驭方鼎铭记载鄂侯驭方纳壶于王后“乃祼之”，作动词，释为“祼”可从。

c属象形字，在甲骨文中的用法也指在宗庙中祼祭时的场所，显然是a之省（即省写“示”旁，如“社”作“土”、“祝”作“兄”之例），所以不能与金文中的同形用法相提并论，释为“祼”亦不妥；在金文中作名词，作为赏赐物，可见不能释为“祼”，有学者认为或即指祼礼中用的“郁鬯”，则未必是[13]。

本铭“”字用法同c，构形属于c之省，即省去下部所从之“又”（此种构形也见于甲骨文），从铭文看赏赐的应该是一件器物，则释为“祼”绝不可信。

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看，“”字构形所指当是考古学界旧定名为挹注器的青铜斗中的一类形制。按照朱凤瀚的分型，属于B型或D型[14]。这种型制的斗，林巳奈夫改称为“瓒”。虽然从《考工记·玉人》郑玄注的记载看，瓒的形状与这种斗形器有相似之处，但瓒是玉器，且有流、形如盘又与斗不合，故林巳奈夫之说似嫌证据不足[15]。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于陕西扶风黄堆云塘窖藏出土的2件被称为“伯公父勺”的青铜器，形制属于上述D型斗，但自名却为“爵”[16]，从铭文知其用途是“用献用酌，用享用孝”，将此义用来注释上述所谓的“祼”字a、b、c在金文以及甲骨文中的用法，没有任何扞格之处。又《说文》谓：“爵，礼器也……中有鬯酒，又持之也。”也可以作为参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伯公父勺”的“爵”字构形作，可以看作是c的繁构，若去除上部所从之“尒”，则与c完全相同。大家知道，考古学界所称的“爵”，其定名来自宋人，但未必一定是先秦旧有的本名，因此，“”字当可释为“爵”。至于旧称的青铜器“爵”应定何名，以及旧释为“爵”字的甲骨文、金文诸象形字该释为何字，包括a、c在甲骨文中的释读，皆须我们另外去再作思考。

伯氏侃宴，乃赐宗人毌、戈：毌五钖；戈琱胾、厚柲、彤沙，仆五家

侃，喜欢也。《论语·乡党》：“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乐貌。”宴，《说文》谓：“安也。”段玉裁注指出：“引申为宴飨，经典多假‘燕’为之。”伯氏侃宴，伯氏对这次宴会很高兴。

毌，即盾牌。，即“扬”字，此处读为“钖”。钖是盾牌上的装饰铜泡，出土的青铜泡饰上有专门自名为“钖”者，如卫师铜泡铭“卫师昜（钖）”（《集成11858、11859》），匽侯铜泡铭“匽（燕）侯舞昜（钖）”（《集成》11860、11861），可以证明。毌五钖，是指盾牌上装饰有五个铜泡饰。附带指出，金文旧有相同的文例，过去大多在“五”字下断句，以为指五个盾牌，实际上只是赏赐了一件盾牌而已，接着的话是对其作具体描述。例如五年史簋（《集成》4216、4217、4218）铭的赏赐物称：“毌：五（钖）登盾，生皇，画内；戈：琱胾、（厚）柲、彤沙。”意思是说盾牌上装饰有五个铜泡，还插上了雉羽，盾牌的里面画有纹饰。更是详细加以描述，可以参看。

戈琱胾、厚柲、彤沙，是对赏赐之戈及其附属物（如柄、红绥）的具体描述，相同辞例习见于青铜器赏赐铭文中，不赘引。

这段铭文是说伯氏对这次宴会很满意（大概此次宴请由宗人具体操办），于是赏赐给宗人盾牌和铜戈，接着是对赏赐兵器及其附属物的具体描述。另外，赏赐物品中还有五家仆人。

对照五年史簋铭，周王命史“羞追于齐”，王的赏赐物同样是一盾一戈，如此看来伯氏以一件盾、戈作赏赐物，也不算单薄。另外，宗子以仆人赏赐给宗人，金文中尚属首见，且赏赐物品中仆人的位置处于盾、戈之后，颇耐人寻味。

厥师曰：学若

厥，其，此指宗人。师，老师。厥师，指教宗人乐舞的老师。掌教贵族子弟乐舞之职，除了上引《周礼·春官·大司乐》外，亦属于“乐师”之职，见《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郑玄注：“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又，《周礼·地官·司徒》有“舞师”，专门掌教舞蹈之职：“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凡小祭祀，则不兴舞。”亦可参看。

学，学习，此处指学舞。古人认为音乐的作用很大，《尚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儒家尤重视音乐的导向，所以要求贵族子弟学习乐、舞。《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17]《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学习音乐的目的说得很清楚。

“若”字甲簋铭文漏铸，今据乙簋铭文补。若，善也，见《尔雅·释诂上》。《书·立政》“我其克灼知厥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释诂》云：“若，善也。”又《书·盘庚下》“若否罔有弗钦”，蔡沈《集传》：“若者，如我之意。”亦可参考。学若，意思是学得很好，即指所学舞姿熟练，老师满意。这是教宗人乐舞的老师对宗人舞蹈的评价。

宗人拜稽首，敢对扬王右之休

拜稽首，拜手、稽首，金文习语。对扬，亦金文习语，凡臣受君赐时多用之，兼有答受、称扬的意思。杨树达在总结若干金文相关辞例后指出：“寻金文对扬王休之句，必为述作器之原因，君上赏赐其臣下，臣下作器纪其事以为光宠，此所谓扬君之赐也。”[18]可以参看。

王右，犹言王之左右，此处是指伯氏、溓伯而言，显然两人贵为王朝卿士，故用“王右”尊称之。

《书·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与本句辞例及用法近似。“对扬王右之休”辞例，金文尚是第一次出现。

用作朕文母釐姬宝簋

朕，我，第一人称代词。文，文德。《国语·周语下》“文之恭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国语·晋语七》“公以赵文子为文也”，韦昭注：“文，有文德。”文母，有文德的母亲，此处指死去的母亲。釐，谥称，金文多见。姬，姓。类似铭文的表示有两种可能，一般指母亲的姓，也有可能是母亲随夫冠姓。

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最后是金文习见的套话，意思是作器者希望自己的子孙一万年永远将此簋当作宝贝。铭文未具体出现作器者私名，只用表身份的“宗人”，比较少见。

根据以上讨论，可总结出西周时燕礼的次序大概如下：（1）迎宾；（2）献食，宾、主共食；（3）聚饮；（4）入乐；（5）献舞；（6）宴毕，宾、主赐物。由于铭文简略，不可能详记所有细节，但其所反映的是西周贵族间的一种重要礼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须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要以《仪礼》之“燕礼”来命题以及引用《周礼》中若干记载来注解铭文，是为说明传世礼书中所记载的先秦礼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仪礼》《周礼》的最后成书较晚，约在战国时期，而且书中大量存在着经过儒家制度化、理想化的内容，尤其是《仪礼》，记录了很多繁文缛节，未必一一皆符实际。但是，结合传世文献来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仍然是出土文献研究的不二法门。

附图：

图一　甲簋

图二　乙簋底部

注：

[1]王引之《经义述闻》第7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2]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

[3]详见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所引各家观点，此不赘述。见《文物》1982年第11期，第76—84页。

[4]黄盛璋《释初吉》，《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第71—86页。

[5]张永山《金文“初吉”新考（之一）——东周金文“初吉”整理研究》，《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6]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12—17页。

[7]李峰《论“五等爵”称的起源》，《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第166页，台湾史语所2012年。

[8]《汉语大词典简编》“渍”字条，“腌渍，浸泡”义项类只引《礼记·内则》“渍取牛肉，必新杀者”8字为例，未指出此“渍”字实为专用名词，见该书第1627—1628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

[9]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第39—40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所引释文为造字方便不严格隶定，其中“质、岳”字从最新观点释读。

[10]参曹锦炎《宗人鼎铭文小考》，《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9—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1]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附录《伯三器铭文的译文和考释》注⑩，《文物》1976年第6期。

[12]参见何景成《应侯视工青铜器研究》，《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第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3]参见何景成《应侯视工青铜器研究》，《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第242页注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但何先生最近又放弃此看法，认为“这种器物即被称作‘伯公父勺’的酒器”，见《试释甲骨文中读为“庙”的“勺”字》，《文史》2015年第1辑，第260页注36。

[1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269—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庄白二号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78年第11期。

[17]据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乐礼”条引王念孙说，“乐礼”之“礼”为衍字，涉上文而致误。

[18]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第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