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人与为他的人——贾平凹小说《带灯》崭露的人性之光

段建军

一

贾平凹的《带灯》写的是开放年代，也叫开发年代的乡土人生。在开放、开发之前，人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九百六十万土地都是社会主义江山，所谓“手心手背都是社会主义的肉，村前村后都是社会主义的田”。谁敢分离“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分裂我们社会主义江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个容不得“他人”存在的时代，是一个只许“合”不许“分”的时代。开放、开发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分”的时代，“我们”分裂为“你”、“我”、“他”，土地分割成“你”、“我”、“他”的责任田。不论你是谁，可以任意翻弄自己的手心手背，若是想动“他人”的手心手背，就得有个说法，还需征求“他人”同意，你才能动，没有说法或未经许可对“他人”的手下手，“他”就会骂“你”流氓，告你骚扰。也不论你是谁，可以在自家的地里随便下犁耕作，收获庄稼，但不能犁“他人”的地，收“他人”的庄稼，也不能不经“他人”同意，就在人家地里修路、盖房，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吃上官司。

“我们”分裂成“你”、“我”、“他”之后，各人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主。人与人之间不像之前那样“和气”了，变得越来越“生分”了。“你”跟“我”讲手心手背，“我”会警惕“你”别有用心，会问“你”说谁的手心手背，手心手背都是具体的有主的，不是之前那个属于一切人又不属于任何具体人的抽象概念。有主的手心手背是有生命有感觉的，你挠她，主人就会痒，你扎她，主人就会疼。因此，你动手之前，必须给主人交代一下，征求主人同意。抽象的手没有具体归属，没有生命感觉，因此，你随便摸揣任意折腾，并不会引起类似前述主体的反应，也不见得有人站出来跟你生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田地有了它具体的主人，由主人负责这块田地的耕种与收获。同理，这块田地的耕种与收获关联着主人饭碗里的内容与稀稠，关联着主人身上的冷暖。因此，“你”要耕“他”的责任田，收“他”辛苦务劳的庄稼，就等于夺“他”的饭碗，剥“他”的衣服。往严重来说，“你”这种行为不仅剥夺“他”的生存权，而且羞辱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怎能与“你”和气而不跟“你”生分！在这种场合，“你”不能光给“他”讲大道理，大道理“你”、“我”、“他”都懂，都知道这玩意儿好听不好用，它不能当田地，种不成庄稼收不了粮，织不成布匹盖不了房，饱不了肚子，暖不了身体。“你”可以把道理讲得比天高，但是，“你”、“我”、“他”都是地球人，都有一个沉重的肉体，都知道天太高，这不争气的肉体上不去。天上的道理营养太丰盛，需要高级的脾胃来消化，“你”、“我”、“他”的脾胃太粗鄙，消化不了，只适合消化地里种的粮食。人从乌托邦返回现实之后，首先提刀把那个要为“我们”所有人负责的“上帝”砍了，把那把许诺能打开所有人生之门的万能钥匙扔了，每个人都要自我做主，开自己的人生之门，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喊了几十年当家做主的主人被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要主自个的事，过自个的日子，活自个的人。想稀里糊涂黏“他人”，人家不答应了。“你”、“我”、“他”之间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高筑墙。“我”生生地被从“我们”中分离出来了，被逼着要为自己做主了。

“我们”开发成必须为自己做主的“你”、“我”、“他”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很具体，每件事都有了负责的主体，抽象混沌的“我们”开了七窍，混沌的“你”、“我”、“他”开了七窍。开始用自个的眼睛打量自个的生存位置，用自个的心体验自身生存的快乐与辛酸，用自个的嘴倾诉自个真切的生存要求。“你”、“我”、“他”只对自己的位置负责，行使自己位置的权力，完成自己位置的义务。“你”、“我”、“他”一方面相互在空间上划清生存位置间的界限，竭力捍卫已有位置的权益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相互比较不同位置尊卑高低的不同，拼命争取更高的生存位置，为自己储存更多的生存本钱。开了窍的人，从浪漫的“我们”回到了现实的“我”，由一心“为公”的人变成一意“为我”的人，“大我”变成“小我”了。做事的动力由遥远的理想变为当下的欲望，生存的动力实在了。操心的事情由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变为自己的前程，后辈儿孙的发展，活得更加靠谱了。“大我”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己任，对自个没有也不能有具体的责任，是一种只有上半身的思考与想象，没有下半身的感受和体验的存在，即使腹中饥渴，衣衫破旧，依然会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小我”对自己负责，是一个看重下半身的感受与体验，看淡上半身的思想和想象的生存者，有了痛感他就骂，有了快感他就赞，“听说工资又涨了，心里觉得爱党了”。“小我”不喜欢究虚理，更不屑于建构乌托邦，遇到人用某某主义大道理解决“他人”的思想问题，就会骂假正经。听到谁用幸福的允诺应付“他人”现实的生活困难，就会指责他瞒和骗。“小我”讲实际，事事都动真格的，他要解决的都是生活中遇到的具体而微的小问题，让人觉得一地鸡毛不足挂齿，但是，要把这不足挂齿的一地鸡毛捡起来，却必须弯腰劳动，要把它们清理干净，也必须出力流汗。“小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要解决都得刀下见菜，而且对菜的花色品种营养价值的要求很具体，你不能拿抽象的道理打发他，更不能用幸福的允诺糊弄他。且不说他根本不信你画饼充饥那一套，你自己也知道，在开发时代一切空洞的东西都很无力，别说拿它说服“他人”，首先它根本就不能说服自个。因此，当人由“大我”即“我们”，分裂为一个个“小我”即“你”、“我”、“他”的时候，人生问题也由抽象变得具体了，具体问题的解决需要实际的付出，比起耍嘴皮子，难度增加了。解决具体问题的主体出现了，主体必须对他解决的问题负责了，比起空里来雾里去，责任重大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是某个“小我”在自个特定位置上遇到的，基于自个特殊利益提出来的。“你”的位置上遇到的问题，在“我”这儿可能就不是问题，“你”的特殊位置的利益，可能对“我”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我”怎能为了解决“你”的问题，维护“你”的利益，不负责任地伤害自己。“你”和“我”是不同的责任主体，是相互利害冲突的“他人”关系，人际关系比开窍之前紧张了。

“你”、“我”、“他”为自己负责了，人生自我做主的时代开始了，做人变得困难了。开发之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他替“我们”统一思想，指挥“我们”统一行动，为“我们”统一负责。“我们”只要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一切就都搞定了。“我们”只要心存这个上帝，目中可以无人。现在，这个上帝死了，“我们”分裂成“你”、“我”、“他”了，第一遭感受到“我”每时每刻都要遭遇到活生生的人，都要在现实的人群之中做人了。“我”在现实的人群中做人，每天都会面对形形色色与“我”不同的“他人”，这是“我”的宿命。因为，生“我”之前已生了“他人”，生“我”之时也在生“他人”，生“我”之后还在继续生“他人”。所以，“我”服膺先贤的说法，“人”由一撇一捺组成，一撇自我中心不是“人”，一捺坚决排他也不是“人”，两者相互接纳组合才能构成“人”。所以，做人从来都是在人群中，面对“他人”来做，让“他人”见证“我”的做人历程。古人说，做人就是在“相人偶”，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和“他人”相遇的过程中，扮演“我”的角色，承担“我”的责任，行使“我”的权力，完成“我”的义务，实现“我”的潜能，创造“我”的人生价值。但是，有些个人总是习惯于“自我中心”，不习惯与和“我”不一样的“他人”相处，总要想方设法把“他人”变成“我”的人，这个“他人”若是上级，“我”就逢迎拍马极尽贴、黏之术。这个“他人”若是下级，“我”就关心照顾让他自觉贴、黏上来。“我”的人是和“我”一心的人，是“我”的“哥们”、“姐们”。变不成“我”的人，是和“我”二心的人，是“我”的“路人”甚至是“仇人”。“哥们”、“姐们”的事就等于“我的事”，一定要办扎实，办彻底，办圆满。“路人”的事先放到一边，等有闲功夫再办，没有闲功夫了就不办。“仇人”的事一定要捣乱，做手脚，让他玩完。自我中心的人是绝对主义者，认定“我们”都是人，人和人都是一样的。“我”是“我们”的代表，是衡量“我们”人的标尺，和“我”一样的都是人，和“我”不一样的，要么是“非人”，要么是“病人”，总之，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对待不正常的人，就要使用非常手段，不然，“他”会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不着边际的要求。对“他”敲打敲打，有助于“他”头脑清醒。人际关系是相互对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排他的同时，也受到了排挤对象的排挤，在打压“他人”的同时也受到打压对象的打压。于是，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社会环境越来越不稳定。社会不稳定，“你”、“我”、“他”为自己人生做主的权力都受到威胁，谁都缺乏安全感。底层百姓，地位卑微，势单力薄，生存权无法保障。基层干部职位太低，权力太小，想要做主，还需要往上爬许多台阶。人人都不满，人人都不安，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捍卫人生尊严，有门道的拉关系，没门道的用智角力，正所谓“鱼也争，虾也争，拼死争个水中雄，不争不是真性情”。竞争既是发挥潜能否定“旧我”，创造条件实现“新我”的过程。又是与各种竞争对手来往周旋，与这些“他人”繁忙烦神的过程。

二

樱镇人进入开发年代，每个人每一天都可能遭遇形形色色的“他人”，面对有形无形的竞争，日子过得都很忙乱。初遇这种情况，心里面都相当矛盾。一方面，“你”、“我”、“他”都认为，竞争给自己带来了机遇，让自己有了发挥潜力实现存在价值的环境与平台，因此，一旦自己遇到竞争升迁或者竞争发财的机会，就会由衷地感叹这样真好。另一方面看不惯别人与“我”竞争。一旦发现“他人”与“我”竞争升官加爵或者发财致富的事情，就会表现出厌恶烦躁和不爽。每个人都用新的伦理要求“我”自己，认为“我”应该如其所能的生活在竞争中，通过竞争否定没有出息的“旧我”，创造更有前途的“新我”，“我”若安守本分，就是不思进取。每个“我”都用古老的伦理要求“他人”，认为“他人”应该如其所是的生活，始终与自己的位置、身份保持一致，参与竞争就是越界越轨。尤其是镇政府领导和各村的负责人，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我”既是“我”自己，又是本地盘所有“他人”的代表。“我”领导和负责的地盘，一切都应当“我”做主。“我”心所想就代表本地盘所有“他人”之想，“我”嘴里所说就代表本地盘所有“他人”之说。“他人”应该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安分守己做“我”的对象，装扮“我”的风景，凸显“我”的主体—主宰地位。如果与“我”竞争，就是给“我”制造麻烦，坏“我”的好事，威胁“我”的主体—主宰地位，要把“我”变成“他”的对象，“他”的风景，至少要分享“我”的主体—主宰地位，这种“他人”让“我”不安，让“我”心烦，逼“我”向“他”出手。“我”代表大局，向“我”挑战，就是破坏大局。“我”从大局出发，处理一切人和事，都要视其对“我”这个大局的利害关系而定。对“我”有利的就尽力推动，对“我”不利的就竭力阻挡，不关“我”痛痒的，视其为虚无。樱镇书记天天夜里去县城请客吃饭走门子，想方设法升位子。市委黄书记来检查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接近上司，讨好上司，为自己上升加分的机会，因此，带领镇长早早恭候迎接，而且全程陪同。认真准备汇报材料，亲自汇报。安排了丰盛的午餐，布置了最干净的午休房间。精心选择视察路线，布置视察地点。为黄书记访贫问苦提前准备好慰问品和慰问金。安排了黄书记与干部职工合影留念的照相事宜，叮嘱要多正面照、仰照，严禁俯拍。甚至安排好了书记每两小时要上一次的厕所。为了尽可能堵住一切漏洞，防止任何意外发生，规定樱镇所有干部不得在市委书记检查期间请假。为了在樱镇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村干部选举，他提出“要把和我们一心的人提拔上来，把和我们二心的人撸下去”。所谓和我们一心的，实际就是和“我”一心的，就是能听“我”的话，按“我”的指示办事的人。元家兄弟和拉布换布听“我”的话，“我”就让前者当镇西街的领导，让后者当镇东街的头。提拔需要政绩，“我”想办法走门子，给樱镇争取到了建设大工厂的政绩工程，工程建设期间，天天到工地巡视，一天不去看，就吃不香睡不踏实。元家兄弟和拉布换布敲锣打鼓欢迎大工厂进镇，书记认为这是给“我”的脸上涂粉，身上贴金，就分别给他们承包一些能挣钱的生意。王后生提出大工厂有污染，影响当地环境和当地人民生活，书记认为这是给“我”伸腿使绊子，坏“我”的好事，就派人对其严刑拷打，逼其走街串巷宣传大工厂是循环经济，没有污染，对樱镇有好处，直到王后生人困马乏口干舌燥，非但不让他歇息不给他水喝，还要在他背上贴一条宣传大工厂好处的标语，才放他回家。

樱镇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把自己当刀当案板，拿“他人”当肉，用镇书记的话说，“肉到了咱案子上，咱想怎么切就怎么切”。这个“我”虽来自群众却脱离群众，只喜欢群众做“我”的人，听“我”一人独语，不喜欢群众做“他人”在“我”面前众声喧哗，更讨厌“他人”与“我”平等对话。喜欢外面的世界对“我”开放开发，却坚决对“我”地盘中的“他人”瓷化固化。在樱镇这块地盘上，“我”就喜欢做镇政府院子那棵独一无二的塔松，没有竞争，横枝斜杈随意长，不愿做林中的树儿，受其他树的限制。镇上的主要领导从来说一不二，并且用行动告诉所有属下和群众，“我”是唯一的权威，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我”平权或者分权。镇书记和镇长下乡检查，书记停车解手，镇长的车走到了前面，书记转身掉头回家，用行动告诉镇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乱了规矩。书记热火朝天地抓大工厂建设，属下反映13户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他马上推给镇长，让属下明白，“我”是抓大事掌控大局的，所有小事和局部问题，都不应该找“我”烦“我”，“我”是掌柜的，不能当伙计用。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拉布换布改造旧街道，拆每一间旧房，这哥俩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房主不能讨价还价。元家兄弟负责大工厂修路盖房期间农民的树木赔偿费用，该不该赔，该赔多少，他哥俩说了算，谁要争辩和质疑就是犯上。樱镇这些大大小小的掌权派，生活在开发时代，只想利用手中权力吃光开发的肉，喝净开发的汤，不想出让任何好处与“他人”分享。开发时代的目的就是要开发每一个人当家做主的潜能，真正实现所有人当家做主的愿望。樱镇的当权派拒绝给予底层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坚决否认底层群众具有当家做主的资格。当权者认为，“我”让群众当家，就是让“我”当奴，让群众做主，就是让“我”做仆。那就把“我”从管理、管控的角色，转换为服务、服从的角色。“我”一旦失去管理、管控的权力，底下的人岂不忘了自己的身份，想入非非，人心不安，社会不稳。

上级要求维稳，本意是要求基层干部倾听群众呼声，解决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底层群众困难，让群众安心生产、生活。樱镇领导却认为，维稳就是要坚决堵截各种上访者，要求综治办防旱、防洪、防上访，把群众反映自身诉求当成与天灾一样恐怖的人祸。堵截群众上访的腿，堵塞群众上访的嘴。要把樱镇的底层群众打压成开发之前那种沉默的大多数。然而，时代毕竟进步了，为自己当家做主的个体毕竟被开发出来了，即使与“我”书记一心的人，像元家兄弟与拉布换布两个大户，也必然分化成有各自利益诉求的不同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之间必然也会发生摩擦冲突。作为领导，面对这种情况，本应积极协调处理，书记却听从唐主任的建议，玩弄政治手腕，最终竟然酿成一死多伤的大祸，原想渔翁得利，却不料差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至于与“我”二心的人，像王后生等人，无论“我”用每个月送“他”几百元的利益诱惑，还是把镇政府变成渣滓洞严刑威逼，“他”上访的心始终赴死般坚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捍卫开发时代赋予自己的当家做主的权力，批判和控诉樱镇领导剥夺底层人民权利的强权。这种强权不但无视底层人民的呼声，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结果防洪工程把洪水堵到街道和村庄，淹了许多房子，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大工厂还没建成，镇东街和镇西街两个大户产生群殴悲剧。最让人心悸的是，为了自保，书记伙同幕僚采用金蝉脱壳之术，把责任推到忠于职守的两个下属身上，把带灯和竹子这两位维稳工作者，一个变成上访材料，一个变成上访材料的整理者。在樱镇演出了一场逆天惊人的大悲剧，无情地控诉了樱镇当权者唯“我”独尊，以“我”排“他”的霸道行径，必然使樱镇再次退回到万众一心，只有“大我”。没有“小我”的人生暗夜。

三

《带灯》的目的，就是要划破黑暗，带来光明。它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在批判之外，更展现希望。作品用大量的生活细节，向读者展示了被开发出来的个体自我，不满足独立，更追求相互尊重，互相承认。樱镇底层的生存者之所以要求承认和尊重，是因为樱镇传染着一种开发的时代病。独立的人还没有获得自由，还不能摆脱自己与自身位置的直接关系，还不能从容地站在“他人”的位置来看待、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每一个“我”知道从“我们”中把“我”开发出来，让“我”独立有多么重要，都诅咒开放开发之前用“我们”遮蔽“我”，用“大我”挤压“小我”，把人生引向浪漫的“无我”之夜，让“我”无法割断与“大我”的脐带，无法摆脱对“大我”的依赖，是逼“我”在“为他”的崇高乌托邦中混沌一生，被奴役一生。开发时代，“我”从“我们”中分裂出来了，摆脱了“大我”的压迫，堂堂正正地做“我”了。然而，独立仅仅是当家做主的第一步，要真正当家做主，还必须自由。一个独立而不自由的人，往往会沾染用“我”代表“他人”，挤压“他人”的自我中心病。习惯于从本位出发观察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习惯于从本位出发要求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习惯于用“我”做尺子衡量“他人”，符合尺度的，是和“我”一样的人，“我”是“他”的代表，有“我”可以无“他”。不符合尺度的，和“我”不一样，“我”是人，“他”是非人，有“我”不能有“他”，“我”必须把“他”整垮。自我中心主义者习惯于把自己固定在特定的身份地位中，不能也不愿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拉开距离，外位于自身自由地观察天地自然，思考社会人生。所以，不能发展变化自己，这个“我”受到自身位置的限制，从生活的惯性出发，不能自由地做人，也不能包容和理解与“我”不同的“他人”，不愿承认“他人”做人的资格。受限制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整天面对人群，却总是无视“他人”，不想忍受与“他人”平等交往的各种烦恼，一心要享受唯我独尊的荣光。但是，社会是由“你”、“我”、“他”等众人组成的，众多“他人”不会因为自我中心者闭目塞听而消逝，自我中心主义者也需要在社会人群中做人，也必然要遭遇各种“他人”。“我”若不把“他人”当人，“他人”也不会认可“我”。互不认可的人相遇，要么互为敌人，要么互为路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悲剧冲突，后一种情况下必然形成相互隔膜。

带灯是一个能自觉摆脱生存惯性，自由生存发展的人。她在给元天亮的信中说：“我不想让某种生活方式成为生存惯性的，因为我要能随时地跳出来。”惯性是惰性，在惯性中生存的人，没有自由。因此，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性，也不能真正的理解包容“他人”。职责要求他认真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加大防范打击整治力度，有效遏制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用竹子的话说，综治办是丑恶问题的集中营，整天跟带有各类丑恶问题的人打交道，真烦人。烦人的事领导都躲，干部都避。县信访局遇到上访者，就打电话通知各乡镇领导人；樱镇主要领导叮嘱门房堵截上访者，凡遇见上访者进镇政府大门就去门房问责。东沟村办公室门口写着：有困难找党员，有问题找支部。群众真正有了问题要解决，村干部就会推脱说，谁屙的谁擦。躲避不过推脱不掉的，就睁眉火眼，抡拳舞棒，与上访者不共戴天地干。带灯从不推卸责任，总是积极解决群众遇到的各类问题，群众称他是活菩萨。作为综治办主任，经常遇到自身职能与群众利益冲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她绝不只是死板地从原则出发，僵化地按原则办事，而是尽量把政府的原则与群众利益兼顾起来，在原则里融入执行者的人性，让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温暖。有时为了执行特殊的综合治理任务，不得不做一些对得起自身工作，却有可能伤害群众利益的事，事后她也会反省。比如为了让市委黄书记视察不受干扰，她教曹老八设牌局，诱使几位上访者赌钱，然后叫派出所警员去赌场抓现行。事后，她头脑十分清楚，知道人不可能时时自主自由，有时不得不像“做车子的人盼别人富贵，做刀子的人盼别人伤害，这不是爱憎问题，是技术本身的要求”。

带灯自由自主做人的首要标志是，能够坚持群众立场，心存为底层群众排忧解难的服务意识。身为乡干部，却不拿自己的干部身份与乡民进行区隔，更不拿它吓唬乡民。把每一个村庄都当成自己的家乡，把每一位村民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她很享受一次次走村串乡，当它是一次次离家、回家，与亲人离别、重逢的过程。面对乡下的这些亲人，她从不空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询问和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13户农民在大矿区打工感染硅肺病，丧失了劳动力，生存遇到困难，她主动带领他们的家属，多方联系，想方设法忍辱负重解决他们的赔偿问题。冒着被领导批评的风险，领着13个妇女到外乡找零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燃眉之急。为了解除底层民众的病苦，她向陈大夫学医术，要用山里的奇苦之草，治疗山民的苦病。王后生经常上访，在许多镇干部眼中，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是阶级敌人，巴不得他早点从樱镇消失。带灯发现他糖尿病严重，依然给他开处方，要为他除病祛痛。

带灯自由做人的第二个标志是，心存善念，爱做善事，经常善待“他人”。她与乡民接触，遇到家境可怜生活难以为继的，就尽力给予困难补助。遇到喜欢给“他人”挑刺，动辄上访闹事的，就用善心感染他，用善举打动他。她要让底层受苦人活得有尊严，让刺儿头逐渐变得和善。她喜欢大自然，常通过树木的成长获得做人的灵感。她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去做自己转化的人吧，把虫子转化成蝶，把种子转化成大树”。她一方面不断用善心、善行转化自己，让自己人格得到升华。另一方面，用善心感化他人，让他人不断变善。宋飞偷取仓库的炸药，把樱镇的所有领导惊出了一身冷汗，镇书记见他就用脚踹，马副镇长要求带灯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惩罚他。带灯见宋飞衣衫破烂，便送救济衣让他穿，不忍心他饥渴，送方便面给他吃，送矿泉水给他喝，感动得他答应以后决不再来樱镇搞破坏。善心就是包容心，带灯从“树能包容鸟”，领悟到“我”能包容与“我”不同的人。她是镇政府干部，却在乡下村妇中结交了几十个老伙计；自己爱干净，却能理解身上爬满虱子的乡民；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截访、堵访，却能够体谅上访者的苦楚和辛酸；自己为人大方，却能够理解那些为了蝇头小利争执不休的人的可怜。在她看来，“你”、“我”、“他”有差别，却都是人，只有在人群中相互理解平等共生，每个人才能表现出端庄健康的人性，才能成就“你”、“我”、“他”独特的人生。一人独大，不受限制，他就会孤家寡人，唯“我”独尊，目中没有“他人”。就会生邪心，干邪事，把“他人”当非人排挤打压，让“他人”无法做人。假如“你”、“我”、“他”享有平等权利，就会相互认可，互相尊重。为“我”独尊的霸权者消失了，而千万个平等的主人则诞生了。

《带灯》告诉我们，人应该活得有尊严，“你”、“我”、“他”应该建立正确的伦理规范。每一个有尊严的“我”，既不需要上帝的启示，也不需要权威的引导，自己就能够辨别美丑善恶。“解放思想”的深意，就是要解放套在“你”、“我”、“他”身上的所有外在枷锁，只认同人性“自我”的价值伦理。而怀疑人性自主精神，放逐人性伦理规范，必然造成道德上的混乱。“我”如果既摆脱权威的指引，又抛开良知的呼唤，一味向外追求实惠，对己满足物欲，必然导致价值失序，道德沦陷。这是今日基层社会矛盾重重的深层伦理—社会动因。

正确的人性伦理规范只能由理性的“我”构成。理性的“我”是评判辨别善恶是非的唯一合法标尺。开放时代伦理思想的基本诉求，是要把人性的“我”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伦理。不理解人性伦理的本质，就不能理解“我”与“他人”的价值冲突，更不可能理解和包容“我”与“他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矛盾。开放时代精神领域的进步，并不在于要放逐集体式的“大我”，而在于让开发出来的“小我”传承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伟大传统，即从人的生存整体（物质—精神）上把握人，相信人是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为我”的人与“为他”的人彼此让渡、相互转化。人要实现自我，就必须首先做“为我”的人；人要完成自我，还要持续做“为他”的人。健全社会的伦理规范，应当在人性自我中反身叩求；和谐社会稳固的价值位序，以“你”、“我”、“他”完善的人格结构为基础。“你”、“我”、“他”人性成熟了，道德就健全了；人格健全了，社会就安稳了。“你”、“我”、“他”人性缺失了，道德就会沦丧；人格片面了，价值就会失序，进而造成人心不安，社会混乱。开放时代伦理道德的最高价值不是“自我”，也不是“他人”，而是像小说主人公带灯那样，“我”与“他人”彼此尊重与相互建构。这是樱镇的新生和希望，也是我们时代的新生和希望。

段建军 西北大学文学院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11BZW022）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10YJA7510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