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論壇

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1]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著

周雯　譯[2]

造紙術與印刷術，這兩項中國人的發明，對我們西方文明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没有它們，就没有既廉價又能廣泛流通的書籍及其所承載的知識，也就没有我們現在的世界。

紙的發明

没有紙，印刷術便不可能付諸實踐。傳統上認爲紙張可能濫觴于中國西部，並把它的發明歸功於生活在公元1世紀的宦官蔡倫。在19世紀下半葉，考古發掘發現幾處早期粗紙的遺存。考古學家據此推測，至遲至漢武帝時期（前140—87），紙張就已經開始使用了。但是，這些早期的紙，大多由麻的纖維製成，質地非常粗糙，大概不能用於書寫，僅僅只能用來包裝物品。而蔡倫紙改用碎絲綢作爲造紙的原料，之後又加入桑樹皮、破漁網及其他各種不同來源的天然纖維。我們知道，在蔡倫發明紙之後，人人都開始使用這種新型的書寫材料。現在已知最早的書寫在紙上的文件，在氣候乾燥的内蒙古和新疆地區被發現，爲公元2世紀的遺物。這是在公元105年，蔡倫向皇帝獻上他發明的紙之後不久。不管是造紙的技術，還是紙張使用的範圍都發展得非常迅速。到了公元4世紀，紙張已經基本上完全替代了中國自古以來一直使用的書寫材料——單行書寫的竹簡、木牘，以及縑帛。到4世紀，紙張的足迹已經遠至吐魯番盆地；至公元500年，紙張在中亞的各個地區也被廣泛使用。其後的公元8世紀，紙張由中國的戰俘帶給了撒馬爾罕地區的阿拉伯人，到公元800年，巴格達一帶就能開始自己造紙了。歐洲從阿拉伯世界學會了如何造紙，這大約是公元11世紀的事。

在發明紙張的國度中國，至唐代（618—907），造紙已經成爲一門藝術；造紙業成爲一個巨大的産業，生産製造各種各樣精美的成品紙。20世紀初，大量5世紀到12世紀的寫本在中國西北部敦煌的藏經洞中被發現。其中，包含各個品種的紙：從麻製的抄經紙、桑樹皮製的政府公文紙，到本地手工製作的粗紙，不一而足。經過過去五十年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其中一些紙張較爲準確的年代[3]。從史料中，我們瞭解到當時造紙業的中心集中在今天長江以南的丘陵地區，即安徽、江蘇南部、江西和湖南一帶。這些地區將紙作爲貢品進獻給朝廷，而政府機構的運轉正需要大量用紙。僅户部每年處理賦税，就要消耗掉至少五萬張紙。

製作一部書，需要在一張約12英寸（30.48釐米）寬，18英寸（45.72釐米）長的紙上先劃出欄綫，然後再謄寫内容。之後，把寫好的紙頭尾依次粘連，形成連續的卷子，再裝上木制的軸，旋轉卷舒，稱之爲卷軸裝。另於一卷末尾的空白處，用堅韌的紙或絹做成封面。一般而言，一章之内容剛好寫在一卷之中。故書的裝幀形式發生改變後，仍襲用“一卷”來指一章。每十卷爲一秩，放入袱囊中以作收藏。雖然鑑賞家們很喜歡這樣的書，但是對普通人來説，這樣的書卻不便使用，不易貯藏，容易損壞。從敦煌發現的寫本來看，有的卷子甚至長達6英尺[4]。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

中國的印刷術究竟起源於何時，這始終是一個謎。早在漢代（前202—220）以前，中國人就開始使用印章，後來，又用稍大的木印大量複製道教的符。此外，還有用與印刷的原理相似的辦法，來捺印小的佛像。在新疆和甘肅，有賴於當地乾燥的氣候，在墓穴與遺址中發現有大量此類捺印的佛像。更大型的佛像，則可能是依循相近的辦法，由石刻上椎拓下來。而印刷的辦法是把紙張平覆於刷過墨的雕版之上，用乾燥的棕帚反復刷擦，印出佛像。存世的印刷出來的佛像和符咒，其時限可追溯至6世紀後半葉。我們讀到，曾譯述印度佛經、大名鼎鼎的玄奘（602—664）在此之後不久，也曾用這種方法印製過佛像。

最早的一批印刷品遺存，也恰恰與佛教有關，但它們卻不是在中國發現的，而是在韓國和日本。1966年10月，韓國在維修慶州佛國寺釋迦石塔的過程中，在塔中發現了雕版印刷的《無垢净光大陀羅尼經》。發現的實物僅存原經的三分之二，其寬約3.5英寸（8.89釐米），以此推測，完整的經書可能長達20多英尺（約6米）。是塔建於公元751年，故此經刊刻的時間一定早於塔建成的時間。經中包含很多武周時期的造字，這些字行用於公元689至705年。經中還提到武則天建立的武周王朝，這個年限是690年到705年。因此，《無垢净光大陀羅尼經》的印製時間很可能早於公元705年。但是，武周時期的造字，直到公元9世紀還一直在使用，特别是在一些早期的經典之中，仍保存有這些造字。所以以上所述的幾項證據並不能最終推斷此經的刊印時間。可惜的是，現在能看的這部分《陀羅尼經》的複製品並没有出現武周的造字[5]。（插圖一）

用紙張製作拓片的方法亦大行其道，在公元7世紀甚至更早，這一技術便用於傳拓儒家石經及其他刻在石頭上的文字。我們也不是很清楚椎拓興起於何時。

在日本同樣也發現了《陀羅尼經》印本，只是比上述韓國發現的那件時代稍晚。可是日本刊刻的《陀羅尼經》，技術水平卻不及韓國的。公元8世紀恐怕是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一個時期，而中國佛教對日本的影響尤爲深刻。在稱德天皇統治時期，宫廷實質上是由佛教僧人所把持。到公元770年，抑或之前，這位女皇爲了慶祝内戰結束，在全國建造百萬座小木塔，在每座木塔内，放置一卷雕版印刷的佛教經咒，即《陀羅尼經》。複製陀羅尼經文，建造佛塔以守護聖迹，皆是習傳已久的祈求佑護的方式。這種虔誠的行爲學自印度的阿育王。稱德女皇印製的經咒，雖然是用中文書寫，但是是從梵文轉寫，其文字本身並没有意義。而且這些經咒，並不是由人工手抄而成，而是雕版印刷的。大部分經咒，連同放置它們的小型木塔，都留存下來。（插圖二）它們是由泥質的範所製成的銅板印刷而成。每個長22英寸（55.88釐米），寬2英寸（5.08釐米）。

大致可以肯定，這種印刷的技術應是從中國傳入的，但是在中國卻没有雕版印刷的實物流傳下來[6]。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我們能讀到大量的文獻記載中國雕版印刷的情况。比如，在8世紀末到9世紀的唐代，中國就已經有雕版印刷的紙牌，而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一類印刷品。835年，國家頒布敕令禁止市場上銷售私自刻印的曆書，並稱此類曆書已經流布全國。這條法令，明確指出了非法出版曆書的集散地是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四川地區。848年，有記載記述了一位著名道教術士的傳記的刻印情况。在880年前後，一些位於東都洛陽的佛教寺院，開始印製院規。其中最長的一部院規，有800多頁，而且該寺還在考慮重新再刻印一部。865年，一位日本的僧人秀榮，帶着兩部雕版印刷的中文字書回到日本，其中一個有5卷，另一個則有30卷，都是在四川刊印的。

一位天朝官員的記述則進一步申明四川作爲出版印刷的中心的重要性，當時正值881年，是由於黄巢起義，首都由長安遷至成都的下一年。在883年的另一處記述中，他提到在成都市中明顯有一個區域專門販賣各類雕版印刷書籍，諸如占卜、風水、解夢、字書，以及科舉參考書等等。這些書籍均由雕版印製，質量屬下乘，並且有很多違礙的章節。

從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印刷業仍然只是一個地區産業，生産質量不高的印刷品，但是其在9世紀已經大規模地開始發展。印刷術也被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在印刷正式文件和宗教相關印刷品這一方面，雕版印刷技術在批量製作佛像、寺規時具有絶對的優勢，而且它能大大减少傳抄時可能産生的錯訛。佛教强調僧侣信衆要反復抄寫經文，作爲一種修行和功德，借助雕版印刷技術，能省下不少人力。而生産諸如曆書、年曆等廉價的大衆印刷品時，使用這種簡便而快速的印刷技術，則能節省大量的開支。

早期書籍的出版與銷售

顯而易見，中國早就有書籍出版與銷售行業（二者在中古時期幾乎不可分割）。很早以前，中國便有從事書籍銷售的商人。早於印刷術産生幾個世紀的東漢，即王充所處的時期，當時的都城洛陽就有賣書的鋪子。到唐代，大城市中的市場，就在販賣各種手抄本、流行的詩歌集、拓片等等。公元9世紀早期，詩人元稹（779—831）就曾抱怨説有人靠鈔録他和他朋友白居易的詩去换茶和酒。在白居易寫作生涯的早期，他曾經寫過一系列應付科舉考試的範文，在唐代都城長安（譯者案即今陝西西安）的書坊中賣給那些要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在東都洛陽，南市中有一片專門劃給書坊的區域。這些早期的書坊，應是經營手抄本的生意，可能會僱傭專門的抄手謄抄一些需要的書，另外也製作並販賣拓片。印刷術大大增多了可供應書籍的數量，並在接下來的一到兩個世紀裏改變了整個書籍出版業的面貌。因爲手抄本不僅數量稀少，而且價格昂貴，因而學者只能完全依賴於一批好的藏書來做學問，不論這些藏書是自己家裏的，抑或是朋友或者是贊助人的，但是印刷術發明以後，邊遠地區的人也能看到書籍。印刷術，不僅僅能够在一夜之間生産出大量廉價的書籍，而且一旦“印刷革命”展開，便彙聚了巨大的蔓延能力，使得到了12世紀，雕版印刷的書籍已經到處都是了。而它所帶來的長期社會效應更是猛烈且深遠。

敦煌的發現

我們瞭解9世紀中國印刷術發展的情况，僅限於文獻的記載。早期四川就有印刷術，已由1944年在成都一處晚唐墓葬中發現的印刷品得到確證。在墓主人身上系的一個銀質鈴鐺内發現了一印刷在紙上的佛教經咒，佛經是卷起來放入鈴鐺内的[7]。經咒爲梵文《陀羅尼經》，上面還有幾尊佛像。在這件印刷品右側的空白處，印有漢文的刻工的信息，已有殘損，但是可以依稀看出刻工爲成都縣龍池坊的卞氏。從成都縣龍池坊這個地名可以推測，這件經咒的印刷時間大約在757年以後。可惜的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更爲準確地判定更具體的時間。這件印刷品，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院，可能是現在中國留存下來最早的印刷品實物。

20世紀初，在甘肅省西北部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中，發現了大批的寫本，以及一部分印刷品，這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早期印刷史的認識。其中最爲著名的印刷品，是868年刊印的《金剛經》，由英國人斯坦因於藏經洞中發現，現藏於大英博物館[8]。前述在成都發現的《陀羅尼經》製作粗糙，僅比早期的佛像印得好一些。與《陀羅尼經》不同，《金剛經》印製極爲精美，這顯示出並非所有的9世紀印刷品都質量低劣。在經文之前，有一副雕刻細膩的佛像版畫，作爲卷首，是圖由七塊雕版雕成。在佛像之後，是由一張張印有經文的紙粘連成卷，這與手抄本的裝幀形式完全一樣。整個卷子有16英尺（4.8768米）長，1英尺（30.48釐米）寬。可惜的是，卷子中所展現的信息並未透露此經印刷於何地，由誰人開刀雕刻的。斯坦因認爲這卷經文是從四川帶到敦煌的，但是也没有確鑿的證據。（見插圖四A與B）

另一件印刷精美的卷子，屬“斯坦因收集品”，現藏於大英博物館。它是《妙法蓮華經》的殘卷，大約5英尺（1.52400米）長，1英尺（30.48釐米）寬。它的年代可能比《金剛經》更早些[9]。另有一些人根據它的紙張，認爲這個印刷品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8世紀，但這個看法僅僅只是一個推測。除了斯坦因，伯希和也帶走了很多敦煌發現的文書。在這些帶到巴黎的文書中，有一件是著名的唐代僧人不空於公元8世紀中葉所翻譯的中文《陀羅尼經咒》。根據這件印刷品内部提供的證據，可以證實這是唐代的印刷品（案：早於公元907年）[10]。另外一件同樣是這一時期的印刷品，則是僧雲辨所著《故圓鑑大師二十四孝壓座文》，現藏於大英博物館[11]。

以上所有談及的印刷品都與宗教信仰有關。敦煌的發現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世俗印刷品。首先是一些印刷的曆書，而曆書的製作於公元835年就被朝廷禁止了。在敦煌發現的曆書中，有一件公元877年的曆書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插圖五A）[12]。另一件公元882年的曆書殘片，由在成都府的樊賞家所刊印。這更明確地表明四川是當時印製曆書的中心（插圖五B）[13]。還有一件曆書，大約爲9世紀晚期的印刷品。這件曆書就更有意思了，因爲該曆書稱是“上都東市大刃家大印”，上都即長安[14]，也就是説，這件曆書是一個直接的證據，證實這種非法印刷品，即便是在天子脚下，也是大行其道。實際上，這件曆書也是所有早期印刷品中唯一一件能够表明在當時的首都也是有印刷業的。其他一些9世紀晚期到10世紀早期的印刷品，還有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一部韻書的殘片。這部韻書大概是在唐代末期於四川刷印，這也是四川爲當時印刷業中心的明證。

插圖五A　“公元877年曆書”。藏於大英博物館，斯坦因收集品（瞿林奈：“敦煌的漢文鈔本”，8099號，伯6），採自瞿林奈《敦煌的六個世紀》（倫敦，1944），插圖八

在敦煌的發現中，還有一些10世紀中期的印刷品，這些發現表明，到這一時期，印刷術已經傳播到敦煌這樣一個偏遠的邊境地區。其中有一些是當地歸義軍軍官、虔誠的佛教信徒曹元忠委託印製的印刷品。當中的四件，現在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由曹元忠的一個同僚雕版[15]，署名爲“押衙雷延美”，這是世界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印刷商（至少是一名刻工）。而在另一件印刷品上，他的署名並非是他的職務，而直接題署爲“匠人雷延美”[16]。因此，這幾件印刷品都是在敦煌當地印刷出版的，而且用的也是當地紋路較粗的褐色紙張。

其他幾種由曹元忠委託刊刻的印刷品，現藏於大英博物館，還有一些類似的佛教信徒用於祈福的單頁印刷品，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插圖六），以上幾乎都可以肯定都是在敦煌當地印刷的。

在由曹元忠委託、雷延美雕版的印刷品中，有一件在印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爲這件印刷品的外在形態已經不再是對早期手抄本的模仿，即卷軸裝，而是一種可開合的裝幀形式。敦煌發現的其他9世紀末、10世紀初的手抄本顯示這種裝幀形式也被用在這些手抄本上。卷軸裝最不利於書籍的閲讀，而到了10世紀，另外兩種書籍制度就基本取代了卷軸裝。第一種是取卷子折叠成經折，便于檢閲。這種裝幀形式，至今仍爲佛教典籍所沿用。而進入公元10世紀，書籍的裝幀形式得以進一步發展，一直到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洋裝書引入中國之前，這種舊的書籍形制一直被廣泛使用。這種裝幀形式，不再把由一塊木板印製的單頁一張一張地粘連在一起，做成卷軸裝或是經折裝，而是每兩頁由一塊雕版印製而成，再從中間對折，天頭並不裁齊。然後把折好的書葉，以綫釘其書背，形成“一册”。再加上稍厚一點的紙做書皮，用於保護書籍。

其他早期印刷品的發現

除去敦煌的發現外，現在已知的至少還有三件聲稱是唐代時期的印刷品。其中一件，有人斷言是公元8世紀早期的，但是這一件應該是贋品[17]。然而，隨着公元10世紀的到來，我們確實可以從各個來源看到這一時期的印刷品實物。在20世紀初期，一卷刊印於公元984年的《金剛經》在一尊佛像的腹中被發現，這尊佛像是在公元985年由中國運往日本的。另一印刷於1016年的印刷品實物，印刷地點大約在山西省一帶，於1908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區的黑水城發現。

另有大批的印刷品實物，也是佛教的經咒《陀羅尼經》。《陀羅尼經》於公元8世紀，由不空音譯轉寫爲漢文。這批《陀羅尼經》是公元956年和975年印於吴越國（今江蘇南部和浙江地區）（插圖七）的。晚年的吴越王，像前面提到的日本稱德天皇一樣，篤信佛教。他决心效仿阿育王的做法，興建佛塔和佛像。於是，他印刷了84000份《陀羅尼經》，並把它們供奉在小佛塔裏，然後把這些佛塔遍置於他所統治的地區。他希望通過這種行爲來積累功德。這些佛塔，以及放置其中的佛經，有一部分便保存了下來。

10世紀的大規模印刷

雖然對我們來説，知道上述佛教印刷品存在，這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他們的出現昭示着印刷術的普及程度加强，已經滲透到新的地區。但是如此少量的佛教印刷品，在10世紀，特别是到10世紀後半葉，已經無足輕重，因爲此時印刷品的數量開始急劇增長，印刷術業已對士人文化産生了影響。在這一時期以前，印刷術主要用於印刷一些有巨大市場需求的小型實用手册，以及佛教和道教等宗教作品。印刷術對宗教來説，與市場需求、讀者閲讀無關，其重要性在於能够大量複製佛經咒語，能爲捐贈印刷品的人積累功德。10世紀之前，印刷業一直是以私人性質的小工場製作爲主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一個非法的行業。但是這一切都即將發生巨大的改變。

儒家經典

正如中國初期的印刷業在四川蓬勃發展，印刷業新的變化同樣肇始於四川。唐王朝在公元907年覆滅之後，中國陷入幾個政權割據的局面，其中一個政權——蜀，就控制着今天的四川地區。中國的中部及東北部地區，由幾個短暫存在的政權輪流統治，這就是所謂的五代時期，他們都宣稱自己是唐代的合法繼承者。公元925年到934年期間，五代中的其中一個政權，占領了四川。這個政權中的兩名大臣，馮道和李愚，因驚異於蜀地一位大臣毋昭裔所刊刻之《文選》——最爲著名的文學總集，决定將印刷術用於刊刻儒家經書的官方定本。這項偉大工程的準備和編輯工作在洛陽國子監進行，但是經歷了接連四個王朝，直到公元952年，經書才刊印完成，並被進呈給當時的皇帝。這些印刷的經書還在市場上發售。不無遺憾的是，這項全世界最早的大型印刷工程，卻以主事者田敏玩忽職守、遭到彈劾而結束，不過這一切很快就被掩蓋過去。與此同時在四川，蜀地再次獨立於中原王朝之外，於944年到951年間，也開始在其都城成都，開雕經過精心修訂的、能够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的儒家經典，即刻在石頭上的蜀石經。

印刷術用於刊刻經書，給予了印刷術全新的地位。儒家經書是士人文化的基礎，是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所需要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來源，也是策論所需要引據的重要文本。國家一直在爲没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的經書定本供所有人參考而感到焦慮，而且這個定本還需要比較容易獲得。這樣的定本，於837年曾在當時的首都長安刻在石頭上，並且加上了注文。這種形式，確保了所有的拓本都是一樣的，因而避免了所有書寫可能造成的訛誤。另外，國家還能控制雕版印刷刻本的傳播。官方很快便意識到新興的印刷術不僅能使書籍便於得到，而且還能作爲國家控制的手段，確保文本的一致性。印刷儒家經典，成爲國家壟斷的行爲，所有私人的印本都被嚴令禁止（直到1064年）。

宋代的印刷

公元960年，一個新的政權——宋，在北方建立。到979年，中國再次由宋得到了統一。宋朝（960—1278）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特别是在藝術方面。這一時期同時見證了雕版印刷的大發展。儘管這一時期的印刷術從未涉及明晚期到清早期所用的那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諸如多色套印等技法，但是宋代書籍的樣式、字體以及刻工的技藝爲後來者提供了一個可供模仿的樣本，然而後來者卻始終没有超越這一時期書籍的精緻程度。“仿宋本”成爲後來印刷業者用於標榜自己印刷書籍品質的一個口號。即使到了今天，中國還有一種印刷字體被稱之爲“仿宋體”。

旨在製作統一官方定本的官府刻書項目仍在繼續，國子監刻印了一系列對儒家經典所作的義疏，以及類書、文集和字書。965年，四川終於納入了宋朝的版圖，毋昭裔，這位提倡在四川大規模雕版印刷書籍的人，也來到宋朝的首都開封，同他一起進入都城的還有他主持刊刻的書板。到10世紀末，國子監開始了更大規模的刻書，即刊刻自《史記》以下的各代正史，共有十七種之多。這項工程用時頗長，自994年到1063年，才正式完工，一些正史更是刊刻了不止一個版本。（參前頁，插圖八）

佛經

更加令人贊嘆的大規模雕版印刷，也在四川成都緊鑼密鼓地進行着。這項印刷工程計劃雕版刊刻所有的佛經，即《大藏經》。這項工程在971年至983年間進行，其後的十多年，又陸續進行了增補。這項工程由皇帝下令開工，至983年，印好的《大藏經》由水路運至開封，正式進呈給了皇帝。京城爲儲存這些書，特意修建了印經院。13000多塊書板，占據了印經院中130個隔間。這次刻印的《大藏經》，不像儒家經典和正史，其裝幀形式爲更爲傳統的卷軸裝——每卷長約60英寸（1.524米）。到11世紀，在福建福州開刻的《大藏經》才改成經折裝，這樣閲讀起來更加便利，查閲也更爲容易。新出現的《大藏經》提示我們，福建這個直到9世紀還文化貧瘠的地區，在10世紀和11世紀，很快發展成爲一個新的文化中心。在宋代，福建將要成爲中國最重要的印刷業中心之一，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仍然保持着其領先的地位。

截止到13世紀末，另有其他幾個地區，也刊刻了佛教的《大藏經》。（參插圖九）如此大型的刻書行爲，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進行，僅僅是爲了印刷宗教宣傳品和幫助信衆積累功德，不禁引發我們思考有宋一代刻書規模之龐大。而且，邊遠地區也在同一個世紀刻有佛教《大藏經》，如中國西部和北部，就有《遼藏》《金藏》，以及《高麗藏》，分别使用不同的字體進行刊刻。

道藏

作爲佛教競争對手的道教，不會什麽也不做。11世紀前期，道教就模仿佛教編纂了自己的藏經——《道藏》。《道藏》編成之後，很快在1019年於開封付梓。《道藏》的刊刻同樣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工程。我們知道，從1186年到1191年間，在金朝的統治下，中國北方《道藏》的第二次刊印用去了83198塊書板。12世紀到14世紀之間，道教在北方經歷了一場復興。13世紀，蒙古政權統治這一區域時，在山西太原又刻印了一整部《道藏》。

這些宏偉的工程，展現出宋代印刷事業在朝廷和宗教的資助下，取得了令人贊嘆的巨大成就。刻書的中心迅速增多，隨着印刷技術的擴散，印刷品的種類也隨即增多。朝廷各部，地方各府、州、軍、監，以及地方官員紛紛開始刊刻各類帶有半官方色彩的書籍。在他們的支持下，儒家經書及其注疏，供學校準備科舉考試用的各類範文，各種政書、地方志，文學選集和别集，種類齊全的醫書、植物手册、農書，開始大量涌現。（參插圖十—十三）私人也開始刊刻書籍，其中包括他們自己的著作，有文學作品也有實用的書籍，他們還會重刻一些稀見的書籍以廣流傳。

紙幣的印刷

中國的朝廷也利用印刷術這個新的技術去解决他們自己的財政問題，即印刷紙質的貨幣。（參插圖十四）紙幣的使用，肇始於四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印刷業起源於此地；另一方面，也是因爲當地長期缺乏製作錢幣的銅。11世紀初，朝廷最先給予一些成都的商人發行紙幣的許可。到1023年，官府成立了專門發行紙幣的機構，紙幣的官府專營制度得以建立。印刷術允許政府能够隨心所欲地印發貨幣，這種吸引力對宋代政府來説是不可抗拒的，這個法則同樣適用於其他朝代。在11世紀的最後十五年，紙幣迅速貶值，通貨膨脹問題成爲中國經濟一直無法擺脱的困境。宋代之後，在蒙古人的統治下，紙幣不僅僅在中國版圖範圍内流通，更是擴展到蒙古所統治的中亞和波斯地區。

福建書坊印書

涉足印刷業的，不僅僅有各級官府和一些社會精英。有宋一代，大規模的商業性印書也開始涌現。宋代初期，刊印便宜且暢銷的書籍，最早發軔於福建的兩個區域。一直到明代，福建地區仍主導着商業書籍的市場（1368—1644）。在福建建陽附近，有兩個印書重鎮——麻沙鎮和書坊鎮[20]。家族經營的書坊聚集在這兩個地方，印刷出版了品種各異的書籍。

麻沙鎮印書的質量一直備受詬病，他們喜用榕木爲雕版刻制，這種木材雖然易於鐫刻，但是印書的效果並不好。同樣飽受詬病的，還有他們以殘書充全書，假託名人之名亂編書等種種行爲。但從現存的古籍來看，也並非所有的麻沙本質量都不高。至於臨近的書坊鎮（字面上的意思即爲售書的地方），早在印刷術大發展之前，就是一個重要的刻書中心。著名的刻書家族——余氏家族，即是此地人士。這個家族從宋代一直延續到17世紀。在宋代，還有一些地區專門生産供余氏家族印書所用的紙張，這些紙上印有余氏家族的牌記。

以上所有書的版式、字體都非常相近，疑爲同一時期所刻，即13世紀早期

宋朝學者葉夢得，在1127年之前，曾寫到最好的書是在杭州印的（1129年後成爲南宋的都城），其次是成都，最差的是福建。首都開封所刻的書，與杭州刻的相比，質量差不多，只是所用的紙張要差一些。福建印的書籍之所以能行銷全國，是因爲他們以出書快而著稱。

官方的刻書機構，藏有權威的書籍刻板，能够隨時刷印，需要的時候甚至可以把書板借與需要的人。但是書坊刻書卻與此不同，書坊爲了能够給一個初具規模的市場提供其所需的書籍，大規模地去刊印書籍，需要冒很大的風險。大量零散的印書者與書商之間當然應該存在一個完善的流通網絡，以便貨物往來。然而我們對這一行業卻知之甚少。我們已經看到早在唐代，成都、兩京即有書坊的存在，書坊也有各自的聚居區域。到13世紀，南宋的都城杭州，書坊大多聚集在橘園亭附近，在另一些資料中，我們還能看到另有專門的書市，是當時都城裏十七個市之一。爲文人服務的其他各種買賣經營也方興未艾，販賣筆、墨、紙、硯、書橱以及其他文房用品。

我們不僅僅是對宋代的書籍市場知之甚少，對當時的閲讀群體也知之無多。現在流傳下來的各種精美書籍，由精英學者設計，供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和兩大宗教的神職人員閲讀。但是其他一些品種的書籍，比如爲能讀書識字的人而印刷的故事書、實用手册，也已經廣泛流傳了（參插圖十九—二十三）。這樣的書籍，大多隨時間而消逝，現在幾乎很難看到，但是正是由於這種書籍的存在，證實了出版業不那麽爲人所知的一面始終存在並不斷壯大着。

政府與出版

面對印刷書籍大量涌現這一情况，宋朝政府採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維持政府對書籍的控制。政府對於一些特殊種類的圖書，一直採取政府專營的手段。曆書和天文曆算或者術數類的書籍，雖然自7世紀起，法律即規定禁止私人擁有，但是實際上，此類書籍的需求量一直很大。到宋代，則由專門的政府機構印刷曆書，並以統一的價格銷售，私人刊刻這樣的書籍，則會受到嚴正的懲罰。私人印刷政府文書、法律書籍，也被例行禁止，但是這樣的禁令所起到的效用卻異常有限。本朝國史的出版，亦由政府專門控制，並嚴厲禁止出口至外國，以防被用作情報。這樣的禁令，同樣也没有起到什麽作用。科場範文的出版亦肆無忌憚，超出政府可掌控的範圍，隨着科舉考試逐漸成爲進入仕途的唯一途徑，市場上對這些範文的需求巨大。時常有人抱怨這些没有經過官方認證出版的範文質量很差。而且還有一些科舉用書，印製得尺寸非常小，便於夾帶入考場作弊。

另一些印刷品的出版則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異端的道教、佛教派别，以及拜火教的典籍被嚴令禁止。經過11世紀和12世紀殘酷的政治鬥争之後，所有與當權者意見相左的言論都被禁止出版。與抗擊北方事務有關的言論，則更爲敏感。宋代不時與强大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處於戰争狀態，宋朝政府對於政府機密和軍事信息遭到泄露感到非常惱火，不論這些泄露的信息是真的還是假的。1006年以後，除了儒家經典以外的所有書籍，一律被禁止出口。所有有關邊防守衛的書籍，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相關内容的書籍時不時還會被查禁，印書的書板也會被銷毁，出書的書商一併處以重罰。雖然這樣的法令一次又一次地頒布，但是對於防止書籍的出口卻没有起到什麽作用，最終的結果，就是書籍在北方賣得非常昂貴。

宋代政府還採取措施，使書籍必須由官方審查之後方可出版發行。這樣的法令最早頒布於1009年。至1090年，政府正式發布了一整套管理書籍印製和出版的規定。這些規定使得書籍取得正式印刷出版的許可之前，其書稿需要經過仔細地審讀。另外，所有的非正規、没有政府頒發執照的出版商也予以取締。但是，隨着出版業在12世紀至13世紀迅速地發展，雕版印刷書籍覆蓋的地域範圍更加廣泛，政府的這一系列限制措施形如一紙空文。

但是對書籍出版的控制卻一直在延續。1159年，政府規定所有書籍出版前必須接受秘書監批准。凡出版雕版印刷的書籍需先進呈給秘書監一部作爲留存本，用特製的黄紙印刷。1195年到1201年，一系列相關法令陸續發布。這些法令不僅規定了對非官方書籍的審查權，還限制了書籍出版的版式。

那些經由官方批准發行的書籍，會被頒發一個“牒”。有時候，這個牒會當作刊記印在書中，或者印在書的内封面上。從現存書的情况來看，牒上的内容一般包括這部書是依據法律經過審查的，正文有多少字，有時候可能會列出書板的數目，印製一版需要多少錢，及其成本價。

書商不僅僅會出版他們自己刻板的書籍。政府提供書板給個人或者書商去刷印，並收取一定的費用，這也是相當普遍的事。

在政府的許可下出書，引發出另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這種正式的“牒”後來逐漸演變成私人或書商對書持有的版權。我們印象中臺灣是臭名昭著的盜版書集中地，但是這並不能掩蓋第一部版權受到政府保護的書籍是1190年至1194年在四川刊印的這一事實。（參插圖二十四）相似的刊記，在13世紀早期印刷的書中大量出現。這樣的刊記，不僅僅是爲了預防未經授權的重印，同時也保護了作者的作品不會被輕易地改編或摘抄。我們常常見到，書商爲了賺錢，而對知名的書籍進行不切實際的介紹。還僞託名人，出版根本不是其所著的作品。

此類刊記，僅出現在現存的一小部分宋版書上，但是這種早期的版權意識，卻是一直延續至元代，即使那時已經没有了法律的限定。然而，版權看起來並非是能强制規定的，到明代的時候（1368—1644），連同書籍出版之前需要政府審查、頒發許可一起，版權也不再存在了。在中國，直到1910年，才又再度出現限制版權的情况，但是版權的概念依舊十分模糊[22]。

宋代的出版經濟

從宋代開始，我們可以獲悉當時一些出版書籍的成本，以及圖書賣價的情况。王禹偁的文集，煌煌三十卷的巨著，印製它需要440塊雕板，這部書當時售價5000文。我們知道，印一次書，需要包含以下這些花費：藍色的書皮紙，206文；印書所用的墨，550文；印刷工的飲食，430文。但是，我們尚未知曉的還有印書所用的紙需要花費多少錢，刻板需要多少文，借别家的板刷印需要多少文[23]。曾穜所著關於儒家經典《易經》的著作，於1176年（淳熙三年）刻印，這部書裏藴含了更多這方面的信息[24]。這個大部頭的著作，由1300塊書板印成。印刷商/書商租借這些書板，也許是因爲這是政府認證的關於儒家經典的著作，花費了1200文。印製一次實際所花費的費用，包括墨、紙、漿糊和人工，一共1500文。這相當的便宜，每頁的成本僅僅一錢多一點，更是大大低於王禹偁著作已知部分的花費。王禹偁文集每部售價8000文。雕版印刷書籍仍然是奢侈品。假設書商在持有一部書的書板的時候，用這一書板印三個版次的書，每個版次的净利潤是6000文。即使租借來的書板，只允許他印一版，他仍然能賺5300文。（插圖二十五）以上數字説明，一個宋代的出版商，即使需要租借書板，也還是有很大的利潤空間。一個商業出版者，能够刻印屬於自己的書板，則能够取得更好更長遠的收益。

雕版印刷

以上所有討論的印刷書籍，都是用木板雕版印刷的，抑或在極少數的情况下，使用泥、動物角或者金屬製作書板[25]。（插圖一，插圖二十六）生産早期的書籍，每一頁分别印好後，再經過剪裁，粘連成一卷，就像手抄本時期的裝幀那樣，爲卷軸裝。在宋代，雖然印製的佛經仍然是粘連在一起，還沿用最初的卷軸裝，後來就改爲經折裝。世俗的書籍和官方的印書，則採用了新的裝幀形式，這種書籍制度一直延續到20世紀才被西方傳來的裝幀形式所取代。雕印的時候，每個書板都包含兩頁書的内容，每頁書的四周有矩形的欄框，頁與頁之間由一個竪框隔開，稱爲版心，竪框中一般會寫有書名、頁碼，有時候還寫有出版商或者刻工姓名。

印書的方法是先用比較輕薄的紙覆蓋在雕好的書板上刷印，只印單面。工人首先用一雙頭的刷子，一頭沾上墨，均匀刷在書板上，然後鋪上紙，再用刷子的另一頭拂過紙，使紙著墨。待墨乾透，再把紙沿着版心處有魚尾的地方對折（插圖二十三），没有著墨的那面朝裏。版心部分就變成了書口，但這時書邊還没有裁齊。把散頁從一側縫上，這樣就把零頁裝訂成一本，一般還會用一張厚一點的紙做爲書皮，這樣的一本稱爲“册”。“册”原本是指編聯成一捆的竹簡。一部部頭比較大的書，通常會裝訂成好幾册。一般還會把裝訂好的書放到布質的盒子裏以起到保護的作用，就像一個可開合的匣子，稱爲“書套”，也可以上下各夾一個木質的夾板。

這樣印書以及保存書的方法，一直延續到近代。雕版印刷術除了其極强的適應性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優勢。質量上乘的書籍，其書板用的是質地緻密的木材，通常爲棗木或梨木。首先，在木板上施一層漿糊。要鐫刻在書板上的内容，則由寫樣的工匠寫在一張很薄的紙上。寫好後，趁漿糊還没有全乾，將寫樣反貼於木板之上。接下來，刻工沿着字的輪廓，剔掉不需要的部分。這樣的辦法可以用來雕刻任何字體，甚至不同字體的字、任何大小的字、大小混合的字也可以刻在同一張書板上。同時，在處理文字和配圖的時候也很方便。刻好的板片，仍然可以通過重刻、挖改、修補的方式對其内容進行修訂。所謂挖改，是指在需要修改的地方挖一方孔，再削出一個略大一點的木釘，敲入方孔處，在木釘上刻上反字即可。書板一旦製成，可以反復刷印，直到板片損壞。因爲在刷印過程中，並没有對書板施加太大的壓力，所以書板受到的磨損很有限。還有，一旦書板雕好，可以長期保存，也就可以隨時刷印書籍。而且，書板所用的木材並不昂貴，貯藏書板也就不會像製作金屬活字那樣套牢太多的資金。如果書板不再使用了，還能鏟平以後再刊刻别的内容。另外，不同的雕版還可以用來套印多個顔色，套印技術最早的實物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紀。（插圖二十八）

這樣的裝幀形式，同樣也非常靈活。零頁可以隨時添加到原有的書裏，再重新裝訂起來。一些大部頭的實用書籍，比如地方行政手册或者家譜，用這種裝幀方式，就可以隨時加入新的内容。

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術一直被認爲是一項非常實用的印書技術，全世界都在廣泛地使用。在宋代，中國的工匠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在這一節裏，我將簡要敘述活字印刷的發明，並討論爲什麽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始終未能如在歐洲那樣成爲一種最常用的印刷手段。

從最淺顯的層面上來説，用活字印刷術來印刷中國的文字是一個非常合理並且直接的做法。漢字的每一個字都占據一個同樣大小的方塊，字由上到下依次書寫在竪直的欄綫之間，因此，中國的工匠就不用處理西方工匠所不得不面對的空格和布局難題。

9世紀到10世紀，政府巨大的印刷工程一定給新興的印刷業帶來了很多棘手的問題。刊印卷帙浩繁的史書、經書、類書和文集，都需要空間去雕刻和儲存那些成千上萬的書板。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部雕版的《大藏經》，用去了13000塊木板，這些木板被放置於特别修建的印經院裏。現在，《高麗藏》的雕版仍然存世，它的保存情况凸顯了儲存這些雕版所面臨的空間問題。在這樣的情况下，一個能替代雕版印刷的印刷法，一定很受歡迎。

現存最早的描述活字印刷的文字，出自沈括（1030—1094）的記載。沈括是一位對技術很感興趣的學者，他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歸功於畢升。在1040年前後，畢升開始使用由膠泥製作的活字，活字先放於鐵範之中，這個鐵範構成了邊框和欄綫，然後把活字和鐵範一起置於一塊鐵板上，板上事先鋪有一層加熱的松脂蠟和紙灰。一版印好後，再加熱使蠟和紙灰融化，取下鐵範和活字。畢升使用膠泥製作的活字，一方面考慮到膠泥活字可以循環利用的特性，另一方面，他還聲稱膠泥活字印的效果比較好。我們並不知道這項技術在當時是否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也没用任何一件畢升活字印刷的實物留存下來。中國著名的文獻學家葉德輝宣稱自己收藏有北宋膠泥活字印刷的書籍（960—1127），但是據我所知，北宋時期除了畢升，並没用其他人使用過這樣的活字印刷術。

另一處關於活字印刷術的記載出現在蒙古統治時期，1313年，王楨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畢升的實驗。他另外講到後來還有人嘗試用錫做活字，把活字用鐵條固定在鐵範上[26]。但是因爲中國傳統的墨是水溶性的，這種金屬做的活字不易着墨，而且這種活字很容易損壞。因此，活字印刷術從未得到廣泛的應用。王楨接下來又描述了他自己對木活字所作的實驗[27]。雖然王楨聲稱木活字是他自己的發明，但是就現存書籍的情况來看，早在宋代的書籍上就有印刷顛倒的字，這部宋代的書應該是用活字印的，而非雕版印刷。

王楨的木活字由手工一個一個刻成。常用字所需的字釘的數目已經非常龐大。根據王楨自己的計算，需要用到的字有30000多個。當王楨任安徽旌德縣縣尹時，他用自己新創的活字印刷法試印當地縣志，費時兩年，用去60000多個活字字釘。每一個木活字的大小都得相同，以便能放置在一個木制的範上，再用竹條隔出界欄。同時，活字需用木楔、木片之類加以固定。

揀字工工作時坐在兩個可轉動的操作臺之間，每個操作臺都有隔斷用於放置活字。（插圖二十九）活字按其韻部排列，一個操作臺放常用字，另一個放不太常用的字。印刷時，印刷工根據印書所需要的字，報出字的編號，揀字工據此找到編號對應的活字，並把它們放到範上，然後再一列一列排好活字，用竹片墊平，使字釘高低一致，這樣一個版就製成了。在製好的版上刷好墨以後，就可以像雕版那樣開始印刷。一版用完之後，再把字釘分揀回操作盤上原來的位置。

中國活字印刷術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就是在印刷過程中可能用到的漢字數目不可勝計。即使到了今天，雖然一直在控制生僻字、異體字的使用，一個印刷業者仍然需要至少8000個不同的字釘，而僅僅印一份報紙就需要大約5000個常用字。即使有這麽多字的儲量，生僻字還是會不時出現，特别是一些專有名詞，這時就需要專門去製作這些生僻字的字釘，就像當年畢升需要用生僻字時，也得特别去刻一樣。現在中國最大的字典，收録了40000個不同的字，雖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異體字，但是這仍未涵蓋所有的漢字。没有一個印書者能够擁有包含全部漢字的活字儲備。

朝鮮的印刷業

雖然活字印刷的技術不斷在更新，但是以上所提到的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均未能盛行。中國從事雕版印刷的工人人數衆多，且技術精湛，使得雕版印刷術在市場上極具競争力。但是在朝鮮，活字印刷術則擁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在朝鮮的文獻中，最早提到活字印刷術是在1241年。1392年，朝鮮政府成立了“書籍院”，專門掌管製作金屬活字和印書。至1403年，書籍院已鑄得數十萬枚銅制活字（插圖三十）；僅在15世紀，鑄造活字的次數達七次之多，並且有數量衆多的精美書籍由這些活字印成。這些活字的尺寸非常大，每個字釘的表面大約有一平方釐米，高五毫米，字釘的背面有一個凹槽，可以卡在範的準綫上。活字印刷需要使活字表面水平，比如畢升用膠泥活字印書，需在活字底下鋪一層蠟，因爲活字的邊緣鑄造得並不十分精確，没辦法很好地貼合在底板上。朝鮮的活字用木製的活字做模，再用翻砂製作的範來鑄造。

金屬活字

15世紀到16世紀，中國也開始使用銅和錫來製造活字，特别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南京、蘇州、無錫和常州，這些都是文化和藝術發達的大城市。其中一部分用金屬活字印刷的書籍質量上乘，但是總體來説，活字印的書卻常因其中有很多錯誤而備受詬病。（插圖三十二）而且中國製造的金屬活字異常昂貴，因爲中國製造活字並非像朝鮮那樣是鑄造的，而是如同他們製造木活字那樣，是一個一個刻的。

鑄造的銅活字直到17世紀末期、18世紀初期才在中國出現。製作最精良的銅活字，大概用於印製官修的大叢書《古今圖書集成》。這部書超過800000頁，其中有上千萬個字。印《古今圖書集成》的活字尺寸比較大，在製作字釘時，先用木製的模製作泥範，共製作了超過25000塊字釘，一共用時九年，即1713年至1722年。（插圖三十四）但僅就製作活字的銅而言，造價已經異常昂貴。《古今圖書集成》印畢，這些銅活字就在1744年熔化去做銅錢了。後來乾隆皇帝想要印一批稀見的書籍，金簡（有趣的是，這個人是一個朝鮮後裔）建議武英殿印書應該改用木活字，而不是銅活字，他的建議被採納了。這次刻書用的活字，分爲大小兩種，總計253000字，僅用時六個月就完成了。幸運的是，金簡後來撰寫了一部詳細記録活字印刷過程的書籍，《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並配有精美的版畫（插圖三十三）。這部書後來被翻譯成了英文，並帶有原來的版畫[28]。

雕版印刷的優勢

雖然中國人意識到了活字印刷術在技術和流程上所具有的特長，但是活字印刷術在中國並未走遠。其中一個基本的原因便是活字印刷術能完美地適應由字母組成的書寫系統。對這樣的書寫系統而言，所需活字僅限於有限的一些簡單的字母，而印刷漢文，平時大約需準備一萬多個常用字的字釘，而且還時不時地要另外製作原有活字中没有的字，在面對這樣一種書寫系統時，活字印刷術就顯得異常昂貴，而且所需要活字的數量也相當龐大。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困擾着中國的印刷工匠。另一方面，木活字不容易刻成大小完全相同的尺寸，膠泥活字又很容易損壞。金屬活字和膠泥活字，在刷墨的時候還不容易均匀着墨。另外，儲存一萬多個銅活字或者更大的量，需要有大量資金投入在購買金屬上。而中國一直爲銅儲量不足而困擾，即便是製作銅錢也捉襟見肘。

雕版印刷術相對而言就有很多優勢。它可以複製任何字體的文本。雕版印刷也可以雕印版畫、外國文字（中國工人在菲律賓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刻印了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書籍）。雕版印刷還可以用來影刻早期的刊本，或者翻刻手稿。有了雕版印刷術，就相當於有了無數字體和各種字號。對雕版印刷的重視不僅僅出於商業上的考慮，在整個遠東地區，人們一直很注重學習和欣賞書法藝術，雕版印刷能够滿足個人審美的需要。而且，書板一旦刻成，就能够永久保存——一些17世紀刻的書板到了20世紀仍在使用。與只能印一個版次的活字印刷術相比，雕版印刷術意味着隨時需要隨時刷印，就像我們現代複印技術一樣，按需印刷。而且因爲雕版印刷的書是由單獨的頁組成，所以如果需要添加内容也很容易。

木刻雕版大概是最適合把文字和圖案統和在一起的印刷形式。從現存的實物上看，早在唐朝的印刷品中就有版畫。自宋以降，到明朝，在各個印刷中心，版畫更是廣泛地出現在書籍讀物中。即使是以出品廉價暢銷書聞名的福建建陽書坊，也出版了大量配圖的書——傳記、話本、劇本、醫書，各種關於務農、種植和手工的實用手册，類書以及課本。另有一些出版商試着用不同的板套印多種顔色，既有多種色彩的文字，也有彩色的圖畫。中國印刷工人高超的技藝在16世紀晚期到18世紀達到了一個高峰。擁有高超雕版印刷技術的工匠群體，其數量相當龐大，這阻礙了活字印刷術以後的發展。除了印刷大型叢書之外，活字印刷術内在的缺陷也使得活字印刷的成本變高。

擁有如此數量龐大的字，如何快速排版？這至今仍然是一個難以解决的問題。正是這個漢字本身所帶來的問題，使得活字印刷術退出了市場，雕版印刷術占據了上風。即使是在計算機和照相排字機時代，儲存和處理如此大量的字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或許可以和歷史上印刷術在中國的發展相類似，與把單獨的字儲存爲一個字符的辦法（相當於古代的活字印刷術）相比，中國人或許更喜歡造價較爲昂貴的影印技術（相當於古代的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在中國未能廣泛流行，並非源於缺乏創造力或者技術上的問題，而是由中國文字本身的特質所决定的。

參考文獻：

爲讀者提供一份全面的關於中國印刷術研究的書單，其中至少涵蓋中文、日文等語言的出版物，並非本書所能企及的。以下列出的書單，是爲了西方的讀者能够獲取更多的關於印刷和出版研究的信息，其中中文和日文的著作都是最基本的讀物。標注*的，裏面附有很多書影。現在迫切需要最新的關於中國印刷術的優秀英文研究著作。卡特和富路德，以及伯希和的經典著作只研究了印刷術出現的早期階段，而且現在一些相關領域的研究已經更新。這兩部書都没有涉及任何宋代後期以後中國印刷術發展的高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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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Abstract：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written by Denis Twitchett, which was originally a talk given to 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 in 1977 and then edited into a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83 by Colophon Book Shop. The book gives a panoramic description on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primarily but not limited in medieval China.The book is highly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despite the fact the length of the book is not long.At the end of the book, a number of reference books are listed, covering some of the must-read researches in Chinese, Japanese, English and Russ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