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9年12月，张世林先生主持编写的《学林春秋》正式出版了，共邀请全国128位专家学者撰写各自的治学经历，其目的是“请他们把自己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并记录下来”。全书按年龄先后排定次序，将80岁以上学者编入《初编》，共收入44篇；70岁以上学者编入《二编》，共收入41篇；60岁以上学者编入《三编》，共收入43篇。通过这样的做法，把他们的“治学经验和体会一并及时地记录下来，庶几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时，便可留下一批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初编》中的前三篇是金景芳先生的《我和先秦史》、钟敬文先生的《我与中国民俗学》、顾廷龙先生的《我和图书馆》；《二编》收入的许多学者我都认识，如徐规先生（《我和宋史》）、卞孝萱先生（《我与唐传奇研究》）、章开沅先生（《我与辛亥革命研究》）。我当时有幸也被邀请撰写《我与中国史学史》，收入《三编》，编入此编的还有林甘泉先生的《我与土地制度史研究》、李学勤先生的《我和殷墟甲骨分期》、陈得芝先生的《我与蒙元史研究》，在当时来说，我还是名副其实的晚辈。很快15年就过去了，最近承浙江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厚爱，将我多年研究成果中一些具有特色的文章集结为《史志丛稿》出版，在此自然还得向读者交代几句。既然治学的经验和体会在《我与中国史学史》中已经讲过了，这里我想和大家谈谈我的治学特点。

我一生中在做学问上，从来不跟风，不赶浪头，因为风向是经常在变的，真正搞研究，经常变换课题，是搞不出好的成果的。这是做好学问的前提。我在挑选研究课题时，第一个特点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从不去争热门。众所周知，在史学研究领域，“前四史”向来都是大家研究的重点，还有刘知幾和《史通》，也都早有人研究。开始时，我打算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深入研究，也确实写过《‹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资治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资治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求实精神》《‹资治通鉴›编修分工及优良的编纂方法》等多篇文章。后来发现有多位先生都在研究司马光，有的已计划撰写司马光评传，于是我就放弃将此作为今后的重点研究课题，另外考虑其他选题。后经过多方调查和研究，最终选定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作为自己长远的重点研究课题。因为章学诚长期以来不仅没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还受到非常不公平的评论，加之章学诚又是浙江人，作为乡土人物，也该重点研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想为其鸣不平，关于这点，后面我会详细叙述。

我在做学问过程中第二个特点，是希望自己花点时间，对那些曾在历史上做过贡献的历史学家作些研究和发掘，不要让他们的贡献一直埋没而无人知晓。因为我国历史悠久，产生过许多有作为、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但是长期以来，研究总是集中在一些大家身上，而有很大一部分史学家一直被冷落，有的至今尚鲜为人知，其中最早发掘的便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众所周知，此人乃是明代文坛上文学大家，是“后七子”的领袖。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被掩盖而无人知晓。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才发现他。新中国成立前，我的一位姨祖父曾做过私塾先生，家中不仅有“四书”“五经”，还有一部“光绪己亥（1899）长夏”上海富文书局石印的《王凤洲纲鉴会纂》，全书46卷，早年我曾确信为王世贞所编纂，这就引起我去查阅王世贞的其他著作，从而发现了《弇山堂别集》。从书名看，有些像文集，其实它是一部记载明代历史的史学著作。因此，我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就已经将它列入，当时是这样介绍的：“是他编撰纪传史的一种素材，它是史书而不是文集。”1991年，我在中华书局的《书品》第3期发表了《莫把史书当文集——读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后来我又在《文献》上发表了《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从此，新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了王世贞一席之地。

在明代中叶与王世贞同时的还有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胡应麟，在文学、史学诸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则是撰著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及辨别伪书的方法。可以这样说，这部书的产生，为我国辨伪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无论对史学、文学的研究还是古籍的整理都是功不可没。

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的变动，产生了一大批野史著作，其中许多成果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对于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历史学家谈迁，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著了多达400万字的明代编年史《国榷》，第一稿被盗后，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强忍悲愤继续写成，其精神实在感人至深。全书104卷，加上卷首4卷，共108卷，仅从该书卷一到卷三十二的引书来看，参考明人著作就达120多种，确实做到广征博引、翔实丰富。

而以文学家而著称的张岱（1597—约1689）亦以27年时间，编著了明代纪传体史书《石匮藏书》220卷，记载自洪武至天启的历史，他自称此书编写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康熙初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编写《明史纪事本末》，他在此得见崇祯朝邸报等材料，遂补撰成崇祯及南明历史，成《石匮书后集》63卷。此外，查继佐的《罪惟录》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野史，我先后都将其写入书中。至于明代以前的那些著作，就不再一一罗列了。

我在做学问中第三个特点，就是具有争辨性，而所写的文章大多也具有这一特点。所以曾有朋友对我说，由于我长期对章学诚进行研究，因而章氏治学精神中的某些特点也影响了我，如“善于辩”。这自然是客气的说法，说白了不就是“好争辩”？我倒认为，“好争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学术界有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研究结论自己有不同看法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有什么不好呢？做学问能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就是要通过分析辩论。我在研究好多问题上都是这么做的。我最初确定将章学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因为章学诚一生非常坎坷，由于他所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因而形成了“好辩”的习惯，当然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致死后也得不到公正的评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也未得到改变。当然，我将他作为研究重点，目的自然就是为其辩护，为其辩诬，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有一定风险。因为史学界最大权威人物陈垣老校长，长期以来一直把章学诚说成“乡曲之士”“读书不多好发议论”的人，所以大家一直都避开。可是根据我的研究，这都不是事实。于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进行研究。有人说章学诚在考据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贬低戴震，我便写了《章实斋和戴东原》，指出章学诚对戴震是褒大于贬，在当时真正认识戴震的学术价值的也只有章学诚。接下来有针对性地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和浙东史学》等一系列文章。后来接到匡老（亚明）主持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来信，约我撰写《章学诚评传》，于是便欣然应命，并约叶建华同志和我共同撰写。我们在这部评传中对章氏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书中也不回避矛盾，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与各种不同看法展开争论，诚如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为本书所写书稿评审意见中所说：“本书稿具有很大的争辩性”，“直到现在还有人把章看作‘乡曲之士’、‘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基于此，本书稿在突出主体思想的同时，常为章氏辩诬，如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与王守仁相比，其说新在何处？章氏批评戴震是不是坚持宋学？是否就是章氏‘六经皆史’之糟粕？章学诚是对我国学术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还是‘乡曲之士’及‘读书不多而好发议论’的人等等，本书稿皆以先人和时人的观点为对象，以章氏本人著作为根据，参照有识之士（包括外国人）的论述，给予有力的辩驳。所以读本稿能够闻到章氏本人所持有的‘好辩’的气息。”这就说明我研究章学诚要为其辩诬的愿望，在这部评传中已经实现了。

其实，在我发表的许多论文中，还是以争辩性内容居多。就以对司马光和《通鉴》研究来说，所写5篇文章，全部都是与别人争辩的。如《‹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资治通鉴›编修分工问题》，因为刘恕是三大助手中的关键人物，所谓“全局副手”，相当于今天的副主编。3个人收集资料，编写长编，都是有分工的，可惜正式文字记载并未见到，所以长期以来常有争论，我这篇文章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是为我校举行的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撰写的，因为文中对王曾瑜先生《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几点不同意见，我的文章尚未正式发表，很快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我阅读以后，发现王先生的错误在于对司马光《贻刘道原书》理解有误，所以我很快又写了一篇《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资治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我在文中指出，王先生错就错在把信中的“前五代”误解为“后五代”，这样当然永远都解释不通，因为“前五代”指的是“梁、陈、齐、周、隋”，而“后五代”则是“梁、唐、晋、汉、周”。我的文章发表后，王先生看到了，自然就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后来他在给我系一位老师写信时说，这一次小辫子被我抓住了。我对这位老师说，我从来不抓人家小辫子，也希望王先生以后与别人争论时要做到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千万不要盛气凌人。

在这次争论中，我发现，对历史上唐以前还有“五代史”这个名称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连一些宋史专家尚且如此，其他人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有位中文系先生在文章中居然还反问道，唐以前哪来什么“五代史”？为此，我决定撰写一篇《唐前五代史和五代史志》，让青年人能知道唐前五代史是怎么回事。因为大家读过历史，都知道唐代以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代历史，这是指五个朝代历史，而唐前“五代史”因修五部史书而得名。唐初统治者很重视编修史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令修梁、陈、北齐、周、魏、隋六代史书，后因《魏书》魏收已修过，故决定只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正月，五史修成，书奏进后，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并对每位编修人员“进级颁赐各有差”。唐太宗已将这五部史书称为“五代之史”，于是唐朝人便将梁、陈、齐、周、隋五史合称“五代史”了。刚修成时，五史皆为纪传，全无表志，因而典章制度均无记载，所以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又诏修《五代史志》，历15年，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共10个志，30卷，开始是单独别行，称《五代史志》。它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因为是为五部史书合写的，因此很难分割，而五史又各自单行，而志在编写时，即按《隋书》的组成部分处理，加之“隋以五史居末”，后遂“编入《隋书》”，“专称隋志”，于是有些不知原委的人反而批评“隋志”在编纂上“失于断限”。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这些内容来龙去脉加以说明，希望青年读者以后不要再闹笑话。

我写《通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则是在为司马光辩诬。1980年《人文杂志》第1期发表了《评‹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一文，副标题是《论司马光曲笔之一》。我读了以后，很想等一段时间再看“曲笔之二”是什么内容。我觉得“曲笔之一”所讲之事很难成立，而“曲笔之二”又迟迟不出来，于是我只好先写反驳文章，并且标题是针锋相对的《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求实精神》。众所周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编修完成的同时，30卷的《通鉴考异》也同时编好，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通鉴》开始编修前，司马光对三大助手在选用资料上就有着严格的规定，这都有文字记载的。而这30卷《考异》也可以说是他与三位助手在资料选用上商量讨论的记录，从《考异》来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人名、地名、时间、事件都有考订。这就充分说明，他对于史料的取舍非常审慎，考订精详，体现了他在治史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他写史曲笔！

对于司马光，我还写过一篇具有争辩性的文章——《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对于司马光在史学上的地位，史学界评论虽或高或低，但总体上都一致肯定他的贡献。至于他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评论几乎是全盘否定的，原因是他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自然就是反动的，这就是当年评价历史人物的逻辑，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现有的思想史无例外地斥之为唯心主义、天命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还认定司马光“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者”。其思想是否有可取之处？从来无人问津，总认为他在思想上没有什么长处可言。我认为这种评论未免失之过激。我当时就想打开这个局面，试图对司马光反对佛老、怀疑鬼神怪异的无神论思想略加剖析，为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探索一条道路，而不能老是“非正必反”。文章写好后，好多刊物都很感兴趣。上海有个刊物最早来信，希望给他们，但是要求将《中国通史纲要》一书书名去掉。这个要求我当然不会接受，若将该书名拿掉，那我讨论的对象不就没有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怕得罪权威，因为这部书是由白寿彝先生主编。对于这一点，我向来认为，对于老一辈学者要尊重，但是对于他们的学术观点和主张，有不同看法还是应当提出来讨论，否则学术还要发展吗？就如在上文中已经讲过，尽管我要替章学诚辩诬，但对陈老校长我照样非常尊敬。正在这段时间，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编颜中其先生来看我，得知此事后忙说，我们不讲任何条件，若给我们，会一字不动地全文照发，于是这篇文章真的就给《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旨在希望当今各种学术刊物在发表文章时，首先考虑的是对祖国的学术文化发展，而不要眼睛只是盯着权威学者。

我在这篇文章中，讲了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司马光反对佛老；第二个讲司马光的丧葬理论非常了不起；第三个讲《资治通鉴》“不书符瑞”。关于司马光反对佛老，苏轼等人都早已讲了，君实“不喜释老”，因为司马光认为“佛不能为人造福”。他在《通鉴》中对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三次反佛运动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他借北魏太武帝之口，指斥那些信奉佛教的君主为“信惑邪伪，以乱天常”的“荒君”。他记载了北魏胡太后“好佛事”，“民多绝户为沙门”。李瑒上书，指斥佛教为“鬼教”，“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特别是对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和竟陵王子良那场辩论，叙述得更为具体而生动。他编修《通鉴》本以叙述简洁而见称，但在这里详细叙述双方论战，突出无神论者范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形象，说明司马光对于范缜的言行决不只是一般的同情，而是出于赞同的心情。如此详尽的记载，自然不是出于偶然。

众所周知，在封建时代，富贵人家对于丧事总是大操大办，可是司马光却提出“葬具不必厚，葬书不足信”。在他看来，丧葬就是埋葬死者遗体，使祖先遗体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臭，这是子孙应尽的一点义务，所以葬地只要高一些，土层厚一点，不致使坟墓被流水冲毁就好了。葬地无所谓吉凶，葬书所宣扬的一套迷信观念，司马光一概不信，“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子孙岂可因以求福！”不管是君主、老百姓死了，都不必择地卜日，徒耗财力。他还特地写了《葬论》一文，生动地介绍了他家族丧葬时不信葬书，不择葬地，改变传统的丧葬方式。我曾经提出过，《葬论》一文，即使在今天如果将其公开发表，肯定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因为这是一篇优秀的无神论杰作，可以起到破除迷信、节俭办丧事的作用。特别是今天社会上风水先生到处兴风作浪的时候，发表司马光《葬论》，可以起到针锋相对的作用。读过《通鉴》的人也许还知道，司马光在《通鉴》中还记载了梁昭明太子为求吉地葬母，其结果“求吉得凶”。司马光在文末评论说：“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这个结论是司马光对世人的恳切规劝。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司马光的思想中还存在天命论思想，也就是说，天命论与无神论两种对立思想在司马光身上是同时存在的。否定司马光有无神论思想，判定他是天命论者是不公正的。我们怎能设想，一个天命论者却能旗帜鲜明地反对佛教，并能对世俗的葬礼作如此激烈的批判；我们怎能设想，一个天命论者在《通鉴》编写中能有勇气贯彻“不书符瑞”“不语怪”的原则，不期待老天赐福，而恳切规劝君主“修德”，要重视人事。我认为对司马光思想取其一，舍其二，必然有损于司马光思想的完整性。只有不回避矛盾，把对立的两种思想都加以研究，辨析哪一种占主流，只有这样，才能把司马光的真实形象描绘出来，使我们看到历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避免对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形而上学弊病。像司马光这样复杂的人物并不少见，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实，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是不彻底的，他们或多或少包含着唯心的、迷信的思想，这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程度有关。即使科学发展的今天，唯心论、迷信思想还是不可避免的，何况是古人呢？总之，笔者的意图是想为克服历史人物评价上形而上学的弊病试作一点努力。我认为，首先要从人物的客观实际出发，从占有全面的史料出发，不要从主观的结论出发。其次，不要回避矛盾，要承认矛盾，在此基础上探求矛盾产生的原因，衡量矛盾的两方，何方为主导方面，这样做有利于克服片面主义，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为一本书而写争论文章最多的要推《越绝书》了。这部典籍全书篇幅并不多，而存在问题却不少。特别是其书不署作者姓名和成书时代，都成为后世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加之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又异想天开地说：“《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于是后来浙江有些人便附和并直接将此书称为“地志之祖”。这么一来，“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便神话般创造出来。其实这本书全文具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说成是地方志。为此，我在1990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题为《‹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的短文，从该书著作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方面加以论述，指出这是一部地方史，而绝对不是地方志。文章发表后，新华社还发了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栏目里作了广播，《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多家国内报纸分别以《越绝书论述治国强兵之道》、《越绝书是战国时论述治国的史书》、《越绝书谈论治国强兵之道》等标题加以转载。为了一篇短短的学术论文，惊动了如此众多的新闻媒体，应当说还是不多见的，看来着眼点还是落在这部书的性质上面，因为从报道的标题可以看出，都肯定了这是一部研究当年治国强兵的史书，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关于这部书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作者是谁。由于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未署作者姓名，因而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直到明代杨慎用隐语析出为袁康、吴平二人。众所周知，析隐语如同考证，其结论非得有旁证方能成立，可是，杨慎始终未能找到旁证，当然不能成立，加之，从东汉直到明代，所有相关文献中也从未见过有此两人的记载。我经过仔细研究，于1997年在台湾《历史月刊》3月号发表了《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指出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袁康、吴平这两个人。而值得庆幸的是，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大学李步嘉先生的《越绝书研究》一书中也提出“袁康、吴平不是人名”。令人遗憾的是，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竟轻信杨慎之说，遂使两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堂而皇之地流传。如今到了应当将其从所有历史记载中清除出去的时候了，不应当让其以《越绝书》作者名义再继续蒙骗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越绝书》作为文化遗产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属于浙江，我觉得现在也应说说清楚，它的内容是记载吴、越两国之事，而它的作者又是吴、越两国的贤者，这是书中明确讲了，既然如此，它就应当属于苏、浙两省所共有，而并非浙江一省所独有，一是一，二是二，不应再含糊其辞。以上这些问题，按理说都讲得非常清楚，完全可以定论。可是，有些人向来就自说自话，他照样还是说《越绝书》是地方志，照样按杨慎的说法再重复一次，将你批评过的文章完全丢在一边，也照样有刊物会为他发表，就在前不久，还发表了两篇。这虽然说来是不正常的，又有谁能管呢？希望学术界这种怪现象以后能尽量少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参与方志学界活动比较多，因而关于方志方面争论的文章自然也比较多。因关于方志起源的奇谈怪论比较多，所以曾先后发表了《论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而方志编修本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可是方志学界却有好多人都在说在国外好多国家也在编修，为此，我曾写了《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并在多篇文章中也都进行批评。有一段时间，方志学界流行着许多错误的说法或理论，于是我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1期发表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全文一共谈了10个问题，又附带讲了3个问题，用打包方式，将好多问题拿出和大家一道商量。进入2000年，首轮修志基本结束，新的一轮修志即将开始，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新的一轮志书如何修法。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王忍之同志2000年7月26日在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续志编修的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续”，“第二个任务是修”，“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对于第一个任务，修志界同人是容易理解的，也是容易接受的，但是对第二个任务，大家当时就很不理解，其实是很不接受。王忍之同志当时讲得很清楚：

上一届所修志书，总的说来，质量是不错的。但也存在缺点和不足，甚至有错误。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呢，还是重视它，尽可能地改正它？我想应该是后者。“修”也是新一轮修志重要的、不应该忽视的任务，不能只讲“续”，不讲“修”。“修”的工作量很大，开拓工作难度固然大，要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不容易，也要付出大量劳动，要做很多考订、补充、修正等等的工作。好的保留，错的纠正，漏的补上，长的精简，如果这些工作做好了，再加上时间上把它延伸，新的续上，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就完成得更全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部新的、更好的志书，既有最新一段历史的新的史料，又有对上一部志书的提高、修正。这次修志应做到既续又修，不能偏废。

王忍之同志提出的办法其实就是我国传统的修志方法，为此，当时我就写了一篇《千锤百炼著佳章——新志续修的一些想法》，目的在于解读王忍之同志这个报告的精神。历史上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志书，都是这样修出来的，即以已修的志书为基础，再从头修起。如著名的“临安三志”，100年间修了3部志书，都是自为起讫，谁也不续谁，实际上后者总是得益于前者，《乾道临安志》与《淳祐临安志》相距80多年，而《淳祐临安志》与《咸淳临安志》相距还不到20年，尽管间距很近，照样从头修起。《咸淳临安志》成为宋代流传至今体例最完善、内容最丰富、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地方志，成为研究宋代历史非读不可的一部经典，所以能够如此，正是由于有前两部志书为其奠定基础，特别是《淳祐志》成为该志编修的蓝本。所以我们说《咸淳临安志》的成功，前两部志书的作者也都做过贡献，当然在总结这部志书成功经验时，这些重要因素都不应当忽略。我们再看看《景定建康志》，也是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好评的精品佳志。此志编修之前，也曾修过两次志书，即乾道五年（1160）修的《乾道建康志》和庆元六年（1200）修的《庆元建康志》，这两部志书如今都早已失传了，但是当年马光祖、周应合两人在修《景定志》时肯定都看到了，而且对两部志书的利弊得失还作过对比。马光祖说：“乾道有旧志，庆元有续志，皆略而未备，观者病之。庆元今逾六十年，未有续此笔者。”周应合说：“旧志二百八十版，所记止于乾道；续志二百二十版，所记止于庆元，庆元至今当续者六十余年事，不敢略，亦不敢废前志也。”这里讲得很具体，连每部志书多少版都讲了，同时又讲了指导思想，即续写庆元以来60年之事，又吸收前两部成果而“不敢废”。至于如何补、如何续，马光祖也明确讲了：“乾道、庆元二志互有详略，而六朝事迹，建康实录，参之二志，又多不合，今当会而一之，前志之阙者补之，舛者正之，庆元以后未书者续之，方为全书。”这就告诉我们，这部志书的编修，是在吸收前两部志书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先将两部志书“会而一之”，对其“阙者补之，舛者正之”，然后再续之，这就是全过程。从这全过程来看，与王忍之同志提出的续修要求何其相似。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国传统修志都是如此，正因如此，方才修出精品志书。一部经典志书，总是要经过反复锤炼的，而好的文章、好的著作也都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我在文章开头还列举了欧阳修修改文章的故事，想以此启发修志同人，可是，当时大家就是听不进去。我在这篇文章最后讲了这样一段话：

王忍之同志提出的“修”与“补”的任务，修志界同人已经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而我的一些想法又有谁来理会呢？作为一介书生，由于人微，言再重也肯定不足以动修志界同人之视听。尽管如此，作为方志理论工作者的我来说，在修志工作面临转轨的重要关头，何去何从，为了对方志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能不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责，就是对方志事业和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讲了无人理会，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15年过去了，二轮修志也已经告一段落。据有的同志统计，全国90%以上地方，所编修的志书都是“断代式”，因此，首轮修志中没有修进的和错误的，既未补上，也未纠错。事实上，首轮修志过程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民国时期的内容记载太少，有的基本没有记载；第二，对三年大灾荒内容很少记载（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副作用）；第三，关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许多志书都是空白。再加上首轮志书中还有许多错误。王忍之同志作报告时，本希望通过二轮修志加以补上和纠误，现在看来，这个希望全部落空了。这个任务留给谁来做呢？这个责任谁来负责呢？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吗？！当年对王忍之同志报告“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那批省市修志领导，如今为什么一个个都不吭声呢？面对这样的结局，难道你们个个都心安理得吗？据有关同志透露，上一届指导小组似乎已经承认坚持“断代式”续修是错了。我从报刊上也看到，去年山西运城市二轮修志启动仪式，朱佳木同志和指导小组秘书长李富强同志都参加了，该市市长还亲自主持会议。一个地级市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原来该市二轮修志是贯通古今的重修，而不再是“断代式”续修了。这是用实际行动来纠正原来的错误，可惜的是为时已太晚了。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方志编修工作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千万不能让承传已近2000年的优良文化传统，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如今二轮修志未能完成的任务，如何能完成，自然又成了一个悬案。

谱牒学和方志一样，也是史学发展的分支，因而也是我的研究内容之一。而在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有的还在胡说八道，在看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又得发表意见，这么一来，又要对别人进行评论。所以，我早就讲过：“对错误的说法和观点，听之任之吧，是对学术发展的不负责任；发了文章，必然给人一个感觉，似乎我这个人到处在批评人家，就像一个消防队员。因而深感学术评论之不易，文学、史学如此，方志学、谱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曾有青年学人问起，应酬文章写不写？我说这得具体分析，因为生活在社会上，相互之间交往很多，一概拒绝自然是不可能，全部答应又受不了。因此，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出于请托而写。如《地记与图经》，就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建社20周年之际，出的一本纪念集，他们邀请一批学者撰文章，不限内容和选题，而是自己选定的。以前曾经有人以此题写过文章，并且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那篇文章并未能讲到问题的实质，仅仅罗列了一些现象，并且不少说法很不准确甚至错误，因此乃以此旧题新作，我想这样的请托何乐而不为呢？有的则是老朋友，并且人家本来就是名人，如原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捷先教授，有鉴于大陆经常在放“戏说康熙”“戏说乾隆”等影视剧，把清朝几个皇帝的形象完全歪曲了，为此，他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写了《康熙写真》《乾隆写真》《雍正写真》等，“莫让‘戏说’误导学习一位被人塑错了的形象”。而其中《乾隆写真》前面“推荐人的话”则请我来写。我在通读全稿以后，经反复考虑，结果写了《‹乾隆写真›使你认识真实的乾隆》。而这套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采用纪事本末体裁来撰写人物传记。《乾隆写真》一共列了50个专题，第一个是《乾隆皇帝的生母》，最后一个是《乾隆之死及其身后劫难》。在清代的帝王中，乾隆皇帝在民间影响最大，而近年来社会上销售的清代帝王之书或电影电视作品中，有关乾隆的也特别多，但其内容大都是传说的乾隆、虚构的乾隆、编造的乾隆，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乾隆，因而就形成了一个假象。在人们心目中，乾隆乃是一位“风流天子”，给人的印象就是整天陪着几个貌美的女子游山玩水、风花雪月，沉溺于女色之中。其实这些都是被人虚构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乾隆写真》一书通过对乾隆一生重大事件和琐碎生活的系统叙述，从正面回答了这些问题。全书通过10个问题，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将一个真实的乾隆皇帝展现在读者面前。它告诉人们，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武全才的君主，一位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有建树的君主。该书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将该写真系列中3种引进出版，建议读者读一读，肯定会有不同的收获。我受邀为其写了“推荐人的话”，亦获益匪浅。这种“推荐人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为一本书所写的“序”。这也说明，同样写应酬文章，并非都是负担，为朋友、学者而写，照样从中受益。还有一种应酬文章，我可以利用其作为平台，来发挥我的观点，同样也是乐意接受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为《越绝书校注》和《方志资料审核论稿》所写的序。关于《越绝书》，以前我虽然已经写过多篇文章，而在为张仲清先生这部书所写的序中，则是将所有这方面的内容全部联系起来，包括相反意见，让读者阅读后能够进行比较，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合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只听一面之词，以达到传播真实历史知识的作用。而《方志资料审核论稿》一书，我在序开头就是这样说：“当我第一次看到平阳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林顺道同志的《方志资料审核论稿》书稿时，就本能地感觉到这是一本好书，好就好在它有实在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很显然将有益于修志界同人。它与时下流传的有关方志理论的书全然不同，后者的内容则是从理论到理论，看了以后使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似乎理论非常高深莫测。说穿了就是将许多原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尽量复杂化、抽象化，就如同市面上出售的膨化食品，几十粒玉米就可以膨化出一大包。这种理论价值何在？正因如此，当林顺道同志提出请我为之作序，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本有用的书向广大修志同人作些介绍，使其在新一轮修志中发挥作用。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早就指出，撰写文章，著书立说，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否则将毫无价值。他还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就是根据这一精神，所以我会欣然为之作序。”当然，在论述过程中，每每都要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叫为我所用。因此，像这样的应酬文章，自然一般都是接受的。当然，还有一些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同样也是少不了的。如我曾应美国斯坦福大学倪德卫教授之约，为他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中译本写了序；应韩国忠北大学邀请前去讲学，第一次讲了《章学诚的教育思想》，第二次则是讲《中国的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前者是他们事先提出的要求。从以上介绍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章学诚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不仅在美国、韩国，在日本、法国等也早就有人在研究，他们的评价都相当高。

最后，向广大青年读者提个建议，希望大家坐下来认真读点书，特别是将来想做学问者，更应当读几部经典名著，以便打好基础。记得当年我在培养研究生时，规定三年中，前两年必须精读四部史学名著：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司马迁的《史记》、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每个学期读一部，并且要写出8000字以上的读书心得。这样做下来，效果很好，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如今许多青年人拿到一篇古文，连句子也断不下来，将来如何从事研究工作？当然仅是上面所述四部书显然还是不够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码也得有所了解吧？美国一位著名华裔学者早就提出，中国的大学生，不仅文科学生应当知道祖国历史上曾产生过著名的二司马，就是理工科学生也应了解祖国历史上的二司马，否则，让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都是空话。

以上这些都是在向大家说明我在做学问过程中的一些特点，至于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体会，早在《我与中国史学史》一文最后已总结出两点，我想还是用这两点体会来结束这篇序言：

第一，做学问不能赶风头，因为风向是常在变的，你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三心二意，要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要随波逐流，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得到高深的造诣。第二，不要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这里我还是引章学诚的话来说明，他告诉大家：“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

2015年12月1日写于浙江大学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