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族性的想象构建

加拿大人对民族身份的关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人对民族身份的追求主要聚焦在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追求加拿大统一身份形象的“加拿大性”上。而20世纪70年代，对统一的“加拿大性”的追求被认为是白人文化的单极霸权主义表现，它忽略了加拿大内部构成（如移民文化和土著民族）的巨大差异性和多元性。随着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加拿大的身份政治逐渐转向对民族身份多元性的弘扬和凸显。从《浮现》到《神谕女士》，再到《人类之前的生活》，阿特伍德的作品体现出从自我/他者的对立转到对民族身份的内部多元化和差异性的描绘。在1993年出版的《强盗新娘》中，阿特伍德的民族性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部小说不同于《可以吃的女人》和《神谕女士》的地方在于，它讲述了三个女主人公的故事，这种叙事技巧上的变化本身暗示了加拿大人身份的多元性，摒弃了以前小说中对统一和稳定自我的追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强盗新娘》把女性自我和虚构性相互联系起来，强调了自我的建构性和不稳定性，这反映了加拿大身份的构建过程本身。

在政治和文化上，随着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深入和对差异性的弘扬，如何定义加拿大性成为后民族主义和后结构理论背景下的一大热点。除了基于共同的血缘、种族、文化及语言等因素外，人们开始把加拿大想象为一个“对多元化、去中心结构、边缘等现象强烈敏感的自我构建的社会”（Ramsay 6）。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个体自我定义和认同的源泉，构成稳定性社会认同的主体。然而后殖民时代的加拿大逐渐成为一个“想象的社区”，一个“对中心和边缘二元对立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产物”（Ramsay 7）。这种想象性的民族性呼应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安德森指出，对一个民族的理解可以基于想象，成员不一定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也不一定系出同源，只要共有某些核心价值，生活在同一个政体下，民族的概念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Anderson 5）。

在《强盗新娘》中，女主人公之一托尼（Tony）的身份困惑呈现了加拿大人对殖民身份的抗拒。作者借助托尼的反叛故事凸显了身份的自我构建性。和《神谕女士》一样，《强盗新娘》重拾母女关系，并把它赋予社会象征意义，以托尼和母亲的关系暗指加拿大和英国宗主国的矛盾联系。母女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既是家庭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使小说成为后殖民主义的社会隐喻文本。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阿什克罗夫特所指出的，对于像加拿大这样的“定居者—殖民者”社会来说，自我/他者的对立被“类比为帝国霸权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Aschcroft 148）。在小说中，托妮的母亲是一名英国人，她总是试图以英国的方式教育女儿，然而托妮却是处于青春期的极具反叛性的少女。托尼的母亲非常厌恶女儿的加拿大口音，认为她和父亲的口音“太平淡”（164）。母亲甚至拒斥加拿大身份：“对她的亲生母亲来说，托尼就是一个外国人。”（164）这种对立的母女关系形象地描绘出加拿大与英国之间那种既有亲缘传承又充满对立的矛盾状态。同样，托妮也视母亲为敌人，她“随时注意对方的任何敌意行为，就像一个外国人一样不停地做出错误的举动”（164）。托妮和母亲的对立不仅象征加拿大和“母国”英国之间的冲突，也是历史身份与现实身份构建的冲突，是过去与未来的冲突。例如，在托尼的记忆中，母亲对代表加拿大文化的滑雪橇一无所知，她对加拿大的理解不外乎“英国人对加拿大的浪漫的理解”（153）。她对自己嫁到加拿大的历史甚至表示出强烈反感，并认为这是一段耻辱：“她是被迫的，是在胁迫下来到这里的，是被托尼的父亲像战利品一样偷运到这里来的。”（145）她眼中的加拿大是“一个极度无聊的社区，目光短浅的土里土气的边缘城市”，整个加拿大“一会儿太热，一会儿太冷，有时很大，有时又很小”（145）。相反，代表加拿大的女儿托妮（Tony）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对自我进行独立构建的愿望。她对母亲的反抗暗喻加拿大对英国殖民地身份的拒斥。托尼为自己想象出不同的身份，并把自己的名字反着拼写为伊诺特（Tnomerf Ynot）。这个类似“俄语或火星语”的新名字无疑是对加拿大殖民地历史的反写。托尼对姓名和身份的反叛让人联想起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帝国反写”策略，也就是后殖民时代民族对帝国中心的逆写。通过这种抗拒性手段，前殖民地文化不仅实现自我定义，宣布自我为中心，甚至“颠覆性地质疑欧洲和英国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基础，挑战了把世界按照中心和边缘对立的那种世界观”（Aschcroft 32）。

尽管加拿大并不完全与第三世界前殖民国家状况相同，但它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文化问题，如移民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进口文化和语言”对土著文化的压制、英法后裔移民如何对待母国文化和传统、如何拒绝做“美国的卫星”（Clarke 39）等等。这些问题使知识界自然把加拿大和殖民主义国家境况相比。例如，文论家哈琴（Linda Hutcheon）特别指出，欧洲殖民化对本地文化建构的影响、加拿大的移民人口从西印度群岛、亚洲各国带来的“对殖民主义的尖锐的敏感性”（Hutcheon，“Circling the Downspout of Empires’”159），再加上来自美国的文化殖民，这些因素使人们愈发注意到加拿大“殖民主义状况的双重性”（Hutcheon，“Circling the Downspout of Empires’”160）。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强盗新娘》中，阿特伍德借助托尼的反叛传达了加拿大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抗拒和自我表达的声音。殖民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殖民话语体系的臣服，通过对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的话语绑定，被殖民者被他者化（othered），其主体被消解。因此，后殖民身份的树立需要采取一种抗拒式的文化叙事，通过建立关于自我的话语结构来抵消殖民者的文化碎片化，挑战殖民话语秩序。

在《强盗新娘》中，托尼对姓名的颠覆暗示了后殖民时代主体对中心—边缘逻辑的反抗和对现实的积极建构。母亲象征着来自欧洲的秩序和中心视角，她对加拿大的鄙夷无疑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托尼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迪芬（Tiffin）所说的“对帝国的反描写（De-scribing Empire）”，这是对“欧洲历史化”表征霸权的颠覆，是对“历史的复原”（“Introduction”9）。实际上，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借用母女关系的对抗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文化暗喻，把托尼的话语抗争升华到了文化象征层面。例如，在学校里，老师把托尼的左手反绑，逼迫她使用“正确的”（right）右手（right hand）书写，而她却在暗地中学会了熟练运用左手书写。她的左手代表了另一个自我，一个和官方、和正式意识形态、和教育体制相背而驰的双重自我。不仅如此，她还学会了按照从右往左的顺序写字，并把歌词颠倒过来演唱。这种反叛性行为具有强烈的后殖民意味。正如迪芬在《后殖民文学和反话语》（“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一文中所说：“后殖民文学/文化是通过抗拒性话语而非同一性实践构建的，它通过确立一种反话语策略和领域来挑战主导话语。”（96）托尼也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进行反抗，创造历史并重构自我，推翻了关于自我根源的叙事。在她私下的语言中，一切词汇都被颠倒了过来，并逆序说话。例如，“橘子坚果面包片（orange nut loaf）”成了faol tun egnaro，“桥牌俱乐部”变成了Bulc egdirb，等等。对她来说，自我是一个历史过程，颠覆语言和叙事就可以推倒历史，重构自我：“历史是一个构建物，她告诉学生。从任何一点进入都是可以的，而且所有的选择都是任意的。”（4）作为一个历史教师，托尼学会了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构建历史，在战争演习室的沙盘上，她推倒历史，重演战争，并逆转了胜负历史。现实中的一切都是断层、错位的叙事，她必须“拥有自己的小小的历史”（187）。在自己建构的想象现实中，伊诺特变成了一名“横扫草原的野蛮部落的首领”（166），和加拿大土著部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体现出作者对加拿大后殖民状况下自我身份构建的深层思索。阿特伍德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本真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但我要站在自由创造一侧。”（Morris 140）而托尼在此就是自由创造者的化身，通过建构创造性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关于自我的国家身份的表征。正如豪威尔斯所说，《强盗新娘》就是“对盎格鲁—加拿大的本真性神话的挑战”，它揭示了“关于移民和文化错置的隐藏历史，是关于分裂主体、错置身份、重新创造和重新命名的故事，小说中处处体现出一种他者化和没有归属的感觉”（Howells，“The Robber Bride or, Who Is a True Canadian？”90）。

在小说中，除了托尼的身份构建故事，阿特伍德还借助另外三位角色凸显了加拿大人身份的流变性和居间性，以此强调个人身份的想象构建，展现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想象性。作者强调了身份的“自由创造性”，对关于文化渊源的“本真性”发出了挑战，展现“身份的非固定性”（Howells, Margaret Atwood 90）。小说中所有角色都面临着身份的分裂性和多重性问题，这是加拿大多元文化和后殖民时代移民文化背景下混杂身份现象的客观体现。例如，西尼亚是战后加拿大移民的典型象征，她和另外三位女人展开了情场战争。作者巧妙地用女性主义的视角颠覆了格林童话中的《强盗新郎》故事，把小说中托尼的男友和丈夫韦斯特象征性地描写成一个权力和身份受害者形象，他实际上代表了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强盗新娘》同样是一个多主角、多意识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所有角色都面临着自我的异化和分裂，她们和自己的社群、家庭和民族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隔阂和认同危机，因此她们都为自己虚构出不同的身份。例如，恰里斯告诉我们，她“错误地成为了父母的女儿”，就像所有加拿大人不断地探求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过程一样，“必须不停地寻找，必须找到他们的父母并和他们相认”（33）。恰里斯形同孤儿，断绝了她和家族、和民族历史的联系，甚至“不敢确信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否真的是夫妻”（262）。她进一步幻想自己分裂成两半，淹死了名叫凯伦的另一半，保留了名为恰里斯的现实身份。同样，罗斯是一个半犹太半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家庭后代，她面临精神和身份的分裂，并多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最具意味的是，小说几位女主角的父亲要么因各种原因死去，要么对女儿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这象征着后殖民历史时期的加拿大对欧洲渊源的某种“遗忘”和对现实身份的构建。罗斯也不例外，她和恰里斯一样象征性地失去了父亲。她的本名叫罗瑟琳达·阿格尼丝·格林伍德，但现在改为罗斯·格伦伍德。父亲对她来说是个遥远的传说，一个“巨大的未知空白”（358）。罗斯代表了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身份的居间性，因为她“既不够天主教徒资格，也不够犹太教资格”（387），是个“怪物、混杂体、混种人”，是个“外国人”（388）。她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在过去和现在的夹缝中悬浮着。这种身份状况自然令人联想到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混杂性身份（hybridity）”概念（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父亲把罗斯送到一个犹太人夏令营度假，他觉得这是“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社区的正确的事情”，但罗斯却觉得自己是个“冒失的闯入者”（388）。用巴巴的话来说，罗斯存在于一个“第三空间”，也就是加拿大作为欧洲前殖民地和新族裔移民社区之间的交接文化地带。在这里，关于身份的话语解释创造了一种模糊性。也就是说，这种身份“话语的意义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36）。不仅罗斯具有模糊的身份，她的两个叔叔也分别持有多个护照，都戏剧性地拥有一个含混的身份：“‘我是匈牙利人，他是波兰人，’乔伊叔叔说，‘我是南斯拉夫人，他是荷兰人。这张护照上写着我是西班牙人。你爸爸呢，他有一半德国人血缘，另一半呢，就是犹太血缘了。’”（377）的确，小说中所有角色都表现出文化上的混杂性和后殖民主体的差异性，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是一样的，却又不完全相同”（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86）。对于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加拿大来说，脱离英国殖民身份的加拿大身份定位事实上体现了“原殖民地文化无法用一个单一和均质的形式复制自身”的现象（Gonzalez 61）。因此，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表现出一种“含混性”和歧义性，进一步揭示了身份的流变性。

需要指出的是，《强盗新娘》中无处不在的身份流变性并非归属感的虚无，而具备了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世界性，这进一步凸显了加拿大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内涵，体现出阿什克罗夫特（Aschcroft）所说的身份的“综合性（syncreticity）”（33）。换句话说，阿特伍德所塑造的身份的流变性成为创造力的表现，个体的身份不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和周围发生广泛联系，在不断的定义过程中发生转变，最终具有多重性和居间性。例如，沙尼塔是小说中唯一的黑人，她的身份也不断地发生变换，通过自我的重构展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身份的流变：“有的时候她是奥吉布瓦人或者是玛雅人，有一天她甚至是西藏人。她想成为谁就总是可以成为谁。因为，谁能看出差别来？”（57）沙尼塔的这种居间性变换能量就如同她的肤色一样“分不清什么颜色，既不是黑色，也不是棕色和黄色”（57）。

阿特伍德在小说中不仅着重描写了族裔的多元性和交杂性，而且对英裔加拿大人的身份困惑做出了描绘。小说多次描写了恰里斯对自己陷入“作为一个白人的泥沼”的困惑和对沙尼塔的羡慕。通过对不确定性身份的描写，阿特伍德并非意在凸显身份认同的缺失，而是要强调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文化交互性，强调文化归属的重合和多元归属。这种“文化居间”现象突破了单一民族身份的束缚，就像小说中恰里斯一样，总是一个“漂移者”和“流浪者”，永远处于“转瞬即逝”的状况之中，这是对加拿大民族性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暗喻（217）。加拿大文化的异质性和地方归属性的易变性质使得民族身份成为一个游移的文化象征，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空间，而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的位移则使得多元民族性所表现出来的居间性更加错综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消解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

当然，阿特伍德作为白人主流文化的代表，并非以少数族裔的视角描写身份的彷徨，而是把这种身份的不明确性和想象构建描写为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正如她在《幸存》中所说：“加拿大是一种思想状态。”（Survival 18）就连她笔下的白人角色也都面临着自我的不断演变。例如，托尼的丈夫威斯特（West）的真名是斯图亚特（Stewart），但是由于他讨厌斯图（Stew）这个昵称，托尼“就改称他为威斯特，尽管她知道他的名字倒过来就是维茨（Wets）”（16）。针对这种身份的颠覆和流变，托尼的解释是：“一切历史都是倒着写出来的……逆写的历史。”（127）加拿大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通过反写强调了民族身份的创造性而非单一的继承，从而具备了“改变现实秩序的本质”的能力（Aschcroft 32）。

阿特伍德对女性身份流变性的描绘展现了民族—国家和性别身份的动态平行。通过对动态身份的描写，作者运用想象颠覆解构了殖民时代关于价值和权力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这也是女性主义写作和后殖民主义写作的共通之处。正如《强盗新娘》中沙尼塔所说：“就连真实的事情看上去也都像构建物……或许，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民族身份的意义吧。他们借助服装、背景和道具来（展示民族身份）。”（88）在此，阿特伍德革命性地赋予民族性身份构建某种戏剧性，把身份和想象、表演相联系，突出了民族性的主观构建过程。民族身份如同戏剧一样，借助不同的道具、背景安排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发展着。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明确地指出了后殖民时代文化接触的本质。他认为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演性（performativity），对于身份差异的表征绝对不能被解读为预先设定的处于某种固定传统之内的民族/族裔或文化特征，而是一个复杂的、不断调整和进行中的“协商过程”。这种身份的“表演性”意味着“人们通过表演行为把自己展现为表义过程的主体的能力，而主体必须擦除先前任何关于自己起源的民族的存在痕迹”（Bhabha 145）。从现实意义上看，通过沙尼塔的表演性身份的想象，阿特伍德展现了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通过努力寻求改变身份条件状况的行为”（Carey-Webb 104）。巴巴运用了一个“意象鲜明的戏剧词汇”来展现身份定义和话语表义过程的“创造性”（Thrift 131）。与此类似，对小说中的沙尼塔来说，加拿大身份的表演性也正在于它的“表演时刻，它总是充满了可能性、生产性和主动性”（qtd.in Thrift 131）。

阿特伍德将民族身份的创造性和叙事的想象构造相联系，把叙事、文本写作和社会现实有机结合了起来。加拿大著名的后现代文学家罗伯特·克罗奇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根本没有身份，除非有人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虚构使我们成为真实”（Kroetsch, The Lovely Treachery of Words 63）。同样，霍米·巴巴在《民族与叙事》中认为：“民族就像叙事一样，在关于时间的神话中失去了起源，并且只是在人们的头脑想象中完全展现全貌。”（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1）阿特伍德的小说和霍米·巴巴以及罗伯特·克罗奇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作者运用女性主义叙事的形式，通过展现女人的流体性自我构建，凸显了加拿大民族性的想象构造。豪威尔斯指出，在《强盗新娘》中：

阿特伍德透过加拿大英裔民族的身份叙事表层检视了出生在二战之后并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多伦多的三个白人女性的生活。她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了移民和文化位移的隐藏历史，看到了分裂的主体、错位的身份、再次命名和再次创造，看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他者感和归属的缺失。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阅读《强盗新娘》让我们看到……白人主体性的瓦解。这对于加拿大的非白人主体性来说非同小可，不是对他们的文化经历的简单化描绘，也不是记叙他们的“否定性他者化过程”，而是突出再现了阿特伍德借用小说形式对主体性的重现方式。她把主体性阐释为不固定的身份，这样，小说就解构了加拿大白人本真性的神话，并阐明了在任何身份建构过程中差异性的关键作用。通过这种叙事策略，阿特伍德揭开了隐藏在过去表层之下的秘密。（Howells，“The Robber Bride or, Who Is a True Canadian？”90）

的确，在《强盗新娘》中，叙事和讲述行为结合得天衣无缝，共同服务于身份的想象构造。《强盗新娘》是一个多视角、多意识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它分别以三位女主人公为视角展开叙述，展现她们的身份困境。她们的身份如同变色龙一般不断发生流变，在虚构与现实中进进出出。小说中最能代表身份的叙事想象性的角色当属西尼亚。西尼亚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战后加拿大移民的典型象征，她和代表加拿大出生的另外三位女人展开了情场战争。在小说中，“本真身份”（authenticity）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建构，关于起源（origin）的民族知识与历史被阿特伍德通过西尼亚的故事消解。作者不仅把西尼亚描写得虚幻缥缈、不可捉摸，甚至把她塑造成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和虚构者，她不断地编造故事来转换自己的身份。细读小说，读者发现，西尼亚分别给罗斯、托尼和恰里斯讲述了三个关于自己历史和民族渊源的不同的故事。从罗斯、托尼和恰里斯的重述中，西尼亚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就连她的父母来自何方，我们也不得而知。小说叙事者和女主角的故事都成为不可靠的叙事。例如，虽然西尼亚的父母“自认为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但邻居却传言他们是犹太人。尽管他们“根本不信这些谣言”，却不能无视这种传言的存在（406）。此处作者暗示：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现实身份。不仅如此，作为族裔起源的文化象征，西尼亚父亲是谁，这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谜。就连西尼亚母亲都不知道丈夫的真正身份。她“有好几个关于他的版本——有时他出生于希腊皇家、有时是个波兰骑兵将军，有时又是一名英国上层家庭的贵族”（187）。西尼亚发现，母亲关于父亲的知识可谓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一个值得相信，“她有他的一张照片，一个人，但三个故事，这些关于他的故事会随着她的心情而变化”（187）。

西尼亚对于自己的族裔来源不仅是模糊的，而且她把自己的身份也描写得如同传奇故事一般朦胧缥缈。更重要的是，阿特伍德并没有通过西尼亚本人的讲述来呈现她的身份，而是借其他三位女主角的“二手”间接叙事进行虚构和渲染。例如，根据罗斯的版本，西尼亚是一名“战争弃儿”，她的姨妈给她伪造了证件并把她带出德国，并途经丹麦和瑞典最终来到加拿大。在法律名义上，西尼亚和姨妈是母女关系，父亲战死在巴黎（407）。然而，在托尼讲述给罗斯的版本中，西尼亚却变成了白俄罗斯人，曾在巴黎当过童妓（409）。更令人无法捉摸的是，恰里斯又给罗斯和托尼讲述了第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西尼亚的妈妈“是个吉普赛人，被罗马尼亚人用石刑处死了”（409）。显然，西尼亚成为流变身份的一个象征，她的本真身份在不同的叙述和传说中变得飘忽不定，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或者说，她既是这里，又是那里。她的族裔身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完全的想象构建。这暗示了加拿大多民族构成的混杂性和综合性所表现出来的“无处不在性（every-where-else-ness）”（Blackford）。正如阿特伍德本人所说，加拿大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外国性的存在”（Morris 140）。这种“无处不在性”显示出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内部变迁性，因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下，国家和民族性自然“也开始拥抱一种全球式的非本真状态”（Blackford）。

在关于民族性和女性身份构建相结合的平行叙事中，作者借用传言、故事碎片甚至是谎言、谣言的叙事形式凸显了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想象构建，暗示加拿大民族身份是一个自我创造的主动性行为。也就是说，个人和民族的身份是语言与叙事话语的构造物。著名学者安德森在他的《想象共同体》中指出，民族身份是想象的构建物，而民族、民族主义、国家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属于主观世界，是艺术构建品，“民族共同体存在于每个成员的想象之中”（Anderson 48）。盖尔纳则鲜明地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是在它们不存在的地方被创造出来的。”（qtd.in Anderson 49）因此，民族身份和“发明”“创造”“想象”“虚构”等概念联系起来。正如《强盗新娘》中女主角的身份一样，民族身份和共同体“并不是通过它们的真伪与否，而是通过它们被想象的风格和模式来区别的”（Anderson 49）。在此，“想象的风格和模式”进一步把民族身份和语言、叙事等想象的再现手段相结合，甚至促使人们把身份的构建和叙事的不同风格、形式和体裁相互联系。正如加拿大著名学者韦恩菲尔德所指出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越来越成为“我们星球的一个缩影，大量种族和文化族群的聚集使加拿大的身份变得不可捉摸”（Weinfield 120）。

在《强盗新娘》中，有关西尼亚的民族渊源和现实身份的传说甚至被描写成一种互动过程，呈现出一种游戏性，西尼亚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向别人讲述不断加以改编。例如，她一方面指出那些传说都是“劣质故事”（405），另一方面却承认，“我讲给托尼的部分上是真实的”（409）。然而，她的故事的真实性对读者来说却大打折扣，因为西尼亚认为，承认故事的真实性是因为她可以“为自己构建一个不同的过去”（409）。阿特伍德在此把讲故事和听故事描写成一个交互的叙事的讲述和接收过程，和身份的想象构建形成平行关系。小说中罗斯被西尼亚的悲惨故事所打动，唏嘘不已：“你讲得真好！我的意思是说——这真是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绝佳的素材！”（411）借助叙事的想象性，小说中的女角们不但可以构建一个不同的过去，而且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在族裔历史和加拿大未来与现实身份之间，她们通过叙事建立起一个文化桥梁和通道，借助叙事所包含的特殊的话语符号来创造现实和重述历史。民族性和叙事的关系由此得到了一种口头仪式的“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在《强盗新娘》中，西尼亚扑朔迷离的身份使得她的存在与否甚至成为一个谜。为此，有不少学者把小说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体裁。针对西尼亚的真实性，学界众说纷纭。例如，维微纳认为，除了小说中三个“正常”的女主角之外，读者无法确定西尼亚“究竟真有其人还是纯粹的虚构角色”（Vevaina 93）。威尔逊（Wilson）指出，《强盗新娘》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不理解小说中的极富戏剧性的情节互文——也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元素，我们就无法读懂这部小说”（34）。事实上，这部小说究竟属于现实主义还是魔幻现实主义并不重要。换个视角来看，西尼亚或许真的只是托尼、恰里斯和罗斯三人虚构故事中的角色。也就是说，西尼亚事实上是一个超越个人身份的加拿大民族性的文化象征。她的神秘性代表了加拿大民族性的混杂性、综合性、游移性和想象性。三个女主角对西尼亚身份的不同传言就是她们共同“表演”的口头叙事仪式。因此，西尼亚就是一个“游荡者的原型，她从一个故事游弋到另一个故事，总是在真实与超自然的边界出没……这样一来，作为读者，我们就无法确定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她这种不停变换的多重身份角色的意义”（Vevaina 93）。

《强盗新娘》的后现代“元小说”特征和小说中的口头讲述、叙事想象的双重性共同创造了加拿大身份的神秘性。西尼亚若隐若现的身份无疑是对传统叙事技巧的推进，从而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故事的真实性一直笼罩在真实和不可靠叙事的交界处，读者也被邀请一起加入对西尼亚身份的共同猜想和构建之中。更重要的是，西尼亚在小说中不是中心主角却胜似中心主角，占据了小说叙事的核心地位。她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被叙述的故事中的主角，是作者和其他三位主角双重叙事的中心人物。作为罗斯、托尼和恰里斯的公共情敌，西尼亚却没有叙事者地位，只是在三个女主角的反复的故事中存在着并不断改头换面，甚至可以死而复生。她的身份的虚构性和传奇性由此可见一斑，这更加凸显了阿特伍德精心设计的身份与虚构叙事之间的平行关系。在罗斯、托尼、恰里斯的叙事和传言中，西尼亚本身成为故事。作为一个象征，西尼亚的幻影式存在是加拿大的缩影。如同西尼亚是故事一样，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就是叙事或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它与一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190）。

通过女性/民族叙事的结合，阿特伍德塑造了三个叙事者共同编制的关于身份的口头和记忆文本，并进一步把民族/国家与口头叙事联系起来，令我们联想到巴巴著名的《民族与叙事》中所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叙事构建理论。小说中随着叙事的推进，想象的发挥同样依赖于讲述故事的不同策略和手段。民族身份作为叙事文本因而也具备视角、时态、空间、情节等叙事元素。小说中作者借用托妮指出了民族叙事的想象性特征：“所有清晰的……叙述总有一半的诡计花招隐匿其间，编造者右手不断地挥动着他仅有的零星事实片断让人们公开验证，而左手却暗地里忙着在深藏不漏的口袋中搞着自己的小动作。”（518）西尼亚到底是谁？或者说加拿大是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弗莱在1961年早就提出了“这里是哪里？”的著名问题，然而，阿特伍德却在三十多年后的民族叙事中借用托尼告诉我们，关于西尼亚（加拿大）的“真实是不可知的，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生下来”（518）。西尼亚不仅在叙述中“创造了自己”（518），她的身份来源和加拿大的民族性一样是不断通过语言和话语的各种形式（如叙事、传说、神话、艺术等）构建的过程。西尼亚也是小说中其他角色共同创造的。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托尼不把她[西尼亚]塑造成型的话，她只能是过去的历史。现在她还没有形成，是一个破碎的马赛克图案，是托尼手中的一堆碎片。”（517）由此可见，《强盗新娘》是对加拿大身份的一种口头叙事的构建，它“口口相传并不断发生变化”（517），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仪式。巴巴指出，关于民族构建的叙事通过仪式表演把民族成员表达为一个流变的文本，使民族成员成为意义变化过程中的“主题/主体（subject）”，这样就把民族创造为一个永远进行的过程而非固定的前文本存在，并最终实现民族身份的“教育性”（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299）。《强盗新娘》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叙事结构，这个民族构建文本成为挑战叙事权威的擂台，总是不断地经受“双重写作”的改写（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299）。

更重要的是，阿特伍德通过《强盗新娘》的实际创造和讲述过程展现了加拿大“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民族性层面上的模糊性”（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292），这种表征不仅需要双重写作，而且是“一个没有中心和因果逻辑结构的文化和社会过程”（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293）。通过这个故事，阿特伍德呼吁加拿大人一起参与民族想象叙事的文化仪式，通过叙事和想象把加拿大讲述成形，否则，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就如同小说中的西尼亚一样，“虚无缥缈，没有主人，只是一个谣传而已”（517）。在阿特伍德看来，每个加拿大人就如同小说中的女人们一样，是“此地的外国人”（40）和“本土的难民”（86），他们必须通过叙事构建身份。无论是盎格鲁—加拿大人还是欧洲大陆移民，所有人都是自我叙事的角色，他们都面临着通过语言和故事讲述自我和构建自我的使命。加拿大的民族性只有在叙述中才会产生意义，而现实身份却又随着想象叙事不断变化。无论是现实还是叙述，加拿大的民族性总是处于时空的夹层，在虚构和现实、传说与故事之间来回变换。

此外，西尼亚身份的流变性不只是个体的身份构建。在《强盗新娘》中，她就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是多重身份的体现。从抽象意义上看，小说中三个讲故事的“真实”女人和她们共同创造的主角西尼亚象征加拿大身份的不同方面，是阿特伍德的加拿大精神的缩影。她们四个只有融合在一起才构成加拿大的现实身份，而这种身体的融合需要通过想象进行，因此更是精神的融合。在小说中，阿特伍德似乎有意把西尼亚塑造成三位女主角的双身和镜像形象。例如，罗斯把西尼亚看成自己“很坏的那一半”，却感到很高兴（358）。托尼在西尼亚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影像：她自己，也就是她想要成为的样子。托诺莫夫·伊诺特。里外颠倒的她”（167）。同样，恰里斯也如同幻觉一般看到西尼亚“像雨中的水彩画一样渐渐消融，恰里斯就和她合二为一了”（449）。恰里斯曾经压抑的少年自我，也就是凯伦，在西尼亚复活之后也复活了，而且“她已经长得很高……不再像凯伦，而像西尼亚……她就在恰里斯的身体之中”（266）。西尼亚在死去后能够如同神话般重生，甚至变成了没有性别的加拿大的象征。比如，已有身孕的罗斯看到丈夫米奇渐渐化作另外的一个人，而“这个男人就是西尼亚”（450）。显然，西尼亚的魔幻身份和变形就是一个文化和民族的象征，是关于民族叙事的一种构建。正如小说中恰里斯所说：“每个人都是别人的一部分。”（74）西尼亚就是小说中所有其他角色的一个投影，是想象身份的外部表现，也是他们作为“此地的外国人”的化身。只有通过想象、语言和叙事的手段，才能把这个内在分裂的精神中的他者写入到加拿大民族性的现实与历史文本之中。

综上所述，阿特伍德在自己的小说和诗歌中通过女性的身份构建凸显了加拿大民族性的变迁和构建。作者通过女性叙事的形式传达了深层的文化焦虑，以象征和隐喻的手段通过细腻的笔触呈现出加拿大人的生存危机。通过《浮现》《神谕女士》《人类之前的生活》和《强盗新娘》四部小说，我们能够看到阿特伍德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轨迹和加拿大文化现实。作者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关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早期小说追求民族身份的统一和稳定，到后来逐渐转向对民族身份流变性的构建，都通过女性身份的分裂和多重性暗示了加拿大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想象建构。通过文学创作，阿特伍德在深层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对加拿大的民族精神与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观照。正如迪杜尔所说，文学是一场构建民族想象的“叙事运动”，它是“充满了对民族群体身份的监察、生产、竞争等过程的批判”（Didur 40）。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特伍德的小说不仅是女性叙事，更是加拿大的民族叙事和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