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

一、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

——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

（一）

20世纪是以“亚洲的觉醒”与“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为其开端的。“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的中国的觉醒，无疑在“亚洲的觉醒”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崛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东方巨人中国沉睡的时间是过于长久了。但谁会料到，这个几乎已经“老化”了的民族，竟然潜藏着那么巨大的生命活力。本世纪初，她刚刚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中“觉醒过来”，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走了欧洲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这一往无前的民族进取精神在本世纪内一再使举世为之震动。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传统思想的枷锁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每前进一步，都要与历史的惰力进行搏斗。时代发展的道路竟是如此之艰难与曲折，也为举世所罕见。历史跨入20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进程，始终交织着前进与倒退，突变与停滞，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充满了饱含血泪的痛苦，也有着最巨大的欢乐。在这历史的起伏中，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其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就有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他首先比较充分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熏陶，与古老中国的封建传统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后在十月革命新思潮影响下，他又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鲁迅的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的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将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作一综合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和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并从中引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以为后人借鉴。

（二）

我们的分析从1907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开始，乃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总的说来还是处于学习阶段——和当时多数“新派”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先是受严复、梁启超、林琴南的影响，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学的启蒙教育，以后又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转向章太炎，并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各种新思潮以及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907年发表上述文章开始，鲁迅与周作人以独立姿态并肩出现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早在19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就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从“宇宙之中心”的幻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远远落后于西方。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引起整个民族（通过自己的先进分子）进行严肃的反省：西方强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什么是根本的民族复兴之道？——正在关怀着民族命运的周氏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两个现成的答案：或以为西方强盛在于“物质文明”，遂“竞言武事”，热衷于“制造商估”；或以为西方强盛在于“社会民主政治”，遂“以众治为文明”，而热心于“立宪国会之说”。鲁迅却力排众议，明确提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等，“此特现象之末”。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不同凡响地提出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启发“国人之自觉”两个方面。前者是鲁迅与周作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又各有侧重；后者是鲁迅的思想出发点。

马克思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他曾经强调指出，德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的唯一实际可能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对于人的价值的贬抑，个性的压制，思想的束缚，远比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国家为甚，这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因此，人的价值的发现与强调，对于冲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唤起民族自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鲁迅之前，严复、章太炎等人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提倡过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但是，包括当时最激进的革命者在内，对于思想战线上“专制永长，昭苏非易”的严重性都估计不足，他们甚至把争取整个民族的独立自由与争取个人自由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因此，他们的实际注意力都集中于民族革命的具体政治目标，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呼喊淹没在反清排满的主旋律之中。现在，鲁迅如此明确地把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思想自由置于“立国”根本之道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独特贡献，表明他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的认识，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都超过同时代人，最鲜明地表现出启蒙思想家的特色。

为争取人的个性解放，鲁迅考察了两种流行的人的价值观念。一种鲁迅称为“社会民主之倾向”，即把人首先看作是“社会之一分子”。因此，必然地将人的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平等与民主的要求置于个性解放与自由之先。另一种鲁迅称为“极端之个人主义”的倾向，“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社会进步以个性发展为前提，因此主张“绝义务”、“惟发挥个性，为最高之道德”。鲁迅的立场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他十分重视人的社会责任，他所提倡的个性是拜伦式的个性，其基本特征就是“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凡有危邦，咸与扶掖”；但另一方面，他又力主个人解放为社会解放的前提，认为强调个性服从社会国家的要求，必然导致“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对于个人超越社会的“无上之价值”的强调，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其思想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总是打着“国家”、“社会”的旗号来贬抑个人价值，强迫人的个性服从于共同的封建社会伦理原则（即孔孟之道）。因此，一旦人们从封建思想束缚下觉醒，就必然对所谓社会责任抱有本能的反感，将人的个人价值强调到极端，鲁迅说这是“物反于极”，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惩罚。这种惩罚在思想发展的初期，不仅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它的锋芒所向，是戕害人性、否定个人价值的封建专制主义，从而成为知识分子以至整个民族觉醒的开端。

周作人在日本时期更关心的是“人性”的全面发展。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深刻地探讨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周作人肯定“人生之始，首在求生”，因此“衣服饮食居住之需，为生活必须”。但周作人更认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他于“求生意志”之外，还要求“天赋之性灵”的自由发展。在周作人看来，所谓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部发展，包括物质的生存欲望的满足及精神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

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同样具有消极、积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从“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的要求出发，他对禁锢思想自由的封建帝王专制统治及儒学思想专制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攻击。周作人将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统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在中国，孔子儒学已成为“字之帝王之教”，“盖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想为一缚”，“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他的结论是：“吾国……独亚于他国而希更始之机者，正以惟吾国有孔子故。”他大声疾呼，欲思想解放必“摈儒者于门外”。——这已经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先声了。但另一方面，对主观精神力量的极度夸大，就出现了谬误。周作人鼓吹：“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书出，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解。”因此他以及鲁迅都把伦理的改造、人性的改造（包括国民性的改造）置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心位置，这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中国好几代知识分子在开始探求中华民族自强之路时，都犯过这种“夸大主观精神力量”的历史错误。这里根本的原因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实物质力量过于薄弱，以及在与人民结合之前知识分子所感到的自身力量的薄弱，都使得人们不能不到主观精神那里去寻找力量，有意无意地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膨胀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因此，当鲁迅在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经济的实践中，找到了依靠力量，他就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脱离人民实践的周作人则始终未能摆脱历史唯心论的束缚。

当鲁迅、周作人这样的少数先进分子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却依然处于封建思想严密统治及小生产者狭隘意识的严重束缚之中。从少数先觉者的觉醒到整个民族的觉醒，需要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于是，一切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都要面临“如何对待不觉悟的人民群众”这个严峻的问题。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回答是：正因为人民不觉悟，因此，“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方面主张给人民以权利，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由于人民不觉悟，必须由“先知先觉”者掌握“治权”，对人民加以训练，然后才能由“训政”转而施行“宪政”。鲁迅固然也为人民的不觉悟感到愤激，但是，他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作用。他强调：“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认为先觉者的全部历史作用就在于“发国人之内曜”，使“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咸入自觉之境”。运用文化的武器，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的觉醒，这就是鲁迅在本世纪初所选择的救国之途。可以说，战斗伊始，鲁迅的生命就与“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业结合在一起了。

就这样，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时期形成了以“立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保持着总体的一致性，而其思想中包含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矛盾因素，以及不同的着重点，和他们对革命实践的不同态度，都决定着他们今后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

尽管早在本世纪初，鲁迅与周作人就已经显示出思想的独创性与深刻性，但是，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迫使他们不得不沉默了将近十个年头。直到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新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给他们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

在同样的历史机会面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历史作用，取决于对历史提出的任务的认识深度。1918年底、1919年初，鲁迅与周作人先后在《渡河与引路》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文学革命”应该包括“文字改革”与“思想改革”两个部分，“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们警告说，“我们不可对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闲却了（思想）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鲁迅与周作人说这番话时充满了历史的责任感。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多的“换牌不换货”的悲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始终没有进行过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鲁迅与周作人同时自觉地意识到并且提出了这个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的历史课题，从而抓住了在促进民族觉醒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这就奠定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反封建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因此，鲁迅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毫无疑问是并肩战斗的。他们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而且有着日本时期已经奠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人”的价值的高度重视。因而他们也有着共同的战斗领域：一致地向着封建禁欲主义宣战，勇敢地宣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的欲求，无不完善洁净”，“觉醒的人应该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的意义”。他们共同为争取妇女与儿童的“人”的地位大声呐喊，猛烈攻击封建贞操观、节烈观，提倡“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牺牲的“幼者本位道德”。他们同时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主张“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鼓吹“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新道德观。所有这些共同点几乎都是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原则的再发现。历史的无情安排使中国比之西欧各国落后几个世纪。当西欧已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依然面临着反封建的任务。因此，“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鲁迅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运用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主义，促进民族觉醒，其革命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是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原封不动的“再版”。耐人寻味的是，当五四新思潮超出了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的范围，显示出新的时代特色时，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就显出了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时，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性思想潮流。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天然地对于社会主义表示同情。不仅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而且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争谈“社会主义”，一时“社会主义”“成了一种口头禅”。敏感的周作人是“五四”时期鼓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到处讲演、著文，提倡“新村主义”，鼓吹“平民文学”，并且是“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周作人的出发点依然是在日本时期已经提出的“人的全部发展”的思想。他说：“新村的思想，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人的生活”：物质方面“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精神方面，则是“自由发展”。他又鼓吹以劳动作为人“在自己发展上的必要手段”，强调在“手的工作”与“脑的工作”的结合中获得人的协调发展。恩格斯说过：“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总是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更为一贯的发展。”周作人就是这样对法国启蒙学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了新的解释，表现出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一开始都不同程度地为空想社会主义所吸引。因此，和周作人一起发起工读互助团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等都曾是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毛泽东还登门向周作人请教（但并未访问过鲁迅）。可以说，“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很少有人跳越过空想性的过渡阶段。

只有鲁迅，似乎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当大家都沉湎于未来新社会光明图景的种种设想之中，1920年10月，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里通过小说主人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因此，鲁迅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对他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却只字不提；在私人信件中还表示周作人宣传新村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远比同时代人有着更深刻清醒的认识。他充分估计到中国封建专制长期统治的严重性：“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他更充分估计到封建传统意识、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及其可怕的腐蚀作用：“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因此，他从来不愿沉醉于空想之中。周作人式的对抽象的“人”的理想生活的主观构制，于鲁迅是格格不入的。鲁迅当然“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他也确实从十月革命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了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他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怎样黑暗，却不想离开”。他把伟大的热情倾注于现实的反封建斗争实践，在“五四”时期，他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批判阻碍民族觉醒和思想解放的形形色色的封建复古派，连“扶乩，静坐，打拳”之类也不放过。鲁迅这种充分估计到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而又执着、顽强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充分显示出他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是周作人所不能企及的。

因此，这是必然的：在主观空想中比鲁迅远为激进的周作人一旦接触到现实问题，就立刻露出了保守的本相。可以拿周作人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两篇文章《人的文学》与《狂人日记》作一个比较。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里轰鸣着不协调的两种音响。一面是对“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古代礼法”的抗争，一面却是甜蜜蜜的“爱”的说教：“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在这里，穷人与富人，被吃者与吃人者的对立已经消失，只剩“成为完全的人”的共同利益。这在周作人并非出于偶然。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这样明白宣布，中国和存在着“贵族”与“劳农”对立的俄国不同，“早已没有固定的阶级”。因此，周作人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所提倡的“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地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其最“博大的精神”就是“要爱你的仇敌”这一“爱的福音”。中国软弱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有着反封建的要求，但在强大的革命潮流面前，他们又本能地感到恐惧。只有乞求于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妄图通过说服、宣传、示范，使“不劳而获”的“特殊阶级”“翻然改悔”，平和地造成新秩序，“以免将来革命”。这甚至比他们欧洲启蒙运动的前辈还后退了一步。与周作人相反，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宣言书《狂人日记》里，一开始就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前，无情揭露其“吃人”本质。鲁迅明确地把人的解放与彻底消灭人吃人的封建旧制度、旧礼教联系起来，严正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呼声表现了民族觉醒在“五四”时期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鲁迅在“五四”时期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另一表现是对下层人民的关注。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说得很清楚，引起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认识到他所熟悉的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他们“和花鸟并不一样”，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人”。正是对于历来被非人对待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人”的价值的认识与发现，使得鲁迅自觉地把他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重心集中到探索下层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命运、价值、力量上来。这是日本时期“立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抽象的“立人”、“人的解放”的人道主义理想现在获得了阶级的物质内容：即首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解放。鲁迅不同于一般浅薄的人道主义者之处还在于，他不是站在高处，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用廉价的同情与赞美给“下等人”以空虚的布施（读周作人“五四”时期所写的以劳动人民为题材的诗歌，如《两个扫雪的人》、《路下所见》等等，就有这种感觉），而是和他们站在一起，亲身感受着他们的呻吟、苦难、挣扎与反抗。正是出于对下层人民最深刻的理解，鲁迅在探讨狼子村的佃户、单四嫂、闰土、阿Q、华大妈一家……的命运时，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人民不但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起码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连“人”所特有的精神力量也被摧毁与曲扭。鲁迅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写出“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的中国普通的“百姓”的“魂灵”，唤起他们“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从本世纪初提出促进“国人之自觉”的历史任务，到“五四”时期明确地以唤起下层人民“觉醒”为己任，这是革命的深入在鲁迅思想上的反映。鲁迅终于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给自己找到了“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的位置。这就使鲁迅的思想发展获得了最坚实的基础，随着人民斗争的发展及人民新的觉醒，鲁迅的思想也将不断升华到新的更高阶段。

而这时，周作人还浮在半空中。和鲁迅把目光转向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相反，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新诗《小河》及宣传新村主义的文章里，一再流露出对于人民革命满怀“忧虑”的心情。他担心人民革命的胜利，会“借口大同，压迫特殊的文化思想”，“带来扼杀人的个性”的“新式的专制”。因此，在周作人那里，“人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不仅是不同范畴，而且是互相矛盾、对立的。

周作人的反封建立场，也不能说是真正彻底的。在他关于新村运动的“激进”宣传里，就隐隐露出了灵魂深处封建隐逸的锈斑。在五四革命高潮中周作人主观上并无隐逸的要求，但客观潜伏着的隐逸习气在另一种政治形势下就必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周作人这位“五四”时期反封建的骁将，对于封建主义的一切外在表现形式是那样敏感，批判中充满了机智，但对渗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封建主义的阴魂却浑然不觉，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封建主义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毒害之深。唯有鲁迅，一再地诅咒自己身上的“毒气”与“鬼气”，对潜伏的封建主义的病菌保持着高度警惕。这种自我革命的自觉性，是鲁迅能够冲决封建罗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留学时期，由于没有处于现实政治斗争的第一线，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保持着总体的一致性；而现在，在“五四”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尖锐斗争中，鲁迅与周作人一面并肩战斗在同一统一战线中，另一方面又鲜明地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与反映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利益要求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战斗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裂痕，由此出发，他们终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四）

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运动向着更加深入的阶段发展，整个民族思想也处于进一步深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与周作人都陷入了思想的苦闷与彷徨。但周作人的思想斗争远远没有鲁迅那样痛苦、艰难，历时也不长，这恰好说明周作人的苦闷不具有鲁迅那种“根本改造”的深刻性。“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的主流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接受了西方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影响，因此，既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也有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杂货铺。“五四”以后革命的深入，统一战线的分化，迫使每一个知识分子对思想中所受庞杂影响作一番清理，从中选择自己的归宿。周作人由此产生了择路的苦闷。周作人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放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是适应形势的发展，作了适当的调整：他摒弃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而其他方面则继续保留与发展。1922年前后，他提出了一个包括“认识人自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内容在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要求“思想文化的自由、多元发展”、“对异己思想的宽容”、“保护少数”的自由主义是其中的核心。周作人采取调整而不是根本改造的方式，迅速获得了精神上的相对平衡，从而失去了在历史新的前进运动中实现思想飞跃的大好机会。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上，逐渐落后于整个民族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开端。

但是，由于整个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周作人上述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五四”以后的思想、文化、政治斗争中依然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对思想自由发展的主要威胁，来自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政府、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反对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这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斗争中，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营垒一边，并且在斗争中对于自己思想上的偏颇（如一度主张“不打落水狗”）有所纠正。在强调要“增强实力”、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上，得出与鲁迅大体一致的结论。周作人还以极大的努力与各种形式的封建复辟倒退倾向进行斗争。当然，更见周作人个人特色的，还是他对“五四”“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战斗方向的坚持：他继续猛烈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提倡新的两性道德和以儿童为本位的新道德观。在这方面他很打了几次大仗，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事实说明，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与斗争，在一定的范围与条件下又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占据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就只能起着反动的作用，一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营垒的敌人，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是一种混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左”的倾向。

但是，另一方面，周作人又大大发展了日本时期反对“众志”压制的思想，把“民众”与（反动军阀）“政府”、“外国人”（帝国主义）并列为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元凶，一再申明：“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离开阶级分析的立场，笼统地宣扬对一切少数的“宽容”与“保护”，也必然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思想相抵触。这样，他的“反对一切压迫专断”的自由主义思想刀刃的这一面，从根本上说，又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革命群众运动与革命专政思想的。

正因为周作人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群众运动和革命专政的两面性，在现实生活中，周作人经常感到左右夹攻的苦恼。这几乎是一切企图走第三条路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处于这样的苦境，隐藏在周作人思想深处的封建士大夫的鬼魂像胆瓶中的恶魔一样乘隙而出。1923年，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寻路的人》的文章，声称人生之“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走”。在周作人看来，在这无可逃避的命运面前，一切努力奋斗都是徒劳的，唯有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尽量的享受”，以求得个人刹那间的满足。就在这虚无悲观情绪支配下，周作人“不禁神往”于“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生活和情趣，把“隐逸”作为摆脱思想困境的“唯一的路”。这使人们很容易想起鲁迅《过客》里的老翁：时代、人民的呼声已经“记不清楚”，厌倦于斗争，渴望着“休息”，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回转去”。正是周作人在1924年提出要“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呼唤着原始的“礼”与“中庸”的复活，认为“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在本世纪初，周作人曾振臂高呼“摈儒者于门外”，现在又要恭恭敬敬请回孔孟的尊神，这无疑是一次思想上严重的“封建复辟”。这种自身思想上的“封建复辟”与上述对社会上复辟倾向的批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充分显示出周作人这类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周作人一再申说的所谓“叛徒”与“隐士”两个鬼的搏斗，正是反映了周作人对封建传统既反对又留恋的矛盾心境。这个矛盾只有靠革命实践来解决。正是1925、1926年的革命高潮把周作人卷入革命的洪流，“叛徒”鬼终于占了上风。这说明，1923、1924年短暂的封建思想“复辟”仅仅是周作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曲折，不能改变周作人这一时期总的进步倾向。它是“五四”时期潜伏着的隐逸思想的一次爆发，又预伏着30年代中后期思想全面没落的危机。

不能回避这一事实：在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也曾经历过退隐到“学术的殿堂”里去的危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就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以后》中，曾经把“个人的无治主义”解释为“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欣悦，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因此，所谓“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实际上是两种人的价值观念的斗争：或者“以群众为基础”，积极地为社会、国家、民族而奋斗牺牲，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解放事业中提高和发展个人价值（“人道主义”）；或者“以个人为基础”，放弃社会义务，只求“获得个人幸福与欣悦”，以狭隘的个人个性的发展为满足（“个人的无治主义”）。应该说，对于以作“被压迫人民代言人”为己任的鲁迅来说，退隐的危机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过客》里，“老翁”劝说“过客”休息，“过客”确实有过刹那的犹豫，但他“忽然惊醒、倾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因为“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鲁迅也是如此。他不能如周作人那样对人民的呼唤、民族的期待、历史的召唤置之不理。他只能走一条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大众奋斗牺牲的道路。

鲁迅扩大他的视野，考察了整个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把中国人民的不幸命运归结为一点：“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不仅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所谓“太平盛世”也“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无论何时都没有挣脱过奴隶的地位。鲁迅号召中国青年奋起“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这“第三样时代”必然是千千万万人民争得做“人”的资格的时代。

鲁迅面对着现实，从现实斗争经验的总结中艰苦地探索着人民的力量与价值。“五四”后暂时的革命低潮，使鲁迅曾经和周作人一样地夸大了人民的消极面：“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但周作人由此而蔑视人民，进而要求“统治”群众。鲁迅尽管也表示“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却丝毫也不含有根本否定群众的意思。因此，一旦人民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显示自己的力量，鲁迅立刻从人民的新觉醒中汲取思想发展的养料，热情赞扬“中国女子的勇毅”、“百折不回的气概”，宣布自己从人民革命的汹涌潮流中看到了“真的猛士”，最后得出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的结论，终于认识了“不读书”的愚人即普通人民创造世界的历史价值。这样，鲁迅通过对人民命运、力量和价值的探索，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对于人民解放斗争道路的探讨，鲁迅同样经过漫长的路程。在日本时期，他企图通过文学的启蒙，思想的革命，“立人”而改造社会。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坚持这样的信念。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鲁迅终于认识到单靠文学启蒙、思想批判不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情状”，必须通过“实地革命战争”根本改变社会基础。这样，就从另一个侧面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的基本观点。

就这样，从1907年日本留学时期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的“下等人”的“解放”，再到1927年广州时期的“工农大众的解放”——鲁迅经过漫长的二十年的艰苦探索，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走到了马克思主义。鲁迅从本世纪初开始寻求民族复兴之路，到20年代末终于得出明确的结论：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华民族。这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抽象公式，而是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犀利解剖，对历史与现实斗争经验深刻总结的结果，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的结论。这个科学的结论，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方向。

（五）

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买办政权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复辟。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鲁迅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更高地举起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周作人死抱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不放，在夹缝中苦苦挣扎，又不可避免地沿着历史的斜坡向下滑行。

以“思想杀人”的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使渴望思想自由的周作人感到受压抑的痛苦。在1930年12月30日写给俞平伯的信里，谈到他所做的梦，梦中充满了“大哭”、“强乞”、“惊醒”、“狼狈而醒”的情节，就是这种压抑感潜意识的反映。周作人用“有暇而无闲”概括他的心境：“我所有的只有焦躁……中国是我的本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在他后期所写的几乎每一篇序跋里，都充满了这样的叹息：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

想谈风月而不能尽谈风月，不断谴责自己“不够消极”，而又“无可如何”地要写积极的文章，渴望做不问世事的隐士，而事实上做不到，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只要周作人坚持这一理想，五四反封建的火就不会完全熄灭。曹聚仁说他“心头的火虽在冷灰底下，仍是炎炎的燃烧着”，在这个意义上不无一定道理。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在北京沦陷前所写的大量貌似出世的散文中，时时流露出讽世之意：或隐晦反对国民党大兴思想文字狱，或不满意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或批判思想文化上的倒退、复辟，或为妇女与儿童的人权呼吁……尽管周作人的批判、抨击，是基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与鲁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批判，存在着质的区别；但正如鲁迅所分析的那样，“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正是鲁迅，对于周作人闪烁其词中的“讽世之意”有着最深切的理解。当有人看不到周作人在消极中的积极因素，对他的五十自寿诗全盘否定时，鲁迅却在私人信件中这样为周作人辩护：

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鲁迅在这里正是提醒人们：必须看到周作人与完全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对他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宣布他的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1927年以前的革命发展时期，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压抑个性自由发展的封建黑暗势力的积极反抗；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低潮时期，就成了消极的“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以及“五四”以后一再流露出的士大夫阶级“穷则独善其身”的隐逸思想，在反动派的高压下终于恶性发展。他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妄想避难于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思想、文学之中。鲁迅精辟地分析了周作人这类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过程：他们追求“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的境界，“先由努力”，确有几分勉强与痛苦，“后成自然”，“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周作人逐渐地完全满足于这样的生活：“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说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板书，坐萧萧南窗下。”在这里，从生活方式到情趣，都彻底封建士大夫阶级化了。生活上潜移默化的倒退的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思想上的蜕化。周作人早在1924年就提出过“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现在，“闭门读书”的结果，更加系统地提出了要恢复据说是被汉朝以后的儒学家严重歪曲了原来意义上的儒学，即孔孟所主张的礼、中庸、恕与仁，并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糅合道家与法家，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周作人回到孔孟那里去的主张，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在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如果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在封建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强迫封建圣人来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严重地从内部破坏了封建正统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那么，周作人在30年代鼓吹回到孔孟那里去，则是要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思想体系来冒充、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与此同时，周作人在文学上鼓吹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提倡“闲适小品”，实际上也是要用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文学主张、情趣来改造新文学。这样，从生活到思想、文学主张，周作人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封建复古的道路。这就不能不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营垒发生尖锐的矛盾。

一方面，与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存在矛盾，有着某种程度的反封建的民主要求，不同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家；另一方面，与革命营垒相对抗，有强烈的封建复古倾向。这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贯串于周作人1927年到1937年10年活动的始终。但其斗争的主要矛头却显然有一个转化过程。大体说来，1927年到1928年，周作人比较着重于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表现出更多的进步性；从1930年编辑出版《骆驼草》，开始转向消极；从1934年后，就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左翼文艺运动。这是他自身反封建的一面逐渐减弱，封建复古倾向逐渐上升的必然结果。而在这十年的末尾，周作人身上的封建的反人民的一面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在1927年，周作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共荣共存”的谬论曾痛加驳斥，尖锐揭露其为“侵略的代名词”。而到1935年至1937年，周作人竟然跟在日本侵略者背后鼓噪“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文化同一，“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沿着这样的斜坡滑下去，周作人必然地要堕入汉奸的泥坑。

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的堕落在鲁迅那里引起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他在私人信件中，不只一次地发出感叹，“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鲁迅绝不能容忍任何倒退，他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反击。他揭露周作人们“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提倡闲适小品，其实质就是要“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无异于充当统治者的“帮闲”以至“帮凶”。鲁迅的批判击中了周作人们的要害，而对他自身来说，也具有严峻的意义。这意味着他与《新青年》时期和《语丝》时期的战友在思想上的最后决裂。这决裂并非一般浅薄的人想象的那样容易。鲁迅在悼念刘半农的文章里这样说：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这同样可以视为是鲁迅对于周作人的感情。这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历史眼光、科学态度和伟大胸怀，是十分感人的。

历史无情。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不过三十年，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由反封建出发，转了一个圈子，竟又回到了封建主义的怀抱。将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唯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和他的同志们。鲁迅不仅与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及时揭露了周作人之类的封建复古倒退行径，而且对于革命阵营内封建主义的复活，保持着高度警惕。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的速度是迅猛的，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封建思想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后遗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没有得到真正普及，封建主义思想未能彻底清算，甚至被带进了革命队伍内部。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中期革命阵营的内部争论中，一些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特别是不允许提出不同口号、不容发表不同意见的“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专断作风，等等，实际上正是封建主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种反映。鲁迅十分敏锐地抓了一些主观上也要求反封建的革命同志身上的这根封建主义的尾巴，他是那样愤怒地谴责革命阵营中出现的“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乍一看，似乎有些过分，属于偏激之辞。但如果我们跳出人事的纠葛，站在历史的高度，把鲁迅的这些话看作是对一种历史现象的批判，而不是对某一具体个人的指责，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鲁迅是真正高瞻远瞩的。他在封建主义在革命阵营内部刚刚冒头的时候，就以这样尖锐的形式向不成熟的革命者敲起了警钟。鲁迅在30年代所发出的要警惕封建主义在革命队伍内部复活这一警告，无疑是对他在20年代末所得出的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科学结论的一个深化与发展。当然，由于当时革命队伍中封建主义的暗流还处于萌发的阶段，矛盾并未充分暴露与展开，因而鲁迅仅能有一些敏锐的感受，天才的预见，但它的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甚至在一个侧面预示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内容、新方向。

1936年10月，鲁迅走完了一生战斗路程时，人民授予他“民族魂”的称号，这就充分肯定了鲁迅作为中华民族觉醒的伟大代表的历史地位。周作人却与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一步步地走上民族叛徒的歧路。周作人终于以这种屈辱的形式埋葬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走到了政治生命的尽头。这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他所代表的中国的终生未能摆脱封建主义传统的魔影并最后被其吞噬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悲剧。

（六）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时说：“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近代中国社会所进行的伟大变革，同样“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就“思维能力”和“学识渊博”而言，周作人似乎具有某些巨人的特征。也确有人把他和鲁迅并称为中国近代“深刻的思想家和战士”，但这毕竟是一个肤浅的错误的观察。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任务与要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历史提出的客观要求，决定着历史人物的价值。鲁迅与周作人生活的时代，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人们经常因为对这种艰巨性估计不足而受到历史的嘲弄。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发展极为完备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甚至渗透到民族意识之中。到近代，封建主义文化又与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窒息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恩格斯说，传统是历史上的巨大惰力。对于古老中国来说，封建传统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就显得特别突出，特别严重。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觉醒，最基本的任务与内容之一就是要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罗网中挣脱出来，这简直是一场生死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并不是任何人都是胜利者。周作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曾经与封建主义旧传统进行过英勇的奋战，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起过积极的作用，其战斗业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反封建不可能彻底；而他又始终不能摆脱灵魂深处的封建主义阴魂。他终于屈服于封建传统的几乎是不可抵御的巨大压力，他的历史作用随着自身封建思想的上升而减弱，最后堕落到积极宣扬中国封建文化，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周作人从时代前进的动力蜕变为阻力的历史，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无疑是一个“反题”——但却是极为深刻的“反题”。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对于不断在历史的反省中前进的中华民族是一份宝贵财富。鲁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与封建传统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他对中国封建传统力量的严重性，认识最深刻，估计最充分，因而他的战斗也最自觉、最坚决、最彻底。为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他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鲁迅不仅具有战胜封建主义旧传统不可缺少的韧性，而且拥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在似乎无以抗衡的封建旧传统面前，鲁迅是真正的强者。他以令人叹服的识别力，抓住封建主义一切表现形式，穷追不舍，战而胜之。他和他的战友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向披靡的辉煌战斗，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醒。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批判，在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中（这个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之一。

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自然有自己的特点，它必然是有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列宁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20世纪中国民族的崛起，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亿万人民的觉醒与发动。因此，对人民觉醒与人民斗争的态度，就成为历史取舍历史人物的基本尺度。周作人初期和中期的反封建斗争无疑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的；但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却使他本能地抗拒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能地对人民革命怀有忧惧。这样，他的历史作用与民族的觉醒，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发展成了反比，最后为时代潮流席卷而去。周作人的悲剧是一个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他的沉沦正好反衬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