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

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走自己的路，看人生风景

时间过得真快，没有想到认识冯骥才先生超过三十年了。找到他送我的第一套书《冯骥才选集》，时间为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我们熟悉后，不再叫冯先生，而是叫“大冯”，一直叫到今天。

站在冯骥才面前，个矮的我们，只能仰视。如果合影，更为悬殊。这位个头高大的人，喜欢运动，曾是篮球队员，可是，他却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艺术门类之中。他从小开始画画，居然一次又一次临摹《清明上河图》，那可真是要下不一般的功夫。他喜欢收藏民间大大小小的物件，从而奠定后来全身心投入文化保护事业的扎实基础。当然，对于他，诱惑最大的是文学。这一诱惑，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鬼使神差地出现他的面前，令他无法抗拒。

冯骥才一九四二年出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二十四岁的他与顾同昭大姐结婚。新婚之际，未曾预料的风暴就来了。五十年，他们相濡以沫，在风云变幻中走过。二〇一六年，他们步入金婚，我收到他们夫妇题赠的《金婚图记》。翻阅图记，两个大家族在天津的风风雨雨，依次展开……

动荡岁月，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促使冯骥才开始偷偷记录。他无法抗拒！身处浩劫之中，他清醒意识到他们这代人，需要以不同方式记录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为了现实不被遗忘，更是为了留存历史。下面他的这段文字描述当年情形：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偷偷写起来，只要有人叩门，我立即停笔，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这片言只语要是被人发现，就会毁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设想。每每运动一来，我就把这些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片，作为掩蔽，以便将来有用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一度，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里，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不安整天折磨着我。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用火点着烧了。心里立刻平静下来，跟着而来的却是茫然和沮丧。以后，我一发有了抑制不住的写的冲动时，便随写随撕碎，扔在厕所里冲掉；冬天我守着炉子写，写好了，轻轻读给自己听，读到自己也受感动时便再重读几遍，最后却只能恋恋不舍地投进火炉里。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我的心仿佛被灼热的火舌刺穿了。

（《命运的驱使》）

命运的驱使，让他永远停不下脚步！

一九七五年前后，大冯写了一系列诗歌，其中这首《路》，四十年后再读，仍然令人感动。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

一条时而欢欣、时而痛苦的路，

一条充满荆棘、布满沟堑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难、滑下去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没有归宿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条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冯骥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路。一走，就是五十年！

今年九月，天津将召开冯骥才国际研讨会，我写下这段话，表示敬意：

从小说到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冯骥才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个很高的标杆。他的创作，无论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历史场景，在不同类型的体裁形式里得到富有深度的呈现，为百年中国历史，提供不可多得的文本。创作之外，在二十年间，由收藏文物入手，他把视野拓展到文化保护的更大领域。他在《收获》杂志开设的“田野考察”专栏，他在将近二十年间的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中，体现一位作家、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热爱，对文化消失的忧虑和保护的紧迫感。他的一次次呼吁和奔走之间，中国的古建筑的保护、民间传统工艺传承、农村村落的留存等，引发上上下下的关注，堪为文化保护的先驱。一个作家，在文学和文化保护两个领域施展身手，可谓少见。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保护方面，冯骥才必将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的确，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他应该做什么，可以走多远。从小说创作到非虚构写作，从个人收藏转而在全国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吁保护古村落等，冯骥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爱之深痛之切，令他不能丢弃个人责任，不能眼见文化脉络在这一代人手里断裂。他敏感焦虑，他四处呼吁与演讲，他走进田野考察……

冯骥才走上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我们来看他人生路上的精彩风景。

《铺花的歧路》——不可替代的文学力量

冯骥才是一位有历史感的人，故而他的笔下总是呈现沉甸甸的历史真实。

二〇〇二年清明时节，得知花甲之年的冯骥才要回故乡宁波慈溪，冯家祖居将交还于他，同时，在宁波天一阁，还将举办“冯骥才甲子省亲展览”，我与之联系，带上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组，陪同他走进宁波，纪录他的故乡之行。面对镜头，冯骥才说了这样一段谈及历史与生命的话题，说得特别精彩：

作家对生命特别重视，对源头特别重视，尤其对于生命的来源，总是要追究、寻找遥远的联系，好像要触摸生命的源头。我觉得生命有时候会有漂泊感，但是故园、故土、故人给你一种安慰。我觉得这跟植物一样。植物到春天的时候，所有树枝往上长，越长越好，表现一种生命力；可是到秋天的时候，它要回到土地上，要寻找土地。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接地气。这一次把我的小孙女带回来了。她很聪明，会有一点记忆，我想给她留下一点童年的记忆。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一段是现代时的，一段是属于未来的，一段是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一种精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感、我们生命的本身，实际都存在于已经失去的一段历史里面。

（《故乡情结》）

回到故乡，当然不只是触摸生命源头，更是体验生命行程，走进历史。

最初读冯骥才的作品，是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们同班同学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引发全国性轰动。《伤痕》之后，反映“文化大革命”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古华的《芙蓉镇》等，如井喷般集中问世。《伤痕》之前，已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但是，卢新华的这一小说，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篇名更通俗、明确，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与诸多“伤痕文学”作品类似，写一位女“红卫兵”白慧失手殴打一位女教师，未曾想到，她后来结识的男朋友常鸣，就是这位教师的儿子。内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白慧，她永远无法摆脱……

与冯骥才后来创作的《雕花烟斗》《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等小说相比，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铺花的歧路》的故事叙述能力，还稍嫌薄弱，但他对一代红卫兵内心伤痕的描写，今天再看，依旧有历史沉重感。

小说中“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白慧上山下乡前往内蒙古锡林格勒盟草原。已经在红旗拖拉机厂当工人的常鸣，作为技术员被派往那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工作半年。常鸣到医院看病，走到取药窗口时，面前的一幕令他为之一震：

常鸣简直不能相信，在这白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一双非常熟悉的、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对方都惊呆了！

常鸣就像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他猛转过身，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只听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刚刚下了两磴台阶，身后边响起一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

（《铺花的歧路》）

这一阵“乞求似的哀叫声”，当然是白慧发出的。白慧无法原谅自己，却又无法割舍对常鸣的情感。下面这段对话，读来令人心痛：

“常鸣，你先停一下……”

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没回头，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映在他的脚旁。

“你……你好吗？”白慧说。她站在台阶上边，两只手好像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

“嗯。”常鸣的声音冷冷的。

“你来做什么？”

“办事。”

“你，你住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随后便是沉默。这是一种尴尬、紧张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她就像要去抓住断了的缆绳、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两条瘦瘦的胳膊伸向前，声音哀颤：

“常鸣，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

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慢慢扭过头来。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忽然又下狠心似的重新转回头去，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

他走了。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就这样，他回到招待所，没上楼，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

（《铺花的歧路》）

医院里的重逢，以凄凉结局告终。从常鸣在黑暗中的徘徊，可以想见他内心的另外一种痛苦。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粉碎“四人帮”结束。天下同庆之际，白慧给父亲留下一封长信。她决定离开人世——“我走了……我决定了。”下面这段话令父亲痛心不已：“如果人有两条生命多好！我情愿死掉以前那耻辱的一条。让另一条生命重新开始，好好开始！但可惜人只有一条生命……”

白慧还留下一封写给常鸣的信，请父亲交给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红卫兵”杜莹莹，转交常鸣。这封信，同样写得感人至深：

常鸣：

你一共两次没有原谅我。我知道你现在仍然不能原谅我，我也决不请你原谅我了！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两句心里话。因为我再不用顾虑你看过信会怎样想……我多么爱你！原来——如果没有那桩事——我可以成为你的爱人，但由于受了骗子们的愚弄，却成了你的仇人。我无限痛恨他们，也恨自己。等我明白过来甚至早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是一种罪过时，就已经晚了，不可挽救了。我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呢？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我却不能。我原来也可以做一个好人呀！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生活呀！只可惜，恐怕直到现在，你并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不知道我的心……

我就要永远地离开你了。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早已分开了。而且早在我们没认识之前，事情就埋藏着这些后果。我毫不怨怪你。我只感谢你救过我。我对不起你。而且直至现在还爱你……当然说这些都没用了。

祝你幸福吧！常鸣。像你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一定都会是幸福的。

我全向你表白了，别了！

白慧

常鸣终于读到了白慧这份发自肺腑的情书——可惜只是生命告别书。常鸣骑上自行车一路飞驰，用整整一个上午寻找白慧，却毫无踪影。他把车停在一块空地上，对面是东大河的大湾渡口，圆形大钟在远方竖立。这个地方，正是白慧第一次约会常鸣的地方。常鸣当年没有前来，这次却意外地又来到这里。“他的幸福好像从这儿断绝的，现在却又偶然地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这显然是冯骥才埋下的伏笔。

常鸣走到沙滩上，在不远处退潮的沙地上，看见一个姑娘的身影，正是白慧：

白慧扭头看见了常鸣！在沙滩上这对情人之间，时间好像只停留下片刻。忽然白慧转过身，她好像终于找到了出路。一条洒满了光、无限宽广的路。她摆脱开刚才的一切，带着一股热切的冲动，甩着两条胳膊，满脸流着热泪，朝常鸣跑来了，跑来了……

《铺花的歧路》从校园批斗，写到“上山下乡”时白慧与常鸣的医院偶遇，再到海边沙滩上他们的拥抱，白慧与常鸣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想，这是冯骥才在叙述历史真实的同时，希望给予这一代年轻人一种痛定思痛之后的温暖，这种温暖，会让他们重新感受生活的厚爱，珍惜生命，从而取得继续前行的力量。这部小说创作将近四十年，再读之，仍然能感受到以文学叙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

经过几年的创作经验积累，冯骥才对作家这一职业形成了颇为清晰的认识。一九八四年，他在《我心中的文学》一文中，这样谈到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一个作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

想象力、发现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断力；活跃的形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尽可能庞杂的生活知识和尽可能全面的艺术素养；要巧、要拙、要灵、要韧，要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心，要对千形万态事物所独具的细节异常敏感，要对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举止动念，抓得又牢又准；还要对这一切，最磅礴和最细微的，有形和无形的，运动和静止的，清晰繁杂和朦胧一团的，都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笔头有如湘绣艺人的针尖，布局有如拿破仑摆阵；手中仿佛真有魔法，把所有无生活的东西勾勒得活灵活现。还要感觉灵敏，情感饱满，境界丰富。作家内心是个小舞台，社会舞台的小模型，生活的一切经过艺术的浓缩，都在这里重演，而且它还要不断地变幻人物、场景、气氛和情趣。作家的能力最高表现为，在这之上，创造出崭新的、富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人物。

（《我心中的文学》）

这是在文坛亮相不久的作家对文学的感悟。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他一直期盼进入这个境界。

口述实录下的历史真实

从《铺花的歧路》开始，对历史的叩问，从来没有离开冯骥才的视野。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非虚构的“口述历史实录”《一百个人的十年》。

“口述历史实录”最初盛行于欧美。一九八三年，毕朔望先生组织一批译者，翻译美国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作品，以“美国梦寻”为书名出版。在缀语里，毕朔望呼吁中国的作家，向特克尔学习，也以这种“口述历史实录”的方式，留存现实与历史。他这样写道：

此，忽念中国之大、人物之盛、思想之开拓、情感之深刻，如果弄一本特克尔式的《神州人语》之类的实录文字来，一定很有意思，也会畅销的。真希望有人费点力气来试它一试。当然，只能借意。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譬如访问对象便绝不会忽略知识分子，这是不消说得的。

（《美国梦寻》缀语）

《美国梦寻》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诸多读者和作家的关注。率先采用“口述实录”形式记录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分别是冯骥才、张辛欣与桑晔。

一九八四年，张辛欣、桑晔两人合作，四处寻访、记录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二年开始，在不同期刊上陆续发表，然后结集为《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出版。

几乎同时，冯骥才也开始以“口述实录”方式，借不同人的个体记忆，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留下群体印象。这些口述实录中的人物各行各业都有，叙述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拾纸救父》《崇拜的代价》《伟大的受难者》《我到底有没有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失踪的少女》《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忏悔录》……正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叙述，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更为丰富，更为立体。可以说，其历史价值和对人性的呈现，不可代替。

这些口述实录，一九八六年开始在《收获》《当代》等期刊上陆续发表，后结集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第一集，于一九八七年出版。距今，正好三十年。

口述实录的采访过程，也是冯骥才再次亲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过程。从不同谈话对象那里，他深深感受到社会对他的信任。他为之感动，从而意识到手中之笔的分量。他知道，自己不能辜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对他的信任。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他们倾诉的亲身经历写下来，既是为他们，也是为自己，为历史。他在该书《前记》中写道：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化大革命”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化大革命”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练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冯骥才的这本口述实录，时隔多年，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再版。为新版，冯骥才新写了一篇《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最后他写下的这段话，令人百感交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说得真好——“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冯骥才的确没有“放弃这使命”。二十多年后，他相继完成非虚构作品《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凌汛》《地狱天堂》《激流中》等。在这些作品里，他叙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浩劫，叙述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编辑们互动的场景……在他的笔下，诸多历史细节丰富了时代记忆，为历史存照。

今年五月下旬，我前往南京看望九十八岁的杨苡老人，聊天时，她谈到了《收获》发表的《无路可逃》。她说，没有想到冯骥才的岳母，就是她在天津时的闺蜜。她找出七十年代冯骥才岳母的来信，又找出抗战爆发后她离开天津之前，在顾家花园里拍摄的照片。老人记忆甚好，居然在一张纸上，把顾家几个孩子的名字全部写出。我将这次巧遇，微信告知冯骥才，他也为之吃惊、感叹。

历史叙述的魅力就是如此诱人。人们阅读之后，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重温记忆，走进历史深处。非虚构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此。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各大城市，不知为何，纷纷开始旧城改造。地产业的大动作，从此让曾经保留若干古城风貌的城市，老街、胡同、弄堂、老建筑等，仿佛秋风中的落叶一般被一扫而尽。

冯骥才清醒意识到，天津的旧城必将失去曾有的风韵。早在一九九四年，冯骥才就组成一个团队，用照相机拍摄天津的老房子，现在，旧城改造让这个团队，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

天津的旧城改造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开始。冯骥才组织二十几位摄影师、十几位测绘人员，走进大街小巷，走进即将被拆除的建筑。这可谓一次前所未有的田野考察，因为他们的拍摄和测绘，三年之后，《天津老房子》系列画册出版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收到冯骥才寄来的请柬，他将在天津举办《天津老房子》画册的发布会。我们前去参加。

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我们听冯骥才慷慨陈词，听一位又一位参与者们的讲述，他们的故乡情怀令人感动。

我喜欢这一系列中的《旧城遗韵》。翻阅一幅幅图片，再看后面那些摄影师的照片。说实话，应该感谢这些参与者，他们与冯骥才同行，为自己的故乡天津城，留下城市遗韵，借图片延续文脉。

二〇〇四年，冯骥才在《收获》杂志开设“田野调查”专栏。年过六旬的他，一次又一次走进田野，在民间寻访，在工匠传人那里寻找传统的源流。这本书后来由作家出版社以“民间灵气”的书名结集出版。“民间灵气”，多么好的书名。冯骥才在田野调查中，感受到的正是充溢民间的灵气。是千百年的民间工匠灵气，让传统多了魅力。如今，冯骥才用笔将之呈现于我们面前。

我于二〇一六年十月退休，应大象出版社之邀，负责该社北京工作室的策划出版。我首先想到了冯骥才。次年四月初微信问他，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是否结集出版过。他回复没有。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将他十五年间的演讲略加整理，以“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为书名出版。装帧设计过程中，我建议将他在一九七五年写的《路》这首诗的手稿，放在封底上。在我看来，只有这首《路》，才能够充分体现一个文化人的精神取向，体现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他为保护传统文化而拥有的强烈使命感。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可以说，这是冯骥才一生的追求——从文学创作，到文化保护。神圣使命，无法拒绝。

将近二十年的演讲，冯骥才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六年，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一年，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一六年，“非遗保护”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

一次又一次的演讲，成为从花甲至古稀之年的冯骥才，另外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不妨看看下面这些演讲题目，每一个都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我们在艰难中举步

全国剪纸大普查开始了

为人类守护住东方的文明

和县长一起思考

民间自救

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

只有全民族关心了，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

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全民的热爱中传承节日文化

呼唤全民的文化自觉

让灿烂的口头文学永远相传下去

为紧急保护古村落再进一言

……

为这本演讲集，冯骥才撰写自序，题为“说出来的思想”。他坦诚倾吐了自己投身于文化遗产抢救的原因：

自二十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式。从最初发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从启动到推动，从非遗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传布。

我说过我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讲何止一二百场。面对的人既有学界，也有社会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抢救更需要唤起民众。为此，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说出来的思想》）

说出来的思想，就是行动的力量！就是无法拒绝的、必须

履行的神圣使命！

今年，冯骥才步入七十五周岁。他不会放弃已经选择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仍将继续前行！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修订于九月底，北京看云斋

潮起潮落，蒋梦麟回家

走进余姚，蒋梦麟回家

看过《无问西东》，忽然想到，十年之前，二〇〇七年冬日，为吉林卫视拍摄“回家”节目，找到蒋梦麟先生的后人，拍摄他们回家之行的经历。

走进武昌徐东大街的电力试验研究院，我见到蒋梦麟先生的小儿子蒋仁浩，这一年，他八十岁了。我们约请他与大哥蒋仁宇的双胞胎女儿蒋季珊、蒋季瑚一起，前往浙江余姚的回龙乡蒋村。这是蒋仁浩先生时隔六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父亲的故事、爷爷的故事，在儿子和孙女的讲述中，变得渐渐清晰。

这一次重返故里，三个人欣喜若狂，走进蒋村，走进老屋，与曾经认识蒋梦麟的老人交谈，时光穿越一般，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与记忆交融一体。

蒋梦麟的次子蒋仁渊在济南市工作，他和妹妹蒋燕华、外孙女吴小燕三人，花费许多时间，撰写了一篇长文，题为“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他将此文寄给弟弟蒋仁浩，蒋仁浩寄我，从这些文字里，可以更多地了解蒋梦麟的故事。

蒋梦麟于一八八六年一月，出生于蒋村这座小屋，家境富庶，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在家乡读私塾，后来又在蔡元培督学的绍兴中心学堂学习。一九〇四年，蒋梦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一九〇七年，一次去日本的远游之后，蒋梦麟深感国民教育程度的高下，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所在，从此，他把教育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长子蒋仁渊写到，一九〇八年夏天蒋梦麟应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落榜，是祖父筹措四千两银子供他自费赴美国学习。在美国的九年中，蒋梦麟先是在加州大学学习农业，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在美国期间，蒋梦麟结识孙中山，并在革命党创办的《大同日报》担任主笔。九年之后，一九一七年蒋梦麟回到故乡。从此，他与教育密不可分，也是北京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蒋梦麟的三个儿子之中，蒋仁浩年龄最小，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也最久，有一张他儿时的照片就拍摄于蒋村的这个小院落中。如今住在蒋家老宅的是蒋仁浩的一位堂兄的遗孀。她嫁到蒋家时只有二十一岁，七十多年过去了，她对蒋梦麟依然保留着清晰的记忆。

两个双胞胎姐妹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她们对爷爷几乎没有印象，但爷爷给起的名字，她们却难以忘怀。

姐姐蒋季珊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有我们俩的名字，‘珊’‘瑚’这两个字是我爷爷起的。”

妹妹蒋季瑚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呀，相差三分钟，他就给我们起‘珊’‘瑚’的名字，希望我们很坚强，美丽。”

蒋仁浩先生与双胞胎姐妹，在蒋村的蒋梦麟故居前合影，留下灿烂笑容。

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延续

西南联大的故事，一直都在后辈心中。

蒋仁渊文章中写到西南联大创建之时家人的境况，以及张伯苓、蒋梦麟与西南联大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燕华、仁浩及高陶、燕锦先后到昆明，皆入岗头村南菁中学就读，两家异姓子女和睦相处，无异一家之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四二年春，仁渊自上海交通大学辗转赴昆明，借读于西南联大。至暑期，赴重庆交通大学复学。此后，燕华、燕锦入西南联大外语系，高陶入重庆交通大学土木系。仁浩入李庄同济大学附中，一九五五年毕业于济南山东工学院电机系。

……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是年联大遵照《大学组织法》之规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并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梅常住昆明，实际管理校务。陶希圣《记蒋梦麟先生》一文中记述“张伯苓先生多留重庆照应南开中学，梦麟先生对外联络。”实际上，父亲兼负着一些与联大不相干的任务。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叶公超先生在《孟邻先生的性格》一文中，写到三校联合初期的重重困难。在与蒋梦麟交谈时，叶公超叙述如下：

我问他（孟邻先生），南开和清华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他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当时有人主张孟邻先生回南京一次，甚而至于说：假如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孟邻先生的反应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的，他在饭桌子上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后来张伯苓先生、梅月涵先生终于都到了。我敢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孟邻先生的性格》）

陈雪屏先生也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一文中，叙述西南联大创办过程中蒋梦麟所起到的作用：

在长沙临时大学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之资历论，孟邻（梦麟）先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他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且实际上推请梅月涵先生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

三校各有相沿已久的特殊的传统。北大同人中对于课程的安排、经费的分配以及学生的指导，不免常有不同的意见，有时要请校长出来支持并力争，孟邻先生总让大家容忍退让。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始终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与夭折的东南联大及一时联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联大相比较，西南联大九年的历史是值得珍视的。

（《“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

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后续发展，蒋梦麟的确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复员平津，于昆明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是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真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烽火硝烟的岁月里，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联袂执掌的西南联大，汇集三校大师、名师，九年间培养多少精英，为战后中国留存文化，留存历史传承。无疑，这是大后方文化、教育的真正堡垒，是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里程碑。西南联大，令后人永远仰视。

昆明战火中撰写《西潮》

蒋仁浩在昆明期间，与父亲蒋梦麟接触比较多。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故事。

他面对镜头，讲述眼中的父亲：

抗战以后，西南联大成立了，我跟父亲到了昆明了，我大概在一九四〇年时候，这个时候从上海到昆明的，在昆明一个中学，这个中学在山里头，是个大庙，我姐姐跟我，还有我继母的一个儿子，三个在那边上学，这个时候跟父亲接触比较多了，礼拜天就到昆明跟父亲他们一起，抗战期间学校伙食比较差了，我父亲给买东西吃。

他呢，要求我们小孩子不能说假话，对人要诚恳，要宽厚，其他事情，他很少管我们。

后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这个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谈到毛泽东进图书馆的事情，李大钊怎么介绍的。毛泽东没饭吃了，也不是办法，李大钊说：“你是不是给他找个工作？”图书管理工作，他就批了，十几块钱，这样子情况。

（蒋仁浩口述）

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在昆明一直在写英文版的《西潮》：

印象很深的，就是有的东西，他也不太讲，就是在昆明时候，原先是有日本警报，起先警报不多，他在城里，我们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回去一次，后来警报太多了，日本轰炸太多了，西南联大，在我们学校底下盖了一个房子，是平房，联大的教授杨振声呀，他们都住在那里头，住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整天用打字机打字，写《西潮》，警报来了，山区有防空洞，我们就躲防空洞里，那个时候他写的《西潮》。我父亲对我们都很和气的，没什么架子的。他出去买东西从来不问价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认为人家生活比较艰苦，赚钱不容易，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星期天呀，暑假呀，比较多一些，到了后来呢，我也身体不好，昆明不能避暑呀，到重庆去了。

重庆找医生看病呀，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是西南联大还兼职，兼红十字会会长，所以他呢经常来重庆，这个时候跟我叔家住在一起，我母亲她在昆明，她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谈天比较多。

（蒋仁浩口述）

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蒋梦麟静下心写英文版《西潮》，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西风东渐”，到乡村生活、童年教育、家庭影响，一直到他留美与参与辛亥革命的经历，和国家统一、抗战中的诸多故事。时隔十五年，蒋梦麟将这部英文版，重新用中文写出，由世界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出版中文版时，蒋梦麟特意撰写《西潮》中文版序，同时将《西潮》英文版序改写为中文。前几年，我去台北，在一家旧书店买到此书，是一九七一年的第九版。

英文版同时有一前言，题为“边城昆明”。从这一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蒋梦麟为何要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写这样一本书：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书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战将结束时在昆明写的，当我暂时忘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起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

……

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继陷落，敌军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血液。你如果想用力把它拉出来，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咬走一口。对付这些吸血鬼的最好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它们放口为止。

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两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

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通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廿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事结束为止。

我们且把近代历史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点教训。

（《西潮》前言：边城昆明）

序言里的每个细节、每个表述，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为何在西南联大后期，要写这样一本涵盖中西文化交融史的自述。

蒋梦麟的外孙女吴小燕，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第一次读外祖父的英文回忆录《西潮》：

在我到美国进入大学之前，我不知道外祖父是一位改革家。在马里兰大学的中日历史课里，我学习了他写的自传《西潮》，教授说，这一本书自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中国经历的变化做了富有意义的记述，也是记传要求中国变革和现代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一本书。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他的现代思想使我吃惊。在他年轻的时候，外曾祖父就鼓励他不要害怕“西洋思想和方法”。他留美九年及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的教育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他和他的密友胡适无畏地从事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他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外孙女回忆自己的阅读情景，让人感慨无限。一本写于昆明西南联大的书，影响几代人对“西风东渐”的理解。

《西潮》之后，蒋梦麟又撰写《新潮》一书，谈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追忆中山先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等。岳麓书社的“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以“西潮·新潮”为名，将二书合刊，足以让我们看到“西风东渐”与中国文化复兴的概貌。

才华横溢、性格倔强的蒋梦麟

留学美国的蒋梦麟，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成为《大同日报》社论的主要撰稿人。他的次子蒋仁渊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一文，回顾了辛亥革命前后，他与孙中山等人在旧金山的故事：

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孙中山至《大同日报》编辑部告知“计划在武昌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部署，随时可以采取行动”。二天后，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旧金山，这就是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父亲与孙中山、刘成禺、唐琼昌（《大同日报》经理）等人至江南楼晚餐以示庆贺。显然父亲已进入革命团体的核心之中了。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成禺便回国参加革命，只留父亲一人在纽约，几乎每天都要赶写一篇社论。

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父亲在上海定居，复常与孙中山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孙中山及其夫人。此时孙中山方着手草拟英文实业计划，要大家帮忙他写，父亲便邀余日章共同参与校证手稿的工作。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此时的孙中山，对蒋梦麟的教育理想早有预见。他说：“少贤（蒋梦麟字）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少贤有焉！然对于革命议论，风发泉涌，笔利如刀，又宣传家之大手笔也，文字革命时期不能少此人。”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京发生军警射杀学生的重大惨案，史称“三一八惨案”。蒋仁渊写到父亲当年的举动：

是日北京民众团体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后，复赴国务院请拒八国要求，段祺瑞之卫队向群众开枪，死亡四十六人，伤一百五十五人，其中北大学生三死五伤。父亲于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现场。三月二十四日，父亲在北大全体师生举行的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接着猛烈抨击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不禁放声大哭，一时全场顿呈一片惨淡悲哀景象。

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三十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父亲一向反对学生罢课搞政治运动，但面对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则义愤填膺，完全站在学生一边，给予同情和支持。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对蒋梦麟而言，这就是担任一座大学校长的应尽职责。

不过，蒋梦麟也是一个性格倔强、不管不顾的人。蒋仁渊在文中写道：

父亲出国前与元配孙玉书夫人生一子仁宇，一女夭折。父亲在美留学九年，归来生次子仁渊、一女燕华、幼子仁浩。

一九三三年依法与孙夫人协议离婚，当年即与陶曾谷夫人结婚。仁渊时走读于小学，见《姚江日报》载蒋梦麟结婚新闻，即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别无怨言。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蒋仁渊写到，一九五八年陶夫人病逝。一九六一年一月，父亲宣称，将与杨杰将军的遗孀徐贤乐女士结婚。六月十八日，胡适致函父亲，规劝勿续弦，如父亲执意结婚，则建议如下：

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谷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辅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理。

（《胡适致蒋梦麟》）

蒋仁渊说，父亲阅后极为不快，将此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幸好秘书拾获，仔细拼合，幸得保存并流传。胡适此函全文，载于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关国煊撰《蒋梦麟先生年表（下）》之附录。

胡适的预见果然一语成谶。

一九六一年七月，与徐贤乐在台北举行婚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入台北荣民总医院治骨折。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夫人托言回家做年夜饭，将其在蒋家之户口迁出，并搬出其行李。稍后，父亲出院，徐不知去向。二月八日，二人经由律师协议离婚。性格倔强的蒋梦麟，最终因此而尝到苦果。

蒋梦麟的最后几年，外孙女吴小燕离开香港，在台湾与外祖父一起生活。可以说，这带给蒋梦麟的是家庭的温暖。吴小燕回忆与外祖父的有趣故事：

我和外祖父能倾心交谈。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我离开香港的家到台湾与外祖父一起生活。我十一岁时，外祖母去世后，就被父母送往台湾居住了。初时我很不愉快，因为我说香港通行的广州方言，而台湾通行普通话，语言不一，妨碍思想沟通；又因港台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更突出了我与广大台湾同学们的不同，而被同学们揶揄和嘲笑。但是外祖父因为我在新西兰和香港长大而对事物持有不同的看法，不以为怪。我们在进餐时，往往谈论我当天遇到的一些事，我们有时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法，他以我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而高兴。他教导我要做倾听者，对待一位有些趣味、值得花些时间交谈的人，要用心听他的意见。我们常对面嚷嚷，他按美国发音说：“这是tomāto。”我在新西兰长大，发音较接近英国人，嚷着说：“这是tomǎto。”我们嚷着，笑得眼眶里噙着泪水。

我和外祖父一起在台湾生活，知道他受到尊敬是由于他的非政治色彩和智慧。他教导我要爱中国和美国。有一天吃来自美中合作社（US-China Cooperative）的水果，他说：“记住美国人多么慷慨，他不给我们这种水果，而是教我们如何生长和改良它，使适应台湾的土质和气候。”他很敬爱美国同事和朋友们。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蒋梦麟身体不佳，一九六四年六月初住院治疗。六月十九日凌晨，因肝癌病逝于医院，享年七十八岁。

从余姚蒋村诞生，在台北走到生命终点，蒋梦麟一生融于“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之中，一生为教育不遗余力，他美好的教育梦想，且留与后人继续分享。

二〇〇八年，我们拍摄蒋梦麟“回家”的节目，以“潮起潮落”为题，在吉林卫视播放。

回家！潮起潮落，蒋梦麟回家……

完稿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北京看云斋

读海外书简，愧对施蛰存

古剑之功

第一次用电脑写下——准确地说是“敲下”——一行行文字，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冬天。写纪实文学又写小说的贾鲁生兄，在文学圈算得上是一位电脑写作先行者。他向我们宣传电脑写作的诸多好处，又带我到北京东四，走进东北角邮局旁边的一个门脸很小的打字机行，帮我买下了平生第一台电脑——说是电脑，有些勉强，与当时已经被一些人使用的286电脑有所区别，它其实是电脑程序的文字处理机。使用汉语拼音输入系统，可以修改，储存于软盘，但不能与其他电脑兼容。即便如此，它带来的写作修改与打印的便利，让从来害怕写字的我用上之后，就再也无法离开了——它足以藏拙。

哪里想到，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脑伴随着互联网很快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电子邮件——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方便，快捷，继电话之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通信方式。

我在欣喜与兴奋之外，另有一番复杂心情。一九九三年，我写过一篇短文《面对电脑的悲哀》，感叹手稿和传统写信方式的衰微。进而，我觉得，传统书信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显得尤为紧迫与必要。

几年后，大象出版社支持我主编一套“大象人物书简丛书”。在“书简丛书”总序中，我这样写道：

上网的人们，仍在写信，仍在相互倾谈，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风格各异的信笺，被千篇一律的鼠标所取代；书写信封、张贴邮票的亲切，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拆开信封的激动，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全新的体验。不必伤感，不必失落。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在这一点上，我很乐观。不过，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

“大象人物书简文丛”，迄今已出版近二十种。在这批书信集中，《施蛰存海外书简》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

《施蛰存海外书简》得以结集出版，全仰仗于香港友人古剑（辜键）先生之力、之功。他以完成这本书信集的搜集与整理，来兑现对施先生的承诺。他在《编后琐语》中写道：“为什么要编这本海外书简？在施蛰存先生生前，有次我去上海探访他，跟他表示要编一本他的书信集，他说你能搜集到就编吧。那时我设想，倘若能收集通信双方一来一往的信，可相互对照。因难度太大，放弃了，转把重点放在海外，以完成作为后学晚辈的责任，兑现当年的承诺。”

古剑的“兑现”极为出色。《施蛰存海外书简》一书，搜集了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学者、作家、学生、朋友的书信二百九十七封。作为一个热衷于搜集书信的爱好者，我深知这种四处寻找线索，然后再加整理、编选的辛苦与难度。而古剑兄以一人之力，费时数年，终于兑现承诺，使施先生这些海外飘散的书信，“不致随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古剑语），的确功德无量。相信施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为之欣慰。

古剑兄多年在香港编辑文学刊物，退休之后方有闲暇潜心于整理个人藏书与往来信札。他说，他喜欢读作家书信。他认为：“书信乃私人之间交流，没有公开于众的顾忌，言而由衷，可见其真性情、真学问。况且作家书信是研究一个作家的重要资料。……正因作家的书信是随心随性而写，没有掩饰，更不造作，其学养修为、为人处事、气质爱好，都自然流露在书信中。记得孙犁在阅读《写给契诃夫的信》时，曾说过‘这是最好的自传’。更何况，文人书信中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也给研究者提供了线索。”（《编后琐语》）此论甚是。我之所以喜欢《施蛰存海外书简》，不只是因为我与施先生熟悉，与他有过一段时间通信往来，有一种亲切感，更是因为，如书名“海外书简”所指，在给的海外友人写信时，臧否人物，敞露心迹，施先生有了多一些轻松自如、少一些左顾右盼的可能。因此，他的书简体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写给美国学者李欧梵的一封信中，施蛰存谈到对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沈从文传》及沈从文的看法：“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有中文译本，我才看到。此书第七节涉及沈从文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也有金介甫的评论，使我诧异。沈从文不会理解现代主义，不足为奇，金介甫也不理解，十分奇怪。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及表现方法，不是指题材内容为大都会中的现代生活。沈从文一看到描写舞场、咖啡，就生气；金介甫似乎也有同感，怪不怪？”（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

施蛰存与沈从文是同时期著名作家，当年在上海又有密切来往，且都被鲁迅严厉批评和讥讽过。即便如此，谈到沈从文时，施蛰存依然不加虚饰，坦率而言。

施蛰存对沈从文所持的这一态度，我在九十年代初已有印象。当时，我为撰写《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向他请教史实，他在先后两封信中分别写道：

丁被捕后，沈作《记丁玲》，此书中颇有讥讽丁玲的话，也有讥讽左翼作家及左联领导人的话，我当时看了，也觉得沈过甚。我不知丁玲什么时候看到沈这本书，想必在南京时已见到，从此丁对沈很不满意。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沈从文记丁玲一文，当年我就觉得不好。他是两面开刀弓，两面不讨好，一面讽刺左联，一面批评国民党，两方面的措辞，也并非半斤八两。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八十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再读这些信，发觉它们正好印证了上面所引古剑之论：“因作家的书信是随心随性而写，没有掩饰，更不造作，其学养修为、为人处事、气质爱好，都自然流露在书信中。”

与鲁迅的关系，对鲁迅当年对自己的批评与讥讽的看法，是施蛰存晚年不断被人问及的话题。有人谈到，施蛰存似乎对此事有过反省，对鲁迅不再有怨言。但在一九七九年写给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吴羊璧先生的信中，他一一回答吴的提问，在“关于书报检查员”一节中，他专门谈到鲁迅对他的这一指控：

这是鲁迅对我的诬蔑，这个“定论”是鲁迅给我的“定论”，党并没有给我作这个定论。经过多次审查，我的政历从来没有人肯定我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只要举一个铁证：我只有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是国民党员同时是共青团员，当时的团员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左派，都是跨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我脱离了两方面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既非国民党员，怎么会做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对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写信者，更接近于历史环境中一个真实的施蛰存。

三个遗憾

我与施先生的交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十余年的交往中，他曾托我办三件事，我却都没有帮上忙，遗憾至今。

第一件事，他热心向我推荐赵清阁先生的一本怀念友人集，希望我能帮忙找一家出版社出版。

在一封信中他先写道：“赵清阁近日在编她的第二部散文集，你为她介绍一个出版社，行吗？”（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日）一个星期后，他又写来一信，讲得更加具体，还把赵先生编好的篇目随信寄来。他在信中说：“赵清阁杂文已于一九八九年由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印行，有三十万字，印了五千册，最近将库存底货拿出来加价出售，也卖得差不多了。清阁是邓大姐的老友，现在的生活待遇，多半是邓大姐照顾的。她这一本及现在编的第二本也以回忆女作家朋友的文章为多，她给我一个草目，今附奉，可参考。你考虑后，如有可能采用，可先给她去信，我已为你介绍了。她的地址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不像当下，民国往事和文化老人的作品比较热门，各出版社竞相出版，而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版业普遍不景气，散文集因赔钱更是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曾为华侨出版社策划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出版二十种后，无疾而终，这样，施蛰存所托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既没有完成他的托付，也失去了与赵清阁先生进一步交往、听她讲述诸多往事的机会，令我一直难以释怀。

第二件事，施先生在同一年还希望我帮忙联系出版《现代作家书简》第二集，甚至还提出要与我合作编选第三集。

一九九四年，施先生写来一信：

李辉仁兄：

亡友孔令俊编过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七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州花城重排再版，一九八六年，上海书店又用生活书店原版影印了一版。此书甚得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者重视，以为有不少史料。

令俊还留下许多未用信件，大多是当时还不便发表的。现在由他的女儿孔海珠增加材料，至一九四九年止，编成二集。现在我处，代她审定。

此书正在寻求出版社。本来花城要出，后来说不想出了。上海各出版社积稿甚多，已吃不进。

你问问北京各出版社，有人肯接受否？

我又想和你合作，编第三集，从一九五〇到一九七八，你在北京找稿，我在上海找稿，我想有两三百封信就可以成书，并非难事。此事你有兴趣不？你考虑一下，如有兴趣干，我们再谈具体编法。

杂文集已在编，至少还得二个星期。近来事多，精力不足，快不出来。

问好。

施蛰存

五月二十八日

同样因为出版社难觅，孔海珠先生编的书我未能帮上忙。这样一来，合作编选第三集《现代作家书简》一事，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我失去了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搜集作家书简的机会。我常想，如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能早几年启动，那该多好！有他的参与，一定会有精彩的选本出现。

第三件事，施先生长期收藏古代碑拓，一直希望出版一套藏品集，九十年代，每次我去看望他，他都提及此事，希望我能促成之。

施先生对碑拓的痴迷，在《施蛰存海外书简》中多处可见。一九七五年，他为搜集汉碑（鲜于璜碑）的拓本，多次致信天津的张厚仁先生（后移居美国）求助：

天津博物馆有人认识否？有一块新出土的汉碑（鲜于璜碑），我希望购得一个全拓本，你如有人认识，可否设法问一下，有无办法？我十年来就只有收藏碑版，兴致未衰，其它的文艺活动都无意从事了。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

鲜于璜碑和另外一个南阳出土的许珂瞿墓志石（带画像）都已见于去年八月号《文物》杂志。因此我知道这两块汉碑都是好东西，我极想得到一个拓本。我收集的汉碑已有了十之八九，旧时流传拓本的碑，差不多都有了，而解放以后新出土的古代石刻，简直不可能获得拓本。我为这两块碑请托了许多朋友，南阳的许珂瞿墓志总算在上月得到了，是一个在开封的朋友，辗转认识了一位在南阳做文物工作的青年，帮我拓得的。今天你这封信使我对鲜于璜的希望死灰复燃，希望转请你父亲的朋友为我设法一个全张整拓。此石两面有字，故一份该有二张，再加碑头二张（正背各一张）。如能得到这一全份，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从命，拜托拜托。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

早在一九七八年，施先生就有出版碑拓的想法。他在致吴羊璧信中说：

我收藏碑拓三十年，汉唐名碑大致都有，不过不是古拓，而是整张全拓，多数是清嘉庆、道光间的拓本。近来完成了一个著作，名曰“唐碑百选”，我选定了字迹最好的一百种唐碑，每碑写了一段简介，名曰“解题”，又收集历代以来书家对该碑的评论，名曰“集评”，总共一百篇，统名曰“唐碑百选叙录”。另外打算将每碑选印二页至四页字样，名曰“唐碑百选图谱”，这一部书，一本是图，一本是文字，对唐碑作一个系统的介绍，尤其是集评部分，过去没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我自以为这个办法对书家大有用处，人们都欣赏唐人书法，但唐碑有印本者一共不到三十种。我所选的，有大半都是从来没有人印过的，这一百种碑，可以代表唐人各体书法的全貌。

我希望此稿能印行，但国内目前恐无条件，亦无机会，因此顺便向你们谈谈，不知你们有兴趣承接印行否？如有可能，我无条件奉赠版权。全书大约图版一册，三百页左右，文字一册，十五万字左右，文字已誊清，随时可以来取，图版则待拍照。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不知何故，到了九十年代，施先生的愿望仍未实现。受他之托后，我多方寻找出版社，不果。

一次，与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黄育海先生谈及此事，他颇有兴趣，我特地陪他一同去看望施先生，并具体商谈此事，那一次，施先生颇为高兴。遗憾的是，育海兄不久即离开杭州，到上海另闯天下，所议之事，也就耽搁下来。而施先生的夙愿，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帮他实现。

读《施蛰存海外书简》，想及此事，怅惘不已，就这样，辜负了施蛰存老先生的期待。

二〇一七年五月

施蛰存：执拗的智者

一

一九九三年，在得知施蛰存先生获得上海文艺奖的特别奖后，我写信向他祝贺。信中说，对于他，这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自己身处逆境时的创造，体现了智慧的价值，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人的存在价值。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是他获奖的意义。他很快回信对我说：“关于我得奖事，你信中一段话，说得很好，深得我心，你可说我的知己。”（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他的话让我感到惶恐。我深知自己与他没有很深的交往，除了通过几年信之外，迄今为止，我只同他见过一面。那是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在他的“北山楼”，我来去匆匆，加上他必须戴着助听器，我必须大嗓门喊叫，所以我们的交谈十分有限。大部分时间我是尽量不说话，听他大嗓门侃侃而谈。我想大概是他需要人们对他大嗓门讲话，自己的嗓门也就大了许多。在我将去上海之前，他就特地在信中提醒我：“我的听觉，要跟助听器，有时助听器失灵，讲话就困难，助听器正常就不妨事。不过，对于出声不响亮的来客，我就不易听懂。我欢迎大嗓门的客人。”于是，在那个十月的下午，我就成了一个“大嗓门的客人”。

虽然惶恐，但我相信他同意我对他得奖发表的看法，并非出于客套。作为这样一个有成就和经历的文人，他于功名的确是非常淡泊的。显赫也好，沉默也好，任何时候他从没有停止过文化创造。世上有的人注定要表现出智慧和才华，不管是处在何种境地，不管是采取什么方式。沈从文如此，施蛰存同样如此。这样的文人可以列举许多。对于他们，难得的是做人的态度，是对所喜爱的事业的执着，是文人传统中至为珍贵的淡泊名利。

早在他这次获奖的前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近来关于我的文章常见，昨天《文汇报》增刊，又见了一篇这一类文章，我都有点‘受宠若惊’，甚至不是‘若’惊，而是‘大’惊。你从‘社中日记’中做文章，方法倒是很新颖，但求你写得客观些，千万不要‘抬捧’我。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好歹、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怎么办？我希望你不要推波助澜！”（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我知道他的话是诚恳的。多少热闹多少冷落他都见过，如今他用老成和冷静的目光打量着世界。

我想，这是一个真正悟透了一切的老人。

这是一个思想永远不老的智者。

二

这几年，我常感到惊奇，一些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思想、笔锋却仍旧带着青春的活力。像冰心、巴金、萧乾、柯灵等，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在许多方面绝对超过很多年轻人。阅历的丰富、人生的坎坷，自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智者。

智者不仅仅有着出色的才华和智慧。在我看来，智者，永远有着年轻的心；智者，时刻保持清醒的精神；智者，更有着良知和人生勇气。

我真正认识作为智者的施蛰存，是在读过他近年来发表在《随笔》等报刊上的文章后。在他的《匹夫无责论》《匹夫有责论》《闲话孔子》，这些文章中，他的学识和思想，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读这样的话，我无法想象它出自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的笔下。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时刻，一个智者的影子，活泼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那些看起来语不惊人的文章，其实有一种他人无法达到的厚重。因为，它们源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系统了解，源自他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体味。

许多年来他是如何走过人生历程的，我没有做系统了解，只是从报刊的零星介绍中，知道他在被打成“右派”后，埋头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享有盛誉的《唐诗百话》便是他在逆境中磨练出来的学术成果。自然，我宁愿把它看作他的智慧、精神与毅力的结晶。这样的经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我相信他对生活和现实，包括历史，一定有了更深的体会。一个老人的思想，也就因此变得敏锐起来。

我在旧书店里，曾发现过一本他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轭下》（保加利亚），便买了下来，写信问他手头是否还有此版本。他在回信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你如果看这本《轭下》，请注意其中的一句译文，大意是说‘革命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非原文）。这一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印本上没有用上。后来，保加利亚出版的英译本中也没有这一句。此事大可作为译文掌故，你注意一下。如找到这样一句，请告我在第几章内。”（一九九一年四月）

他写信提及这样一个“译文掌故”的时间，距当年翻译出版差不多已有四十个年头，可他对一个如此之短的句子的记忆，却依然这样清晰。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句子的删除，当年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岁月的磨砺丝毫没有把这印象消减，相反，历史风云的沧桑，从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他的思考。我相信，当他向我提及这个掌故的时候，简短的文字背后，一定闪动着历史老人深邃的目光。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他写来这样一封信：“近日常见你的文字，想笔下甚勤，精锐可喜。我希望你编一本《二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十年浩劫，其间不少知识分子被整得残酷万状。应该有一本总的纪实文学。有些人已有现成资料，可以采用编入，例如你的《胡风集团》，可以另外节录编用。最近看到一本《宗岱与我》记梁宗岱事甚详。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吃了两年官司。有些人的情况，我还未见记录，如李长之、穆木天、吴晗，这些人当时被迫害的情况如何？如果约几个人合作，串编串写，印一大本，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文献。”几年过去了，我忙于杂事，一直未能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但在我的创作生活中，他的这份沧桑感，常常让我感到自己手中的笔也沉甸甸的。

我同施先生开始通信是在一九九〇年初，当时我开始准备撰写《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想到在三十年代，他曾同沈从文和丁玲有过交往，便写信向他求教一些问题。他很快就回了信，我们也就这样开始了联系。

在我的感觉中，他和沈从文是有某种相似的。大约一年前，我在谈沈从文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随意地挥洒他的思想，对所有他所不习惯的文坛现象发表议论，并不顾及其准确性和可能招致的后果。在文学之外，他对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时常随意发表见解，不管其是否正确。我把沈从文的这一特点，概括为‘不安分’。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生命对世上万事万物作出的种种反应，他挥洒了它们，也就完成了生命的意义。”

这些话，我想，同样可以用在施蛰存的身上。他的性格在文坛也是以“执拗”著称，一旦他拿定了主意，别人是无法改变的。参加革命也好，投身文学也好，他总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做出选择，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读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这则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昨夜一夜未睡。与育琴、蛰存作长夜谈。饮汽水尽数瓶。余与育琴各占一床，蛰存睡地板上，非育琴不知客气，蛰存性执拗如是也。”我写信同他谈到这件趣事，他回信说，他这一生执拗的事多着呢，何止睡地板一桩事！

借到一本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杂文集《待旦录》，里面有的文章，我的印象，类似于沈从文的那些引起文坛争论的文章，表现出他的执拗。他下笔毫不遮掩，环顾四周，指指点点，并不顾忌可能因此引起批评或他人的不满。

当人们把屈原作为伟大诗人纪念而举办诗人节时，他却认为把屈原和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并列，实际是把屈原“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在他看来，屈原从来没有想成为诗人，也没有自居为诗人。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份，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的诗人。他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屈原，而不是作为诗人的屈原。他认为，把屈原的诗人身份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份淹没了。文坛内外“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就把屈原变作“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了。他甚至这么说：“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在当时的文坛，施蛰存的这一持论，可谓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然而，它的宝贵就在于自由地表达了一个文人的独立见解。

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文学之贫困》这篇短文。施蛰存在文中不满文学的现状，无情地往作家身上泼冷水，直言文学存在的缺陷，甚至概括为“文学之贫困”。这番话颇能代表他的文风和性格，值得引录。他说：“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文坛议论纷纷，当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驳。

当我们把他的创作和研究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就该承认，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倡导者的施蛰存，与作为杂文家、文学史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他的才气，他的学识，他的思想，几十年来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他“执拗”的性格而存在的。在人生的许多时候，他注重的是个性的发挥，是自己的独创，依我看，这恰恰是五四时代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说，他同沈从文一样，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文人，虽然实际上他们有着许多差别。

三

施蛰存究竟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与他的性格有无关系，我不清楚。不过，作为他这种有个性的文人，作为喜欢天马行空般自由发表自己对任何问题的独立见解的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逃脱厄运，那才是怪事。

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施蛰存又得以表现出过去那种自由而随意地发表自己见解的个性。六月五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才与德》，突出表现出他的这一特点。这是一篇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社会上重德不重才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笔涉古今，犀利潇洒，侃侃而谈，示人以一个精通历史的智者形象：“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德，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局面来的。”为此，他针对现状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不顶事。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与当年其他一些针砭现实的杂文相比，这些话的锋芒毕露和毫无顾忌，显得尤为突出。

这便是执拗的施蛰存。在晚年，他以发表大量诗文，与过去的自己，形成一个圆满的连接。

一位五十年代听过他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学生回忆，施蛰存的讲课有些与众不同。除了不带讲稿、才情洋溢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从不引经据典。在两年的授课期间，这个学生从没有听到他引用过一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而引经据典在五十年代却是大学课堂里的一个潮流。在大潮中显出一点儿个性，这大概也算是他的“执拗”吧。

在“反右”运动中，据说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一个被定为“右派”的教授。在中文系举行的师生大会上，被打成“右派”的几个著名教授须要上台表态。在学生的记忆里，其他教授都讲了不少承认错误的话，唯独施蛰存只淡淡地说了句“我有错误”，就走下台去。

我没有问过他这件往事，更没有问他当时心里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不过我相信，他没有被这意外的打击打趴下，他没有沮丧和悲观。我宁愿相信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他，早就悟透了一切，这样他才会同一些文人一样，离开了讲坛，却在资料室的角落里找到新的位置，从而继续他的研究，继续展示他的智慧。正是这样的性格，这样一种生活的信念与精神，才决定他身处逆境而不惊，三十年后最终用自己的智慧体现出作为一个文人的真正价值。

一九九三年九月

补记

施先生永远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感到太吃惊，甚至也不觉得过度悲哀。几年前去看他时，他就说过最不愿意躺在病床上受活罪。他在即将步入百岁高龄时离我们远去，而不是像巴金那样不得不长期忍受病魔的折磨，我想他会感到庆幸的。

我心中久久难以消散的是遗憾。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听不见他的大嗓门了！

我更为中国遗憾，又少了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又少了一个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通才”。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五四”时期涌现的文化精英，一个接一个远行，虽是自然规律使然，但总归令人伤感。

施蛰存一九〇五年在浙江杭州出生，在杭州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及上海的复旦大学等校接受教育，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在这样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创造自由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三十年代，是他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上元灯》《将军底头》等，被视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这些作品在冷落多年之后重新出版，引起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关注，并促成了他们对文学的重新审视和把握。一九五七年，施蛰存被打为“右派”，在资料室的故纸堆里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业余收藏古碑帖和金石。或许是因祸得福，在不少作家人云亦云的日子里，他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有这样的经历，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便出版了《唐诗百话》《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等古典文化研究的专著。就这样，一个著名文学家在逆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研究家的过渡。在这一点上，施蛰存与沈从文颇为相似。当我们把他的创作和研究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倡导者的施蛰存，与作为杂文家、文化专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正是中国文坛最需要的“通才”。

施蛰存早就主张文学家应该是“通才”。四十年代他在《文学之贫困》短文中直言文学存在的缺陷，甚至概括为“文学之贫困”。这番话颇能代表他的文风和性格，值得引录。他说：“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文坛议论纷纷，当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驳。

我的理解，“通才”不仅仅要有全面的学识，也需要关注历史，关注现实，以自己的理性考虑问题，以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九十年代初，施蛰存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针砭现实、振聋发聩的杂文，显示出一个文化“通才”所具备的知识分子素质。这一切，恰恰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丰子恺的窘状

漫画天生具有幽默、讽刺、针砭现实的特征，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漫画家可谓命运多舛！长期担任美协上海分会主席和上海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堪称中国现代漫画大家，也首当其冲地成了上海美术界的讨伐对象。

搜集到一份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打丰战报》，出版方为“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八开四版，联系地址为上海市美术学校革筹会。“编者的话”称：“我们排除了种种阻力，第一期《打丰战报》与大家见面了。”该报后来是否继续出版，有待搜集和求证。

据该报头版所发消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该专案小组组织召开了批斗丰子恺大会。消息未说明批斗大会地点所在，但通过其对现场描写，可以了解到丰子恺和上海其他画家此时的窘状：

披着“中国现代漫画鼻祖”外衣的丰子恺，被红卫兵小将押了上来，上海市旧文艺界、旧美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徐平羽、陈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坚，也被押了上来。上海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张乐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蔡振华、程十发、张充仁、吴大羽、谢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刘海粟，都被揪出来示众。

……

会议结束后，为了使广大革命派战士和革命群众更清楚地看出丰子恺的丑恶面貌，还增放了丰子恺毒画和痛打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漫画幻灯片，每幅毒画，都配以明晰有力的批判词句……

（《工农兵狠斗狠批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

《打丰战报》除发表大会的发言外，还在第三版以整版篇幅批判丰子恺不同时期的漫画作品，通栏标题为“把丰子恺的反党毒画拿出来示众”，选发七幅作品，每幅作品均打上大叉子，还配以短评。参照上述引文，可知这些作品和批判文字，来自大会上播放的漫画幻灯片。

第四版右上角，醒目地开设了“砸烂丰子恺漫画专辑”，共发表三幅作品，其中，第一幅为《“古诗”＋“新画”＝炮弹》，可以看作对丰子恺创作模式的概括性批判。

《打丰战报》报道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消息，最后说道：“这次会议，为斗争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揭开了序幕。”此言不谬，对丰子恺的批判随后见诸各地小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出版的《文化革命通讯（第十六期）》（新北大《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主办，地址：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表《黑画剖析》，被列举的上海画家中，丰子恺排在第一位，并醒目地发表了一幅讽刺丰子恺的肖像漫画，后面则挑选出五幅作品予以批判。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撕开臭权威画皮——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南大八·二七大批判战联编辑），发表了《打倒反共老手毒画家丰子恺》一文，并在刊物最后附发“丰子恺毒画两幅”：《空山小劫》和《仁能克暴》。

另搜集有两本重要的批判专辑。

其一，《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以下简称“批判毒画毒文合辑”）。此书无出版时间，似应为批斗大会之后，由上海财经学院东方红兵团大批判组、上海中国画院《斩阎王》漫画组、工总司高桥化工厂造反纵队、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上海铁合金厂大队四家组织联合编辑出版。彩色封面，铅印，三十二开，四十二页，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以后”三辑，每一部分前面均有《引言》作为综述，后面则选发相关作品，配以讨伐点评。

其二，《剥开“中国近代漫画鼻祖”反共老手丰子恺的画皮》（“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批判资料之九），由江苏文总南京市新华书店红色造反队翻印，一九六八年一月，铅印，十六开。从内容看，大致与前书相同。

这些“文化大革命”小报，对丰子恺漫画作品的批判甚多，这里仅摘录“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中的两则，以供读者了解当年的批判思路和文风。

其一，对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城中好高髻》的批判：

丰子恺借古讽今，以《后汉书》中《长安城中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为题，画了三个奇形怪状的古装女人……以此来影射党中央决定的政策，下面地方上的各级党政领导就变本加厉地盲目执行，不切实际地加以浮夸，弄得“奇形怪状”。丰子恺还唯恐人家看不懂，又加上解释。画上题：“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矛头直指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其二，对一九六〇年《船里看春景》的批判：

画中房子上写着“人民公社好”五个字，村头临水种了一枝桃花，倒影映在水里，而画中题诗曰：“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两株。”丰子恺污蔑人民公社的光辉景象就像坐在船里看春景，只不过像图画一样，是虚假的。此外又把具有无限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比喻为轻薄、短命的桃花（有古诗云“三月桃花一场空”“轻薄桃花逐水流”），讽刺人民公社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就像临水种的桃花一样一枝当二枝罢了（连影子算在里面），是浮夸的，一冲就会垮的。

丰子恺不仅仅是著名画家，还以随笔写作而著称，其《缘缘堂随笔》影响了几代读者。因此，这些文章在批判其漫画作品的同时，也没有放过丰子恺的文学创作。在《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一书中，受到批判的有《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代画》《元旦小感》《我作了四首诗——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阿咪》等。批判文章在前，书后则附录这些作品原文。

以对《阿咪》的批判为例。《阿咪》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八月的《上海文学》，丰子恺生动地叙述家里所养小白猫的故事，如他所叙，十五年前，他曾描写过自己的一只大白猫“白象”，此次沿袭过去散淡、从容而不乏幽默的风格，写其于严峻艰难的生活之中，从小动物那里获取心灵的轻松，为读者带来情趣与快乐。丰子恺说得好：“猫的确能化岑寂为热闹，变枯燥为生趣，转懊恼为欢笑，能助人亲善，教人团结。即使不捕老鼠，也有功于人生。那么我今为猫写照，恐是未可厚非之事吧？”《阿咪》一文当年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缘缘堂随笔》多年后的又一杰作。只是，丰子恺没有想到，在美术批判风潮来袭时，对《阿咪》的讨伐，远远超出了他的“厚非”之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福建省文联出版的《文艺风雷》第一期，在《文艺界在大批判中》报道了全国各地的动态。其中，上海文艺界初步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收获》杂志、电影《早春二月》、散文《阿咪》等，由此可见丰子恺此篇作品受重视的程度。

且看看如何讨伐《阿咪》一文。《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中发表了《丰子恺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及其插图》一文，认为丰子恺写两只猫——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伯伯”——“是在影射和攻击，是在借题发挥”，“竟至于疯狂到影射、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丰子恺写到，他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伯”，并且加注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这下子怎么得了？批判者“联系起来一思索”，于是发问：“丰子恺究竟要影射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丰子恺为《阿咪》画的一幅插图，也受到讨伐：

画着一个“身材魁梧奇伟”然而“背颇有些驼”的青年人，竟和颜悦色地让这个凶狠的“猫伯伯”骑在脖子上，心安理得、温和顺从地喝着白开水。这是一段毒透了的黑文和一张毒透了的黑画。

在转发《阿咪》原文时，批判者在文后加有一则“附注”：

丰子恺在《阿咪》清样上，于“鬼伯伯”“贼伯伯”句下又补加“称皇帝为‘皇帝伯伯’”一句，此句在文中更是起了“画龙点睛”的影射作用，经与《上海文学》编辑部核实，此句当时因版子已排还无法插入，故未在刊物上印出。

可见，为批判《阿咪》，批判者做了很细致的工作。他们专门查阅了《上海文学》当年的发稿清样，从中发现了丰子恺的修订。批判文章中所指“皇帝伯伯”的所谓影射，其实是基于清样，而非公开发表的文本。这一校勘，对于编辑《丰子恺全集》来说，倒是提供了《阿咪》的文本变化信息。这可算是批判者无意之中立下的一个功劳。

丰子恺校订过的《阿咪》清样，如今安在？

二〇〇九年十月于北京

风云莫干山

清风徐徐夷白楼

南方之山，各有其美。庐山雄浑，黄山多姿，武夷山奇崛……

浙江莫干山，就山势而言，虽起伏连绵，但不免有些中规中矩，略显平淡。然而，当驱车随路而上，漫山遍野的竹海，顿时渲染出山势超越平淡的另一种壮观。山回路转，光影明暗变幻，单纯的一种绿色，竟可演绎出丰富层次的色彩。

竹海之美，无疑是莫干山的魅力所在。

两次上莫干山，一在四月，一在六月。

四月，山上仍有寒意，适逢劲风袭来，伫立山顶，俯瞰竹海起伏汹涌，聆听竹梢上发出的呼啸声浪，有如在黑龙江亚布力森林里听到的滚滚松涛。翠竹本是秀美景致，但一旦形成竹海，劲风吹动之下便又成了别样的恢弘。

六月时节，雨后浓雾，山影绰约，车随路升，竹海景象被浓雾笼罩。但是，翌日放晴之时，雾渐渐淡去，一束束阳光穿透雾幔，洒在竹海之上，站在不同角度欣赏，闪动的竹叶反射不同光泽。当地友人说，雾后天晴，是莫干山对来访者最好的欢迎。此话不错，涌至眼底的，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竹海之美。友人还说，最美应是晨曦初露时，清风吹来，将如同一条条雾幔的丝绸裁剪，随风荡开，渐渐变为一丝一丝白线，融入竹海的绿色。可惜，我们无缘得识此美。

第一次到莫干山，本是为寻访蒋介石的历史踪影。可是，未想到，给我最多感触的，不是蒋介石几度下榻过的白云山馆，也不是一九四八年他作为临时官邸的松月庐，而是位于僻静处且不起眼一幢建筑——夷白楼。

感到亲切，因为巴金。墙上一块铭牌介绍，巴金一九八一年八月在此居住。恰是这一年，在与同窗陈思和兄合作研究巴金三年之后，我俩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庭院访问老人（巧的是，莫干山下面就是武康镇，而在民国，莫干山归属当时的武康县）。重要的是，这一年，巴金的《随想录》写作进入第三年，他所提倡的讲真话、历史反思与自我忏悔，越来越引起文化界与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走上莫干山的巴金，其精神状态与写作状态，正处在一个高峰。

住在莫干山期间，八月十日这一天，巴金为自己的《序跋集》写完一篇跋。《序跋集》汇集巴金从事写作以来的几十篇序跋，不妨视为一个作家思想与写作的全景式呈现。巴金为此书写跋，其实是在审视自己的一生。他写自己“文化大革命”被批判时的惶恐，写自己面对“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的犹豫。然而，他勇敢地面对自己，愿意把心交给读者。他这样写道：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

巴金写《随想录》系列文章，通常只在文后注明写作时间，这一次他却例外地在跋后注明“八月十日在莫干山”。足见，在他心中，莫干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莫干山之行，的确令巴金印象深刻。酷暑时节，竹海清风带来凉爽，僻静的夷白楼让他可以静静思索。更为重要的是，出席笔会的年轻一代的面孔，让这位年近八旬的文坛老人，仿佛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锐气十足的年轻作家们身上，他看到短短三年之间形成的新时期文学，虽经历风云变幻，仍然生机勃勃。

这三年，既是写作《随想录》的三年，也是巴金身为《收获》主编，参与新时期文学编辑、不断鼎力推出新人的三年。从大胆拍板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到力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荣获全国小说奖；从撰文高度评价《人到中年》，大声为作者谌容辩护，到连写四篇文章提倡文学应该“探索”……三年间，巴金一直站在文坛风云的前列，以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力，如同一棵大树，为年轻一代作家遮挡风沙，如同当年巴金受到文坛攻击时，鲁迅撰文为他挡住风沙一样。

莫干山上，巴金与新时期文学的新锐——谌容、水运宪、张辛欣、汪浙成……相聚于夷白楼，这该是这位文学前辈与新时期文学年轻一代作家群体最直接、最无隔阂的一次亲密接触。三十年已然过去，当年最年轻的作家如今已年过花甲。在他们的回忆中，我读到他们对巴金莫干山之行的印象，读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汪浙成回忆，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走上创作生涯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并得到巴金的直接关心。他与妻子温小钰合作的《土壤》，在《收获》发表后荣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举办莫干山笔会时，他和温小钰尚在内蒙古工作，难忘应邀参加莫干山笔会的情景：“就是这一年的八月份，我第一次是面对面，走近了我心目中敬仰的文学大师巴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内蒙古草原工作，住在内蒙古大学里，有一天校园高音喇叭说，我们有长途。那个时候长途都是紧急情况，我们一听也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接，是李小林打过来的电话，说是巴金老师的《收获》杂志请我们到杭州莫干山去玩。当时就感觉非常激动，有受宠若惊的喜悦。”

张辛欣是当时的年轻作家之一。几年前，她自美国归来，应邀参加巴金研讨会。一天，她谈到巴金对她的关怀与保护，回忆在莫干山上的一件往事：“一次吃饭，我最后一个来，稀里糊涂吃着，巴金已经吃完了，他问我：‘辛欣，你写的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说是‘男人女人彼此彼此’。他就说：‘你这个题目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有点太随便了吧！’看看他，我心想我不是挺现代派的吗？也没把他太当回事。……”话虽如此说，张辛欣当年还是将小说篇名改为“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和争鸣。因为这部作品，张辛欣一度受到报纸点名批评，导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时难获分配。处于困境的她，从北京躲到上海巴金家中，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后来，巴金致信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挚友曹禺，推荐张辛欣。漂泊不定的张辛欣，终于找到立足之地。在那次研讨会上，说到此处，面对台下听众，这位素来性格豪爽的女作家，竟一时哽咽，泣不成声……

因发表《祸起萧墙》而一鸣惊人的水运宪，有着与张辛欣同样的感激。在结束莫干山笔会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水运宪、张辛欣与巴金坐在一起聊天。水运宪讲述一位亲戚三十年里的人生经历，大家颇为感动。张辛欣问巴金：“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呢？”巴金说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就是结构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水运宪回忆说，正是巴金的这番话点拨了他，让他对文学境界有了新的认识。

亲历者回忆点点滴滴，凸显巴金的人格魅力。他不张扬，不做作，坦诚朴实，亲切自然，恰如竹林清风，沁人心脾，滋润情感，令人感念至今……

雾锁杜公馆

莫干山上，竹海之间，星星点点掩映着不同的欧式风格别墅，别墅的主人，大多是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张静江、黄郛、杜月笙、张啸林……许多年后，莫干山上，别墅主人之间，到底出现过多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上演过多少传奇，足以任人们想象。

秀美之山，多了历史的厚重。

走在莫干山，听到人们说得最多的是蒋介石。

中国有两座山与蒋介石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庐山、莫干山。蒋介石青睐庐山，前往次数最多。莫干山不是他常去之山，一共只去过三次。可是，微妙之处却在于，每一次莫干山之行，都使他的政治命运发生转折。

第一次莫干山之行，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婚礼后，当天即驱车离开上海，前往莫干山度蜜月（有人撰文称，因临时有变他们并未上山，待考）。上山之前，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压力，已宣布下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不可替代的最高地位，是在第一次莫干山之行时才得以确定的。

第二次莫干山之行，是一九三七年三月。蒋介石在莫干山迎来了特殊客人——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与周同行的还有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此时，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刚过去三个月。西安蒋、周重逢时，蒋介石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周恩来代表中共参与释放蒋介石的交涉；莫干山再度重逢，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则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第三次莫干山之行，是一九四八年七月。战场上溃败的蒋介石又走上莫干山，将松月庐作为临时官邸，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前方战场、南京政局，四处危机重重，难道他还有避暑的兴致与悠闲？或许，是因为他对前两次莫干山之行印象太深了，他两次人生的重要转折发生于此，能不让他对这里怀有感激之情？姑且猜测一下，当他又一次走上莫干山时，内心深处或许是希望这座名山能为他带来又一次转机吧。当然，他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上山。

不错，莫干山对蒋介石意义重大。可是，我更看重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起伏，与莫干山的内在关联，这个人是蒋经国。

读相关历史叙述，一九三七年三月，当周恩来走上莫干山谈判时，首先带给蒋介石一个消息：蒋经国已经从苏联启程，不久将回到中国。

儿子归国无疑是个好消息。一九二五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只有十五岁的蒋经国被送往苏联留学。之后十二年间，多少政治风云上演，蒋经国在苏联的命运令蒋介石牵挂。在与蒋介石的博弈中，蒋经国一直是斯大林手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总是被随时局演变挪动。如今，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缓和而走向第二次合作，蒋经国获允归国，当然是蒋介石在莫干山收到的一份最好见面礼。

蒋经国注定与莫干山有缘。

十一年过去，一九四八年八月蒋经国同父亲一起走上了莫干山。在松月庐里，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家淦等人开会，决定实施以发行金圆券为开端的的货币改革。为促成货币改革，俞鸿钧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并赋予警察权，蒋经国则被委派为副手。

一场史称“上海打虎”的行动随即展开。蒋经国虽为副手，实为这场大戏的真正主角。

如果把蒋经国的历史行程串连起来，不难发现，他的两次莫干山之行都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衔接环节——第一次是他自苏联归来，抗战期间的“新赣南”成为他初次亮相的政治舞台；第二次是他“上海打虎”，留下说不尽的历史故事……

走下莫干山，蒋经国踌躇满志，傲视上海滩。“打虎”高潮初起时，他毅然逮捕并处决套购黄金外汇、参与黑市投机的华侨商人王春哲，立即引起一片喝彩，令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美国《生活》画刊，以“处决奸商——委员长之子领导一场消灭通货膨胀的战争”为题刊发一组分别拍摄于法院、警察局和刑场的照片，留下难得的历史影像记录。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蒋经国就黯然退场了。关键的转折，与他逮捕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关。

《生活》刊发了一张拍摄于法庭的照片，说明文字为：“百万富翁的儿子杜维屏（穿长袍者，左），是蒋经国指控的第一位囤积纺织物资的人。两位女性（右）是从犯。杜是上海政治头面人物杜月笙的儿子。”从照片看，站在法庭上的杜维屏，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与慌乱，相反，还颇为镇静自如。有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父亲杜月笙的影响力，他当然相信自己比被处决的那位华侨商人王春哲，多了支撑，多了乐观的前途。

事态进展恰好证明杜维屏的这一镇静自如，绝非一厢情愿。在上缴大笔罚款后，被判刑入狱六个月的杜维屏获得释放，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杜的获释，被认为是蒋经国“打虎”失败的最初实例。

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杜维屏被捕之后，杜月笙向蒋经国抛出撒手锏——他指控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这立即令蒋经国陷入尴尬境地。尽管蒋经国也曾查封孔令侃的公司，可是，他随之不得不屈服于蒋介石、宋美龄的压力。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的陶涵（Jay.Taylor）在《蒋经国传》中说，孔令侃在交出六百万美元之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转赴纽约。

轰轰烈烈的“上海打虎”，仅仅持续一个多月便草草谢幕。一度强悍出拳的蒋经国，不会想到，最终他倒在杜月笙更厉害的出拳之下。

巧的是，最近一次上莫干山，我们一行住进的宾馆，正是杜月笙的别墅。

车至山上，雾仍浓，路旁的竹林与建筑朦朦胧胧。车停下，我们沿公路右侧一条窄窄石板路下行，走过几十步石阶，拐一个弯，眼前现出一幢砖石建筑。主人说，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杜公馆。说赫赫有名，当然是指杜月笙其人，其建筑则颇为简洁、朴实。杜公馆带阁楼共三层，墙体砖石多为绛红，柱子和阳台栏杆则为白色，灰色屋顶与石阶一样，布满青苔。

杜公馆左侧是山体，右侧是蔓延而下的林海。门前，一片平地面积不大，中央为圆形草坪，其间两棵紫薇树，据说树龄都在百年以上。紫薇树又叫“痒痒树”，以手轻轻摩挲树皮，树梢的叶子会微微颤抖。两棵紫薇，是后来移栽于此，还是当年故物，未见说明。如果真是当年老树，它们无疑见证了建于一九三三年的杜公馆的八十年沧桑。

让人好奇的是，杜公馆左侧的山壁上，镶嵌着如同满月的一个金黄圆形标志，四周环绕着褐色。当地人介绍说，这是青帮的徽记，因位置偏僻，“文化大革命”中未被砸掉。如今，大概只有这个徽记，才能提醒人们，眼前的这一所在与当年那位青帮风云人物的关联。

这个季节，爬山虎正绿，以黄色徽记为中心向四周蔓延，从山底一直爬至二三十米高的路旁，整个山壁全是晶莹剔透的绿色。爬山虎、青苔、翠竹、紫薇绿叶，烘托出杜公馆一片静谧与凉爽。

绿、静、爽，三者正是莫干山的美妙之处。

站在山路俯瞰，杜公馆一点儿不显山不露水。与之相对的公路另一侧，有一石径上行通往一扇大门，那是“张公馆”，主人是另一位上海滩风云人物，与杜月笙齐名的青帮头领张啸林。相比而言，杜公馆的选址和建筑设计，无不透露出其主人内敛而不张扬的良苦用心。

然而，正是这位貌似低调内敛的杜月笙，在关键时刻用他的有力出拳，击碎了蒋经国的踌躇满志，儿子也随之转危为安。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既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开始，也以超乎想象的方式结束。

住进杜公馆，深夜十一点，我们一行几人，按捺不住兴奋，动议再次去散步。弯曲山路上，只有我们几人行走。雾很浓，如果把灯光关掉，眼前顿时漆黑一片，身旁是谁也难以辨认。忽然，同行的一位朋友指向路旁，大呼一声：“你们看，两个眼睛！”我们定睛一看，路旁树丛里果真有一双动物的眼睛闪着绿光，不等我们走近辨认，它便走开了。朋友说是野猫，我们不相信，好像宁愿它是别的什么。

这位朋友，是电视剧《悬崖》的编剧全勇先。难怪他能编出悬念丛生的电视剧，原来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可以穿透迷雾，窥见背后的隐秘。

是夜，我们夫妇睡在杜公馆三层阁楼的房间。据说我们楼下的房间，就是杜月笙的卧室。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如果杜家也在莫干山上度假，杜维屏会住哪个房间？杜氏父子是否会想到山上决定的货币改革，与他们的命运紧密相关，很快将导致他们与蒋氏父子，发生一次历史性的交锋？

纯属历史的好奇。

大雾笼罩莫干山，窗外一片漆黑。夜里，屋顶上不时有轻微的咚咚或嚓嚓的声音传来。妻子说：“什么声音？”我说：“什么鸟吧？也许猫头鹰。”

雾锁杜公馆，竹海回荡着历史回声。

第二天早晨，我对勇先兄说：“其实你可以写一部《莫干风云》。”

他笑笑。

“我是缝补历史碎片的裁缝。”在谈到《悬崖》创作体会时，勇先兄曾经这样说过。或许有一天，这个好“裁缝”，真的会的再上莫干山，拾取碎片，演绎出另一番历史风云……

完稿于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卖艺黄家，艺术如此可爱！

多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书《卖艺黄家》：黄宗江、黄宗淮、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五兄妹联袂亮相，讲述从父母到各自的故事，读来总让人会心一笑。

黄家五兄妹，我最熟悉的是黄宗江、黄宗英，其他三位，就不熟了。

看过黄宗洛演的人艺话剧。他被称为“跑龙套”，其实，他在扮演许多小角色的时候，都能以深厚功力撑起场面，可谓气场十足。他在张艺谋导演的《活着》里饰演的福贵爹，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中，他与扮演福贵的葛优有一场精彩的飙戏，恐怕无人能及。一九九四年上映的《活着》，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大奖，同年，黄宗洛发表《扫边老生的苦与乐》，与读者分享出演自己告别话剧舞台的封箱之作《遛早的人们》的感受。下面这段文字，他用寥寥数语，概括自己话剧舞台“跑龙套”的四十年，写得真是妙：

《溜早的人们》里的瘫子乃敝人告别舞台封箱之作。粉墨春秋四十载，以跑龙套始，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矣！这位老爷子得的是中风后遗症——坐在轮椅上既不能说又不便于行动，充其量只能发出个别含混不清的单音，我表演上的浑身解数都使不上……难矣哉！意想不到的是上台以后，只要我这个人物一露头就有彩，而且掌声笑声一直不断，居然饱受欢迎，您说邪门不？！

黄宗洛把跑龙套的苦与乐，以如此潇洒的方式道出，这就是卖艺黄家一以贯之的风格。

写此文时，黄宗洛六十八岁。文章最后，他以“小老儿黄宗洛”署名，赋打油诗《无名草》一首，算是与话剧舞台告别：

书生本姓黄，来自飞云江。

少小若呆痴，老来更寻常。

路旁无名草，怡然傲风霜。

化作春泥去，迎来满庭芳。

告别话剧舞台，黄宗洛却在电影、电视剧里大展身手。颇为难得的是，四兄妹一起出演《大栅栏》。黄宗江饰李莲英，黄宗英饰大格格，黄宗汉饰亲王，黄宗洛饰穆大人。一张四兄妹的剧照合影，成为无法重现的经典。

我认识黄宗江先生最早，算一算，已有三十多年了。当年，我在《北京晚报》当文艺记者，总在不同场合见到黄宗江。第一次见面，他就很开心，完全是一位“吊儿郎当”、说话随随便便的老头。说是老头，其实当时他不过六十出头，和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但他浑身充满活力，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如果不打断，不会停下来。后来，我编辑“五色土”副刊的“居京琐记”专栏，约请他赐稿，他很快寄来一篇《我的英语老师》。适逢他燕京大学的学兄何炳棣归国访问，黄宗江与他阔别将近五十年，终得一见。一篇短文，由此开笔，勾勒出他的英语学习经历。读此文，能感受到他的文笔与众不同，洒脱，天马行空。

生于北京的黄宗江，后来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哪里想得到，他的第一位英文老师，居然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柳无忌的夫人。

有学兄何炳棣教授远自芝加哥来，近半个世纪没见了，人家如今是国际知名学者，称学兄未免唐突。我在燕京大学当“新人”时（英语称大学一年级学生为Freshman），他已是研究生，但总还算得未名湖畔的同窗。何老说：“你的英语居然没忘。”我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几乎是一句英语也没说过，虽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得了很难听的称号，也都过去了，还是‘文化大革命’后几次出国，才又开口说洋文的，总算可以对付，还是凭的基本功或曰幼功。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在南开上高中时的恩师柳太太（当时只知道是柳亚老的儿媳，无忌先生的夫人），如今总该是七老八十了，现居旧金山，听说曾返国，未得拜见为憾。”何老闻听此言大悦，说自己也是在南开受业于柳。炳棣兄讲话狂放如昔胜昔，说了句英文：“I'm the first,you're the last。”并解释说这句简单英语的意思是“我是老师的开山门弟子，你是关山门弟子”。其实开山门的当比他还早，关山门的当比我还晚；但此话确是一句尊师的动情语言。

黄宗江南开中学的另外一位英语教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二哥。大学期间，我的研究对象就是巴金，读此文，倍感亲切。黄宗江感慨，李尧林平易而又深情。他说，很像其弟巴老对待我辈后生：“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非仅语言文字，还有做人与做学问的道理。”在晚年黄宗江那里，巴金一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巴金所倡导的“说真话”，让这位看似洒脱、漫不经心的人，在写作中，仍有不改初心的坚持。

之所以写这篇《我的英语老师》，是因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黄宗江几乎没有再说过英语。“文化大革命”结束，学英语一时间成为全国热潮，许多人都是跟着“星期日广播英语”学习，黄宗江也不例外。主持这个节目的申葆青，成了花甲之年黄宗江的另一个老师。他说，自己还以学生身份给申葆青写过信。申葆青很快回信，说她在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他的小观众。当时没有“粉丝”概念，其实她就是黄宗江的粉丝；如今，黄宗江也成了她的粉丝。缘分，就是如此美妙。

黄宗江不忘在文章中开开老伴阮若珊的玩笑。一九三八年，阮若珊从沦陷中的北平贝满教会中学，奔向太行山根据地，见到刘伯承。刘伯承问阮若珊：“小同志，你到了这里想学什么啊？”黄宗江妙笔生花地写道：“那‘贝满之贝’娇声地回答：‘英文！’刘帅大笑。”

认识黄宗江，才知道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中，有周汝昌、黄裳。巧的是，我后来与他们两位都有了往来。

我与黄裳结识于一九八七年，二十多年间，往来颇多。为他编选《来燕榭书札》时，我写过一篇黄裳印象记，题为“看那风流款款而行”，作为该书序言。里面我写到，黄裳寡言，文笔却五光十色，变化无穷。他很少外出演讲，不过，我在郑州主持越秀学术讲座期间，一九九九年六月，特意邀请他和姜德明两位藏书家，分别从京、沪两地前往郑州，做了一场关于“藏书与书话”的讲座。黄裳由陆灏兄陪同，姜德明由我陪同。黄裳话少，自然由姜德明先生主讲。两位先生联袂出场，也属难得。

黄裳健在时，我先后为他编选《黄裳自述》《来燕榭集外文存》《来燕榭书札》《劫余古艳》等书。二〇一九年将是黄裳百年诞辰，我找出他的一百余封来信，交由大象出版社列入“大象名家珍藏系列”出版，正好与他的《劫余古艳》相呼应，也是了却一个心愿。

周汝昌也是“居京琐记”作者。最后与他往来，是在征集《来燕榭书札》之际。自五十年代开始，周汝昌与上海的黄裳来往通信，大多与《红楼梦》相关。周汝昌的字迹难认，只能录好后，送去请他校订。早在八十年代，周汝昌的视力就不好，写来的信，字都颇大。九十年代末，他的视力更不如从前。好在老人极其认真，一封一封费力校订，现在想想，真的令人感动。老人二〇〇二年去世，《来燕榭书札》二〇〇四年才得以出版，他未能看到此书出版，真是对不住他。我想，在“先生们”里，应该写写他，虽然我们交往不深，可是，他对晚辈的厚爱与谦恭，令人难以忘怀。

我于一九八七年秋天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大地”副刊的杂文编辑，与黄宗江的来往更多了。

我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得感谢舒展先生。一九八六年，舒展与我受邀前往庐山，为那里举办的江西青年写作爱好者讲习班授课。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聊得非常投机。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回答，当然愿意。经过一番折腾，一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我成了“大地”副刊的一员，一干就是二十九年，直到去年十月退休。

舒展本行是戏剧，一九五〇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可是，写作才是他的最爱。五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编辑“辣椒”副刊，因为发表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讽刺文章，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文化大革命”平反之后，他从《中国青年报》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我结识他时，他住在三里屯附近。我当时也住在三里屯，方便不时去看他。舒展健谈，听他讲述一些文坛的是非往事，听他讲对“新基调杂文”的批评，我对杂文界的事情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舒展在八十年代最早提出“钱锺书文化昆仑”的概念。他编选一套《钱锺书论学文选》，由广东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编选期间，他与钱锺书书信交流频繁，不时拿信件来让我看。这套文选，新增加钱锺书手稿约二十万字，可谓功德无量。

来到文艺部，第二年秋天，我们在江西鹰潭组织一次笔会，邀请黄宗江、邵燕祥、牧惠、刘征、韩少华等一行人参加，分管副刊的副主任舒展，同事常莉、李纳等一起前往。

这是一次开心无比、令人难忘的笔会。

我们第一次走进龙虎山——《水浒》开篇所写的地方。当年尚未开发旅游，游客极少，难得的清净。参观张天师道观，沿河漂流，美不可言。同行的部门同事李纳女士，被一些人误以为是毛泽东的女儿而遭指指点点，也是一件趣事。

离开龙虎山，我们前往武夷山。黄宗江等我们一行人爬山。舒展此时学戏剧的才华开始呈现，他大声问身边游客，你们知道黄宗江吗？他是《柳堡的故事》的作者。然后，他放开喉咙，高声大唱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随着他唱，我们几位也放开歌喉。一时间，武夷山回荡着欢乐的歌声。

回到北京，我们送黄宗江回家，才知道，当时他住在什刹海的一个胡同小院里。我们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阮若珊。多年之后，我才从文章里读到，那首脍炙人口的《沂蒙山小调》，是阮若珊作词。几年之后，他们离开什刹海，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离退休老干部宿舍。

黄宗江与阮若珊的恋爱经过也是妙趣横生。五十年代阮若珊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准师级干部，黄宗江只是一个连级干部，还不是党员。黄宗江自己说：“一个男的连级干部向一个师级女干部求婚，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阮若珊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经离婚，带着两个女儿，在黄宗江万言情书的重火力进攻下，两人恋爱了。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五七年正是鸡年，属鸡的他们在本命年重组家庭，也很圆满。从此，他们一直相伴同行。

一九九七年，应徐城北先生之邀，我们一行十多人，陆文夫、邵燕祥、牧惠、黄宗江、阮若珊、林斤澜、唐振常、邓云乡等，前往杭州参加楼外楼百年店庆笔会，我的房间与黄宗江相对。他们夫妇早起惯了，每天早上不到七点，黄宗江就把房门敞开，电视机声音很大，说话嗓门也大。我却是习惯于晚起，觉得外面的噪音实在难以忍受。第一天忍住，第二天实在无法忍受，就跑了过去，大嗓门对他说：“你能不能声音小点儿，把门关上？”他大概没有见过我这样不懂事的后辈，连说：“好的，好的。”阮阿姨也在一旁说他。吃饭时，我一个劲儿地道歉，他也是一笑而过。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宗英文集》终于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出版。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黄宗江的女儿阮丹青，在上海一起参加《黄宗英文集》的思南公馆分享会。本来答应出席分享会的黄宗英，突然犯病做手术，无法前来，令人遗憾。不过，曹可凡、韦然、赵丽宏、阮丹青、胡雪桦等几位嘉宾，聊得都特别开心。

女儿丹青这样说爸爸和姑姑，大家听得开怀大笑：“他们的写作是不按套路的。他们就是活得乱七八糟，没章法，没套路，他和我姑姑都是凭着朴素的资产阶级感情在行事，写作。他们就是率真、随性、乱七八糟，把周围人搞得很狼狈，最后当然也被人原谅了。”

丹青说得不错，黄宗江的生活从不按常理出牌，颇有些随心所欲的样子。

阮若珊二〇〇一年去世之后，美国的卢燕女士时常来京，一度传出黄宗江要与她在一起生活的消息，最终没有下文。开始，黄宗英以为是黄宗江离开卢燕，让卢燕没面子，很生气地批评他。不过丹青告诉我说：“其实是卢燕阿姨不想嫁给我爸爸。卢燕和我谈过这个事。她说，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她要是做妻子就会认真地去做，做好妻子。但是，她不希望被拖住，她还想演戏，演电影……我说，你就做黄宗燕吧（她的丈夫姓黄，她跟宗英、宗洛、宗汉都很熟），别做我后妈，我舍不得你做我的后妈。我爸爸和卢燕的事始终没有说破。”

很快，一位黄宗江的“铁杆粉丝”孙敏出现了。没有想到，两人真的走到了一起。

记得是在二〇〇四年的年初，一天中午，大家相约到什刹海附近的文采阁，为他们两人庆贺，参加的有黄苗子、郁风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我和应红，黄宗江和孙敏。苗子先生以隶书书写三个大字“敏江春”作为贺礼相赠。

无巧不成书。同在文采阁，这天中午，一批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同学也在聚会，宴请杨振宁、翁帆二人，如今成为“网红”的许渊冲也在场。黄宗江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时间很短，也算校友。我们大家前去见面。

过去曾见过杨振宁几次，见他与翁帆在一起则是第一次。杨振宁分别把我们一一向翁帆介绍。介绍到黄苗子时，杨振宁说：“黄先生今年九十二岁了。”站在一旁的郁风，口无遮拦，脱口而出：“我可不是二十九岁。”场面略显尴尬。不过，杨振宁镇定自若，一笑而过。宴后大家合影留念。于是，留下了杨振宁翁帆、黄宗江孙敏、李辉应红三家的这张合影。

很快，“敏江春”这一页还是翻了过去。

黄宗江于二〇一〇年去世，我去八宝山与他告别。满眼看去，好多家电视台、互联网的记者，都扛着摄像机，机器上面大多写有“娱乐新闻”字样。显然，有多少明星来参加，才是他们的关注点。不需要沉默，不需要哀悼，真可谓“娱乐至死”。不过，这倒也符合黄宗江性格，嬉笑怒骂，谈笑风生，“活得乱七八糟”。人生对于他，就是一场大戏。这场人生戏，在追悼会上以快乐方式结束。

九十年代初，我为华侨出版社策划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曾约请黄宗江编选一本随笔集。他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很妙的书名“你，可爱的艺术”，书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他于秋天写了一篇后记如下：

以上文字，合并了前冬结集的《剧诗集》与今夏结集的《问心集》，各有其序《〈剧诗集〉释》与《我的心里话》见前。为了合并又写了篇《序上加序》，呈“金蔷薇随笔文丛”主编李辉，他感到如此一集多序，摞床架屋，十分别扭，为我打乱重编了一下，分类与时序均妥，深为感谢。园丁李辉又说：如今称集每令人有陈仓旧谷之感，不受欢迎，不如择一佳句为书名。我乃想到自己一直艳羡的文丛已出蓝翎的《乱侃白说》与邵燕祥的《改写圣经》，颇思效颦，无奈捧心良久，颦亦难颦。忽然想到日前方写就，列入本卷最后一篇的《一谱为师》，副题为“你，可爱的艺术……”，曲出舒伯特，译出傅雷，我就以“你，可爱的艺术”为书名吧……

“你，可爱的艺术”，多么好，正切合“卖艺黄家”对艺术的挚爱与洒脱！

书名源自同一年黄宗江所写的《音盲乐语》。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我说过，我不识谱，但大半生以来，一直记住一行谱，那就是半个世纪前，我从艺时读到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一卷《复旦》的卷首扉页是乐谱一行，德文歌词译为“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为此，他把新完成的《一谱为师》，作为《你，可爱的艺术》一书的压轴之作。

读下面这段文字，可以深深体味黄宗江与艺术、卖艺黄家与艺术之间那种生命的厚重，那种耽迷于艺术之中的自得其乐的境界。他们关注社会，与政治也无法隔开，可是，只有艺术才是他们生命的真正意义——

此情此境，能不低吟：“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傅雷译，译做“黯淡”，译得何其贴切！在日军压境、政府腐败之际，苦做挣扎的艺人生涯，其“光阴”真是何等“黯淡”，甚至可称“惨淡”；而那一线光明，是“你，可爱的艺术……”这艺术是我们的生命，是艺术的生命，也是政治的生命，得以存活的最直接意义的生命的生命。

卖艺黄家！在他们心中，艺术多么可爱！

热爱艺术的人，生命如此可爱！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看云斋

郁风：美比历史更真实

北京熟悉的前辈走了一个又一个，时常有人在梦中出现。十多天前，梦中忽然见到了郁风。还是那副快乐高兴的样子，还是爱对周边的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醒来，我自己也笑了。

生活中的郁风，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城府，没有遮掩，想到就说，不管别人感受。十年前，二〇〇七年四月郁风去世，京城的友人们都觉得少了她，就少了快乐。黄永玉先生在《收获》发表《我的世纪大姐》，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开篇就这样写道：

郁风死了。

听来噩耗，我一点没有动容。她已经病了很久，死前不久，我还接她和苗子兄到凤凰住了一星期，下决心不顶撞她，细心体贴她，要什么给什么，她说：“画一张丈二给我。”好！丈二就丈二。画完了，她说：“回北京，我要在这张画上补画一些东西。”我马上说：“好！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她说：“过春节我还到这里来！”我心里难受，惟愿此事成真……

（《我的世纪大姐》）

“说这个人充满童心可一点都不假。连辩论都搞意识流……她的一生全沉浸在花非花雾非雾、胎儿思维之中。”黄永玉用这段话概括郁风，实在再妙不过。

郁风是浙江富阳人。父亲郁华前往日本留学，后来成为民国时代的大法官。前去日本时，他带去弟弟郁达夫，一个杰出文学家由此产生。

郁风后来成为画家和作家，与父亲郁华和叔叔郁达夫的影响相关。郁华是一个法官，可是严密的逻辑思维和职业的庄重，并没有让他淡忘艺术，相反，他身上固有的艺术家气质，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孩子。他擅长绘画，笔底山水，常常吸引郁风。他喜欢吟诗，是南社诗人之一，与文人墨客唱和，俨然一位寄情山水的文人，而非令人敬畏的法官。一九三九年，郁华在上海“孤岛”时期被日本特务暗杀，震惊全国。柳亚子为郁华的《静远堂诗画集》写序，高度评价郁华的诗才：“君诗才俊逸，尤擅绘事……而鹏举冲冠之作、文山正气之歌，赫然与日月争光、河山比寿。……然则君之诗画，将昭垂于万祀，奚疑哉！”弟弟郁达夫，对郁华的艺术才华也评价甚高。他在《悼胞兄曼陀》中说：“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枯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正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法官父亲，用艺术、用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使郁风走上艺术之路。

谁又能想到，在哥哥郁华被暗杀几年之后，弟弟郁达夫竟然也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抓走，从此了无音讯。他遇难的消息，一直未能得到证实。后来，一位喜爱郁达夫作品的日本汉学家铃木正夫，历经多年寻访，终于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凶犯，证明郁达夫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夜晚被杀害。铃木正夫完成将近二十万字的著作《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叙述他的寻访过程。也是巧合，铃木正夫先生曾在复旦大学就读，也是恩师贾植芳先生的学生。一九九六年，我与思和兄策划一套“火凤凰文库”，这本书由李振声先生翻译后，在第一批中推出，更多读者，终于知道了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旅程。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郁风特意写下一篇短文《以诗开始，以诗告终——殉国诗人郁达夫》，缅怀三叔。

如今，富阳鹳山上，有为纪念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两兄弟郁华、郁达夫修建的一座双烈亭，由茅盾先生题词。故乡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我多次去过富阳。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前夕。从杭州乘船沿富春江而上，过富阳，进桐庐，到梅城；再沿新安江上行，从白沙入新安江水库——今天的千岛湖，最后抵达黄山……在富阳，船过鹳山，不能不回味于郁达夫笔下的富春江景致，遥想他当年伫立江边的身影。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在北京认识了郁风，有幸请到她为副刊写稿。再过一些年，我熟悉了黄苗子、郁风夫妇，成为他们的传记作者。于是，只要到富阳，我便觉得与它有了特殊关联。

一次，我特地去达夫弄一号郁家老宅，与富阳郁家后人漫谈。遗憾的是，这一次正赶上城区改造，达夫弄的墙上赫然写着“拆”字。拍摄下苍老的墙和“拆”字，总算没有白走一趟。再过几年走进富阳，达夫弄消失了，故居则整体移建，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新广场，看上去像一座庙，颇显尴尬。鹳山周边，找不到书摊和书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却没有一本郁达夫的书。画家丁聪是郁风的老朋友，一次他和夫人特地去富阳寻访友人旧踪，在街上问了好几个人，居然谁都说不出郁达夫故居所在。他们只好扫兴而返。二〇〇五年十月，三联书店出版郁风《故人、故乡、故事》一书，她在扉页上为我特地题赠这段话：“刚出炉的书，赠李辉——故人、故事，都是你们熟悉的，而‘故乡’却使仰慕它的朋友们失望……”

就在这个月的中旬，我们一行人，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前往杭州。只有半天空闲时间，郁风提出要去富阳。大家怕她劳累，劝她不要去，她却执意一个人回去：“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去？我要去给父亲扫墓。”话说得伤感，也动人。郁达夫的孙女前来接她，带上几本自己的新书，她去了故乡。

她不能不去，牵动她的是故乡的一切。这本书上有一段题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敬献给——在战争中牺牲的祖母陆太夫人、父亲郁曼陀烈士、三叔郁达夫烈士……”她怎能不回到故乡为牺牲的亲人，献上一束花，献上这本书？

谁能想到，她在杭州说的话，一年半之后，真的成了残酷现实。现在才理解她为何坚持一定要重回富阳，走上鹳山，为父亲再献上一朵花。她仿佛有预感，这一次必须重返故乡，了却心愿。

郁风实在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她对自己个人经历中的大场面和大曲折，往往看得很淡，不爱渲染。她更看重她所敬重的前辈和同辈，在描写他们的故事时，她可能觉得更容易寄寓自己的情感，更容易把一代文人与文化的兴衰、与历史的悲欢离合之间的关系，写深，写透，写出欲说还休的意味。

这些日子，“见字如面”电视朗诵节目火爆，其中，朗诵的有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这个文学青年，是沈从文。撰写传记时，我从郁风那里听到这个故事，而告诉她的，正是沈从文本人。

沈从文告诉郁风，那是一个下雪的上午。他在桌旁裹着被子写作，一个人推门进来，原来就是郁达夫。他说接到沈从文来信，专门来看看沈从文的情况。看到沈从文果然如同信中所言，在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文学梦想。房间没有火炉，沈从文冻得发抖，见到郁达夫，他几乎一时说不出话来。郁达夫见状，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把雪花抖掉，然后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郁达夫拿出当时并不算少的五块钱，请沈从文到饭馆吃饭，并把所找的零钱都送给了沈从文。郁达夫回到哥哥郁华家中，脑子里一直无法抹去所看到的沈从文的景况。他不把这看作一个孤立的事情，他认为这是这个现实社会的悲剧的一角。他当即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受到社会冷遇、生活艰难的青年鸣不平，进而抨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听郁风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对郁达夫的性情，对沈从文和郁家之间的情感关联、文学关联，有了更深理解。

郁风和苗子先生后来旅居澳大利亚，与儿子住在一起。一九九九年春天，他们在布里斯班，联袂举办书画展，我们夫妇特地赶去，得以有机会与之长谈。她说，听到江青自杀消息后，写了简短的回忆文章。人世沧桑，尘埃落定，她愿意以一种客观、平静的心情来回忆。遥想当年，一九三六年左右，她和江青（当时还叫蓝苹）都是左翼的上海妇女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设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与环龙路（南昌路）相交的拐角处一家洗染店里。游行，集会，给工人夜校上课，不到二十岁的她，陶醉在社会革命的浪漫中。她还回忆到，她在话剧《武则天》中出演武则天B角时，是已经小有名气的蓝苹帮助她说戏。两人的交往故事，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彼此之间的历史渊源，阴错阳差使她和苗子身陷囹圄……听到这些故事，我鼓动她多写一些，如能写成一本小书，该多好！后来，她真的又增加了不少内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她写了四万多字。真是难得的历史记忆！

澳大利亚之行非常愉快，不过，在黄金海岸，我与郁风之间发生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我们的行李没有地方存放，需要拉着走。我说，我留下照看，他们可以去逛街。郁风坚决不同意，旁边正好有一家超市，她走过去，拿来一个推车，要我们把几个箱子放上去推走。我说，这样多不好，她执意如此。我与她争吵不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苗子先生总是一声不吭，躲到一旁。无奈之下，只能尊重老人，我一边嘟嘟囔囔，一边推车跟随其后。

其实，我与郁风经常你来我往地争吵。一次，晚上在她家聊天，忽然灯灭了。我说，是不是电卡里没有电了？她说，不可能，今天儿子大刚来，买过电，插进去了。我说，那怎么没有了？我去看电表，回来告诉她真的没有电了。她说：“胡说八道。”我跟上一句：“好啊，你说我胡说八道！”她赶紧转身指老保姆：“我说的是她。”我说，那也不能说。后来，找到新买的电卡，重新插进去，终于灯亮了。我说：“你得道歉。”老太太一笑而过。

与她在一起，没有年龄隔阂，彼此心照不宣，总是如此快乐。

二〇〇七年二月四日，京城的朋友聚会，郁风出来参加，谁都没有想到，这是她与大家的最后一次聚会。半个月后，春节前两天，我和应红提前去拜年。一进门，苗子一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郁风还在卧室里吸氧。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一边说“你们来啦”，一边走过来突然分别和我们两人拥抱。她的声音已经嘶哑，气力不足。过去见面，她从来不这样。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她已经有了预感，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果然，这成了我们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

正月初三，二月二十二日，忽然得到消息，郁风住进医院，听说状态极为不好，我们颇为担心。两天后，她缓了过来，用大威的电话与我和应红通了一次话。应红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句话就说：“应红啊，我又死不了了！”然后是熟悉的笑声，不过声音很弱。应红说：“你要记得你答应过请我们去香格里拉酒店吃自助餐，我们可都等着你呢。”她听了哈哈笑，说：“没问题，没问题，等我出院了马上请，叫上丁聪、沈峻，还有你们俩。”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四月十五日，她远行了，享年九十一岁。

郁风是画家，曾担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但她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工作，专门为一些画家策展，为他们“挂画”。一九四九年她曾在上海举办过一次小展，之后，再也没有办过展览。直到一九八七年二月，她才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二月九人美展》。这九位女画家中，只有郁风年过古稀，其余都是中青年。可是，与年轻人在一起，却让她显得格外激动。终于，在自己的展览中，她找到了失去已久的感觉。她在这次美展的请柬上，印上她写的一首诗，再恰当不过地表露出她那种重新拥抱青春的信念与兴奋：

她们有——

追求

创造

爱恋

恒心

对于她们

多难的世界仍然多姿采

艺术的海洋永远富魅力

她们的生命将延续

至于我——

是一个过来人

在这早春二月

却愿从头和她们在一起

我喜欢郁风的《又到江南赶上春》《白屋人家》《向日葵》等画作，那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押在秦城监狱，她同样痴迷于美。她讲述过自己难忘的经历。在秦城监狱的囚室里，透过窄小的窗户，郁风仰望天空，云的飘动和光亮的变幻，让她想到一个个熟悉的画面。她渴望回到大自然的景色之中。放风时，她偷偷抓一把草放在口袋里，然后又抓上一把带土的青苔放进挽起来的裤腿里，将它们带回房间。回来后，她将青苔和小草放在肥皂盒里养，浇上水，静静地注视它，看着发蔫的草叶慢慢恢复生机。每天发的手纸，她会节约一些，用来做一个小蒙古包，放在肥皂盒里。小草是树，青苔是草原，还有蒙古包，在郁风的想象中，这就是她在五十年代去过的内蒙古海拉尔大草原。有时，她用纸折一个小房子，肥皂盒顿时又成了她的故乡江南。

这便是一个艺术家的美丽想象。色彩、情调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单调和寂寞而在她的心灵里消失过。

他们夫妇旅居澳大利亚期间，我不时写信去，谈传记写作进展。与苗子先生相比，郁风爱写信，一写就很长，她写给我的几十封信，叙述历史，抒发感受，简直就是优美的散文。一次，郁风从澳洲写来一封长信，她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美比历史更真实。”读到这句话，我怦然心动，为之震撼。在她眼里，美，远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她在信中写道：

谢谢你写一篇赞我那幅画《又到江南赶上春》，又提到我在肥皂盒里养青苔当草原，我也不知怎的就是喜欢。信不信由你，直到现在，这一刻，在我桌上稿纸前面，就有个高脚的小玻璃碗，放了几块小石头和水，就养着我们从外面花盆里拔的小草。奇怪的是隔着几千里的大海，这种同样的草，和二十多年前秦城放风的小院墙根底下长的小草一模一样！就是这种：三片心形叶子合成一根，就这样的连成一串一丛。你可以问应红，在你们家周围，或阳台上花盆里，她一定见过这种草。自生自灭到处繁衍的小草，也许全世界的土地上都有。

……

由此我就想到，我这个人算不算有点特别，从小到老，现在八十岁还是这样，看着窗外一棵树、路边一种花、天上一块云、远远一幢房子，或是什么别的，上帝或人工的操作，只要觉得美，都能使我着迷。这和画画有关，但也不完全是，哪怕是关在牢里的岁月，看着那肥皂盒里的绿绒绒的青苔就舒服，美滋滋的享受，哪怕是片刻，也能完全忘记一切。至今坐飞机坐车我都愿靠窗，只要不是黑夜，我总不想闭眼不看。

在什么书上看过，亚里士多德说：“美比历史更真实”。也许是的。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二十年后，再读这封信，她的心境，她对美的倾心，还是让我醉了。

“美比历史更真实”，郁风真的喜欢这句话。她爱美，每次出门，衣服都不一样，有的衣服，如果不满意，她还会自己剪裁。二〇〇五年我们去德国旅行，走进邻近东欧的古城纽伦堡，应红在一家商店为郁风买了一件东欧风格的衣服带回来，在她年届九十之际送给她。她已在病中，但仍将之剪裁，穿上身，拍一张照片，在后面题写一段话：

郁风时年九十，正逢七月二十五生日前，应红赠东欧式绣花衬衫，经我剪去翻领，做内贴边，再用深蓝线锁边，穿上新衣拍了照，以赠应红留念。

郁风，二〇〇六，八月八日于北京

半年之后，郁风辞世，这也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笔墨。五年之后，苗子先生也走了。

清明将至，谨以此文向苗子、郁风夫妇，献上心香一瓣。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看云斋

戴望舒：走不出的雨巷

一

冯亦代先生拿出几页史料，说：“这些留在我这里没用，你拿去，看看可以做什么文章。”

我细细翻阅，翻开封存多年的历史。

我吃惊地发现，这里面居然有戴望舒一封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长信。过去熟悉的是他的《雨巷》，是他和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等在上海的文学活动。还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沦陷后的香港曾因参加抗日被关押过，这样，他的诗歌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有《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可是他的这封写于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信，却在我面前露出了他人生的另一角，它已被悠悠时光掩埋多年。这是一封辩白书，一次为澄清自己不是“附逆汉奸文人”而做的努力。字里行间，他在用痛苦的声音呼喊。一封辩白书，就成了声情并茂、真切感人的文章。

戴望舒不是汉奸，早已成为定论。但是，当年对他的指控是如何发生的，他为何要写这封辩白书，从未见人提及过，在有关戴望舒的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和传略中，这件事也一直是个空白。当年曾经极度困扰戴望舒的往事，难道就像沙滩上的脚印，风起浪涌之后便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我试图找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出与之有关的种种。于是，意外发现的“辩白书”，诱使我再次走进故纸堆，去倾听当年的风声雨声。而我的这篇文章，也就成了翻阅历史过程中的记录。

二

冯亦代给我的这批材料中，有一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给戴望舒的信。

一九四五年，抗战刚刚胜利，远在香港的戴望舒收到了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当时负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常工作的是担任总干事的老舍，戴望舒研究专家曾写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戴望舒接到老舍来电，积极参加恢复香港文协的活动。”（见《戴望舒全集》）我不知“老舍来电”一说有无原件证明，但这封署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显然与老舍有关。该信由毛笔书写，宣纸信笺，左下侧竖排印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红色字样，署名处盖有协会的大印。从笔迹看似非老舍亲笔，可能为总会的工作人员所写。

全信如下：

望舒先生：

接九月十一日由昆明转寄重庆航信，知道你从港战发生到最近的大概情形，我们感到愉快和安慰。这里特向你致送慰问。

在这次的神圣抗战中，汉奸如此之多，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本会已设立机构（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负调查文化汉奸之责。香港方面传闻甚多，本会一时难于判断。现经本会常会议决，请你和其他在港坚贞会员开始初步工作，调查附逆文化人罪行，并搜集证据。但暂勿公布姓名，一俟全国调查完竣，证据备齐，加以审查后，才来作一个总公布。

香港分会暂缓正式恢复，请先与会员举行谈话会或座谈会，磋商有关作家本身权益的初步工作。现在抗战结束，对象已无，本会正进行商讨改换名称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定议后当即公布。

港方情形，望能详细告知，并请将各会员之通讯处见示，同时将此信传观，并代致慰问之意。

如邮递无困难，所需文艺书刊，当随后寄来。专此即祝

文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卅四年九月廿四日重庆

附来“附逆文化人调查表”一张，请照样印制分发各会员填写。

来自全国文抗的这封信，明确表明，在重庆的文抗同仁对戴望舒是充分信任的，不然不会对他委以重任，请他负责调查粤港地区文艺界附逆的情况。可是，他何曾料到，如此信任和重用，招来的却是意外一击。

三

戴望舒接到老舍方面的来信后，如何着手工作，暂时无法得知。不过，在风波到来之前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戴望舒在《新生日报》上发表了一组写于沦陷时期的诗：《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口号》等，其中，《狱中题壁》是他一九四二年被关押在日本监狱时所作。借发表这些诗，他显然在向世人坦露自己当年内心的渴望，表达出迎来胜利的喜悦：

我守望着你们的脚步，

在熟稔的贫困和死亡间，

当你们再来，带着幸福，

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

（《等待》）

然而，一双张大的眼，很快看到的却是一批文艺界同仁对他的指控。据他的辩白书，一九四六年在香港出版的《文艺生活》第二号的“来件二”中，有一批作家指控他是“附逆文人”。

在图书馆，我找到了这份杂志。

《文艺生活》（光复版）由设在桂林的文艺生活社发行，编辑人为司马文森、陈残云，编辑部设在广州西湖路98号，香港联系人为干诺道123号吕剑。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号《文艺生活》，就“惩治附逆文化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材料。如先前在致戴望舒的信中所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此时已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该期《文艺生活》便发表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本会为严守忠奸之分，为民族雪耻，为人民申冤，特组织“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从各方面着手调查工作，业经呈政府备案。

1.附逆文化人定义：任伪文化官者、主编及出版伪书报杂志者、著述为伪方宣传之作品者、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者、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控制下文化事业机关中之工作者及其他不洁人物。

2.惩治办法：

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

二、拒绝其加入文协及其他文化团体。

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

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均拒绝其参加工作。

五、附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

六、呈请政府逮捕，由文化界推举代表参加公开审判。

配合这一《决定》，司马文森发表了《检举文艺汉奸》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对伪军的宽容，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大耻辱，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有这个耻辱，宽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文艺界对文艺汉奸的检举工作，已经在上海发动了，在西南，我们也不应落后，我们要号召文艺界，也来这样一个运动，把他们在敌伪刊物发表的文章统计出来，把他们参加“大东亚”会议的次数统计起来，把他们得到的奖金什么的都列举出来，以判定他们的罪状。

作为“附件二”发表的这份《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令戴望舒目瞪口呆：

文协理事诸先生：

前以香港收复，贵会根据某些私人不确实的报道，曾有委托戴望舒主持文协驻港通讯处之决定。窃以为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另见附件）。同人等不同意于前项之决定，因此联合建议，请贵会立即考虑下列两点：1.撤销文协驻港通讯处，另组筹备处，即行组织香港分会。2.文协及其会员，对于有通敌嫌疑之会员及其他文艺作家，应先由当地文艺界同人组织特种委员会，调查检举；在未得确实结论以前，不应与他们往来。如何之处，盼即迅速决定赐复。此顺颂

公安！

何家槐 黄药眠 怀湘 苏夫 周钢鸣 瞿白音 韩北屏 陈残云 章泯 吕剑 卢荻 林之春 刘恩慕 严杰人 陈原 洪遒周行 陈占元 周为 黄宁婴 司马文森

附件1：抄录民国卅三年一月廿八日伪《东亚晚报》所载《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东亚晚报〉征求文艺佳作》启事一则。（内“新选委员会”名单计有：……叶灵凤、戴望舒等。）

附件2：伪文化刊物《南方文丛》第一辑一本。该刊于“昭和廿年”八月十日发行，载有周作人、陈季博、叶灵凤、黄鲁、罗拔高及敌作家火野苇平等之文字。

附件3：剪贴戴望舒作《跋山城雨景》一文。按《山城雨景》为罗拔高所作，罗即卢梦殊，在香港沦陷期间任伪《星岛日报》总编辑，曾赴东京“晋见”东条。该书在三十三年九月一日香港出版。

（本建议书连同附件共四页及《南方文丛》一册。同人签名自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始。附注。）

四

当时情形下，为什么粤港地区一批作家会把戴望舒作为“附逆文化人”的指控对象？这份有二十一人签名的建议书，如何产生？后来有何结果？

健在的当事人已不多。陈残云远在广州，且听说身体不好，我不便打搅。好在我在北京先后找到了其中的诗人吕剑和学者、编辑家陈原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时光流逝，他们在生活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澜起伏和坎坷曲折，这就难怪，与戴望舒名节有关的这桩公案，在他们的记忆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一开始几乎难以想起。

我与陈原先生熟悉，先打电话谈及此事，询问签名中的“陈原”是否是他。他说一时想不起来，可能不是他，因为，当时他在内地。几天后，我接到他的来信。信中说：

昨日电话交谈后，对那个“陈原”是否我，顿生疑窦。[“陈原”在上海、北京（你们报社）、广州、重庆都有其人。]因为你电话告我有司马文森、何家槐等人，而这些人都是我熟悉的，从这方面推断，那个名字可能是我本人。我一九四五年由重庆经广西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上海，一九四六年初抵达上海。在香港住在旅馆里三四天（等船）。莫非那几天见到这些人？我只记得在香港与新波（木刻家）见面，其余都记不得了。我也不记得给你提到的刊物（《文艺学习》？）写过东西。特告。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

随后，我给他寄去有关史料，他很快回信：

承赐有关戴望舒各件，谢谢。诗人的申辩信也读了，确实感人——看来那份控告信中的签名，是我本人无疑。但我已忘得一干二净。记得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粤，一月初转香港赴沪，在港留四五天，见到新波等人。附件系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签的——此时我可能在广州，或在香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奉调香港，在文艺界集会上见到戴，都未提及此事，可能已妥善解决了。戴的第二任妻子（杨静）来京治病多次，我都见到，如果那时我知道此事，当会向她提及。（杨静去年已因癌病去世。）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通过邵燕祥先生，我找到了重要当事人吕剑先生，我给他寄去了《建议书》的复印件。他当即回信，信中这样写道：

看了复印件，令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五十余年之前，竟留下了这样一份历史文献。

我既然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当时一定是看过此信及其附件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如今却已经没有一点有关它的踪迹了。那时，我在《华商报》主持副刊工作，诗人洪遒也从广州来到了香港，负责酝酿、筹组港粤文协分会的工作。有一次他告诉我，“戴望舒是汉奸”。至于谁向他提供的情况，我则不知道。此信如何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我也不记得了。戴望舒从来没有在文艺界同仁中露过面，我甚至以为他不在香港（或已回上海）。此信发表后，已不记得有何反应或做出什么结论。直到夏衍来港，知道了这一情况，表示“这样不妥”（此话也是好友洪遒告诉我的），此事遂息。我估计，夏衍是当时党的文化界领导人，他持这种态度一定有其背景的，因此大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不了了之了。从附件上看，戴望舒确与敌伪有关系，但其所涉深浅程度不悉，而夏衍如此对待，可能有他的道理。我没有看到他的申辩信，至少《华商报》和《文艺生活》等，当时是不会为他刊载的，他在别的报刊上刊载过没有，则不清楚了。又，在签名的人中“怀湘”是廖沫沙的笔名，“林之春”是高天的笔名。当时刘恩慕（最初的文协分会负责人）任《华商报》总编，廖沫沙任副总编，高天任编辑部主任。至于陈原是否是“商务”的陈原，不清楚（估计是），我没有和“商务”的陈原接触的印象（也许忘了）。另外还有一个陈占元，是否即北京的那位陈占元，亦不清楚。当时签名的人大都谢世，除我之外，陈残云尚在，住广东作协宿舍，年纪比我高。因多年没有联系，故不知其通信处，如能打听到，不妨向他探询一番。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从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戴望舒这封写给粤港作家的辩白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也没有在当事人中间私下传阅过。是没有寄出，还是如吕剑所说，夏衍很快进行了干涉，事情有了澄清，戴望舒便放弃了辩白，种种详情，不得而知，收藏这份珍贵史料的冯亦代，也难以想起。

如此看来，在当时周作人等“附逆文化人”陆续受审的情形下，本会引发轰动全国的另一场著名作家“附逆”的风波，就这样转眼间云消雾散。那是一个局势迅疾变化的时代，每人每日都在面对陌生新奇的世界。因此，指控戴望舒为“附逆文化人”这件事情，不再被人提及，甚至当事人也淡忘良久，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五

在戴望舒自己看来，他身处逆境，虽非英雄斗士，却从未一日“附逆”。他忍辱负重地生存下来，只是想看到敌人的灭亡，看到胜利的到来。如今，苦衷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是他真正的痛苦。

俗话说，愤怒出诗人。其实，痛苦同样出诗人。没有人们的指控，没有难以名状的痛苦，诗人戴望舒便不会写出这样一封于情于理感人肺腑的辩白书。

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因为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我却在魔爪下捱苦难的岁月。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捱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失去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动被追踪，记录，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虏更悲惨了。我不得离港是我被保释出来的条件，而我两次离港的企图也都失败了。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在（疑为“再”——整理者）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苦痛却是更深沉。

这不是英雄的慷慨宣言，更非烈士就义前的振臂高喊。可是，它所具有的深沉与悲切，却有着另外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读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更为深切地体味他的《狱中题壁》《等待》，体味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等待》二）

这些诗句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胜利远未到来，戴望舒正处在阴影的笼罩之下。但其中的深沉情感，与后来的辩白书却是一以贯之的。将辩白书与他的诗参照阅读，能触摸到一颗滚烫的心。

非常自然，许多年后，当事人之一吕剑读到戴望舒这封本应早就公之于众的辩白书时，以诗人之心来体味其中的复杂情感。他坦爽承认，戴望舒的陈述是令人信服的：

戴望舒这封信，的确写得真切、沉痛，至为感人，而且令人信服。没有想到，他在香港沦陷期间，竟经历了这样一段苦难、残酷而又泾渭有分的人生。我前信说：“从附件上看，戴望舒确与敌伪有关，但其所涉深浅程度不悉。”读了他的解释，乃感到此事涣然冰解。看来夏公当时必有所了解，是有根据的。现在再读戴氏的《狱中题壁》一诗，其中的“祖国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致李辉）

我想，仅仅有吕剑的这些话，便可以告慰戴望舒当年被风声雨声困扰的灵魂了。

六

不过，仍有令人费解之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许多文化人都相继撤退到内地，戴望舒当时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为何未能同行？他为何滞留香港？一个难解的谜。

冯亦代提及，戴望舒留在香港，是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与叶灵凤一样，都在从事地下工作。但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杜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说法表示置疑。他认为无此可能。我认为他的置疑有待考证。

研究者目前采取的说法，是基于徐迟的回忆，认为戴望舒不愿意离开香港，是舍不得他所珍爱的书。这些书是他从法国归来时带回的，从上海到香港，他一直带在身边。但这一理由仍不充分。戴望舒这种有着诗人性情的人，未必痴迷或愚钝到当战火蔓延生命危机之时，仍死死守着书本不放。于情于理，均难解释。

倒是在徐迟的文字中，我读出了另外的根由。徐迟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描述了在香港刚刚沦陷时他所见到的戴望舒的状况：

还在林泉居住着的诗人，每天盘弄着他的藏书。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许多木箱子。今天搬过这一箱子来，打开，非常珍惜地捧出一叠叠的宝贝书来，拂拭它们。挑出一本来看了半天又把它放回去。半天过去了，又把箱子归还原处，长叹短吁一番，没精打采地想心思。明天搬出另一个木箱子来，打开，搬出一堆书，把它们放进另一个大木箱子里。一天天的就这样给书搬家。他是六神无主了。

我们则每天出去奔走，看能怎么走出香港，回到内地去。我们约他一块儿走，他说：“我的书怎么办？”

“到内地再买！”我这样对望舒说。他苦笑笑。

我对能欣说：“看样子他不会走了。”能欣说：“不行，怎么也要劝他走，万万不能让他留下来。”

我跟他说了，他无词以对。也许他是在等丽娟到香港来吧，他是下不来面子的，不愿去上海求丽娟的，他只好在这里等着事态的发展。

依我看，徐迟的最后这句话才道出了戴望舒滞留香港的苦衷。舍不得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他“六神无主”，并不是对如何处理这些书感到棘手。局势突变，他能否与分居多日、如今仍在上海的妻子重逢，才是其内在的原因。

一个痴迷、敏感、固执的诗人的两难选择。

他留在了香港。从情感来说，他只能如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原本非此即彼的选择，却因渗透种种个人情感的因素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历史大动荡之时，戴望舒面对着超出常人的难题：一方面他对内兄穆时英成为汉奸嗤之以鼻，公开予以揭露，并与之决裂；另一方面他又苦苦爱恋穆丽娟，爱恋他们的女儿，承受妻子的误解与分居带来的痛苦。

诗人的心被撕裂了。

戴望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所写的日记（一九四一年七、八、九三个月，载《戴望舒全集》），颇能帮助我们了解他对穆丽娟的那种痴情、那种对重逢的企盼，而这可能是决定他滞留香港未到内地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他写这些日记时，穆丽娟已与他分居，携女儿朵朵回到了上海。但戴望舒每天牵挂的是她们的生活，是如何尽量多、尽量快地给她们寄去生活费用。妻女的身影挥之不去，无论在笔下，还是在梦中。

七月三十日：“药吃了也没有多大好处。我知道我的病源是什么。如果丽娟回来了，我会立刻健康的。”

八月一日：“昨夜又梦见了丽娟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她总是穿着染血的新娘衣的。这是我的血，丽娟，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吧！”

八月二日：“现在，我床头、墙上、五斗橱上、案头，都有了丽娟和朵朵的照片了。我在照片的包围之中过度想象的幸福生活。幸福吗？我真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苦痛！”

（无月份）六日：“好几天没有收到丽娟的信了。又苦苦地想起她来，今夜又要失眠了。”

（无月份）十三日：“见物思人，我又坠入梦想中了。这两个我一生最宝爱的人，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见她们啊！在想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的心总感到像被抓一样地收紧起来。想她们而不能看见她们，拥她们在怀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无月份）二十一日：“丽娟，我是多么盼望你到香港来。我哪里会强留你住？虽则我是多么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如果这是你所不愿意，我是一定顺你的意去做的。……这一点你难道现在也还不明白啊？”

抱着重逢的期待、拥有这样心情的人，又如何愿意离开香港呢？个人情感把他紧紧缠绕，使他步履无法潇洒，脚下是一条总也走不完的窄巷。天上一直在落雨，窄巷弯弯曲曲，坑坑洼洼，通向迷茫的前方。戴望舒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这般蹒跚前行。

同样的留恋，即便在穆丽娟另嫁他人、戴望舒重组家庭之后，仍然充溢着戴望舒心中。一九四四年三月，此时香港已沦陷两年多，戴望舒在《过旧居》一诗中，写出他心中那种路过旧居的辛酸：

为什么辛酸的感觉这样新鲜？

好像伤没有收口，苦味在舌间。

是一个归途的游想把我欺骗，

还是灾难的日月真横亘其间？

（《过旧居》）

几个月后，他写了另一首《示长女》，更加明确地抒写对往昔家庭温馨生活的留恋，以及因她们离他而去而产生的惆怅：

人人说我们最快活，

也许因为我们生活过得蠢，

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

也许因为你爸爸诗句最清新。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

从此我对着那迢遥的天涯，

松树下常常徘徊到暮霭。

无疑，他的日记和这些诗句，是理解戴望舒宁愿滞留香港的苦衷的钥匙。

可以说，正是无法排解的惆怅、痴迷至爱的性情，种下了戴望舒日后的痛苦与烦恼。如此恩怨，绝非值或不值甚至对或错所能判断、评说。只能说，它已成为戴望舒人生的一部分，是他的诗文的一部分。在解读他的生命与艺术时，这段历史的风声雨声，想必是不应忽略的一部分。

七

很巧，就在我奔走四方求证戴望舒这封辩白书之时，一位熟识的专营旧书刊的朋友，送给我一张他收集来的照片。我一看，上面有熟悉的徐迟，这是他年轻时参加一次婚礼出任男傧相时与新郎、新娘、女傧相的合影。我喜出望外：“这可能是戴望舒的婚礼。”照片虽非原件，却也十分难得。

回到家里，对照徐迟的《江南小镇》中的描述，可以确定这正是戴望舒与穆丽娟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上海举办婚礼时的合影。徐迟写道：

婚礼在北四川路的新亚大酒店举行。我是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燕尾服。看来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当男傧相，并穿上这种西式礼服。新娘穿了白色的婚服，长纱一直拖到地上，女傧相是穆时英的小姨妹。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结婚照片。新郎官仪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新娘子非常之漂亮。我却幼稚而且瘦小，显得两只眼睛特别的大，有点滑稽可笑。女傧相可就成熟得多，一股风流蕴藉的样子，听说她是穆时英夫人的妹妹，和她姐姐一样的，那时还是哪一个舞厅里的一个舞女。还有两个金童玉女，是叶灵凤的侄儿侄女。婚礼进行得很隆重和热闹。

仔细端详照片，读戴望舒的“辩白书”，想到徐迟晚年的意外死亡，我有一种莫名的悲哀。生活变化莫测，世事难以逆料，照片上这些人后来的不同命运与遭际，不断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〇〇〇年夏季于北京

凝望雪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九七五年，七十三岁的冯雪峰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癌细胞的折磨，忍受着多年“右派”生涯的悲凉和“文化大革命”的嘲弄，等待死亡的来临。

友人们还期望他做些事情，他也有许多事情想做，但他已经无从做起。在这种处境中，日益憔悴、日益衰老的他，唯一能做的只是病床上的回忆。此刻，我猜想，他所经历的种种往事，必会如同他在诗中所写，五光十色地飞进他的思绪。

一切的深思，一切的无知，

一切的呜咽，一切的饥饿，

一切的隐闭和一切的赤裸，

都从一个梦里，飞进

一个有优美的韵律和

耀着眩目的彩色的旋风里。

三十多年前在上饶集中营写这首《雪的歌》时，他不可能为自己的生命过程，设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这样一个凄凉的结局。

理想的拥抱、人生的坎坷、性格的悲剧，所有值得留恋的辉煌、所有无可弥补的悔恨、所有难以接受的冤屈……一旦回想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位步履蹒跚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老人，就无法保持平静。

一个未曾想到的人，在十月的一天来到他的病房，让不平静的他顿时陷入历史酿就的大喜大悲之中。

来访者是周扬。

凡是熟悉现代文化史的人，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具有情感震撼力的历史场面。自三十年代初起，冯雪峰、周扬，这两位文人，或者说政治家，虽然同属左翼阵营，却一直处在情感隔膜、思想对立状态。人们经常讲的左翼文艺的宗派主义纠纷，其实最早便是因他们与鲁迅的关系亲疏不同而开始。后来周扬与胡风、周扬与丁玲的矛盾，不过是周扬与冯雪峰矛盾的延续。冯雪峰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而陷入逆境，自然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些个人，但历史纠葛在特殊时期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的磨难，他们之间的恩怨，完全可能以历史定局的形式结束。

没有任何第一手史料，能够让我们知晓周扬在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里，是如何开始他的历史反思的。哪一天？哪一个契机？哪一次深切的触动？如果描写这样一个人物的人生，关于这一瞬间的追寻，甚至关于这一瞬间的想象，从文学角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样说，当周扬在一九七五年走出秦城监狱时，几乎与世隔绝十年的他，一定是以迷茫的目光打量周围，有太多的陌生、太多的不解，同时，种种人世沧桑，也让他可以用不同于以往的目光回望自己，回望朋友，当然也包括冯雪峰这样的“对手”。

从友人和孩子那里，他得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冯雪峰没有趁自己被打击迫害之际落井下石——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原本是非常容易的事，即便在一次次的高压下被迫写历史交代时，冯雪峰也没有把错误和责任推到周扬身上。在周扬看来，冯雪峰“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周扬为之感动。后来他回忆说，他听说冯雪峰患了重病，便写信给正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请审阅后转呈毛泽东。在信中他反映了冯雪峰的情况，替他转达了渴望回到共产党内的心情，并表示自己的同情。这封重要的信我们无从见到，但我相信周扬当时的心情是真诚的。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经过差不多十年的磨砺，面对一个正直性格的君子，周扬不必再如同以往那样受个人恩怨的支配。此时，他也步入晚年，昔日的锐气完全可能被时光渐渐消磨。后来的历史表明，周扬正是以与以往大大不同的姿态，走进我们视野的。

周扬的来到，对冯雪峰显然意味着一段漫长历史纠葛的终结，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两三个月。这次难得的握手，以特殊的意义，定格在历史画面中。

冯雪峰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动。他这个人，承受了太多的冷落与冤屈，显得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理解，渴望沟通。所有的愤懑和埋怨，所有的隔阂，仿佛一下子都在这一握之中被捏碎，被劫后重逢的热情拥抱所化解。这次见面之后，他拿起笔，用所擅长的寓言体裁写下他的文学绝唱——《锦鸡与麻雀》：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所有的以往，当然不会在相逢一握之后便都烟消云散。他们书写的历史，其中种种大大小小的纠葛、一次次的风起云落，总是会让人们不断地评说。他们从历史走过的不同姿态，更是会不断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他们的恩怨尽管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却又远比他人具有更深层、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当人们一次次用新的、不同的目光审视他们时，便如同解读二十世纪重要的一页。

和当事人显然不同，我特别愿意以平静的心情看待冯雪峰与周扬的劫后重逢。不错，重逢很重要，和解也很重要，尤其对于个人关系史和个人命运行程来说，在感情和生活场景的描述上，它会是颇具戏剧色彩的一笔。但除此之外还能给予我们什么呢？它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以往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能帮助我们体味他们当年的许多心情，不能替代悲剧命运中不同性格的呈现。那么，当我们不得不追寻那些历史陈迹时，就只能暂且当它没有发生过。

说实话，只要一涉笔左翼文艺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宗派纠葛、恩恩怨怨，我就如同坠入一张无形的大网之中。我的手脚、我的思绪，在网眼里伸来伸去，一会儿仿佛轻松自如，摆脱了羁绊，可一转眼，又被网绳挂住、缠住，只能吃力地扭动身躯，无奈地喘息。

我也好像被蒙着眼睛，引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山径，只感到在不停地走，不停地转弯，却总也不知道身在何处，路到底通往何方。我不能静下心来，看一看路边各式各样的景致，甚至连停下来轻松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似乎有目的，又漫无目的；似乎颇有收获，又无从表达。我便如此这般走在这样的路上。

何其艰难！

太多的众说纷纭、太多的各执一词、太多的概念混战、太多的人生悲剧……翻阅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对一个个亲历者饱经沧桑的身影，我常常有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真有这种时候，我推开满桌的书籍资料，站起来长叹一口气，恨不得索性对着墙壁喊上一句：历史真难说清！

有时我不敢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譬如，我设想，如果抽出半个世纪左翼文人间的争斗，抽出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不同人物的、循环反复的悲剧，那么历史的画面中还剩下什么呢？文学创作的殿堂里还剩下什么？许多人的智慧、才华乃至精力，究竟抛向何处，这种抛掷意义何在？一个个悲剧的发生，有什么必然，有什么代价？

一天，我终于明白，我必须跳出无形的网，必须解开罩住眼睛的黑布走出山径，不必拘泥于一人一事，不必让思路陷入盘根错节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细节辨析之中。应该更加冷静，更加超脱，多一些理性的目光，在不同人的历史遭际中感受他们，理解他们，由认识性格而走进历史深处。

当北京的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初拒绝落井下石，做出令周扬感动的选择时，远在四川狱中的胡风，也不约而同地做了同样的选择。一次次外调、审问，人们当然指望他这个周扬的“死敌”和蒙受巨大冤屈的人，能够根据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的调子来揭发周扬，批判周扬。胡风比任何人都有理由这样做。但是，他没有。他只是根据记忆，如实叙述当年的经历。仅此而已。

历史没有提供一个机会让冯雪峰和胡风重逢，因此，他们也就无从了解面对时代大劫时，彼此做出的选择。我想，即便知道，他们也不会吃惊各自的表现，也不会以此而有任何自豪感。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人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缺陷，人的处境也会随时变化，但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不可更换的。圆滑、势利、取巧，他们的性格中不大可能为它们留下位置。于是，即便不幸在身，即便政治漩涡拼命旋转，他们也没有随波逐流，而在人性阴暗面最容易暴露的时刻，自然而然显露出他们人格的亮色来。

我发现，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冯雪峰、胡风、萧军等人，在性情上有不少相似之处，耿直爽快而口无遮拦，急躁执拗而冷静，朴实无华而拙于心计。许多时候，他们似乎并不考虑环境和对象的不同，也不顾忌性情的挥洒所可能带来的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不可更移的个性，注定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文化史上几个特殊的人物，并且在特殊的环境中饮下苦酒。

和胡风、萧军相比，冯雪峰的性情挥洒，同样令人感叹不已。

楼适夷先生是左联时期和冯雪峰同吃同住的老朋友。他便说过他们都是流浪汉，因此沾染了流浪汉的坏脾气，爱吵嘴，爱发牢骚，得罪的人不少。冯雪峰在七十年代对一个鲁迅研究者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九三〇年四月在上海，有一次他和鲁迅一起参加过一个左翼文艺界的聚会，参加者大约三十人。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的剧作家洪深先生，带来一个（或者两个）穿着摩登的女学生，在大家聚谈中，他们忽然演起戏来，洪深向他的女学生跪下来。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即兴表演是非常自然的事。可是冯雪峰看不顺眼，竟然当场发火，骂他们“肉麻当有趣”，弄得洪深下不了台。后来冯雪峰认为自己做得太过分，但他的率直和急躁对他人情感上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挽回了。

他的儿子回忆：五十年代，有一天，冯雪峰送一位客人到门外。客人没有自己伸手拉开车门，而是站在那里一直等着司机出来开门后才钻进车。冯雪峰被激怒了，他气得跺脚，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事情还不算完，等客人坐车远去之后，他还使劲摔自己的家门。

最形象生动的概括，莫过于唐弢先生的描述和评说：“严格而不免执拗，朴素而失之褊急。我和他曾经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本来带点家乡义乌腔的普通话更加结结巴巴，表面力持镇静，却无法掩盖住内心的激动。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甚至于只要相待以诚，满天乌云，随见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便是生活中的冯雪峰。

因性情所致，一九三七年冯雪峰做出了一个根本改变自己政治命运的选择。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在庐山谈判，讨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一步措施。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组成。身居中共上海领导层的冯雪峰，不能接受中共代表团的一些意见，并和代表发生争吵。对于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等，这位走过万里长征的人感情上无法接受。胡愈之先生回忆说，冯雪峰一个晚上突然跑到他家，生气地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有的文章说是冯雪峰和博古争吵，但从胡愈之的回忆看，恐怕并非博古一人。）

冯雪峰果然一气之下，丢下工作，离开上海。他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不可思议。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曾电召他回延安，可他仍然没有听命，执意离去。十月二十五日当时上海中共负责人潘汉年、刘晓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冯雪峰的情况：“李允生（即冯雪峰——引者注）已不告而行，（行）前给我留一信，大意：一、身体不好，要求到乡下去休息二三月，要我转向你们申请。二、将来患难来时仍挺身而出。三、请党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有关系。四、对组织有些意见，不愿再说，以保存他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关于冯雪峰争论的是非曲直，自有党史专家研究，无须我多花笔墨，我着眼的是这个特殊文人的性格。

尽管他是少有的经历过长征的作家，尽管他在上海一度担负着一个政治家的重要职责，尽管他毕生都未曾放弃过革命理想，文人气却丝毫没有因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激烈而减少。一旦他对某件事情不理解，或者不满，他不会如同真正具有政治家气质的人那样，将个人色彩淡化到最低限度，让个人性格、个人情绪，完全消融于政治需要之中。在这件事情上，他甚至与一般意义上的党员也有所区别。他看重的是自己的情绪，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组织原则。按照一个政党的要求来说，他的选择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可是，他偏偏以这样的方式做出选择。

显然，他的选择不可避免将改变中共领袖曾经对他有过的良好印象，他在左翼文化领导层曾经有过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由此被改变，而由他人所替代。这些，在未来的日子里，又将根本改变他的命运。

面对这样一种性格的文人，我感慨无语。

在家乡蛰居，埋头创作描写长征的长篇小说的日子里，被捕之后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日子里，冯雪峰如何反省自己一九三七年的冲动，我们无从了解。不过，他儿子的一次回忆，透露出他心中一直能够意识到自己性格的阴影。他为之忧虑不安，他不希望儿子因袭这种性格。

那是在五十年代初，儿子入党前填写表格，冯雪峰特地谈了自己的性格脾气。他建议儿子在“家庭出身”一栏里，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却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范围。他的暴躁、偏激、骄傲，以及自由主义的习性和作风，正是早年在近于流浪者的窘迫生活环境里形成的。他承认，自己这种性格，常常给他带来极大不安。他让儿子填“职员”，不是要儿子忘记“父亲是个党的干部”，而是要儿子记着这个缺陷，避免继承过来。

这当然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它已超出了父子之间应有的交流范围。不妨想象一下冯雪峰当时诚恳的神情，想象一下他如何用一种忧郁的目光，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

可以理解冯雪峰对自己性格的自省与自责。不过，不必如此沉重，不必如此苛求。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其实也展现出极为可贵的一面。在我看来，对于他，“知识分子作家”这一身份，与他个性的结合，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缺憾。相反，它为他提供了另外一片天地，使他的人生更为丰富。他是一个咏唱青春的“湖畔诗人”、一个与鲁迅相知的人、一个文学理论上独树一帜的人，他还应该因性格的赐予而满足。

与暴躁相伴随的是激情，是愤世嫉俗；与偏激相伴随的是独辟蹊径，是固执己见；与骄傲相伴随的是自信，是洁身自好。似乎种种矛盾的元素，在这个人身上，被正直坦诚的基调交织在一起。的确，他有时迂得让人难以接受难以理解，但又因此而显出他的可爱来。

自由主义的习性，也许对于政治家而言常常导致其幼稚与不能和衷共济，但对一位文人来说，它似乎又是不可缺少的添加剂，或者润滑油。有时，它甚至能够成为一对翅膀，让文人的才情与思维，以独特的姿态飞翔。

除了懊悔，冯雪峰当然有理由为拥有这样的性格而荣幸。

拥有这样的性格，他才会在一些左翼文学家纷纷批评鲁迅、贬低鲁迅的时候，独抒己见，于一九二八年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以尊重、钦佩、体贴的态度，描述一个谁也无法抹煞、无法贬低的巨大存在。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拥有这样的性格，他才会在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后，一直难以接受这冷冰冰的现实。他内心知道，胡风的理论与自己有着许多联系，更知道他们作为鲁迅晚年密切的友人，早已历史地被绑在一起，但是，他迟迟没有像他人所期望的那样，写出深刻批判胡风的文章。他仍然在执拗地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

拥有这样的性格，他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思想区域内，保持独立思考的个性，不甘平庸，不甘麻木。

在反右运动中，一位曾与冯雪峰交往密切的人，把冯雪峰和他私下的谈话内容，披露在一篇批判文章中。读这些谈话，我觉得，在那种无顾忌无约束的交谈环境中，冯雪峰仿佛才找到精神与思想的自我感觉。他无须遮掩，无须把精神戴上面罩，而是用性格，用没有枯竭的思想谈话。

他这样谈论文艺作品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当然是对的。不过应该是说，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政治标准才是第一的。现在却弄成先不管它是不是艺术品，即使不是，只要政治性强，也就是好的。正好像我们说干部标准，德是第一，这是对一个活的人来说的，不能摆一个木头人在那里，就说他德怎样好怎样好。”

冯雪峰关注着苏联文艺界因反对斯大林而发生的明显变化。他对友人说：“苏联文艺界这些年老是转来转去，一会儿抓住这个理论，一会儿抓住那个理论，一会儿反对无冲突论，一会儿又跟着尼古拉耶娃大谈艺术特征。其实都不是关键，所以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这一回，根本关键才抓住了。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作家其实都知道应该怎么写的，不用人去教。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他怎么也不可能写得好。有了社会主义民主，都会写出好东西来。”

无论如何得感谢把这些谈话披露出来的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冯雪峰，看到了曾被人叫作“鲁迅弟子”的这个人，身上仍然保留着些许鲁迅遗风。

能够和鲁迅相知相交，无疑是冯雪峰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荣也好，辱也好，兴也好，衰也好，他命运走向的改变，几乎都因此而发生。

当柔石最初在鲁迅面前提到《革命与知识阶级》的作者“画室”时，鲁迅对这位出来为自己辩护的年轻人，虽然有好感，但也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心。在他看来，冯雪峰尽管批评创造社对自己的贬低，但同样把自己称作“同路人”，是“冷酷的感伤主义者”。所以他甚至对柔石这样说过：“他们是一起的。”不过，鲁迅还是十分感谢这位持论与众不同的青年。

这该是几乎所有作家的共性。对能够真正体察自己创作心境、真正理解自己的人，一个作家，不管他如何孤傲或者自信，总是会怀有好感，进而产生信任。

鲁迅当然也不会例外。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由柔石引见，冯雪峰出现在鲁迅面前。从此，冯雪峰的人生和他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而鲁迅，其生活、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因为这样一个并不那么起眼的青年而发生变化。

让冯雪峰与鲁迅接近的，显然不止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他们的交往不止是一个景仰者或者一个评论家与作家的接触。许多人的回忆录都明白指出，他是奉党的指示而建立与鲁迅的联系的。这一点当时鲁迅是否感觉到、意识到，我们无从知道，但鲁迅的确是因冯雪峰的出现，而密切了和中共领导的左翼文艺界的关系，并放弃前嫌，与创造社、太阳社等成员一起，成立了左联。

许广平有过回忆，冯雪峰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特殊的客人。每天夜里十一点多与他们相邻的冯雪峰便来到家里。左联刊物的封面、内容，他都要和鲁迅商量，要鲁迅帮忙，甚至还出题目要鲁迅做。鲁迅有时接受，有时则拒绝。她常常听到冯雪峰与鲁迅这样有趣的对话：

“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

“不行，这样我办不到。”

“先生，你可以做那样。”

“似乎也不大好。”

“先生，你就试试看吧。”

“姑且试试也可以。”

谈话便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等冯雪峰离开时，常常已是夜里两三点。他走后，鲁迅再打起精神，做预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在许广平看来，这工作已经超出了先生的个人能力，但鲁迅对劝告他的人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这便是冯雪峰的独特。除了政治因素，影响鲁迅的，还有雪峰性格的力量。纷繁历史烟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并不起眼的个人因素，却决定着重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当时上海文化界许多人，都注意到冯雪峰对鲁迅的影响。陈望道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弟子而以某种思想学说影响他的老师的，古今中外，颇不乏人。雪峰对于鲁迅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无法设想，没有冯雪峰与鲁迅的相知相交，没有一个执拗性格的影响，鲁迅是否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左翼文艺界的工作。而没有鲁迅这面旗帜，又该如何想象当年的历史？

我心中一直有个困惑，或者说不解之谜。在关于周扬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鲁迅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一方面受到器重的却是与鲁迅格格不入的周扬，而非鲁迅的挚友冯雪峰。

从个人交往的角度，冯雪峰与毛泽东的接触远远早于周扬，而且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冯雪峰与毛泽东有过一段极为密切和深入的往来。正是在那次往来中，远在上海的鲁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重要话题。此时毛泽东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

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产生的影响。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暖，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中，寻找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

我曾与一位和毛泽东有过一定交往的先生，谈到毛泽东和鲁迅。他认为毛泽东是深深感谢鲁迅的。在遵义会议之后，在长征结束之时，刚刚确立中共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获得了来自上海一个文化伟人的支持，这对于他显然有着特殊意义。毋庸置疑，他非常看重这一充分的理解与支持。没有这样一种感情的联系，没有近乎于“患难之交”的历史渊源，后来毛泽东就不会以那种充满敬意和感激的心情，对鲁迅做出文学的、思想的、历史的高度评价。

我赞同这一看法。不然，就不能解释，长征之后毛泽东为什么很快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委派冯雪峰前去上海与鲁迅建立联系，并明确支持正卷入左翼文坛纠纷的鲁迅。同样，鲁迅的支持，至少在文化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时，尚没有“一面旗帜”的说法，但实际上冯雪峰的使命之一，正是要高举起鲁迅这面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旗帜。

冯雪峰初到上海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至六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刘鼎即赴南京、上海之际，带走了一封中共中央致冯雪峰的长信。信由张闻天亲笔、周恩来修改，主要布置统战方面的任务，同时也谈到鲁迅，谈到了冯雪峰到上海之后开展的文化活动。信中说：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老师（即鲁迅——引者注）与沈兄（即茅盾——引者注）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二年四期）

冯雪峰后来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乃至命运的变化，不排除是他赌气执意回家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远离革命中心，不再有可能接近毛泽东，不再有机会表现出自己的理论修养。但是，这也许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

我看重鲁迅逝世对其产生的影响。

其实，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之后，冯雪峰受信任、受器重的情况便开始有了变化。从已发表的中共领导人的信件电报看，从上海到延安的一些人对他的批评，是一个直接原因。张闻天一九三七年九月在给博古的电报中就这样说过：“上海所有来人没有一个满意他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已经准备调换冯雪峰的工作，并电召他回延安。从上海到延安的人中，除了周扬，还有哪些人，他们如何谈论冯雪峰，我们无从完全知道。但可以推测的是，在冯雪峰赌气回家乡之前，他过去因鲁迅的存在而具有的特殊性、重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的确，不能回避这一点：生活在不断变化着，政治也在不断演进中，作为一种精神的肯定与高扬，与作为一面旗帜的现实影响，对于现实的作用当然有着显著不同。而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十分明了这种区别。他更需要的是时时把握现实的脉搏，能于千变万化的风云之中，确定历史的走向。

五十年代的突变，当然是任何人最初无法预料的。随着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一个个在文坛上销声匿迹，鲁迅与文坛的历史直接联系，应该说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或者说基本结束。他的名字依然耀眼，他的旗帜依然高举，但许多情形与当年显然大不相同。如果鲁迅健在，历史又该如何演进，他的这些朋友的命运，乃至曾与他格格不入的那些人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同变化，是很难假设的。

回望历史的人，眼前所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极为复杂、难以解释的现象。历史既然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发生，那么，人们当然只能以各自不同的目光观察。

解释肯定有好多种。实际原因也远非我所描述的这样单一。不过，我愿意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去梳理，去理解。我看重自己的思考。

“反右”斗争中，丁玲与冯雪峰作为一体，被放在了批判、贬斥的处境。熟悉他们的人，对此不会感到丝毫惊奇和意外。以两人之间多年的深厚友情——准确地讲应该是爱情，以他们不同时期产生的与周扬的矛盾，他们都不可能在政治风暴来临之际，独自一人承受风雨的击打。

现在，他们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都已成为过去。这时不妨回避他们之间的友情所招致的痛苦，以浪漫的情调，追述他们浪漫的情感。用这样的段落来结束一篇长文，也许会让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一些。对于读者，这也该是一个放松。（我常常有这样的担心，用滞重的笔，描述那些显得沉闷、显得枯燥的往事，对于读者会不会是一种阅读的折磨？可是，一次次，我又不能不无奈地这样做。）

把“浪漫”与冯雪峰这样的人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是的，他几乎从来没有在人们面前表现出通常诗人所具有的浪漫，或者年轻人大喜大悲的感情起落，或者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至少在他的友人回忆录中，我没有发现类似的描述。

但是，正是他的这样一种性格，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就强烈地吸引着丁玲。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对于与冯雪峰产生感情的原因，丁玲虽然有过政治的、文学的、性格的不同解释，但她从来没有对之讳言。最初她甚至坦率承认，她与胡也频的爱，不同于她对冯雪峰的爱。前者是浪漫的，却又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心态，而后者则是刻骨铭心的。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就这样说过：

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

当年丁玲没有离开胡也频，她责怪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她是会随冯雪峰而去的。冯雪峰也做出了别的选择。但是，这一切，从来没有影响过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沟通。用流行的话来说，他们依旧深深依恋着对方。

一九三三年秋天，在丁玲被捕并传言已经遇害之后，冯雪峰将丁玲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出来。他实际上便是以这样的形式，来寄寓自己对丁玲的深厚感情。七十年代，香港一个文学史家曾评价丁玲的信：

它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前两年，在写《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时，我查阅到当年发表出来的这些信。一九三六年经丁玲本人编辑，它们曾收入《意外集》中，但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各种选本均未收入。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一个当代人，几十年后再读这些信，仍感到产生于丁玲身上的情感是那么真诚，那么热烈。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冯雪峰性格的特殊魅力。

和丁玲相比，冯雪峰的感情，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异常节制，而且出奇的严厉、冷静。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轰动，冯雪峰读后感动落泪，但在给丁玲的信中，却仍然说：“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一九三六年丁玲在被幽禁三年之后来到上海，与冯雪峰重逢。冯雪峰第一句问：“这几年怎么过的？”丁玲想把什么话都跟他谈，然后大哭一场，痛痛快快哭一场。可是，她刚一哭，冯雪峰就马上把脸板起来，严厉地说：“你为什么老想着自己呢？世界上不是只你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的。”

几年来，他们经历了常人所未经历的事情，第一次重逢却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确是非同寻常。尽管一听到丁玲的消息，冯雪峰就派人帮助她，但一旦相遇，他便用这种独特方式表达他的感情。

浪漫存在于他的心中。与丁玲的友情，在许多时候是他生命中的一抹温馨色彩。

下面是一个浪漫而深切的故事。

在上饶集中营里，冯雪峰思念着远方的丁玲。一天夜里，他梦到了一双女性的眼睛。这是一双“很大很深邃，黑白分明，很智慧，又很慈和的极美丽的眼睛”。醒来，他再也忘不了这双眼睛。他把它写进了《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这首诗：

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

这样和平，这样智慧！

这准是你的眼睛！这样美丽，

这样慈爱！衬托着那样隐默的微笑；

那样大，那样深邃。那样黑而长的睫毛！

那样美的黑圈！

与冯雪峰关押在一起的画家赖少其，读过这首诗之后，按照诗的描述，用铅笔画了三四张眼睛的素描。冯雪峰选了比较理想的一张，又在上面题写一首诗《霞光》。这时的赖少其，从未见过丁玲，即使照片也没见过。但十年之后，他在北京第一次遇到丁玲，不由惊住了：他在集中营里面画的那双眼睛不就是丁玲的眼睛吗！此刻，他才明白，在囚禁的日子里，冯雪峰心里一直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丁玲。

与任何浪漫和诗意的情感故事相比，发生于冯雪峰身上的这件往事毫不逊色。相反，因重要历史背景的衬托，它更显得动人，更深切地展示出他作为一个文人情感世界的丰富。

在后来的日子里，丁玲和他一样，都遭受打击，成为文坛赫赫有名的“右派”，冯雪峰显然是未曾预想到。于是，在漫长的半个世纪时光里，这两位文坛重要人物，便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产生、稳定、延续着各自的感情，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或许是呼应冯雪峰当年对“眼睛”的梦幻，丁玲在即将告别人间的时刻，以另外一种怀念，为他们之间的友情，加上了最后一笔浓彩。

丁玲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大年初一，从病中醒来的她，想到了冯雪峰，因为冯雪峰便是在十年前的大年初一逝世的。听着窗外的鞭炮声，丁玲对秘书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十天之后，丁玲病危，不再可能对他人回忆往事，这一声感叹，成了她送给冯雪峰的绝唱。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冯雪峰是否感应到绝唱的回响并不重要。在寂寞、冷落、冤屈中告别人间的他，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不断有人用不同方式在怀念他，在描述他，他的灵魂也许会得到安慰。

完稿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北京

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

黄永玉与冯雪峰的寓言作品一直有缘，内战时期先为《今寓言》创作封面木刻，五十年代，再为《寓言》一书创作封面和插图木刻。

第一次见冯雪峰的场景，被黄永玉的小说之笔描写得极为生动。时间：一九四七年；地点：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那一次，他还见到了姚蓬子的儿子、年轻的姚文元。

有一天适夷先生说：“有一个人要见你，我带你去。”

“谁呀？”

“见到就知道了。”

坐公共汽车到霞飞路“作家书屋”，适夷先生说：“是蓬子开的。”我说我听说过。

铺子中间一座矮宽台子，高高低低摆了些书，三边墙书架子上也是书。适夷先生要我外头等等，并随便介绍个看摊子的青年：“蓬子的儿子，文元，你们谈谈。”他进了后边左手小门。

一个微胖大眼睛的青年。我说：“你这个工作不错，得空可以看看书……”他说：“不行的，我守着，有人会偷书……”我喔了一声。是的，会有人偷书的。我也这么想。

适夷先生向我招手。黑洞洞地方，迎面一座楼梯，斜坡底下铺了张单人床，一个老人提了把水壶从后门进来（我那时认为五十岁已经很老）。

“冯雪峰先生。”适夷先生介绍。

我想我在哪里见过他，春季木刻展吧？我没出声。

“你这么小呀！多大了？”雪峰先生问我。

“嗯！”我来不及计算，“二十一二吧！”

“听说你很努力呀！……生活艰苦啊！……”他笑了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写了些寓言，想请你作插图，这些稿子你先拿回去看看，有什么事让楼先生转告我好吗？”

倒了杯水给我，记不起喝了没有？地方窄，三个人怎么站怎么坐我也忘了。也不清楚适夷先生带我来见的冯雪峰是谁？

几天后我告诉博识的黄裳兄，他说：

“嗬！大人物！”

我刻了几幅木刻插图交给了适夷先生。多少年后在北京才再见到雪峰先生。

（《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

初次见面的一个成果，就是为作家书屋一九四七年版冯雪峰《今寓言》创作的封面木刻。木刻是一只狐狸，黄永玉擅长的动物形象。

再为冯雪峰寓言书设计封面和插图，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黄永玉回忆说，一九五三年他从香港到北京定居后不久，外文局的李荒芜就来请他为冯雪峰的外文版《寓言》设计封面和插图。黄永玉回忆与冯雪峰的再次见面：

一九五三年我刚到北京不久，外文局的李荒芜兄就来联系为雪峰先生刻寓言插图的事。工作很快就开始，也很快就完成，大概是十幅吧！

又是适夷先生通知，雪峰先生要见我，地点在苏州胡同东口附近某号某号（六十年代后适夷先生住在那儿）。我住处大雅宝胡同和苏州胡同都在东城，骑自行车应是容易找到的。晚上，却是下着大雪，进东口不远，大雪纷飞之下墙根电线柱旁站了个人，下车一问，竟是雪峰先生，他说住在还要拐一个小胡同的里面，怕我找不到，所以等我。

屋子冷清，夫人见了面，一位年轻人倒来热茶。坐定之后，雪峰先生说满意我的插图，跟上海时刻的风格不一样了，又问我教学工作顺不顺利，然后他说出版社给我的稿费太少，他拿的稿费很多，这不公道，要私人给我一些钱。我说出拒绝的理由和谢谢好意的话，他迟疑了，然后说：“你稍等等。”进房去了一阵，带出一本《苏联版画集》来：“这是鲁迅先生送我的，当时我在‘地下’，来回带着不方便，所以没有题字，多少年放在义乌家乡，这次搬书一起带出来，给你作纪念吧！”

（《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

黄永玉为冯雪峰画插图的《寓言》，我搜集到的有两种，一是一九五五年外文出版社的法文版，一是一九五六年作家出版社的中文版。可见，当年冯雪峰的《寓言》重新编选出版，应是外文版在前。

巧的是，我所买来的法文版精装本《寓言》居然是图书样本，多了扉页上张贴的一张最后发稿单，其内容为字数统计、页码、价格、印数等。法文版《寓言》为十六开精装，封面为绿色。

中文版《寓言》初版时间为一九五六年二月。我买到的为同年七月的第二次印刷，此时印数已达六万六千册，可见该书当年颇受欢迎。中文版是三十二开平装本，封面木刻与法文版相同，唯封面颜色改为深红色。中文版出版说明写道：“本集收寓言七十一篇。其中《蛇的绞杀战》一篇作于一九五二年；其余都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所作，这次由作者从已出版的寓言集中选出，文字上也经过一些修改。”由此可见，《寓言》是《今寓言》的延续。

二〇〇四年七月，我请黄永玉先生在中文版《寓言》扉页上为我题跋如下：

冯雪峰先生不是死在敌人子弹之下，而是死在临死也说不出口的冤枉之中，怪不得鲁迅一直自夸的“横站”的战斗方式，在雪峰身上却一点也用不上了。自我残害那么多自己人，多冤，多糟蹋人啊！那么多优秀的前辈们！雪峰先生一直对我好，真难忘记。

一年之后，黄永玉读到徐庆全的《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书。阅读之后，无限感慨。适逢《比我老的老头》再版，他从冯雪峰、周扬开始，写历史的悲怆，写心中无限苍凉。开篇写道：

我读了徐庆全先生著作《周扬与冯雪峰》，很受感动，一个多星期心情跟文章奔腾澎湃，不安之至。

文章点醒了我，冯雪峰先生一九〇三年生，周扬先生一九〇八年生，入党时间冯、周两位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大革命以后。冯二十四岁，周十九岁。

两位年轻人干着那么重要的大事，领导庞大的进步文学队伍，又在重要的时刻打下了不解之恨结。以后的几十年一直紧紧咬住不放，直到“文化大革命”两人同时都遭毒手，这才“历尽劫波兄弟在”，取得了互相的谅解。

太迟了！几十年时光耽误，大量优秀文艺队伍人员的牺牲，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弄怕、弄俗，也弄傻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生活在比天灾还令人恐惧的人祸之中。自己同志，怎么弄成这种局面呢？

善心的领导人曾经说：“文艺界是个重灾区。”可惜希望的声音从文艺界头顶飘然远引，没有了下文……

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你以前干什么去了？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那无数为冤狱死去的文艺前辈如何补偿？

你的“认识过程”“成熟过程”，文艺界付出了忍受“大刑”的代价。无数的生命成为你交的难以负担的“学费”。……

那么不安，那么轻率，那么小题大做，那么信口开河，那么捕风捉影，连自己也掉进了剑拔弩张的混乱之中。

用得着吗？犯得上吗？清楚明白了也迟了！你就没想到自己会老、会死，会陷入自造的深渊之中？

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他在回忆中感慨历史悲情。

冯雪峰，也就成了黄永玉笔下的另外一个“比他老的老头”。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七月，北京看云斋

冯亦代与郑安娜：陪都迷离处

一

最初冯亦代给我的印象，是朴实、淡泊、平静、甘于寂寞。他最为痴情的是书，是翻译的乐趣。

也难怪，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忙碌着为《读书》写书话文章。他把这个“西书拾锦”专栏看作他晚年最为重要的事业。从六十多岁一直写到八十几岁，将近二十年从未停歇过。二百多期《读书》上，他以质朴而淡雅的文字，将外国文学的现状介绍给读者，成为读书人一扇不可多得的窗户。他像一位巨大书库的导读，不厌其烦地引着人们在书架之间穿行。这样，在初认识他的那些日子里，每次走进他的房间，与他聊天，所见所谈都是这些话题。

在搬到位于京城小西天那座高楼的“七重天”书斋之前，冯亦代一直住在三不老胡同的“听风楼”。那时，在每篇文章后面，他都会注明“写于听风楼”。在那间破旧狭窄的小屋里，他听过不知多少夜的风声雨声。这样的老人，平静地听风，平静地创作、翻译，都是很惬意的事情。

他是个很和善的老头。他的和善在于朴实和平淡。他聊天时，时常用幽默的插曲来让人感到愉快，但没有别的人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妙语连珠的本领。这样的平淡，却另有一种魅力，就是因平淡而产生的亲切。亲切，于是可爱，于是给人以快乐。

一次向他请教翻译，是关于一个词组的特殊译法。在解答后，他谈到在翻译过程中的体会。他的语调一如往常，没有抑扬顿挫，但是例外地语气有所加强：“有的人觉得翻译很单调，其实翻译挺有意思。有时一个句子怎么也想不出好的译法，但是过了几天，嘿，突然从脑子里冒了出来。”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变了，仿佛一种巨大的幸福降临于身。微微仰起脸，眼睛轻轻闭上，一边说还一边稍稍晃晃头：“啊！”停下，深深吁一口气，“那真是让人高兴！真有意思！”

他的神态真像一位嗜酒者，品尝一杯好酒，且已进入了微醺状态。

我可以理解他的这种陶醉。他这种性情的文人，总是有一些别人看来十分枯燥乏味的事情，对他而言却有特殊的魅力。他迷恋它，自得其乐，自我沉醉。

他以这样的心境写书话。那些书话似乎简略，有时甚至带有不少转述的成分。但是，写作它却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外文能力，缺一不可。我常想，其实这是一件费力而又不讨好的工作。读者需要它，但它又不会引起轰动；作者需要学识，但这种文体又不需要把炫耀才华放在首位。实际上，冯亦代在持之以恒地做着寂寞的工作。有时我不免有种担忧，还会有人像他那样做同样的工作吗？

冯亦代满足于寂寞。每次我看他翻阅寄自英国、美国的书评报刊，听他讲即将开始写作或者已经完成的“西书拾锦”，都感觉他带有一种如醉如痴的神情。

后来，随着交往的频繁，我才发现，在寂寞中写作其实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不错，他能够耐着性子做寂寞的工作，可是他却又并非甘于寂寞之人；他可以安安静静在书斋里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可是他也喜欢热闹，喜欢不时感受一下众星拱月的满足；他平常很随和，可要是较起真来，一点儿也不含糊，任凭你怎么劝也不管用，在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他并不属于那种豁达豪爽的人。

当然，最大的发现是他的浪漫。前几年，他与黄宗英的黄昏恋让不少朋友大吃一惊。浪漫、执着，着实让我看到了他性情中的另一面。当时，承蒙他信任，早早将他与黄宗英的通信给我看，甚至在小范围的几个人中征求意见时，还把我这个年轻人也算在内。现在看来，他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他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我想，说这是浪漫也罢，说这是生命力的坚韧也罢，反正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我所见到的众多黄昏恋中最为成功的一对。从那时起，这个写“西书拾锦”的老头，在我眼里，顿时生动跳跃起来。

一个浪漫的冯亦代。

二

几个月前，当冯亦代把他的一本写于四十年代的日记本交给我时，我又一次走进他的浪漫。

这是一本由生活书店印制的极为考究的日记本，封面上标有“中华民国廿九年生活日记”字样。日记本有着深咖啡色硬壳封面，扉页是建庵的一张木刻《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画面上蒋介石骑在马上，手指前方，身后是青天白日旗，身旁是持枪士兵在冲锋。日记本每月前面都有一页反映抗战生活的照片和一页“献辞”。“献辞”分别选用了艾青、艾芜、鲁彦、舒群等人的文章，每页下方则附有中外名人和中国抗战时期要人的名言。

在这样一本有着浓郁战争色彩的日记本上，冯亦代和妻子郑安娜先后分别写了两部分日记。前面由冯亦代记述，题为“期待的日子”，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后面由郑安娜接着记述，题为“山居日记”，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冯亦代是连续记录，而郑安娜则是断断续续，有时一年只记了一则。

冯亦代写这些日记时，独自一人在重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离开香港，到重庆担任印制钞券事务处业务科主任一职，将安娜留在香港。日记记录的便是他在重庆等待安娜前来与他重逢时的生活。他在第一天写日记时，在该页上端，用中文写上“期待的日子”，旁边又用英文写着“Always in Waiting”。在日记本上标明“今天的生活计划”这一页，冯亦代还抄录了一首泰戈尔的诗。这首诗集中概括出冯亦代期盼时的心境：

坚定地持着你的信心，

我亲爱的，

天将要黎明了。

希望的种子

深深的在泥土里

它将要萌芽了。

睡眠，像一个蓓蕾，

将要张开它的心胸向着光明，

而寂静就会获得它的声音。

白昼近了，

那时你的重荷会变成你的礼品，

你的痛苦会照亮你的路程。

读这些日记，自然就想到八年前逝世的安娜老人。

八十年代，每当我去“听风楼”看望冯亦代时，总是安娜来开门。她瘦小精干，穿着十分俭朴，虽已年老，但透出一种典雅气韵。她把我引进门，给我倒上茶，就静静地坐到她的书桌前，听我们聊天，偶尔也参加进来。看书时，她手上总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原来七十年代在干校时她患了青光眼未得到及时治疗，结果右眼从此失明。看她年轻时照片上美丽的大眼睛，再看眼前的她，确有一种悲凉与遗憾在心头。后来我才知道，眼前这位从不张扬的老太太，其实也在时代大风大雨中闯荡过，风光过。我不免后悔和她聊得太少，不然，仅仅是抗战时期她在香港担任宋庆龄的秘书的记忆，就该有不少重要的故事和细节，这对于我了解那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复杂局面，一定会有帮助。可惜，她在一九九一年去世，一切都随之远去。

晚年住在“听风楼”，他们的生活显得平淡安稳，当然也就无从让人感觉到他们情感中曾经有过的浪漫。直到安娜去世后，读冯亦代的怀念文章，听他的交谈，我才得知，他们的爱情婚姻，虽然有过波折起伏，却有着少有的浪漫情调。而这样的一些故事，也就加深了我对他们性格的了解，对那个时代中的人与事的了解。

他们认识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沪江大学。冯亦代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大学的露天剧院里，学生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安娜在剧中扮演小精灵迫克。“她娇小的身材，加上她诗一样的语言、柔和的声调，似乎是天生要我去爱的人。但是我还不知道她的姓名；我又用什么办法和她接近呢。我一面欣赏她的演技，一面痴痴地向往着能够早日结识她。”谁知，第二天，他才发现原来安娜和他选修同一门课，一同走进教室。到了晚年，冯亦代仍然用这种留恋、回味的语调说到当年的“一见钟情”。

经过几年的交往，他们一九三九年六月三日在香港大酒店平台举办婚礼，出任傧相的是戴望舒夫妇和徐迟夫妇。他们的喜事，给身处战乱中的朋友们带来巨大快乐。就在婚礼这天，他们两人又上演了一次他们的浪漫。

那天下午，吃完安娜切开的大蛋糕，朋友们便翩然起舞，而他们两人却偷偷离开了酒店，跑到一家戏院去看电影。是什么电影，冯亦代如今已记不清楚。他记得的只是，他呆望着身旁的安娜，那样安详，感觉就好像他们依然端坐在当年的教室里一样。她不时瞥他一眼，看见她笑，他也跟着笑笑。看完电影，他俩又去吃宵夜，早把客人抛在一旁了。回到新居，房东太太说客人刚刚散去。这便是他们的婚礼。用冯亦代自己的话说，坐在影院里相互对视，相互笑笑，“这就是我们看的影片！”

说得多妙。

知道了他们的这些故事，再看《期待的日子》中的日记，就不难理解冯亦代笔下所记录的种种情绪：等待中的思念、浪漫中的想象、焦急中的埋怨、重逢时的欣喜若狂……说实话，过去主要是读冯亦代的书话，我从未想到，他居然能写出“等待的日子”中的这种色调强烈的抒情文字。那简直是浓得化不开的甜蜜，是少男少女一般的情怀。在我看来，这些日记整理发表出来，大大充实了他的散文收获，使他的写作风格呈现出多样性。

看着人们拿着中秋礼品，看着人们忙着整理东西预备回家过节，那么欢欣的孩子似的腔调呀，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怅然之感。一年容易，又是中秋，这团圆的季节，我们却分散着，虽然我心里不断地拿“现在有着多少的离散的人”的那句话来安慰自己，但我的家应该是可以团圆的。真是太感伤了，但又有什么使我不感伤呢？

黄昏看月亮升上山头，那样明亮地像面镜子，月光照在雾上像片海，雾里的灯光是水里的倒影。而今晚没有灯火，月亮便显得格外明朗了。我抵不住它的诱惑，便硬将自己囚在烛火的书桌上，我不敢看月。

娜是不欢喜月亮的，但我记得去年有一晚香港灯火管制之夜，我们站在阳台上，夜凉如水，我却感到她身上的温暖。安适的家，和平的家，又是一年了。

（十月四日）

这里，场景变换伴随心绪流动。惆怅、思念、感伤，与月光、烛火竟如此密不可分。诸如此类的篇章，在长达半年、数万字的日记中比比皆是。

《期待的日子》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日记。尽管写它们时冯亦代丝毫没有将之发表的想法，但他显然是在精心地把它当作艺术品来雕琢。从散文创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文字今天看来也许显得有些稚嫩，但从记录个人心境角度来看，从主人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从他刻意追求文学效果来看，仍堪称日记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成果。

三

假如仅仅是一种个人浪漫情感的记录，这些日记也许还不至于引起我如此浓厚的兴趣。

在回望二十世纪的行程时，我常常感到历史研究或者历史描述中，总是留有不少空白。这一方面是史料匮乏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某些人为因素所致，各种原因、各种因素，人们好像很难客观冷静地认识历史，更谈不上全面描述历史的所有阶段、所有场面。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极为重要。特别是个人的、档案性质的记录，如日记、书信、检讨、交代、“黑材料”，等等，在历史研究和描述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必不可少的材料。这也是我一直想编辑一套档案性质丛书的原因。

对于抗战期间重庆的研究和描述，我一直觉得是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当年它曾经作为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在日本侵略战火中支撑八年，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在这里，那些年上演过许许多多政治、军事、文化的故事，或悲壮，或凄惨，或恐怖，或沉闷。其实都有必要一一梳理，进行详尽的记录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冯亦代的日记（包括郑安娜的在内），从个人的角度，生动记录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生活与情感的波动。作为知识分子，他在陪都的苦闷、寂寞，颇能帮助人们了解当时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以后重庆的现状。

随着抗战初期的亢奋过去，重庆已变得日趋乏味。一度被激烈战火掩盖的种种弊病和矛盾，也渐渐露出水面，改变着人们的心情和态度。这一点，来自西方的记者们感触尤深。我最近正在翻译美国作家Peter，Rand写的《美国记者在中国》一书，其中不少篇幅都涉及外国记者在陪都重庆的生活。在他们眼里，一九四〇年之后的重庆无疑是一个乏味沉闷难以忍耐的城市。该书在描写著名战时记者白修德的章节中，这样描写到当时的重庆：

在阴冷的冬天和酷热的夏天，以及一九四〇年随之而来的大轰炸中，白修德继续担任《时代》记者，他的精神决不能被这个地方打败。要做记者，这就需要为之努力。首先，重庆在冬天变得封闭，没有新闻发生。日本人不再频繁地轰炸重庆，阴冷、厚重的浓雾，从深秋开始就久久笼罩着城市，一直到来年五月，天气都是灰蒙蒙的，阴冷难耐。这种气候既冻又潮湿，令人沮丧得很，到处都是陡峭、拥挤的小巷，里面堆积着臭鱼烂肉，垃圾发出的气味实在难闻。这个样子就像一个很多年前与世隔绝的霍皮族人的巨大村庄。没有一点儿绿色让人感到赏心悦目。整座城市一片灰暗，为避免空中轰炸，所有建筑都刷成黑色。危险的还有重庆的街道，都那么陡峭，泥浆根本积不到脚脖子那么深。

然而对于记者来说，重庆最糟糕的是中宣部对新闻的封锁。在蒋努力作战的时候，重庆的外国记者尚能一时容忍新闻检查。在一九三九年，记者们便开始不管中国政府，自己来观察因政府的无能而暴露出的更多的突出问题。位于中国内陆省份的这座封闭城市，如同中世纪的一个巨大城堡，在这里住上一年之后，外界便没有多少新闻吸引记者们。他们发现，他们已经陷入在政治泥泞之中却又无能为力。譬如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人越在这里呆下去，就变得越狼狈。”他写道，这里有三个阶段。第一，所看到的到处都是肮脏和污秽。“第二，你得接受这些肮脏和污秽，因为你看到善良勇敢的人们，在克服一切困难为这个国家而奋斗。”他写道。“第三，在这些善良和勇敢背后，你看到的是腐败、贪污、阴谋、管理荒唐、怯懦、官员的贪婪。于是，人便不得不开始怀疑。”怀疑过后便是挫折。“我认为我比这座城市的任何人，包括《泰晤士报》的德丁，更为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白修德说，“但是，尽管了解却派不上用场。它还在燃烧……它还挺立着……我们不能说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真相，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一个民族；而等到了明天，人们却又不会再对我们必须说出的一切有任何兴趣；不管如何，希望这不会是真的。”

外国记者的这种感受，正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感受。这也是冯亦代记录他的日记时的背景。“寂寞，寂寞，这该是个寂寞的时代。为什么有这许多人在喊着寂寞呢？难道人的心都冷了吗？”读冯亦代这样的感叹，很容易想到巴金描写战时重庆生活的长篇小说《寒夜》。男女主人公早年的所有热情和理想，一日日被陪都的苦闷蚕食殆尽，进而生命也就萎缩凝结了。

现实生活的沉闷和灰色，冯亦代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他颇为自负和清高，看不惯重庆一般人那种卑微。

《愁城记》在演的第一天，有许多看客不到终场便跑了。人们不能在一个纯真的生活里获得一种人性的温暖，这是我最感失望的。他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呀！他们不敢看到自己，想到自己，于是当描写自己的故事搬到台上时，他们不敢看，也不愿看。是呀，他们的生活本来是深埋在污浊的笑料中的，他们作假，他们骗自己，于是一天天过去，赵婉和林孟平不过是小圈子的生活，但他们却生活在泥沼里，闭着眼，什么也不管，用卑微的笑料为自己的滋养，他们生了又死了，可怜的人！但是我们不但要打破小圈子，而且应当打破泥沼，否则我们没有纯真的生活，我们只是一批开着眼的瞎子。

戏散了，又是在雨里冲回去，我脑里有着太多的思绪，我不想睡。但是床头的灯却突然熄灭了，我躲在黑暗里，我永远躺在黑暗里，天呀！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

对现实灰色人生采取蔑视态度的人，心里一定有着亮光在闪烁。这便是爱情的浪漫。他需要用它充实自己，安慰自己。我想，冯亦代之所以在等待与妻子重逢的那半年里，几乎每天都能够用浪漫的笔调如此执着地记录他的思念与期盼，甚至相互之间的误会，就是想借此来摆脱日常生活的沉闷、压抑。在想象的与妻子相对的场景里，在诸般感受的挥洒中他的情绪得以发泄，不然，用他后来的话来说，他会在那里发疯的。安娜的日记同样如此，彼此之间尽管有时产生一些误会乃至矛盾，但相互的情感却一直是真诚不变的。日记中的种种情绪与思虑，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私人心迹与情感的真实呈现。

这样，个人的记录也就成了一段历史的丰富注脚。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北京

艾青：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这是顾城的短诗《远与近》。回望新侨饭店的那次招待会，总感觉他的这首诗，仿佛是为那一场景而写。三百多位作家，出现在同一场合，庆贺一个刊物的问世。场面轻松、热闹、活跃，彼此之间，似乎亲近、热情，可是，谁能猜透表象背后有多少隔阂、矛盾甚或冲突。

人与人，远、近感觉，无法说清。

顾城的诗，让我想到出现在招待会上的艾青。想到艾青，不只是因为他曾批评过顾城这首诗，更是因为在《中国》筹办过程中，他出人意料地对丁玲表现出了冷淡与疏远。

艾青与丁玲，许多年里一直是左翼文艺卓有成就的两位代表性作家，颇多共同点。两人都姓蒋，却又均以笔名而为人熟知。延安时期，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因直言而轰动一时，招致批判。很长时间里，他们也被视为与周扬相异的另一派。一九五七年，两人是最有影响的“右派”作家，丁玲流放到北大荒，艾青流放北大荒后转至新疆，两人先后得到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的关照。多年后，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中，他们再以相同的政治表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半个世纪，风雨沧桑，二人实有难解难分的历史渊源。丁玲创办《中国》，格外重视艾青加盟，自是必然。

然而，这一次，艾青令丁玲失望了。

在新侨饭店的招待会上，张棣等散发给大家一份《中国》编委名单。多年后，艾青的夫人高瑛，回忆到这样一个细节：

《中国》创刊新闻发布会那天，我陪着艾青去了。新侨饭店的大厅里坐满了人，平常看不见的人也出现了。

印好的《中国》编委名单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被墨笔抹掉了。我看见有的人，拿着那张纸，在冲着灯光晃来晃去，大概是想知道这个被抹掉的名字是谁。

（《我与艾青》）

这个被抹掉的人正是艾青——举行招待会的前几天，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日，丁玲和陈明连续两天去艾青家，欲说服他出任编委，但铩羽而归。陈明在二十日的日记写道：“到艾青家谈出任编委事，艾青动摇，高瑛阻挠。”（参见《丁玲办〈中国〉》）

丁玲、陈明第一次来访时，艾青起初答应担任编委，高瑛回家后则极力劝阻：

这时，我把所听到的关于丁玲要办《中国》的舆论，对艾青说了：

“有人说，中国作家协会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刊物，像《人民文学》呀，《中国作家》呀，还有必要再办一个《中国》吗？说丁玲是在招兵买马，拉一帮人，给自己立一个文学山头。”

“你不要给别人当轿夫，抬轿子了，丁玲要折腾，就叫她去折腾，你不要老是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看《中国》就是办起来了，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信，就走着瞧！”

艾青很冷静地听了我这些话，他若有所思地说：“文艺界刚刚出现稳定的局面，现在看起来，宗派矛盾又要浮出来了。……宗派斗争，说穿了就是权势之争，文艺界的问题，就是宗派的问题。这棵宗派大树，经营了几十年，根深蒂固，要想彻底解决，是很难的。其实丁玲想办一个文学刊物，搞一个文学阵地，也不是什么坏事。她不是经商做买卖挣钱，用不着七嘴八舌的。宗派，也像是一种瘟疫，一旦兴风做起浪来，文艺界又要无宁日了。”

（《我与艾青》）

与高瑛一席谈话后，艾青当即给丁玲打去电话谢绝出任编委，但答应可以投稿来表示支持。第二天，丁玲、陈明再来艾青家，仍未说服。几天后，丁玲仍请时任《中国》编辑部主任的牛汉，前来邀请艾青参加编委聚宴，艾青同样谢绝，并劝牛汉能把精力用在写作上。随后，在《中国》招待会上，便出现了高瑛描述的一幕：与艾青快走到丁玲面前时，她遇见的是一张冷冰冰的面孔……

甲子年冬日，在丁玲精心创办《中国》时，在别人看来最应站在一起的老朋友，如此这般，拉开了距离。艾青不仅坚辞编委，在后来出版的刊物上也未发表作品。走笔至此，我不由揣摩，想到艾青忽然之间的疏远，丁玲或许会产生顾城所写的那种无法说清的陌生感：“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艾青谢绝丁玲邀请，所强调的文坛“宗派”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更看重“你不要老是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句牢骚话背后的心中之痛。除“清污运动”时的积极表态招致非议之外，更令艾青感受痛切的，是他尖锐批评“朦胧诗”而带给自己的伤害。

知道艾青的名字是在读大学时。一九七九年前后，他刚获平反即陆续发表一系列新作，沉默多年的他，重新亮相，引人关注。人们欣喜地看到，岁月磨难没有让这位诗人完全倒下，才华与敏捷虽不同从前，但依然宝刀未老。印象中，他最有影响的新作是短诗《鱼化石》《虎斑贝》及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他笔下的“鱼化石”，就仿佛是自己二十二年坎坷生活的写照：

不幸遇到火山爆发，

也可能是地震，

你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了灰尘；

过了多少亿年，

地质勘察队员，

在岩层里发现你，

依然栩栩如生。

但你是沉默的，

连叹息也没有，

鳞与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

你绝对的静止，

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

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鱼化石》）

复出的艾青，以诗融入了正在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访问意大利归来，他选择罗马斗兽场为对象，描写奴隶们被迫自相残杀的命运。诗的末段，他将地球比喻为“一个最大的斗技场”，进行一种立足于全人类的历史思考：

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

在当今的世界上

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

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

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

（《古罗马大斗技场》）

正值时代转换之际，人们激动中读到艾青的新作，也有理由对他充满更多期待，就像同一时间，许多人对丁玲抱有期待一样。

就在此时，艾青进入到我的阅读视野，当然，重点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艾青。在读书笔记上，我找到一段随意记下的读诗印象：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今天看《中国新诗选》（二）。

艾青的诗自由，流畅，在诗的形式里放进哲理和散文的内容。“狗的吠声叫颤了漫天的疏星”，可谓一句好诗。《煤的对话》写得简洁然而内涵丰富，运用了比喻或说象征的手法。《太阳》《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向太阳》《我爱这土地》《树》，都是比较好的诗。

有意思的是，当决定写此文时，我才发现，我写这则读后感的时间，距艾青发表《从“朦胧诗”谈起》一文，只相隔十八天。

十八天前的五月十二日，艾青的文章刊于《文汇报》第三版。文章很长，六七千字，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二，编辑似乎为了表明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特意在文后配一“百家争鸣”四个字的篆刻作品。这一次，艾青仍采取过去《诗话》一书中的短章形式，文风活泼跳跃，时而婉转含蓄，时而讥讽挖苦，嬉笑怒骂，尽显其中：

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

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

他们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

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

香也朦胧，臭也朦胧，如在五里雾中……

有些诗，连高级知识分子也看不懂，写给谁看呢？

编者有责任把最好的东西介绍给读者。编者也有责任把不好的诗送还给作者。有些诗，不是个别的句子难懂，而是全篇都是谜语，竟也发表出来了。

他们在无人指引下，无选择地读了一些书，他们爱思考，他们探索人生……

他们对四周持敌对态度，他们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有肯定他们自己。

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

他们因破除迷信而反对传统；他们因蒙受苦难而蔑视权威。这是惹不起的一代。他们寻找发泄仇恨的对象。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却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听到几个“崛起论者”信口胡说，一味吹捧的话，就飘飘然起来，一味埋头写人家看不懂的诗。盲目射击，流弹伤人。

（《从“朦胧诗”谈起》，载《文汇报》，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艾青虽有对年轻诗人的批评，但最为尖锐的笔锋所向，或者说，他最想鞭挞的，并不是诗人，而是为“朦胧诗”辩护和喝彩的评论家。文章结束时，他言辞犀利地明确指出：

长期以来，评论家，我说的是一些平庸的评论家，专爱做两件事：不是捧，就是打。……

据说有这样的评论家，凡他所指的都是方向，而他所指的方向是经常变换的。也有人说“朦胧美是规律”，把所有写得明朗的诗都看成违反规律的了，希望整个世界烟雾弥漫。难道是这样吗？

（同上）

在艾青发表此篇檄文之前，为“朦胧诗”高声喝彩的文艺评论家，以谢冕和孙绍振两人为主要代表。他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的同窗好友，前者在北京大学任教，后者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一九八〇年，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同年发表高度评价舒婷诗歌的文章，又在一九八一年《诗刊》三月号上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同时配发针对性批评文章）。一北一南，谢、孙二人遥相呼应，激赏舒婷、顾城、北岛等年轻一代诗人群体。至此，潜行于民间的“朦胧诗”诗人们，撩开面纱，大步走到前台精彩亮相。两人钟爱的“崛起”一词，风靡一时，堪称那两年文坛的关键词之一。

三十年后，我致信孙绍振先生求证。他回信说：

我想起来一个背景材料，你说艾青是针对我和谢冕，这是对的。因为那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还没有发表。从一九八〇年三月开始，《诗刊》连续半年以上，后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各省文艺杂志都批。到了一九八三年，秋，“清除精神污染”，才又把我再次弄来和徐敬亚和谢冕一起批。三个“崛起”连在一起自此始。

（孙绍振致李辉，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孙绍振随信发来他的一篇对话长文，其中，谈到他与艾青之间的个人恩怨：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在广西南宁、桂林召开。

我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虽然民歌体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但是，诗人都去写民歌体，代工农兵立言，却没有多大成就。田间放弃了鼓点式的节奏去写准五言体的《超车传》，改过来，改过去，直到一九五八年还在改，越改越厚，越改越离谱，其结果是，把艺术的车子赶到沟里，艺术上“全军覆没”。不管这个“全军覆没”，引起会场上多么强烈的震惊，我继续说，艾青则也去写比较整齐的接近五言的诗歌，歌颂什么劳动模范吴满有，结果这家伙国民党一来，就投降，弄得艾青浪费才华。艾青放弃了他的“散文美”，艺术上，从此一蹶不振。

……

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有地位的女士柯岩，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

（《“朦胧诗”和“崛起”——与张伟栋的对话》，由孙绍振提供）

不妨推断，艾青批评“朦胧诗”虽有文艺观不同的原因，但让他产生冲动，写出《从“朦胧诗”谈起》，与个人恩怨相关。

假如仅仅是文人之间你来我往的个人交锋，“崛起”的喝彩歌颂也罢，“香也朦胧，臭也朦胧”的讥讽也罢，本可以是各持己见的隔岸对歌，寂寞已久的诗坛反倒可以演奏出抑扬顿挫的华彩乐章。可是，艾青文章的发表，紧跟在四月批判白桦电影剧本《苦恋》之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参见“绝响谁听”第一篇《舞台旋转》，载《收获》二〇一一年第一期）。“《苦恋》风波”正盛，“朦胧诗”批评接踵而来，人们焉能仅仅将之视为纯粹的文艺批评？孙绍振回忆说，当时艾青的文章令他在福建顿时身陷困境，遭遇一连串麻烦。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当年，文艺批评是无法超脱的，总是被政治裹挟前行，幸或不幸，艾青一下子成为了漩涡中人。

艾青可能没有料到，一篇批评“朦胧诗”的文章，改变了不少人对他的敬重与期待，从此他被视为与丁玲相似的“往左走”的代表人物。尽管两人有所区别，丁玲的“往左走”带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艾青则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但渐次被时代冷落，引发的后果则是一样的。三年之后，当艾青听到高瑛说出“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句话时，应该没有忘记批评“朦胧诗”带给自己的心底之痛。听从劝告，谢绝担任《中国》编委，无疑是在接受前车之鉴，不再因一时的冲动而伤及自身。

翻开采访本，我才发现一九八四年正是我到艾青家中次数最多的一年，而最后一次拜访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恰在丁玲、陈明夫妇再度前来，依旧铩羽而归的第三天。

第一次见到艾青，是在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北京时。四月全国文联大会闭幕式后，当他与胡风一同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我为他们拍摄过一张合影。“七月诗派”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劫后归来，机遇难得，故我一直将这张合影，视为自己留下的一个重要瞬间。

翌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艾青家。日记写道：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

上午曾卓来报社，陪他同到艾青家，谈话一个半小时。中午回报社。

随曾卓前往，这才知道，艾青家与我工作的报社相距甚近。报社在西裱褙胡同，他的家则在东裱褙胡同里一个往南拐进去的小胡同——丰收胡同。东、西裱褙胡同，本是同一条胡同，后因修建北京站，自车站广场往北开出一条“北京站街”，遂将裱褙胡同一分为二。从报社沿胡同往东，走过北京站街，直行百米，南拐即到艾青家，步行只需十多分钟。

裱褙胡同不宽，但很长，在北京胡同里它虽不著名，但仍有值得夸耀之处。西裱褙胡同有一座老房子，即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故居。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北京义和团的第一个坛口，便在这个四合院里悄然成立，随之掀起惊天风云。东裱褙胡同东端，耸立着著名的古观象台。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曾在此居住，观察天象，研究历法。义和团与西方传教士，作为相斥的历史两级，竟然存在于同一条胡同的两端，穿行于此，总不免生出一种奇妙感觉。

那天，我与曾卓沿着这条颇具历史感的胡同，一路东行，一路闲聊。艾青与“朦胧诗”一事，自然是一个话题。曾卓说，艾青为人单纯，幽默，也容易冲动而倔强。他认为艾青不该轻易指责“朦胧诗”，将自己放在了与年轻一代对立的位置上。“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曾卓连声说，感叹不已。

拜访归来，曾卓对我说：“你是局外人，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他，你以后应该多去看看他。他七十多岁了，是一个宝库，值得挖掘。”

很遗憾，我没有听从曾卓的建议，但偶尔还是去探望艾青。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开设“作家近况”专栏，将艾青列入第一批人选，还破例先后报道两次。此时，来去匆匆的“清污运动”刚刚过去不久，艾青因为和丁玲一样积极表态而再次陷入尴尬境地。听说我要报道他的近况，他很高兴。我的第一次采访记录如下：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

下午三点 艾青

身体说好也不好。左眼能用就行，右眼已失明。去年基本上养病，写了《我的创作生涯五十年》。为曹幸之写序。

神经痛。一点不抽烟不喝酒了。原来喝药酒。记忆力很坏，写些什么都忘了。

诗歌有灵感来了就写，没灵感就不写了。

半养病状态。冬天冷了不出去，现在暖和了，围房子遛一圈。接待外宾多，三天两天有来的。意大利、南斯拉夫、美国、挪威的，来家访问。

我不懂英文。认几个字母不算。

每晚看电视新闻。

苏联电影总的不错。《中学生圆舞曲》《湖畔奏鸣曲》写得好，看了不少调子很沉重。《远山的呼唤》也写得不错。

我这个人直率，性格很倔。

儿子艾丹也写诗，从不给我看。我也不看。

四川准备出《艾青选集》，六卷本，诗歌、诗论、小说、散文，陆续出版。

为《林林的诗》写序，同龄，虚岁七十五岁。

采访归来，我以“艾青：写诗有待灵感，戒酒又复戒烟”为题，发表了第一篇报道，并配发一张照片。他视力极差，只能用放大镜看书，拍摄时他很配合，举起放大镜，认真地看为《林林的诗》写的序。仅仅几百字的报道，落笔在轻松的生活细节，而非棘手的现实话题，更非时常可以听到的那一些纷纷议论。

十一月二十三日去看望艾青时，没有听他提及三天前丁玲、陈明的来访，也没有谈到几日后将举行的《中国》创刊招待会，谈的是他的小说。不久前，他新出版《绿洲笔记》一书，汇集新疆兵团劳动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我在笔记中，简略而随意地记录了与他们夫妇的漫谈：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下午 艾青

艾：那些小说是后来重改的。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让我写场史，我想具体写一些人、事。我提出要求，能自由一点写。后来就改成这个样子。写得不好，雁翼的爱人硬要出，得谢谢她。

辉：我看过几篇，写得比较清新，如《一个小镜子》。

高：集子里就那一篇好，让你看到了。

艾：谁说的？《我是兔子你是蛇》也不错嘛。

辉：这些天还看电视吗？

艾：看。主要看国际新闻。失火呀，打仗呀，劫机呀。小说我过去写过两篇。那是在延安时候。写了两篇，发表了一篇。那时朱老总把我们找去，讲了一些战斗故事，回来就写了一篇。

辉：谢谢您送给我您的小说集。

艾：嘿，那写得不好。

五天之后，我与他们又在新侨饭店见面了。就在这一场景中，高瑛看到了丁玲冷冰冰的面孔，这一刻，艾青与丁玲曾经融洽的关系，就此终结。

很快，艾青的决定被证明是颇为明智的。在第四次作代会的理事会选举上，艾青得票数名列第八，大大超过丁玲的第三十九，与丁玲的疏远，换来了更多人的亲近。因批评“朦胧诗”而笼罩在他周围的阴影，渐次散去。

大会闭幕之后，我再去看望艾青，请他题字相赠。他欣然写下两行大字：“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这是他喜欢的一句格言。题写时，他想到了在丁玲面前做出的如同逆水行舟一般的决定吗？我不知道。

重获身心轻松的艾青，一九八五年十月在家里迎来了两位特殊客人——谢冕、孙绍振。孙绍振回忆拜访艾青的情景：

后来形势变化，在杨匡满和高瑛的疏通下，让我们到艾青家里去玩。照片上有时间，是八五年十月。高瑛还把新疆人士送的哈密瓜“杀”了一个，给我们吃。那真是“蜜”瓜，金黄色的颗粒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次交谈中，我真正感到艾青老了。……不过艾青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贺敬之把艾青拉去开个什么会，在电梯上，有人问：“这样的会你来做什么唦？”艾青很直率地指着贺敬之说：“是他叫我来的！”

你看看照片就知道，我当时的表情是在笑，他许多话说得很真实很可笑，又真实得很可爱。而谢冕，他是个谦谦君子，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照片角落上还有没有吃掉的哈密瓜。

（孙绍振致李辉，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旧日激烈交锋的对手，一笑泯恩仇。

最后一次探望艾青，是在一九九二年，这一次，我陪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与夫人陈宁祖前去。马悦然五十年代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即与艾青结识，他欣赏艾青诗歌，曾将之翻译并在瑞典出版，是艾青的老朋友。但是，一九八一年发生“朦胧诗”风波后，马悦然从瑞典致信艾青，坦率批评，从此，关系冷淡，少有往来。十年过去，时过境迁，重访中国的马悦然，嘱我与艾青家里联系，问可否前往探望。我打去电话，高瑛欣然答应，并约好在家里设宴招待。

艾青家已从丰收胡同搬至东四十三条一座修葺一新的四合院。几年不见，再看到艾青，不禁悲从心来。身患重病的他，除了点头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很难说对久别的熟人是否依然记得。与来自远方的朋友重逢，只能无语对视，那个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的艾青，影子全无。饭桌上，他也是只顾自己埋头吃饭，半天也不抬头。

这一年，艾青八十二岁。

几年后，我去瑞典访问，在斯德哥尔摩探望马悦然。那天，我们聊得很久。我请他谈自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看法，后整理为《听马悦然漫谈》发表，其中，他这样谈艾青：

三十年代我最喜欢的是艾青的作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北方乞丐》。以后他的创作走下坡路。八十年代艾青批评朦胧诗，骂他们，我知道后，给他去过一封信，说对他三十年代的作品怎么欣赏。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写过一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很佩服他那时敢于讲话。我提到了代沟问题。我说没有代沟，就没有进步，应该互相respect（尊重）。后来去拜访艾青，他说：“你给我的信，字写得非常好。”我说：“字不是我写的，但信是我写的。”但他没有再说别的。好多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一直到前几年到北京，还是你陪我们去看了他。但那时他已经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遗憾。

“我非常遗憾。”说完，马悦然一声叹息。

我们的谈话是在一九九八年，艾青已在两年前去世，他无法听到这声遥远的叹息了。

二〇一一年六月完稿于北京

插上诗的翅膀，飞向天空

幻灭于孤独之中

从来没有想到，一九九六年会是徐迟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的午夜，他竟然在武汉医院病房的阳台上，腾跃而下，与这个世界告别。

这两天，正好北京要召开文代会、作代会，徐迟本应在参加之列。谁料想，他突然离开我们。十二月十三日，曾卓先生从武汉一到北京，就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猛一听到，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乎发呆。因为，仅仅半个小时之前，朋友打来电话，说曹禺早上病逝。现在，竟然又多了失去徐迟的悲哀。不到一天，两位熟悉的文坛前辈相继辞世，这一天真的成了中国文坛的悲哀之日！

徐迟逝世之后，他的老朋友金克木先生撰写怀念文章。这段文字写得特别好，仿佛就是对徐迟命运的一个概括：

诗人徐迟匆忙走了，像一枚爆竹，跃入太空，便无影无踪，只剩下音响。

有两类诗人，都是迷诗，爱诗，作诗，以诗为命。然而一类诗人还另有散文生活思想，而另一类的则把生活也诗化了，化不成就无比痛苦，只好用诗的方式结束生命。这一类诗人中，最早的是屈原，后来又有李白，两人都消逝于水中。现代有徐志摩，他“想飞”，就飞上天，不回来了。如今又有了徐迟。这些诗人都到诗的世界再生去了。

（《诗人的再生》）

“诗人的再生”，金克木说得多好！故而我为这篇文章起了这样一个标题——“插上诗的翅膀，飞向天空”。

最早读到的徐迟作品，是他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又读《生命之树常绿》。他于四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那本《瓦尔登湖》，后来重新出版，也是我喜爱之书。一九八四年底，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我经曾卓先生介绍，认识了徐迟。从此，与他时有交往。

难忘一九九三年四月我们在广东惠州世界华人诗会上的故事。这次诗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团长是徐迟。曾卓、绿原、白桦、邵燕祥等以及海外诗人，云集惠州，大家度过非常愉快的几天。不过，极为不和谐的插曲却发生了。

妻子陈松去世之后，一直单身的徐迟，刚刚新婚，娶了一位四川女老师。开幕酒会上，介绍各位诗人，没有介绍这位新夫人。新夫人恼羞成怒，当场不给徐迟和大家一点儿面子。之后，她在房间不出来，徐迟只好去请。大家没有想到，她会给诗会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诗会期间，适逢清明时节，晚上诗人们在惠州西湖湖心的点翠岛上举办诗歌朗诵会，挑选若干诗人登台朗诵。白桦负责主持，我帮小忙。当晚，天正好下起绵绵细雨，曾卓的朗诵最令人难忘。一九七八年在武汉时，我就经贾植芳先生介绍，认识了曾卓。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他站在细雨里，抚摸白发，朗诵起三十年前身处逆境时写下的情诗《有赠》：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

我饥渴、劳累、困顿。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

……

久别重逢的一刹那，淡淡的灯光、轻轻的握手，把诗人全身心的爱升华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朗诵，过去我没有想到，用武汉方言朗诵同样可以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激情，当他以高亢的声调结束朗诵时，我看到一些诗人和观众，为他的诗而落泪。我坐在树影下，从暗处看他，灯光照在他脸上，神情忘我而陶醉。

有意思的是，徐迟新夫人强烈要求也上台朗诵她写的新诗。我与白桦商量，稳住她，别的诗人朗诵完，就宣布结束。这一招，果然成功。当然，她同样暴跳如雷。

现在回想起来，徐迟和冯亦代在丧偶后都分别组成新的家庭，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在黄昏恋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在我眼里，冯亦代与黄宗英虽然也争争吵吵，但总体和谐而愉快。徐迟的黄昏恋却以失败而告终。很快，徐迟终于决定离婚。离婚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当然是在蚕食着他的生命。离婚后的徐迟精神上似乎轻松了许多，但他的内心呢？他为之付出的情感无法补偿，希望破灭后的创伤无法愈合。

生命最后几年，徐迟一直是处在孤独状态。此种状态下，他一定感到失望，感到无人对话的孤独。能够与他进行交流的人想必很少。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然而，他何曾想到，这反倒又加深了他的孤独。而且是更深的孤独。曾卓在电话中告知我徐迟的噩耗时说，半年来徐迟常常说他感到很孤独，甚至说到了自杀。最后，孤独终于蚕食掉他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他做出了令人痛心的选择。

其实，就在一个星期前，李小林与我还在电话中谈及想请徐迟在《收获》上开办一个专栏。我告诉她这个噩耗，她连声表示遗憾，说如果早一点与徐迟商定，说不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许可能。孤独者需要交流，需要新的生活内容刺激自己，充实自己。然而，悲哀的是，人们领悟到这一点，只能是在他告别人间之后。

徐迟在孤独中幻灭。好在，他的诗、他的报告文学、他的《江南小镇》，还有他的翻译，留存着文学的美好。

朋友之间感受温暖

徐迟家乡是浙江湖州的南浔，富饶的鱼米之乡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徐迟一生获益于此。晚年他在《收获》杂志连载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从故乡写起，一直写到上海、香港、桂林、重庆……

徐迟去世之后，我为大象出版社主编一套“大象人物聚焦系列”，邀请与徐迟关系密切的徐鲁兄撰写一本徐迟画传。《徐迟：猜想与幻灭》，在徐迟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也是对他的纪念。

徐鲁笔下，在朋友之间，徐迟一直感受着四面八方的温暖。

一九三三年，年轻的徐迟从南浔来到上海，前去拜访《现代》主编施蛰存，这一经历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朝圣”。那天，他在杂志门市部后面一个狭窄的屋子里，见到了施蛰存和另外两个编辑杜衡和叶灵凤。施蛰存有意无意地对他身边的青年作家发生着影响。徐迟这次与施蛰存的会面，对他个人后来的文学历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和施蛰存的谈话，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徐迟回忆说，那时他的文艺思想幼稚至极，正是需要有人点拨和扶持的时候。他记得，这次见面不久，他就得到了去施蛰存家拜访的机会，施蛰存成了这个南浔小镇文学青年的“庇护人”。徐迟和施蛰存亦师亦友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燕京大学期间，徐迟与施蛰存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由于施的介绍，徐迟又到沙滩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也在写诗，并且也在《现代》上发表诗作的青年诗人金克木。徐迟说：“我们一起谈诗。他比我懂得更多，我向他讨教到不少的东西。”两年后，即一九三六年夏天，金克木从北平南游杭州时，还被徐迟拉到他南浔的家中住了些时。在那个夏天，两个人各干各的事情，金译了一本《通俗天文学》，徐迟则接受了金的指点和鼓励，连译带编，弄出了两本关于西洋音乐的书——《歌剧素描》和《世界之名音乐家》。工作疲劳的时候，两个人就海阔天空地谈诗，谈宇宙星空，谈音乐。这是一段动人的写作和爱乐佳话。其时诗人戴望舒已经回国，他得知金克木在译天文学的书，便写了一首《赠克木》的诗，为新诗史留下“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的名句。金也写了一首《答望舒》。令人感慨的是，六十多年后，即一九九七年，金克木的这首诗又作为悼念亡友徐迟的挽歌，全篇抄录在他的悼文《诗人的再生》里：

世人羡慕天上的星辰，

以为它们自由自在任意游行。

殊不知它们有无形的镣铐，

它们有丝毫不能错的轨道。

……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

现在看来，这些诗句似乎包含着相当准确和深刻的预见性。

一九三六年，对徐迟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被他视为“我的文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枢纽”，就是结识了诗人戴望舒。戴望舒从法国刚回来时，徐迟就跑去看他。“我看到他楼下客厅中央的方桌和地板上，叠满了他从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书。这给了我一个最佳的印象和无限的羡慕。”徐迟后来回忆说。可能是因为有了施蛰存事先的介绍与铺垫，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徐迟随即成了戴望舒身边的两个最亲密的“小喽罗”之一（另一个是青年诗人路易士，即后来到了台湾、现居美国的老诗人纪弦）。不久，在戴望舒和穆丽娟（穆时英的妹妹）的婚礼上，徐迟平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燕尾服，给戴望舒当了一次男傧相，留下了一张在中国新诗史上颇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读这些温暖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动。

徐迟与乔冠华、冯亦代、郁风、黄苗子、袁水拍、马思聪等朋友，友谊一直延续。

八十年代，徐迟写给郁风一些信，我曾录入。下面这封信，读来颇有情趣的：

所以说不写也可以者，文章实在难写也。现在几乎动笔就骂人。如科学院要我写竺可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构思接近完成。但写出来可能成为一篇大逆不道的文字。我是肯定可以把马思聪写出来，并且写好的。但从一个什么角度写？写出来又会使聂耳、星海的徒子徒孙大为不满的，不是把我打杀，就是把我冻毙，轩然大波，搅动大海，人家却在海外看我们笑话。文章其实也容易写，抓住几个环节，关键的环节，三个五个，写透了就是好文章。又何必长篇大论，如李自成的、三家巷的，很难有个好下场。你说，如果我写你，怎么样？早迟要写。

每年的元月十一日是我的觉醒之辰，照例要做点什么来表示一个意思的，诚如歌德之诗：“不可描绘的，在此地完成，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这以前已告诉过你，如果它既然经常地萦绕在我心头，我就再说一遍。

（徐迟致郁风，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

我现在很差劲，忧郁、悲观、懒惰，但灵魂还是干净、纯洁的。读很多书，也想很多问题，寂寞而不寂寥，沉默而多沉思。写日记而不忏悔，没有什么可忏悔的，遗憾的是有种种意象、信号通知我，显示我的老年的来临，那也是自然的过程。

（徐迟致郁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写给郁风的信中，徐迟谈到自己正在创作的《江南小镇》：

这段时间，我在家过得非常好，大写特写的，我没有写别的，只是写《江南小镇》。从元旦开始，把一切放下了，专心致志于“三十年代”，二十来天已写了七万多字，写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了，比较顺手，也有些较深刻（自吹自擂）的段落。“三十年代”结束于香港浅水湾的海上落日。然后就是我在“四十年代”的Chantelair的觉醒了。

写完“三十年代”打算休息一下，出去走走，然后三月份回来再写一个月，四月份再去江南家乡，庆祝它的解放四十周年。五月份再写“四十年代”。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可把《江南小镇》的上半部（一九一四—一九四九）写出一个初稿来就好了。

（徐迟致郁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九日）

人生美好，尽在回忆之中。一部《江南小镇》，留下多少美好。

《谈夸克》——徐迟留给我们的最后作品

徐迟一九九五年从武汉来到北京，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四合院里住了将近半年，我们时有机会见面。

春节过后，在他即将离开北京时，我陪同冯亦代、黄宗英夫妇一起去看他。徐迟喜欢科技，计算机、夸克等，这类东西令他着迷。于是，我特意邀请当时科教部负责科技报道的温红彦，一同去见他。我惊奇地发现，徐迟嘴里冒出一个接一个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科学名词。

冯亦代与徐迟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愉快地谈起往事。不过，他们谈得最多的是生物工程，自《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一直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近年来，尤为关注生物工程。黄宗英也是如此。她说她想写一篇报告文学，描写运用生物工程技术改造沙漠的科学家。

显然，业已八十岁的徐迟，没有衰老，精神、思想依然年轻。这位孤独的老人，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人类产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一些神秘莫测问题的思考上，甚至产生人类即将毁灭的绝望。他的朋友们常常说，他的思路真怪，写一些怪文章。说怪，并非思路的不正常，而是他所涉猎的领域，对于大部分是文人的朋友来说，实在陌生得很，抽象得很。

见面之后，徐迟回到了武汉。同年六月，我在武汉逗留期间又一次去看望他——没想到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他依然健谈，充满激情。他说他正在计划撰写一系列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的文章，沉浸在抽象的时空之中。那是炎热的夏天，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在武汉最难熬的炎热季节回来。他说他喜欢夏天回到武汉过，比待在北京要好。在告别时，他告诉我冬天会再到北京来。我曾催促他写一本回忆录，或者把曾在《收获》上刊载过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继续写下去。可是，他对此似乎毫无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宇宙，是进化论，是生物工程。我无法与他进行这样一些话题的交谈。我想，在那个时刻，他一定感到失望，感到无人对话的孤独。能够与他进行交流、能够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然而他何曾想到，这反倒又加深了他的孤独，而且是更深的孤独。

这一年，徐迟先生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主编第四辑《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报告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版），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他满怀激情，以自己一贯的特有浪漫和诗意，展望未来新的第五辑“报告文学卷”的编选工作。他在序中写道：

我想这就是我在这一好比接力赛跑所要做的事，并要将这一接力赛的赛棒交给此刻还不知是谁的第四棒的选手来接将过去，在第五辑（一九七六—二〇〇〇）的选集里，跑到本世纪的终点，即八十年中国新文学的全过程的终点，可以想见届时群情雀跃，但闻欢呼之声大起，七彩的礼花飞满了天空……想来那第五辑（一九七六—二〇〇〇）的序，它必然是波澜壮阔，要进入到新世纪去，登攀到了科技文明的高峰之巅，“巡天遥看一千河”，显示出我国新世纪的明媚春光来的，必定也是一篇激情的序。

此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刊载出来，时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遗憾的是，此时距徐迟不幸去世已快到一年，他既未能亲眼看到付出心血的选本问世，更无从知晓将是谁在他身后接过第四棒。

令人吃惊的是，从时间上推算，徐迟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这篇“报告文学卷”序言，正是写作于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作此序时，陷入无比孤独和悲观之中的他，显然被他所热爱的报告文学重新点燃了热情和乐观。从所编选的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的诸多作品中，他看到了自己以及同辈作家走过的坎坷而又值得回味的道路；他又一次沉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兴奋、快乐之中。他仿佛又听到了亿万读者的欢呼，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的眼前重现历史的辉煌景象。这就不难理解，陷入精神困境的他，笔下的序言依然阳光灿烂，一片蓝天。

可惜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电光闪烁。写完与报告文学有关的这一序言之后，徐迟又回到了自己的孤独与悲观之中。他在孤独中度过日日夜夜。他不得不任由孤独蚕食生命，甚至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也蚕食殆尽。最终，他扑向幻灭，选择了一种令人痛心的结局。他以这种方式，告别了文坛，告别了世界。好在他把诗，把《哥德巴赫猜想》，把对报告文学的热爱，乃至完整的一卷两册《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留给了后人。

我也是与徐迟先生有缘。在他去世十年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负责编选一九七七—二〇〇〇年期间《新文学大系》的“报告文学卷”，成了他的接力者。编选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于我是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对一个文学样式进行梳理、归纳与阐释，一方面又是在挖掘个人的阅读记忆。徐迟对后继者寄予了莫大期望和热情。如何既尽量秉承他的意愿，对他所热爱的报告文学在二十四年之间的成就做出相对完整的呈现，同时，又力求立足于个人的眼光、思想，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历史的归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重视继承，又渴望突破，两者之间，需要尽可能地寻找平衡。

忐忑不安，如履薄冰，如此这般，我开始起步而行。想到徐迟序言里激情飞扬的话语，我当然不能辜负他的期望。后来，我曾建议将新的“报告文学卷”改为“非虚构”，最后以“纪实”命名。

温红彦认识徐迟之后，两人有了往来。一九九六年冬天，他寄来长篇文章《谈夸克》，发表于十二月四日版面上。为徐迟的文章，温红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评，题为“赞文学家的科学情感”：

读完《谈夸克》，一定会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此文作者与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是同一人吗？

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此“徐迟”正是彼“徐迟”。那么，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诗人、著名报告文学家怎么钻研起“夸克”来了呢？

用徐老自己的话说，是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徐老涉足高能物理领域，是从一九七九年采访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开始的，当时他就下决心“非钻进去不可”。他买了两本关于夸克的书，一本已经读破了，还有一本，如今仍在研读。徐老回忆十几年来研究夸克的经历时说：“每天晚上，在我家居之时，子夜过后，我必然醒来，并睡不着了，我就读这本书。”这是怎样的一种钻研精神！这怎能不使我们对这位有着深厚科学感情的文学家顿生敬意？

世上也许再没有比“夸克”更难懂的学问了，然而徐老却钻了进去，并用轻松的语言，道出了其中的许多奥妙。这对于我们不少新闻同行在报道科学成就时，只礼貌地碰一下科学的帽沿来说，徐老无疑是我们的楷模。

科学的恩惠已普泽人间，以反映社会与人生为己任的文学，也不应再退避三舍。愿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同科学建立感情，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去反映科学的动态、讴歌科学家的奋斗精神，让科学更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并将此视为文学的时代责任之一。

可是，谁又能想到，文章见报的八天之后，徐迟先生就远离了我们。他的这篇大作，竟然成了与读者见面的最后一篇文章。

徐迟去世之后，周明、向前两位先生，合编了一本《难忘徐迟》怀念集。为这本书，徐迟的四个孩子徐律、徐延、徐建、徐音，写了一篇特别感人的代序，题为“一生远行，一生歌唱”。他们写道：

爸爸走了，他跨过了忘川，把记忆留给了我们活着的人。

一九五六年，爸爸在他的诗集《美丽、神奇、丰富》中曾写道：

“我的抱负就是如此，插上翅膀飞腾，飞过原野，飞过湖泊，飞过高山，飞上彩云，飞去一些美丽的地方，会见一些美丽的心灵，为了唱一些美丽的歌，带回来一些美丽的见闻。”

爸爸这样唱着，也这样做了一生，爸爸在世八十二个年头，穷毕生精力于创作，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别妻离子，远游旅行，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他用诗人敏锐的眼光和炽烈的情感，发现、追寻着一个一个采访对象，捕捉他们斑斓人生中的闪光的性格和思想，他们中不乏优秀的精英，也有许多小人物，但在爸爸笔下，都是真诚、善良、美好的。

时间过得真快，徐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一年了。谨以此文缅怀这位文坛前辈，感怀这位以作品影响我们的先生。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中旬，北京看云斋

顽强的她，又一次挺了过来

大手术之后，她又挺了过来

去年的最后一天，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思南会馆一场引人注目的活动举行：《黄宗英文集》读者分享会。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孩子、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的孩子、黄宗江的女儿阮丹青、著名主持人曹可凡、黄宗英的好朋友赵丽宏等亲朋好友，与读者朋友齐聚一堂，谈他们的黄宗英印象。

在此前两个星期，黄宗英兴致勃勃，答应参加这场活动。想到诸多读者可以见到很少来到现场的黄宗英，说实话，我和海天出版社的朋友、思南会馆沙龙的朋友，都为之高兴。谁料想，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举办活动的前一个星期，黄宗英突发重病，必需做一个大手术。此时，她已九十三岁，能经受如此大的手术吗？我们都忐忑不安。好在有可凡兄的热忱帮忙，华东医院院长、医生、护士的倾心尽力，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竟然经受了几个小时的大手术的考验。术后的几天，至关紧要，医院全心照料。

最令人感动的是照顾黄宗英将近二十年的小琴。黄宗英在北京的时候，小琴就陪伴在她身边，到上海十几年，几乎从未离开过，一直倾心照顾。黄宗英手术后的那些日子，小琴春节没有离开过，家里出了大事，她也未曾离开。说实话，不是亲人却胜过了亲人。正是在小琴没日没夜地精心护理下，黄宗英走出昏迷，恢复体力，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今年，我去上海两次，总是会去看她。看到她体力明显好转。与来客合影，题词，居然还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文章。这就是生命力顽强的体现！

终于又一次挺过生命难关！为黄宗英高兴。

深圳的不解之缘

《黄宗英文集》四卷本得以问世，其实是我发的一条微信所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发出微信朋友圈。其中说到，我想编选一套《黄宗英文集》，在她二〇一六年生日之际推出。深圳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兄看到这条朋友圈信息，回复：“哪里出？我们先挂个号。”我们很快通话，当即敲定，交由海天出版社推出。

黄宗英与深圳有缘。

八十年代中期，她离开上海，前往深圳特区蛇口创办都乐文化公司，成立深圳的第一个独立书店“都乐书屋”。“都乐”二字缘于赵丹。一九七八年，赵丹到广西柳州都乐石洞壁画旅游，挥毫写下“天下都乐”四个大字。赵丹去世之后，黄宗英来到深圳“下海”，以此命名，可谓是对赵丹的最好纪念。可是，黄宗英毕竟是演员、作家，市场她一窍不通。一年之间，不断受骗，所找到的大量资金，被人悄悄挪走。她心力交瘁，很快黯然离开深圳。尽管如此，至今，她仍被深圳人视为最初在文化创业领域“吃螃蟹”的人之一。

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来出版《黄宗英文集》，再好不过。经过一年的努力，文集终于在新年到来之际问世。文集分为四卷，分别为：《存之天下》，为亲人好友的往事特写；《小丫扛大旗》，为报告文学、电影剧本、诗歌、电视脚本等；《我公然老了》，为随笔合集，于日常琐忆中感悟人生；《纯爱》，为黄宗英与冯亦代黄昏恋的情书精选。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五十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她的电视节目《望长城》《小木屋》等，堪称力作。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着与坚毅，令人感叹不已。

一年时光如此飘过，完成《黄宗英文集》的编选与出版，圆了我的一个梦。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将它作为最好的新年礼物送给黄宗英。

“我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

我在一九七八年二月走进复旦大学。当年在复旦，学校请来王朝闻、赵丹、唐德刚等人为我们演讲。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与这三位先生居然或多或少都有了关联。

我在大学期间购买的图书中，有一本赵丹的《地狱之门》留存至今。这本书，是根据赵丹“文化大革命”后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赵丹回忆演艺生涯，纵谈同辈表演艺术家的得失，阐述对艺术规律的理解，率性而谈，生动至极。他把从事电影艺术喻为跨进“地狱之门”，不敢有半点懈怠，更有发自内心的敬畏。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结识了黄宗英，并承蒙慨允编选《赵丹自述》，交大象出版社出版。赵丹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只有以这种形式来集中呈现他的一生。

回忆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黄宗英对我这样说过：“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黄宗英经历过大的生命变故，她对历史是有很真切的感触的。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她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历史永远都会有错误。怎么面对它？我想到黄永玉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扉页上的三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应直截了当地揭露或者用咒骂来解决的。要有更高的怜悯，这是一种包容，或者叫宽容。黄宗英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她遇到过多少灾难。包括她现在躺在病房里面，灾难还没有完结。这样一个人，没有一颗坚强而包容的心，没有一种很豁达的心态，就很难活得痛快，活得踏实。她的回忆录中，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一些对细节的渲染，这是展现那个时代生活风貌和人的感情交往的方式。她把当年夫妻之间的矛盾、人跟人之间的敌意，如此种种都隐到后面了，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方式。黄宗英这样的人，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看到过太多风云变幻，多大的人物都见过，多小的人物她也去亲近过。所以，人在她面前就是普通的，没有上下尊卑，只有好坏对错。什么叫洞察人生？我想，这大概就叫洞察人生。

纯爱在心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一九九三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北京结婚时。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有人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就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

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凤子、沙博理夫妇——引者注）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会中，我们夫妇与他们二位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们最早的结识。

老人们的再婚有失败的先例，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于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如何能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细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催化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鸿雁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脑血栓发作，一度失语，记忆力也严重衰退。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医生来检查。黄宗英问冯亦代哪年出生，他把“一九一五”错成“一九五一”，大家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呀！”再问他哪年打成“右派”，他却脱口而出“一九五七”，这真让人感叹不已。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能力，是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生，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她执意搬到病房，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每天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了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像小孩一样咿呀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

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了说话和写字的能力。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二〇〇四年六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冯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来者何人。她似乎预感到这是最后的见面，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后，冯亦代于二〇〇五年二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十一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亦代二哥亲爱的：

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

愈加爱你的小妹

二〇〇五年三月五日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作为《纯爱》的代序。

一晃许多年过去，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治疗。她所爱过的、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她对自己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八十多岁的黄宗英，住院期间，每天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学英语、学中药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而成的世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

今年，黄宗英步入九十三岁，闯过生命又一关的她，还将继续前行。几天前，我在深圳与福田图书馆的几位朋友漫谈得知，明年他们仍将举行“穿越世纪的目光”系列讲座。我提到了黄宗英，建议把她列入。黄宗江、黄宗洛、黄宗汉、黄宗英等，都成长于天津，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人生故事，构成不可复制的“卖艺黄家”。

期待明年，在深圳相聚，由黄宗英切入，讲述一个家族的精彩故事！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看云斋

董鼎山：天下真小，小桥很长

唐德刚一席话改变董鼎山

花城出版社新出《董鼎山口述历史》，我捧读再三，只觉诸多往事，清晰重现。

诚如董先生所说，九十年代初，曾有出版社希望他和董乐山一起写回忆录，两者汇总，可以呈现兄弟两人的不同历史。我也曾请董乐山写回忆录，但他只写了几万字，由于各种缘故，未能完成。他们兄弟两人，生活在不同国度，亲历不同历史，假如真能如实叙述，必然与众不同。现在想来，真是一大遗憾。好在有了这本《董鼎山口述历史》，可以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家族往事，看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悲欢离合，看一位远在纽约的记者、作家，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为大陆读者了解西方文化，以笔搭建起一座大桥……

“口述历史”这些年在中国渐成潮流，方兴未艾。这一领域的开创者，非唐德刚先生莫属，他关于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口述历史，已被视为经典之作。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从美国归国讲学的唐德刚，曾来到我们学校，在大礼堂里为我们讲述他的写作经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无缘读到他整理的口述历史著作，不过，他所提及的人物与历史、他的采访经验，让学生时代本来就对历史感兴趣的我，茅塞顿开，第一次知道走进历史的途径有许多种。走进八十年代，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引进出版，从《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到《顾维钧回忆录》，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户，借此可以窥见历史深处。

说来也是一个巧合。唐德刚于二〇〇九年去世，董鼎山寄来一份复印件，是他一九八九年前所写的《我的朋友唐德刚》。他在复印件上写道：“李辉老弟：此文写于一九八九年，三十年了，朋友提醒才知，原来刊在国内何一刊物，已忘了，后来收在《留美五十年》文集中。巧妙的是标题与近来一短文相同。”（董鼎山记忆有误，应是二十年——引者。）读此文，方知他们早在五十年代的纽约就是熟悉的好朋友。他写到第一次见到唐德刚的情景：“他的孩子气的脸总是笑眯眯。我一下子就喜欢了他。他是满口皖语的安徽人，他的话我听不大懂，而我来自上海，喜欢开玩笑、吃豆腐。”董鼎山对唐德刚心存感激。一次在哥大咖啡馆的谈话，唐德刚建议董鼎山：“既然如此爱书，何不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董鼎山写道：

对德刚当年的改业忠告，我的感激是无尽的，职业生涯的转换不但没有影响我的写作，而且反而增多了我的发表机会。阅读新书的便利增长了我的知识，促成过去十年来我对祖国读书界的服务。同时，回国机会的增多，也替我在英文作品发表方面开了方便的路。《纽约时报》《美联社》《洛杉矶时报》与《新领袖》等都发表了我对中国见闻的报导。近年来，《时报书评周刊》与《新领袖》杂志编辑特约邀请我写书评，更使我有满足之感。这种心境，是三十年前所难以想象的。

（《我的朋友唐德刚》）

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辛报》《申报》当过记者的董鼎山，在纽约咖啡馆，因唐德刚的一席话，而改变了人生走向。

在《董鼎山口述历史》中，董鼎山回忆，五十年代通过唐德刚，他认识了胡适，也与“白马社”文艺社团的一些社员成为朋友。“白马社”的成立，受到胡适鼓励。他的印象中，胡适虽已退休，精神却犹如少年，喜欢与青年人为伍。与前辈，与文友们的相聚，让他感到温暖。他们曾合作创办《海外论坛》刊物，大家集资编辑，在香港印刷。刊物出版两年，得到胡适支持，曾在上面发表《曹雪芹小像的考证》。可惜这些杂志他已遗失。

不过，董鼎山发表过多篇文章的另外一杂志《自由中国》，我却有幸获赠。他回忆说：

由于那时了解国内情况的困难，我不得不读台湾和香港的报刊找点信息。那时蒋介石专政和抑制言论自由的措施颇引起民怨，特别是引起了知识界的不满。也是在胡适鼓励下，国民党一个名叫雷震的官员创办了一份《自由中国》半月刊。

经胡适的介绍，我也成为这个杂志的专栏作者，每半月一次，主要是谈论国际时事，特别是美苏关系，以及有关美国、苏联政治状态的变化。雷震成了与我经常通讯的密友，但从未会过面。我记得当时特别佩服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殷海光的教授。在我所注意的国民党暴政下，竟有这么一份看重言论自由的刊物如期出现，我为自己能够做些贡献而高兴。（后来我也发现著名小说家聂华苓，在我写稿期间还是该刊一个小编辑。另一位女作家於梨华，也因开始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小说而成名。）

（《董鼎山口述历史》）

董鼎山寄来的四本《自由中国》，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分别为：《从政治与军事因素看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展开民主政治讨论的风气》《论赫鲁雪夫其人及其为政》《谈杜勒斯》。这些文章，不知是否已收入他的文集中。

正是这些参与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为不同杂志撰文的经历，使董鼎山具有不同视野，从而在多年之后，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书中天下。

天下真小，桥梁很长

董鼎山与董乐山故乡在上海，生于斯长于斯，与上海有深厚情感。兄弟二人，均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

董鼎山一九四七年离开上海，时隔三十一年，一九七八年第一次重返中国。逗留北京时，董乐山带来几位好朋友与哥哥见面，其中就有一九四六年董鼎山在上海结识的冯亦代。冯亦代正在参与创办《读书》，当场约请董鼎山开设一个专栏，介绍美国文化与出版。董鼎山说已经多年不用中文写作，怕写不好。冯亦代说：“我们会修改文字，但文章内容不会修改。”董鼎山同意了，一座文化桥梁，由此在《读书》上搭建而成。正是这一次的归来，使他与中国读者有了亲密接触。

的确，我们这一代读者，是在创刊不久的《读书》杂志上，渐次拜读董鼎山介绍美国文化的文章的。对外交流刚刚开始之际，在我们眼中，董鼎山的文章就是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文学风景。一九八四年，他将在《读书》与与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天下真小》，列入第一批“读书文丛”由三联书店出版。董鼎山在《天下真小》后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本集子的能问世，首先得感谢老友冯亦代。”

董鼎山的第一本书起名为“天下真小”，源自一九七九年他在《人民日报》“战地”（现为“大地”）副刊发表的文章《天下真小》。这或许是董鼎山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写到，美国人通常谈话时有一句口语：“It’s a small world！”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下真小”。他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妙，叙述他在美国几个场合与不同的美国朋友聊天时，谈到的朋友竟然彼此都认识。譬如，他与在上海当记者期间认识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沙利文，时隔多年见面，发生下面的故事：

贝玛丽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因不满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愤而辞职，到美国友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与当时《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沙利文相识，后来结了婚。

贝玛丽说，她当时在上海也认识几个文化界人士。

我说：“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姓冯的文化界老友，去秋在北京一家旅馆中见了面，他现在在编《读书》杂志。”

贝玛丽说：“我也认识一对冯姓夫妇。男的名字是冯亦代，女的是安娜……”

话音未了，我惊喜地大叫：“你的冯姓朋友同我的冯姓朋友是一个人！”

“天下真小！”室内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一齐声的叫喊，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象征。我想不到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公寓客厅中，竟能与四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畅谈过去，真是件极为兴奋高兴的事。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小小纽带，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把远隔重洋的中美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

（《天下真小》）

天下真小，董鼎山搭建的这座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却很大，很长。

说来自己有一件愧对董鼎山的事情。二〇〇四年，我为湖北人民出版社策划一套“人踪书影文丛”，第一批六种：郁风、袁鹰、邵燕祥、陈子善、赵丽宏、李辉各一种。接下来我计划二〇〇五年的第二批，想到了董鼎山，去信请他也编选一本加盟。他很认真，很快寄来几十篇文章，由我挑选。

这一年年初，冯亦代去世，我很快告诉董鼎山。他在四月为《天下真小》所写的序里，开篇即写自己与冯亦代的友情：

我将这本书献给刚去世不久的老友冯亦代。亦代逝世之讯乃是李辉首先告我，他同时向我邀稿出书作为他新编丛书的一部分。凑巧我正在找求出版社，原意是希望出书后能给亦代看一下。我在国内出书已约二十种，从第一本一九八四年的《天下真小》开始，大半就靠亦代助成。他曾替我写序多次，现在我是自己动笔，就把这篇序文当作纪念他的文字吧。

亦代不但是好友，也是良师。廿余年前，他协助陈翰伯、陈原、史枚诸位先生筹备《读书》出版时，我恰巧回国作三十一年来首次探亲访问。亦代相见后马上邀我写个报导美国文学、文化、出版情况的专栏，如此开始了我在国内的第二个写作生涯。几本文集的得以写成都是开端于他当年的鼓励。他的去世可不是表明我自己生命也快到尽头？近来因老弱多病，作文已不如以前起劲，因此我特别珍视这本文集的出世，先得在这里感谢李辉的助成。

（董鼎山《序》手稿）

《读书》筹办期间，冯亦代能够拥有不一般的眼光，把视野扩展到西方读书界，可谓一大功臣。《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在《阁楼人语》一书中，有一篇颇长的自述《我的无能》，其中有一节“另一位老人”，谈的就是冯亦代。沈昌文写到，他曾通过冯亦代《读书》约到金克木、董鼎山、韩素音等人文章，拓展学术小品的领域：

冯先生当时担任《读书》副主编。他同史老两人，一主外，一主内，是领导我们大家的两位副帅。冯先生对《读书》的贡献应当说像海上的冰山，能看到的只是一角，大量淹没在海水之深处。……现在他卧病斗室，我每次见他，总不免想起这些往事，而不胜惆怅。

（《我的无能》）

写董鼎山我不能不想到冯亦代，一位为《读书》立下汗马功劳的前辈。他不仅约来众多名家文章，自己的“西窗拾锦”专栏，也为中国读者带来西方文化的信息。他告诉我，他从美国、英国订了英文的书评周刊，从中择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介绍给读者，其中一些报纸是董鼎山从纽约寄来的。读董鼎山的序，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在冯亦代去世之后的那种“兔死狐悲”的伤感：

二〇〇五年是令我起了兔死狐悲之感的凄伤的一年。与我同辈的各作家有好几位在新年开首数个月中逝世。除了冯亦代以外，美国文坛有三位巨星先生殒落：苏珊·桑塔格、阿瑟·米勒、索尔·贝娄。我都写了纪念文字，列在本书最后数页。现在我对自己的疑问是：这本文集是不是我的最后一部，我想，替我问路的冯亦代可以了解我的心情。

（董鼎山《序》手稿）

遗憾的是，“人踪书影”第二批未能如期出版，这部集子的文章一直压在我手中。前几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董鼎山作品，我才寄给编辑。如今想来，真的愧对先生厚爱。

二〇一〇年九月范用先生去世。借祝贺中秋快乐之际，我给董鼎山发去电子邮件，特意谈到《天下真小》的出版与范用的关系：

董先生：

好。明天就是中秋节，在此遥祝赏月愉快！身体健康！又读《散文》上你的新回忆录文章，读到“练出胳膊好肌肉，腿还是细细的……”这一结尾部分，我笑了。这是充满情趣的回忆，足显出你如今的乐观精神和写作灵动，为你高兴！这样一本以小显大的个人回忆，值得你一直写下去。期待中。

前些日子去了上海，看了黄宗英，她仍在医院中，但也还在不停看书写文章。顺告。

范用去世消息想你已获悉。一个杰出的出版家，你的《天下真小》，记得就是经他之手出版的。有《读书》，读者才有幸能读到远在纽约的你的文章呀。

匆匆，我和应红都问候你和夫人！

李辉

董鼎山当即回复如下：

李老弟：

我不知道范用已去世。老朋友一个一个倒了，令我唏嘘。我只怕自己没有时间写完回忆。

前几天重新翻阅您翻译的PeterRand写他父亲与同事，又起一阵感慨。

鼎山

实际上，自从获知冯亦代去世消息后，几次来信，董鼎山总是会谈到身体状况，颇有“灯枯油尽”、面临“去世”的凄凉。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董鼎山于午夜时分写来一信：

李老弟：

谢谢。您可好？我近来越来越感老弱病痛，晚上不能入睡，就坐在这里开了电脑打发时间。眼花不能阅读。我妻不准我服安眠药，惟恐服得太多，醒不回来。日前曾跌在地上，爬不起身来，行路困难，才知末日即将迅速来临，万事未成，心更不安。在此发牢骚，望您原谅。

鼎山，半夜二时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董鼎山写来一信：

李老弟：

谢谢您与宗英的照片。她看来很健康，令我高兴。我自己已行动困难，日靠老妻，她已八五，我每日只望能平安去世。望您们新年如意。

鼎山

与董鼎山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从上海归来，告诉他又见到他的老朋友黄宗英，并且计划出版《黄宗英文集》一事：

董先生：

黄宗英一九二五年出生，今年七月已过九十岁，附件是我们俩的合影。我正在策划为她出一套《黄宗英文集》，约四卷本，想赶在明年生日出版，作为贺礼。想念你。我计划明年上半年来美国，期待再次见面！

李辉

董鼎山当即回复：

辉：

经常挂念您，妻去世后，更是孤寂，近来身体不佳。宗英也九十岁吗？

鼎

哪里想得到，不到一个月，董鼎山于十二月十九日去世。他一直念叨的“死亡”，真的来了。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与妻子，与弟弟董乐山再相逢。

兄弟之间

第一次见到董鼎山，是在一九九七年秋天。我开车去酒店接他，先去看望冯亦代、黄宗英，然后，再送他到位于团结湖的董乐山家中，然后离去。

就是这一次的归来，董鼎山与董乐山兄弟之间爆发冲突。

这年四月，董鼎山在香港发表一篇书评，评论一位美国专家所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发生战争的书。董鼎山认为，中美虽然在意识形态和许多事务上存在矛盾，有冲突，但根据国家关系的发展来看，就中国利益本身而言，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核战争。董乐山却不赞同，他认为董鼎山在美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应该如此说话。我印象中的董乐山，是性情中人，疾恶如仇。董鼎山后来告诉我，他到北京与董乐山见面，被董乐山大声斥责，吃饭后两个人冷冷地告别，这成了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董鼎山告诉我，董乐山此后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颇为不耐烦。他从美国打电话去问候病情，弟弟的回答也很冷淡。他想从美国回来看弟弟，弟弟说不要他去探病。兄弟之间，从此失去和解重逢的机会。一年多后，董乐山去世。董鼎山因生病，妻子又做心脏第三次手术，未能回国吊唁。董鼎山曾问过侄子董亦波：“你父亲去世前有什么话留给我吗？”回答说没有一句话。董鼎山听了，颇为难过，也很悲凉。

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竟是如此无奈的结局。

董氏兄弟之间的隔阂，最令冯亦代、黄宗英两人关心。此时，冯亦代因中风，身体在恢复之中，主要是由黄宗英在中间斡旋劝导。这也是为何董鼎山每次得知黄宗英情况，都很快回复于我的重要原因。黄宗英二〇〇三年返回上海治病之前，把他们信件的复印件给我留了一份。黄宗英一九九八年七月致信董乐山，用心良苦从中可见：

乐山：

[想叫“弟”，因为想训训你，又总是拿不准你大还是我大，赶快查《中国翻译家辞典》，见189页，还是你比我长一岁，在李文进（？）家比过，多次比过，总是忘，不服气你比我大。]

我不管你的病情，那主要是医生的事，你自己也少管！

……

你此刻思维能力、运笔能力总比亦代强吧？

你必须写点儿什么，只为大病之身移情，你费点儿劲，开开头，写点儿什么！

首先给你哥鼎山写封平安信。

只有看到你的手迹，哪怕两三行，他也会宽心得多；不然他会胡思乱想的。亦代病了，我在上海，听不到他说话（他女婿有手机，至少可以跟我说两句话），见不到他一行字，我真当亦代已经成了植物人了哪！写几行，别让哥远隔万里日夜牵念。

再有，只写些断章残句，两三行也行，多些也累不着，习惯于脑力运动的，一旦停下，有氧细胞也不活跃了。真的，自己想通了，胜过世上一切良方妙药、灵丹、神医。

小妹姐、你二嫂子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书

董鼎山同年八月，致信黄宗英，告知他每个星期都会从纽约打电话到北京，从董乐山夫人凌畹君那里询问弟弟病情：

宗英小妹：

多谢你的来信。知道乐山也有你的照顾，令我心慰。突然间，我们都老了，多年的友情更是宝贵。上次来访时，见到亦代情况，很伤感。有你在一旁，我放心得多。这次信中看到亦代的写字，很清楚，高兴极了。我在这里虽是与你通话，但这信也是给亦代看的。

我与畹君每星期通电话一次。总是周末。听她说，乐山即日将受第二次化疗。这种医疗的反应总是脱头发，呕吐，恶心，胃口不好。我们都是了解的，但将来头发会复生。

……

目前我的情绪很低落，因许多亲友（包括美国友人）都老的老病的病，倒是蓓琪给我鼓励，她对人生乐观，虽自己身体不适，从不沮丧。我的唯一乐趣是读书写文，有些发表，还是觉得心慰。以前每年必出外旅行三四次，现在回国一次，已觉累了，但我还是希望明年再来。

祝好。

鼎山

九八年八月二十日

几个月后，董乐山去世，董鼎山因为妻子要做手术而未能赶回，他为此而深感遗憾。

董乐山去世十年前夕，董鼎山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九日完成一篇长达十页的《兄弟之间》，第二天，他把稿子快递寄我，信中说：

李辉老弟：

奉上《兄弟之间》纪念文，我自己读了也觉得写得过分，无意间我在想着乐山那天对我的申斥。

不发表也无妨，给您留纪念吧。

祝新年快乐。

鼎山

〇八年十二月十日

在《兄弟之间》文章里，董鼎山详细叙述其与董乐山的一生交往、兄弟情谊和最后的矛盾冲突。他的遗憾和不解，他对宽容的认识，尽在其中。董鼎山写到，自己和董乐山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弟弟的情绪他能理解，但是令他难过和难以接受的是，彼此观点的不同会影响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被收在《董鼎山口述历史》一书中，细细阅读，仍然令人感慨无限。

不过，或许是“无心插柳”，就在两兄弟发生矛盾之际，由于一本书的翻译，我无意之中，在他们之间搭起了一座跨越万里的桥梁。

董乐山在一九九七年患癌症，我前去探望。他站起来，从书架上递给我董鼎山寄来的一本《中国通》，作者是Peter.Rand（彼得·兰德），副题为“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他说：“这本书你可能会感兴趣。你要是翻译，我可以帮助你。”这一提议令我兴奋，我相信他的眼光，同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翻译，更是难得的机会。我欣然同意。他说：“你要联系作者的版权，得找董鼎山，因为这本书就是董鼎山从美国寄来的。”他把董鼎山地址写给我，我致信董鼎山，说是董乐山推荐我翻译这本书，我现在需要和作者取得联系，能不能帮忙。董鼎山在纽约，常为《纽约时报》撰稿，是在一次新书酒会上与《中国通》的作者彼得·兰德结识的。董鼎山很快帮助我与兰德建立联系，翻译如期进行。

翻译此书过程中，我在《寻根》杂志开设一个专栏“历史现场”，写与之相关的外国记者与中国的故事。文章引起央视纪录片频道制片人陈晓卿兄的关注，他提出拍摄八集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风云》，希望我来撰稿，并去美国搜集相关影像资料，拍摄《中国通》作者的访谈。

于是，我有了二〇〇一年夏天的美国之行。在纽约期间，我前去看望董鼎山。他告诉我，他和董乐山都认为这本书有翻译价值。不管如何，我很欣慰，翻译这本书成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最后关联。

那天，董鼎山兴致颇高，一定要请我到外面吃饭。吃饭之间，他谈董乐山在美国期间他们的愉快旅行，谈兄弟重返上海的快乐时光，谈最后一次见面而引发的予盾与他内心的凄凉……

我每到一个城市，都喜欢逛旧书店。他说，我们吃饭的地方附近就有纽约最大的一个旧书店。饭后，他带着我，一路行走。走到一条街道，他指着一幢房子说，这是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故居。走进纽约这家最大旧书店，我买到十几本与中国相关的书，包括《时代》创办人鲁斯的传记《鲁斯和他的帝国》。没想到，三年后，我真的在《收获》杂志上开始《封面中国》的写作，一写，竟有十二年。

在写作《封面中国》过程中，遇到上海地名、商店名称的翻译问题，遇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史实，无法理解时，总会去信请教董鼎山，他会很快一一回答。一次，我把汇总的一些英文上海地名、店名等发过去，很快，他予以回复：

Park Hotel——国际饭店，即人民广场大光明影院隔壁的。

Wing On——永安公司。

Sincere——先施公司。

Sunsun——新新公司。

The Sun——不知，也许是报纸名，请附全句，如是百货商店，那末是大新公司。

Swank Stores——华贵时髦商店（与您所猜相反）。

Shanghai Club——上海俱乐部（英国人开的？总之，是外侨所开）。

Cathay——原名华懋饭店，解放后改为和平饭店。

Palace——是不是饭店？请给全句。[突然想到，Palace如是饭店（与和平饭店相对），那末，那时叫汇丰饭店。今日叫什么？我想我所记得的都没错。]

这是二〇一〇年的回复，当时董鼎山八十八岁，米寿之年。他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一直感慨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没有董鼎山、董乐山兄弟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中国通》的翻译的，更不可能完成《封面中国》的写作。读《董鼎山口述历史》，怎能不对他们深表谢意！

唯愿他们兄弟之间，在天堂重归于好，情谊再续……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看云斋

董乐山：找一片天空自由呼吸

没有想到，几个月前，在“废纸帮的朋友圈”里，竟然见到一九九九年一月三联书店举办的董乐山先生追思会的签名册页。毫不犹豫，我以不菲价格将之买下，不只是因为上面有一些前辈的签名，有我的签名，更出于我对董先生的感激之情。

机缘巧合，难以忘怀。

董先生去世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六日。时间真快，这篇文章在《环球人物》二〇一七年一月下旬发表时，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人虽远去，他翻译的诸多重要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红星照耀中国》《一九八四》《巴黎烧了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等，堪称翻译经典之作，与一代又一代读者相伴而行。

这本册页首页上，有我们报社前辈袁鹰先生题写的一句“无尽的思念——送乐山远行”。翻阅册页，在上面签名的好几位前辈已先后离开我们——李慎之（二〇〇三年）、梅绍武（二〇〇五年）、陈乐民（二〇〇八年）、黄宗江（二〇一〇年）、傅惟慈（二〇一四年）、楼乾贵（二〇一四年）。他们去找好朋友董乐山去了。

认识董先生很早。一九八四年前后，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这一年，我开设“居京琐记”栏目，邀请居住北京的五十岁以上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文章配图。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我对同事开玩笑说：“撒一张大网，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记得在约稿信中，我写道：“文章可长可短，题目可大可小，风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写，或点评，或抒情，或讽刺。”我的想法是，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现实问题，甚至针砭现实，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令人兴奋与感动的是，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陆续寄来了他们的得意新作。

翻译家里面，我约到了叶君健、罗大冈、王佐良、董乐山。董先生寄来他的第一篇“居京琐记”，题为“问路”。文中董先生谈到其所住的团结湖小区道路难寻一事：

凡是初到北京的人，不论是旅游的，还是办事的，每天出门第一件犯愁的事，就是问路。不仅外地人是如此，就是像我这样居住北京达三十五年之久的“老北京”，也越来越为问路感到发怵。

……

可如今不同了，即使你看准了一身打扮、气度准是老北京无疑的人，上去一打听，十有八九他也会摇头。我在团结湖附近住了已有五年之久，每天还到邮局报摊转悠转悠，可是至今还没有搞清楚团结湖路、团结湖北街、团结湖北头条究竟是怎么分的。尽管路口上竖有一个齐二层楼高的大地图，但很多人都说越看越糊涂。

（《问路》）

巧的是，三年之后，我就被调到金台西路二号的《人民日报》社，就在团结湖小区附近。相距不远，走上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他家，交往也就越来越多。

董先生不喜欢外出，大多时间是在家里翻译，撰文。偶尔有外地朋友来，小型聚会他才参加。聚会时，大部分时间他听别人讲，很少主动说话，并不健谈。但如果有什么问题请教，他就会娓娓道来，从不让人失望。

我常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从英语学习来说，大学期间，贾植芳先生鼓励我们一定要翻译。到北京后，萧乾与董乐山是一直鼓励我学习英语、继续翻译的两位前辈。大约在一九九〇年秋天，董先生打来电话：“我这里来了一个朋友，想认识你，你现在有空来一下吗？”我说，好的。骑上车，直奔他家。走进董家，一位个子高大的先生站起来迎接我。说“站起来”其实不准确，他艰难地支撑着身体，我伸出手去握，握住的却是指头弯曲、手掌变形的手。两手相握，我颇有些不知所措。董先生介绍说：“这是刘迺元，我们新华社的同事。他看了你写的胡风集团的书，说很想认识你。”与董乐山一样，刘迺元当年在新华社负责外文翻译，一九五七年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董先生知道我口语不行，而刘先生口语颇佳，遂将他介绍给我。几年间刘先生一直帮助我提高口语能力，遗憾的是，我最终未能坚持下去，辜负了董先生的一片热忱。

在当代翻译家中，我非常敬佩董先生。他把翻译工作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观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写书评和杂文，构成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他的理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一片天空自由呼吸。

得知董先生患病，一九九七年一月前往他的家中探望，他送给我刚刚出版的译作《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回家拜读，为《读书》杂志撰写了一篇书评《仍在流淌的河水》，因为在董先生的译作中，我读到了“自由”这条从未枯竭的长河。我这样写道：

想象不出，没有“自由”这两个字，人文主义还有别的什么更能令六百年来一代代人为之倾心？

自由是人文主义的精髓所在，所谓六百年人文主义传统，其实也就是自由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场合的状态和发展。不过，布洛克的重点显然不在对自由在政治选择方面的阐述，而是自由作为一种个人的精神存在，在人的道德、性格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几百年来的人文主义者，无论是思想家也好，诗人、作家、艺术家也好，都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意识，认为这是人的关于真理和道德知识的来源。

读此书，更能体会董先生的心理历程。

最近十多年，我在《收获》杂志上开设“封面中国”专栏，写美国《时代》关于中国的叙述，这得感谢董先生的推荐。一九九七年，得知他患癌症，前去探望。他对病情说得很淡，站起来，从书架上递给我他哥哥董鼎山先生刚刚寄来的一本书ChinaHands，作者Peter. Rand（彼得·兰德）。董先生对我说：“这本书你可能会感兴趣。你要是翻译，我可以帮助你。”

董先生的提议令我喜出望外。我相信他的眼光，同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翻译，更是难得的机会。我欣然同意。很快，在他的帮助下，通过董鼎山先生，我与作者兰德取得联系，得到授权。兰德的父亲在抗战期间是美联社驻华记者，如今，兰德以此书为那一代走进中国的美国记者群体立传，用笔重现业已消逝的那段历史。因为翻译此书，我应央视纪录片频道制片人陈晓卿兄之邀，二〇〇一年前往美国拍摄八集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在国会图书馆，借出《时代》周刊，看到封面上的中国人物。随后，开始收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时代》杂志。我的思路渐渐清晰，将这些不同年代出现的不同人物，串连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会是一部别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在《收获》主编李小林的鼓励下，《封面中国》二〇〇四年开始写作，二〇一五年结束，写作历程长达十年，终于完成这部以编年体的方式叙述一九二三—一九七八年的中国历史的著作。我深深感激董先生，没有他的推荐，就不会有这个写作大工程。可以说，是他让我跳出单一的文人传记领域，走进更宽阔的写作新天地。

同在一九九七年，五卷本《李辉文集》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在三联韬奋中心举办座谈会，请来牧惠、邵燕祥、姜德明、张守仁、徐友渔、丁东、孙郁等先生参加。董先生也抱病前来，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将近二十年过去，他所说的年轻人如今已到花甲之年，再读之，他对我的厚爱与鞭策，令人感动不已：

李辉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一种年轻人的生气勃勃劲头。第二印象就是有新闻记者的优点，即敏锐的洞察力与实事求是客观地搜集材料相结合。

关于中国文坛上的沈从文、丁玲等人，以前也看过一些回忆录、传记类的书，但是老实讲，有一些根本分不清是客观历史还是加以粉饰了。中国很大一部分传记文学都是道听途说，牵强附会，所以我认为传记文学也需要“打假”，否则三五十年后，我们后人将不知道其中的真相，把这些都误以为是历史了。像李辉这样在写作中抱着对历史、对人物实事求是负责的态度，在我们文学界还是要发扬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历史记录，有些地方似乎不能强求。

参加这次活动后不到一年，董先生住进了协和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一直难忘最后见到董先生的情景。听说他又住院了，我去看他，他的侄女专程从上海赶来，在一旁照顾他。这是他一年内的再次住院。与前几次住院情况大大不同，这一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手无力，人瘦得不像样子，脸色发暗。

他有许多话想说。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中国通》这本书，并且和作者彼得·兰德取得联系。他很高兴。我说有些老上海的地名和英文报纸的名称不清楚，他说可以来问他。我说怎么能够拿这样的事情打搅重病中的他，他说不要紧。我向他讲了一些外面的事情。讲着，讲着，他突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没想到……”他在说自己一生的迷惘，他在力求用简洁的几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说到这里，他把头转到另一边，落泪了。

我不忍看到一个熟悉的前辈，躺在病床上忍受回忆的折磨，赶忙岔开话题。我知道，他有一种想把心里话毫无顾忌地全部说出来的急切。过去在他家中，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他的故事。我在编一套回忆录丛书的时候，他还把前几年写出的好几万字的回忆录拿给我看，从里面我知道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其中不少从未公开发表过。读这些回忆录，听他讲大大小小的故事，常常令人感慨万分。但是，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让人感到一种凄凉、一种浓郁的伤感。他的话十分简短，我却感到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讲出来。

几天后，董先生永远走了。生于一九二四年的他，才七十五岁。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仍感到难以接受，好久我都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他还有许多选题在做、想做。假以天年，他肯定会翻译出和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如今，这只能是永远的遗憾。

董先生去世不到一个月，萧乾先生也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永远离开了。两位给予我很多帮助的前辈，在短短时间里相继离去，我心底的悲痛与凄凉，可想而知。

就在董先生去世的这一年，《中国通》翻译完毕。也是在这一年，我完成在病床前对他的承诺，为他编选一套四卷本《董乐山文集》。文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二〇〇一年五月出版，谨以这套书的出版，为远去的董先生献上心香一瓣。

又是十五年过去，对他的思念依然那么强烈……

写于二〇一六年岁末

夏衍眼中的周扬

二十几年前，每次见夏公，都是来去匆匆，只有一次例外。一九九一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很久，话题很集中，主要是关于周扬。

由夏衍来谈周扬，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鲁迅笔下，“左联”时期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被称为“四条汉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歌》的作词者田汉，已在“文化大革命”冤狱中逝世，无缘得见。周扬、阳翰笙、夏衍三人，我却有机会相见，对我而言，也是难得的经历。

由于历史原因，周扬与夏衍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往来长达半个世纪，彼此政治地位、政治经历也十分接近，可以说健在的其他任何文人，都不可能像夏衍这样了解周扬性格的内核，更能设身处地地体察周扬在不同历史时刻内心的感受。在我所完成的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谈中，无疑，与夏衍的谈话，有着特殊的价值。

夏衍的床头上正好放着我的那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们关于周扬的谈话便是由胡风开始的。他毫不迟疑地回想起一件件文坛往事，坦率地发表对一些人与事的看法。

我们相对而坐。这场谈话对于我，更多的是探询，是疑惑，是思索；对于他，我想，则是温暖的回忆和冷静的分析。在他逝世之后，我重新找出这篇经过整理的谈话仔细阅读，又一次回想起这位老人。

这是一次十分轻松自在的长谈，没有拘谨，也没有禁忌。如许多熟悉他的人感叹的那样，这位已经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丝毫没有精神衰老的痕迹。我吃惊于他思路的清晰、机敏。显然，他已经习惯于甚至更愿意以这样方式向人们证明自己生命力的坚韧与旺盛，他会为此感到骄傲。于是，他在和人们交谈时，非常注意强调许多年前的某一细节，或者强调某一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他的自信他的执拗，便因这样一种风格的回忆，而得到充分表现。

可能因为话题实在过于严肃、过于理性化，也因为我同他并不十分熟悉的缘故，我们的谈话基本按照访谈的方式进行。与冰心相同的是，夏衍也有自己喜欢的猫，它不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爬进夏衍的怀中。夏衍便一边抚摸它，一边追寻遥远的往事。

面对着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老人，我有一种强烈感受，仿佛自己也同他一起走进历史的远景。现在，我将整个访谈录整理出来，相信会有更多人同我一样，乐意走进历史的远景，去观看，去思索。

李：夏公，今天想请您谈谈您对周扬的印象和看法。你们是同时代人，从左联时期起，就相互认识，后来又一起共事，想必有许多话可说。

夏衍（下简称“夏”）：你写过关于胡风的书，对周扬有所了解。不过一个人呀，嘿，前后是可以变的。周扬的变化很大的。在抗战前、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

李：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夏：我认识他是在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李：三十年代。

夏：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他到左联是一九三三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一九三一年吧，他刚从日本回来。具体时间，你可以查查资料。他那时年轻啊，只有二十多岁嘛。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李：一九〇八年。

夏：一九〇八年？那比我小八岁。一九三〇年他只有二十二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反正那个时候很潇洒。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

李：那个夫人是和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

夏：不是，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先是他们在一起，后来他夫人走了，他们的婚姻当时是家里给定的，都是益阳人嘛。

李：周扬常和你们一起玩吗？

夏：当然。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笑）

李：这倒和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人们都说他很严肃，不苟言笑。

夏：在抗日战争之前，我看他当时没有什么教条。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演过那个……我不记得名字了。

李：那个时候周扬和胡风的情况您了解吗？

夏：周扬是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当左联党团书记吧，之后他就认识了胡风。胡风和聂绀弩一起从日本回来，最早找胡风的还是周扬。这大概你写胡风那本书时知道。

李：我写到过。胡风是和聂绀弩坐一条船回到上海的。

夏：他通过韩起去见胡风。韩起和胡风很好，周扬过去不认识胡风，他去见胡风，后来要胡风参加左联。这个情况我好像在什么文章中看到过。可能是胡风的回忆录里面写到过。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最早批胡风的也不是周扬。最早的批评大概是抗日战争以后了吧。

李：在重庆时期发表第一篇批评文章的是黄药眠。

夏：《约瑟夫的外套》。那个时候，乔冠华是比较接近胡风的，他过去是研究黑格尔的，和胡风有共同的地方，是比较理解胡风的。当时是党组织上决定批胡风，乔冠华是当先锋的。还有胡绳。

李：还有邵荃麟，和胡风也比较好。

夏：情况就是这样的。周扬和胡风有矛盾是后来冯雪峰从延安出来到上海之后。

李：是在一九三六年初。

夏：两个口号论争，首先是周与冯的关系。冯一贯搞理论，我们这些人过去都不搞理论。在左联里面，胡风和周扬是专门搞理论的。你想左联那些作家，早一点当过党团书记的任白戈，后来的沙汀、艾芜这些人，都不搞文艺理论。搞文艺理论的就是一个周扬，一个胡风。胡风下面也没有什么搞理论的，像路翎、绿原，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所以，左联搞文艺理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周扬这个人当然是搞理论的，但组织能力很强，他后来完全变了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做报告，写文章，没有生活了。不像我这样，兴趣多。环境是这样，他写文章，做报告，做领导工作。他真正的好像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这就是因为环境变了。

李：李子云好像写文章谈到这一点。

夏：他从延安出来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地位变了，被摆在领导者的岗位上。他这个人，内心里其实不是一个领导，只是一个演讲家。他也没有什么架子，但具体从生活上看，好像是领导，中宣部副部长，管文艺嘛，再加上在左联、抗战中的抗协、解放后的作协，做实际工作的从来是周扬。

李：在国统区，老舍也做过抗协的工作。

夏：我是做跑腿工作。我在左联首先是做联络工作的。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转到电影界去了，后来左联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后来说我一直在左联，这不对。一九三三年成立电影小组，我是组长，没有时间管文艺方面的事。管文艺完全是周扬了。因为周扬下面的朋友都不是搞文艺理论的，是一批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以及后来的陈荒煤等。所以说，一个人呀前后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和以后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后完全不同，因为和一九三一年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他站的地位也不一样。左联不同于地下党，党领导文艺不可以发号施令，发号施令仅仅在很小的圈子里面。那时他没有权的。抗战时也差不多，抗协也不存在发号施令。后来就不同了，他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到一九五五年才免去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不过那时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

李：一般人好像都怕他……

夏：其实那时不是怕人，是权力问题。他可以安排你的工作，让编刊物、发表文章，当然很厉害。

李：我看实际上也是他的“左”令人害怕。

夏：因为“左”是党的问题，党“左”了，他就“左”了。

李：你看周扬对毛泽东是不是挺敬畏？

夏：他是崇敬。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我们不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关起来了吗？我关在秦城监狱。

李：他也关在秦城。

夏：同是那一年那一天，一九七五年七月吧。我是七月十二号出来的。当天，专案组——我们那个叫“周扬专案组”，当时有许多专案组——管我的那个人来通知我，说：“你可以出去了。可以回家了。”我想，不管结论行不行，已经通知家里了，我就先回家吧。七月十二日我就回家了。当时同时通知周扬，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再有一个星期可以写完。”这样，他写完了才出狱。我十二日回家，他十九日回家。

李：“文革”时你们都关在秦城监狱，在那里能见面吗？

夏：不能。我也不知道他也在里面。有一次见面，不是在秦城时，是在去那里之前。北京大红门有个小医院，“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人都关在那里面，有一次偶然碰到。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关在秦城的。“文化大革命”时，他开始还没有抓走。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我先关在文化部，后到大红门。他那时没有关起来，他正在做手术，住在医院。他被关起来，大概是在一九六六年秋天或者冬天，不能见面。后来关到干校，一座六层楼的办公楼，一个小房间，关一个人，不能往来，看不到外面的人。

李：从在医院见过之后，到出狱，中间再也没有见过吗？

夏：没有，不可能见的。秦城你应该去看一看。

李：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没有机会。

夏：那里可厉害的。关在里面我什么也不知道，但外面监管的人知道。门上有个洞，里面的情况他全知道。

李：“文革”之后你们见面是在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五年出狱之后难道没有机会见面吗？

夏：可以见，但是不敢见，门口都有人看着。我回到家里后不敢去见。胆大的朋友，我在回忆录写到李一氓、廖承志来串串门。我知道“四人帮”被抓一事，就是李一氓告诉我的，不然我还不相信。

李：“文革”之后周扬的思想有了变化，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夏：“文革”之后他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倒是真的。也是受过罪的人哟！所以“文革”之后他讲人道主义，谈“异化”问题。那时我在中顾委，他也在。“文革”之后他倒是觉得过去“左”是不对的，一再道歉，胡风生病他还去看过。他让我一起去，我说我不去：你批过胡风，我又没有批过胡风。我没有写过文章批。

李：好像没有注意到你的批判文章。

夏：胡风被捕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是组织上让写的，巴金都写了。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写过这件事。

李：你认为周扬后来向胡风道歉，是不是真诚的？

夏：周扬与他们之间，主要还是冯雪峰的问题。胡风在三十年代敢于和他顶，也是因为后面有冯雪峰。冯雪峰一贯袒护胡风的。

李：周扬与丁玲有矛盾，我觉得也是与冯雪峰有关。

夏：有些事情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有些事情是奇奇怪怪的。我看你在《读书》上写过沈从文。

李：是的，我刚刚完成一本写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关系变化的书。

夏：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没有沈从文，这个事情很奇怪吧。沈从文很有名气，为什么连代表都不是？当时我没有参加。大会是七月召开，上海五月刚解放，接管工作非常忙，我留在上海。后来文代会之后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谈到沈从文的问题。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我辗转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沈从文在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的时候，给当时的《战国策》杂志写过文章。这份刊物是陈铨主编的，陈铨写过《野玫瑰》，是公开拥护希特勒的。这个时候，沈从文在那上面写文章，主要讲三K主义，这个你可以查出来。聂绀弩的杂文集，宋云彬、秦似的文章有批判他的。为《战国策》写文章，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写文章，因为我和他不熟，我不晓得，没看过他的东西。聂绀弩清楚。聂绀弩背景是有的。

李：聂绀弩年老之后，曾讲过他们当年对沈从文的批判也有过火之处。实际上，沈从文写的那篇文章，是同陈铨有所争论，有所不同的。

夏：为什么周扬强调沈从文的这个问题呢？一是郭沫若在香港写文章痛骂沈从文。这篇文章当时我没有看，后来看了，觉得没道理。

李：这篇文章叫“斥反动文艺”，是一九四八年发表的，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人的名字，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对他们后来的命运不能说没有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那时你正在那里负责工作，办《华商报》吧。《大众文艺丛刊》你管不管？

夏：我不管，当时林默涵负责编。

李：当时批沈从文他们有什么背景？

夏：主要管文艺的不是我，我管统战。

李：是不是乔冠华负责？

夏：不是，是邵荃麟。这个事情后来的发展不谈了。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仅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

李：你的回忆录还在写吗？《懒寻旧梦录》只写到一九四九年就没有了。

夏：想要写，还没动手。

李：一九七九年以后，你同周扬接触多不多？

夏：后来来往不多，只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他来看过我。我那时住在南小街，我也去看过他几次。

李：周扬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了许多人，他对这些问题有没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或者说反思？

夏：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讲，从毛泽东思想来讲，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忠于的，是忠心耿耿的。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做过几次报告，讲这几个问题，像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问题，这点上他很强调实际领导艺术，有偏差，有不接受人的意见，他都做检讨。所以我认为他宗派不厉害。我对胡风也不了解，《人民日报》发表他的信，里面提到我，对我还不算太厉害，那时我在上海。这一点上，周扬比他好一点。比如，我在上海华东宣传部文化部，周扬从来没有指示我该如何如何对待胡风。《新文学史料》上讲到，彭柏山到华东宣传部之后和我关系搞不好。我是地下党出身，我做华东文化部部长，下面一个人也没有，彭柏山、胡风、刘雪苇都在上海，都是冯雪峰的人。

李：你认为在胡风冤案的问题上，周扬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

夏：胡风的问题，周扬开始只是作为思想问题，没有想到作为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两个口号”论争时候留下来的矛盾。

李：原来与鲁迅关系好的，与冯雪峰关系好的，差不多都遇到麻烦，这里面会不会有历史恩怨起作用？他会不会借反右把这些人打下去？

夏：是有一点儿，但不是主要因素。我觉得他没有搞运动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扬没有具体搞什么，写文章的主要是何其芳、林默涵，批胡风也是他们写文章。

李：但他是领导者，组织者。

夏：他是受时代受环境的影响。何其芳我最清楚。何其芳完全是一个诗人嘛，解放后变成了一个理论家、批评家，他受当时的组织、当时的风气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讲，他很谦虚谨慎的，但文章写得很厉害。还有袁水拍，这个人可以说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他本来不是文艺界的，是银行的，和冯亦代他们一批的。徐迟、冯亦代，都是中国银行的。可是袁水拍后来变了另一个样子。徐迟在写回忆录，对袁水拍最清楚的，材料也最多。他已经发表一篇了。

李：《收获》上发表的。我下个礼拜去武汉，想去看看他。

夏：他很值得去看看。

李：你和周扬好像不太一样。

夏：不一样。我整个抗战时期，总理是叫我搞统战工作。我搞统战，对胡风也可以。五十年代开他的讨论会时，他还到文化部来找过我一次，那时刚发表林默涵的文章。我和他没有直接矛盾。我是搞统战的嘛。抗战之后，统战是个重要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土崩瓦解，他们内部一些人，总理安排我做一些工作，所以文艺方面的事介入不多。

李：我觉得，早期的周扬写的一些文章，还有翻译，说明他本质上适宜搞文艺，对文艺还是有些见解的。

夏：他对马恩的东西还是读了一些，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解放后才学的。不像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就学过一些传统的东西，有些人是根本不懂传统的。周扬后来到文化部以后，开始读一些古典的作品。他告诉我，《文心雕龙》了不起，他解放后才读，我们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抗战时在桂林便读过了。他的文艺思想，可以说基本上是受苏联的影响。

李：包括十九世纪别林斯基的影响。后来批“异化”问题时，对他的处理他觉得怎样？

夏：他写过检讨，心情不好。后来他到了广东去。回来之后，有些事牵扯到他，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开始反他，包括林默涵，这都是过去所谓的周扬的人。他过去的有些文章，就是周扬让他写的。“文革”前林默涵写文章批评我的电影《林家铺子》，便是周扬让他写的，他本人不好出面写。文章写好后，还先给我看了一看。

李：今天暂时谈到这里，希望还有机会同你谈谈。谢谢，今天谈了这么久。

夏：欢迎你还来。

（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九二年一月整理

沈从文与徐志摩：友情常在心中

五十年，当年情景犹在眼前

沉寂三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沈从文，渐渐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美国年轻学者金介甫（Jeffrey.C.Kinkley），曾在一九七七年撰写《沈从文笔下的民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可谓研究沈从文的天下第一人。一九八〇年十月，从未出过国的沈从文，有了第一次访问美国的计划。在夫人张兆和的陪同下，这一去就是一百天有余，一九八一年二月中旬才回到北京。在美国，沈从文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次演说。一个沉寂多年的著名作家，奇迹般站在异国他乡的讲坛上。

逗留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沈从文终于与老友王际真重逢，距两人上次见面，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王际真已从大学退休二十年，为人孤僻，独居家中，不大与外界交往。沈从文四处打听，终得见面。

介绍沈从文与王际真认识的是徐志摩，时间远在一九二八年。这一年，在美国教学的王际真回山东探亲，徐志摩请沈从文在上海接待，从此，两人时常通信，英文信封则由王际真在美国写好寄回。如有新作，沈从文也会在第一时间寄去。半个世纪，多么遥远！老友重逢，王际真从抽屉里，拿出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两本旧作《鸭子》《神巫之爱》，沈从文为之感动。最令他感动的是，王际真居然找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沈从文的一封信，信中告知他徐志摩在济南空难去世的消息。

沈从文回忆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正在青岛大学杨振声先生家，忽然得知徐志摩十九日在济南遭遇空难的噩耗，第三天即给王际真写信。他知道这位好朋友，一定牵挂着徐志摩。全信如下：

际真：

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

整整五十年过去，两位老友重读此信，徐志摩的音容笑貌，又在眼前浮现。

回到北京，沈从文一九八一年八月写下长文《友情》，其中一句说得十分感人：“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

徐志摩的友情，常在沈从文心中。

第一个帮助沈从文的人——郁达夫

沈从文一九二三年只身一人，从湘西前往北京，追求文学梦想。这一年，他二十一岁，可谓当年的“北漂文青”。

一年之后，郁达夫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得知他滞留北京的艰难处境，专程到他的沙滩住所看望。这些日子，“见字如面”节目中，朗诵的便有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这封公开状，就是写给沈从文的。我在撰写黄苗子、郁风传记时，从郁风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她说，沈从文本人曾亲自告诉她当年情形。

沈从文告诉郁风，那是一个下雪的上午，他在桌旁裹着被子写作，一个人推门进来，原来就是郁达夫。他说接到沈从文来信，专门来看看沈从文的情况。他看到沈从文果然如同信中所言，在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文学梦想。房间没有火炉，沈从文冻得发抖，见到郁达夫，几乎一时说不出话来。郁达夫见状，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把雪花抖掉，然后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郁达夫拿出当时并不算少的五块钱，请沈从文到饭馆吃饭，并把所找的零钱都送给了沈从文。郁达夫回到哥哥郁华家中，脑子里一直无法抹去所看到的沈从文的景况。他不把这看作一个孤立的事情，而认为这是这个现实社会的悲剧的一角。他当即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受到社会冷遇、生活艰难的青年鸣不平，进而抨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郁达夫写道：

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第一天相持对哭一天，第二天因为哭了伤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睡去一天，既可以休养，又可以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亲妹妹，若没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紧紧的挤在一处，以体热互助的结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样，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冻伤。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现在我既没有余钱可以赠你，就把这秘方相传，作个我们两位穷汉，在京华尘土里相遇的纪念罢！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郁达夫看望沈从文归来后所写的这封信，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晨报副刊》。一个多月后，《晨报副刊》发表沈从文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被认为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想必这与郁达夫的文章有关，《晨报副刊》成为沈从文早期发表作品最多的副刊，包括小说、诗歌等。

副刊情缘

沈从文以新诗创作走进诗坛。一九二五年九月，他致信徐志摩，两人相见，从此建立友谊。徐志摩生于一八九七年，只比沈从文大五岁，但他在文坛的影响如日中天。晚年沈从文在《回忆徐志摩先生》一文，描述了他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我算是熟知志摩先生仅余的几个旧人之一，从一九二五年九月里，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听到他天真烂漫自得其乐，为我朗诵他在夜里写的两首新诗开始，就同一个多年熟人一样。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先生，是我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用笔时。就不知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不同当时流俗所赞美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类作品，才给人眼目一新的印象。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学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那是新月社还未成立，无什么出版物。新月社同人集会，也近于散场冷落的情形时。他的住处似还在松树胡同七号一所小小洋式房子里，住处后有个小小院落，齐腰栏杆边放上几盆菊花和秋海棠。一面墙上挂满了绿叶泛黄的爬虎墙，应当是已到深秋还未大冷的时候。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实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只问问我当前的工作和生活，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的念起来。

依旧是这一年的十一月，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从来稿中发现沈的散文作品《市集》，颇为欣赏，将他原来的笔名“休芸芸”改为“沈从文”，还特意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为之推荐：

是多么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之□□□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志摩的欣赏》）

诗人徐志摩编辑副刊，为沈从文这篇散文写下溢美之词。不过，徐志摩并不知道，《市集》之前先后被《燕大周刊》《民众文艺》发表，现在《晨报副刊》再次发表，“一稿三发”引发人们对沈从文议论纷纷。故此，沈从文特意在《晨报副刊》发表声明，说明各种缘由。声明如下：

关于《市集》的声明

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坏，想法声明一下罢。近来正有一般小捣鬼遇事寻罅缝，说不定因此又要生出一番新的风浪。那一篇《市集》先送到晨报，用“休芸芸”名字，久不见登载，以为不见了，接着因《燕大周刊》上有个熟人拿去登过；后又为一个朋友不经我的许可转移到《民众文艺》上——此而又见，是三次了。小东西出现到三次，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

这似乎又全是我过失，因为前次你拿我那一册稿子问我时，我曾说统未登载过，忘了这篇。这篇文字既已曾登载过，为甚我又连同那另外四篇送到《晨报》社去？

那还有个原因：因我那个时代正同此时一样，生活悬挂在半空中，伙计对于欠账逼得不放松，故写了三四篇东西并录下这一篇短东西做一个册子，送与勉己先生，记到附函曾有下面的话——

“……若得到二十块钱开销一下公寓，这东西就买了。《市集》一篇，曾登载过……”

至于我附这短篇上去的意思，原是想总把来换二十块钱，让《晨报》社印一个小册子。当时也曾声明过。到后一个大不得，而勉己先生尽我写信问他去退这一本稿子又不理：我以为必是早失落了，失落就失落了，我那来追问同编辑先生告状打官司的气力呢？所以不问。

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受来背膊发麻的按语，纵无好揽闲事的虫豸们来发见这足以使他自己细心而自豪的事，但我自己看来，已够可笑了。且前者署“休芸芸”而今却变成“沈从文”，我也得声明一下：实在果能因此给了虫豸们一点钻蛀的空处，就让他永久是两个不同的人名罢。

从文上

于新□而□□

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沈从文这份声明，自己也写下一封致沈从文信，强调好文可以“复载”，比“乱登”更好：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善解人意的徐志摩，显然不愿意沈从文为此事而受到压力，特予以安慰。

徐志摩的朋友圈中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人、外交官等，徐志摩先后将沈从文介绍给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梁宗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邵洵美等人。沈从文只是小学毕业，可是，徐志摩慧眼识珍珠，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静穆之美。沈从文讲究文学的节制，所写边远区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内容，恰恰为徐志摩极为赞赏。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却以另外一种姿态，为徐志摩及其朋友们所欣赏，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在随后的岁月里，沈从文也欣赏徐志摩的朋友们，真正理解那些朋友的创作心绪、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可以说，因《市集》一文结下的这次《副刊》情缘，奠定了徐志摩、沈从文友谊的坚实基础。沈从文后来也成为“新月派”的作者。一九二八年的年初，《新月》杂志创刊，沈从文新创作的长篇童话体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开始在刊物连载，从此，他成为其中的一员，将之称作“新月派”作家，可谓名正言顺。

“大媒人”胡适

徐志摩介绍给沈从文的朋友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是胡适。

一九二八年，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三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想在那里开创一番文学与出版事业。三人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杂志。最终，三人未能成功。胡也频则投身于上海左翼运动。来到上海，沈从文曾去信徐志摩，谈住在上海沙坡赛路的情形。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与胡适结识，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十多年时间里，沈从文写给胡适的书信有三十余封。

结识胡适时，胡适正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沈从文则是上海公学的一名教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就在这座校园里开始。可以说，胡适是沈从文的“大媒人”，他促成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

一九二九年的某一天，学生张兆和前来找胡适，表情严肃地说沈从文的来信让她不堪其扰，还特别指出信中“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一句。胡适认真看了沈从文的信，却提出了一个让张兆和大吃一惊的建议，他说：“我劝你不妨答应他。”胡适进一步向张兆和说明了他这个建议的依据，那就是，他认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胡适开导她：“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一九三二年，沈从文寒假到北平，就受邀住在胡适家中。同年八月初，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大学刚毕业的张兆和，第一次被请到九如巷张家，与她的家人相见。沈从文当场承诺张兆和的小五弟张寰和，为他写一组取材自佛经的故事，这便是他后来创作的《月下小景》。一九三三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来今雨轩结婚，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也由此来临，被誉为文学经典的《边城》《湘行散记》等，便创作于这一时期。

丁玲创办《北斗》，沈从文约来徐志摩等人文章

上海三年，沈从文在创办杂志和出版方面的努力，可谓毫无进展。到了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四处营救无果，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遇难。随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陪同丁玲携子返回湖南常德，安慰丁玲母亲。返回上海，经济上遇到困难，沈从文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一书中写到，此时，他收到徐志摩的信。

徐志摩来信，邀请沈从文到北京，信中说：

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虽仿佛皆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到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

（转引自《记丁玲女士》）

沈从文听从徐志摩的建议，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中旬离开生活三年的上海，回到北京。丁玲则留在上海，仍和沈从文的妹妹住在一起。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最美好的友情，从此留在身后。

留在上海的丁玲，以三个月的努力创办的左联杂志《北斗》于九月二十日出版。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在《编后记》中，丁玲特别提到了朋友沈从文的帮助：

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和左联的其他刊物相比，《北斗》显然有所区别。诚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联常委的指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相比较，的确“灰色”了一些。沈从文也好，徐志摩、冰心等也好，恰恰就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可是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不能不说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面貌很快被改变了。在第二期、第三期上，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四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忽然受到了扼制。她如此醒目地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可能受到指责。

丁玲试图改变的努力，没有成功。

“光芒四射”的诗人走了

仍然是十一月。

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从青岛给在上海的徐志摩写去一信，谈及北京天气，谈及方令孺、陈梦家、胡适：

这里近日来冷了一点儿，但不如北京那么大风。（北京人十分温和，北京风可有点刻薄。）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她应当在北平找点事作，能够为她援一手的只有你，你若有那种方便，为她介绍到一个什么大学去作女生指导员，比教书相宜。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通同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青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为了使她心情同年龄相称，她倒是真真需要“教婆”教训一顿的人。

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

……

沈从文哪里知道，这是他写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仅仅只隔六天，十一月十九日，“光芒四射”的诗人徐志摩，在济南遭遇空难。两天后，二十一日下午，噩耗传到青岛大学。此时，沈从文与文学院的老师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中吃茶谈天。得知噩耗，沈从文当场决定晚上坐车前往济南。赶到齐鲁大学时，张奚若、梁思成、金岳霖等人也刚从北京赶到。徐志摩的长子也从上海赶到。他们一起为徐志摩送行。

徐志摩遇难详情，朱自清在日记中写得颇为具体，原来正机师是一位热爱文学者，难得有机会与徐志摩同机，故一路上与之谈文学：

芝生晤保君健，谈徐志摩死情形，大抵正机师与徐谈文学，令副机师开车，遂致出事。机本不载客，徐托保得此免票。正机师开机十一年，极稳，惟好文学。出事之道非必由此，意者循徐之请，飞绕群山之颠耶。机降地时，徐一耳无棉塞，坐第三排；正机师坐第二排，侧首向后如与徐谈话者，副机师只余半个头，正机师系为机上转手等戳入腹中，徐头破一穴，肋断一骨，脚烧糊。据云机再高三尺便不至碰矣。

（录自朱自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日记）

徐志摩遇难成为轰动全国事件。

蔡元培的挽联颇为感人：“言语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皆是诗，诗的意境渗透了，到处都是乐地；乘车可死，坐船可死，静卧室中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徐志摩飞走了。

在致信王际真的第二天，沈从文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信胡适，谈及徐志摩的后事安排等事宜：

适之先生：

志摩不意因此即死亡，此间诸人皆极难过。在济见及奚若先生等，一切情形，彼等返北平时想可详及。出事之飞机，闻已仅余一铁架，现大致尚存于济南，即运南京，一时恐亦不至于改作他用。我意思若南京方面有熟人，可向航空公司设法购置，至多恐亦不值两千元，因一切机件皆已全炸裂毁尽，或得一部分保存，似不甚难，但不知这事是否必要。

青岛近日空气极劣，或中日事有其他重要变化，亦未可知。学校仍照常上课，但人心皆极不安定。

前在济时，同思成商量，说到平后来同先生商量，定一日子，由志摩熟人，在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北平、武昌各处地方，分地同时举行一追悼会，照目前情形看来，势须稍迟矣。

敬颂

近安

从文上

廿四日

随后几个月里，沈从文连续致信胡适，谈及徐志摩的一些资料如何处理。

诗人走了，情谊仍在他心中。

友情坚固永在，延续而扩大

晚年沈从文发表文章不多，一九八二年中风之后，写作更少。可是，从《友情》开始，短短几年间，他所写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却有好几篇，分别为《友情》《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回忆徐志摩先生》《徐志摩全集序》等，可见徐志摩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如他所说，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

在《友情》一文中，沈从文详细叙述当年瞻仰徐志摩遗容、送葬过程。他特意写到，北京的朋友带来用铁树叶编成的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沈从文感叹徐志摩与拜伦、雪莱命运相似，年仅三十余岁就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

《友情》后面这段写得多好：

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纯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映。

遥想一九八一年八月，沈从文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友情》：“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近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的确，友情是一种温暖、一种激励，永远留存在心，不断扩大，延续永远……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看云斋

又到嘉兴忆当年

今年四月，第九次到嘉兴，特意重访盐官镇，距上次与大学同学盐官镇观潮，已有三十七年。

有一张大学时期的老照片，我们班上几个同学，围坐在一处堤坝上打牌，身旁不远处江水流淌。江是钱塘江，坝在嘉兴的盐官镇，我们为观潮而来，时在一九七九年中秋。

我们坐在堤坝上打牌等候潮头涌来。照片上，正对面手拿扑克的，是我，不敢相信，我当年的头发那么茂密。左侧为梁永安，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右侧为杨德华，原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不幸已病逝。另外几个背影，左为田迎春，曾任《证券时报》副总编辑；右为赵福年，曾在英文《北京周报》工作。另外一人，看不清楚。

我们坐在江边，闲等潮头。堤坝上到处是人，各自随意席地而坐，或打牌，或看书，或家长里短聊得漫无边际。

这是我第一次到嘉兴。十来个男同学结伴而来——奇怪，我们怎么连一个女同学也没有邀请？从上海坐火车慢车，在长安站下车。从车站到盐官镇还有一段路程，大约十多里，可乘车可乘船，我们则步行，从傍晚走至月出。小道是土路，在田野上起伏曲折。记得是大雨初过，路上大坑小坑满是积水，泥浆飞溅，顾不上看，也无所谓。偶尔与水路相逢，有船驶过，乘客大多是观潮去的。你喊我应，月光渔火，隔水同乐，好不热闹。踏月而行，因此而多了不少情趣。

走进盐官，到处是人，大大小小的旅店全都客满。走进一所学校，临时辟作客房的教室也挤满了人。我们索性走进电影院，看夜场，一部早看过的外国电影《冰上的梦》，让我们熬到午夜。看完电影，被清场而出，我们只好在老街上闲逛至晨曦初露。

“我们去找找王国维的故居。”不知是谁忽然提议。硖石镇是徐志摩的故里，可在当时教材中他还只是略被提及的人物，远不如盐官镇的王国维有名，古典文学老师一讲到他就如痴如醉，神往不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借用来概括艺术美三种境界的千古名句，使我们的观潮之行平添了特殊意味。

一行人漫无目的地闲走。走小巷，过老桥。镇子周围，老屋散布于一簇簇翠竹绿荫之中。

“请问王国维的故居在哪里？”

“王国维？啥人？不知道。”

再走，再问。到处走，到处问。碰到的当地人竟然都不知。也难怪，毕竟是一个太遥远、太落寞的名字。我保留的当时的盐官游览图，上面的“盐官胜迹”有镇海塔、海神庙、唐代经幢、三朝宰相家、王国维故居等，文字介绍，却连王国维都没有提及。所以，盐官人熟知的是镇子里陈阁老的豪宅和牌楼，投未名湖自尽的书呆子王国维又关盐官何事？此次重访，由当地朋友特意带到王国维故居参观，留下难得的合影。

当年的观潮虽只留下这一张照片，初次的嘉兴之行却因种种妙趣横生之事而留在记忆中，为同学们多年后相聚提供了说不完的话题。或说在盐官长途汽车一票难求，好歹挤进去，顾不上是否超载，总算到了嘉兴城；或说住不起旅店，五毛钱住一夜的浴池大通铺，大家也睡得心满意足；或说南湖也不过如此；或说五芳斋的大肉粽子有人一下子吃了两三个……

我就是当年的那个“有人”。我后来又多次去过嘉兴，吃了不少美味佳肴，可是我还是想斗胆说：忆嘉兴，最忆是粽子。

不过，我多次去嘉兴当然不会是因为粽子。

多年前，知道了嘉兴有一个秀州书局，书局有一份油印的《贩书日记》。再过后，日记编成了一本接一本的书——《笑我贩书》（第一本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续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笑我者，即范笑我，秀州书局的主人。说“主人”其实不对，秀州书局是嘉兴图书馆开办的，准确地说范笑我是贩书者。

一个贩书者贩出了大天地。闲读《笑我贩书》，恰如在江边看潮头，涛声复涛声，景象迭生。在字里行间，看嗜书者们的痴，看性情中人的狂，看天南海北老少文人的心心相印，看购书人论书论人时即兴发挥的辛辣、含沙射影的聪慧，看天地间每日发生的要事、怪事、奇事……岂止是一隅之地贩书者的琐碎日录，分明是呈现文化风情与世态众生相的一部不可替代的野史。

野史，不错。在我眼里，《笑我贩书》的作者有着深广的历史情怀。他是一个孜孜以求的记录者，不厌其烦地记录每日所见所闻，购书者的行止动态和闲言碎语，有滋有味地记录四面八方来信来电的精彩片段。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客观记录者，而是更像一个狡黠高明的剪辑师，让自己的情绪波动、偏爱乃至理念，贯穿于不同人、不同对话、不同场景的衔接映衬中。从这一角度说，我又愿意把《笑我贩书》视为小品文，或带有《世说新语》韵味的随笔。

那一年慕名而访，未想到声名遐迩的秀州书局，不过是图书馆门口破旧马路旁的一个小屋，寒酸简陋得让人难以置信。其书库兼办公室，同样寒酸地挤在一间平房里，光线黯淡，人厕身于书桌与书堆之间，勉强可以挪动。笑我却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整齐讲究。后来，他的发型更时髦了，是流行的板寸。他说话不紧不慢，浑身透出斯文，一点儿也看不出《笑我贩书》中无处不在的狡黠。说来难以置信，他就是在这一简陋之地，用一纸油印《贩书简讯》，把一个个读书人串联起来了。读《笑我贩书》，常看到各地不少文人，如上海黄裳、陈子善，北京范用、姜德明，成都流沙河、龚明德，海南伍立扬……舍近求远，汇款来此邮购图书。更有不少人，也如我一般特地前来寻访。于是，嘉兴有了一个新去处，南北读书人有了神交的园地。小小书局，竟有如此名气和吸引力，堪称嘉兴文化一景。

再后来，嘉兴图书馆搬至近郊的一幢气派的新楼，秀州书局位于大堂一角，不再简陋，不再黯淡，但小的格局依然如故。不变的还有《简讯》。依然油印，密密麻麻、油墨难干的样子，旧时影子还在那些文字里摇曳，这正是笑我的聪明处。好不容易才营造出的文化氛围，需要老景致来支撑，来点缀。

二〇〇二年，我为写《百年巴金》去嘉兴，笑我约几位朋友一同带我去塘汇镇，寻访青年巴金曾来拜谒和维修过的李家祠堂。又窄又长的石板路沿河延伸，李家祠堂旧址就在巷子深处。祠堂早已拆除，但不远处的码头仍在。旧址上多年前盖有一间平房，不知何人居住。一幢两层楼的老屋与李家祠堂旧址相邻，大门紧闭，院墙残缺不齐，踮脚隔墙一望，院子里瓦砾堆积，杂草高可没腰，从墙角一直蔓延至前廊。再一看，前墙墙板散落，房内楼梯毫无遮掩地敞露出来。显然主人早已搬走，老屋被遗弃了。

“进去看看！”我提议说。

搬来几块砖，垫在脚下，我们一行居然翻墙而入，成了老屋的“不速之客”。

一楼客厅墙上，悬挂着一位老太婆的肖像，居士打扮。应该是老屋的主人。走上楼，笑我在一张书桌抽屉里，发现一摞老照片、几个日记本。他如获至宝，马上据为己有。他说，从中说不定会发现有意思的记录。

忘记是谁取走了墙上的肖像，也许是同行的一位摄影家。

我则在楼梯下面的一堆木头里，翻找出一块窗栏板，一组人物雕刻精致，居然完好无损。我欣喜若狂，遂据为己有。走到河边码头石阶上，将它放入水中清洗，带回了北京。如今，窗栏板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里——想想，我真该向老屋的主人道谢、致歉。

再到嘉兴，我总爱问：“还有老屋可去吗？”

每年快到端午节，我还会对笑我兄说：“寄点儿肉粽子来吧……”

笑我兄没有忘记我的这一爱好，十几年来，每年的清明与端午之间，他准会将肉粽子快递到京，而且尽量是新鲜的散装粽子，少不了又是几日开心。可见还是俗人，说到端午节，不说屈原，不说赛龙舟，也不说门前挂艾蒿，只知道说粽子，而且还是肉粽子……

很开心，第九次到嘉兴，结识了《嘉兴日报》副刊和嘉兴图书馆的一批好朋友，嘉兴之忆，多了更多温馨。

二〇〇五年七月修订于北京

长空万里，落叶萧萧

北京终于下了冬天第一场雪。雪花触地即化，如南方的落雪，虽不大，漫天飘洒的灵姿仍让人欣喜不已。

翌日，风轻日暖，云淡天朗。坐在家里的窗前，远山清晰可见。无论人在何处，我总爱看天，看山，看远近随光线变化而呈现的不同景致。一次兴致忽起，在电脑里专门设置一个照片子目录“我的窗外”，把在家、在外一年四季各处拍摄的窗外景致归纳在一起。八方相会，四季更替，日出日落，云生云消，闲时浏览一番，旅游的回味与人生的感叹，全在窗户里了。

这一次雪后，我静静地看天。在肃杀的冬日，脑子里浮现的是邵燕祥的诗句“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这几日我正在读《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九月版），此刻它就放在窗台上。白底封面如同雪地，书名之旁，点缀有几枝水墨荷叶，两朵莲蓬俏立，透出清高文人之气，又仿佛是在点染诗意，淡雅而醒目。

读邵燕祥，需要心静，需要摈弃世俗的浮躁。他以写新诗开始文学生涯，迄今已有六十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这二十多年，他则以杂文、随笔和打油诗著称。他是诗、文高手，既能于委婉细微处奏响黄钟大吕，又能于电闪雷鸣时漫溢出诗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高出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十多年前，我在策划“金蔷薇随笔文丛”时，曾请他编选了一本《改写圣经》。我为此书写过这样的点评：“作者由写诗而转写杂文，许多篇章可视为杂文的‘诗’。在这些短文中，他依然充溢着诗人的激情。他爱，他憎，他呐喊，他沉思。他更多的是用诗人的敏感，用杂文这一载体，表现着沉重的历史感、深刻的社会批判性。”现在看来，这些点评还只是停留在写作风格的表层上。其实，邵燕祥对于当今文坛和思想界的意义，更在于他的独立人格、道德勇气、历史责任感和思想敏锐性。难能可贵的品质，一旦与深厚的文史修养和才气交融，警世之作、传世之作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我常常对人感叹：文坛幸有邵公在。

早就二十多年前当副刊编辑时，我就与邵燕祥结识了。在我眼里，他一直在思考，在寻找。用他前年出版的《找灵魂》这本书的书名来说，他是在历史中寻找失去的自己，在寻找中加深着对现实的理解。萧乾曾说自己年轻时不喜欢理论，要在人生旅程中“不带地图旅行”，其间种种酸甜苦辣唯有心知。而当邵燕祥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自己从事文学写作以来几十年里灵魂的失去与找回时，回溯历史之旅就显得更有内涵、更有启迪意味了。在《找灵魂》之前，他的另外两本同样类型的著作，回忆录《沉船》和个人档案《人生败笔》，曾被列入我主编的丛书中出版。三本书构成一个整体，把一个诗人、作家的个人史，与整个民族的悲欢离合、起伏跌宕，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读它们，才会更深入地理解他，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灵魂为何如此沉重，他的文字为何不能不承载如此多的历史与现实的话题。

《邵燕祥诗抄·打油诗》中附录了一篇《审诗》，把他自己写作打油诗的由来叙述得颇为生动。一九六五年，他买来一叠荣宝斋处理滞销的册页，看纸好，一时手痒，写了九阕词送给一位朋友。其中一首《永遇乐》，就一位苏联妇女亲手绣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肖像的故事而写，主旨是歌颂，开笔即是：“落叶萧萧……”一年多后，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他受到批判。一个抄件中“落叶萧萧”笔误为“落日萧萧”，成为他攻击“红太阳”的罪证。

“邵燕祥劈头就写：落日萧萧……”

“不，是落叶萧萧！”

远远的、做记录的什么人举起他的手抄稿：“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嘛！”

“那就是笔误。只能是‘落叶萧萧’，‘落日’怎么能‘萧萧’？只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转眼都成往事。

长空万里，落叶萧萧，飘落在遥远的历史场景中。

二〇〇五年冬日于北京

何满子：自龙门而来

一、龙门古镇

二〇〇九年清明刚过，人到杭州，四月九日，抽空前去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的梅城踏青。我是旧地重游。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前夕，与几位同学从杭州乘船溯富春江而上前往黄山，途中曾在梅城逗留一夜。将近三十年转眼过去，当年到此一游的余兴，随江水一直流到今天。

当年乘船需要两天，如今两个小时即抵达梅城。返回杭州途中，兴致仍浓，行至富阳附近，高速公路上有一示意牌，赫然写着“孙权故里，龙门古镇”。我对朋友说：“走，我们去看看。”

古镇前的广场矗立一块巨石，上面镌刻一句碑文：“来这里读懂中国。”充满自豪，气势如虹。再看，原来是何满子先生所题。“啊，这是何先生的家乡！”我在惊喜中大声对朋友说。知道何先生是富阳人，却未想到龙门古镇就是他的故乡！熟知他的笔名“何满子”，反倒忽略了他的本名“孙承勋”，忽略了他与孙权的家族渊源。再读碑文后的题跋：“此地为吴大帝子孙千年繁衍之地，积淀了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仔细省察，可读懂中国。”显然，作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是深厚的故乡情，使他写下如此豪迈的碑文。

“下次见到何先生，我得告诉他，龙门真的很棒！”我对朋友说。

不再有“下次”了。一个月后，五月八日，何满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一岁。我已来不及向他讲述对龙门古镇的印象，再也看不到他的总是锐气逼人的目光，也听不到他的直率、充满激情的侃侃而谈了。

二、上海解冻时节

认识何先生已有整整三十年。

一九八〇年左右，我正在复旦念书，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贾植芳先生家中。除了他，当时，先后认识的还有贾先生的另外几位朋友王戎、耿庸（郑炳中）、顾征南等先生。

在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时，满子先生与胡风并不熟悉，与《七月》《希望》杂志也没有任何联系。而且，胡风听阿垅讲何满子抗战初期到过延安，却又离开了那里，为此曾对何满子颇有微词。满子先生过往甚密的是贾先生，应该说，他的受牵连入狱，与贾先生直接有关。这也是他俩关系一直密切，来往频繁的原因。

正值历史转折时期，在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的日子里，这些曾被讨伐檄文描述为“青面獠牙”的文坛前辈，或温和，或爽朗，或激烈，以不假掩饰的真性情，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

第一次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正式平反是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七十六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不过，就在这一“复查报告”中，仍给贾先生留了一个“汉奸”的尾巴。于是，这段时间，贾先生再次遇到的不公正，成了他和朋友们谈论的中心话题。

贾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一期间他和朋友们的往来，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转折时节重要文化事件的珍贵史料。后来，我将贾先生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的三年日记，起名为“平反日记”，连同家书等编选为《解冻时节》一书，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再读《解冻时节》，贾先生与何满子等朋友当年的痛苦、焦虑、气愤、申诉等情景，又在眼前——而在今天，有的人觉得他们的故事已说得太多，他们那代人的苦难不值得一提。甚至，有人只挑剔他们的过失，从而将制造灾难者的责任化解，将历史的残酷变为娱乐化时代中的滑稽一笑。

平反文件中，贾先生被留了一个“汉奸”尾巴，他和朋友们为之气愤。在朋友们的建议和鼓励下，贾先生就自己所谓“汉奸经历”的历史真相，向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写去申诉信。在贾先生这段时间的日记里，满子先生频繁出现。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昨日小雨。下午如约去炳中处，满兄已在谈。他们说，文件看到了，在《审查报告》中给我留了一个尾巴：一九四四年当过敌伪淮海省参议，给郝鹏举写过《兴淮十策》，这是确实云云，并把我（共十一个人）排在最末。他们都很气愤，我听了也很惊异，怎么可以这么干，这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老手法。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午饭后，和敏进市区。……游行至炳中处，他尚未归来，在巷口小店吃馄饨及面，小憩；六时到他家，南越已归，炳中随即偕满子同来，他们两个喝酒去了。……满子说，王元化给他打电话，专论及此事，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要坚持弄清，说他衷心怀念我，想碰一回头。总之，人们对之持分析态度，不像过去那么整齐划一地盲信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前天，星期六，天色晴朗。上午全家在小顾家午饭，王戎、满子夫妇同座。满子夫人吴仲华，有二十多年未谋面，今天忽然出现，出乎意外。她并不显得苍老。饭后一齐步行至长春路，南越结婚在此请客；小顾小儿在此当头头（一家饭馆），客人共五桌，四桌都是女方亲友，只有我们一桌是“文人”，尚丁偕外孙也来相庆。菜甚丰盛。我举杯向满子夫人道歉——由于我和他们夫妇相识，使他们五五年、五七年都吃苦；我又和尚丁对饮一杯，他也在五五年因我的关系，被关押年余，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去青海流放四年。他倒坦然。他说：“这些年未被整过的人，倒要注意。”这真是一句名言。相聚至九时散席。

一年之后，贾先生的申诉得到回复，新的文件割掉了留给他的这一“尾巴”，对于他，政治范畴的平反终于实现。在一九八一年，这无疑是贾先生和他的上海朋友们的一件大事。

同一年，对他们来说，另有一件大事：胡风重返上海。

因多年牢狱生活，胡风身患精神分裂症，获平反后，被安排从北京到上海龙华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并由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陪伴。劫后余生，上海的这些朋友们，终于有机会与胡风、梅志见面了。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胡风的朋友们就开始四处打听他的下落，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有消息传到上海。满子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中这样回忆当年情形：“这时盛传胡风已死，老贾还唏嘘不已。夏天，鲁藜来，知道阿垅、芦甸均已物故。秋天，曾卓来，这才知道胡风还在人世，后来又从聂绀弩的信中证实了胡风的健在。”（在寻找胡风的过程中，满子先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打听到已出狱的胡风、梅志在成都的地址后，他立即写信给在成都的小姨子，请她代表他们前去探望胡风、梅志。于是，何夫人吴仲华的妹妹，成了第一个前来探望胡风、梅志并请他们吃饭的人。

共同的历史灾难，真正将相关者都紧紧连在了一起。谈及自己与“胡风集团”的关系，满子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中感慨不已：“这些朋友在以前确也没有特别的交情，经过天才的组织家把我们组织成一个共同的集团，经历了命运相同的苦难，仿佛真有了那么一种说不出的‘组织之情’了。”

到上海治疗的胡风需要静养，上海的朋友们遂与梅志先行见面，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阔别二十五年，劫后重逢，对于他们，这是一个难忘时刻。贾先生在次日记录如下：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夜

昨天早上偕敏与李辉出发，我和李辉去看美国图书展览会，敏去小顾家等我们午饭。

看了一上午图书，抄录了一些书名，可用者不多，想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之故。

十一时许出馆至小顾家，老何已在此，他读了《人生赋》，评曰：这是“中众化”的作品，鲁迅为“小众化”，他说像契诃夫，说《更下》好些。

饭后，偕小顾去看老耿，曾卓、满子陆续来到，又同回到小顾家喝茶；小李见过曾卓后别去。六时许，梅志偕晓风来，二十八年不相见，她并不显得苍老，比我还大一岁；晓风满口北京话，我已不大相识了，但她说“贾叔叔样子没有变”。张公已住院，医生禁止会客，他的病情到沪后有所进步，他已清楚他来到了上海。……二十五年后，想不到又在上海相聚，历史总是冲破了它的阻力正常前进的。

如日记所述，我陪同贾先生一起参加了他与朋友们的聚会。不过，我想不起来，那天我为何要先行离去，没有留下来等梅志先生到来，因而错过了见证这一重要历史瞬间的机会。

几个月后，他们与胡风在龙华精神病医院的重逢，我更是无缘见证。

据贾先生日记，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今日礼拜二，早上全家出动，坐车到龙华病院看谷非兄，他们一家将于月半飞返北京，近十时到医院，诸人已在候，请到一位大夫帮照了几张相，最后我们两家六口合照一幅。他不能多言，但看到我们很高兴，一直望到我们离去，他才去午休。与梅志母女及诸友坐车至曹家渡，在此午饭，算是为她们送行，席上有一条大鱼，由梅志带给光兄一尝。

日记未写出名字的“诸人”，是耿庸、何满子、王戎等人。贾先生在《悲痛的告别》一文中描述他们一起与胡风重逢的情景：

我们进屋时，他还在床上躺着，听见我们和梅志说话的声音，他吃力地挣扎着下床，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我们也很激动，但强自克制着，强颜欢笑地扶他下床坐在沙发上。他显出一副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眼泪，梅志不断地替他拭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我们不能自持了，我们夫妇泪流满面地离开了这个变相的监狱——精神病院。是的，相隔二十六年之后，我们终于又相见了，我们的泪水里，有着欢欣的激动，而在他的这种激越的感情里，还包含着对因他的名字而遭株连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青年的歉愧之情。但是人们是不会怪罪他的，因为这是历史的恶作剧……

此情此景，今天再读，仍让人唏嘘不已。出现在这一历史场景中的老人，已先后远去，满子先生是最后一位。如今，他走进天堂，与患难朋友重逢，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痛饮，一起针砭现实、臧否人物。远离人间，可以无所顾忌，尽兴挥洒性情了。

三、回望历史悲剧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印象中，多年来满子先生很少来北京，但在胡风去世前后，他有两次专程赶到北京，与胡风做最后告别。

胡先生忽然病重是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上旬，住进了友谊医院。他被确诊为贲门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不能动手术，只能化疗、吃中药缓解。医生确定，他很难活到十月。对所有朋友来说，这是晴天霹雳，他们纷纷从外地赶来探望。

那天，我去医院看望胡先生，先到附近路翎家中取稿件。他和夫人听说我要去友谊医院看胡风，执意要我带一个鱼罐头去。告诉我，他们刚和何满子一起去医院看过胡风，特地送去新版《财主底儿女们》。胡风爱吃沙丁鱼，不少朋友都送鱼罐头，他就让路翎带走一盒。晚年路翎一向言语不多，这一次却一再反复叮嘱我：“你带去，一定让他收下。你别说是从我这儿拿的，就说是你在街上买的，他爱吃。”

带着胡风送给路翎的鱼罐头，我走进了病房，把罐头送给晓风。晓风指着父亲床头柜上的一盒罐头说，路翎刚才也送来了。罐头旁边，躺着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他们不知道，我拿来的这盒，原本是胡风送给路翎的。

后来，满子先生这样回忆他与胡风的最后一面：

胡风住在单人病房，病人的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和一张小沙发。胡风闭目坐在沙发上，我进去后只是微微张一张眼，下颔微微点动，示意我坐在他身旁，表明他神志是清楚的。但自始到终不发一言，魁梧的身体已很瘦削，脸色暗青，病魔已把他侵蚀得异常萎顿了。

病房里除了女儿晓风在陪侍以外，聂绀弩和周婆派了吴丹丹正在看望他，不久，路翎也带着刚刚印好的第一部的《财主底儿女们》来了，把书捧在他面前，翻开给他看他所写的序言。这时他大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张着眼，在路翎指点着书时，他脸上闪过一脉轻微的，如不注意难以察觉的欣悦，但立即闭上眼，不再有表情了。连晓风一匙一匙喂他冰淇淋时，也只是闭着眼啜入，口唇的翕动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这只能是最后一面。六月八日，距确诊还不到两个月，胡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因官方悼词内容令家属不能接受，遗体停放在医院没有火化，将近两个月才由家属和朋友们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胡风逝世七个月后，正式的追悼会才在北京举行，应家属要求，文化部同意请部分因胡风而受难的人员来京参加追悼会。

满子先生又一次来到了北京，与他同行的上海朋友有贾植芳、任敏、耿庸、王戎……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外地来人都住在西直门外一个并不起眼的上园饭店。追悼会之前的一个晚上，大家汇集在饭店的会议室，由满子先生挥毫抄写挽联。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与书法功力，在朋友中属佼佼者，由他来写挽联，堪当重任。

房间很静，空气显得凝重，除了偶尔就挽联内容议论几句外，大家很少说话。我们站在一旁，注视着满子先生挥洒哀伤与悲愤。

第二天，追悼会结束后，梅志请大家一同到家中吃饭——这是迄今为止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许多人都来了，而胡风先生永远不可能来了。

饭间，互相敬酒之后，满子先生忽然站起来，背对阳台，面朝所有人大声提议：“来，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们干杯。”高亢语调中，我听出了悲愤与凄凉。

这是一些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名字：方然、吕荧、郑思、彭柏山、满涛、阿垅、卢甸、黄若海、张中晓、王皓……

就在这次聚会之后，我开始确定研究方向，想趁胡风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健在，首先做好史料搜集和口述实录，以便为未来的写作做准备。

满子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一九八七年，我去信请他回忆被捕的细节，没想到，他写来一封非常详尽的长信。信如下：

李辉同志：

六月十一日来信收到。因近日忙于研究生答辩，迟答为歉。

你所需要知道的情况，简述如下，事实非常平淡，几乎毫无戏剧性。

五月十三日舒先生所提供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我感到了一点紧张气氛，但我自感即使有事情，也牵连不到我。十五日，星期天，王戎到我家，十分紧张，说他已作交代，劝我也交代和“集团”的关系。我说我与“集团”有什么关系？他说，他是奉了吴强（当时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之命来叫我交代的。我未予理睬。这是第一个朕兆。

但我仍觉得无论如何牵不到我，当时我住在利西路44号，是一幢花园洋房，几家人共住，有电话。星期一（十六日）我外出回来，邻居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姓吴的，打电话来，约我去一谈。我心里就料定是吴强，心想素无来往，要谈，他可来谈，他有的是车，何必要我去；当即打了电话去，吴不在，托接电话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请他来。也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这是第二个朕兆。但当时仍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突然。

次日晨七时，我刚起床，全家也都正在梳洗，门外有敲击声，我小女儿的奶妈开门，进来的是两个便衣，未等我问来意，就问我名字，宣布：“你被逮捕了。”我一怔，问：“犯什么罪？”来人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一人说：“去了就清楚。”于是取出逮捕证，是市公安局长许建国签署的。接着用手铐将我铐上。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人，警服，将我带出。那两个便衣留下。（以后我才知道那两人是在我走后进行搜查罪证。）

门前停有一辆小汽车（花园内的门，不是栅门外），我被拥进车中。其中一个警衣者再上楼去交代（或请示）了片刻，下来后才开车。车出门外，总算去了手铐。车子东转西转（这是特意如此，不让我知道所去的地方），大约开了至少一个半钟头，才又在一条马路上停下。从一个小门中把我带进，我看手表，其时已近十点。

进入一间过道式的房子，命我坐下。引来一个人，问我早餐否，我说没有，也不想吃。其人说：“我们对犯人也‘革命人道主义’，饭你要吃。”进去张罗了一下，端来一碗面条。

这时，人们大概在办什么手续，决定关押在什么地方之类。大约十一时，才又由押我来的两个警衣人带出，乘原车到那房子附近的一幢楼房，由大门驶入。在一间办公室，命我将身上的钱、笔、手表、皮带、鞋带，一律取出。开单，命我点数签字。我还点什么，签字就是。接着我被关入一间单身小房，有地板，但无光，整天开电灯。并给了毯子和被子。

我的牢狱生活从此开始。下午，我从要香烟的声音，听出了耿庸就关在我里边的一间中。我在此屋关了三天，才开始提审，而且换了一间有两三个案情不同的人的合居房间，以后并不断换房。[后来知道关的地方是建国中路卢湾区的公检法办事（公、检、法联在一组房间处）。]

情况就是如此，至于心境之类，我不絮叙。你要写起来，可能枯燥乏味之至。梅志来信，说某出版社要当事人每人自述一篇，结集出版。不知与你的是否是一回事。

因忙，匆匆写此，祝

著吉

弟何满子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正是在满子先生这样的一些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才能很顺利地完成一系列采访，并写出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想想自己，当时胆子也够大，还不到三十岁，缺乏一定的历史准备，居然敢动手做如此大的写作课题。我总说自己进入大学后是个幸运者，常常得到前辈们的厚爱与慷慨帮助，这些前辈中，就包括在上海时期经贾先生介绍而结识的满子、王戎、耿庸等先生。

对年轻一代厚爱与慷慨，却不意味着满子先生是个“老好人”，相反，他性情耿直坦率，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从不掩饰，落笔犀利激烈，甚至火药味浓烈。为此有人激赏，也有人批评，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没有了他，我们会感到冷清与失落。他的有些观点和行文风格，我并不赞同，譬如他评论张爱玲时的毫不留情，乃至在二〇〇五年以我不认可的方式致使陈子善兄策划的研讨会流产。但是，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君不见，正是他的特立独行，正是他的一篇又一篇犀利激烈的杂文，使三十年来的文坛，多了可堪珍惜的阳刚之气，多了野马奔腾的粗犷，多了拔剑四顾的苍凉。

对满子先生的坦率与耿直，我有切身感受。一九八八年冬天《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出版后，满子先生一方面肯定我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尖锐批评。他先请贾先生写信转告他的意见，大约一年后，又直接来信再谈己见：

李辉兄：

从王戎处知道你的书又将重版，并说起我对此书有意见。我前曾把我的看法告诉贾兄，请他转告。关于写到我的部分，有几点事实上的出入：①我没有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过，当梅林、耿庸等到新文艺去时，我仍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与贾兄一道。②在释放时，工作人员没有（你想他们怎么肯这样）对我说：“你过去是革命的。”当时只是说：“你过去的历史都已经查明白了，我们花了不少钱，飞机火车，还算对你了解了。这对你也有利嘛。”言下之意当然是历史清楚、倾向尚好，没有反动的劣迹。③释放后至去宁夏前，我并未与王戎等人经常来往。当时惟一接触颇多的是耿兄的夫人王皓，她在自杀前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办内刊而要求我帮忙。其他的人顶多只是见过一两面。

以上是具体事实出入。全文总的意见大致有两点，恐怕也不大容易改好。①在你的叙述中，不是将这些人从他们各自的道路上出发，对当时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保持各自独立的见解，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是好像真是一个集团，八方配合，有组织的对抗和进行。这不符事实。这正是案件制造者一贯宣传、企图在群众中造成的印象。你的文章正好支持了案件制造者的设想。这点影响可能不好。②在亲近的家属中竟没有余明英的情况，和其他几个受害者的比较中更显出对她遗漏的不应该。

以上两点，可能许多朋友都有共同观感。第一点可能只能从字面稍作改动，要扭转来较费力；第二点作些补充大概是较方便的。

我以为贾兄已告你，故未再写信。现仍将所见率直奉告，请参酌。耑上，候

撰安

弟何满子拜

一九八九年十月廿六日

虽然我并不一定同意满子先生对我的第一点批评，在如何还原历史的处理上，彼此可能有不同理解和想法，但能够得到他如此坦率和具体的指正和修改建议，我更感到前辈的一种信任。多年来，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可多得的情感滋润下，我感到生命的充实。

十几年后，二〇〇三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拙著，我寄赠一册给满子先生，他当即回信。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信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细节：

李辉兄：

收到惠赐《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新版本，感谢无限。认真读了新增入的《风雨中的雕像》，写得很好，比正文更出色。

你大概不知道，你在三八五页上，写的香港《开卷》上那篇署名“徐盈”的文章，是我写的。原来署我的另一笔名“韩盈”，因此文是一位我与耿都认识的徐大椿女士赴美经港带去的，故改成她的姓。据说，这篇小文起了一点意想不到的作用。据李一氓谈，当时中联部（他们注意这类港台资料）曾印在内部参考材料上供参考过。梅志知道这事。附告。

再次感谢赠书。匆祝

撰安

弟何满子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一日

满子先生所谈“徐盈”文章，我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一九八〇年，胡风在北京与朋友含泪重逢时，海内外舆论界已经在关注着“胡风集团”的平反进程。

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的香港杂志《开卷》2卷10期，发表了徐盈在美国的演讲纲要《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中的轴心》，集中谈到了关于“胡风集团”彻底平反的问题。作者认为：“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字狱。——以后的‘反右’和‘四人帮’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规模虽然更大，但就严格意义上说来，已不属于文字狱的范围，而是政治性事件了。”

作者认为对胡风集团一案如何处理，将关系到文艺界是否真正团结、是否有前途。他写道——

“但是，中国文艺是否还有前途，中国能否真正安定团结，就要看宗派统治是否能得到彻底铲除；那试金石，首先就是要看胡风案件是否能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这是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的轴心。这并不是要不要‘向前看’的问题，也不是要‘翻老帐’，而是因为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文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看来，阻力仍相当大，这还得经过相当曲折艰苦的斗争，但前途应该是光明的，否则，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记得当年写作时，读来自香港的署名“徐盈”的这一文章的剪报，我曾猜想作者是否为《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还为他能在美国发表这一演讲而感到钦佩。满子先生的来信，为我解开了一个谜。

却原来，机智的满子先生他，以杂文家的想象力，虚构出这样一篇演讲，在中国历史转折之际，为乍暖还寒的文坛再洒融雪剂，从而使胡风，使满子先生本人及朋友们的解冻加快了速度。

事过境迁，一个细节的还原，为沉重的悲剧抹上了一份喜剧色彩。走笔至此，我分明看到满子先生面对历史老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他笑到了最后。

四、旧作上的题跋

在一九五五年陷入逆境之前，何满子先生一共出版过三本书：《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论儒林外史》《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自二〇〇三年开始成为旧书网的常客后，我先后觅得《论儒林外史》的两个不同版本和《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一种。每次买到后，我均寄满子先生请他题跋。

之一：

《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中国文艺研究丛书”，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二次印刷。满子先生题跋如下：

此书为我早年涂鸦之作。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态氛围下，缺乏不投时好的觉悟，率尔议论，思之常感愧恧。深盼其能绝迹于人世为幸。不意李辉兄竟觅得一本，重读之不胜汗颜，非仅通常“愧少作”而已。但此为既成事实，只能深自任咎也。

〇四年六月何满子识

重读旧作，满子先生极为认真。他在不少地方用红铅笔画上了红道。以下为他画上红线的部分文字：

1.其实这种借题讽世之词，不过是他未获委用的酸葡萄情绪的发泄罢了。由于怀才不遇之感，这颗自叹不幸的“蚌外之珠”便发而愤世嫉俗，成为狂生；发而孤芳自赏，成为傲士。

2.他的人生态度，是灰色的、冷眼旁观的、清客式的、游戏人间的。他把人生看作梦，看作舞台，而他则是游手好闲的一个票友——带着凄惶味的插科打诨的演员。

3.对他所敬慕的朋友如王斫山者，尚且如此油腔滑调，陶情笑谑，则对他人他事，亦必卖弄机智，到处插科打诨以娱己娱人。……以谈说悦人，佐人饮酒，这分明是帮闲清客的行径。……其名其文是离不开其人生态度的，而人生态度又决定其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虽至刀架在脖子上，依然要发“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这类玩世的自嘲，实是插科打诨的本性难移之故。

写作该书，作者称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书末写道：“鲁迅先生对金圣叹是否定的，他评金本《水浒传》，只说了‘惟字句亦小有佳处’一语，别无一字之赞。其高见卓识，实在令人钦服。写完本篇时，不禁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兴起由衷的崇敬和感念。”作者这样评价金圣叹：“在封建士大夫阶级中的正统派眼里，金圣叹自是一个狂狷之士，一个不安分、不走正路的左道旁门。”

在我看来，该书的语言风格接近于杂文，而非严谨的学术论述。上面所引画红道文字，集中表明作者更像一位锋芒毕露、不留情面的斗士。

诚如他在题跋坦言，此乃“机械”氛围下的作品，难免“愧少作”。

之二：

《论儒林外史——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上海出版公司，“中国文艺研究丛书”，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该书内容提要写道：“本书内容分九章，分别探讨了我国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高贵的品质、伟大的良心，他的不愿和封建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超拔精神，他的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以及他的不朽的巨著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这部巨著的内容在今天对于我们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实验主义论者对吴敬梓所作的不恰当的评价，澄清主观观念论者的谬说。”

满子先生题跋如下：

此为五十年前旧作，出版方半年，即被胡风案株连入狱，从此告别文字生涯廿余年。五十年前之书，存世已罕，李辉兄竟觅得一册，重睹此书，不禁感慨系之。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何满子

我还另买到《论儒林外史》一九五七年的新版，改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满子先生题跋如下：

此为本书第二版，初版一九五四年出版于上海出版公司。两版均已难得，今李辉兄觅得，亦奇遇也。但本人则徒惭少作之幼稚焉。

何满子，〇三年二月

新版《论儒林外史》的重要，在于为我们了解满子先生的经历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曾被作为“胡风分子”而被捕的他，一年后被释放，适逢一九五七年春天的“鸣放”时节，他又获准出版旧作。他在三月新写《后记》中，开篇写道：“这是五四年的旧稿，最近新增了三题，通篇并作了一番修芟，但读书有限、识见不广，仍然只得以疏漏的面目献给了读者。”对于他，这是突遭厄运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书的面目“疏漏”，而在当时情形下就一个文人的政治生命而言，此书的新版无疑是一种完满。不过，谁也没有料到这“完满”转瞬即逝。

三本书中我未买到《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不算完整。如今，即便有幸觅得，斯人已逝，又如何求先生再题跋于书呢？

唯有叹息。

五、又回故乡

回到龙门古镇。

难以理解，在这个有着辉煌历史传统的村落里诞生的孙承勋，为何舍弃诸多足以“光宗耀祖”的名字不用，而选择了被伤感悲哀浸泡得格外沉重的“何满子”三个字作为笔名，陪伴自己走完漫长人生？

“一声何满子，落泪到君前。”从古到今，“何满子”一词在诗歌中，无不与苦难与悲伤相关，最有名者莫过于白居易的诗句：“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他还这样注释说：“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满子先生自幼熟读经典，白居易的诗句和“何满子”的典故，他不会不清楚。可是，他却选择了它。

于是，孙承勋从龙门古镇走出，何满子向世人走来——一个桀骜不驯、坦荡无畏、不惧是非的执拗文人，充满自信地走来。

磨难却不期而至，将他笼罩。历史悠久的“何满子”典故，因这个人的遭际而在二十世纪多了新的意蕴，多了命运的巧合。

满子先生离开龙门多年，重返故里生活则是在命运多舛的一九六六年秋天。不是衣锦还乡，更谈不上光宗耀祖，而是以戴罪之身被从上海遣送龙门。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回忆说：

这时，我收到吴仲华从家乡的来信，诉说她在乡间也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抄家和凌辱。信是拆开了的，显然被检查过。九月底，红卫兵便向我发出了驱逐令，张贴在单位院内的广场上。内容大致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何满子，在家乡有极大民愤，当地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押解回乡批斗，特下驱逐令，于二十四小时内押解回乡云云。……下驱逐令的次晨，我就被押送回原籍乡间，一直放逐到一九七八年冬天，共十二年整。

二十多年前，满子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还讲述过自己在家乡被批斗的故事。说是批斗，但因为都是姓孙的本家，碍于情面，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对他的批斗，总是戏剧般收场。

有人大声宣布：“何满子是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自己交代！”

他上台交代几句。

“不彻底！”本家们齐声高呼。

“那让他认罪。”

他朝着观众三鞠躬。然后，随即有人宣布：“好，散会。”

乡居的日子艰难，却不像城市单位里那般严酷无情。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满子夫妇在家乡龙门住了将近十二年，直到一九七八年“解冻时节”的来临才返回上海。

谈到故乡的十二年生活，满子先生写道：“乡村的劳动人民确实很厚道诚朴，即使对我这个‘朝廷钦犯’也照顾帮助，比起上海的‘牛鬼’们来，我受的折磨要轻得多……”

故乡以这种特殊方式，为受难的何满子提供了温暖。

故乡难忘。可以相信，晚年的他题写“来这里读懂中国”时，没有忘记龙门古镇的一切。

如今，他已魂归故里。

“一声何满子，落泪在君前。”千年龙门古镇，你看到了归来的游子吗？

完稿于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