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宋朝,绵延至清朝。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近11万名进士,其中状元700多名。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进士之中。

北宋时期,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录取人数增加,取士范围扩大,考试规则也渐趋完善,同时经由科举考试登第的士人亦开始大量进入官僚阶层,并产生了日益深刻的社会影响。随着宋室南迁,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南移,从而使得两浙地区教育的普及程度、文化艺术水准、学术思想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南宋庆元元年(1195)宁波由一个普通的州升为庆元府,元大德七年(1303)浙东道都元帅府治移至庆元路。宋元时期宁波凭借独特且优越的区位优势,一跃成为畿辅之地,经济发达,贸易繁荣,文教昌盛。《延祐四明志》序中记载:“浙东七州,推明为首”“扼塞户版、物产、地利是宜”。宁波通过科举制度而登科,甚至为官任相的人数也剧增,成为多产进士的府治。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北宋时期宁波共有进士161名,占全省进士总数的10%;南宋时期宁波共有进士983名,占全省进士总数的17%;元代宁波共有进士9人,占全省进士总数的6%。宁波因此有“进士之乡”、“文献之邦”的美称。

但是,由于早期科举文献的缺失、遗漏和错讹,由于进士的祖籍、本贯与徙居地异同,由于进士录取名额有限只好寄籍甚至冒籍考试,宗谱中伪造进士及认宗同姓进士被方志采信等原故,要准确完整确认旧境和现境宁波地区进士的数量和名录,考订进士生平和著述,仅仅依靠方志记载还远远不够。从《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到《嘉靖宁波府志》、《光绪余姚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象山县志》,直至当今的《宁波市志》、《奉化市志》、《余姚市志》、《镇海县志》、《宁海县志》都或多或少记载本地进士的相关资料,但是大多数仅仅留存登科录,其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却无详载。即使某些历史名人有详细载录,也存在讹误,缺乏原典支撑。

因此,必须从历史文献、碑刻文献、谱牒文献、出土文献等各形态文献中搜罗宁波进士信息,从《宋会要辑稿》、宋元方志人物传记资料、宋人文集等宋元典籍中辑录宁波进士资料,相互比勘订误,进一步厘清宋元时期宁波进士的真伪,增补进士的史料,弥补当今宁波进士只有考定的题名录而未系统载录进士之生平仕履的不足之处。这点正是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宋元科举,海内外学人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推出了大量成果。如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辽金元》、张希清《中国考试文献集成》第三卷《宋》、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金中枢《北宋科举研究》、(美)贾志扬《宋代科举》、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余来明《元代进士生平补证》、龚延明《宋登科记考》,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对宋元科举内容及其变迁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目前科举制度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跨朝代跨地域的科举制度的宏观性研究;第二,断代科举制度的微观性研究;第三,区域科举制度的微观性研究。尤其是区域科举制度的研究如火如荼,有《海南进士传略》(1998)、《临朐进士传略》(2002)、《诸城明清进士传略》(2007)、《吉安历代进士录》(2010)、《闽侯进士录》(2010)、《日照进士录》(2010)、《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2005)、《昆山历代登科录》(2012)、《嘉兴历代进士研究》(2013)等一大批成果问世。

宁波作为古代科举考试的重镇,历来都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如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研究了明清宁波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和社会规律,龚延明《宋登科记考》和《鄞县进士录》搜集了鄞县自宋代以来的进士名录,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探讨了近世时期宁波进士分布的时空变迁,还有杨军《慈溪历代进士录》、沈毅《慈城科举文化述略》、胡审严《宁波的进士》、饶国庆《慈城冯氏科举兴盛考》等论文也从各方面揭示了宁波科举的历史面貌。宁波也是科举文献收藏中心,出版过《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明代科举文献独步天下,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收藏在天一阁博物馆。尽管如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宁波科举研究与其他地市科举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迄今为止,尚无一本较全面的宁波科举史专著面世。

本书充分吸收历代科举史研究成果,以年代和榜次为序,逐条罗列进士的生平、艺文及研究成果,文献来源包括历代文集笔记,尤其是宋元时期宁波人的文集和笔记,有关宋元的基本史籍,古今地方志,宋元时期登科录和同年小录,同时广泛吸收宁波地区的碑刻及出土文物资料,并与原典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不仅彰显了宁波“人文之邦”的风采,更为科举研究、进士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本书还选录了部分宋元时期宁波进士图像,来源有《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中国人物图像索引》等图录文献和数据库等,从中遴选图像,以图证史,增添了可读性,也为区域科举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万湘容

201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