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T共进下午茶：尼尔森•坎宁安

采访者：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刘波

在国际贸易领域，2018年注定将是不平静的一年。

自从在选战中宣称要让中国“守规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甚至发生贸易战的猜测，就一直挂在媒体和分析人士的嘴边。尽管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里，中美经贸领域相对风平浪静，但最近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以及美国贸易“鹰派”的更加得势，似乎让人嗅到一丝山雨欲来的味道。

扑朔迷离的形势需要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解读。尼尔森•W•坎宁安（Nelson W. Cunningham）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麦克拉迪联合咨询公司（McLarty Associates）的总裁兼联合创始人。他曾在美国政府内任职，担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西半球事务特别顾问（注：本文题图为坎宁安与克林顿的合影），以及白宫行政办公厅的总法律顾问（General Counsel）。在此之前，他还有在约瑟夫•拜登、鲁道夫•朱利安尼、约翰•克里等美国政治家麾下任职的经历。他经常就外交政策、政治等议题在美国媒体上发言。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问题，他代表着一个值得倾听的声音。

我的采访直入主题。我首先问他，为什么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年里，中美在经贸这条战线上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很激烈的冲突。坎宁安认为，这是因为，每一任美国总统在第一年里都要确定政策的优先顺序。特朗普最优先处理的议题是朝鲜，他认为这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所以在第一年里并没有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贸易行动。特朗普努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起良好关系，以共同应对朝鲜危机，贸易问题的次序排在后面。但是，考虑到特朗普对北美、欧洲贸易问题的关注，他对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会让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在本次采访之后不久，特朗普宣布的钢铝关税，已经印证了坎宁安的说法。坎宁安认为，特朗普希望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让中国配合美国应对朝鲜问题，而在贸易问题上施压正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问道：把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挂钩，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做法吗？很多中国专家都觉得这是不专业的。坎宁安表示赞同——美国专家也这么认为。但问题是，特朗普喜欢做交易，喜欢拿不同的东西来交换，所以他觉得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可以交易的。特朗普会确定政策优先顺序，如果他认为朝鲜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他就会利用贸易问题来逼迫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这种排序究竟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成功的排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那么，这与特朗普作为商人的某种本性有关？坎宁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特朗普喜欢做交易，他可以不管外交政策专家的看法，而采取自己的行动。为了达成交易的目的，他并不在乎把贸易和安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议题放到一起。

那么这种行动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内，还是在双边的层面上进行呢？坎宁安觉得二者都有，作为一个务实的人，特朗普将会利用各种工具，而且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于在两个层面可以采取的行动也都很熟悉。同时他提醒，我们也须看到的一点是，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他不喜欢WTO，不喜欢像WTO这样的多边组织。特朗普利用WTO的救济方式，并不意味着他为WTO背书。

坎宁安甚至提出了一个更灰暗的可能性——特朗普可能最终会不愿美国继续呆在WTO里边。近年来，尽管特朗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由于WTO规则的限制，特朗普对墨西哥采取行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提高关税的幅度受限，一旦他认为自己受到了WTO的约束，他甚至可能考虑退出WTO。目前，特朗普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对退出WTO可能性的讨论。所以可以设想这种前景：特朗普会为了提高自己的行动自由度而考虑放弃WTO。

赴美投资遭遇阻碍，也许是萦绕在一些中国企业家心头的问题，我问坎宁安，中企到美国投资会变得更加困难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中国的情况切入：很多美国企业觉得到中国投资面临着壁垒，既包括以成文法规形式构成的壁垒，也包括企业投资时遇到的现实困难。

那么中国方面存在的这种所谓的“壁垒”是指什么呢？坎宁安回答道，中国在很多行业规定的49%的所有权限制，影响了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而美国并不存在类似规定。中国政府还在要求强制性的技术转移，像这样的政策也不存在于美国。所以这就带来了一种可能性：除了对中企在安全等方面的审查之外，美国方面可能还有人建议对中国出台对等性（reciprocal）的投资限制措施，例如，像中国一样，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比例设置上限。尽管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这么做，但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结束这些限制怀有的耐心日益缩小，所以在商业界和政界，都有人在讨论启动对等投资限制机制，以迫使中国对来自美国的投资更加开放。尽管美国一直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但现在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商业界对中国减少限制的速度太慢所产生的挫折感也很强烈，这种情绪可能导致一些更严厉的政策建议出台。

这是因为，特朗普的当选只是一个征象（symptom），它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存在的一些合理担忧（legitimate concern），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一些人要求采取措施应对全球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而特朗普正是这股潮流的一个表现。“我不认为这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问题。美国企业界对这些问题的担心，比如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将长期存在，”坎宁安说。

我把话题转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上：特朗普退出TPP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吗？坎宁安坚定地肯定：TPP原本可以在整个亚太地区提升贸易的标准，同时也能鼓励像中国这样的没有加入TPP谈判的国家同样提升自身贸易标准，可以给占全球经济40%的国家建立起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而特朗普退出TPP事实上使力量平衡变得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我不认为这是他原本的意图所在，但退出造成的影响就是这样。”

特朗普退出TPP等行为表明，他对全球化可能没有多大兴趣，他在口头上也在不断攻击全球化，那么，中国会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坎宁安认为，从习近平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来看，习近平很聪明地利用了全球化措辞，在美国后退一步的时候向前走一步，这是一种很明智的策略。奥巴马时期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气候变化合作协议，中美在伊朗核协议上的合作，都是很多美国人乐见的，这是中国在展现领导力。但坎宁安提醒，也需要考虑“全球领导者”的定义是什么，因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一种以规则、法律和透明性为基础的秩序，中美两国应该就相关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发挥全球领导力。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里，除了“贸易战”没有全面开打外，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也没有变成现实。我问道，今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良好，这是特朗普的政策的功劳吗？坎宁安觉得不一定，因为整个世界经济都表现得很不错，美国经济出现强劲态势也是情理之中。不过，特朗普在2017年底通过的减税法案对企业界很有吸引力，这增强了企业信心，“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真实的信心，还是仅仅是一种甜蜜冲击（sugar rush），不知道这种效果会不会持久。”因为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只有在经济状况不佳时才应该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表现良好时刺激，很可能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放在五六年前，降低公司税肯定对促进经济复苏有好处，但今天这很可能导致“过度刺激”，同时可能使收入分配不均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更进一步地问，美国舆论在减税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是不是社会两极分化的另一个症状？坎宁安认为，两极分化当然是在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悲观的画面：左右两派的美国人看不同的电视频道，阅读不同的媒体，甚至政治派别不同的人不相互通婚，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州和社区，不相往来。一般而言，人们可以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的观点，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难以对“事实是什么”达成一致，不同人眼中看到的事实就是大相径庭的，这导致在各种问题上共识很难达成，决定很难实现。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

比如说，坎宁安曾为克林顿、拜登等民主党政治家工作，在他看来很清楚的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且原因是人类活动，但很多共和党人面对同样的资料却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看到具有逻辑连贯性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资料，却不得出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结论。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否认这一点。”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解决无知的办法是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言论、观点和多元化见解出现，真相就会脱颖而出。我至今依然相信这一点。但现在‘言论自由’变成了‘我只看到我的言论，你只看到你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言论的多元化、发声渠道的多元化，造成的结果反而是真相越来越难以脱颖而出。我认为对于自由民主派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但我依然坚定地相信美国社会的韧性。19世纪的美国内战期间，数百万人在自相残杀中死亡，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两极分化绝对没有当时那么严重。我们此前也见证过很两极分化的时刻，但最终我们都能度过危机，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具韧性。我仍然大体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很清楚美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

“你认为美国社会的问题是‘政治正确’太多了吗？”我这样提问，因为在今天中国的网络上，对西方“政治正确”的嘲讽和抨击连篇累牍。“No，No，No,”坎宁安连续说了三个No。“我认为那些抱怨政治正确的人的头脑里有即使他们自己也羞于公开表达的言论，他们希望社会能准许他们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评论黑人、同性恋者或女性，但这么做是不对的。‘政治正确’会过度吗？难道公正会过度吗？对他人的尊重会过度吗？我不这么认为。美国社会的问题也许是尊重太少、公正太少了，而不是相反。”

令我欣然的是，这也是我强烈坚持的观点。

（注：作者邮箱是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