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掌故与小品

——祝《古今》创刊一周年纪念

《古今》自创刊至今恰好一周年了。我自第一期起直至最近，每一期都一字不遗地读过的。内容的好坏，早已有目共赏，无需我再来锦上添花。只是她既然和我发生了一点文字因缘，当此纪念大典，总不能不备份菲礼，送去点缀一下，而且也是表示区区的一点祝贺之意，于是便想到了这个题目。

一年来，《古今》所刊载的文字，虽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大体总以掌故和小品两类为多，因此想趁此机会，大略说说我对于这两种文字的浅见。

“掌故”这个名词，本来是汉朝一种官职的之称，是属于“太常”的；他的职司是“主故事”，因此凡是关于国家的故实，也称为掌故了。到了后世，这涵义又仿佛和“文献”两字相混。所谓文献，原本《论语》孔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这句话，注释的人道：“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命名即取其义，并且自己解释道：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序》）

我们再来看看《古今》的性质，其属于漫谈掌故的许多文字，大体都与马端临的解释相符。我虽不敢说有什么“历史癖”（“历史癖”三字，为胡适之先生所常言），却是非常喜欢看这一类记载。所谓“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尤为爱不忍释。《古今》多载这一类文字，正合于我的脾胃，而为我所爱读的主因。假如把这所谓掌故或文献的源流来研究一下，倒也可以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例证，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可比。现在且一说他的源流。

掌故职“主故事”，和史官所职相仿。《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旧事篇”一目，所载有《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二十五部，当是谈掌故的最早的书。又，杂传类载《三辅决录》《海内先贤传》等二百一十七部，也有许多和所谓掌故并无二致。《隋志》述“杂传之缘起”道：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馀皆略而不记。

这是说正史传记，为杂传所出。

这是说神仙怪异的传记，也是正史的支流，有不无可采的。我以为这些可以属于掌故的范围。《隋志》把它们一概隶入史部，其实是很对的。可是到了清代修《四库全书》，却把这些明明属于史部的作品，都改归子部小说类了。我们且把《四库提要》翻开一看，如杂家类杂说之属、杂纂之属，和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所列诸书，大抵有关掌故，足为史料，不仅是广异闻，资谈助而已。至于史部杂史类，那当然更是精粹的史料，全属掌故的性质。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作品，是不应该等闲视之的。《古今》一年来所刊载的，也有许多珍异的史料。如：《盛衰阅尽话沧桑》《康有为与梁启超》《谈王荣甫》《记严范孙先生》《曾国藩与左宗棠》《记金圣叹》《谈李慈铭》《谈岑春煊》《漫谈蟫香馆主人》《记金冬心》等等，实在多得数之不尽。我们读书，不但感到那些人物的伟大或有趣，而心向往之；即单以文章而论，也使我们够味了。将来出版得多了，我想可以汇编一部《掌故丛编》，嘉惠士林，大概《古今》二周或是三周纪念的时候，一定可以“乐观厥成”吧。

小品的文字，溯其起源，大概是作者因为许多高文大册，堂皇典丽的庙堂制作，实在看得厌了，所以想直书性灵，不拘绳墨，随随便便地写些出来，以供欣赏。这种作品，即在先秦诸子中，如庄列寓言，已颇有小品风味。魏晋六朝，骈俪盛行；而在骈俪之中，即有着很好的小品，世俗风行的《六朝文絜》，就是一部小品的结集。而刘宋临川刘义庆所主撰的一部《世说新语》，尤其是小品的极致。唐宋以下，苏黄最长此体。此后，便要到晚明了。晚明小品所以特别流行的缘故，恐怕一是因为时代杌陧不宁，二是因为前后七子提倡复古的反响。原来普通古文之所以不为我辈所喜，实在因那些东西卫道的气氛太浓；而浅陋空疏，言之无物，还是其次的问题。所以，晚明诸贤，一经首倡，便不约而同地起来反抗，造成了另一种风格。袁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说得很好：

自宋元以来，诗文芜滥，鄙俚杂沓；本朝诸君子出而矫之，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后也，剽窃雷同，如赝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为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竞皆鲜敷；如流泉壅闭，日归腐败，而一日疏瀹，波澜掀舞，淋漓秀润。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即方圆黑白相反，纯疵错出，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不朽。

这一段话，真说得透辟极了。然而晚明诸贤文章虽好，却也救不了宗社之墟；终于异族入主，这一派直抒性灵，不拘绳墨的小品，也告了一个结束。

三百年来，这种作风，几乎绝响，直到民国十六年后，于是“晚明的小品”，又忽然被文士们推尊起来，连我也趁热闹选注了一部，借酒浇愁，寄托了一些怀抱。那时的刊物，如林语堂的《论语》之类，也颇以此为号召，甚得社会人士的欢迎。后来《论语》停刊，继之而起的，又有《宇宙风》《人间世》《天下事》《人世间》等等，不一而足，都可以说是《论语》的变相，而以幽默小品倡导于世的。而那时候东方乐土，早已燃起了漫天的烽火，不久，那些刊物，一齐都消灭了。另一方面，则继“党八股”而起的，又有另外的一套，既非性灵，亦无绳墨，千篇一律，味同嚼蜡，人生几何，何以堪此！于是去今一年以前，才诞生了一种小品散文的月刊，那便是本刊《古今》。《古今》之问世，真是所谓“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她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京沪文坛时，立刻就销售一空，誉满士林。年来我们“性灵”的饥荒，由此可想而知了。而且还有一点，每逢到国难严重的时候，总有一般似是而非的“国粹保存家”，出来张皇叫嚣，一则曰尊孔，再则曰读经，三则曰宗韩，四则曰祧姚，五则曰……好像非此不足以言救国。而《古今》之创刊，也正是他们的一服清凉散。假使把袁小修称道袁中郎的话，拿来遗赠《古今》，也没有什么不配吧。（所以我上面要抄上这么一大段。）

文章已经写到了尽头，秀才人情，不离本色，于是胡凑歪诗四首，以表祝贺之忱。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