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从材料的时代性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我们在利用汉字的谐声构拟上古音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这个汉字至少应该在先秦就已经存在。如果上古的汉语中根本没有这个字，我们怎能依据它来推论上古音呢?可是，有的学者就常常用时代较晚的汉字去推考上古音，这如何能令人信服?如高本汉《谐声说》[642]就不懂得这个汉语史的原理，他从《康熙字典》中选出12000字，以便从其谐声结构去构拟上古音的声母。这些字中有很多是晚出的字，不能作为推导上古音的根据。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已经注意到：“此外如汉朝经学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但是汉朝实已太迟了，要听我们老祖宗说南蛮舌的话，非远超周秦而上不可。”林语堂的话是正确的。许慎《说文解字叙》就批评了汉代的“俗师”是“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在汉宣帝时候，通晓《仓颉》中古字的学者已经非常罕见了[643]。从《说文解字叙》来看，在汉代已经有很多俗字流行了，以至于在东汉出现了《通俗文》这样的字书。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644]就批评过高本汉所选定的“材料的时代性竟大成问题，并且，在研究古代声母，态度也远不如他研究古代韵母那么谨慎，所以缺点依然很多”。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也说：“我们最早的字书《说文》，才有九千多字。其中因冷僻而未经他采用的一定还不少。由此可见他的根据总有一半的样子简直是汉以后的了。取材不慎，自然也要影响到他的结论。”[645]高本汉在该文中虽然意识到这点，但他仍然说：“可是咱们也得记得在中国文字史当中，谐声是造字法的最后时期，而且在上古中国语的时候大多数的谐声字都已经造定了。在那时候虽不无方言的差异，可是总不见得有现在方言不同的那么厉害。”这些话多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但是高本汉在《汉语词类》一书中似乎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该书[646]中批评李方桂的一篇论文时说：“李氏为要证明如此，就从《广韵》上引出一些统计。他所举给我们的字体，其中许多是六朝时的构造，并非发生于周秦汉时代的——毕竟不足以用来证明的。”[647]

《说文》中的“六书”说，虽然据张政烺《六书古义》[648]的论述是源自刘歆之说[649]，但作为汉字原理的“六书”是以《说文》中的小篆、古文、籀文以及当时所能见到的金石文等古文字为对象而归纳出来的[650]，汉代的隶书和草书已经多不符合“六书”[651]，更何况后代的俗字和新生的简易字，焉能全凭“六书”的原理去推论上古音?事实上，如同我们上文所征引的文献所表明的一样，汉代的人很多时候是以会意字去分析汉字的结构，而不是从形声字的角度去分析文字的构造。我们再举几例：

《史记·律书》：“日月成，故明也。”这是典型的会意解字法。《史记》此言可能是承袭了《周易·系辞下》：“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另如《风俗通义》佚文[652]有曰：“狱，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狱，夏曰下[653]台，周曰囹圄，令人思諐改恶。狱字二犬守言，无情状，犬亦得之。囚字罪人置诸圜土，故囚字从囗中人。”《风俗通义》解说“狱”和“囚”字都是用会意的方法，而并没有举形声字的例子。宋朝王安石的《字说》尤其如此。后世的新字与俗字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不能一概地用“六书”的原理去分析，尤其不能据之以考上古音[654]。六朝以后，俗字俗音甚多，变化多端，有许多是用字的问题，非关音变，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且举一例：《经典释文》卷二十九“陕”字条称：“户夹反。《说文》云：隘也。从阜，夹声。俗作狭，或作狎字，下甲反。今人以陕弘农县。字书陕字音失冉反。狭代陕，行之久矣。”“陕”本是“狭”的本字，二者音义皆同，但“陕”在六朝就用作了“陕西”的“陕”，音义皆与“狭”无关了。

例一，陈寅恪在《五胡问题及其他》[655]就说：“羯人与欧罗巴人为同种，其语言亦属印欧语族，尤以数词与拉丁文近，仅‘万’字系自汉语借入，读若 Tman。此由汉语‘万’，古本为复辅音，如‘趸’‘迈’二字声母止别为‘t’‘m’，即系由此分化而成。”

我们认为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趸”是个产生时间非常晚的汉字。今检《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等书均不见此字，而是始见于清朝人吴任臣编的《字汇补》。我们从文献中考索的结果，也表明“趸”字不会早于宋代。我们可以断定在宋代以前没有“趸”字。若果真如此，我们怎能依据它来拟定上古音的声母呢?我利用《四库全书》的光盘版进行检索，发现在整部《四库全书》中“趸”字共出现了42次，最早的作者也只是宋朝人，而且无一可信。南宋人杨简《慈湖诗传》卷八：“迈，力制切[656]。《说文》以从趸得声，许慎读趸如厉。”考今各本《说文》均无“趸”字，《说文》只有“虿”的正字作，此字的上部根本不是“万”。段注已经明确指出“虿”是俗字，此字本来就不是从“万”得声。元末明初人梁寅《诗演义》卷十五：“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趸；我不见兮，言从之迈。垂带而厉，带之下垂也。谓之厉者，大带而有縁饰也；卷发如趸，言鬓傍短发不可敛者，曲上卷然以为饰也。旧注云：趸者螫虫。其末楗然，如妇人发末上曲。言从之迈，谓得见则从之以行矣，爱慕之甚也。”实际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所载的“趸”均为“虿”之误。《左传》中的郑国人“公孙虿”，《四库全书》本的宋人程公说《春秋分记》卷六十一就改为“公孙趸”。《诗经·小雅·都人士》原本只作“虿”而不是“趸”。另如《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论曰：“夫蜂虿起怀。”《四库全书》本亦改“虿”为“趸”。前人多议《四库全书》版本之失，此为一佳例。《四部丛刊》本《太平御览》中有“虿”字35个，但《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中只有26个，另外9个中有4个被改为或误为“趸”。大概是因为“虿”为毒虫[657]，是凶恶字，所以遭到避讳。我利用《四部丛刊》的光盘进行全文检索，共有3个“趸”的用例，皆不早于宋。金国的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蜂趸有毒。”这里的“趸”显然是“虿”之误[658]。另两例为《梅村家藏稿》卷一、《敬业堂诗集》卷四十，此二例的“趸”也都是“虿”之误，一览即明。我们甚至还找不到“趸”在明代以前的文献中的用例。总之，“趸”是个出现得相当晚的字，绝不能据以考论上古音。而且还有的学者主张“趸”也不是一个形声字[659]，所从的“万”不是声符，这个意见也值得重视[660]。

例二，有的学者根据藏文“毯”klam读音对应汉语“毯”*t‘am，便认为藏文的klam与汉语的“毯”是汉藏语系中的同源字。我们认为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汉语史的证据。今考字书，《说文》中没有“毯”字，《说文》字下曰：“帛骓色也。从纟，剡声。《诗》曰‘毳衣如’。臣铉等曰‘今俗别作毯，非是’。土敢切。”《说文系传》与《复古编》（《四库全书》本）卷上亦同。今本《诗经·王风·大车》作“毳衣如菼”。徐铉说的“今俗别作毯”大概是在唐朝已经有这样的俗别字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四“毯毼”条注曰：“毯，又作。”段玉裁注曰：“骓者，苍白色也。”桂氏《说文解字义证》采郑玄之说曰：“毳衣之属，衣缋而裳繍，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骓。”徐铉的注本来是说“”与“毯”是不同的两个字，切不可误会“毯”的本字早已见于《说文》。从“纟”是表示“”的质地，从“炎”声是表示“”的颜色，《说文》各家注皆如此说。后来的“毯”字是魏晋以后的人造的后起字。因为“毯”是由羊毛织成，所以其字从“毛”。我们还不知其字从“炎”声所表何意。《说文》中的“”与“毯”本来是不相干的。“毯”是后起的新字。这个字最早也是在晋朝才产生的。遍检正史，“毯”字最初出现于唐朝人编撰的《晋书·张轨传》：“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张轨镇守西凉，本与西羌关系密切（《晋书·本传》亦称：“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陇右为西羌之地），张轨所献之“毯”当是陇右所产。古人都说“毯”本出自西羌。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毯席”条注引唐朝人的《考声》曰：“毯，织毛为之，出土蕃中。”同书卷六十二“毛毯”条注曰：“毯，织毛为之，出西戎也。”《龙龛手鉴》（《四库全书》本）明称：“毯，吐敢反，毛席，出土蕃。”《龙龛手鉴》中保存了一些先秦的材料，已经得到古文字学[661]研究的证明，不能因其书晚出而一概认为其中的材料都晚出。又《太平御览》卷五六七引《乐府杂钅录》曰：“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皆若夷舞也。”胡旋舞本是西域异族的夷舞，西域胡人的习俗是在毯上舞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662]有曰：“自汶川以东，皆有屋宇，不立碉巢。豹岭以西，皆织毛毯，盖屋如穹庐。”顾炎武已确知织毛毯为西羌民俗。可知“毯”确为西羌人的发明[663]。唐朝与周边异族交流频繁，西域和土蕃的“毯”大量流入中国，我国人在唐朝就已经非常熟悉“毯”。但在晋代以前，我国没有“毯”字的概念。在字书中，《玉篇》始见“毯”字[664]。《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李邺侯传》曰：“唐肃宗尝夜坐，召颍王等三弟，同坐于地炉罽毯上食。”“罽毯”正是来自外族，本非我国所固有。有的学者根据《汉语大词典》认为这里“罽毯”中的“罽”是毛织物，罽毯即毛毯，未必是外族所产之毯。其实我们的解释与《汉语大词典》并不矛盾，不能用《汉语大词典》来作为批评我们的理由。细考古书，知我国在魏晋以前把毛毯称作“罽”，《尔雅》作“罽”，《说文》作“”。《说文》《广雅》《玉篇》均释“罽”为“鱼网”，这是“罽”的本义，故其字从“网”。当“罽”为“毛布”之义时，古人明确认为这种毛布是来自异族，古来学者并无异见。如《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以文罽为坛饰。”胡三省注：“西夷织毛为布曰罽。”可知“罽”作为毛布本为西夷所产。《后汉书·李恂传》：“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李贤注：“罽，织毛为布者。”《晋书·食货志》：“辽西旃罽之乡，葱右蒲梢之骏。”可知作为毛布的“罽”本来是出自西域。此字在《说文》中有专字作“”。《说文》：“，西胡毳布也。”段注：“毳者，兽细毛也。”《说文》：“紕，氐人也。”这是《说文》明确地说“”是西胡的氐人所有，在古汉语中叫作“紕”。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六注引《考声》曰：“，西国毳布也。”同书卷六十六注又引《古今正字》：“，西戎毛锦也。”以上材料都证明作为毛布的罽或确实是最初来自西域异族[665]，应无疑问。《尔雅·释言》：“氂，罽也。”郭璞注：“毛氂所以为罽。”邢氏疏曰：“毛氂所以为罽。舍人曰‘氂所谓毛罽也。胡人续羊毛而作衣。然则罽者，织毛为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马之带鞅也’。”注释《尔雅》的舍人是西汉武帝时候的学者，舍人已经清楚“胡人续羊毛而作衣”，认为“罽”是胡人织毛为之。[666]郝懿行《尔雅义疏》以《尔雅》中的“罽”为“”之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亦假‘罽’为之。”以上的文献清楚表明“毯”在我国魏晋以前叫作“”或“罽”，这两个字与后起的“毯”和藏文的klam在读音上相去极远，绝不可能有同源关系。因此，不能利用藏文“毯”klam的语音与汉语“毯”*t‘am近似来作为构拟复辅音的证据。

我国六朝人新造的一个特别用来表示毛毯的“毯”字，其读音是否来自异族语的译音是很难判断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毯”不可能是藏文klam的译音。因为现代的古音学已经足以证明晋朝时的语音中并没有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如果认为“毯”是藏文klam的译音词，那就等于承认最少在晋代时还有复辅音声母，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在谈对音时，要万分审慎，不可轻易比附[667]。另外，我国上古有“氊”字，据《说文》：“氊，捻毛也。”段注：“《周礼·掌皮》‘共其毳毛为氊’。古多假‘旃’字。”另如《周礼·掌次》：“王大旅上帝，则掌氊。”[668]而“氊”与“毯”判然二物，音义皆殊[669]，毫无关系，决不可认为“毯”在上古是作“氊”[670]。

例三，有的音韵学者利用“吮/允”这组谐声材料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671]。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吮”的上古音声母与复辅音无关。考《说文》：“吮，欶也。从口允声。”徂沇切。《广韵》还有“食尹切”一读。《说文》以“吮”与“欶”互训。《说文》：“欶，吮也。”段玉裁注、桂馥注、朱骏声注等对“吮”的形声结构没有新的说法。今按，如果“吮”的上古音是相当于《广韵》的“徂沇切”，那么“吮”的上古音就是从母。从母与喻母难以相通，所以有的学者就用构拟复辅音的方式来解释其谐声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说文》训“吮”为“欶”不是“吮”在古文献中最早的意思，也就是说“吮”音“徂沇切”不是“吮”在上古音的读音，而是一个后起的读音。《广韵》所载的“食尹切”一读（即船母）才与“吮”的上古音相当。今考证如下：

据《广韵》，“吮”音有三读，读“徂沇切”的意思是“欶”，与《说文》同，其上古音声母应为从母，另外还有“徐兖切”一读（即邪母），意思同样是“欶”[672]；读“食尹切”的意思是吮，上古音声母是船母，也就是说如果根据《广韵》《说文》“吮”训“欶”，“吮”要读为“徂沇切”音，且为从母而不是船母，但是考儒家《十三经》并没有出现“吮”字。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的文献中有了“吮”。《韩非子·备内》：“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吴起怀瘳实而吮伤。”《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此文又见于《史记·吴起列传》：“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记·佞幸列传》：“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我们的文献考察表明：“吮”字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于《韩非子》和《史记》，而这些最早的古文献中的“吮”的用法都是与医学有关的，相当于《广韵》所说的“吮”的意思，而不是《说文》说的“欶”义。“吮”训“欶”反而是后起的意思。《说文》对“吮”的释义并不是“吮”在古文献中最早的意思。而当“吮”训为“吮”的时候，据《广韵》要读为“食尹切”，而不是“徂沇切”。因此，根据以上的考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吮”读“食尹切”（意思是吮）一音要早于“徂沇切”（意思是“欶”）一音。“吮”的上古音应该是相当于“食尹切”一音，而“食尹切”正好是船母而不是从母。何九盈、陈复华《古韵通晓》[673]正好是把“吮”的上古音声母看成是船母，完全与古文献相吻合。“吮”的从母一读当为后起音，唐代学者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大都是把“吮”的“吮”注音为从母，这是不妥当的，从而也可知唐代学者已经不容易了解西汉以前（包括西汉）的古音。而船母在上古音中读音与定母相近。黄侃《音略》三“古声”：“神，此亦定之变声。”神母就是船母。也就是说“吮”的上古音声母要读如定母。而“吮”所从的“允”为喻母，上古音也读与定母相近。正因为如此，“吮”才从喻母的“允”声而读为船母的“吮”。其谐声关系非常自然，完全符合音理，与复辅音没有关系。综上所述，“吮/允”这组谐声材料与复辅音无关，不能作为构拟复辅音的根据。

例四，有的学者用喻四声母的“沿、铅”和溪母的“铅”来讨论喻四和溪母的关系。这就忽略了材料的时代性。考“铅”的古音在所有韵书中都是喻四音，读“与专切”，从来没有溪母音。更考《经典释文》卷三：“铅，寅专反。字从，音。以选反。”《经典释文》卷二十九：“鈆，恱全反。”《康熙字典》所收“铅”的各种音也没有溪母，都是以母音。有证据表明在宋代的苏东坡时代，“铅”还是读如“沿”。考苏东坡《续养生论》：“何谓铅?凡气之谓铅，或趋或蹶，或呼或吸，或执或击，凡动者皆铅也。”苏东坡这里明显把“铅”当作“沿”的同源词，用作动词，必是以母。后来北京话和吴方言中读溪母的“铅”是出现得非常晚的音，在清代以前的注音中都没有出现过，因此绝非上古音的直线音变。“铅”的溪母音来历不明，出现年代恐在鸦片战争以后，尚待深考，断不可据以论上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