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合作发展倡议，既不同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侧重某一领域的多边机制和G7（七国集团）、G20（二十国集团）、ACD（亚洲合作对话）等诸边高层或务虚对话平台，也不同于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上海合作组织（SCO）这样的边界清晰的经济一体化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涉及面广，覆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二是机制多样灵活，务虚务实相结合，既有政策层面的对话、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有基础设施、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三是虽为区域合作，但具有开放性，不排除域外国家，与中国奉行不结盟、坚持发展伙伴关系策略一脉相承，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可在更广范围内开展共赢合作；四是需要标准的统一互认和规则的兼容对接，但不是以“交换”为基础，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五是尚未建立专有机制，但有诸多现有机制可依托，并为新机制的建立创造了需求、奠定了基础；六是目标多元，不仅在政治上寻求互信、经济上追求共赢，而且强调协调、共享和绿色发展。

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展理念、经验和模式的向外延伸，是中国文明理念和发展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一带一路”虽然涉及面广，涵盖领域宽，内涵丰富，但形散而神不散，核心还是区域合作，通过传承历史、深耕现实，旨在将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增长潜力较大的亚非国家以及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圈紧密联通起来，推动技术、资金、劳动力、能源资源、市场等要素的高效配置，实现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不但是中国目前转型的重要平台和未来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方向，而且是亚欧非大陆摆脱困境，建设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可替代的战略依托。面对各种乱象和困境，唯有通过更大范围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才能破解。中国转型升级，需要重新布局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必须进一步加大“走出去”力度；欧盟久困于债务危机，“去杠杆化”导致内部投资、需求两低迷，也必须寻求合作伙伴拓展外部市场，提高其优质资产和先进技术的利用效率；俄罗斯、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肥沃的土地，但资金、劳动力均比较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土地闲置严重，需要引入外力加快提升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中东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但大国博弈集聚，宗教民族矛盾交织，战乱不断，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需要加强政治对话，建立稳定的经济合作发展机制，根除恐怖主义基因；非洲相关国家发展滞后，生活、教育、卫生条件差，是流行疾病高发之地，是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关注的重点，但非洲的发展潜力也比较大，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劳动力结构比较年轻，世界有责任帮助非洲加快发展，非洲也有条件加快发展。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可实现优势互补，加快发展，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和平和谐、稳定繁荣国际新格局、新秩序的形成。

“一带一路”虽有突出的全球公共产品特征，但现有国际秩序以及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具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属性，美国自然地认为其“领导者”地位受到了挑战，日、印等大国战略压迫感上升，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认为形势对之越来越不利。这些政治上的考虑会反映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上，消极、牵制、阻挠、对抗都可能发生。中国内要转型升级，外要和平崛起，决定了“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担负着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政治上建立互尊互信的双重历史使命，但中国自身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另一方面要量力而行，守好安全底线，在意愿和行动之间确立良好的路线图，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