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的一位作家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不幸的是，他的创作生涯也如流星般一闪而过。但这道闪光是如此耀眼，不仅使法国人惊叹不置，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
这位作家，就是被法朗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
莫泊桑在进入文坛之前，是巴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一八八〇年，他的短篇小说《羊脂球》在著名的《梅塘夜话》小说集中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小说巧妙的构思，圆熟的技巧和对现实的深刻剖析，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还有他那清新、优美而又准确、简练的文体，即使最挑剔的文体家也认为无懈可击。法国公众只知发现了一位天才，却不知这位天才已在高人的指导下，刻苦奋斗了十余年；更不会想到，这位天才是在无法逃脱的遗传性精神病的威胁下，以顽强的毅力与自己的命运作斗争。
莫泊桑的母亲，是诗人兼小说家勒普瓦特万（1816—1848）的妹妹，本人也酷爱文学。莫泊桑自幼受母亲熏陶，十三岁开始写诗。在中学阶段，巴拉斯派诗人路易·布耶曾经热情地关怀这个年轻人的成长。从一八七三年起，他在母亲的老友福楼拜的悉心指导下，接受了极严格的写作训练。福楼拜培养他对生活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培养他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对文体美的执著追求。这位老师对弟子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每当莫泊桑丧失勇气，老师总是以热情的鼓励和督促使他振奋起来。福楼拜强调“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他要求莫泊桑以长期不懈的努力，去获得自己的独创性。这位勤奋而听话的学生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孜孜不倦，所写习作数以百计，终于写出了使老师拍案叫绝的《羊脂球》。
从《羊脂球》开始，莫泊桑的作品如喷泉般涌射而出，短短的十年之中，他发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抒情游记，一部诗集[1]，还有若干戏剧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不幸多年折磨他的疾病恶性发作，一八九一年他不得不告别文坛，一八九三年七月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三岁。
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能跻身于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大师的行列而不黯然失色，这绝不是一般的才华所能达到的，必定是在某些方面有其独创的才能；何况莫泊桑还是一个同时使读者、批评界和同代作家为之倾倒的人物，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探究其个人特色及魅力之所在。
与前述那些第一流的大作家相比，在气魄的宏伟、画面的广阔和哲理的深度方面，莫泊桑显然要略逊一筹。他不是哲人，也不是历史家，他缺乏巴尔扎克那种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不具备司汤达那种政治敏感，不像他的老师福楼拜那样缜密细腻，也不如左拉的视野宽广。但他自有一种非凡的捕捉生活的本领，善于从一般人视而不见的凡人小事中，发掘带有本质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内容，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题材。
就一般人的眼光看来，莫泊桑的生活阅历并不十分丰富。他出身于诺曼底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在家乡的田园景色中长大，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学法律，不久为普法战争所中断，他被征入伍，但很快又在大溃退中返回故乡，随后他在法国海军部（后又转至普通教育部）当了十年小职员，直至《羊脂球》使他一举成名。这样，诺曼底的农民和乡绅、普法战争以及巴黎小职员单调沉闷的生活，就成为他的主要创作源泉。莫泊桑正是利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素材，给读者提供了一组组丰满生动的社会风俗画，特别是出色地勾画了这个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小人物的群像。
写小人物，不能说是莫泊桑的创举，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不少小人物，但小人物一般不能成为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都是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是各行各业的拿破仑，要么是尚未得志或惨遭失败的才智之士，至少是具备某种非凡的气质或个性；司汤达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具有过人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和性格，从外表到内心都出类拔萃；雨果的主人公几乎超凡入圣，全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莫泊桑的作品却大都以芸芸众生为主人公——农民、铁匠、船工、修椅垫的女人、穷公务员、流浪汉、乞丐、妓女、俗不可耐的小市民……都是他着意观察和描绘的对象。
若在巴尔扎克笔下，即使平庸的人也当写得不同凡响：赛查·皮罗托是个普通的买卖人，“相当愚蠢、相当庸俗，他的厄运也很寻常”，于是巴尔扎克把他搁置了六年之久，直到赋予这个买卖人某种特殊的品格，并且使他的死达到悲剧的高度。但是莫泊桑认为：“如果昨日的小说家是选择和描述生活的巨变、灵魂和感情的激烈状态，今天的小说家则是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2]所以他听任他的人物目光短浅、举止平庸，从里到外无一出众之处，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完成了某件英雄壮举，那也多半出自他们淳朴的天性，甚至是相当原始的本能，而不是由于具备何等样的英雄气质。然而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却成为莫泊桑创作的特殊领域，使他的作品别有新意。没有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十九世纪的社会风俗画卷就不够完整，尤其是不能充分反映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特征。
应当承认，使莫泊桑在十九世纪文坛上发出异彩的首先是他的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法国本不十分受人重视（尽管许多名家都不乏优秀的短篇杰作），直到莫泊桑，短篇小说才充分施展其魅力，显示出巨大的容量，承担起描绘社会风貌的重任。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作品好比巨幅壁画，莫泊桑的作品却类似一帧帧小巧的素描，表面看去彼此毫无联系，组合起来却成为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写真。
以凡人小事为题材，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应当说是莫泊桑在文学题材和体裁上的突破，也是他个人独创性的主要表现。但是，如果没有他在语言上的突出成就，莫泊桑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广泛的赞叹和重视。
莫泊桑曾将法兰西语言比作“一泓清水”，他的语言也确实像“一泓清水”一样，清新流畅、朴素自然，优美而不流于柔弱，精确洗炼而不乏幽默机智，在语言艺术上可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一点正是使他的同代和后代作家最为折服的。本身也以文体的优美著称的阿那托尔·法朗士，对莫泊桑的语言艺术给予了极高评价，左拉不能不感到望尘莫及，马拉美、纪德等都把莫泊桑的语言视为法语的典范，法国的教科书纷纷选莫泊桑的作品作范文。
在创作方法上，莫泊桑直接师承福楼拜，和福楼拜同属十九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虽然福楼拜拒不接受现实主义者的称号，莫泊桑也曾宣称自己不属任何流派，但从他们的艺术理论到艺术实践，都说明他们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变化发展。
莫泊桑从事写作的年代，适逢自然主义在法国风行一时，使他的创作多少受到这一流派的影响。如对所谓人的“动物本能”，莫泊桑就有与自然主义相类似的看法和描写。但他始终坚持福楼拜的美学体系，不赞同自然主义的理论主张，尽管他十分敬重左拉的才能和为人，也不否认自然主义集团的作家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莫泊桑的文艺观，在他为《彼埃尔和若望》所写的题为《小说》的序文和有关福楼拜、左拉的论文中，有着明确而系统的阐释。莫泊桑反对批评家的门户之见，不同意给小说定下某些不可更改的创作法则，主张给予作家“根据自己的艺术见解来想象、观察和写作”的“绝对权利”。在莫泊桑看来，作家的才能来自独创性，而独创性就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独特方式。因此，他不反对自然主义作家按照他们的艺术见解写作，而他自己却不愿遵循他们的法则行事。首先是在“真实感”的问题上，他不同意自然主义的“绝对真实”论。莫泊桑认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因为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势必要进行选择。艺术家“只能在这充满了偶然的、琐碎的事件的生活里，选取对他的题材有用的、具有特征意义的细节，而把其余的都抛在一边。”莫泊桑也不同意过分贬低构思的作用，因为“写真实就要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印象，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事实死板地照写下来。”[3]
当然，对于一味强调主观意象的浪漫主义，莫泊桑更加不以为然。他承认浪漫主义时代出现了许多不朽的艺术杰作，但讨厌浪漫主义的“浮夸作风”和“逻辑的混乱”，不赞成像他们那样“在实际生活之外另创造一种比生活本身更美的生活”，并批评浪漫主义者“抛弃了法国人的健康思想和蒙田、拉伯雷的传统智慧”。[4]
可见，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莫泊桑和十九世纪前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和巴尔扎克、司汤达一样，福楼拜和莫泊桑都很重视对现实的观察、分析、提炼和概括，重视对事物内在关系的探究，不仅要求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外貌，而且力求“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未暴露出来的本质，理解其行为的动机”[5]，进而以典型化的手段，以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描绘出来。这种艺术方法，正是巴尔扎克式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泊桑的《羊脂球》《一生》《漂亮朋友》……都是这种创作方法极为成功的实践。
不过，福楼拜和莫泊桑的艺术，与以巴尔扎克、司汤达为代表的前期批判现实主义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前期的作家热情洋溢，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介入现实斗争，而且在作品中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表现出来。福楼拜和莫泊桑却竭力对生活抱旁观态度，以客观冷静的描摹来掩盖作家对现实的分析。在福楼拜和莫泊桑看来，作家只能通过“选择具有特征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事物的实质，而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因此，应当“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复杂的解释和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限于使人物和事件在我们眼前通过”[6]。莫泊桑认为：“心理分析应该在书里隐藏起来，就如同它在生活中实际上是隐藏在事件里一样”[7]。作家只能将心理分析作为“作品的支架”，就如同看不见的骨骼是人身体的支架。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却不然，尽管他们同样重视“选择具有特征意义的细节”来突出事物的本质，却不甘心让自己完全退到幕后。他们时时刻刻和他们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和这些人物同呼吸、共命运，随时随地剖析他们的心理，对他们的遭遇发出慨叹，甚至有时要借用他们的舌头，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司法、行政、宗教、伦理，乃至自然科学等五花八门的见解。
从纯艺术的角度看，福楼拜和莫泊桑所追求的，也许是一种更为微妙精深的艺术境界，需要艺术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动。事实上，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上的确比巴尔扎克、司汤达更严谨、更完善，文体也更为简洁优美。但从整体看，前期两位大师的作品却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这一差距，当然不能归咎于艺术上的力求完善，问题也不在于作者的观点是隐蔽还是公开，而是后期的两位作家根本缺乏前期作家那种有强大吸引力的激情。
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生活在法国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大革命的动荡和拿破仑的丰功伟绩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正是产生英雄梦想和伟大热情的时代，在文学上则是产生浪漫主义的时代。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家，当时一般也都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质，他们满怀理想，热切盼望出现一个容许个人才智充分发展的合乎理性的社会；而且深信自己在当代历史中应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以全部热情投入现实生活，密切注视历史的进程、时代的交替，猛烈抨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努力探索更加合理的未来。
可是福楼拜和莫泊桑生活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一切幻想早已破灭，剩下的只是平庸、鄙俗的现实。他们愈是观察，就愈是对这个社会感到恶心和蔑视，以致根本不屑于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福楼拜遁世隐居，莫泊桑超脱一切。于是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批判的旁观者，以一种冷漠的讥刺态度，把人们尚未识透的社会如实描绘出来，不加评论，不加分析，让人们自己去判断。
这种冷漠，与其说是无动于衷，毋宁说是一种丧失理想的悲哀。从莫泊桑的某些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天性并不冷漠。他对统治者充满憎恨，对弱者寄予无限同情，对下层人民身上淳朴善良的品质常常发出由衷的赞叹。可是他对生活缺乏信念，找不到任何理想作支柱。年复一年，他看见生活就这样在虚伪、可耻的氛围中缓缓流动，心中只觉一片空虚和厌倦。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严重，使他愈来愈倾向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福楼拜也是悲观的，他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但他至少还信仰艺术；莫泊桑到后来甚至对艺术也感到厌倦：“我现在对一切都感到漠然，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极度的厌倦中度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涂写我尽可能高价售出的文字，一面为从事这可憎的职业而痛苦。”[8]他痛苦，是因为作家的职业使他习惯于解剖一切，使他身上产生了“第二种视力”，这种视力“既是作家的本领，又是他们的不幸”，“我写作，因为我了解，我痛苦，因为我认识现实太清楚。”[9]
实际上，他那超脱一切的冷漠态度，他那使文学孤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企图，不知不觉已缩小了他的视野，使他不能广泛和全面地研究和认识社会，使他不可能看见代表人类前途和希望的因素。因此，他虽然对现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却不比他的读者更有远见。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把现存秩序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把一切企图改变现状的斗争都看成是愚蠢的、徒劳无益的举动，甚至把某些丑恶的东西看成人类固有的本质，从而更深地陷于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
“哀莫大于心死”，莫泊桑的漠然，恰是极度悲观的表现。正是这种悲观，削弱了他的作品的力量，导致他创作力的逐步衰退，并且直接危害了他的健康。一八八八年以后，他再也写不出任何有分量的作品，一八九一年终因病重完全搁笔。
莫泊桑固然是以短篇小说的建树闻名于世的作家，但并不意味他在长篇小说方面才具平庸。莫泊桑创作的长篇小说共六部：《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皮埃尔和冉》（1888）、《如死般强》（1889）和《人心》（1890）。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两部：《一生》是莫泊桑对长篇小说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漂亮朋友》则是莫泊桑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巅峰，比《一生》具有广阔得多的社会内容和深刻得多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部有直接针对性的、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个无耻之徒的飞黄腾达，揭露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政界人物的丑恶嘴脸，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法国的金融寡头政治和殖民主义战争政策。小说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细节，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法国当时的统治者不过是一小撮金融资本家，议会、内阁、新闻机构只是他们的工具；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殖民主义战争的直接受惠者，仅仅是那些掌握股票、债券的金融大亨，报纸上所有那些“爱国”高调，无非是为大亨们的钱袋服务而已。正当法国社会上殖民主义思潮泛滥，“爱国”高调甚嚣尘上之际，莫泊桑居然敢于公开揭露报界宣传“爱国”的真相，这不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而且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甚至勇敢的左拉当时也未能做到这一点。正如拉法格所指出的，莫泊桑是当时的作家中，“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10]的惟一范例。
这部小说的不朽价值，首先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当代英雄”的典型。这种“英雄”恰如高尔基所概括的：“他们具有坚强的性格，具有搜括金钱、掠夺世界、制造国际屠杀来使自己富足的天才的本领；不能否认，他们魔鬼般的龌龊行为是惊人的寡廉鲜耻和惨无人道。”[11]虽然莫泊桑在这部小说中所描绘的，还只是这个人物发迹的开始，但读者已经可以想见，不久他就将在那些掠夺世界、制造国际屠杀的事件中，从配角擢升到主角的地位。
这位杜洛华先生刚出场的时候，还是铁路局一个寒酸的小职员，身上穿着只值六十法郎的衣服，袋里装着只剩三法郎四十生丁的“家当”；那时福雷斯蒂埃所在的报馆在他眼中是多么高贵庄严，福雷斯蒂埃家中优雅的客厅是多么值得艳羡，那些衣着讲究的上流社会妇女看上去是那么可望不可即，那些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又是怎样地使他自惭形秽。
可是曾几何时，他已把众人踩在脚下，成为赫赫有名的官方记者，大财阀瓦尔特的女婿，《法兰西生活报》的总编辑。小说的结尾，描写他和瓦尔特小姐举行婚礼的盛大场面。这个暴发户挽着新娘，一面和他的情妇眉目传情，一面陶醉于主教的颂词：“您，先生，您才华盖世，文章绝代，您教育、指点和领导着芸芸众生，您的使命是伟大的，您将给世人做出光辉的榜样……”杜洛华得意洋洋，抬眼注视众议院，心中清楚地意识到，凭着瓦尔特小姐的财产和丈人的势力，他很快可以成为议员，当上部长。
这个家伙平步青云的秘密在哪儿呢？论学识，他连中学毕业会考也不曾通过，文笔和中学生一般拙劣，进报社的第一篇文章，他不得不请福雷斯蒂埃夫人替他炮制。那么，他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外勤记者爬上如此显要的位置的呢？整部小说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艺术家的洞察力表现在：他不是把杜洛华看作一个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同时看到产生这棵毒菌的土壤，以及它发育、成熟的过程。小说的情节沿着这个恶棍发迹的过程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完成，而整个社会环境则像一个毒菌丛生的腐烂肌体一样，培育着这个贪婪无耻的个性。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合情合理地揭示出“一个人的心灵在环境影响之下如何改变，感情和欲望如何发展”。
杜洛华这个乡村酒店老板的儿子，天生精明狡猾，服役时又在非洲殖民地度过了两年奸淫烧杀的放纵生活，心中早已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正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天生的强盗胚子”。可是巴黎不是非洲，公开抢劫是行不通的，他一无才华，二无经验，要在巴黎出人头地还得从头学起。
外勤记者的工作，对杜洛华说来是个极重要的学校。老外勤圣波坦给他上的采访第一课，就点明了“欺骗”是新闻的实质。以杜洛华那点聪明，用不了多久便领悟到，对一个记者来说，学识倒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狡黠、机敏、灵活、嗅觉敏锐、诡计多端。不出几个月，他已经比某些干了几十年的老报人更加理解办报的诀窍，更加善于揣摩老板的秘密意图；不论是散布流言，还是制造假象，总能适应老板在投机买卖上的需要。老板也就很快地意识到，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小伙子。
他每日出没在巴黎社会的各个角落，上至部长、将军、亲王、主教，下至妓女、老鸨、拉皮条的坏蛋、咖啡馆的侍者，都是他结交的对象。渐渐地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一回事，认定了“在人类的岸然道貌之下，不过是永恒的男盗女娼”。的确，这腐臭、污浊的巴黎社会，有谁能比外勤记者更知根摸底呢！正直人会感到恶心、憎恨，杜洛华却从中吸取了信心和力量。他看明白了那班达官贵人全是一伙混蛋，哪一方面也不比自己高明，凭什么他杜洛华就不能有所作为呢！
杜洛华受着野心的煎熬，只苦于找不到一条向上爬的捷径。这时候，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充当了他的领路人，指点他利用自己漂亮的仪容，向老板夫人去献殷勤，果然使他很快地当上了《法兰西生活报》的“社会新闻栏”主编。
从此，杜洛华更加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外表，施展魅力，把女人当作向上爬的台阶。如果说他最初这样做时还多少有点畏缩，愈到后来，他就愈加无所顾忌，把他遇到的所有女人，都当奴隶一般驱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德莱娜最初是他的向导，继而成为他猎获的对象，最后成为他手中的牺牲品。玛德莱娜和杜洛华之间关系的转换，是揭示杜洛华的性格和灵魂的重要情节。一开始玛德莱娜在杜洛华眼中几乎高不可攀，不久他发现玛德莱娜与政界交往密切，手腕灵活，文笔潇洒，是个对丈夫的前途大有影响的女人，便决心在这个女人身上押宝。果然，福雷斯蒂埃死后，他既接替了朋友的政治主编职务，又接替了丈夫的角色。依靠妻子的帮助，他转眼间成为政治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倒阁运动中的得力打手，新内阁的重要代言人，荣获了十字勋章，他的姓名也改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华。
但是，杜·洛华的胃口越来越大，这点地位和荣誉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了。他眼看瓦尔特和两位部长在摩洛哥债券上赚了几千万，几天之内，瓦尔特便成了“世界的主宰之一，无所不能的金融大亨之一，权力比国王还大”，他心中不禁嫉妒得发狂。落在他身旁的金雨全装进别人的腰包了，他杜洛华却没捞着！瓦尔特和外交部长拉罗舍愚弄了他，利用了他，利用他打倒了旧内阁，当上了部长，又利用他在摩洛哥出兵问题上散布种种虚虚实实的舆论，掩护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独吞摩洛哥殖民战争的利益，……杜洛华越想越有气，他杜·洛华凭什么只能给人当工具，为什么他就不能和他们一样利用别人？摩洛哥事件使杜洛华的野心跃进到一个新阶段，他决心向社会的最上层进军。这时，他感觉到玛德莱娜这匹马不行了，非换马不可。于是想到了瓦尔特的女儿苏珊。虽然苏珊是他情妇的女儿，可是娶了苏珊，他就能到手几千万财产，就能成为统治者的一员，那时他便要什么有什么……他后悔过去打错了主意，娶了玛德莱娜这个没出息的女人。当初他对玛德莱娜的才干何等钦佩，对她的帮助何等感激，她为他写出第一篇文章时，他是怎样的战战兢兢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今却认为她妨碍了他，成了他的绊脚石。虽然前不久他从妻子应得的一百万遗产中，勒索到手了五十万，他仍然觉得妻子让他倒了霉、受了穷，非把她一脚踢开不可。于是他导演了一出捉奸的丑剧，一箭双雕，既打倒了外交部长，又达到了离婚的目的。
杜洛华的这一番手段，连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老头见了都目瞪口呆。过去杜洛华在他眼中只是一名出色的记者，这时却意识到“这混蛋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及至杜洛华拐走他的女儿，强迫老头儿答应他们的婚事时，瓦尔特吃惊之余，才更加肯定此人前途无量，“将来一定能当议员和部长”。
事实上，杜洛华正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原型”，莫泊桑以惊人的准确和透彻，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资产阶级政界人物的共同特点，精细地刻画了他们的寡廉鲜耻和不择手段。而这，才正是杜洛华青云直上的根本原因。在这个由金融大亨统治的国度，一个人越是无耻，越是毒辣，成功得就越快。为了制定大亨们需要的政策，制造他们所需要的舆论，一个混蛋比一个道德君子有用得多。瓦尔特老板正是从杜洛华极端的无耻和手段的毒辣，看到了他当议员和部长的才能。
杜洛华是莫泊桑的人物画廊中唯一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他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典型形象。虽然小说中并没有运用大段的心理分析，却让读者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闪念中，清晰地看到这个人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看到他的野心和欲念如何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而膨胀，作恶的手段如何随着经验的积累越来越高明，恬不知耻的程度又如何因恶行的升级而逐步加深。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没有把杜洛华写成惟一的或最大的恶棍，他不过是社会上许多飞黄腾达者中的一个，所做的事情和其他大人先生做的也差不多。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杜洛华这样的人总是会不断产生，不断得势的，拉罗舍是被淘汰的杜洛华，结尾部分隐约提到的那个让·勒多尔却可能是未来的杜洛华。作者以含蓄的讥讽态度，描写杜洛华在这个社会里如何如鱼得水，一帆风顺，仿佛时刻受到上帝的庇护，连那幅世界名画《基督凌波图》上的耶稣，相貌都和杜洛华极其相似。当瓦尔特夫人在悲观绝望中想祈求基督保护时，抬眼看到的竟是杜洛华。其实杜洛华这等人从来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他的宗教就是：“人人都为自己，谁有胆量，谁就胜利。”可是上帝偏爱他，让他事事如意，以致这恶棍欣喜若狂地在教堂接受众人礼赞时，竟也感谢起天主来。于是，“在教士的祈求下，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正式承认了乔治·杜·洛华男爵的胜利”。这是何等意味深长的讽刺！何等深沉含蓄的指控！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的作品中现实性、批判性最强的一部小说。尽管作家仍然忠于自己的创作原则，不发议论，不作分析，读者仍能从字里行间清楚地感觉到作者对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内外政策的憎恶、反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资本输出和殖民主义扩张，正是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莫泊桑抓住了这个内容，便把握住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从而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就这一点来说，《漂亮朋友》与十九世纪任何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而且在政治上，甚至比巴尔扎克的同题材小说《幻灭》有更直接的针对性。但是，和巴尔扎克的《幻灭》相比，《漂亮朋友》却缺乏某种激励人的东西。同样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同样是描写恶人的胜利，巴尔扎克能激起愤怒，莫泊桑却只能使人感到苦闷、压抑。这可能是由于巴尔扎克着意描写了天才的受摧残，正直人的被迫害，使小说具有悲壮的意味；而莫泊桑则完全是描写恶的发展和恶人的所向无敌。巴尔扎克即使以“幻灭”为主题也没有悲观的色彩，他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感到幻灭，却不曾对整个人类绝望。在任何时候，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总不乏追求正义者，自强不息者，即使这些人未能指出社会的正确出路，至少使读者感到有一股不与恶浊环境同流合污的对抗力量。莫泊桑却对人类缺乏信心。他所看到的人要么是坏蛋，要么是弱者，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站得起来的正面人物。如果说他前期的某些作品中还反映了下层人民身上某些闪光的东西，愈到后来，这种闪光就愈罕见。莫泊桑只看见眼前一片黑暗，他自己也被这黑暗所征服、所压倒。所以《漂亮朋友》和《一生》相比，内容固然深刻得多，但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也比过去消极得多。《漂亮朋友》中的诗人瓦兰纳，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生活就像一个山坡，眼望着坡顶往上爬，心里会觉得很高兴，但一旦登上峰顶，马上会发现，下坡路就在眼前，路走完了，死亡也就来了。上坡很慢，但下坡却很快。人在你这样的年纪都是快活的，有很多希望，但这些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到了我的年纪，除了死就再也没有盼头了。
这段话，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莫泊桑当时的思想情绪呢？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五年是莫泊桑创作的极盛时期，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已到达光荣的顶点，似乎预感到盛极而衰的局面即将到来，预感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正在日益临近。
一八八五年以后，莫泊桑的创作事实上已开始走下坡路。不过一八八七年的《温泉》仍不失为一部杰作。这部小说刻画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贵族子弟的放荡不羁，有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和较丰满的人物形象。但从《皮埃尔和冉》开始，出现了孤立地描写心理矛盾的倾向，主题渐趋狭窄，思想也愈见贫乏，到最后两部长篇，虽然客观上也暴露了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荒淫无耻，却已毫无批判意味，甚至还宣扬了一些病态的思想。
莫泊桑带着一颗痛苦的灵魂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人们甚至感到奇怪，他那有病的大脑，何以能写出那么清晰的文字，何以对现实有那么清醒的认识。可见莫泊桑并不属于生活中的弱者，他明知等待自己的是何等可悲的命运，却不曾向命运屈服。他始终努力保持健全的理智，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生命，终于在极短促的时间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虽说这笔遗产中并非全部都是传世的杰作，但确有相当大一部分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整个建树虽不及《人间喜剧》那么辉煌，却自有独特的意趣和价值。
艾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