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渭北地区反清反军阀的斗争

第一节 渭北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经济凋敝，文化衰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帷幕。陕西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并实现光复的省份之一。陕西在这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以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同盟会和以哥老会为核心的新军相联合，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省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陕西能最先响应，与陕西的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7世纪之后，关中渭北地区不断遭到天灾人祸之乱。明崇祯四年（1631），宜君赵和尚等农民起义军攻打三原，三原人焦源溥、来复和三原县令张缙彦等相聚固守县城，与义军对抗。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率义军约7万人攻入关中，西安各府尽归降义军，唯三原城坚固未下。崇祯十年（1637）正月，李自成和过天星、蝎子块（皆诨名）率兵再次攻打三原，仍坚守未克，唯乡里村寨备受涂炭，百姓苦不堪言。清末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在太平军和捻军影响下，首在华州（今华州区）举义，烽火遍及渭河两岸。三原、泾阳等地受蹂躏尤烈，三原“除东里和蔡王二堡外，尽遭兵燹”。全县人口由清咸丰时期的16万人，光绪时期锐减至4万余人。

辛亥革命前后，渭北地区农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土地荒芜，人口流离。尤其是1928年至1930年在西北地区发生大旱的同时，风灾、雹灾、虫灾、水灾、火灾、瘟疫、兵匪之灾相继不绝，灾情一直持续到1932年。关中地区“首先是三原农村经济危机，经过了豪绅、地主、富农，国民党各种方式的搜刮与剥削，经过了连年春荒与夏收的低微，农村经济无以复加。一般贫农、中农家庭都陷于断炊的地步”。频繁的灾祸不但使人口骤减，经济社会也是每况愈下，给关中及渭北地区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造成重创，小农经济迅速没落，其规模之大，危害之惨烈，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经济状况的严重衰落，使社会难以承受。

二、政局混乱，民不聊生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与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在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陈树藩主政陕西时，渭北地区仍处在封建帝制、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陕西地方政权更迭10余次，军政长官“你方唱罢我登台”,20多任官僚如同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但半封建军阀专制本质未变，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严重失控。在这种兵荒马乱，灾害频发的社会环境里，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据《三原县志》载，1923年至1931年，全县人口由11.7万人锐减至6万余人。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三、军阀混战，匪患丛生

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为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全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势力勃兴，军阀混战，匪患丛生。1914年初，河南白朗农民起义军从商洛入陕，袁世凯以陕西当局“剿匪”不力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为“剿匪总司令”，率第七师入陕，与陕西巡按使吕调之狼狈为奸，极力排除异己，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人民革命活动。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声讨。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劳苦大众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

关中及渭北地区，由于政局动荡，经济破败，灾害频发，大量生活无着的贫民被推向当兵吃饷或为匪行劫的生涯，抢案层出，剪径时闻，士民不安，商旅裹足。关中强匪李水娃、韩世昌、王友邦等，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无所不为，百姓叫苦连天，其余小股土匪更是多如牛毛，防不胜防，而为政当局却视而不见、充耳莫闻。

天灾人祸，使渭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变社会、改变命运成为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