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波斯人（224—641）

萨珊社会

贯穿整个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彼岸有一个神秘的帝国，这个帝国有一千年之久未与日益扩张的欧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接触，却始终未曾忘却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光荣，它逐渐恢复帕提亚（Parthian）战后一度受损的元气，同时在英武的萨珊君主领导下维持着奇特的贵族文化，结果竟使伊斯兰教征服伊朗变成波斯的一场文艺复兴。

3世纪时，伊朗这个词，其含意远较今天的伊朗或波斯丰富。按照字面的意思，所谓伊朗就是“印欧语族人的土地”之意，它包括今阿富汗、巴鲁吉斯坦、索格底亚那、巴尔克及伊拉克等地区。波斯是今法尔斯省的古名，当时后者只不过是这个帝国东南部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野蛮人”一向不太重视，就把这一地区的名字拿来当作整个地区的名字。从喜马拉雅山东南到高加索西北，贯穿伊朗的中心地带，有一条作为长墙的山脉。东边是荒芜的高原，西部则是那两条孪生河流的翠绿山谷，这两条河定期泛滥，造就了纵横交错的水道，更使波斯的西部盛产小麦和椰枣、葡萄等各种水果。在两河之间、两河沿岸及深山中，在紧临沙漠的绿洲上，有上万个村庄，上千座城镇，上百个都市，其中最主要的有埃克巴坦那、雷伊、摩苏尔、伊斯塔克尔、苏萨、塞琉西及萨珊历代诸王的首府宏伟的泰西封等。

阿米阿努斯描写这个时期波斯人体形的特征，说他们“大多身材高瘦，皮肤稍黑……蓄着不算难看的胡子，头发长而粗糙”。上层社会的人头发不粗糙，也不一定高而瘦，多半很英俊，以其身世为傲，举止安详，具有从事危险性运动的天赋和对华丽衣着的鉴赏力。男人包头巾，穿灯笼裤，脚穿便鞋或有鞋带的长统靴；富人身穿毛织或丝织的大衣或长袍，腰际围以佩刀的腰带。穷人则穿着棉花或动物皮毛做成的衣服。妇女穿长统靴配短裤，再套上宽松的衬衫、上衣与飘逸的长袍，将头上黑发卷成一卷，置于背后，上面以花为饰。各阶层人士都喜爱色彩与装饰。传教士与热心的祆教徒认为白色棉织衣服是纯洁的象征，故喜爱白色；大将军喜爱红色；国王则以红鞋、蓝裤、包头巾，头顶装饰吹足气的球或动物的头，与一般人相区别。波斯跟一般文明社会一样，服饰占了男人身份的一半，而对于妇女而言，服饰更为重要。

典型的受过教育的波斯人有高卢人的冲动、热心与活泼，平时看似懒散，关键时刻却很机警，喜爱参加“尽情、无拘束的谈话……狡猾多于勇敢，让别人在远处就见而生畏”——这正是他们让敌人却步的地方。穷人喝啤酒，但是几乎各阶层人士，包括他们的神明在内，都喜欢烈酒。虔诚却吝啬的波斯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将酒撒向某处，等候神明在适当的时机饮用，然后自己再喝掉那些神圣饮料。萨珊时期的波斯礼仪，据说比阿契美尼德时期粗野，却比帕提亚时期优雅。不过普罗科匹乌斯留下来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波斯人一直比希腊人更有绅士风度。波斯宫廷的庆典与外交仪式多被希腊帝王采用——敌对的君主彼此称兄道弟，给外国使节免税和安全通行证，并免除其被搜身及纳税的义务。欧美外交礼仪可说是源自波斯诸王的宫廷礼仪。

阿米阿努斯说“大多数波斯人都沉溺色欲”，不过他也承认波斯人很少鸡奸，妓女也比希腊人少。犹太教法师迦玛利（Gamaliel）夸赞波斯人有三种美德：“他们饮食有节制，私生活与婚姻关系较庄重。”他们用尽各种方式来鼓励结婚，增加生育率，以充实战时所需的人力，因此他们的爱神是火星而不是金星。宗教也配合婚姻来传布，举行令人震惊的仪式来庆祝，并强调生殖力使光神奥姆兹德（Ormuzd）在与祆教的撒旦阿里曼（Ahriman）发生星宿间的冲突时增加了不少战斗力。管家在炉床做他古老的膜拜，以求后代继承他的基业并崇拜他。如果自己没有儿子，就去领养一个。子女的婚事通常由父母安排，并有职业性的婚姻代理来协助，不过妇女可不依父母的意思嫁人。嫁妆与产业的赠与促成了早婚早育。多妻制是被法律容许的，尤其在第一任妻子不能生育时更是如此。通奸风气很盛。丈夫可以不贞为理由与妻子离婚，妻子也可以遗弃、虐待的理由要求离婚。纳妾也被法律容许，她们一如古希腊的妾室，可以公开露面，并参加男人的宴会，而妻子则留于闺房内。这种古老的波斯习俗传给了伊斯兰教。波斯妇女美若天仙，也许当时还有护花使者，不让男人任意亲近。斐尔杜西（Firdausi）的《沙赫纳玛》（Shahnama）一书就说由于渴望而主动求爱、进行诱惑的是妇女。女性的魅力战胜了男性化的法律。

宗教信仰提高了父母的权威，因此教养子女也少不了它。孩子们以玩球、运动、下棋自娱，年纪还小时就参加长辈们的娱乐——射箭、赛马、马球及狩猎等。萨珊人认为宗教、爱情、战争等都少不了音乐。斐尔杜西说：“音乐与美女所唱的歌曲”为宫廷里的盛宴和招待会“增色不少”。七弦琴、吉他、笛子、箫、号角、鼓和其他乐器为数甚众。传说库斯鲁·帕维兹（Khosru Parvez）最喜爱的歌手巴巴德（Barbad）作了360支歌，并亲自为他的皇家主顾演唱，每天晚上唱一首，正好唱一年。在教育方面也一样，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小学设在庙宇内，并由传教士执教。文学、医学、科学与哲学等方面的较高教育则在萨珊城容德·伊·沙普尔（Jund i Shapur）著名的学院里传授。封建首领与各省首长的儿子通常住在国王附近，与皇室的王子一同在王宫附设的大学里接受教育。

帕提亚时代波斯的印欧语——巴列维（Pahlavi）语——照旧使用。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只流传下来60万字，这些作品几乎全都与宗教有关。我们知道其原本范围极为广阔，不过因为由传教士担任护卫与传递的工作，他们使大部分的世俗作品湮灭不闻。（基督教世界，中古时期早期的文学作品宗教之浓几乎使人窒息，大约也是这个原因。）萨珊诸王都是文学和哲学极开明的拥护者——尤其是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他命人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巴列维语，并指定在容德·伊·沙普尔学院讲授这些作品，他自己也阅读这些著作。他在位时编纂了好多年鉴，现今仅存的是《阿尔达希尔的行谊》（Karnamaki Artakhshatr）。这一部把历史和传奇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后来成为斐尔杜西《沙赫纳玛》的主要参考。查士丁尼封闭雅典城的学校时，有七位教授逃到波斯，在库斯鲁的王宫中避难，不久他们就患上了思乡病。波斯王在533年和查士丁尼签订和约，“野蛮人”国王要求查士丁尼允许这七位希腊圣者回国，并不得迫害。

在他开明的君主政体下，成立于4世纪或5世纪的容德·伊·沙普尔大学成为“当时最伟大的知识中心”。学生与教师纷纷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向这所大学。景教徒也被收容，他们携来希腊医学、哲学著作的叙利亚语译本。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在那里播下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种子。在这所大学里，印度、波斯、叙利亚和希腊各国的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发达的诊断学说。根据波斯的医学理论，疾病多由四行——火、水、土、风——或四行之一的污染与不洁引起。波斯的医生与教士都说，公共卫生必须以焚烧掉不洁的秽物为前提，而个人的健康只有严格遵守祆教的整洁守则方能获致。

至于这一时期的天文学，我们只知道它遵循着一种既定的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个月包括两个7天、两个8天的周，并在每年结束时加上年与年间的5天。占星术和巫术极为普遍，未观天象之前不敢轻举妄动。人们相信，就连地球上的事务也由在天上互斗的善星与恶星来决定——有如天使与魔鬼在人类心灵中互斗——即古代光神奥姆兹德跟阿里曼的战争。

萨珊王朝重新树立祆教信仰的权威地位，教士拥有土地与征什一税的权利。与欧洲一样，政府也是建立于宗教之上。权力仅次于国王的本土首领领导着所有的世袭术士、僧侣，这些人几乎控制了整个波斯的精神生活，以地狱来威吓罪犯与逆徒，束缚波斯的心智与群众达四个世纪之久。他们有时也为保护百姓而与税吏发生争执，保护穷人不受压迫。术士集团极为富有，有时国王也向庙宇借钱。每个重要城镇都有火庙，庙中那盏号称永不熄灭的圣火象征着光神。只有积阴德、心灵清净的人才能拯救灵魂脱离阿里曼。和那个魔鬼搏斗必须借助术士（Magi）及其法术——也就是他们的预言、咒语、巫术和祈祷。如此灵魂就可以达至神圣、纯净，通过最后审判的裁决，而在天堂里享受永恒的幸福快乐。

与国教并存的其他宗教地位低微。帕蒂安人普遍认可太阳神密斯拉是光神奥姆兹德的首席助手。不过跟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祆教教士坚持将背教者处以死刑写入国家法律。当摩尼（约216—276年）自称是继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之后的第四位神圣的递信者，并宣布以独身、和平、安详主义为核心的教义时，尚武兼民族主义的术士将他钉上十字架，使摩尼教不得不越过国境另谋发展。然而萨珊的教士与国王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却很容忍，正如教皇对犹太人比对异教徒更宽容一样。许多犹太人在波斯帝国西部各省获得庇护所。早在萨珊夺权之前基督教就已在该地生根，在它未成为波斯的死敌——希腊与罗马——的国教之前，基督教还是受到宽待的。当基督教传教士（正像他们338年在尼西比斯的所作所为）在抵抗沙普尔二世以巩固拜占庭领土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之后，基督教就受到迫害，当然这个时候在波斯境内的基督徒自然希望拜占庭获胜，这激怒了波斯。341年沙普尔下令屠杀波斯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他下令禁止将僧侣、教士、尼姑等处以死刑，然而信奉基督教的村庄的居民却被集体屠杀。在沙普尔去世（379年）之前，有1.6万名基督徒被判处死刑或遭放逐。叶兹德格德（Yezdegird）一世（399—420年）恢复了信仰基督教的宗教自由，并协助他们重建教堂。422年举行的一次主教大会决定，波斯基督教会既属希腊正教，也属罗马公教管辖。

在宗教的崇拜与对立、政府的敕令与危机、内战与外战等情况下，百姓以耕田、畜牧、手工业、经商等方式无奈地应付政府与教会的索要。农业被定为宗教义务之一：垦荒、耕地、除草与除虫、利用河溪来灌溉——他们对百姓说，这些英雄式的劳动可以确保光神奥姆兹德最后战胜魔鬼阿里曼。这些波斯农人极需要精神慰藉，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为封建地主耕作的佃农，光是税租等就往往要付出所收获的谷物的1/6到1/3。约540年，波斯人向印度人学得以甘蔗制糖的技术，希腊皇帝赫勒克留（Heraclius）在泰西封的皇宫中发现一大堆糖（627年），将于14年后征服波斯的阿拉伯人很快学会了种植甘蔗的技术，并将此技术传播到埃及、西西里、摩洛哥和西班牙等地，这一技术又从这些地方传遍整个欧洲。畜牧是波斯人的专长。波斯的马在血统、精神、外观和速度等方面仅次于阿拉伯马。波斯人爱马正有如鲁斯塔姆（Rustam）爱拉库什（Rakush）。狗在看护牛羊与看家方面极为有用，所以波斯人认为狗是一种神圣的动物。波斯的猫更是驰名全世界。

在萨珊人的统治下，波斯工业从家庭作坊发展成为都市的一种行业。工会为数甚众，有些城镇甚至还有革命的无产者。丝织技术从中国传入，萨珊的丝织品受到广泛欢迎，并成为拜占庭、中国、日本等国的榜样。中国商人把粗丝拿到伊朗卖，再买回地毯、珠宝、胭脂等。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则买卖波斯、拜占庭和罗马城的货物。良好的道路与桥梁，良好的治安，促使国家驿道和商贩客栈把泰西封及各省连接起来。波斯湾内修建港口来加速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政府法规限制谷类、医药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并防止垄断与专卖。当时上层社会富有的情况可由下面这个故事窥见一斑：故事说有某男爵邀请1000名客人到他家吃饭，却发觉他只有500份餐具，就向他的邻居借来了另外那500份。

多数依靠乡间田产来维持生活的封建地主组成了土地与人力开发机构，在租佃制度许可范围内组织军队为国打仗。他们以热情、勇敢地跟随在部队之后的方式来训练自己。他们也充当骁勇的骑兵队军官，人与马都和封建制度末期的欧洲一样，全副武装。不过他们缺乏罗马人那样的战术或攻防的最新工程技术。社会地位方面，在这些人之上是大贵族，有的是省总督，有的是政府首长。政治效率一定极高，因为波斯的税率虽比东罗马帝国或西罗马帝国都低，但波斯的国库通常却比帝国皇帝的国库充裕得多。626年库斯鲁·帕维兹拥有4.6亿美元的国库储备，年收入1.7亿美元——当时金银的交易量极大。

法律是由国王、咨议及术士根据《火教经》（Avesta）中的法律制定的，至于解释与执行，则交由教士负责。与波斯人作战的阿米阿努斯认为他们的法官都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正人君子”。一般说来，波斯人言而有信。法庭里的誓言也笼罩着宗教的气氛，违背誓言在法律上科以重刑，到地狱更永为箭、斧、石所斫。用神断方法侦查罪行：嫌疑犯被迫走在灼热的物体之上，或穿火、吃有毒食物等。扼杀婴儿或堕胎都将处以重刑，鸡奸者处以死刑，因通奸而被审讯者被放逐，通奸的妇女割除鼻与双耳。不服者可向高一级法庭申诉，死刑只有在经过国王的审查并得同意之后才宣布执行。

国王宣称其权力来自神明，并以神明的代理人自居，以神明的名义制定法律。一有机会，他就重申自己乃“万王之王、印欧人与非印欧人之王、宇宙的至尊、诸神的后裔”。沙普尔二世更加上“日月的兄弟、众星的伙伴”。理论上来说，萨珊君主通常依部长们的意见行事，这些部长合组国家委员会。历史学家马苏地（Masudi）称赞“萨珊的国王治国有道，政策有条不紊，爱护子民，社会繁荣”。根据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的记载，库斯鲁·阿努舍万说过：“无军则无王，无财则无军，无税则无财，无农则无税，无贤明公正的政府则无农业。”太平时期帝位世袭，也可由国王传与长子之外的幼子，帝权两度由皇后掌握。无直系亲属继承时则由贵族与教会地位最高之人推选，推选之对象仅限于皇族成员。

国王一生中要履行一系列重要的义务。他必须勇敢地进行狩猎，他坐在一辆由10匹打扮得极为华丽的骆驼所拉的车中，有7匹骆驼驮着他的王座，100匹载着跟随他的内阁官员。可能有1万名武士同行。如果萨珊岩石浮雕所反映的属实的话，那么第一个跨上马鞍去猎捕皇家的猎园或“乐园”里所养的牡鹿、野生山羊、羚羊、牛、虎、狮或其他野生动物的，一定是国王自己。回皇宫后，他又得在上千名侍从簇拥下，在繁文缛节之中处理政务。他必须穿着满是珠宝的华服，坐在金黄色的王座上，头上王冠之重迫使他把它悬挂在不能动弹的头部上方，保持着令人难以察觉的距离，以减少负荷。他就是这样接见外国使节与贵宾，批阅成千上万的文书，审理司法案件，接受约定与报告。谒见他的人必须卧倒吻地，非经他允许不得起身，与他交谈时须以手帕掩口，以免将疾病传染给他或玷污他。夜晚国王则与妻妾之一共眠，按照优生学的原理传宗接代。

萨珊皇室

根据波斯的传说，萨珊是波斯波利斯城的传教士。他的儿子帕帕克（Papak）是克赫（Khur）国的小王子。帕帕克杀死了波斯省的统治者戈兹赫（Gozihr），自立为该省之王，并将其权力遗赠给其子沙普尔。沙普尔死于非命后，由其兄弟阿尔达希尔（Ardashir）继承帝位。阿尔萨克（Arsacid）朝最后一位波斯王阿塔巴努斯五世拒绝承认这个新成立的地方王朝。阿尔达希尔在战争中击败阿塔巴努斯（224年），成为万王之王（226年）。他把阿尔萨克王朝那种放任式的封建统治换成集权于中央却又分权于地方的官僚政治的强大皇家权力，借着恢复祆教的圣秩制度与信仰的方式来获取教士阶级的支持，他激起人民自尊心的方式是宣布他一定摧毁亚历山大东征后留给希腊的影响，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对抗，以为大流士复仇，并收复一度为阿契美尼德诸王所占领的一切土地。他几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那快速的征战使波斯的版图东北延伸到奥库斯河（Oxus），西抵幼发拉底河。临死时（241年），他把王冠戴在其子沙普尔头上，并命令他把希腊人和罗马人赶到海里。

沙普尔继承了其父的能力与智慧。岩石浮雕中的他很英俊，气质也很高贵。不过显而易见，这些浮雕在极力美化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心向学。他深为希腊大使——诡辩家尤斯塔提乌斯（Eustathius）——的谈话着迷，甚至还想过挂起王冠，当哲学家。其实他并不像他的绰号那么可怕，他把全部的自由给予所有的宗教，允许摩尼教在宫廷中传教，并正式宣布“术士、摩尼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及信仰任何教的人在其帝国境内绝不受干扰”。他一面继续编纂阿尔达希尔的《火教经》，一面说服传教士们将来自印度与希腊的与俗世有关的形而上学、天文学和医学等著作融入这波斯的“圣经”。他是个自由派艺术爱好者。他虽然在为将之道方面不及沙普尔二世或那两位库斯鲁，却是萨珊王朝诸君中最能干的行政首长。他在卡伦（Karun）城建新都，这个新都的废墟上至今留有他的名字。他还在沙普尔河沿岸的苏什塔尔（Shushtar）城建起古代最重要的工程——花岗石块砌起的水坝，形成了一座1710英尺长、20英尺宽的桥梁。为兴建这座水坝，他命人将河水暂时引开，河床铺得很坚固，以巨型水闸调节流量。据传，沙普尔使用罗马的工程师与囚犯来设计和建筑这座水坝。他不情愿地披起战甲，侵略叙利亚，抵达安条克，最后为罗马军所败，签订了和约（244年），将取自罗马的领土悉数奉还。由于不满亚美尼亚与罗马合作，沙普尔侵入该国，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与波斯友好的王朝（252年）。在右侧防线巩固之后，他重燃与罗马的战火，击败并俘虏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260年），攻克安提阿城，驱赶数以千计的囚犯至伊朗服劳役。巴美拉省省长奥登纳图斯（Odenathus）与罗马成立联军，强迫沙普尔再度撤退，而以幼发拉底河为罗马与波斯两国的边界。

272至302年，他的继承者都是平庸之才。霍尔米兹德二世（Hormized II）维持了繁荣与和平的局面。他以国家的经费来修缮公共建筑物与私人住宅，尤其是贫民的住宅。他又成立一个新法庭，专门受理穷人对富人的案件，并且亲往审理。我们不知道这些是否影响了他儿子继承王位。在霍尔米兹德死后，贵族便囚禁他儿子，并宣称王位是留给这位太子的儿子的，即尚在母腹中的皇孙，被贵族们充满信心地尊为沙普尔二世。为了对臣民有个交代，他们把那顶王室的皇冠悬挂于母亲的子宫上方，算是为尚未出世的皇帝加冕。

沙普尔二世自小接受战斗训练，把自己的身体和意志练得坚强，16岁时接掌政权与军权。东征阿拉伯时他将十余个村庄夷为废墟，杀死数千名俘虏，并以绳子把受伤的与未受伤的敌兵系在一起，以牵制其行动。337年，他重燃与罗马争夺通往远东商道的战火，他时战时停，几乎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罗马和亚美尼亚皈依基督教给这场战争带来新的紧张局势，两地也加入了这次争端。前后40年间，沙普尔二世和许多皇帝打过仗。尤里安虽曾把他逐回泰西封，却又不光荣地撤退。尤里安败下阵来，被迫求和（363年），同意将罗马底格里斯河两岸诸省与亚美尼亚全部割让给沙普尔二世。沙普尔二世逝世时，波斯的权力和威严如日中天，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几十万亩土地。

5世纪，战线移向东方。约425年，希腊人称为“埃菲塔利特”（Ephthalites）人的乌拉阿尔泰人，他们又被误称为“白匈奴”（White Huns），占领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萨珊国王巴赫拉姆五世，这位打起猎来不要性命而被称为“野驴”（the wild ass）的国王，很顺利地击败了这些人。不过在“野驴”死后，这些一面作战、一面繁殖的乌拉阿尔泰人建立了一个帝国，其疆域从里海延伸到印度河，并以古尔甘（Gurgan）为其首都，巴尔克为第一大都市。这些人战胜并杀死菲卢兹（Firuz）国王，迫使巴拉斯（Balas）国王向他们朝贡。

因此，波斯一方面在东方受到威胁，一方面又处于君主政体为维持与贵族及传教士相抗衡的权威而展开斗争的混乱局面。卡瓦德一世（Kavadh I）想借着鼓励以贵族与教士们为首要革命目标的共产运动来削弱这些人的力量。约490年，一个名叫玛兹达克（Mazdak）的祆教传教士自称是上帝派遣前来传布老教义的人：他主张人生而平等，谁也没有与生俱来比别人拥有更多东西的权利，财产与婚姻是人类发明的可悲的错误，财物与妇女应为天下男人共有。与他为敌的人则指责他以同情窃盗、通奸、乱伦为抗议财产与婚姻制度的手段，并认为这可以当作趋近乌托邦理想国的合法手段。穷人，还有少数其他阶层的人乐于接受他的主张，这倒不足为奇，不过玛兹达克得到国王许可，却令人十分惊讶。他的信徒不仅劫掠富户，更抢劫富户的闺房，把富户最有名、最美丽的姬妾抢来供自己享用。被激怒的贵族将卡瓦德监禁，并立其弟德雅玛斯普（Djamasp）为皇帝。卡瓦德在那个“湮没堡”（Castle of Oldivion）被拘禁3年，此后逃到埃菲塔利特人那里。当地的人渴望着波斯能有个可靠的统治者，就给他一支军队，并协助他攻取泰西封。德雅玛斯普让位，贵族纷纷逃回各自的庄园，因此卡瓦德再度成为“万王之王”（499年）。他在权力获得保障之后，转而攻击主张共产的人，并把德雅玛斯普和数千名信徒判处死刑。或许这次运动提高了劳工的地位，因为此后国家委员会所制定的法规不再仅由王子和大主教等签字，也要有主要公会领袖的签字。卡瓦德又领导了30年，和他的盟友埃菲塔利特人携手打了许多胜仗，其中也有跟罗马打的。临死时他把王座传给他的次子库斯鲁——萨珊最伟大的国王。

库斯鲁一世被希腊人称为“科斯洛埃斯”（Chosroes），阿拉伯人叫他“科斯拉”（Kisra），波斯人还给予他“不朽的灵魂”这个尊号。他的兄弟谋叛，想把他推翻，他把他们全部杀死，侄子辈的也只留下一个。他的子民尊称他“公正君主”，如果我们把公正里面慈悲的成分去掉，那么他也许配得上这个称号。普罗科匹乌斯说他是“假装孝顺大师”，言而无信。不过，普罗科匹乌斯是他的敌人。波斯历史学家塔巴里（Al-Tabari）称赞库斯鲁的“观察力、学识、聪明、勇气与细心”，并且以库斯鲁的口吻写了一篇就职演说，即使不是真的，也杜撰得很好。他彻底改组政府，以才取士，不论出身。他把他儿子的私人教师布祖尔格米希尔（Buzurgmihr）提升为大臣。他把未经训练的士兵换成经过磨炼、又极能征战的正规军。他还建立了更公平的赋税制度，巩固波斯法令。他建筑水坝与运河来改良各都市的供水及农田的灌溉，鼓励开垦荒地，把牛、农具和种子送给垦荒者，又建筑、修缮、保养桥梁与道路来推动商业。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为民、为国服务。他鼓励——其实是强迫——结婚，理由是波斯需要更多的人来做事，来卫国。他鼓励单身汉结婚的方法是以公款为新娘办嫁妆，并且以公费来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也以公费来养育孤儿与贫儿。他把背教者处以死刑，却容许基督教的存在。他召集了一大批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哲学家、医师、学者在身边，并且乐意跟他们讨论人生、政府及死亡等问题。有一次，讨论到“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位希腊哲学家回答说：“老时既无钱又昏愚。”一个印度人回答道：“百病缠身，精神又受到困扰。”库斯鲁的大臣以下面这句话赢得所有在场者的赞扬。他说：“我认为，人最大的不幸是他自知生命的末日已来临，而自己却没做过善事。”库斯鲁挪出大笔补助金来支持文学、科学和其他学问的研究，并拨款资助翻译作品与历史著述。他在位时设在容德·沙普尔的那所大学达到最高峰。他把外国人保护得很好，因此王宫里总是挤满了来自各国的贵宾。

他登基时表示他希望与罗马和平相处。因为查士丁尼在非洲和意大利有自己的打算，也就同意了。532年，这两个“兄弟”签署了永久和平协定。非洲和意大利失守时，库斯鲁幽默地表示要求分享一份战利品，理由是如果波斯不跟拜占庭签订和约，拜占庭可能赢不了。结果查士丁尼果真送他价值连城的礼物。539年，库斯鲁借口查士丁尼违背条约向“罗马”宣战，普罗科匹乌斯肯定这一指控的合理。也许库斯鲁认为，趁着查士丁尼的军队仍在“西方”征战时攻击他，总比等到拜占庭获胜，国力增强后全力攻打波斯，再跟他交战要好得多。此外，库斯鲁还看到，波斯显然必须拥有特拉比宗的金矿及面向黑海的通道。他进军叙利亚，围住赫拉波利斯、阿帕美亚、阿勒颇等城，得到大笔赎金后撤离，不久又进逼安条克城。躲在城垛里的安条克居民以箭及石弓所射出的石头来欢迎他，更以该城闻名于世的污言秽语来骂他。被惹火了的君主全力攻克该城，没收居民的财宝，烧毁大教堂以外所有建筑，屠杀一部分居民，把剩下的人迁到波斯境内一个新建的“安条克”城。然后他高兴地在过去一度是波斯西部边境的地中海沐浴。查士丁尼派遣贝利沙鲁斯前往征讨，库斯鲁却带着战利品从容地渡过幼发拉底河，而行事谨慎的贝利沙鲁斯也没有追上去（541年）。波斯和罗马的战争之所以未分胜负，无疑是因为受到地形的限制，他们无法在叙利亚的沙漠或陶鲁斯（Taurus）驻扎军队。库斯鲁其后三次侵略罗马属下的亚洲，他快速进军，快速攻城，得到大批赎金和俘虏，蹂躏乡村，然后和平地撤军（542—543年）。545年，查士丁尼为5年的和平付他2000磅黄金，期满后又以2600磅黄金买来另5年的和平。最后，在战了30年之后（562年），这两个年迈的君主均同意维持50年的和平。查士丁尼同意每年偿付波斯3万磅黄金，库斯鲁则放弃他对高加索和黑海那块引起纷争的土地的主权要求。

然而，库斯鲁却未结束争战。约570年，应阿拉伯西南部的希木叶尔族之请，他派遣一支军队，从阿比西尼亚征服者手中解放他们。等希木叶尔人获得自由，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已成为波斯的一个省。查士丁尼与阿比西尼亚建立联盟。他的继承人查士丁二世认为波斯将阿比西尼亚人逐出阿拉伯是不友善的行为，此外，波斯东部的突厥人又暗地同意参加攻打库斯鲁，因此查士丁尼正式宣战（570年）。库斯鲁虽已老迈，仍率兵应战，占领了罗马前哨城镇达拉（Dara）。不过，由于身体欠佳，他初尝败绩（578年），后退至泰西封，579年死于该城，享年不详。他在位48年间几乎每战必胜，只败过一次。他把帝国的领土向四面八方拓展，使波斯处于大流士一世以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他留下来的行政系统效率极高，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全盘采用了这套系统。这位与查士丁尼同时代的波斯君主，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比查士丁尼伟大。其后历代波斯人都公认他是有史以来最强大、最能干的君主。

他的儿子霍尔米兹德四世被一个名叫巴赫拉姆的将军推翻，这个将军自立为霍尔米兹德之子库斯鲁二世的摄政（589年），一年后自立为王。库斯鲁二世成年后要求他归还王位，巴赫拉姆一口拒绝。库斯鲁二世逃往罗马辖下的叙利亚的赫拉波利斯城。希腊皇帝莫里斯（Maurice）答应助他重登王位，条件是波斯撤离亚美尼亚。库斯鲁二世答应了，于是泰西封的居民居然看见罗马军队使一个波斯国王登基（596年）。

库鲁斯·帕维兹使波斯达到自泽克西斯（Xerxes）以来权力最大的时期，也开启了波斯帝国灭亡之路。福凯斯（Phocas）谋杀莫里斯取而代之时，帕维兹向这个僭主宣战（603年）以为其友复仇。结果又重演古代旧事。拜占庭因暴乱与倾轧而支离破碎，波斯军趁机攻占达拉、阿米达、埃德萨、赫拉波利斯、阿勒颇、阿帕美亚、大马士革诸城，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的帕维兹竟发动反基督徒的圣战，有2.6万名犹太人加入他的军队。614年，他的这支联军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了9万基督徒。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许多基督教堂都被烧成灰烬，连耶路撒冷最珍爱的“真十字架”这个基督的遗物都被抢到波斯去。帕维兹向新皇帝赫勒克留提出神学上的质询：“最伟大的神明、世界的主宰库斯鲁向他卑微、鲁钝的奴隶赫勒克留质询：‘既然你说你相信你的神明，那么我问你，为什么他不从我手中夺去耶路撒冷呢？'”616年，波斯军队占领亚历山大港，到619年，大流士二世以来下属波斯的整个埃及都归这个“万王之王”所有。另一支波斯军队则同时攻克小亚细亚，占领卡尔西登城（617年）。前后10年间，波斯人占据着这个隔着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相望的城市。那10年间帕维兹毁坏教堂，将其艺术品和财富运往波斯，课税使西亚陷入贫困。阿拉伯人在30年后征服此地时，该城已一无所有。

库斯鲁二世把战事交给手下将领负责，自己回到达斯塔格德（Dastagird，泰西封北部约60英里的城市）那座奢侈的皇宫，献身于艺术和爱情。他召集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把这个新皇宫改造得比旧皇宫更为华丽，同时为他三千粉黛中最美丽、最得宠的谢尔琳（Shirin）塑像。波斯人都不满她是个基督徒，更有谣传说她使国王皈依基督教，无论如何，进行圣战的同时，他还为她盖起许多教堂和修道院。不过，由于战利品和奴隶供应日益增加而日渐繁荣的波斯宽恕了国王的自我放纵以及在艺术上的庞大支出，甚至他对妻子的骄纵。全国都欢呼他的胜利是波斯对希腊与罗马最后的胜利，也是他们的光神奥姆兹德战胜基督的表现。亚历山大的仇总算报了，而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泰亚和阿尔贝拉的一箭之仇也报了。

拜占庭帝国所留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亚洲港口，已分裂的意大利、非洲和希腊，一支未被击败的海军，还有因恐怖与绝望而疯狂的那个被围困的首都。赫勒克留花了10年工夫才从废墟里重建一支新军、一个新国家。然后，他没有尝试艰难地从卡尔西登渡过，反而开进黑海，横渡亚美尼亚，从背后攻打波斯。跟库斯鲁当年亵渎耶路撒冷一样，赫勒克留也摧毁祆教的诞生地克洛鲁米亚（Clorumia），把那盏不灭的明灯熄灭（624年）。库斯鲁二世一连派遣了好几支军队去应战，可惜都铩羽而归。希腊人一步步进逼，库斯鲁二世不得已逃往泰西封。他的将领受不了他的辱骂，联合贵族将之罢黜。他被监禁，每日以面包与水果腹。18个亲生儿子在他面前被处死，最后，一个名叫舍柔耶（Sheroye）的儿子把他杀害（628年）。

萨珊艺术

沙普尔、卡瓦德、库斯鲁诸朝都富甲天下，成就卓著，然而留传至今的只有萨珊的艺术品。不过，光是这些艺术品，就足以让我们震惊于从大流士大帝到沙·阿巴斯（Shah Abbas）大帝，从波斯波利斯城到伊斯法罕城（Isfahan），波斯艺术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

萨珊流传至今的建筑多为世俗建筑，火庙已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座座皇宫。而这些废墟仅是“巨型骨架而已”，外面装饰用的灰泥早已剥落。现存最古老的废墟是设拉子（Shiraz）东南菲鲁扎巴德（Firuzabad）城阿尔达希尔一世的皇宫，建成年代不详，有的说是公元前340年，也有的说是公元460年。经过15个世纪的风雨侵蚀、窃盗及战火的破坏，它的圆顶依旧覆盖着一个高达100英尺、宽55英尺的大厅。一座89英尺高、42英尺宽的大拱门把长达170英尺的正面分为两半，这个正面到我们这一代才彻底坍塌，内拱角的拱门从这个长方形的中央大厅向上延伸到圆形的圆拱上。所谓“内拱角”，就是置于多角形建筑物的上部与该建筑物上边圆形或椭圆形圆顶间的对角拱门，克雷斯维尔（Creswell）认为这种方法是由波斯人发明的。一种不常见而又极有趣的设计，使这个圆顶的压力由双层的中空墙壁来承受，这面墙的内部和外部的支架上跨设一个桶状穹隆，再以重量极大的石块做成的半露方柱所形成的外扶墙来加强外墙对内壁的支撑。这种建筑方式和波斯波利斯城的那种古典廊柱建筑大不相同——粗糙笨拙，不过它所使用的形式后来被查士丁尼所建的圣索菲亚教堂采用，并使之达到完美的境地。

离菲鲁扎巴德不远的萨尔维斯坦（Sarvistan）城也留下一个兴建年代不详的同类型废墟：废墟的正面有三个拱门，一个中央大厅，两旁另有厢房，上面有卵形圆顶、桶状穹隆当作扶墙的半圆顶；哥特的飞行式或骨架式的扶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半圆顶中除去其他部分，只留下支撑用的骨架演变而来。苏萨西北的另一处王宫废墟——伊万·伊·哈尔卡（Ivan-i-Kharka）有着已知的最古老横亘式穹隆，是以斜弯梁组成的。不过，萨珊遗迹中最感人的——征服波斯的阿拉伯人为其庞大所慑服——是泰西封的皇宫，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克·伊·基斯拉”（Taq-i-Kisra），也就是库斯鲁（一世）拱门。这可能就是638年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过的那栋建筑。这位历史学家说查士丁尼如何来“为科斯洛埃斯提供希腊大理石以及工匠，为他建了一个罗马式的王宫，其位置离泰西封不远”。这个皇宫的北翼于1888年倒塌，圆顶已不见，三堵巨大无朋的墙高达105英尺，其正面有5层无窗拱廊。极高的中央拱门——已知椭圆形拱门中最高（85英尺）、最宽（72英尺）者——开设在一个长115英尺、宽72英尺的大厅墙壁上。这是历代萨珊国王最喜爱的一个房间。这些毁坏了的建筑正面模仿了马塞努斯剧场（Theater of Marcellus）等较不雅致的罗马前门正面图。这些建筑物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无当，不过，我们不能光凭遗迹判断过去的美。

萨珊遗迹中最吸引人的并不是那些已被劫掠一空、饱经风雨、仍旧处在倒塌中的皇宫，而是波斯山间那些岩石浮雕。这些巨型雕像是阿契美尼德悬崖浮雕的直系亲属，有些还和它们并列，仿佛是在强调波斯权力的延续，及萨珊诸王和阿契美尼德诸王地位平等。萨珊雕刻中最古老的一个表现阿尔达希尔脚踩倒下去的敌人。较出色的则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克什·伊·鲁斯塔姆（Naqsh-i-Rustam），纪念的是阿尔达希尔、沙普尔一世和巴赫拉姆二世。这些国王当然自觉居于主体地位，但是跟大多数的国王和一般人一样，人物雕像难以跟动物在优雅、对称方面一比高下。纳克什·伊·雷德叶布（Naqsh-i-Redjeb）和沙普尔的同类浮雕表现沙普尔一世和巴赫拉姆一世、巴赫拉姆二世强有力的像。在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附近“花园拱门”（Taqi-Bustan）有两个由廊柱支撑着的拱门深深嵌入悬崖中，这两个拱门内外的浮雕表现的是沙普尔二世和库斯鲁·帕维兹狩猎的情形，刻着肥象和野猪，栩栩如生。此外，花形饰物刻工极细，廊柱的柱头也都刻得很好看。这些雕刻丝毫看不到希腊那种动态优美，线条圆滑的特点，没有强烈的个性刻画，没有透视的意味，更缺乏形式设计。不过，在尊严和高贵、表现男性活力与权力等方面，它们足可与帝国式的罗马的大部分拱门抗衡。

这些雕刻作品显然是彩色的，宫廷中的许多雕像也是如此，不过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而已。然而，当时的文学作品反映萨珊时期的绘画极为发达。据说先知摩尼还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斐尔杜西还提到过，波斯的达官显贵常以伊朗英雄的形象来装饰他们的居所。诗人阿尔·布赫图里（Al-Buhturi）也描写过泰西封王宫里的壁画。当萨珊国王逝世时，宫廷召集当时最优秀的画家来为他画像，以便与皇室传家宝一起保存。

绘画、雕刻、陶器及其他装饰都大量使用萨珊纺织艺术的图案。丝、刺绣、织锦、花缎、绣帷、椅罩、床罩、帐篷、地毯等，都以极大的耐心、极工的技巧织成，然后放在温热的黄、蓝、绿等染料中浸染。除了农夫和传教士之外，每一个波斯人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像上层阶级。礼物常是华丽的衣饰。亚述以来，大幅的彩色地毯就已成为东方财富的合法外快。劫后幸存的利牙的那两打纺织品现已成为目前最珍贵的萨珊纺织品。萨珊纺织品甚至当时就成为自埃及至日本各国艳羡与模仿的对象，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这些来自异教的艺术品还被选为覆盖基督教圣哲遗迹的布料。赫勒克留占领库斯鲁·帕维兹设在达斯塔格德的皇宫时，细致的刺绣和那一望无垠的地毯是最受他珍爱的战利品之一。最有名的是库斯鲁·阿努舍文（Khosru Anushirvan）的“冬天的地毯”，地毯上那些春、夏景色让他忘却了严冬：地毯上还有红宝石织成的花、果，钻石镶在黄金铺成的地面上，银的人行道，珍珠做成的小溪。哈伦（Harun-al-Rashid）还以那块厚厚地钉上珠宝的宽大萨珊地毯为荣。波斯人更以其地毯为题，大写情诗。

除了实用的陶器之外，萨珊陶器很少留传至今。阿契美尼德王朝制陶艺术极为发达，在萨珊领导下继续下去，这一技艺才能在伊斯兰教的伊朗达到这么完美的地步。热心的费内洛萨（Fenellosa）还认为波斯可能是传播搪瓷艺术到远东地区的中心。艺术历史学家争论有光泽的陶瓷器和景泰蓝瓷器到底是渊源于波斯、叙利亚，还是拜占庭。所谓陶瓷器的光泽就是银、铜、锰等上釉，置于密闭的窑内加热，以免直接与火接触，并促使金或银熔入陶器或玻璃上。萨珊的金属工人制作的大口水罐、细颈壶、碗、杯仿佛是为巨人族特制的。先在陶轮上旋转，制成胚胎然后用雕刻刀或凿刀将之切开，或从正面的敲花细工中锤出图案，从雄鸡到雄狮的各种动物像被制成把手或壶嘴。现今存放在巴黎国家博物院（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玻璃库斯鲁之杯就有好多镶入金板中的奖牌形水晶饰物。据推测，这是当年哈伦送给查理曼大帝的礼物之一。哥特人可能向波斯人学来这种镶嵌技术，再把它向西传播。

银匠制造昂贵的盘子，并协助金匠，拿珠宝为地主、淑女和平民制作饰物。一些萨珊时期的银盘留传下来——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收藏所、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及地中海艺术博物馆里——所描绘的国王或贵族打猎的场景，对动物的刻画总比对人的刻画成功。萨珊时期的硬币有时铸得跟罗马的一样漂亮，例如沙普尔一世发行的。连萨珊的书本都可以当作艺术品来观赏。有一个传说还讲述摩尼的书被拿去公开焚毁时，金和银不断从书中滴流下来的情形。萨珊家具也用极珍贵的材料。库斯鲁一世就有一张镶宝石的金桌子、库斯鲁二世也送过他的救命恩人莫里斯皇帝一张直径5英尺的琥珀桌子，桌脚是金的，上面镶满宝石。

总之，萨珊艺术在帕蒂安时期式微4个世纪之后，重新焕发活力。要是遗留之物足以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那么它在高贵和伟大方面远不及阿契美尼德，其创意、细致与格调也不如伊斯兰教的波斯，但是在其浮雕上却保存着古老的雄浑，为其后装饰体材的丰盛铺路。它欢迎新观念与新形式，库斯鲁更是一方面打败希腊将领，一方面又好心起用希腊艺术师与工程师。作为偿债的手段，萨珊艺术把它的形式和动机向东输往印度、土耳其和中国，向西输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埃及及西班牙诸地。或许它的影响使得希腊艺术强调的重点由古典的表现转向拜占庭式的装饰，也使拉丁基督教艺术从木制天花板转为使用砖制或石制的穹隆、圆顶以及带扶墙的墙壁。萨珊建筑的正门和圆屋顶传下来成为伊斯兰教的寺院和蒙古人的王宫和神龛。在历史上不会有失落的东西：每一种具有创意的观念总会有表现、发展的机会，将其艳丽的色彩投注到人类文明的火焰之中。

阿拉伯征服者

舍柔耶——加冕后称为卡瓦德——弑父并继位之后，和赫勒克留言和。他把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归还后者，把波斯掳获的俘虏遣返归国，把耶路撒冷的遗迹“真十字架”完璧归赵。赫勒克留对如此彻底的胜利当然感到喜出望外，然而他未留意就在629年，他把“真十字架”放回神龛的那一天，有一支阿拉伯军队攻击了约旦河附近的希腊驻军。同一年，黑死病（Black Death）在波斯蔓延，数以千计的人死于这场瘟疫，包括国王本人。他的儿子，年方7岁的阿尔达希尔三世继承了王位。将军沙赫——巴拉兹（Shahr-Baraz）弑杀幼主并篡夺王位。他的手下又杀死他，并把他的尸体拖着在泰西封游街示众，高声叫着：“非皇族血统而登上波斯王位者，有如此人。”群众通常是最忠实的保皇党。被一连26年的战争搞得国力衰微的这块土地弥漫着无政府主义的气息。随着胜利而来的财富所引起道德堕落在社会分裂时期达到了最高潮。4年之内，共有9个统治者角逐国王的宝座，又先后被暗杀、逃亡或暴死。各省，甚至有些城市，都宣布脱离再也无法进行统治的中央政府而独立。634年，皇冠戴在了叶兹德吉德三世的头上，他是萨珊皇族后裔，也是一个黑女人的儿子。

632年，穆罕默德在创建了一个新的阿拉伯城邦之后逝世。他的第二继承人哈里发欧麦尔（Omar）于634年接到他派驻叙利亚的将军穆塔纳（Muthanna）的来信，告诉他说波斯情势混乱已极，征服它的时机已经成熟。欧麦尔把这项任务交给他最优秀的指挥官哈立德（Khalid）。哈立德带领一支由游牧的阿拉伯人组成的身经百战、渴望获得战利品的军队，沿着波斯湾南岸前进，给前线省份的主席霍尔米兹德写了一张便条，说：“接受伊斯兰教，可保平安；否则前来朝贡……有一支喜爱死亡有如你珍惜生命一般的民族已莅临贵地。”霍尔米兹德亲自向他挑战。哈立德接受了，并把他杀死。摧毁一切抵挡之后，穆斯林已抵幼发拉底河。哈立德奉命前往他处营救阿拉伯军队，他的职务由穆塔纳接替。在援兵到来后，后者用小船搭起桥梁，渡过幼发拉底河。年方22岁的叶兹德吉德把最高统率权交给呼罗珊（Khurasan）省总督鲁斯塔姆，命他召集全部武装来挽救国家。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大桥之役中遭遇，并痛击阿拉伯人，鲁莽地追逐他们。穆塔纳重编军队，埃尔——博韦布（El-Bowayb）一役，几乎把秩序大乱的波斯军杀得片甲不留（624年）。阿拉伯人损失惨重，穆塔纳死于战场，然而欧麦尔却又派遣了一位更能干的将领萨德（Saad）和3万新军。叶兹德吉德武装了12万波斯人迎战。鲁斯塔姆率领这支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抵达卡迪西亚（Kadisiya），随即在当地展开决定性的战役。战役持续了四天。那是亚述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斗。第四天一阵狂沙扑向波斯军队，阿拉伯人把握这个机会击溃被动的敌军。鲁斯塔姆战死，军队也告瓦解（636年）。萨德带领他那支未遭到抵抗的劲旅向底格里斯河进军，渡河后进入泰西封城。

淳朴、轻率的阿拉伯人看到波斯皇宫时，被皇宫的大拱门和大理石厅堂、巨幅地毯、满镶珠宝的王座震惊了。一连十天，他们忙着搬运战利品。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欧麦尔禁止萨德继续东进，他说：“伊拉克已经足够。”萨德也同意了，其后三年，他把阿拉伯的统治推向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同时，叶兹德吉德在北部各省又召集另一支军队，为数15万之众。欧麦尔派兵3万前往抵抗，优异的战略使阿拉伯人在纳哈万迪（Nahavand）赢得了这次“胜利中的胜利”。10万名波斯士兵在峡道上被捕，并被集体屠杀（641年）。不久，整个波斯就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叶兹德吉德逃往巴尔赫，向中国汉人求救，却遭拒绝。他转而向突厥人求救，结果仅得到极少兵力的援助。在他将开始新的征战之际，一些突厥人为了得到他的那些珠宝而杀害了他。萨珊波斯至此正式宣告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