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一期）
-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 4字
- 2024-11-03 13:37:38
漢學論壇
論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與傳播
自19世紀末以來，海外漢學和中國研究對於在歐美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做出了許多貢獻，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漢學和中國研究畢竟不是歐美學術的主流，自身也難免有局限。近三十餘年來，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在經濟上取得極大發展，在國際政治方面也逐漸發揮更大作用，使得歐美和全世界越來越注重中國，也相應注重中國的文化傳統，於是漢學也越來越顯出其重要性。一方面，國外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瞭解中國，包括中國的歷史、哲學、文學和文化，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中國國内也希望把自己的文學和文化介紹給外部世界，把中國文學作品和人文研究的成果翻譯成外文，傳播到海外。可以説現在是漢學發展以及中國文化向外翻譯和傳播十分有利的時候。然而由於中外文化、社會和思想意識各方面都存在差異，要成功翻譯和傳播中國文化，並非易事，而會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如何瞭解和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也就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一、漢學與中國學術
讓我們首先考察漢學和海外的中國研究。所謂漢學，是從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場和觀點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内部看中國。這很容易使人想起“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句老話，或蘇東坡《題西林寺壁》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有名的詩句。這樣看來，作爲國際學術一部分的漢學，因爲是“旁觀”，有一定客觀和批評的距離，往往可以對中國和中國傳統有獨到的看法，對中國人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傳統，都有啓發借鑒的意義。西方漢學是西方學術的一部分，不僅其立場觀點不同於中國學者，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漢學家往往有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訓練，把這類社會科學方法應用於中國研究，也許有中國人自己不可能有的視角，也就可能看到中國人由於自己處於盲點而視而不見的東西。這當然就形成漢學研究不同於中國本土學術的特點，有時候也可能是其獨到的優點，但與此同時，也可能産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傲慢與偏見”，即以爲中國和中國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對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其實是一種西方理論的傲慢，也因此往往産生其狹隘和局限。
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只説到問題的一面，還有另一面，也可以用兩句老話來概括，那就是“隔霧看花”“隔靴搔癢”。從外部觀察固然可以有客觀距離，但也未嘗不會失之粗疏，没有直接經驗的真切體會。其實廬山之大，無論站在山中還是走到山外，都不可能窮盡其貌，這正是東坡要告訴我們的。東坡這首詩結尾兩句很有名，但也許恰恰因爲太有名，影響了後人對整首詩含義的理解。其實這首詩開頭兩句相當準確地説出了觀察理解任何問題的複雜多變，因爲東坡説得很明白：“横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廬山面目是變化的，依據我們所處位置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面貌。把這個道理用來理解中國，我們就可以明白，要真正瞭解中國，就必須從不同角度看，把看到的不同面貌綜合起來，才可能接近於真情實貌。换言之，漢學和中國本土的學術應該互爲補充。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漢學家們大多忽略中國本土的學術著作，認爲那基本上是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的學術，甚至是毫無學術價值的宣傳。但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學術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學者們已經有獨立研究的意識，中國的學術著作也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品，其水準和以前不能同日而語。所以，今日海外的漢學家們已經不能繼續忽略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也不能不瞭解漢學家的著述。中國和海外學術的互動交往已經越來越頻繁，所以我曾撰文説：“我們早已經該打破‘内’與‘外’的隔閡，拋棄‘社會科學模式’自以爲是的優越感，也拋棄西方‘理論複雜性’的自傲，融合中西學術最優秀的成果。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奠定理解中國及中國文化堅實可靠的基礎，在獲得真確的認識方面，更接近‘廬山真面目’。”[1]
西方漢學本身發展的歷史，對我們瞭解漢學與中國學術的關係不無幫助。最早從歐洲到中國、並在文化的互動交流方面産生影響的是基督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從意大利來到明朝末年的中國，在北京建立起基督教教會，與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多有交往，用中文撰寫了《天主實義》等多部著作，其影響不可低估。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又把中國的古代典籍用西文介紹到歐洲，以書信和著述陳述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在啓蒙時代的歐洲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歐洲一些重要思想家對中國形成良好的印象。對於像伏爾泰那樣歐洲啓蒙時代的思想家們來説，中國没有教會，卻社會秩序井然，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似乎正是他們所追求的以理性而非以宗教爲基礎的世俗社會。但利瑪竇死後，歐洲基督教教會内部産生了所謂“中國禮儀之争”，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差異成爲争論焦點，不斷得到强調，而争論的結果，利瑪竇和耶穌會的“適應”策略被梵蒂岡教廷否定。在中國方面，康熙皇帝則禁止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鴉片戰争後，中西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更多新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對中國的看法也與耶穌會教士很不一樣。無論如何，在文化方面最先瞭解中國的西方人是傳教士，西方大學裏最早聘請的漢學教授，也大多是傳教士。傳教士在中國社會，尤其在醫療和教育方面做出的貢獻，近年來已引起很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得到肯定和嘉許。但“禮儀之争”中堅持原教旨和教義純正的一派，批評利瑪竇和耶穌會“適應”策略對異教的中國文化讓步過多，於是轉而强調中西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在中西之間設立起互不相通的對立。這些純粹派的思想觀念對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溝通的努力，到現在仍然還有一定影響。
中西對立的觀念從“禮儀之争”時已初見端倪，只是在近代更具學術形式，往往上升到思想和哲理的層面。法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列維-布魯爾（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區分原始部落人與歐洲人的思維方式，認爲原始思維是審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邏輯的，只有歐洲人具有邏輯思維能力；與他交往甚密的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1894—1940）就曾以此模式，著有《中國人之思維》一書。稍後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討論基督教傳教在中國之所以不成功，也歸結爲中國人思維方式與歐洲人根本不同，並斷定中國語言缺乏明確的語法，中國人的思維没有抽象能力，中國人缺乏對超越、精神和抽象觀念的理解能力。這類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學界有一定影響，如法國學者于連（François Jullien）就連篇累牘地著書立説，把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描述爲絶然不同的兩種思維和兩種文化形態，中國乃是西方絶對的“他者”。這類看法在法國固然有一個連續幾代學人的傳統，但又不僅止於法國學者。美國學者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2003年出版了一部闡述文化差異的書，標題就把大意説得很清楚：《思想的地理學：亞洲人和歐洲人思維如何不同及其原因》（The Geography of Thought：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多年、專門研究古代中國的漢學家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按理説對中國古代典籍應該不會太生疏，但他在一篇文章裏爲了强調中國與希臘絶然不同，就以古希臘神話中詭計多端而巧言善詐的奥德修斯爲例，説古代希臘人認爲表面現象都是虚假不可信的，有所謂“認識論悲觀主義”（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而與此相反，古代中國人則大多相信表面現象是可靠的，抱着所謂“認識論樂觀主義”（epistemological optimism）的態度[2]。可是《老子》七十章不是就抱怨説“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麽？《孟子·離婁上》不也説“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麽？無論道家或儒家，老子和孟子都在抱怨説，人們往往連淺顯明白的道理都不懂，理解和行動都有問題。這哪裏有什麽中國人“認識論樂觀主義”的影子呢？中西思想、文化、傳統當然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把兩者説得絶然不同，互相對立，就根本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其實把文化差異絶對化的人都陷入一個邏輯上自相矛盾的困境，因爲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凡主張東西方互相之間不可能瞭解的人，都只可能或者是西方人，或者是東方人，按照他們自己的理論，就只可能或者瞭解西方，或者瞭解東方，而不可能跨越自己語言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差異，瞭解或比較東西方之間的異同。可是他們卻恰恰宣稱自己似乎知道東西兩方面的情形，知道東西方人有兩種思維方式，截然不同，不可能相互理解。而按照他們自己的理論，卻恰恰是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夠知道兩方面的情形，也就不可能知道東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有什麽差異。過度强調文化之間差異的人，都的確不能不陷入這一個邏輯上的困境。我們要跨越文化差異，溝通中西思想和傳統，就必須批判這種絶對式的文化相對主義，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場來理解對方，在東西方文化傳統的比較之中既見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點，又避免把差異簡單化、絶對化，形成文化之間的隔閡。
二、翻譯與文化理解
造成隔閡的原因很多，首先有一個語言差異的問題，但複雜文本的翻譯又絶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問題。中文的確是很複雜的語言，有時候即使著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也難免出錯。亞瑟·韋利（Arthur Waley）大概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和日本文學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詩經》和《源氏物語》堪稱經典，他節譯《西遊記》中描寫孫悟空的精彩章節，題爲《猴王》，也十分成功。但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翻譯家，也居然把“赤腳大仙”誤解爲“紅腳大仙”（red-foot master）。誤解很難完全避免，但翻譯往往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問題，牽涉到文化傳統背景的理解，而涉及文化背景的錯誤就更值得我們注意。著名翻譯家華兹生（Burton Watson）曾翻譯《莊子》《韓非子》《史記》等中國重要的經典著作，很有成就。然而仔細察看之下，偶爾的錯誤也在所難免。《莊子·外物》結尾有這樣一段有名的話：“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華兹生的譯文讀來很流暢：
這段文字看起來没有任何問題，但問題不在譯文的文字本身，而在原文意義的理解和把握。莊子原文前面幾個排比句，重點都在説明語言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就像捕魚的竹籠、捉兔的羅網，一旦抓獲了魚、兔，就可以丟棄在一旁。接下來莊子發問道：我怎麽才找得到一位忘言之人，可以和他説話呢？言下之意，世人大多只記得言，而不能得所言之意，所以莊子有此一歎。華兹生的譯文“a man who has forgotten words”固然是“忘言之人”，可是英語裏的完成時態“has forgotten”表示此人已經忘了言，然而莊子尚未“與之言”，那麽他忘記的就並非莊子之言，也就不是莊子要找的人。莊子希望找到的是能夠忘記他的言之人，因爲這個人才會得到他所言之意。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莊子的話往往都出人意料，超乎常理，要表達莊子這句話的原意就需把譯文稍做改動，把完成時態改爲將來時態：“Where can I find the man who will forget words so that I can have a word with him?”[4]這看起來只是動詞時態的一個小小區分，但在意義上卻有根本的差别，關乎莊子哲理的準確表達。這裏舉出兩位翻譯名家的白璧微瑕，絶無意貶低他們的成就和貢獻，而只是想要説明翻譯，尤其文學、哲學之類複雜文本的翻譯，絶不是懂兩種語言就可以勝任，卻要求對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相當深入的瞭解。許許多多翻譯成中文的作品，當中誤解和誤譯的地方也很不少，道理也一樣。
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表達問題，因爲在一般語言表達能力之上，還要有文體、風格的意識，要熟悉並且把握學術語言規範等其他許多方面。學習外語達到能夠基本表達意思，並不是很難，但能夠做到像使用自己母語那樣使用外語，尤其寫作能達到正式發表出版的水準，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漢學家很少人直接用中文著書立説，中國人自己翻譯中文成外文，往往吃力不討好，都可以説明這一點。近年來我因爲編輯一套叢書，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譯爲英文出版，常常審讀譯稿，在這方面頗有些感受。翻譯不是自己寫作，而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在大學環境裏往往不算自己的研究成果，於是教授學者們很少人願意做這樣的工作。能夠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很少做翻譯，而且做也不見得就做得好，於是翻譯中文著作成英文，大多還是依靠母語是英語的譯者。我負責爲歐洲一家出版社編輯一套把中文學術著作譯成英文的叢書，到目前爲止已經出版了好幾部譯著，而除了一部是中國人翻譯之外，其他都是母語爲英語的譯者。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C.Graham）有一本評價頗高的《晚唐詩選》，他在序言一開頭就説“翻譯中國詩的藝術是意象派運動的一個副産物”，又説“中國詩最好的譯者多半是詩人或愛好寫詩的人，依靠修改别人譯的初稿來翻譯”[5]。這當然是説，中國詩最好的譯者是以英語爲母語而又會寫詩的人，哪怕他們的中文水準不見得很高，但他們對詩的韻律有特别的敏感，依靠修改别人在傳達意義上也許更準確的初稿，就可以把中國詩翻譯成英美讀者更能接受，也更能領會其妙處的英語詩來。其實當年林紓翻譯西方小説，就正是這樣的情形。林紓自己不懂外文，但因爲他講究古文修養，文筆流暢而生動，就把懂外文的合作者口述的初稿下筆寫成優雅的文字，成功地把一百多部西方小説介紹到中國來。林譯小説儘管有不少誤解誤譯之處，但流暢可讀，尤其在清末民初那個時代，對於中國人開始瞭解西方，做出了很大貢獻。讓我們再回到葛瑞漢的那句話來。由於意象派以來英美現代詩首先注重意象（image），如何傳達意象就成爲翻譯中國詩最重要的任務，而爲了意象，往往不得不捨棄原詩的格律形式和音韻。葛瑞漢把現代詩的感覺與西方讀者的期待講得很清楚，我們就可以明白爲什麽他認爲，翻譯中國詩最好由英美人來做。這話雖不能説百分之百正確，但也的確有一定道理。前不久北京大學許淵沖教授獲得國際翻譯家聯盟頒發“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文學翻譯奬，這當然是中國翻譯家們值得引以爲榮的事，但許教授的翻譯在國内就曾引起不少争議，在國外本來幾乎没有人注意，獲奬之後反而引起一些從事文學翻譯的人激烈批評。當然，批評並不是壞事，但如果翻譯成外文的作品外國讀者大多不接受、不欣賞，翻譯就没有達到本來的目的，也就失去了意義。
三、出版信譽與合作的問題
翻譯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取決於好幾個因素，譯文品質當然重要，但也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應該承認，由於政治和制度的原因，英美和歐洲許多讀者對中國出版的書往往還抱着一種懷疑態度，總是不大信任。這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翻譯與傳播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自己出版外文書刊必須面對的挑戰。在目前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與國外在學界和讀者中享有良好聲譽的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作品。我爲歐洲布里爾出版社（Brill）主編兩套叢書，在此就想以個人經驗爲例，談談相關的問題。布里爾在歐洲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牌出版社，1683年在荷蘭萊頓創立，出版各種學術著作、期刊、書目和參考書，内容廣泛，包括科學、法學和人文學科各個領域。自19世紀末的1890年以來，布里爾就一直出版一份專門研究傳統中國的學術刊物《通報》（T’oung Pao），在國際漢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布里爾近年來又出版一套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的叢書，題爲“布里爾中國人文學術叢書”（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由我和德國哥廷根大學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共同主編。2007年以來，我們已經出版了七部中文學術著作的英譯本，包括洪子誠、陳平原、陳來、駱玉明、榮新江、葛兆光和羅志田等人很有影響、能夠代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成果的著作。不久還會有朱維錚、何懷宏、蔣寅等學者的著作陸續翻譯出版。我爲這套叢書寫了一篇總序，印在每部書前面，其中我提到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經過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在國際上也越來越引人注目。隨着整個中國的改變，中國的學術研究也相應有很大變化，所以我説，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西方學界幾乎完全忽略中國本土的學術，現在已經没有理由再繼續這樣無視中國學術，“現在時機已到，西方學者和其他感興趣的讀者應當接觸來自中國的觀點看法，而把重要的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出版，就是在這樣接觸中走出的重要一步”。由於布里爾是歐洲有名望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書基本上歐美大學圖書館都會收藏，所以我們這套中國人文研究叢書使中國學者優秀的著作進入了歐美大學的圖書館，也就進入了西方學術研究參考的範圍。這套叢書印製精美，在歐美學界已經産生一定影響，只要保持品質，長期堅持，對於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和學術成果，就必定能做出不小的貢獻。保持品質一在選擇好書，再就是選擇好的譯者，這兩件事都不易，而尋找合格合適的譯者，尤其困難。在這方面，由於布里爾有自己人脈聯繫的網絡，可以找到願意從事中譯英工作的譯者，所以也相對而言比較順暢。
由於人文研究叢書的成功，布里爾出版社又在去年設立“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East 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由我和波士頓大學的魏樸和教授（Wiebke Denecke）共同主編。雖然這套書出版直接用英文撰寫的書稿，但叢書性質是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研究，而在這方面，我認爲錢鍾書先生的《七綴集》最具代表性，可以作爲研究典範，所以決定把《七綴集》的英譯本作爲這套叢書開頭的第一部出版。恰好一位新西蘭漢學家鄧肯（Duncan Campbell）已把此書譯完，他的譯稿經過進一步仔細修改，由我寫了一篇序，又得到楊絳先生同意，2014年初由布里爾出版了《七綴集》英譯本，並由此推出布里爾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編輯這兩套叢書，尤其是把中文學術著作譯成英文出版的第一套叢書，使我體會到翻譯之重要，也認識到翻譯之困難。自古以來，翻譯就説明人們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和障礙，使不同民族可以互相瞭解、和睦共處。隨着瞭解的深入，對翻譯的需要、要求及標準也隨之提高。在我們這個時代，翻譯變得更爲重要。提高外語教學品質，培養更多更好的翻譯人才，加强國際合作交流，這就是促進中西方相互瞭解，推展文化傳播最根本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