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当代，金庸小说无论是作为大众文化现象还是文学现象，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金庸作品经典化的思潮。在大陆，最早关注并研究金庸小说的是陈默，陈默提出了金庸小说中“成长”的问题，试图以此提高金庸小说的文学品味。但是，陈默的研究，整体看来还处在对作品的鉴赏。紧接着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者是严家炎。严家炎不仅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课程，而且出版了专著《金庸小说论稿》。在《金庸小说论稿》中，严家炎以专题的形式对金庸小说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不少专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关于金庸笔下的“义”、金庸笔下的“武”、金庸笔下的“情”以及对金庸小说现代精神的论述。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严家炎专门论述了金庸小说的新文学根底，并将金庸的小说誉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可谓推崇备至。随后，对于金庸小说的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作品研究、主题研究和文化研究几个方面，是在严家炎研究基础上的一种细化和深入，缺乏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金庸作品的基础上，有些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金庸本人，出现了多种版本的金庸传记，在这些传记中，以傅国涌的《金庸传》材料最为翔实，但是，傅国涌的传记着眼的是金庸的整个人生，关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历程和发展缺少相应的探索。另一本影响比较广泛的传记作品是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庆东的《金庸评传》，但是，平心而论，该书不仅没有新的资料，而且缺乏历史的线索，基本是对金庸作品赏析的一个汇编，很难称得上“评传”。总的来说，关于金庸创作历程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在努力将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思潮中，范伯群的研究虽然并非针对金庸小说，但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范伯群作为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在研究通俗文学经典化之路时发现，宋词、话本小说、戏曲以及明清的章回小说，最初都是作为通俗文学出现的，早期，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不屑一顾，但是，随着创作成果的积累、成就的不断提高，这些文学形式已经无法视而不见，这时候，士大夫阶层却又转过头来将其奉为经典。应该说，范伯群的观察基本符合文学史发展的事实，但是，在解释这个事实的时候，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解释不了为何通俗文学会逐渐取得重要成就。其实，通俗文学取得重要成就并逐渐被士大夫所认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向士大夫的文学学习，并且出现了把这种通俗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作家。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词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词最早起源于隋唐之际，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文学，其代表性的作品为《敦煌词》。但是，词产生以后，在士大夫中产生的影响很小，现在能够看到的较早的文人词作是记在李白名下的两首词作，但很多人对这两首词是否为李白所作是打着问号的。第一个致力于作词的文人是中唐的张志和，可惜，今传的作品也仅仅五首，表现手法、内容也没有大的突破，显然引不起更大的关注。晚唐出现了著名词人温庭筠，开启了花间一派，这些人的词作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但内容上过于琐碎，很难表现更为丰富的人生内容，也没有对词这种艺术形式起到根本的提升作用。真正提高了词这种文学形式地位的是李煜、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人。他们或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或扩大了词这种体裁的表现能力、丰富了表现手法，或者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从而使词真正能够成为与诗歌并列的艺术形式，并成为宋代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但是，这些人提高词的艺术地位的方法，恰恰是不断向士大夫的高雅文学学习，苏轼的以诗为词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都是将传统的文学形式的元素吸收到词中来，因而才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文学品味，由此提高了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整体地位。

金庸被许多人看作是提高了武侠小说这种通俗文学形式地位的作家，其中的秘密也正是不断学习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不断扩大武侠小说表现能力和表现范围。金庸的小说最初和梁羽生一样，描写的是侠客的故事，其中虽然也有现实生活的微弱影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性的表现。这时候，他借助民间传说和历史传说，使他的侠客们附属于一定的政治力量，侠客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政治生活，陈家洛和他的红花会追求的反清复明，袁承志和他的朋友们最初希望帮助闯王李自成推翻明朝的统治，推翻明朝统治后却发现李自成不过是另一个封建帝王，最后只好远走海外。在这两部作品中，虽然有爱情描写作为点缀，但共同的政治追求无疑是爱情的基础，可以说，金庸最初的创作，延续了传统武侠小说侠客们帮助清官除暴安良的主题，只不过，现在，侠客们服从的不再是某一个清官，而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家国，因而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但是，金庸很快就突破了这一个阶段，而转向了对侠客们人生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金庸小说真正第一次转向人物形象塑造，应该说是《飞狐外传》。不过，对于胡斐形象的塑造，还是从观念出发的，正如金庸在三联版后记中所说，胡斐这个形象的塑造，来自孟子对大丈夫的表述，即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标准——美色不能动。但是，到了《射雕英雄传》，金庸在塑造郭靖这个形象的时候，显然就融入了自己的现实人生感受，描写了郭靖的成长过程。到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不仅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而且涉及更多的人生问题。需要提及的是，在“射雕”三部曲中，金庸开始塑造一些具有一定人性深度的反面人物形象，比如欧阳锋、李莫愁、成昆等，尤其是在《倚天屠龙记》中塑造出了谢逊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提到对人性的开掘，金庸这一段还有一部无法忽视的作品——《连城诀》，血刀老祖、刘乘风这些复杂的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阶段，小说从题材到内容以至人物形象的转变，都显示了金庸在传统通俗小说的基础上，向严肃文学学习的坚实脚印。但是很快，金庸又将武侠小说的功能开拓到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上来了，《侠客行》中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自大成狂的故事会令很多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而《笑傲江湖》中对日月神教、五岳剑派以及华山派的描写，显然有更多的现实社会的影子，《天龙八部》中星宿派的描写，同样不乏现实社会的影子，只不过，作者开始试图用佛教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这一个阶段，金庸把武侠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迄今尚无来者的高度，其所依仗的，仍然是新文学的营养，但是，他是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在表示现实社会的内容，在热闹的武侠故事背后，能够引起读者深长的思索。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致力描写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中国，作者把这部小说称为历史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还有点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完成了对整个武侠小说的颠覆和解构。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我们把金庸的小说创作划分为几个阶段来考察和论述，力图揭示出金庸小说在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发展，从而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做出更为深入和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本书力求结合金庸小说创作发展的实际历程，结合金庸本人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尤其是金庸作为一个报人带来的思想上的发展变化，仔细辨识金庸以武侠小说为出发点所做的探索和突破，力争对金庸每一步的探索和突破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我们还试图把金庸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深入研究金庸的人际交往，考察金庸和朋友之间，尤其是和梁羽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和同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家，主要是梁羽生和古龙进行比较，以彰显金庸小说的探索和突破。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按照金庸创作的实际过程，以时间先后为序，进行分析和论证。考虑到金庸小说从连载到出版，中间进行过较大程度的修改，有些探索和突破可能会在作品中出现反复，其实，即使没有经过修改，作家的创作也会出现反复，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只描述和指出，不强行比较和做出价值上的判断。我们希望，奉献出来的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一定可读性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