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灭辽荡宋，入主中原，被视为北族王朝之一。百余年间，从氏族部落跃进到国家，走过了中原王朝从商周到秦汉三千多年的历程。有学者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并概括说，“金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制度有一个从原始状态、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前代制度发展过程的浓缩”。“发展过程的浓缩”意味着历史的大跃进。

在这个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大跨越的历史进程中，女真人曾面临发展道路的多向选择问题。摆在女真人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女真人走自己的道路，充分发展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化的道路；二是仿效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实行汉地、王权、部族三重统治；三是全盘吸收汉文化，走汉化、建立皇权专制的道路。历史多重因素的际遇，女真人最终选择了接受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道路，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具体过程与金初“借才异代”的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伴随着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过程。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表现的是辽宋“异代”文士群体与女真社会互为认同的过程。以武力征服而建国的女真人占据辽地，进入宋境。武力征服仅能维持短期的占有，长期的统治则需要文治。以骑射见长的女真人穷蹙于文治，必须选择“借才异代”来实现统治。“异代”文士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女真人统治的金朝，情愿与不情愿的民族认同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异代”文士与其所面对的女真人和女真政权上。“异代”文士与女真人的民族认同是双向的运动，认同与被认同、接受认同与拒绝认同同时进行，所以说，民族认同之路，不是单一的认同，不是接受汉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异代”文士是中原文化与女真文化沟通的主要桥梁，正是由于他们多方面的推动，加之历史的际遇，女真统治者才有可能入主中原，走上皇权专制的道路。

“异代”文士作为金初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群体，对女真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尤其在参与皇权、皇权政治的构建，以及皇权的进一步发展、变异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异代”文士在推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为历史所创造，即“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异代”文士与女真人共同经历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乃至民族认同，通过“异代”文士铺设的民族认同之路，女真人（部分）与汉人逐渐融合。

一、命题的提出

金朝是以女真人为统治者的多民族、多族群的联合政权，其发展的主线是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民族认同，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首先表现的是族群的认同，即女真人与包括汉人在内的族群认同，“异代”文士群体进入女真社会是服从政治需要的民族认同。其次是文化认同，女真人确立政权，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认同汉文化，这一认同的实现主要通过金初进入女真社会的辽宋文士，即向“异代”文士“借才”。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方面是他们对女真社会的认同，包括从拒绝到认同，或者“曲线”认同，以及女真人对“异代”文士的认同行为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女真社会认同“异代”文士及文士群体的不同回应。两个向度的认同始于文化认同，运行于政治认同的过程中，终结于民族认同。

“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是通过引导女真贵族接受、礼遇汉文化，以塑造皇权、皇权政治为目标。女真社会皇权政治的塑造是“异代”文士文化认同的符号、政治认同的媒介、民族认同的象征。金朝皇权政治的出现缘于“异代”文士的介入，来自辽宋的“异代”文士把汉文化移植到女真社会，女真人接受了汉文化，把女真人的“尊号”“大号”都勃极烈改成“皇帝”。在以诸勃极烈联合的贵族政治为核心的女真社会嵌入“皇权”，并推动皇权政治从不同的方向削弱贵族政治，动摇了女真贵族对“旧俗”的坚守。在“旧俗”变革的过程中，女真人接受汉文化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但当发现汉文化要改变女真“旧俗”时，部分女真人表现出有意识地排斥、拒绝汉文化，连带排斥汉文化的载体——“异代”文士，这样，“异代”文士又成了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的罹难者。“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道路与女真人对汉文化的认同影形相随，同样曲折。

女真贵族政治中滋生皇权，发展皇权政治，使之具备了入主中原、统治半壁河山的资本。皇权政治缘于至上皇权的出现，皇权制造了围绕它运转的国家机器，皇权对国家机器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不论是真皇权还是假皇权（真皇权是指皇帝拥有权力，假皇权是指他人假皇帝之名拥有权力），皇权就是独占，对国家机器的全部“独占”，官僚、军队、监狱等全部在皇权的驾驭之下。

“异代”文士推动女真贵族认同汉文化，催生了女真社会的皇权、皇权政治的出现与发展。皇权出现后，“异代”文士与女真贵族之间民族认同道路的取向又处于皇权控扼之中，作为女真人认同汉文化的桥梁，既在皇权之内，又在皇权之外。在皇权之内，文士是皇权政治的组成部分，就这一点来说，与中原王朝的士人一样，正如汉高祖刘邦所说：“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唐太宗也曾有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贤士”“英雄”始终是中原帝王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主动招徕文士辅佐皇权，首先是利用，同时也是安抚、束缚。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有这样的经历与内容，这是金代皇权与中原皇权的同一性所致；金代皇权又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皇权，金代皇权还有排斥“异代”文士的一面，在皇权之外，“异代”文士不同于与刘邦“同游”的“贤士”，更有别于唐太宗“彀中”的“英雄”。首先，“异代”文士或来自辽，或来自宋，其文化背景与女真人不同，他们带着异质文化进入女真社会，冲击、变革女真社会，必然造成自身与社会的冲突与困境；其次，“异代”文士的文化素养与女真人存在一定差距，差距的缩小一方面表现为“异代”文士极力同化女真人，另一方面是女真人也有异化文士的企图。民族认同道路上，认同与拒绝认同不以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夷夏”互变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来自渤海族群、辽朝燕云地域以及宋朝的“异代”文士从不同的出发点，或自愿、或被迫进入女真社会。他们推动女真人认同、接受汉文化，并在女真社会培植了皇权、皇权政治。女真社会出现至尊的皇权，打破了氏族社会遗留的所谓“平等”“民主”之旧俗壁垒。带着女真旧俗痕迹的皇权虽然背离了女真贵族民族自树的意愿，但也没有达到“异代”文士改变女真人、女真社会的政治期许。发生在这里的民族认同是不以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的。金朝“异代”文士在确立皇权、发展皇权政治的期望与失望中徘徊、踌躇；金朝女真贵族控制的皇权政治既接受汉文化，又排斥汉文化，给“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异代”文士是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授受者、推动民族文化互相影响的践行者、文化交流的媒介。“异代”文士推动皇权、皇权政治在女真社会出现，皇权政治虽然确立在对贵族政治否定的基础之上，但是，女真人的“本我”民族认同先于、高于政治认同，或者说女真人的“本我”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互为表里。金朝政权中，女真贵族处于最高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权的民族性是不可改变的，带有民族色彩的皇权既打击贵族又依赖贵族，斗争的最终结果是皇权与女真贵族媾和。在两者的争斗、媾和中，“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险象环生，艰难曲折。

金朝的发展时刻面临着民族认同道路的抉择，民族认同道路的抉择捭阖在“异代”文士、女真贵族、皇权之间，归根结底是确立皇权政治。“异代”文士斡旋在皇权与贵族之间，为了使女真人认同汉文化，作为桥梁的“异代”文士必须先接受女真人及其文化，理解女真人的生活方式等。“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上的认同与被认同的互动关系中潜藏着巨大的研究张力和书写张力，包含着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金朝社会发展取向的抉择以及兴替等问题。所以，“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是揭示金朝历史及其特殊性比较重要的学术研究切入点。

二、几个关键词的阐释

研究金朝“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也寓意着笔者不断深入探索的努力。围绕这一命题需要阐释几个关键词。

（一）金朝——北族王朝

研究金朝“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揭示的是金朝的特殊性。就金朝的特殊性而言，研究者的认识与定位殊异，有美国学者把金朝纳入“征服王朝”体系中，有日本学者提出“北亚历史世界”的概念，中国大陆学者多认同“北族王朝”的界定。学术争论有益于学术发展，但争论是有原则和标准的，不论是概念还是理论，都要忠实于历史的客观性。金朝是以北方族群女真人为统治主体的政权，它的建立、发展直至灭亡不能忽略它的民族性。对其民族性的深入认识是有助于研究“征服王朝”论、“北亚历史世界”论和“北族王朝”论歧义的结点所在。

1.“征服王朝”论

美国学者魏特夫在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史一部分的辽朝”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其历史的特殊性，指出辽朝具有征服王朝的模式，“被直接或间接地当作后来在中亚以及在中国本部的征服的一个模式”。与其后的金、元、清同为征服王朝。其中，“辽金两个王朝代表征服模式的两个主要亚型，即在文化上抵制的亚型（辽）和在文化上让步的亚型（金）”。

魏特夫把金朝作为征服王朝模式的一个亚型看待，既指出它们具有“征服王朝”的共性，又揭示出辽金两者各自的特殊性。诸如“涵化”与第三文化，征服王朝的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相接触，其文化不是简单地同化、融化和传播，而是复杂的涵化。“涵化过程并非机械的积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在复杂的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第三文化保留了接触者文化中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契丹、女真与“他者”接触，主要是汉文化接触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第三文化”，契丹、女真的“第三文化”最明显的表征莫过于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契丹、女真文字对契丹人、女真人是新鲜的，对汉人也是陌生的，这就是典型的“第三文化”，但不能否认“第三文化”与相碰撞的第一、第二文化的源泉关系。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意在驳斥“汉化”论者以结果代替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偏颇，强调相接触的族群存在“汉化”的过程，是有价值的论断。诚如他自己所言：“与赞成所谓汉人总是融化他们的征服者的论点相反，似乎应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征服王朝”论的出发点是把辽、金、元、清作为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分，研究其特殊性。与“南北对立”立场上的“征服王朝”论不同，魏特夫“征服（和渗入）王朝”论的提出是相对“典型中国王朝”而言，如秦汉、隋唐，对比中强调辽、金、元、清的特殊性。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不足是以局部的特征概述全部，征服王朝的“征服”是部族政权向国家政权转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仅仅是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特殊性，而不是整个王朝历史过程的特殊性。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者以其所擅长的骑射不断征服周边邻部，建立部族大联盟酋邦政权，酋邦政权在短时间内转化成国家政权是通过征服中原，占据、享用中原的文化、文明成果实现的。迨他们入主中原（辽朝仅有局部除外）后，武力征服者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失，处于被中原文化的征服之中。面对被中原文化征服的趋势，女真统治者采取种种举措防止、扼制被汉文化征服。在这个金朝拒绝被中原文化征服的历史过程中，“异代”文士不得不服从金朝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他们既是政治认同的被征服者，又是文化认同的征服者。

2.“北亚历史世界”论

由于“征服王朝”论强调辽、金、元、清的特殊性，又把局部的特征与表象概述为王朝全部的特征，即所谓“征服王朝”。“征服王朝”论引来学术界的两种误解，一则认为“征服王朝”论有分裂中国历史的企图，代表者有张博泉和景爱等学者。另一则认为“征服王朝”论远没有达到分裂中国历史的目的，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尤其不赞同“征服王朝”论。他说：“如像以上这样给中国征服王朝下定义，则不加任何定语，原封不动将征服王朝四个字加在前面所说的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政权的头上，恐怕是不妥的。”进而提出“北亚历史世界”的概念。所谓“北亚历史世界”论，“即是在亚细亚方面，由地形划分出来以东亚细亚、北亚细亚、南亚细亚、西亚细亚四大地域，从先史以来即形成了以此为范畴的文化区域，即是说以此为基础的四大历史世界各自作为个别的特殊的世界，一直并存到近代。……在北亚细亚和东亚细亚从先史时代以来即形成了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化区域；然后以此文化区域为基础，形成一个历史世界，直至二十世纪；因此，北亚细亚史必须看做和东亚细亚史具有独立性的历史发展的世界”。

田村实造的“北亚历史世界”论利用魏特夫“征服王朝”论中以辽、金、元、清的局部特征概述为全部特征的不足，演绎出中国历史上的中原与北方对立的论说。他说：“对这一系列征服王朝是仍按历来的看法把它们视为中国史的一环，还是该把它们视为中国史以外的自成一个历史世界的北亚史的一环，并站在把中国史和北亚史都包括进去的更高的立场去考察，这对于东洋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又饶有兴趣的课题。我想站在后一立场，即把中国史和北亚史合起来的立场来考察中国征服王朝，但作为研究的前提，必须先从考察征服王朝所由兴起的北亚世界开始。”

“北亚历史世界”论完全出于研究者的“立场”，是研究者主观地“操切”“打扮”历史的结果。为了适应研究者的“立场”需要，有意否定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只提树木，不言森林。“北亚”作为地理概念是存在的，但“北亚历史世界”是人群活动的世界，人的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北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人为地割裂出来的历史。秦汉长城就是要人为地划分出南自南、北自北，但历代统治者企图人为地割裂长城内外，恰好说明长城内外联系的存在，而且是割不断的。历代统治者企图用长城割裂南北是徒劳的，日本学者人为地划分“北亚历史世界”也是枉然。自古以来，北亚发生的历史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历史休戚相关，是中原王朝历史的一部分，是有自己特殊性的、能补充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北亚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中原王朝的依存、互补关系的存在。

3.“北族王朝”论

较早使用“北族王朝”一词的是日本学者爱宕松男，他用“北族”作为“异族”的代名词。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一书，视北族王朝为异族统治，同样赋予“北族”为“异族”的内涵。中国大陆学者也使用“北族王朝”这一概念，所不同的是从客观的中国历史情况出发，赋予它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张帆用“北族王朝”简称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其次，申友良在《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一书中提出：“北魏及其以后由北方游牧民族通过武力征服与在征服过程中的文化吸收而建立的王朝称为‘北族王朝’，其实质上就是‘中原王朝’的一个亚型。因此，北族王朝只包括北魏、辽、金、元、清这些朝代。”再次，姚大力指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相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

就“北族”所指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学者对“北族”的界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驳斥“异族”的问题。“北族”被视为“异族”的前提是北族被人为地理解成北方民族的简称，中国大陆学者也有这样的认识。如果北方民族作为一个与中原汉族一样的民族实体而存在，就必然与中原汉族并存且对立，相对汉族来说是不同的民族，被称为“异族”也是成立的。北族是否是“异族”，关键要论证所谓“北族”是否是一个与汉族一样的民族实体。

“北族”首先是方位问题。北，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在中原王朝以北的地域范围内，一是指在中原王朝统治范围内的北部。既然以中原王朝为参照，所谓中原王朝本身也是变化的，商周时期的中原王朝与隋唐时期的中原王朝所统治的范围是不同的，商周以降，汉民族的核心尚在形成中，商族（族群）、周族（族群）与其北部的鬼方等族群是一样的，有时是并存关系，有时是联盟关系，至秦汉，汉民族的核心基本形成，大汉与强胡（匈奴大联盟）的对峙，一方面促进了汉民族的凝聚，另一方面暴露出匈奴大联盟的松散与虚无，在秦汉政权的打击下，匈奴大联盟内部矛盾加剧，大联盟的解体宣告“北族”蜕变成民族实体的失败。此后，北族冠名下的任何族群，包括高车、柔然、铁勒、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都不具备自然地发展成与汉民族一样的民族实体的客观条件，无法具备与汉民族相比的成熟性。汉民族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民族实体，不论政权存在与否，民族实体都能独立存在，而北族则不然。北族也有短暂的民族体（民族形成初期）存在，但必须与政权唇齿依存，互为表里。政权灭亡，民族体也随之消亡，如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建立清朝的满洲人多随着政权灭亡而消逝，融入汉人中。建立元朝的蒙古和建立清朝的满洲情况虽有些特殊，但参与元朝统治的蒙古人多数在元朝灭亡后融入汉民族。今天的蒙古族的先民多不是元朝居统治阶层的蒙古人的后裔，今蒙古族多是来自元代蒙古的边缘族群，他们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崇拜成吉思汗的情感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满洲民族也一样，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今天的民族政策保护的结果，是政治化的民族，与参与建立王朝的蒙古、满洲不同，不能以今天的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比附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

女真、蒙古、满洲等所构成的“北族”不是民族，在进入中原前，他们是诸多部族、族群的联合体，其中一部分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作为统治集团得到特权的庇护，与汉人相形之下，貌似具有与汉民族相似的民族身份，其实不然。“北族”的非民族性，决定了北族政权民族认同之路的双轨制，既有族群自我认同的需要，表现为捍卫民族文化，但又不得不接受汉文化，两种取向的较量使北族王朝的历史与中原王朝不同，且各具特色。

金朝作为北族王朝之一，不同于唐、宋王朝。命题中的“金朝”意在揭示其民族性，即金——北族王朝。作为北族王朝，金与辽、元、清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金与辽同是半壁江山，但彼此认同汉文化的程度不同；清朝是一统天下的王朝，这点与金不同，但金与清同是接受汉文化比较彻底的政权。在民族认同道路上，金与辽不一样，辽朝在契丹人统治下，民族认同以契丹人“本我”民族认同为主，始终强调契丹人与汉人的分野。金朝的女真统治者也曾强调民族自树，但认同“他者”，吸收汉文化走得比较远。费正清已认识到金朝作为北族王朝文化认同的特殊性，他说：“我们可能假设，征服中国的辽、金、元三朝形成内亚细亚军事势力侵入中国的一个相关连续状态，虽然有间断，却必视为单一的过程。辽持续得最久，但只占据了华北的北边地带。元占领整个中国，但朝代最短。因此，只有金占到了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地位，学会了外族入侵者怎样藉著吸收灭亡的北宋留下的现成汉人，得以统治华北的中国心脏地带。”金朝在民族认同的道路上具有典型意义是没问题的，但说辽、金、元是“军事势力侵入”“外族入侵者”则不尽客观。金朝在入主中原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向外扩张是巩固、发展部落联盟的需要和方式，与中原史前时期的炎黄大战、炎黄大战蚩尤一样，不是“军事势力侵入”，更谈不上“外族入侵者”。辽朝的契丹、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是诸多部落、族群的联合体，不是民族共同体，这种联合体缺乏内在的凝聚力，附着在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上，都可以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再加上联合体的文化形态、经济形态的差异，导致附着在汉族共同体上的过程存在差异，也就是民族认同之路的差异。

金朝的女真人，抑或称女真族，仅仅是称谓符号，实际的女真“民族”是不存在的，或言尚在形成过程中。所谓女真人是“族群”（Ethnic group），而不是“民族”（Nation）。关于“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Nation）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得很激烈，“族群”基本限定在“本质内涵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部落，族群内部强调文化认同。民族，指在族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具有政治认同的族群。徐舜杰先生指出：民族与族群有区别，“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 “从社会效果上看，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女真人是强调血缘、地域、祖先等文化认同的族群，发生在金朝女真人身上的文化认同既有属于族群内部的民族自树内容，又有对“他者”的认同，即指接受汉文化为主的民族认同。金朝政治统治确立后，女真人的文化认同又包含了政治认同的内容。

（二）“异代”文士

“异代”文士指的是入仕金朝的辽宋士人。士人，或称为“士”“士子”“儒士”，在宋朝称“士大夫”，像蔡靖、宇文虚中、司马朴等在宋朝都属于“士大夫”阶层。笔者认为辽宋士人入金之后，主要是以文辅弼女真贵族的政治统治，向女真统治者渗透治世之道与文治思想，是“士”的行为。《论语·里仁》有“子曰：士志于道”。文士与崇尚武力的女真贵族在政治上形成互补。

以记载金朝文人活动与诗文成就著称的《归潜志》《中州集》多用“文士”称代读书人。为此，本书称进入金朝的辽宋士人为“文士”，以文仕进者。

女真人也在不断培养自己的文化人，即女真文士，女真文士是从崇尚武力的女真贵族中分离出来，具有了士人的身份的，但是，不能称之为“儒士”“士大夫”，为与“异代”文士相区别，对他们最恰当的称谓是女真文士。因此，把由辽宋进入金朝的士人称之为“文士”是为了与女真人的文化发展基调保持一致。

“异代”一词较早出于清人庄仲方的《金文雅》。其序文曰：“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庄氏的此段文字与历史多有悖谬，姑且不论，但是他把金朝初年招徕的辽宋文士概括为“借才异代”是很中肯的。“异代”用于本书中，更能体现出入仕金朝的辽宋文士与金朝政治之间距离的存在及其客观性。

（三）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

“民族认同”属于民族社会学研究范畴。从民族理论上讲，包括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的目标是现实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问题。与历史上发生的民族认同有一定区别，发生在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民族与族群、族群与族群互动的历史过程。族群的互动必须要“接触”，这一点费孝通已经认识到，他说：“民族……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费孝通站在民族学家的视角，提出民族认同必须是和“非我族类”的“接触”，他所言“非我族类”是建立在民族学框架下的“民族”认同，而非历史上的民族与族群、族群与族群间的接触、互动。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上的“接触”发生在“文士”群体（汉民族的代表）与女真族群之间，女真族群尚未形成民族共同体，“异代”文士民族认同之路上相遇的是女真族群，女真族群走向民族共同体的趋势决定了女真族群自我认同的必然。女真人灭辽荡宋，不期而遇地接触到契丹文化、汉文化，女真族群自我认同的同时又无法回避对契丹文化、汉文化的认同，女真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对“他者”的认同既对立又统一，当女真文化遭遇变革时，与“他者”呈对立势态，但女真文化的发展又别无选择地要吸收“他者”，最后成为壮大、丰富“他者”的一部分，这又是统一。

金朝民族认同之路展现的是民族认同的对立与统一，不仅要研究认同者，还要研究拒绝认同者，认同与拒绝认同铺就的民族认同之路历史地实证了辽、金、元等“北族政权”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性。本命题中“民族认同之路”指的是“异代”文士与女真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

（四）皇权政治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与女真社会皇权的出现以及皇权政治的确立相伴而行。“皇权政治”一词屡见于学者著述中，但很少有人界定它。认识皇权政治首先要认识皇权。在中国历史上，“皇权”随同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一同退出历史舞台，但皇权问题却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明代的皇权、皇权政治就备受关注，吴晗曾以朱元璋为个案研究皇权问题。1943年，吴晗写成的《朱元璋传》发表时，被重庆中央大学教授陈锡改为《从僧钵到皇权》。1948年，吴晗又有《论皇权》一文问世，在此文中，吴晗概括出皇权的三个特征，即暴力性、独占性、排他性。这也是皇权政治的核心内容。

近年，李渡著《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一书，专门研究明代的皇权与皇权政治，他认为：“明代皇权正是利用这一结构（指内阁、监察、特务，笔者加），并辅之其他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和制衡策略，自上而下地干预、支配和控制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次和所有方面。因此，我们将明代的政治称之为皇权政治。”

明代的政治是皇权政治，其他中原王朝的政治也是皇权政治，在皇权控制之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皇权政治，明代的皇权政治只不过是更健全、更发达而已。田余庆先生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指出：皇权与士族共天下，“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并进而总结道：“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他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抛开各个朝代皇权政治外在的差别不说，内在的本质就是皇权的运行。姚念慈先生在《多尔衮与皇权政治》一文中，谈了他对皇权政治的看法：“皇权政治的内涵，就我的理解，主要不在皇统的断续，而在于君主集权体制的运行。”

中原王朝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皇权政治，金朝也有自己的皇权政治。金朝的皇权政治的起点建立在勃极烈制度之上，勃极烈制度属于贵族政治，金朝的皇权脱胎于贵族共议的民主政治，它既排斥贵族政治，又依恋贵族政治。女真人的贵族政治又始终是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某种意义上讲，金朝的皇权政治优宠女真贵族，倚重贵族政治，贵族政治时时扼制皇权，影响皇权政治的发展。在民族认同道路上，金朝“异代”文士在皇权政治与贵族政治的缝隙间寻找出路，既要确立皇权政治，又不能冒犯贵族政治。

三、研究现状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主要研究的是“异代”文士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历史过程，归根结底是实现民族认同。文士与政治的关系是现实社会与学术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历史学研究中亦如此。在金朝历史研究中，涉及文士对政治的影响及其政治境遇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根据研究成果与本书的研究内容关系之疏密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涉及“异代”文士与政治的研究成果。

（一）与“异代”文士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成果

焦慧《杨璞金初活动考辨》一文云：杨璞（朴），祖居铁州（今吉林敦化西南），系渤海靺鞨族后裔，为金朝开国主要谋臣之一。他在大金政权建立、完善朝仪制度中及其处理金辽、金宋关系诸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四库全书提要》有“杨璞（朴）协太祖开基”之说。但是对于这位在金朝建国时期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金史》作者竟未为之立传。因而其生平政治生涯罕为人知，即使有片断的记载，也仅散见于诸史籍中，东鳞西爪，未能得睹全豹；且各种记载尚有大同小异之处，有加以考辨的必要。杨璞（朴）初仕于辽，后归降女真。关于其归降女真的时间问题，诸史记载抵牾。作者的结论是：杨璞（朴）归降太祖在收国元年（1115）之前。

王世莲《渤海遗民与金之勃兴》一文陈述杨朴、高庆裔、高随及张浩家族对金朝的贡献。女真、渤海同祖一宗的关系，不但为女真人积极支持、踊跃参加渤海遗民的抗辽复国斗争的历史所证实，而且从渤海遗民在金之勃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上得到了有力说明。

齐心《略论韩昉》一文云：韩昉是一位“深明政治”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积极支持女真政权，尤其在金熙宗进行的重大改革中，是得到重用的汉族知识分子之一。在政治上委以要职，参与撰写重要的诏书、册文，是女真统治者的重要顾问、参谋。在宋金文化交流上作出一定贡献，在传播汉族封建文化上起了桥梁作用，对女真族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促进作用。

王庆生《蔡松年生平仕历考述》一文考述了蔡松年的家世、初仕金朝的官职及隐退心理，田珏党事与皇统仕历，海陵的信任与死因等。

刘锋焘《从守节彷徨走向消释解脱——论蔡松年文化人格的转变》一文剖析了蔡松年从“拒仕”到“出仕”、从矛盾到释然的心理转变过程。

都兴智《金初女真人与辽宋儒士》一文指出：“金初女真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选拔和使用上具有明显的抑宋扬辽、重北轻南的特点。”直接原因是：“原辽、宋地区的文人对金朝的政治态度不同，故女真统治者在选拔和使用上存在着明显差别。”

董克昌、雨君《金代知识分子政策浅析》一文分析了金廷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大致经历了“述以文事”“好儒恶吏”及“好吏恶儒”三个演变过程。并说“好吏恶儒”压抑知识分子，是导致金廷灭亡的重要原因。

董克昌、董宇军《知识分子在大金王朝的地位》一文认为清人赵翼指出“金代文物远胜辽元”是很有见地的议论。所说文物系指礼乐及典章制度，而制定与执行和知识分子有莫大关系。很有必要探讨知识分子在大金王朝中的地位，以揭示文物远胜辽元的奥秘。

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一文，从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的视角探索了金代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太祖至熙宗时代，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最为明显，海陵王以后，民族畛域逐渐淡化，五个民族（女真、渤海、契丹及奚、汉人、南人）等级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并未从此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刘浦江《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一文，通过渤海望族大氏、李氏、张氏与女真皇族婚媾，考察渤海人政治势力的消长兴衰。章宗明昌年间，永蹈、永中以谋反治罪，殃及渤海人，使其政治前途从此不振。

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期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一文指出：燕云“汉人”在辽金时期，已有明显的胡化倾向，女真统治者信任他们，使之在金初的政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自海陵朝起，“南人”在科举仕途上逐渐取得优势，“汉人”的政治势力明显走向衰落。

杨果《金代翰林与政治》一文指出：女真统治者在用人行政上仍然摆脱不了亲本族、讲武功、重吏才的倾向。因此，以汉人文士为主体的金代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功能受到限制，不可与唐末、两宋时期相提并论。不过，女真贵族要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封建化，标榜文治，就必须网罗各族知识分子精英、封建文化积累丰富的翰林学士。但是，他们被储于院中，并不重用，因而，造成翰林的用途重文词，远政治。

和希格《从皇统党狱始末看金朝政治》一文认为，由于金初汉人文官集团的倾轧与政治弊端的存在，出现了皇统党狱。这是金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金初韩企先入相两朝，到熙宗初年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德才兼备的汉人文官集团。但是韩卒以后，都元帅宗弼刚愎自用，偏听偏信蔡松年，为达独断专权目的，造成此案，致使其后人才缺乏，汉官对政务缄默，损失颇大。皇统年间，熙宗固执多疑也有责任。海陵王在位时，任用蔡松年等为一失误。到世宗时始复用冤案幸存者。章宗时，为田珏追官复爵，并存恤子孙。

都兴智《田珏之狱略论》一文指出：“田珏之狱”是金初高层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矛盾激化斗争的结果，摧残了人才，给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而且，负面影响很大，田珏之狱发生后，正人为之夺气，给以后的为政者留下可怕的阴影，造成了畏缩不前、因循苟且的政治风气。

刘浦江《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一文中，极大限度地搜集了现存的涉及宇文虚中一案的史料，并条分缕析。从金方史料看，可以肯定宇文虚中一案绝非谋反事件，而是一起藏书获罪的文字狱；南宋文献中，《宇文虚中行状》记载此案最详细最具有权威，但却不能证明虚中死节；元朝人苏天爵在《三史质疑》中说：虚中“第以讥讪慢侮权贵被杀”；明清人士关于虚中案的文字中，以全祖望和施国祁为代表，全祖望力主虚中死节，而施国祁认为，“要之宋事无征，而《金史》之言谤讪可据。盖宋人南渡，受侮已极，朝野冤声，尤多著录，土印活版，滥刻甚众，传本之入北者，大率叫嚣怒骂、慢侮北人之语。宇文家籍，良必有之，即谤书为反具，抑复何疑”。在全与施之间，刘浦江先生以施说为高。

董迪《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一文中谈及女真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这么深刻的变化，与它能不断地吸收渤海、契丹、汉等周围民族的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其中提到了渤海文士高庆裔、杨朴、张浩、李善庆，仕辽汉族文士韩企先、韩昉、左企弓等，宋朝文士宇文虚中、洪皓等人。

程妮娜《论金世宗、章宗时期宰执的任用政策》一文认为，世宗、章宗主要致力于如何在保持女真贵族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将中原封建王朝的儒家统治思想和政策充分地运用于女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之中。在宰执任用上表现为：其一，以女真人为主体的政策；其二，重用文人的政策；其三，依靠皇亲国戚的政策。尽管在诸族人中汉人封建文化水平最高，佐治朝政的能力最强，经验丰富，亦不乏忠直之人，但很难取得女真皇帝的充分信任。

（二）与金朝“异代”文士民族认同有间接关系的研究成果

（1）女真人的民族“自树”

研究民族认同问题必然包括女真民族的“自树”，女真人的民族自树属于自我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一个方面。相对而言，女真民族自树的历史意义的学术研究重视不足，多作为汉化的对立面提出。陶晋生《女真史论》有言：“在皇帝领导下的是行政首长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室效忠，主张汉化和改革制度。将领和贵族集团则意欲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以维持和扩张他们在其领地上的权益。”皇帝集团积极汉化，贵族集团保守民族文化；王德厚《金世宗与女真人的“汉化”》提及世宗阻止女真人“汉化”，客观上却促进了女真“汉化”；杨军《女真文字、女真科举与女真汉化》认为，世宗设女真进士科，出发点是提倡女真民族的自树意识，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消费、享用解构了民族自树的努力。

（2）女真对“他者”的认同

金朝女真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显性的，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华夷观”演变问题。齐春风《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指出，金朝在认同汉文化时，华夷观也在变化，对被称为“夷狄”由反感到默认到反驳，世宗以“华”者自居，章宗、宣宗议德运，居正统；季芳桐《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指出，郝经认为，华夏典章制度及儒家伦理最优秀，金朝取得的成就缘于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通过评价郝经，可见作者的学术思想；周少川《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通过对元代汉儒修三史“各与正统”的原则，间接肯定金朝“正统”地位；罗炳良《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一方面认为金代各民族皆为一家是女真民族认同与历史认同的自觉体现，另一方面认为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以少数民族是否接受和运用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为标准，判断其政权的合理与合法性；刘锋焘《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揭示辽金政权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双向的靠拢融合，即契丹、女真统治者积极主动汲取中原汉族文明，而汉族人因“华夷之辨”的观念意识，接受“夷狄”政权总是不情愿的，几无例外地经历了“抗拒—彷徨—接受的过程”；王盛恩《“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提出辽金统治者向汉文化靠拢是被迫的，“华夷之辨”阻碍了民族融合向“契丹化”“女真化”的方向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同步提高的进程；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指出，辽金统治者热衷“华夏正统”是对汉文化认同的标志，章宗朝对正统的争论潜藏着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抉择。

其次是“汉化”问题。宋德金《金代女真的汉化、封建化与汉族士人的历史作用》一文指出，女真汉化与封建化同步，决定其政权长期存在；李锡厚《改弦易辙终究要胜过抱残守缺——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汉化与反汉化之争》一文，肯定熙宗、海陵汉化政策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针对西方、日本等学者（认为契丹、女真政权始终没有被汉文明同化，是征服王朝）与中国学者（被汉文明“同化”“融合”）观点的对立，研究女真汉化的诸因素，指出金朝提供了北方民族汉化王朝的典型模式；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认为，汉化是少数民族王朝在历史互动中的主流，对汉化后的金政权“一败涂地”，感叹“是也汉化，非也汉化，成也汉化，败也汉化”。

再次是民族融合问题。伯颜（贾敬颜）《金朝之汉人与南人》指出，汉人与南人的划分反映民族融合的情势；贾敬颜《“汉人”考》、陈述《汉儿汉子说》都认为，金朝汉人与北魏以来的“汉人”语义不尽相同，汉人即燕人，金末元初，汉人的范围扩大，甚至包括接受汉文化的契丹、女真等；李旭《略论辽金礼制汉化问题》研究契丹、女真由国俗入汉礼，加快了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但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习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指出，燕云地的“汉人”被女真视为“非我族类”，南宋视之为“蕃人”，出现了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的民族互认现象；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第七章第三节谈到女真习俗对汉人社会生活的影响；麻铃《金朝“夷可变华”及“华夷同风”的治边思想》认为，金朝本着“夷可变华”和“华夷同风”的思想，推行汉化，加速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张其凡、惠冬《金朝“南人”胡化考略》认为，女真汉化的同时，中原汉人“胡化”，南人也有“胡化”倾向，金末，汉人与南人政治心态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金统治的认同与拥护。

（三）相关的研究成果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民族认同始于文化认同，终于政治认同，“异代”文士为实现民族认同，积极推动皇权、皇权政治的确立。关于金朝文士、皇权、皇权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异代”文士或是以诗文著称，或是对传播汉文化有贡献者，对他们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其活动的政治环境。在金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异代”文士的政治心态、政治处境是其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刘锋焘在《宋金词论稿》中写道：“金人虽然罗致了大批原属辽、宋的儒生文士，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由辽、宋入金的文人，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思想观念不同，他们对女真统治者、对女真政权的态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了女真统治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二者互为因果。”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等文学著述都对本书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朝的皇权政治既是帝王的又是贵族的，关于帝王、贵族的论文、著述对本书研究皇权政治多有启迪，如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第二卷第四编《金代人物与社会改革的研究》、刘肃勇著《金世宗传》、周峰著《完颜亮评传》等。

在以上研究论著中，对“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或者是发现了问题的存在，或者是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总体看来还有一定的不足和缺欠。诸如：对问题的研究停滞在表面现象，齐心先生根据《金史》史料对韩昉略作研究后，至今尚无对韩昉的深入研究；董克昌、雨君敷陈历史记载，认为金廷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大致经历了“述以文事”“好儒恶吏”及“好吏恶儒”三个演变过程。其实，金朝伊始就用吏、重吏、好吏，甚至以吏为师，这是金朝“急于事功”政治的特点，社会跨越发展的必然；研究者对问题的研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中，焦慧先生考察杨朴的活动，梳理史料的结果是劝阿骨打称帝的杨朴，竟于称帝之后归降，矛盾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不得不断言，《辽史》记载有误，杨朴当在1115年前归降；和希格对“皇统党狱”始末的研究，即说这是金初汉人文官集团倾轧与政治弊端存在的产物，这就与归罪于蔡松年之谗言相矛盾，文官集团的倾轧与蔡松年等的谗言之关系并没有理清；悬置问题，刘浦江先生研究“宇文虚中案”的结果是施国祁的见识“要比全谢山等人来的高明”。当然，以上诸类问题的存在不是个人的，是金史研究者群体的缺欠在个体身上反映出的不足，欲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必赖研究者群体的努力与接力。

以上诸类问题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历史资料的局限。历史研究是架构在客观历史与历史资料之间的运作，金朝历史，特别是金朝开国的历史，就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而言，存在两个大的问题：一是传说当作历史记录；二是根据历史载记者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理解记载女真人的氏族社会的历史事件，历史表象与本质相差甚远，可以说历史资料与客观历史不在一条线上，不在一个平面上。针对这样的历史记载，要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必须调整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本书以“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为研究视角，力争从“异代”文士对女真社会的认同及其被认同与否等政治境遇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空白给予探索性的补充。

四、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学术创新

（一）主要内容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一方面，研究来自辽的渤海文士、燕云文士和来自两宋的文士入仕金朝态度的变化及其政治作为；另一方面，研究女真人对“异代”文士给予女真社会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回应。“异代”文士与女真人互动关系的张力表现的是学术研究的潜在空间。

第一章研究女真人的民族自树和自我认同的历史过程。女真人走上自我凝聚之路，“都勃极烈”作为女真人自我认同的旗帜，与诸勃极烈一同构成民族自树的领导核心。女真完颜部经过几代人的征讨，确立了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阿骨打“变家为国”称都勃极烈，都勃极烈在女真人心目中是至尊的，与“皇帝”无异。

第二章研究辽朝统治下的渤海人对女真人的民族认同。渤海、女真本同一家，有民族族源的因素，有共同反抗辽朝的政治目标，还有女真与渤海人的婚姻联盟。渤海文士杨朴与高庆裔在金初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杨朴劝阿骨打称帝，为皇权政治出现在女真社会埋下了变革的种子。高庆裔帮助宗翰垄断权力，使女真贵族政治出现“寡头”“独裁者”，打破了贵族政治的平衡，客观上支持了皇权政治的确立。也就是说，杨朴、高庆裔在民族认同之路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杨朴是把皇权和皇权政治嫁接到女真社会；高庆裔是推动贵族寡头政治的建立，二者殊途同归。

第三章研究燕云文士对金朝政治的认同。燕云文士的政治认同表现为：一方面，要适应女真社会的现状求得生存；另一方面，要把他们在辽朝实践过的、适应中原社会和他们自身发展的中原王朝的制度引进到金朝政权中。不论是认同金朝政治，还是推动金朝政治，都以保全自身的生存为前提。燕云地区的文士弃辽仕金的态度多是主动的，他们弥缝金朝女真贵族在文治上的缺漏，有效地安抚新占领的辽、宋故地，取得了女真统治者的信任，并得到重用，他们作为女真政权的建设者、修补者都能积极适应金朝社会的需要。

第四章研究两宋文士以多种渠道入仕金朝，他们仕进态度的不同对金朝政治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刘豫接受金朝册封，竭力效命金朝；蔡靖、吴激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宇文虚中虽然接受金朝的官爵，也为金朝做了很多事，但他始终自视为“鹤立鸡群”者，与金朝政治不兼容是明显的；洪皓等拒绝仕金，但他们通过教授女真贵族子弟，传播儒学，间接地影响女真社会的历史进程。在宋朝文士中，宇文虚中个人的经历是特殊的，在他复杂的经历中，蕴涵了入仕、客居金国的宋朝文士共同的矛盾心理，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不同程度的裂变，诚如时人刘著的感慨：“浮世浑如出岫云，南朝词客北朝臣。”他们以批判的方式推动金朝社会向前发展，批判者用力的方向不同，各种矢向的力形成合力，推动金朝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女真建国之初，面临三种道路的选择：其一是女真人自己的路，即由氏族社会、酋邦向国家演进；其二是辽朝契丹人的多种制度并存之路，即燕云地区的州县制、契丹人的王权制、边地部族制；其三是接受中原的皇权政治。

第五章研究文士政治认同的态度及其民族认同的错综复杂，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家族、裙带关系的发展。辽宋文士入仕金朝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使他们具备了发展家族势力、发展裙带关系的基础。金朝皇权政治的曲折发展，又直接影响了文士家族、文士裙带关系的命运，文士家族命运的沉浮又反映出金国皇权政治的特殊性，皇位传递之间，人为地否定前朝的政治态度使皇权政治的继承与发展受到影响，服务于皇权政治的文士及其家族的命运沉浮不定，前朝的功臣变成了罪人，罪人则能变成功臣。辽宋文士作为其家族势力的兴起者，皇权政治对他们的认同与否定在家族的命运中表现得更充分。

结语：“异代”文士民族认同的歧义与歧途。

“异代”文士推动金朝皇权政治的确立，是为了营造能被自己认同的社会，更希望在自己营造的政治环境中得到认同，但金朝皇权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媾和，使非女真人的文士群体边缘化，成为被利用的“走卒”。文士在自己构建的政治认同中疏离了政治，皇权政治瓦解，女真人作为统治民族的特权消失，成为汉民族的一员，由此实现了民族融合，民族认同客观地发生了。

（二）主要观点

金朝是女真人为统治民族的政权，学术界称这样的政权为“北族王朝”，北族王朝的发展过程就是民族互动、认同的过程，即女真人认同“他者”，又被“他者”所认同。民族认同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汉化”，即中原输出汉文化、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单一过程。“汉化”仅谈出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结果，忽视了两个文化群体互动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使历史认识出现片面、简化，甚至概念化的倾向。

民族认同之路重在历史过程的研究，即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成过程。女真人学习汉文化与民族文化本位的构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看，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初衷是为了民族自树，女真精英分子也为此努力过，只是移居中原后，处于汉文化包围中，女真人的族群文化的构建不但徒劳且畸形。诸如创设女真进士科，不但没有达到复兴女真文化的目的，相反，女真进士科一方面致使女真人丧失“尚武”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破坏了科举选拔人才的神圣性。当然，女真人民族认同道路的选择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历史的际会，所以说，接受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被迫的，舍此无路可走，屡屡被人称道的“汉化”并不是北族王朝历史发展的首选和坦途。

“异代”文士是金朝发生民族认同的桥梁、中介，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集中地反映出认同与被认同的过程，即女真人认同“异代”文士，“异代”文士对认同做出一定的反应；反过来，“异代”文士认同女真人，女真人对被认同也有一定的反应。认同——反应，再认同——再反应。金朝的历史就在不断地认同、不断地反应中曲曲折折地向前发展。

（三）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实施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研究的是历史问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居主导地位。

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需要借助资料回到历史中，在历史存在中重新发现问题，即历史演进法；“民族认同”研究涉及面很广，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反省前人学术实践的得与失是必要的，即史学批评方法；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演绎的是女真人与文士及其所代表的汉文化隐喻下的汉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段历史文献记载的话语语义混乱，史料文本形成过程复杂，资料的解读需要做“古史辨”的分析，即历史符号学中的文本话语语义分析和文本形成制度分析等方法；“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研究的是辽宋文士进入女真社会后，文士与女真人两个群体产生互动关系，彼此认同与被认同的历史过程，符合“挑战—回应”的研究模式。围绕女真与非女真人的互动，即“我群”（In group）与“他群”（Out group）, “他者”视角十分必要，即跨文化比较法；辽宋文士群体与女真人群体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借鉴社会学、民族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四）学术创新

研究视角的创新。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也就是金朝的民族认同之路，从这里入手可以揭示出金朝历史发展的曲折及其特殊性。

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金朝历史凸显民族性，主要是女真族群发展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运用历史演进法回到历史原点，梳理历史过程，研究历史存在，重新发现历史，解释历史，还原历史的鲜活性，避免历史研究的概念化。

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对金朝开国历史有新的认识。通过研究女真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充分认识到民族政权建立之时，也是民族英雄出现的时候，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契丹阿保机称可汗、蒙古铁木真称大汗一样，因而提出阿骨打于收国元年（1115）称都勃极烈，天辅元年（1117）称帝建国，对金朝开国史研究有所建树；其次，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异代”文士作为金初重要的社会群体，在金朝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历史地位；再次，揭示出金朝皇权政治的特殊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