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地下》与《1Q84》之间（译序）

林少华

《地下》（Underground）是村上春树早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但它真正引起我的关注则是其新作《1Q84》问世之后。关注的中心点是物语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透示的思想信息，抑或物语之于村上的意义。

长篇小说《1Q84》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分BOOK1、BOOK2两卷出版，至九月七日即印行十八次，两卷合销二百二十三万册，成为热门话题。小说分48章以双线平行结构（parallel worlds）推进。奇数章为“青豆”章，偶数章为“天吾”章。女主人公青豆年轻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身材高大而谨小慎微。身为体育俱乐部教练的青豆受一位神秘而富有的老妇人之命，以极其巧妙的手段结束了若干虐妻男士的性命。这期间进入同一九八四年并行的1Q84年的世界。继而受命谋杀邪教的教主（Leader），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身为补习学校数学教员的天吾受出版社好友之托，改写十七岁女高中生深绘里暗示邪教初期内幕和有“小人儿”（Little people）出现的小说《空气蛹》，小说因此获奖并成为畅销书。天吾亦和深绘里成为好友。不料深绘里竟是名为“先驱公社”的邪教教主的女儿，天吾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引起“小人儿”的警觉。最后，天吾发现小说《空气蛹》中的“空气蛹”实际出现在父亲的病床上，开裂后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自己十岁时开始动心而二十年间从未相见的恋人青豆！与此同时，现实中的青豆则因听信教主之言为保全天吾而将手枪管含入口中扣动扳机。BOOK2至此结束。

显然，故事是围绕邪教团体展开的。邪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轴和关键词。而邪教并非纯属虚构，其原型是《地下》中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村上本人对此也一再提起。他在《1Q84》出版不久接受报纸采访，谈及创作起因：一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很早以前就想以G·奥威尔的‘未来小说’为基础将不久的过去写成小说”；二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在法院听得案件主犯林泰男被判处死刑，村上心情很沉重：“并非犯罪型人格的普普通通的人因为种种流程而犯了重罪。觉察时已经成了不知何时被剥夺性命的死囚——我设身处地想像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持续思考这一状态的含义。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读卖新闻》2009年6月16日）。距此约一年前被记者问及《1Q84》主题时村上也讲到奥姆真理教：“我认为当今最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每日新闻》2008年5月17日）。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即《1Q84》出版三四个月后村上又一次在《每日新闻》上强调：“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对于我始终是最主要的主题。体制不能没有，但体制在很多方面将人变为非人。在沙林毒气事件中或死或伤的人也是奥姆这一体制伤害个人的结果。”

日本学者也已明确指出《1Q84》同采写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地下》之间的关联。文艺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者铃村和成认为村上从未写过像《1Q84》这样主题鲜明的小说，“主题即是以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新宗教（cult）集团”。同时指出“出场人物多多少少同奥姆性质的‘新宗教’有关”（《解读村上春树〈1Q84〉》，河出书房新社2009年7月版，P.99—100）。美国文学专家越川芳明同样认为“村上春树的《1Q84》可以作为以一九九五年制造地铁沙林事件的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寓言故事来读”（同上P200）。换言之，《1Q84》乃是对《地下》中的奥姆真理教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历史事件的拟写。可以说，没有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就不会有十几年后的长篇小说《1Q84》。在这个意义上，若想深入理解《1Q84》，就必须回溯《地下》（包括《地下Ⅱ·在约定的场所》），回溯奥姆真理教和沙林毒气事件。

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对于日本是极为糟糕的年份。一月十七日发生7.2级神户大地震（日本称“阪神大震灾”），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后超过六千四百人，《每日新闻》形容说“状况简直同刚刚战败时无异”。此后不到两个月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三月二十日清晨，十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两人一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钻进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液状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在密封的车厢和停车时的月台上弥漫开来，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官方正式公布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有的终身致残。地震摧毁了日本抗震施工技术的神话，“沙林”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乃日本战后最惨重的天灾人祸。村上春树在《地下》题为“没有标记的噩梦”的后记中就此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无独有偶，奥姆真理教恰恰出现在一九八四年。最初仅有三名成员，在涩谷租用一个公寓套间，作为“奥姆神仙会”开始活动。提出的构想是：创造衣食住全部基于真理的所谓“幸福生活”，建立教育、医疗和就业机构，进而“转生”进入高层次世界。十一年后制造了这起震惊整个日本的恐怖事件。

村上春树一九九一年初赴美，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住了两年半，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剑桥市）住了两年。其间主要创作了日文原著为上中下三卷的《奇鸟行状录》。九五年三月临时回国时在神奈川县海边家中得知东京发生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其后按计划重返坎布里奇，六月彻底回国。从九五年十二月开始整整用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事件受害者，九七年一月最终脱稿，同年三月十五日即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两周年前夕刊行问世，此即《地下》。

村上作为颇有后现代倾向和大体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个人主义”作家何以一反常态，全力以赴采写这样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呢？

写《地下》的最初动机，首先是想作为事实详细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地下发生了什么。我想以我的方式彻底把握和追究其中的事实真相。不妨说，这项作业始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粹的疑问。我想真正知道了解的事谁也不肯告诉，往下只好由我自己迈开双腿四处调查。并且隐约期待从这一视角看清日本这一社会的形态。此外也怀有这样一种预感：很多事情说不定因此连在一起。但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动才行。躲在书房不动，有的东西是很难看清的。而这样的作业对于我无疑是面向新领域的一次挑战。

与此同时——终归是以水到渠成的形式浮现出来的——写《地下》这本书在结果上也是对我自身进行精神adjustment（调整）的重要作业。我结束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活返回日本，需要类似精神切换那样的东西。而那必须是同自己国家的刻骨铭心的面对。如今想来——只是说如今想来——我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邂逅在日本社会中生活的“普通人”，想尽情听他们倾诉，想把全副身心沉浸在他们的物语中。由此进一步说来，是想同“拥有不普通的共同体验的普通人”相遇，想知道他们在那种异样性、特异性之中何所感何所思以及如何将自己相对化、亲眼看见了怎样的场景。希望通过逐一参与他们讲述的物语而在结果上——只能在结果上——拓展和加深自己作为“在日本这个国家生存的作家”的视野。当然不是以此为目的开始的，而是说我本身不能不因这项作业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坦率地说，较之其中的客观事实，我感觉自己的意识更为指向围绕事实讲述的物语构成方式，本能地相信惟有那种自然而然的物语性方能治愈——哪怕局部地治愈——我们受伤的社会。那既是之于我的adjustment，又应是之于社会的adjustment。采写过程中我始终相信这种相互折射的力的作用。

以上引文来自村上为收录《地下》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⑥》所写的“解题”（讲谈社，2003年9月版P.690—692）。显而易见，采写《地下》的动机，一是了解事件真相，进而了解日本社会，二是进行精神调整，进而拓展自己的视野。而物语（或物语性）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地下》明显有别于nonfiction（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随后写道：“简单说来，我是想一个个实际亲身穿过证言提供者的话语（物语）而在那里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原模原样的世界，也希望读者感同身受”（同上P.696）。言外之意，村上感兴趣的更是事件背后的元素，即作为背景或土壤导致事件形成的日本这个社会以至日本每一个人内部的“地下”，而要逼近和发掘这个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只能诉诸物语即小说这一形式。村上这篇“解题”最后几句话尤其耐人寻味：“之于我的小说，好比发掘自己身上深埋的遗址那样的东西。来自外部的则是新的工具、新的材料。而用工具发掘的‘内容’，却是自己身上长久埋藏的东西。在久远的将来，很可能有一天发掘所得之物会作为我自身的遗址呈现出来”（讲谈社，2003年9月版P.697—698）。

十几年后，“遗址”终于发掘、呈现出来了，这就是《1Q84》这部大部头物语，这部足够长的长篇小说。

那么，《1Q84》中究竟有哪些部分属于《地下》的“遗址”呢？或者说《地下》的哪些“遗址”在《1Q84》呈现出来了呢？一句话，二者之间的联系何在？

我以为主要是关于物语的理念。

村上认为包括沙林毒气事件案犯在内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之所以由普通人变成信徒而深受其害，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固有的自我”即失去了制造“固有的物语”的主体性，致使自己“从他者、从被你转让自我的某人那里接受新的物语”。而教主“麻原彰晃能够以充分的说服力把这种作为junk（垃圾）的物语给予人们（求之不得的人们）。……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语，在局外人眼里绝对只能是令人喷饭之物。但公正说来，那里面确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是为了什么而不惜浴血争战的攻击性物语’”（《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讲谈社文库1999年版，P.751—752）。那一物语是封闭性的物语，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将人们的自我一点一点吞噬下去。而能够与之对抗的——村上后来在为收有《地下Ⅱ·在约定的场所》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⑦》所写的“解题”中指出——“不是逻辑，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仅仅是‘另外的物语性’、另外的‘开放的’物语性。简单说来，那是物语‘开放系’同‘封闭系’之间的战斗。”

二〇〇一年十月即美国“9·11”事件发生不久，村上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据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介绍，当时《纽约时报》一位记者注意到村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一个月前恐怖主义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于是在东京找到村上。村上将奥姆真理教的封闭世界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加以比较，认为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如果你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在开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谈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压力。但至少情况是开放式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决定你生活的方式……我写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正确的生存方式的人……这就是我的主题。与此同时我认为还有处于地下状态的另一个世界。你可以在你的意识中进入这个内在的世界。我作品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活在这两个世界——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与这个地下状态中的世界。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就能找到路径，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往来游走。要找到进入这个封闭循环的入口很容易，但要找到一个出口却很难。很多宗教领袖都会免费为你提供一个入口。但他们不会提供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追随者上套。在他们命令自己的追随者成为士兵时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我想，那些开着飞机撞大楼的人就是这种情况”（《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在这里，村上再次强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性世界即是封闭性物语的危险性——可以使人开飞机撞大楼，可以使人在地铁中施放毒气。

多年后的二〇〇八年，村上开始以“精神囚笼”这一措辞批判奥姆真理教及其封闭性物语（封闭性世界）的恐怖状态：“我认为当今最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因此，村上认定物语必须是对抗体制及其造成的“精神囚笼”的武器。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职责就是打磨这种武器，即写出开放性的好的物语——“好的物语会加深和拓展人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人就不情愿进入狭窄场所了”（《每日新闻》2008年5月17日）。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五日村上以《高墙与鸡蛋》为题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再度确认物语或小说的职责。他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物语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也就是说，村上已把物语置于个人灵魂同体制之间的冲突地带，将物语提升到灵魂守护神的高度。必须指出，村上在谈及这样的物语理念时总是念念不忘奥姆真理教。此次演讲后不久他在接受《文艺春秋》杂志独家采访时表示：

人一旦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听命于教旨及其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

奥姆真理教就是一个典型。我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写了《地下》，之后又听取信徒们的说法归纳成《在约定的场所》。还去东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傍听审判。案犯们当然是施害者，尽管如此，我在心底还是觉得他们也是鸡蛋，也是原教旨主义的牺牲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他们将自我整个转让给了那个团伙，被高墙围困，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某一天被人递给装有沙林的塑料袋，命令自己在地铁中捅破——此时已无法穿去墙外了。而意识到时，已经杀人被捕，在法庭被宣判死刑，投入牢房的四面墙之中，沦为不知何时被处死之身。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同BC级战犯一样。能够断言惟独自己不至于有此遭遇的人究竟会有多少呢？采用体制（System）和高墙这一说法的时候，我脑袋里闪过的也是牢房图像。

（村上春树：《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载于《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

而早在十几年前村上就已经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质问：“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己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某种制度=System吗？”二者可谓前后呼应。这显然意味着，村上十几年时间里始终在思索物语同奥姆真理教之间、个人同奥姆真理教式封闭性物语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炼之于自己的物语理念，等待将自己投入开放性物语同封闭性物语之间的战斗的时机。当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当世界愈发处于缺乏整合性的“混沌”（Khaos）状态或多元、多极形势的时候，村上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推出了《1Q84》。在这个意义上，《1Q84》可以说是村上式物语理念一次至为重要的大规模实践活动，因而理应是村上心目中足以同奥姆真理教式封闭性物语相抗衡的提供“出口”的开放性物语。不妨先看一下《1Q84》中村上通过男主人公天吾表达的关于物语理念的最新思考：

在物语的丛林中，无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多么一目了然，也不可能给予明快的解答，同数学的区别就在这里。物语的职责——笼统说来——就是将一个问题置换为另一种形式。解答的方式即通过其移动的质和方向性而被物语式暗示出来。天吾带着这一暗示返回现实世界。那类似写有无法理解的咒语的一张纸片。有时候因其缺乏整合性而不能马上发挥实际性作用。但它含有可能性。自己有可能迟早解开咒语之谜——这样的可能性将从深处一点点温暖他的心。

（村上春树《1Q84》BOOK1，新潮社2009年5月版，P318）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置换”（换喻）表达物语的职责；二是以不提供明确答案表达物语的开放性；三是以缓慢温暖人心表达物语的对于个人的作用。这三点固然是此前物语理念的延伸，但有程度不同的新意。

那么，这种始自《地下》并不断发展的物语理念在《1Q84》这部日文长达一千多页的物语中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

首先，物语本身在《1Q84》中具有不止于温暖人心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村上作品中，大物语套着小物语是经常出现的创作手法。《1Q84》中的小物语无疑是《空气蛹》，但这个小物语却是驱动大物语《1Q84》的关键动力：出版社尝试通过《空气蛹》的出版赚钱，主人公天吾希望通过《空气蛹》的修改成为真正的小说家，戎野打算通过《空气蛹》的畅销同杳无音信七年之久的老朋友取得联系，教主企图通过《空气蛹》牵制“小人儿”。更重要的是，《空气蛹》描写了后来演变为邪教团体的“先驱公社”的由来和初期内幕，也是使之变成邪教团体和控制教主的神秘的“小人儿”唯一亮相的舞台。假如抽掉《空气蛹》这个小物语，《1Q84》将不复存在，同邪恶团伙及其体制相抗衡的力量也很难产生。这也意味村上春树文学创作策略的一个更加明确和自觉的转变，即由文体至上转变为物语至上。他清醒地意识到，较之过去刻意经营的文体，物语作为对抗“高墙”的武器有效得多。也就是说，他更相信物语的力量。

其次，封闭性“物语”（体制）的危险和恐怖在《1Q84》中得到充分演示。以《地下》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先驱公社”原本是开放性团体，其成员在从农民手中购得的田地里从事农业生产，承认私有财产，出入自由，同外界保持正常联系，也几乎没有“思想教育和洗脑”那样的活动。自从教主女儿深绘里领来“小人儿”之后，转而实行彻头彻尾的“秘密主义”，修筑围墙，中断同外界所有往来，成员不得离开，从而沦为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性体制。成员将“自我”整个托付给教主编造的封闭性物语。教主强暴教团内所有不到十岁的幼女，编造的物语性理由是以此赋予幼女“灵性觉醒”，强调这一所谓仪式必须在初潮前进行，由此产生的剧痛乃是“为了升入上一层次而无法回避的关口”。幼女的父母对此深信不疑，兴冲冲将自己的女儿献给教主满足其变态性欲。幼女狭小的子宫因此受伤，导致终生不育。其中一个叫“翼”的幼女逃出后变得表情呆滞，除了偶尔说出“小人儿”一词以外几乎完全失语。更可怕的是，这名幼女在老妇人的受害妇女救助中心生活期间突然失踪。教主说她已被“回收”。亦即，出口彻底封闭，即使逃出也要被“回收”——邪教以及邪教式的团体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成了“精神囚笼”、肉体囚笼，正如村上前面所说，教主只提供入口而不提供出口，以使追随者上套。其依赖的手段，即是编造封闭性物语。

同这种封闭性物语相对立的，自然是开放性物语。下面就看一下《1Q84》展示开放性物语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毋庸置疑，《1Q84》中的教主深田保是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的置换，不仅物语编造手法，而且形体也有相像之处，如麻原同样身体硕大和视力不好等等。如前所述，麻原式教主编造的是封闭性物语，而村上围绕教主展开的物语则是开放性的。所谓开放性物语，在村上文学语境中，是指没有明确答案的、为读者提供多个选项的甚至有许多困惑和缺憾的物语。这在《1Q84》中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对善与恶的描述和界定方面。

村上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指出，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的基本姿态是使“受害者=无辜=正义”之“此侧”同“施害者=污秽=恶”之“彼侧”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事件受害者是善，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是恶。二者缺乏“对流性”，非善即恶，非恶即善，善恶分明，势不两立。进一步说来，这种认知或结论是封闭性的，有进无出，别无选择。而村上则力图从这种“公共马车式共识”的咒语中解脱出来，通过采访受害者施害者双方和去法院旁听来寻找开放性认知或结论。结果发现，“地下”不仅仅出现在沙林事件发生的地下（地铁）及奥姆真理教内部之“彼侧”，也出现在正常的日本社会内部和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之“此侧”。

作为“此侧”的例子村上举了两个。一个写在《地下》的前言中：一位女士的丈夫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留下后遗症，上班后无法像以往那样工作。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开始说三道四，致使他不得不辞职回家。村上认为这位年轻职员遭受了双重暴力。一重来自属于恶的异常世界，一重来自属于善的正常世界，但二者“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举的自身例子：一九九〇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村上目睹一伙年轻男女戴着大象面具和麻原面具在街头载歌载舞帮麻原拉票，不由得不胜厌恶地移开视线。为什么移开？作为假设，恐怕是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ものごと）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

至于“彼侧”的例子，村上举了林泰男。林泰男是沙林毒气事件主犯，他一个人在地铁车厢里捅破三袋沙林，致死八人，致伤达二千四百七十五人之多。审理期间村上去法庭听了整个过程，觉得就人格来说林泰男决非犯罪型，甚至是个“诚实”的人。审判长在判词中也说他“本来不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格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于是村上“开始极为自然地一点点对他怀有同情之念”（《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⑥·“解题”》，讲谈社，2003年P683—686）。言外之意，甚至作为恶之“彼侧”堪称“杀人机器”的主犯身上都有善的因素。村上就是这样通过这一系列采访和旁听活动获得关于善与恶的开放性认知和结论，拆除了“此侧”与“彼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藩篱，使之互相流通，呈开放状态。

这样的开放性“遗址”，在十几年后的《1Q84》中水到渠成地演绎出了关于善与恶、关于邪教的开放性物语及其开放性主题、开放性结论，而典型地体现在教主身上。其突出表现是善恶概念、善恶边界的开放。前面已经提及，教主编造物语强暴初潮前的十岁幼女，致使幼女子宫被毁，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已经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主人公青豆因此受老妇人之托前去谋杀教主。不料教主却辩称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并非出于自愿，自己不过是女儿深绘里领来的“小人儿”代理人。他所以让深绘里逃离教团，是为了使其同天吾合写《空气蛹》以散布对付“小人儿”这一病毒的抗体。最后教主居然为了使“小人儿”失去自己这个代理人即为了中断恶的链条而主动请青豆立即杀死自己。死之前说的下面一番话曾被NHK电视台以“物语的力量”为题于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播出的村上专题节目用来概括村上“独自的世界观”：

“世上既没有绝对的善，又没有绝对的恶。”他说，“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绘的也是这样的世界形态。重要的是保持来回转换的善恶之间的平衡（balance）。过于向一方倾斜，就跟维持现实道德。是的，平衡本身即是善。我必须为了保持平衡死去也是出于这个意义。”

在《地下》中，教主麻原彰晃无疑是恶（绝对的恶）的化身，是构筑教团这一封闭性体制或编造封闭性物语的核心主体。村上尽管对林泰男这样的主犯怀有几分同情，但对麻原本人采取的显然是直接批判的态度；而《1Q84》中的教主深田保则并非“绝对的恶”，甚至成了主动中断恶之传承的不无悲壮色彩的人物，至少是善恶混合体。也就是说，善恶在这里是相对的、互换的、对流的，处于开放过程。这一善恶概念诚然来自《地下》，然而在《1Q84》中恶的主体消失了。纵使理应是恶之彼侧的“小人儿”，借用教主的话说“是善还是恶是不清楚的”。村上本人也不置可否。去年九月接受报纸采访时他这样回答：“至于‘小人儿’是怎样的东西，是善是恶，那我是不清楚的。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制造恶之物语的存在。我认为，住在深山里的‘小人儿’是超越善恶的，但如果走出深山而同人们发生关联，有时候就会因此具有负面能量。”接下去当记者就其将善恶等价值观的对立加以相对化这点予以确认时，村上又转而说道：

我真正想描写的是物语所具有的善之力量。像奥姆那样把人们诅咒在、束缚在封闭的狭小团体中的，是物语的恶之力量。它把人们拉往错误的方向。小说家要做的是向人们提供广义的物语，使之发生精神性动摇，示以什么是错误的。我相信物语的善之力量。我之所以想写篇幅长的小说，目的就在于扩大物语的外环，尽可能影响多一些的人。明确说来，我必须写能够同原教旨主义和地域主义（Regionalism）相对抗的物语。为此必须首先看清“小人儿是什么”。这是我正在进行的作业。

（独家访谈：村上春树谈《1Q84》，载于2009年9月17日《每日新闻》）

然而，我认为《1Q84》并非这样的物语。它虽然扩大了“物语的外环”，尤其在善恶方面更具开放性，但另一方面它模糊了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之间的界线，抽空或者置换了恶的主体，使得对恶的批判、对封闭性物语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就这点而言，《地下》是成功的，而《1Q84》并未实现他自《地下》以来延续的物语理念。只能寄希望于他预定今夏出版的《1Q84》BOOK3。但愿那里的噩梦是有“标记”的。

最后讲一下这本书的翻译。出于对文学翻译特点的考虑，我极少与人合作，沪版三十几部村上作品都是我一个人翻译的。但《地下》情况有所不同。这本书的主要篇幅是村上整理的作为采访对象的六十名沙林事件受害者的证言。六十人即有六十种语言风格。如村上在《写在前面》这篇序言所说的：“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事实上这六十人的证言无论语气还是表达方式都存在个体差异。既然村上“原封不动”，那么作为译者也应力求“原封不动”。为此，我请了十位硕士研究生帮我翻译“证言”部分，以期有较多的“个体”相应传达原文语言的个体差异，具体分工如下：

“证言”部分的翻译分工如下：

段颖慧：和泉清佳、汤浅胜、宫田实、丰田利明

李国磊：高月智子、井筒光辉、风口绫、园秀树、中野干三、有马光男、大桥贤二（1）

马惠：大桥贤二（2）、稻川宗一、西村住夫、坂田功一、明石达夫、明石志津子、中村裕二

于崎：驹田晋太郎、中山郁子、齐藤彻、菅崎广重、石野贡三、迈克尔·肯尼迪

张冉：岛田三郎、饭冢阳子、武田雄介、中岛克之、柳泽信夫、平中敦、市场孝典

张淑婧：山崎宪一、牧田晃一郎、吉秋满、片山博视、松本利男、三上雅之、平山慎子

柯子刊：时田纯夫、内海哲三、寺岛登、桥中安治、奥山正则、玉田道明、长滨宏、宫崎诚治

牟全：石原孝、早见利光、尾形直之、光野充、片桐武夫、仲田靖

石青：伊藤正、安齐邦卫、初岛诚人、金子晃久、大沼吉雄、石仓启一、杉本悦子、和田吉良·早苗

王露：和田嘉子

在此，我要对十位研究生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当然，统稿由我一人负责。统稿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字性润色”，而是在校正基础上尽量“使其容易阅读”。至于非“证言”部分即前言后记及正文介绍性文字等村上本人部分则由我自己翻译。换个说法，我在此扮演村上，十位硕士生扮演“证言提供者”。当然，无论哪一部分，文责均由我负。

欢迎读者朋友指出译文的不当之处或同我交流对这部作品的感想和看法。来函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期待着。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蔷薇竞放槐花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