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莱韦屈恩已经作古。在我讲述他的生平故事之前，在我给这位可敬的、遭受命运残酷打击的、人生道路跌宕起伏的人，给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写第一部，肯定也是非常临时性的一部传记之前，我将首先对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保证，真的，千真万确，我这样做绝对没有任何突出我个人的意思。促使我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来自于对读者方面的揣测——我最好说：未来的读者；因为，就眼下而言，我的这本书还不存在任何可以出版的希望，除非有奇迹发生，使得这本书能够离开我们四面楚歌的欧洲堡垒，为外界带去些许有关我们的孤独的秘密；——请允许我再说一遍：读者将会乐意顺便了解一下作者的身份和职业，仅仅只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预期，我才敢在正式开始之前斗胆先行安排少量有关我个人的一点信息——当然，恰恰因此而引起读者的疑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找对了地方，我要说的是：怀疑我这个人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在思想上应该说还是有所准备的，而我之所以很想去做这件事情，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心灵的相约，而非任何别的性格上的相似，尽管这种性格上的相似颇具合理性。
我把上面的文字粗略地读了一遍，我不得不承认，某种不安和胸口的憋闷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而这也正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最为典型的写照，今天，1943年5月27日，在莱韦屈恩去世两年之后，我要说的是：在他从深夜步入那深不可测的漫漫长夜两年之后，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坐在位于伊萨尔河畔弗莱辛城的这间常年与我相伴的小书房里，开始拿起笔来描述我的这位在天堂里安息——哦，但愿如此！——在天堂里安息的、不幸的朋友的一生。要我怎么说呢，我的这种心情有个特点，这就是：你的心脏在怦怦乱跳，你非要一吐为快不可，而与此同时，你的内心深处却又诚惶诚恐，深怕犯忌，两者在这里纠结缠绕，剪不断，理还乱，让你心乱如麻。说实话，我是一个天性十分温和的，我大概可以说，是个健康的、和善的、注重和谐与理性的人，一个学者，也绝对是拉丁文化和文学的一个不折不扣的追随者，虽然我对纯艺术领域（我会拉浪漫古提琴）也有所涉猎，但我却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骚客，我喜好把自己看作是来自《蒙昧主义者的信笺》[40]时代的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后代，看作是某个洛伊希林[41]、克罗图斯·冯·多恩海姆、穆提亚努斯和俄欧班·黑塞[42]的传人。对魔性之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我基本上不会去妄加否定，尽管如此，我一直以来却始终认为，魔性是一种完全有违天性的东西，我已经本能地把它从我的世界观中剔除，并且，我也从未想到过要和这些下界的神秘力量同流合污，甚而忘乎所以地去招惹它们，或者，当它们主动跑来诱惑我时，我哪怕是连根小指头都懒得伸一下的。我为自己的这种思想付出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代价，我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所付诸的具体行动是，早在这个时段来临之前，早在其被证明是和精神以及我们的历史发展的要求相脱节之前，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所热爱的教书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是满意的。当然，我的这份果敢，或者说是，随人怎么想吧，我的这种道德人格的局限，反而只会更加坚定我的决心，尽管我仍在怀疑，自己究竟可不可以有资格和能力来胜任这项已经开始着手的工作。
我才刚刚提笔写下一个词，这个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令我陷入某种尴尬境地：这个词就是“天才的”；我说的是我那已经故去的朋友的音乐天才。“天才”这个词，即便有些过度，但却肯定是高贵的、和谐的、人道而健康的调子和性质，而像我这样的人，只要不奢求用自己的本性去参与那个高高在上的区域，不奢求每次都能三生有幸地得到“divinis influxibus ex alto”[43]，那么就该不会找到充足的理由，从而在这个词的面前退缩，就该不会找到理由，从而在谈论它和讲述它的时候不抱以喜悦的仰望和恭敬的亲密。事情看来就是如此。但不可否认的，而且从来就没有被否认过的是，在这个光芒四射的领域里，魔性和反理性均令人不安地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和那个下界的王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能够唤起些许恐惧的联系，而正因为如此，“高贵的”、“人道而健康的”以及“和谐的”，就连这些个我试图给这一领域添加进去、以起到保险和防范作用的形容词，也不愿意真正地保持和提高警惕——怎么也不愿意；我将通过一种痛苦的决定来揭示这种区别——怎么也不愿意，就算那是不掺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由上帝赠予抑或受到上帝惩罚的天才，而不是一个买来的、容易变质的，而不是一团罪恶的和病态的天赋的烈焰，而不是履行一份狰狞恐怖的契约……
写到这里，我把笔停了下来，我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偏差和失控感到羞愧。倘若是阿德里安本人的话，他几乎是不大可能，我们设想一下：在一部交响曲中，让这样的一个主题过早地显露出来的——最多也就是以一种精心掩饰的、近乎捉摸不透的方式让它远距离地若隐若现罢了。此外，我随手写下的这些东西，也可以只像一种晦涩可疑的暗示那样去触动读者，而只在我自己的眼里显得草率和露骨。对一个像阿德里安这样的、值得自己为之献出生命并让自己为之心急如焚的对象，采取谱曲的艺术家本人的立场，并用这种人的轻松自如的深思熟虑来经营这种人，这在我这样的人看来，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简直就和轻浮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这才急于探究纯粹的和不纯粹的天才之间的区别，而这样的一种区别，我之所以承认它的存在，也仅仅只是为了紧接着下来问我自己，它的存在是否有道理。事实上，这种体验迫使我竭尽全力、刻不容缓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以至于有时候我会惊恐地发觉，自己仿佛被赶出了原本属于和适宜自己的思想层面，甚而感受到一种对自己的自然禀赋的“不纯粹”的提升……
我再次停笔，我想起来了，我在这里大谈天才及其无论如何是受到了魔性的影响的天性，仅仅只是为了澄清对我的疑虑，即我对我现在所做的这项工作是否具备了必要的亲合力。但愿我要提出的任何制止良心的踌躇的理由，现在都已为之提了出来。命中注定，我一生中的许多年月都是在一个天才、亦即本书的主人公的身边度过，我和他亲密接触，了解他的童年，目睹他的成长、他的命运，参与他的创造并在其间充当一个谦逊的助手的角色。莱韦屈恩青年时代恶作剧式的作品——莎士比亚喜剧《爱的徒劳》的歌剧脚本的改编，便是源自于我，另外，对于荒诞歌剧组曲《罗马人的功绩》[44]以及清唱剧《神学家圣·约翰的启示》[45]的歌剧剧本的准备工作，我也得以施加影响。这是其一，或者说这已经既是其一又是其二了。而我此外还拥有一批文件手稿，一批异常珍贵的记录，它们都是逝者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他身体尚可且健康得较为合法的时候，赠送给我而非别的人的，而我也将把它们作为我的叙述的依据，是的，我打算对它们进行适当的挑选，把其中的一些直接安插到本书中来。然而，最后也好，首先也罢——要在以前，下面这样的辩护始终还是最有效的，即使不是在人的面前，那也是在上帝的面前：我爱过他——满怀着惊愕和柔情，满怀着怜悯和忘我无私的仰慕——与此同时却很少问过，他是否会对我的这份感情做出哪怕是丝毫的回报。
他没有这样做过，哦，没有。在他为遗留的作曲草稿和日记所立的字据中，他对我的认真、虔敬和正确无误表达了一种友好而客观的，我几乎想说：仁慈的和显然是充满敬意的信任。可是爱呢？这个男人又爱过谁呢？先前是个女人——也许。最后是个孩子——可能。还有一个体态轻盈、人见人爱的毛头小伙，一个随叫随到的全天候男人，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喜欢他，所以后来才打发人家从自己身边走开——而且是走向死亡。而他又向谁敞开过自己的心扉呢，又曾让谁走进过他的生活呢？阿德里安身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忍受着人性的忠诚——我发誓：他对此常常是一概不予理睬。他太无所谓了，以至于他几乎总是觉察不到，在他的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处在怎样的社会之中，而他在与人交谈时也极少称呼对方的名字这一事实也令我不禁猜想，他很有可能确实不知道人家的名字，而人家却恰恰有足够理由做出与此完全相反的假设。我很想把他的孤独比作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别人为他付出的情感全都无声无息地隐遁，无影无踪地消失。冷漠将他包裹——当年，他曾在一个阴森的关联中写下这个词，现在我也来用这个词，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哟！生活和体验可以使得某些词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不仅会完全剥离这些词语的日常意义，而且还会赋予它们以某种恐怖的灵光，而没有接触过它们最恐怖的一面的人，那可是绝对理解不了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