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原馥庭:被阎锡山带到台湾的秘书

到台湾后,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辞去了“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辞职是他自愿的,阎先生是个明白人,他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需要我,赶也赶不走;不需要我,留也留不住。”

阎锡山昔日历任秘书迄今在世的仅有两位,一位是现居台湾的运城人氏原馥庭,另一位是现居太原的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者李蓼源。

到现在原馥庭仍保留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1960年阎锡山去世,他担任秘书20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阎锡山。2004年他曾把从大陆去的山西老乡特地请到台北市一家山西饭店吃午饭。他说这是同为山西人的徐永昌从太原带来的厨子开的,几十年来虽几经易手,老板换了好几位,不过饭店的山西风味倒是始终如一地保持下来了。

原老感叹说:“战乱时分,老百姓受的苦,遭的罪,那真是一言难尽。所以咱们中国能有今天,不容易啊,两岸同胞都要倍加珍惜!”

这是原先生的肺腑之言。

在此番做东及次年参加台北山西同乡会暮归故里的日子里,原先生在各种场合谈到了他当初追随阎锡山离开山西后的经历。

原馥庭回忆说:

我迄今还记得很清楚,阎先生接到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发来电报的那天,是1949年的3月29日。那时候国共双方决定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李宗仁特地召集阎先生与居正、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去南京,在代表团启程前夕,商讨和谈问题。当时太原大战在即,阎先生在各种场合都高调宣示,决意与太原共存亡,他从内心是不愿意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离开的。但是李代总统专电邀请他前往南京商谈国是,他不去也不成。后来有的人写文章说他是说一套,做一套,让部下留在太原与共军拼命,自己找个借口溜掉了。有好几本书上都这样丑化阎锡山,说他装腔作势,要和大家共存亡,但事实上,就在三军将士受其蒙蔽,为其卖命的时候,阎锡山却偷偷搭乘专机逃出太原,一去不回头!为了掩人耳目,尽快脱身,他甚至连一向心爱的五妹子也弃之不顾了。还有本书里说,到了1949年3月初,太原空中交通已被解放军炮火所控制,只有西门外洪沟小飞机场尚能使用,阎锡山便急电在南京的军事代表杨爱源,叫杨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向代总统李宗仁提议,调他为行政院长,但李不同意,未能实现。到3月下旬,阎锡山又打了一个电报给铨叙部部长贾景德说:‘为拯救晋民,咱拟在中央占一位置,名位高下,在所不计,副主席亦可。’贾向李代总统请求,先去一电,请其来京,俾脱险境,李许可了。

原馥庭先生认为以上诸种说法毫无根据,纯属诬蔑丑化阎锡山人格的妄测之言。当时连他们几位跟随阎先生同赴南京的人员,也全都以为要不了三五天就会回来,出发前连家也没顾得上回一趟,亲人也没顾得上见一面打个招呼就走了。“拿我本人来说,自那天匆匆一走,父母天各一方,阴阳永隔,连一对亲生儿女,也是几十年后才偷偷摸摸从台湾跑到香港见上一面。”

阎锡山的另一位留在大陆的秘书李蓼源先生也在《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一文中,记述了阎锡山试图从南京返回太原所做的种种努力:“但四野炮兵第1师高射炮部队的到来封锁了太原的天空,也断绝了阎锡山回家的路。太原守军发去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阎锡山最终才放弃了返回太原的计划。”

关于阎锡山离开太原的情形,我们还是听听他本人在日记中是怎么说的吧。

1949年3月29日:“李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

4月11日:“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

4月12日:“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

4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

4月19日:“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

4月21日:“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

4月22日:“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

4月23日:“10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

4月24日:“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是。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

原馥庭说在山西当首领不容易,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1912到1927北洋15年,山西就被进攻过10次。比如1925年冯玉祥就曾占领大同13个县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张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几个月,不过后来马上被打退回去。他还谈到阎先生有4个秘书,一个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个是娘子关的代表,一个是东部的代表,原馥庭则是运城的代表。这是因为不同工作需要配备的,也是让周围人看,阎锡山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好,不偏不倚。山西像一个小国家,要让身边人都拥护他,也要花很多心思才行。在外人眼里,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很风光,但在原先生这样的身边人看来,阎锡山其实是个劳碌命,这一辈子做官做得很苦。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阎锡山也很早就决定离开台北,搬到山上去住。他就是要主动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态。

原馥庭回忆说,有一次,台北市长高玉树想到山上看阎锡山,下了车站在那儿等。高玉树并不是蒋介石的人,可是阎也不见。原馥庭只好对高玉树说:“对不起,阎先生不在山上。”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让情报人员以为他拉帮结伙。

原馥庭晚年在回忆阎锡山的文章里写道:

在台北待了半年后,阎先生带着我们随行人员四五十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废弃的茶园,一片荒芜,山上的荒草长到了一人多高,当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担卖到造纸厂。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山上还有游击队。这里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走山路的时候,经常看见野兔四处乱窜。

阎先生租了这块地,盖了9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我们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床上头,所以阎先生还有过打着伞睡觉的经历。

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先生后来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我们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5间房。当时蒋介石给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日本人留下的好房子让他住,阎先生谢绝了。

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路况很差,车子颠簸不已。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来山上探望阎先生时,赠了他一台发电机,可是阎先生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3年后电力接通。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他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阎先生用钱也很仔细,一个人一个月在大厨房的伙食大约是100块。这个标准吃了大概有10年,也没有涨过。后来厨子说大家吃得太苦了,阎先生听了这话,才又加了点钱买肉。刚一增加伙食标准,阎先生就走了。当时很多卫队的青年人跟着他到了台湾,他也用不了那么多警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就慢慢地离开了。

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当时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有一天我跟阎先生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又留了下来。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22点准时入睡。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外界都以为阎先生是“山西王”,很有钱,但到了台湾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不知为什么,阎先生和家人并不亲近。阎先生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战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又娶了一位,这位夫人和他同岁,家里非常有钱,她没有生孩子。他们向来不住在一起,阎先生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见一面。这样好多年了,我们也不能问。我记得是1952年左右,这位夫人也去世了。他的孩子很早就去了美国,也很少回台湾。

搬到山上后,他几乎很少出门。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头一天晚上我们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几点几分干什么,给这个人10分钟,等等。他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除了侄子阎志昭偶尔来访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不过,他的写作方式是“动脑不动手”,每天他起床后,总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听候他的命令,他口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几个记录、整理。比如某天他有感而发,就让我们写下这句:“喜怒不形于色,深沉可,阴险不可。”他睡觉时,身旁有支钢笔,有什么感想,他也随时写出来,交给我们整理。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阎先生的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我们和他一句都不敢多嘴。跟随他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几张和阎先生的照片,因为不敢张嘴提这样的要求怕打扰他。我记得有一年他请了一位客人来吃饭,客人还没有来,副官拿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单独照相的机会几乎没有。

有的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先生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计再有三年五年,我把该写的写完了,我并不寂寞。”

有人对我开玩笑说:“阎锡山是前世五台山的老和尚,你是今世的小和尚。”

阎先生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那时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上,所以医生劝他住院他不肯。

1960年5月20日,蒋先生有一个庆祝会,阎先生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床上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们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阎先生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我们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曹振武与原馥庭多有交往,后撰《爱国老人原馥庭》一文,发表在《党史文汇》2010年第1期上。摘引如下:

原馥庭系山西省河津县和井村(现属万荣县)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生,现已97岁。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1949年将一双儿女留在原籍,同夫人去了台湾,任阎锡山首席秘书。阎锡山逝世后调任台湾当局少将参议。李登辉上台后搞台独,原馥庭坚决反对,愤而辞职。

原馥庭身居海岛,心系大陆,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两岸隔绝数十年,骨肉生死难明,原馥庭唯恐今生难见亲人一面,于1989年与夫人携晚辈到香港,同在大陆离散40年的子女团聚6天,以慰天各一方,梦寐思念之情。1993年,两岸关系初晴,冰山渐消,原馥庭回到离别44年的和井村扫墓祭祖。此后他几乎每年皆回山西探望,受到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原馥庭亲眼见到祖国大陆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山西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丰衣足食并日益提高的事实,甚为感动。1998年他参观万家寨引黄济晋水利工程时,赋诗盛赞山西党政领导其功不在禹下:“石楼临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参加山西大学承办的“近代史研讨会”后,他赴五台山参观,途经忻口见抗日战场遗迹,回想此役有4万余官兵为国牺牲,至感悲痛,泣不成声。此后,友人邀他再游五台山,他婉言相谢,实则是不忍再看忻口伤心之地。他说:“忻口战役坚持23天,牵制日军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妄想,亦使南京得以从容西迁,功不可没。是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敌寇的典型之战,后人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