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我/他者与民族主义

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女性角色的重要文化和社会意义在于，她们反映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冲突，但这种对立并不只是两性的对立，而是被作者用来映射民族身份的一种深层隐喻，从而把自我和他者引入到加拿大后殖民状况语境之中。如果说阿特伍德早期的作品主要集中于探讨“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者则更多地把自我和他者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对女性/民族的自我追问式的沉思转向寻找和诘问外界的他者，并以此作为对自我进行定义的参考。这种自我/他者的二元引入体现出加拿大开始转向外部寻求身份认知的文化努力。例如，在阿特伍德的诗歌中，他者常常作为一个男性入侵者的形象出现，占据了自我的空间。在《一种声音》中，诗歌一开始就呈现出一个神秘而突兀的他者形象：“从另一个国家传来的声音/站在草地上，他变成了/草地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出现了/顺山而下”（Selected Poems I 75）。紧接着，阿特伍德描写了在《浮现》中所描绘的那种“本土家园，异乡领土”的矛盾心态：“他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像他那样/占据这片空间，我们/只是存在于其中”（Selected Poems I 75）。诗人此时把这个入侵的“无形”他者比作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阴谋者：“他坐在那里，心中/对自己充满好奇”，“他的心思/在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弥散开来”（Selected Poems I 75）。在这首诗中，诗人用“我们”暗示加拿大人的集体身份意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另一个国家”和“我们”所占据的“空间”相互并列，这种反差显示了加拿大人国家意识的薄弱，同样也暗示了“另一个国家”即美国的帝国主义心态。如果说《一种声音》用朦胧的手段模糊了个人和国家的界限的话，那么在《公理》中，诗人则把身体塑造成国土和空间的意象，并给山川、海洋等地理现象赋予主体性，以此来暗示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构建：“你是一片海洋/你的睫毛/顺着混沌/蜿蜒。”（Selected Poems I 78）“混沌”一词暗示了加拿大人的国家“主体性”缺失，诗人想象出一个国家的诞生情景：“我手抚摸你的地方，创造出/一个个有人居住的小岛。”（Selected Poems I 78）显然，这首诗中的“我”是一个男性，在他抚摸下的情人的躯体“很快就会/全部变成土地，一片众人所知的/土地，一个国家”（Selected Poems I 78）。尽管整首诗只有短短九行，但诗中“我”和“你”的共同存在体现出自我/国家获取身份认知过程中对外在“他者”的需求。

的确，阿特伍德的诗集《权力政治》就是对民族/国家想象的艺术响应，作者通过独特的性别政治描写把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比作了两性冲突，这种冲突巧妙地映衬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在《他们凌空而来》中，诗中男女两性关系转变为政治社会冲突，使私密领域中的矛盾延伸到了国家间的公共政治领域，上升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某种对立情绪。正如加拿大诗人乔治·鲍弗林所说，《权力政治》“这本书是对当前事务（state of affairs）的一系列颂歌，但这些诗歌悄然转变成关于政务的诗歌（affairs of state）”（Bowering）。诗中“我”透过自己的眼睛见证了和“他者”的对峙。在阿特伍德的描写下，那个“他”成为权力的操控者：“帝国主义者，远离/我的树林，我说。/可是没用：你倒着往前走，边走边欣赏自己的足迹。”（Power Politics 15）在此，阿特伍德暗示美国对加拿大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利用，这和一年后（即1972年）出版的小说《浮现》中所描写的情形形成主题呼应。美国在这首诗中被描写成一个克罗斯比所说的“生态帝国主义者”（Crosby 2），一边对加拿大的环境进行开发，一边孤芳自赏地沉浸于自己的伟大功绩。这种自我/他者的对立也同样在其他诗歌中有所体现。在《那个国家的动物》中，加拿大被进一步比作在美国的生态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者扩张下的受害者：

身披星条旗的牛仔

从那几近愚蠢的西部丛林中

踱步而出，脸上挂着

陶瓷般的笑容

身后拖着混凝纸浆制成的仙人掌，

用绳子拖在车轮之后。

你就像洗澡池子一样单纯，

身上挂满子弹。

你正直的目光，你干脆利索的

放在扳机上的手指

让所有街道遍布恶棍：

你每前进一步，你的面前

你的目标都会遍地生花。

你的身后一片狼藉，

到处是你英雄的痕迹：

啤酒瓶

滚落在道路两旁，鸟类

脑壳在阳光下晒得发白。

（Selected Poems II 70）

显然，在这首诗中，美国作为侵略者、帝国主义者和生态破坏者的形象昭然若揭，性别政治此刻已经完全演化为暴力。诗人直接利用第二人称“你”表达了敌我之间的对峙，而诗中的“我”，也就是加拿大，则被描写成一个被迫害的他者，成为反衬美国自我的镜子：“当枪声响起/我应该站在一个悬崖或商店纸板门前/用目光随时关注你/我的双手被反绑着，/可是我却不在场。”（Selected Poems II 70）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不仅把美加关系比作自我/他者之间的受害/施害关系，而且还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用一种超然的“第三者”视角审视自我/他者：“可是，在你总是试图穿越的边界上/和你对峙的那个我/该怎么办？”（Selected Poems II 71）诗歌的最后一句运用强烈的性暗示把两性政治和美国/加拿大的对立刻画得淋漓尽致：“我就是你/穿过时/糟蹋的空间。”（Selected Poems II 71）在《渐渐》中，阿特伍德逆转了自我和他者的视角，代表自我/加拿大的声音模仿他者/美国的口气和视角对自我发出警告，此刻诗中的“你”和“我”不仅仅是身体的对话，也是国家/领土的对话：“渐渐地，我的边缘/会消失，我会变成一个愿望/去吸纳世界，包括/你……”（Selected Poems I 74）通过这种模仿他者的视角，阿特伍德呼吁加拿大人树立起鲜明的国家意识，不要被表面的平静所迷惑：“我不会吃掉你/也不会终结/你仍然还在/包围着我/完整的/就像空气。”（Selected Poems I 74）在这首诗中，阿特伍德把“我”和拥有“恶狗逻辑”的意象联系起来，而“你”却是怪兽践踏的长满“绿叶”的草地，这进一步凸显了他者和自我的敌我对立关系。

自我/他者的对立不仅映射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微妙关系，而且也象征着加拿大人自我危机的内在双重构成。阿特伍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越来越意识到加拿大人内在二元对立的矛盾，并用这种内在对立性影射加拿大英法双元文化的构成。阿特伍德的小说往往把这种对立矛盾集中在她笔下的女性角色身上，描绘出她们的自我危机和精神困惑，这和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彷徨形成平行互文，把普通女人的生活叙事转变为一种国家身份叙事的象征。正如加拿大人在文化上不懈地寻求身份定义一样，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也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危机。在《双头诗》中，阿特伍德用畸形双头连体婴的意象把加拿大暗喻成一个双头怪物，影射加拿大内部的英裔和法裔二元文化体系的矛盾共存状态。在诗的一开始，作者运用1954年加拿大国家博览会上的双头人广告词形象描绘了双头连体婴的困窘状况：“在诗歌中，两个脑袋有时自言自语，有时相互对话，也有时交替说话。每个脑袋都操着不同的语言。就像所有的连体婴儿一样，他们梦想着彼此分离。”（Selected Poems II 24）在看似荒诞不经的意象背后，诗人表达了对加拿大二元文化构成所造成的文化矛盾的关怀。众所周知，加拿大“二元文化”承认加拿大英语文化和魁北克法语文化的并存，这构成了加拿大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基础。自从17世纪初以来，法国和英国移民先后在加拿大建立起殖民地，英裔和法裔群体因而被加拿大宪法定义为两大“创始民族”（the founding peoples）。“二元文化”使英法裔文化能够在统一的政体下保留和传播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并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然而，加拿大二元文化的共存也面临着内部的分裂倾向，魁北克法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同于英语文化的区域，具有自治性和独立性特征，并曾经多次尝试从加拿大联邦独立出去。阿特伍德利用诗歌的独特意象巧妙地象征了这种文化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这不是一场辩论/而是两个聋歌手之间的/一场决斗。”（Selected Poems II 35）正如加拿大作家修·麦克来能在小说《两厢孤独》中所描绘的一样，加拿大法语文化和英语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宗教和传统，因而加拿大被视为两个孤独文化的统一，是一个躯壳内发出的两个不同的声音。然而，正是这种二元性对自我的身份提出了挑战。在《双头诗》中，作为单数形式存在的加拿大的“自我”（self）不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双元存在，因此诗人运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代表加拿大。“自我”的这个双头怪物般的身份使它不得不使用“我们”来自指。然而，这个双头连体“怪物”体内的“我”和“你”却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它们虽然共享一个躯体，却具有两个分离的意识中心。换句话说，代表加拿大的“我”即是“我们”，而“我/我们”中又包括“我”和“你”。在诗中，代表加拿大英语文化的“我”和代表法语文化的“你”虽然共存于一体，却无法对自己的双元自我形成统一的认识，无法定义自己的唯一身份。因此，失去自我定义的加拿大必须借助于第三者也就是美国来判断：“所有人都问我们是谁，我们说/往下看就知道了（just look down there）。”诗人用down there不仅指出了和头相连的躯干，而且暗示了加拿大的南邻美国。[4]象征加拿大的“我们”不时地分裂成两个自我，即“我”和“你”，他们“作为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围坐在/松木桌旁，讲着笑话/对远道而来的陌生客人/表示热情”（Selected Poems II 26）。然而矛盾的是，“我”和“你”既是同一个人，又是不同的人。阿特伍德用晦涩的语言和意象传达了作为“我们”的双头人的统一意识对“我”和“你”的个体意识的矛盾认知：“至于我们，我们是邻居/是你不怎么赞赏的……邻居。”（Selected Poems II 26）。此处的“你”显然已经成为和“我们”对立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它作为“他者”反观双元自我。这个“你”如同拉康的所说的自我中的他者，他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是“我”所想实现的完整、单一、稳定的，排除了异己成分之外的理想自我，即镜像阶段中主体在镜中看到的那个“稳定、完美、统一的主体形象”（Easthope 61）。然而，诗中的“我们”不无讽刺地指出：“你对我们一无所知/你只想让我们滚开。”（Selected Poems II 26）这里的“你”无疑成为超越了现实自我的那种对单一民族和文化的想象，而“我们”则代表了加拿大的双元文化现实。尽管“你”对双头一体的身份表示迷惑和不解，但这种状况却是无法改变的：“假如我是一个外国人，就像你说的那样/而不是你的第二个头，/你就会更客气一些。”（Selected Poems II 31）诗中的“我”接着告诉“你”：“但是我们并不是彼此的外国人/我们只是脑颅内部的/压力，是岩石内部/争取更多空间的力量/是推搡，是唠叨的爱和陈年旧怨”，而“离开了彼此的空气，我们就无法生存”（Selected Poems II 31）。的确，在《双头诗》中，诗人反复运用矛盾的语言和人称代词刻画了具有两个意识中心/两种语言状态的加拿大双元文化状况。致使双头人分裂意识的根源在于，“我”和“你”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制造了太多的噪音”（Selected Poems II 26），“你怎么能够用两种语言/来表示两种语言传达的本意？”（Selected Poems II 31）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也在《分裂的形象》（Splitting Images）中探讨了双元语言的窘境：

一心沉迷于自我定义的加拿大常常用两个声音说话，它的舌头是分叉的，带有讽刺的意味。尽管人们常常把这种情况看作一种自卫性或者进攻性的修辞武器……甚至只是嘴上说一套，心里却想着不同的内容，但是，这却是一种“话语”形式（在任何媒介中均是如此），它使得说话者在讲话的同时挑战“官方”话语。（1）

双元意识和双元语言导致了交流的困难，因而不能够用语言来描写自我的身份。在诗歌中，阿特伍德借用美国的单一语言文化状况对加拿大的这种尴尬状况进行了比较：“在我们南方的那些人/滔滔不绝地发出一个个音节。他们的音节/四处散溢，而我们则需要竭力储藏。”（Selected Poems II 25）但是，阿特伍德继续暗示，这种语言的混乱却可以借助外部环境得以解决，那就是加拿大的地理空间：

我们想

用一种语言描写雪，

描写在房屋角落和果园里的

这些雪

这个语言是如此精确和秘密

它连密码都不是，

它就是雪，

因此不需要任何翻译。

（Selected Poems II 28）

在此，雪成为加拿大客观现实的象征，双头连体人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定义自我，而是借助于他们的客体存在显示自我身份。在阿特伍德看来，雪代表了加拿大独特的自然和地理景观，也是加拿大民族想象的缩影，是北方性（nordicity）的标志，作为客观实在，它“既不能被吃掉也不能被捕捉”（Selected Poems I 161），而用语言进行翻译显然也是没有必要的行为。阿特伍德指出借用外在的客观性来寻求身份的必要。这样，关于语言、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元素就可以被容纳在更广泛的身份范畴之下。同样，作者其他诗作中也描写了作为加拿大独特特征的其他形式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就是关于地理和客观存在的语言，它们是土地的语言、动物的语言、沼泽的语言、洞穴的语言等等。例如，在《沼泽语言》中，阿特伍德描写了先于语言存在的一种原始生物进化的声音，从而把自然语言作为定义加拿大自我声音的独特媒介：

那些咝咝声和喉咙音，

也就是洞穴语言，它是

在喉咙的后部形成的朦胧的声音，

嘴巴里湿润、柔润的隆起部分发出的声音

表达不可分离的“我”所丢失的音节。

这一切都成为没人会发的声音，

曾经用这种声音表达的一切已经

不复存在。

（Morning in the Burned House 55）

这种没有语言的状态正是阿特伍德所描写的“关于自由的梦想，也就是/对动词的渴望，一种/能够毫不费力就可以说出的清澈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的双重身体（our double）才会伴随我们/滑过所有的河流、边界/滑过冰川和白云”（Selected Poems II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