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传奇故事：

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一部名为《独悟庵丛钞》的书籍出现在市面上，该书辑录了几种少见的笔记著作，其中一种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书的名字很陌生，作者也不为人所知，篇幅不长，只有六卷，而且还残缺不全，少了后两卷。

但就是这样一本书，面世后竟大受欢迎，一纸风行，其后不断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印，人们争相传诵，如今已成为一部具有经典性质的文学名著。

最早刊印《浮生六记》的人叫杨引传，他也是《浮生六记》的发现者。杨引传（1824—？），原名延绪，号醒逋、苏补、淞渟外史、老圃，斋名独悟庵，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主要活动在道光到光绪年间，著有《独悟庵集》[1]。

杨引传与《浮生六记》的结缘十分偶然，他是在家乡苏州的一个冷摊上买到该书的[2]。据他介绍，自己得到的是“作者手稿”。此后，他曾“遍访城中”，寻访有关作者沈三白的信息，但一无所获。

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部书刊布出来。该书的风行证明了他不俗的眼光。我们今天能够阅读、欣赏这部书，真应该感谢这位杨引传，没有他，也许《浮生六记》早已失传，没有人会知道天地间还曾有这样一本好书。

书虽然刊印了，也很受欢迎，但喜爱《浮生六记》的读者并不满足，因为它缺少了后两卷。1935年，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

这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其中收录了带有后两卷的《浮生六记》，即所谓的足本《浮生六记》。“足本”是由一位叫王文濡的人提供的，据说他像杨引传当年一样，也是在苏州的冷摊上买到的。

王文濡（1867—1935），原名承治，字均卿，别号学界闲民、天壤王郎、吴门老均、新旧废物等，南浔（今浙江湖州南浔区）人。曾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等多家出版机构任职。编著、出版有《国朝文汇》《续古文观止》《明清八大家文钞》《说库》等。早在1915年，王文濡就曾将《浮生六记》收入其所编的《说库》中，由文明书局刊行，这是一个四卷本。

“足本”一出，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产生。后两卷的出现非但不能让读者满意，反倒引出了真伪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围绕着一本残缺的小书，竟然发生如此多戏剧性的故事，竟然有如此多的谜团，假如沈复在天有灵，看到这一现象，不知当作何感想。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人们逐渐寻找到一些资料，围绕《浮生六记》产生的一些谜团逐渐得到破解：

首先是作者问题。如今人们对沈复的了解虽然并不算多，但与杨引传当初得到《浮生六记》时“遍访城中无知者”的情况相比，还是要好多了。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记载沈复事迹的是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一书。该书刻于道光年间，在其卷五十有如下记载：“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稍后冯桂芬所撰的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六（光绪九年刊本）也有记载：“沈三白《浮生六记》。三白失其名。按无锡顾翰《拜石山房集》有《寿吴门沈三白诗》。”

这些记载语焉不详，加上其他一些零星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沈复形象仍然较为模糊。因此，对其生平事迹记载最为详细、可靠的资料还是《浮生六记》，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

尽管他描写的大多为其他人，但从中可见作者本人的主要经历和性情：他虽然读了不少书，学养深厚，但没有得到功名，常年以游幕为生，卖过画，也做过一些小生意。喜爱盆景、园林及远足，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多才多艺，为人洒脱达观，不拘小节。除了《浮生六记》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著述，其绘画作品有一些保存了下来。

其次是“足本”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基本解决，经过认真比对，研究者找到了“足本”后两卷的源头。那就是卷五《中山记历》系根据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改头换面，拼凑而成。李鼎元曾于清嘉庆五年（1800）作为副使出使琉球，《使琉球记》记载了他此次到琉球的所见所闻。

卷六《养生记逍》的来源有二：一是张英的《聪训斋语》，二是曾国藩的日记《求阙斋日记类钞》。据陈毓罴先生的统计，《中山记历》“全文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偷袭来的”，《养生记逍》则抄袭《聪训斋语》11条，抄袭《求阙斋日记类钞》8条[3]。

证据确凿，没有丝毫含糊的空间。那么，这个所谓的“足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问题出在那位提供者王文濡身上。遗憾的是，王文濡在“足本”刊行之前就已去世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知情人的现身，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显露出来。

1980年，郑逸梅发表《〈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一文，谈到当年王文濡曾想请他代笔“仿做两篇，约两万言”，但他没有答应。后来“世界书局这本《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版，那足本的六记赫然列入其中。那么这遗佚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撰，或托其他朋友代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于地下而叩问的了。总之，这两记是伪作”[4]。

伪作是王文濡请人代笔，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呢？到1989年，这一谜底终于揭开。这一年，王瑜孙发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指出“足本”后两卷的作者为黄楚香，酬劳为二百大洋。作者是从大东书局同仁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5]。至此，困扰了人们半个多世纪的难题算是彻底解决。

“足本”《浮生六记》的后两卷系后人的伪托，这已经被证实，那么沈复本人所写的后两卷原书是否还在世间，读者是否还能有幸读到呢？谁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一问题，也许有一天它会突然出现在江南某城镇的冷摊上，给读者一个期待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可遇而不可求，大概只能这样回答。

此外，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小问题，那就是沈复是否真的去过琉球？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确实去过，但不是在嘉庆五年（1800），而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与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同行[6]。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李佳言写有《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诗两首，诗的题目说得很明白，沈复曾随齐鲲出使琉球。

二

对一般读者来说，沈复和他的《浮生六记》应该不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还不能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文学名著那样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但喜欢它的人也是相当多的，甚至有“浮迷”之说。之所以要提到这些，是因为这本书能流传到现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说奇迹，主要有两层意思在：

首先，从作者沈复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的了解大体上不出他自己的《浮生六记》这本书，虽然还可以找一些其他相关的记载乃至他本人的画作，但大多语焉不详，所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

可以这么说，沈复留给后人的印象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描绘的自画像，这似乎也是他想留给世人的印象，虽然模糊了些。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文人不知道有多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虽然读过书，但没有获得过什么功名，自然也就做不了官，只能到处游幕，有时做点儿小生意，一生都在为生计而奔波。

二百多年过去了，那些曾和作者有着同样遭遇的千千万万名下层文人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中，即便是生前显赫的达官贵人们，人们如今又能记得住几个呢？但我们牢牢记住了沈复这个名字，并且把他写进文学史，让他和那些曾让其景仰膜拜的历代文豪们并列，相信作者生前就是做梦，都未必敢梦到这些。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浮生六记》。

有了这本书，平凡的人生一下变得不同凡响，这就如同蒲松龄之于《聊斋志异》一样。对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作家，后人理应献上更多的敬意，因为他们不是靠权势，不是靠金钱，不是靠家族，更不是靠炒作和包装，而是切切实实地靠着个人的真情和人格，靠着个人的才华和文笔名垂文学史册。他们生前没有得到过社会的认可，更不用说有成就感，古人所讲的立德、立功、立言，似乎都和他们无缘，注定在失意落魄中走过一生。对文学史来说，他们是纯粹的奉献者。

其次，从《浮生六记》这本书来看。它能流传到现在，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是一个奇迹。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主要是写给自己的，并没有藏之名山的雄心在。加上生活困难，似乎也没有刊印的打算。因此在作者身后的数十年间，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如果不是杨引传这位有心人在冷摊上偶然得到这部书，并将其刊印出来，我们今天很可能就不知道世间竟然还有这么一部书。

事实上，该书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缺不全了，本来全书也不过才六卷，几万字而已，还散失了后两卷，即三分之一。但就是这仅存三分之二的小书，刊印之后，却大受欢迎，直到今天仍不断被刊印，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各类版本按照有位学人的统计，至少有一百六十多种，可见其欢迎的程度。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该书也是一部残书，恰好散失三分之一，仅存八十回，但它照样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和魅力。它让我们看到，一部作品的流传、风行固然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最关键的，还在作品自身。说得极端一些，一部书的长短、完整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沈复和《浮生六记》的流传在中国文学史上代表的是一个规律，还是一个例外，但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身份极为普通的作者，写的不过是日常琐事，既没有金戈铁马，也没有江湖恶斗，更没有降妖除怪，一切都那么平凡，都是我们生活中可见到的人，会遇到的事。那么，为什么自发现《浮生六记》一百多年来，人们如此爱读呢？

在笔者看来，人们爱读的原因恰恰就在其平凡普通。唯其平凡普通，才不需装腔作势，不必矫揉造作，写的都是个人亲身经历的事情，都是个人刻骨铭心的感受。对那些厌倦了说教训斥、读腻了高头讲章的读者来说，它让人感到亲切、自然，从书中看到了自己，自然能引起强烈的共鸣。看看文学史上，有哪一位作家是靠喋喋不休、毫无新意的说教获得成功的。真情实感，平淡自然，这就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

时光已过去二百多年，《浮生六记》的价值也因历史文化的积淀而变得更为丰富多元。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它作为解读古代家族生活弊端的样本，比如俞平伯、林语堂、赵苕狂等人就是从这个角度解读的。

这种解读有其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可以给人不少启发。在这种角度的观照下，人们对书中的女主人公芸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主要是同情和惋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物写得特别生动、感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女性人物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实在是太少见了，这也是沈复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由于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芸娘之外，作者本人在书中展现的形象也同样值得关注。毕竟芸娘主要在第一、三卷中写到，而作者则活动在整本书中，他才是真正的主角。尽管后两卷已经失去，但从其题目及相关资料来看，仍主要是写作者本人的经历和见识。

即便是芸娘，这个最让读者牵挂的人物，她之所以如此可爱迷人，固然是出自个人的秉性，但也不能说与作者无关。正是作者可贵的开明、宽容和爱心，给她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并将其记录下来。尽管这个舞台实在太小了，时间也太短了。

可以想象，如果换成一个不解风情、俗不可耐的男人，比如《红楼梦》里的贾赦、贾珍之类，芸娘还能有这些逸闻趣事吗？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妻子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丈夫手里。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丈夫，就会有什么样的妻子。

是沈复培养和塑造了一位可爱迷人的妻子。当然这样的培养、塑造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芸娘的悲剧不能把账全算在封建礼教的头上，她自身的性格及为人处世的缺陷给自己，同样也给丈夫带来了很多麻烦。

感情生活之外，作者的其他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他是一位有个性的下层文人，从他对各地风景名胜的褒贬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社会地位不高，生活困顿，但他依然保持着难得的自尊，照样苦中作乐，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即便是在借钱回家的路上，也要顺道到虞山一游，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难能可贵，对每个有着类似不幸遭遇的读者都是一种激励和启发。

《浮生六记》虽然写了不少人生的苦楚和无奈，但字里行间丝毫找不到那种毫无节制的宣泄和哀怨，而且作者的享乐也不是醉生梦死，自甘堕落的。他不仅热爱生活，而且懂得如何生活，尽管生活贫寒，但充实而有趣。

看看他讲盆景、家居的那些文字，就可以知道，他绝非泛泛而谈，而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从写山川风景的那些文字，可见其独到的鉴赏眼光。他不喜欢苏州的狮子林，不喜欢扬州的五亭桥，不喜欢南昌的滕王阁，但并非故意在唱反调，而是能讲出道理，给人以启发。

对一部广为传诵的文学作品来说，仅有真情实感是不够的，还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尽管这种技巧读者并不一定都能明显地感觉到。《浮生六记》在这方面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全书恬淡从容，简洁明快，凡人真事，娓娓道来，看不到刻意雕琢的痕迹，事实上作者也反对这样做，其效果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人工而归于天然”。

字里行间，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记景，都很别致，这种别致背后显然有作者的苦心在。随意不是随便，这也是一种文学技巧和境界，没有多年的修炼，是无法做到的。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作者本人是一位画家，又开过书画店，这种艺术修养和知识背景可以从其对各地山川风物精当优美的描绘中看出来，达到了诗情画意的境界。真情实感，加上生花妙笔，成就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在作者身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仅仅二百多年的时间，沈复笔下的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荆州等，尽管地名还是原来的地名，但我们已如同置身于另外一个时空。

全书篇幅不长，但内涵颇为丰富，特别是对山川风物、街市民巷、节庆民俗的描绘，逼真，生动，如同一幅幅清新明丽的江南风物画卷，给人印象至深。它让我们看到二百多年前苏州一带平民百姓真实的生活状态，它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古今对比的感慨。对历史学家来说，它为研究江南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三

这样薄薄的一本残书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靠什么打动了如此多的读者？

总的说来，可以将此归纳为三个字，即真、善、美。

首先说真。“真”是《浮生六记》一书留给读者最为直观、感性的印象，也是其重要特色。书中写的都是作者本人的真实生活，流露的也都是其真情实感，无论是写人记事、写景状物，还是谈文论艺，大多不加掩饰，脱口而出，直抒胸臆。真意味着坦诚，意味着磊落，也意味着对读者的尊重，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

但要做到这些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闺房之乐，人人皆知，写伉俪情深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大多都是点到为止，如果将夫妻生活的细节以写实的笔法描绘出来，展示给世人，则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即使愿意，也未必有面对世俗非议的胆量。

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只有虚构的小说作品有这方面的描写，像《闺房记乐》这样的写法在自传性的文章中较为少见。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既描写了公婆和儿子、儿媳的冲突，也写到了兄弟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家庭悲剧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浮生六记》的真不仅大胆、直率，而且也是一种创新。

其次说善。“善”主要体现为作者的精神境界和品格。从书中的描写来看，他虽然身为寒士，靠游幕、经商维持生计，生活不时陷入困顿，但一直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妻子芸娘相互扶持，珍惜身边拥有的一切，共同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

他们根据自身的物质条件，追求生活的高品位，寻找生活的乐趣，为自己也为别人带来快乐。生活尽管清贫，但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充满艺术情调，其乐融融。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也深深感染、打动着读者。二百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作者写出了这种永恒的东西。

他们偶尔也有一些出格之举，但大多出于天真、浪漫的性情，不过是想活得更为自然、真实，更有情趣而已，哪怕是像现代人所说的作秀，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更不会伤害别人。但就是这样，作者夫妇还是和家族中的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受到社会的非议。芸娘，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

再次说美。“美”体现为作者高超的文学水准。书中所写大都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琐事，但读起来并不感到单调、沉闷，反倒觉得兴味盎然。这是因为作者很善于选择。尽管都是生活琐事，但他很注意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性格、情趣的场景，精心描绘，形象逼真，如在眼前，深得《世说新语》三昧。

写景状物更是作者的拿手好戏，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丰富经历。见多故能识广，对其间的得失都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的艺术修养。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又擅长丹青，因此能将自己的才艺融入到文学笔墨中。对每处景致，并不全面铺写，而是点出其特色所在，寥寥数笔，勾勒而出，精确而传神。行文间所显露出来的文学功力，令人敬佩叹服。

恬淡、素雅，这是该书的整体风格。作者文笔简洁、老到，但又不失生动、流畅，语言富有表现力。从表面看，作者似乎不加雕饰，随笔写出，如道家常，但实际上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都很用心，非常精致，效果正如作者所说的人工而归于天然。全书如同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有人将其誉为“小红楼”。可见它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并非偶然。

当然本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上面所说的三点，它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无论是文献的、文学的，还是其他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四

最后对本书的相关整理事宜作一个交代：

本书正文选用朱剑芒所编《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为底本，该书于193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刊行。之所以选用这个本子，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这个本子的校勘比较精，错误不多；二是它首次刊出了第五、六卷，是一个“足本”。同时还参考了其他三种整理本，即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罗宗阳校点的《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和金性尧、金文南所注的《浮生六记》（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本书的注释，内容包括一些难解的词语、人名地名、诗文典故等，只要读者大体能读懂的词语，就不再出注。对所注词语，简要说明词义，不作征引和发挥。

翻译以忠实于原著为原则，采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一方面紧扣正文进行翻译，另一方面则根据需要增删字句，加以变通。因为完全照原文直译，不仅很多地方难以翻译，毕竟白话与文言的表达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读起来也别扭。像《浮生六记》这样优美的文字，应该有较为通顺、流畅的翻译才是。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还参考了林语堂的英文译本（笔者使用的版本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受其启发颇多，这也是要说明的。

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书后还附录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可分为两部分，附录一是《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所刊的第五、六卷，尽管已有过硬的材料证明它确系伪托之作，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便于大家比较，看看《浮生六记》的文字是不是可以随便伪造的。因此也予以收录，只作注释，不再翻译。

附录二是晚清以降特别是现代人的一些品评文字，其中有不少写得相当不错，相信对读者还是有所启发的。对那些有志于深入研究的读者，也算是提供一些资料。

尽管笔者自问还算认真努力，但限于个人的学识和能力，书中可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断字不当，注释有误，翻译不确，等等，欢迎读者诸君随时指出，以便将来再版时予以更正。

苗怀明
2018年3月

[1]参见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玉生言志》条的相关记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至于杨引传购得《浮生六记》的时间，不少人系于光绪三年（1877），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只是《浮生六记》首次被刊印、杨引传写《浮生六记》序的时间。结合相关记载来看，从冷摊购得的时间至迟应在同治甲戌年即1874年，也可能就在这一年，因为这一年近僧潘麐生已从杨引传那里读到该书，并写了序言和十首诗。

[3]以上见陈毓罴《〈浮生六记足本〉考辨》，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4]郑逸梅《〈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读书》1981年第6期。另参见其《〈浮生六记〉的伪作》，载其《清娱漫笔》，上海书店1982年版。

[5]王瑜孙《足本〈浮生六记〉之谜》，1989年9月26日《团结报》。

[6]参见陈毓罴《〈浮生六记足本〉考辨》一文的相关考证，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