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反切的起源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反切之法到底起源于何时?这是我国音韵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反切”之法是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我国学者受到梵学的影响，才发明的。传统的说法是从东汉末孙炎的《尔雅音义》开始用系统的反切法来注音[262]。这种传统的说法在近代以来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抨击。但有的学者只是把反切起源的时代稍稍提前至东汉中期而已[263]。周祖谟先生等人仍然认为反切之法乃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所以周先生说：“至若反切之所以兴于汉末者，当与象教东来有关。”[264]然而周先生和其他的许多学者一样没能够具体指出究竟受到佛教怎么样的影响才产生了反切之法。周先生还指责了清代学者们卓越的研究：“清人乃谓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近人又谓郑玄以前已有反语，皆不足信也。”实际上，周先生并没有仔细讨论过清代以及清代以前的学者们的意见及其所列举的证据。真正在学理上进行精密的研究从而反驳反切起源于上古的论著是黄侃的《论反切之起源》[265]，其文颇为雄辩，企图对前辈学者们举出的例证逐一进行反驳。我们这里稍稍引述如下：

黄侃《声韵略说·论反切之起源》称：“反切之兴，本于俚俗常言，用声音自然之理，此是真论。方俗语言多与反切相合，此亦无可诘难。独以反切作音始于孙炎，此乃六朝唐人公认之论，前所举诸家异论，其症结处，在自睹毛公以下，孙炎之前，确有反切之文，因是疑颜、陆诸人所说为非是。兹条辨之……”黄侃先生实际上并不反对反切之法起源于上古之说[266]，但他坚决认为用反切来进行纯粹的表音是始于孙炎。孙炎之前的反切（即合声）可以说主要不是用于表音，而是音义合一的分音与合音的方法。黄侃在此文中比较详切地辨析了徐邈《毛诗音》卫宏，《古文官书》，应劭《汉书音义》，服虔《汉书音训》《左传音》《通俗文》这些文献中的反切事实上不是汉代学者本来就有的反切，而是六朝以后的经师“依义翻出”的反切，也就是六朝以来的学者根据汉代学者的训诂和注音用反切的形式表示出来，予方便于初学者。关于马融、郑众、郑玄、服虔[267]、应劭、刘熙等汉代学者著作中纯粹用来表音的反切，黄侃先生认为都是后人增补的[268]。

我们这里引述黄侃先生对《毛诗音》中的所谓毛传有“反切”说的批评，黄侃称：“《毛诗音》。诸汉人经音有反切者，尽同此破[269]。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毛音，多云徐云、沈云。则陆氏所据毛音，多出徐、沈；其不言者，或六朝经师所为。故《泮水》释文云：狄，沈云，毛如字，未详所出；云未详所出者，以毛于此诗初无训解。而王训远，其字当作逖，音他历反；郑破为剔，治也。既王、郑二家皆不如字，则沈所云毛如字者，竟是无根，故元朗不之信。又《匏有苦叶》释文云：轨，依传意直音犯；此缘元朗拘执《说文》。以由以上必当作軓（从凡）。而不作轨（从九）。故逆推传意以为云尔。据此，可知凡云毛音某者，皆推意为之，而非公自作音也。又《角弓》释文云：髦，旧音毛；寻毛、郑之意当与《尚书》同音莫侯反。此因毛传：髦，夷髦也；笺：西夷别名，武王伐纣，其等有八国从焉；是郑述毛意，以髦为即庸、蜀、羌、髳之髳，故陆亦推郑意以为当音莫侯反，以髳之音旧读莫侯反也。其余毛或无传，而陆有毛音，亦是推出。如《绿衣》：‘女所治兮。’释文云：女如字，本之崔灵恩。盖见郑于女字有笺，以为尔汝之汝，遂谓毛既无传，必与郑殊。自馀‘说怿女美’之说怿，‘说于桑田’之说，‘烝在栗薪’之栗，‘鄂不’之不，‘有兔斯首’之斯，‘谓之尹吉’之吉，‘王赫斯怒’之斯，‘柔远能迩’之能，皆同此例。其毛有传者，则其音直是由义翻出，而与郑必有小殊。故《关雎》释文云：好，毛：如字；以郑读为和好之好也。《葛覃》释文云：施，毛：以豉反；以传训施为移，而笺不释施，臆谓郑必与毛殊也。《小星》释文云：‘裯，毛：直留反’；以传训裯为禅被，而郑改为床账，音宜殊也。洪亮吉言《释文》所载《周官》前后郑音及《诗》毛、郑等音，均属依义翻出[270]，自为笃论。然则毛不作音，何论反切?今世出载汉师经音，皆当作六朝人音观；决不可执此为反切汉时已有，自生疑障。”

黄侃先生的这篇考论十分精彩，无可辩驳。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271]第10～11页有与黄侃先生大致相同的论述，不可不引述，其言曰：“汉末已行反语，具如前述。然以各家所引汉人反语一切无别，概斥为当人所作，则又非谛。毛公、孔安国、二郑、杜、贾之伦，世次绵远，不作反语，自无可疑。《释文》所引建安以前诸师反语，明为后儒依义作之。作者非一时，又不尽出一人之手，要为唐以前音。沿袭来久，今更无从辨证。既无主名，故次诸汉人之列。至就建安以还各家音切言之，亦有四事可说：《释文·序录》曰：‘书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为音，更令学者疑昧。余今所撰，务从易识，援引众训，读者但取其意义，亦不全写旧文。’此为德明以见行反语改易前儒读如、读若之文。此一事也。后人托古作音，托者谁氏，莫得主名，则姑以为古人之音。此又一事也。‘享’字有‘香两反’、‘普庚反’之异，‘说’字有‘始锐反’、‘徒活反’之殊，《释文》引汉魏人音颇多此类，概由师授不同，音随义转，后人自下反语，以定从违，异读所关，非曰伪托。此又一事也。《释文》中有引先儒直音复下反语者，此是德明为所引之直音作切，非被引人自作切。此又一事也。”黄侃说的“其音直是由义翻出”，与吴承仕说的“音随义转，后人自下反语，以定从违”是同样的意思。黄、吴二先生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经典释文》所引的汉代建安以前的反切都是六朝经师根据相传的直音和训诂而作的反切，不得看成是汉代学者自己所作[272]。

周祖谟先生论反切之文没有提及黄侃、吴承仕二先生的这两篇重要论著。清代学者洪亮吉《汉魏音·叙》[273]：“今《汉魏音》之作盖欲为守汉魏诸儒训诂之学者设耳。止于魏者，以反语之作始于孙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为断焉。……其后儒以反语改汉人之音者，亦置不录，以非其旧也。”洪亮吉、黄侃等人注意到六朝学者常常根据汉代学者的训诂或直音而用反切来表示其音义，也就是所谓“依义翻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学问题，对研究《经典释文》中的异读音有重要价值。可知六朝学者的注音是将表音和表意紧密相连，其注音的不同往往是意味着其训诂的意思不同，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音韵学问题，而同时也是一个训诂学的问题。《经典释文》中的注音往往是音义合一，这条规律必须引起研究《经典释文》的学者的充分注意，不可把《经典释文》中的注音完全当作音韵学的问题来看待。洪亮吉是较早注意到这点的学者，得到了黄侃先生的赞同。我们也认为洪亮吉发现“依义翻出”这条规律确实是重要贡献。

总的说来，黄侃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看法并无任何矛盾。黄侃完全承认在孙炎用反切于单纯表音之前的合音就是反切之法[274]。如果把那些合音的原理当作与孙炎以来的反切在方法上是相同的，那么反切的起源只能推到上古，远在孙炎之前；如果把纯粹用于表音而不表意的反切当作正宗的反切，那么就如同黄侃先生所说孙炎的《尔雅音义》一书是反切的始创者。但是从方法上看，孙炎之前的合音与孙炎以后的反切在原理上基本一致，本书认为我国上古就有的合音可以看成是反切[275]，这是众多学者的公论。我们在这一章中要广征博引先儒们关于反切起源的研究，证明反切之法灼然无疑是我国上古就已存在的方法，其起源绝不是来自佛教。只是在东汉以前的反切是音义合一的方法，不是仅仅用于标音而已，更重要的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修辞手法。至于孙炎用反切来纯粹注音，那倒有可能是受到了梵文字母的启发[276]，但这与反切这一方法的起源毫无关系。由于“反切的起源”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必须详细列举反切起源于我国上古的证据，我们这里对有关文献的总结引用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梳理。

我们首先想介绍和引证刘博平先生的论述。刘博平先生在小学上造诣颇深，其遗著《刘赜小学著作二种》[277]所录《小学札记》中有《<说文>有合音说》[278]。此文所揭示的《说文》中的合音现象就是反切，这对于研究上古音和反切的起源有重大参考价值，而刘先生此文又长期未能引起应有的学术讨论。所以我们这里特别予以注意，并加以检讨。先详录刘先生之文，以便于研究[279]：

《<说文>有合音说》

切语之法以两字合音明一字之音，论者以为起于汉魏之际，不知许君已用其法以说文字音义也。前人但谓蒺藜为萕，不律为笔，扶摇为飙，终葵为椎，族蠡为痤，昆吾为壶，令丁为铃之合音。然此等合音仅由声音缓急而成，与字义无关。本书乃指其为音义兼备之合音法而言也，与蒺藜、不律等殊科。惟汉人韵宽，大抵以顾、江所分古韵部居绳之尚无不尽合者，声类则舌上与舌头、正齿与齿头、轻唇与重唇俱不分，喻纽归舌，旁纽可为双声，益去古未远也。兹录许君以合音兼义为训者于左方，至合音二字如厕诸多字句中，则点识其旁以指出之（亦有隔字为合音者不计。如“祲，精气感祥”。精感合音为祲；“萍，无根，浮水而生者”。浮生合音为萍；“，角有所触发也”。角发合音为；“竹，冬生艹也”。冬艹合音为竹；“韏，革中辨也”。革辨合音为韏；“黑，火所熏之色也”。熏色合音为黑；“媌，目里好也”。目好合音为媌之类是）。“社，地主也”（地主切为社）；“，遗玉也”（遗玉切为）；“班，分瑞玉”（分瑞切为班）；“蔟，行蚕蓐”（蚕蓐切为蔟）；“八，象分别相背之形”。“柬”下云“八，分别也”（分别切为八）；“必，分极也”（分极切为必）；“咤，怒也”（怒切为咤）；“咮，鸟口也”（鸟口切为咮）；“彷，附行也”（附行切为彷）；“很，行难也”（行难切为很）；“廿，二十并也”（二十切为廿。刘先生自注：“廿古本音为奴合切”云云）；“谢，辞去也”（辞去切为谢）；“，惭语也”（惭语切为）；“韶，虞舜乐也”（舜乐切为韶）；“，炊釜沸也”（釜沸切为）；“殹，恶姿也”（恶姿切为殹）；“眅，多白眼也”（白眼切为眅）；“，小儿白眼也”（白眼切为）；“眊，目少精也”（目少切为眊）；“眇，一目小也”（目小切为眇）；“眄，目偏合也”（目偏切为眄）；“盻，恨视也”（恨视切为盻）；“，鸟之短羽飞也”（短羽切为）；“隹，鸟之短尾总名也”（短尾切为隹）；“，肉表革里也”（肉表切为）；“筱，箭属小竹也”（小竹切为筱）；“籱，罩鱼者也”（罩鱼切为籱）；“豆，古食肉器也”（食肉切为豆）；“舍，市居曰舍”（市居切为舍）；“韘，射诀也”（射诀切为韘）；“櫾，昆仑河隅之长木也”（长木切为櫾）；“杪，木标末也”（木标切为杪）；“朻，高木也”（高木切为朻）；“，相高也”（相高切为）；“欂，壁柱也”（壁柱切为欂）；“枑，行马也”（行马切为枑）；“梜，检匣也”（检匣切为梜）；“梼，断木也”（断木切为梼）；“麓，林属于山为麓”（林属切为麓）；“粉，傅面者也”（傅面切为粉）；“疡，头创也”（头创切为疡）；“，足气不至也”（不至切为）；“胄，兜鍪也”（兜鍪切为胄）；“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登天切为真）；“，交衽也”（交衽切为）；“，衣也”（衣切为）；“褫，夺衣也”（夺衣切为褫）；“裋，竖使布长襦”（长襦切为裋）；“辬，驳文也”（驳文切为辬）；“驸，副马也”（副马切为驸）；“馺，马行相及也”（相及切为馺）；“骤，马疾步也”（疾步切为骤）；“狄之为言淫辟也”（淫辟切为狄）；“赭，赤土也”（赤土切为赭）；“赫，火赤也”（火赤切为赫）；“欢，喜款也”（喜款切为欢）；“潏，涌出也”（涌出切为潏）；“泭，编木以渡也”（编木切为泭）；“澍，时雨澍生万物”（时雨切为澍）；“龙，鳞虫之长也”（鳞虫切为龙）；“挢，举手也”（举手切为挢）；“扣，牵马也”（牵马切为扣）；“奼，少女也”（少女切为奼）；“，直项貌”（直项切为）；“嬥，直好貌”（直好切为嬥）；“繑，绔纽”（绔纽切为繑）；“彝，宗庙常器也”（常器切为彝）；“，飞虫则人者”（飞虫切为）；“钯，兵车也”（兵车切为钯）；“镛，大钟谓之镛”（大钟切为镛）；“，通沟也”（通沟切为）”云云[280]。

刘先生的观察非常敏锐，揭示了《说文》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以大量证据明确地指出《说文》的注解中确实已经存在反切，而这种反切明显有表意的作用，所以才出现在许慎的注解中。刘先生所举的例子大都符合音理，我们仅对其中的个别例子稍作疏证。

例一，《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侧邻切。今按，“真”字的得音是“登天”切。“登”为端母，“真”为章母，上古音与端母颇近，即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所说的舌上音上古归入舌头音，也是黄侃所说的照三归端。从“真”得声的字多为舌头音，如滇、颠、巅、癫、、傎、槙、齻、蹎、填、阗、瑱、置等等。例二，《说文》：“狄，赤狄，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徒历切。《说文》省声之说多不可信，前人已有定论。今按，《说文》称“狄之为言淫辟也”，“狄”的得声为“淫辟切”。“狄”为定母，“淫”为余母；在上古音中，余母（即喻四）与定母极为近似，音近可通。且“狄”与“辟”为叠韵，皆为锡部。所以“淫辟切”正是“狄”音[281]。在我国历史文化中，“狄”是指北方的异族[282]，故又称“北狄”。而我国古人常常用“淫辟”一词来指北方人，可以引为旁证。如《史记·五帝本纪》：“欢兜进言共工，共工果淫辟。”而共工在历史文化中一直被当作水神。在五行中，北方属水[283]。《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集解》引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顼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山海经·大荒北经》：“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淮南子·本经》：“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兵略》：“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以上各例表明共工在我国先秦的文化思想中确实与水关系密切[284]。另外，有证据说明共工确实与北方关系密切，是处于北方之神。考《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孟子·万章上》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而幽州自上古以来一直是指北方地区[285]。《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第六十二”：“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分明以共工与北狄相关联。所以《史记》说“共工果淫辟”实际上也就是在说北方人“淫辟”。《淮南子·泰族》：“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可知“朝歌北鄙之音”有“淫辟之风”。后世将青楼妓院集中的地方叫作“北里”[286]，其名称来源就是因为古人常常把北方风土与淫辟相联系。

例三，《说文》：“壶，昆吾圆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盖也。凡壶之属皆从壶。”户吴切。今按，“壶”的得音为“昆吾”切。“昆”古音与“混”相通，古人对于此二字每混用不别。《汉书·晁错传》：“陇西太守臣昆邪。”颜师古注：“昆读曰混。”《诗经·小雅·采薇》：“西有昆夷之患。”《经典释文》：“昆，本又作混。”例证极多，此不详举[287]。

例四，刘先生认为“鸟口切”为“咮”音，这是可信的。“鸟”近世读泥母，这是避俗改读[288]。古音读端母，《广韵》音“都了切”，《集韵》、《韵会》音“丁了切”。考《汉书·扬雄传下》：“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师古曰：“鸟字或作岛。岛，海中山也，其义两通。”“鸟”与“岛”古为双声相通；《集韵》：“岛，古作鸟。”《释名》：“岛，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鸟也。”且“咮”与“口”上古音皆为侯部。所以“鸟口切”与“咮”音相通[289]，当无可疑。

有的学者怀疑刘博平先生说的合音有的出于偶合，并认为有些用于反切的两个字在古书中并没有作为一个词存在过。如刘先生说的“精感合音为祲”，有的学者认为古书中似乎没有“精感”一词。我们认为此说不足以难刘博平先生，因为我们在没有充分考察古文献的时候，不好轻易地认为古书中就一定没有某个词。考《后汉书·郎顗传》：“行有玷缺，则气逆于天，精感变出，以戒人君。”《魏书·张渊传》：“至于精灵所感，迅逾骇向。荆轲慕丹，则白虹贯日而不彻。”注：“昔荆轲慕燕太子丹之义，入秦为刺客，虽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晋书·刘琨传》：“忠允义诚，精感天地。”类似的例子颇为不少，不再列举。

又如，有的学者认为“熏色合音为黑”中的“熏色”不辞。实则不然，考《格古要论》卷下“太湖石”条：“出苏州太湖，先雕置急水中，舂撞久之，如天成，或用烟熏色黑。”这真是“熏色”为“黑”了。《喻林》卷四十五：“譬如种种熏色，置一器中。”[290]况且《说文》本身就说：“黑，火所熏之色也。”由于“之”是语气词，古人完全可能用“熏之色”中的“熏色”合音为“黑”。刘博平先生敏锐的观察和见解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又如，“浮生”反切为“萍”。考《隋书·天文志上》：“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古乐书》卷下“石音制度第十四”：“石以浮名，旧注以为浮生，于土不根着者。”《六书故》：“萍，浮生水上不根着之草也。”《尔雅翼》卷二“兔丝”条：“又，今兔丝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蓝纻麻蒿上。”《尔雅翼》卷三“龙”条：“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岭外代答》卷三“蜑蛮”：“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全唐诗》卷八李煜《书灵筵手巾》：“浮生共憔悴，壮岁失婵娟。”《全唐诗》卷十九李白《相和歌辞·对酒二首》：“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全唐诗》卷三十七王绩《独酌》：“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在古书中，“浮生”一词用例甚多。在佛经中尤为常见，此不详引。

又如，“辞去”反切为“谢”。考《史记·吕太后本纪》：“急归将印辞去。”《史记·孔子世家》：“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史记·梁孝王世家》：“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史记·张仪列传》：“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史记·孟尝君列传》：“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等不肖，请辞去。”《史记·滑稽列传》：“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另外，在《汉书》、《后汉书》以及东汉以前的典籍中多有“辞去”一词。不得认为“辞去”一词不见于东汉以前。

总之，我们认为刘博平教授的研究非常重要，可以解释一些比较麻烦的谐声字的谐声关系。今举一例，在《说文》中有一个从“艸”从“风”的字“葻”。大徐本《说文》解释说：“葻，草得风貌。从艸风。读若婪。”卢含切。则大徐本是把这个字分析为会意字，并非以“风”为声符；依照《说文》的体例，“葻”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会意字。《说文系传》就明确称：“臣锴曰：此会意。”但正是《说文系传》把“葻”分析为会意兼形声。因为《说文系传》的解释中有“风亦声”三个字。后来的段玉裁注、桂馥注、王筠注、朱骏声注，以及《说文解字诂林》所录的各家注都是采取了《说文系传》的分析，认为是会意兼形声，并非单纯的会意字。而“婪”是来母，“风”的上古音声母是帮母，二者的声母相去甚远，不大可能相通。这是否是从复辅音分化而成的?其实这与复辅音声母毫无关系。我们认为“葻”并非仅仅以“风”为声符，依据《说文》的解释，“葻”是得音于“得风”切。“得”的上古音声母是端母，由于作为反切下字的“风”是三等字，有三等介音j，所以反切的结果是端母弱化为来母[291]。于是“葻”就读若“婪”。这就是从“风”的“葻”读若“婪”的原因。到了东汉时候，人们就是根据这个“葻”字的结构和音义而新造了“岚”字，与“葻”同音[292]。

我们发现除了《说文》之外，颇多类例。其实古人早已认为反切之法为我国上古所固有，并非始传自西域。但我国上古时的反切是音义合一，即反切二字与所反切的一字在意思上是相同的，这与东汉以后用反切来纯粹表音而不管意义有根本的区别。古人把我国上古就有的反切叫“合声”，后来又有“急声、慢声”、“切脚字”等名称。最早以训诂的形式揭示我国固有的反切的著作是《小尔雅·广训》：“诸，之乎也；旃，之焉也；恶乎，于何也；乌乎，吁嗟也；吁嗟，呜呼也；有所叹美，有所伤痛，随事有义也。”其中的“之乎”反切为“诸”，“之焉”反切为“旃”。《小尔雅》是以训诂的方法揭示我国上古自有的“反切”或“合声”，足见我国固有的反切重在意思上的相同，而不是仅仅用来表音。我国古代有许多学者都认为“反切”起于我国上古，今列举如下[293]：例如[294]清代大儒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下“反切之始”条用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论证了反切肯定是我国上古所固有，他所列举的证据非常广博，远远超越了前人，所以我们要作较为详细的引述。顾炎武曰：“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周礼·士师》‘五戒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徐言之则为‘之于’，疾言之则为‘诸’，一也；《小尔雅》曰‘诸，之乎也。’）。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慢声为‘而已’，急声为‘耳’；慢声为‘之矣’，急声为‘只’是也[295]。愚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如《诗·墙有茨》传‘茨，蒺藜也’（本《尔雅》文），‘蒺藜’正切‘茨’字；‘八月断壶’[296]，今人谓之‘胡卢’，《北史·后妃传》作‘瓠芦’，‘瓠芦’正切‘壶’字；《左传》有‘山鞠穷乎’，‘鞠穷’是‘芎’，‘鞠穷’正切‘芎’字；‘著于丁宁’，注‘丁宁，钲也’，《广韵》‘丁，中茎切’，‘丁宁’正切‘钲’字；‘守陴者皆哭’，注‘陴，城上僻倪’，僻音避，‘僻倪’正切‘陴’字；‘弃甲则那’，‘那，何也’，后人言‘奈何奈何’正切‘那’字；‘六卿三族降听政’，注‘降，和同也’，‘和同’正切‘降’字；《春秋·桓十二年》‘公及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左传》作‘句渎之丘’，‘句渎’正切‘谷’字；《公羊传》‘邾娄’后名‘邹’，‘邾娄’正切‘邹’字；《礼记·檀弓》‘铭，明旌也’，‘明旌’正切‘铭’字；《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终葵’正切‘椎’字；《尔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不律’谓之‘笔’，‘不律’正切‘笔’字[297]；‘须，蕵芜’，‘蕵芜’正切‘须’字；《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阳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古；人谓耳为‘聪’，《易传》‘聪不明也’，《灵枢经》‘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窻笼’，‘窻笼’者，耳中也；‘窻笼’正切‘聪’字；《方言》‘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正切‘鼄’字；‘壻’谓之‘倩’，注：‘今俗呼女壻为卒便’，‘卒便’正切‘倩’字；《说文》‘铃，令丁也’。‘令丁’正切‘铃’字；‘鸠，鹘鸼也’，‘鹘鸼’正切‘鸠’字；‘痤，一曰族絫’，徐铉以为即《左传》之‘瘯蠡’，‘瘯蠡’正切‘痤’字；《释名》‘，蔽膝也。所以蔽膝前也’，‘蔽膝’正切‘’字；王子年《拾遗记》‘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侧理’正切‘纸’字；《水经注》‘晏谟伏琛云潍水即扶淇之水也’。‘扶淇’正切‘潍’字；《广韵》‘狻猊，狮子’。‘狻猊’正切‘狮’字[298]；以此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顾炎武所举的证据十分坚实[299]。足见反切之法为我国上古所固有，最初是音义合一，而非仅仅用于表音。后来陈澧在《切韵考》[300]卷六“通论”引述并赞同顾炎武之说[301]。

顾炎武接着说：“《左传·襄十年》‘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注‘寿梦，吴子乘’。《十二年》经书‘吴子乘卒’。服虔云‘寿梦，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按：‘梦’古音‘莫登反’，‘寿梦’二字合为‘乘’字。”顾炎武此说显然是正确的，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同的见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302]卷二“乘”条：“《襄二十年》‘吴子乘卒’，即寿梦也。服虔以‘寿梦’为发声。‘寿梦’一言也，经言‘乘’，传言‘寿梦’，欲使学者知之也。予谓‘乘’、‘寿’为齿音，‘寿’当读如‘畴’，与‘乘’为双声，‘梦’古音莫登切，与‘乘’叠韵，并两字为一言。孙炎制反切盖萌芽于此。”汪远孙《国语发正》[303]曰：“《成十六年传》文‘茷’是‘茂’字之误。内传作‘茂’，外传作‘发钩’，合两字为一声。如‘勃题’为‘披’，‘寿梦’为‘乘’之比。”今人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者减钟跋》也指出吴子“寿梦”二字合音为“乘”。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谓吴王寿梦，乃是名“乘”字“寿梦”，未能参看前辈学者们的意见，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臆说[304]。

在清代还有一位大学者俞正燮也是坚决主张“反切”为我国上古所固有，并非来自西域，他的论述和举证十分精湛，我们理当详细引录其文。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卷七“反切证义”中说：“三国时，孙炎作反语，以双声字读就叠韵字，即得之。后人恶反字，因之名曰切，盖两合读法，缓呼之则二字，急呼则一字也。论者谓反切自西域入中国，且分别反切异义，乃不思之过。就缓读、急读法求之，《春秋》‘谷邱’，《左传》‘句渎之邱’（《桓十二》），‘句渎’，谷也。《春秋》‘遇于垂’，《左传》‘遇于犬邱’（《隐八》），‘犬邱’，垂也。《春秋》‘垂葭’，《左传》‘实郥氏’（《定十三年》），‘垂葭’（音如姑），郥也。《春秋》‘吴子乘’，《左传》‘吴子寿梦’（《襄十二》），‘寿’（音畴梦音萌），乘也。《春秋》‘密州’，《左传》‘买朱’（《襄三十一》），‘朱’，州也[305]。《左传》‘先言寺人披’（《僖二十四》），后言‘寺人勃提’（《僖二十五》），‘勃提’，披也。《左传》先言‘公子’（《哀五》），后言‘且于’（《哀六》），‘且于’，也。是皆一字，古人缓读之则二字，以反言切之即是反切。注谓地之一名、人之一名者，未明反语义也。以此推之，大祭为禘，蔽膝为，茅蒐为韎（《诗笺》），兹其为，丁（音争）宁为钲，行人为信，鬼臾为车（车区），邾娄为邹[306]，不来为狸，颛孙为申，鞠穷为芎，蕨攗为芰，蒺藜为茨，终葵为椎，负樊为蜚，不聿为笔，编笄为篦，口齿为啮，早晚为寁，居间为介，还来为回，叱人为嗔，何不为盍，奈何为那，之焉为旃，之乎为诸，之矣为只，如是为尔，而已为耳，皆见经传。合读二字为一，又有常语：叔母为婶，舅母为妗，姆阿为妈（常行字），山並为神（《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末有为靡，弗曾为分，不要为别，不可为叵，等物为底，是么为傻（山瓦切），作么为怎，不阿为巴，末阿为吗，皆中土自然之言，急读之即反切。又析张为渚乡，潘为蒲坂（皇甫谧言如此，今怀来），衷为征钟（《宋书·五行志》‘征钟落地’。盖谓衷衣裤）。椶为子公（王褒《僮约》‘披薜戴子公’。注：‘子公笠也。’见《太平御览·笠部》）。老为潦倒，癃为龙钟，恰为丘八（《鉴诫录》冯涓对蜀太祖王建击抡）[307]，太为特杀，曲为屈律，圈为屈挛，孔为窟笼，团为突栾，饽为，衖为胡衕，就为即溜，精为鲫令[308]，（瓠为葫芦），荆芥为举乡古拜，则又即一字缓读为二，亦切法也。《溪蛮丛笑》‘（不阑者班也，不乃者摆也），不乃羹’。不乃是摆，谓数调之。《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是惊美辞，分言之，则音为伙而颐为音助，合言之则音如虺，今人语犹然（又三字合一音，沈括《笔谈》云：‘萨婆诃是《楚辞》之些。又二字合三音，则《淮南》“鵕”’，注“读为私鈚头”。又三字四音而中有反，则《左传》“申包胥”，《战国策》谓之“棼冒勃苏”。私鈚，鵕也。头，也。棼，申也。冒勃，反包也。苏，胥也’）。凡此，皆反切所出，自然之故，至美之义，见经史正文及小说所记方言喭文，其人皆不见西域书，反切不出西域，至显白矣。郑樵云：中土人明于目，梵聪于耳。则尤自诬其耳。中国谐声，是耳聪也，孙炎作反语，后又互反之。《匡谬正俗》云‘晋灼《汉书音义》杨恽反由婴（杨旧音盈）’；《吴志·诸葛恪传》云‘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宋书·五行志》作‘杨子阁’，《晋书·五行志》作‘常子阁’。又云‘清暑反楚’声。《宋书》云‘袁愍反殒门’。《齐书》云‘胜熹反始兴’；又‘陶郎来反唐来劳’，又‘东田反癫童’，又‘旧宫反穷厩’。《梁书》云‘同泰反大通’，又‘鹿子开反来子哭’。《隋书·五行志》云‘杨英反赢殃’。《南史》云‘叔宝反少福’。《搜神记》云‘温休者是幽婚也’。《金楼子》云‘高厚者狗号’。《甄异传》云‘高褐者葛号’。《宣室志》云‘侵诘者金截’。《隋唐嘉话》云‘卢浩反老胡’。《集异记》云‘任调反饶甜，珍药反张镒’。《续异志》云‘卢钩反蝼蛄’。《谈薮》云‘蓬莱反裴聋’。《朝野佥载》云‘叔麟反身戮’，又‘宠之反痴种’，又‘德靖反鼎贼’。《酉阳杂俎》云‘洗白马反泻白米’。《启颜录》云‘天州反偷毡，毛贼反墨槽，曲录铁反契秃’，又‘木桶反朦秃’，又‘奔墨反北门，窟后反口缺’。《唐摭言》云‘方千诗，草里论反村里老。译佛书者，亦以般若反不染，其它酒则索郎反桑落，物则蠾蝓反蜘蛛’。《金楼子》云‘宋玉戏太宰屡游之谈，连反语，遂有鲍照伐鼓、孝绰布武、韦粲浮柱之作’。《颜氏家训·文章篇》‘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玉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书证篇》云‘鲍昭谜字，皆取会流俗，不足以形声论也。盖反切以双声叠韵，或流为口吃诗，故求古反切在方言异文、廋辞雅谐微茫之际。中国自言反切，佛书自言字母，离之则两美。’”

在此文的论述中，或许有个别例子不大妥当，但就整体而言，俞正燮的论证是颇为精到的，而且举证精博，可见反切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早已广泛盛行。俞正燮之文与顾炎武先后相辉映。足证我国上古自有反切，非关西域的梵天文字。他说的“中国自言反切，佛书自言字母，离之则两美”，这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他还明确地声称古人说的急读、缓读、合音就是反切的问题。他说：“盖两合读法，缓呼之则二字，急呼则一字也。论者谓反切自西域入中国，且分别反切异义，乃不思之过。”又说：“是皆一字，古人缓读之则二字，以反言切之即是反切。”又说：“急读之即反切。”这都是完全正确的解释。可叹他这篇重要的论著至今没有得到音韵学家们应有的关注。陈澧在《切韵考》[309]卷六“通论”中明确地辨析了切语之法并非连读二字以成一音，陈澧的论述很精辟：“连读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鱼歌麻诸韵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鱼歌麻韵无收音而喉音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连而成一音，否则中有窒碍不能相连矣。”这是很正确的意见。上古音中的反切语不能解释为连读现象，正如陈澧所言。

戴震《声韵考》卷一[310]“反切之始”节的论述完全可以与俞正燮的文章相发明，戴震称：“按，经传字音，汉儒笺、注，但曰‘读如某’。魏孙炎始作反语。厥后考经论韵，踵相师法。虽孙氏以前未尝有，然言辞缓急，矢口得声，如‘蒺藜’为‘茨’，‘奈何’为‘那’，‘之焉’为‘旃’，‘之于’亦为‘诸’之类，反语之法，适与此合。”戴震明称‘反语之法，适与此合’，这就是说上古就有的合音之法就是反切的原理。另可参看《戴震全书（三）》第321～322页“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311]，文繁不录。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也称：“若夫‘如此’为‘尔’，‘之焉’为‘旃’，两字便成翻语；‘蒺藜’即‘茨’，‘茅蒐’即‘韎’，三代自有合音。”朱骏声明确说“三代自有合音”，这里说的“翻语”和“合音”互文同义。不能把“合音”当作是与“翻语”不同的两种方法。《说文》：“髑，髑髅，顶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髑髅’之合音为‘头’字。”[312]这就是说“髑髅”反切就音“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丁宁者，钲之合音也。”[313]其“鉏”字条注称：“《左传·哀公六年》中的‘齐公子鉏’亦作‘南郭且于’，‘且于之合音为鉏’。”[314]同书“买”字条称：“朱鉏之合音为州。”同书“披”字条注：“按，披者，勃鞮之合音。”类例尚多。

这些合音只能理解为反切，不可作其他的任何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反映，这是错误的[315]。

毕沅《汉魏音说》：“孙炎、韦昭务为反语。切韵虽始叔然，然古训‘不可’为‘叵’，‘何不’为‘盍’之类，已合二声为一字。”“合二声为一字”主要是反切。

郝懿行也有专文论反切的起源，见于郝懿行《晒书堂文集》[316]，其言甚为精博。郝懿行也坚决认为反切乃是我国古来固有之法，非关梵文。黄侃《声韵略说·论反切之起源》[317]引述了郝懿行此文的全文，由于黄侃先生在引述中加入了自己的按语，可以看到黄侃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根据黄侃之文转录郝懿行的论述，但是郝懿行的全文是根据《晒书堂文集》原文进行了校对[318]。郝懿行曰：“牟默人曰：反语始于魏孙叔然炎。炎，受学于康成之门人者也。而郑注《士昏礼记》曰：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计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汉书·陈胜传》应劭注曰：沈，音长含反。《地理志》应劭注曰：沓，音长答反。《文选·韦孟·谏诗》注引应劭曰：坠，直魏反。《汉书·项羽传》注：服虔曰，惴，音章瑞反。《扬雄传》注：服虔曰，踢，注石鉏反。[319]《史记·张耳传》之《索隐》引服虔曰：孱，鉏闲反。应、服及郑同时，年辈大于叔然，而皆作反语，何也?……余应之曰：……此更不须致难。盖应劭《汉书》注，有直音某不加反语者；……有用音某兼加反语者，亦《地理志》蜀郡绵虒下：虒音斯；湔音子千反；……是也。前此许慎作《说文》，郑玄注经，高诱注《吕览》、《淮南》，并云读若某字，不加音某，而应劭、韦昭、谯周遂并加反音。刘熙，亦东汉末人也，其著《释名·释长幼》篇云：长，苌也，言体苌也，长，音丁丈反[320]。刘与服、郑，年辈相若，亦作反音，证知反语不始于叔然矣。宋景文《笔记》云：孙炎作反切，语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鲫溜；谓团为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懿行案：今俚人作隐语，如载蛤为咱，捏几为你之类，其人不必知书，自解反语，明此是天地自然之声也。证以经典音读，此类尤多。惠定宇《九经古义·仪礼·大射仪》‘奏狸首’注下：案礼说云，不来反为狸，犹并夹为（侃案误），终葵为椎，邾娄为邹，勃鞮为披，寿梦为乘，不可为叵（郝氏以小字注：羊舌职，《说苑》作羊殖，舌职为殖也。颛孙师之子为申详，颛孙为申也）。[321]后世反切之学出之。懿行又案：不特此也。《诗》言：韎韐有奭，《诗》笺云：茅蒐，搜声也。韦昭《晋语》注云：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是以韎为茅蒐之合声。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太子栾。惠氏补注引董逌云：《竹书》有宋景公，而史为头曼，孙炎以为头曼之合声。[322]推是而言，《释草》之，鸿荟；茨，蒺藜；《释虫》蠰，啮桑；蛂，蟥蛢[323]；皆合声也。是皆反语之所从出也。是反语在叔然前，确乎可信。或自叔然始畅其说，后世遂谓叔然作之尔，即其实非也。”

郝懿行明确认为我国自古就有的“合音”就是反语的前身，郝懿行用了“皆反语之所从出也”这样的表述。我们认为郝懿行这样的表达是无可非议的。我国自古就有的“合音”虽然主要是反切，但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所阐释的一样，也有个别不是反切但属于合音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何不”合音为“盍”，这也是合音，但不是反切。不过在汉代以前的古文献中，这样的合音我们只找到了“何不/盍”这样一个例子[324]，其余的都属于反切。另外，我国上古以来的合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音义合一，既表示读音，也表示意思，并不是纯粹的表示读音，这与后来的仅仅用于表示读音的反切有所不同。但在方法上，古人说的合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反切，这样的结论是无可置疑的。郝懿行在论述中所举的例证都坚实有力。黄侃先生对有的例子不同意。如黄侃称“”为“头曼”之合声是“不可解”。且不说在清代学者中，并非仅仅郝懿行一人这样说，有好些大学者也都是这样主张的。就是从音理上看，“头”是定母，“”是来母，旁纽为双声。怎么能说这是不可解呢?郝懿行认为孙炎只是将反切的运用发扬光大而已，不能把发明反切之功归于孙炎。这是很有见地的[325]。《荀子·宥坐》：“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郝懿行在《荀子补注》[326]称：“今按，‘桑落’，‘索郎’反语也。‘索’言‘萧索’，‘郎’言‘郎当’，皆谓困穷之貌。”郝懿行说的反语就是反切的应用，即“索郎”切为“桑”，“郎索”切为“落”。郝懿行深信先秦我国已有反切。

清代著名的《说文》学家王筠《说文释例》[327]卷十二“双声叠韵”条也坚决认为反切为我国所固有，并非来自西域。其文曰：“梵书有二合音，吾儒未尝无也。彼有二合音，不复有两字分其音，是以长存也。吾儒有二合音，又有两字分记其音，是以沿袭而不觉也。双声叠韵非乎?‘茨，蒺藜也’；茨、蒺双声，茨、藜叠韵。‘之于，诸也’；诸、之双声，诸、于叠韵。经典中形容之词，如窈窕、参差之等莫不然；无论知与不知，作诗属对必不误。”同书第281页下称：“‘窊’下云‘污衺’者，污、窊双声，衺、窊叠韵也；‘窳’下云‘污窬’放此。与《尔雅》‘茨，蒺藜’同。此反切之祖也。后人穷思毕精，不能出古人范围之外。”王筠就是这样明确认为《尔雅》、《说文》中已有了反切的[328]。

陈澧在《切韵考》[329]卷六“通论”批评了切韵之学起于西域的观点，他在自注中说：“谓字母起自西域则是也，谓反切之学起自西域则误也。郑渔仲、陈直斋皆未之辨耳。”这都是明确主张反切起源于我国上古，非舶来自西域。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六“那”条称：“那者，‘奈何’之合声也。宣二年《左传》曰‘弃甲则那’?杜注‘那犹何也’。《日知录》曰‘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同书卷七“耳”条：“耳，犹而已也。”则是以“而已”切为“耳”。王引之从训诂学的角度确认了上古有合声的存在，也就是有反切的存在。

《说文》：“貔，豹属，出貉国，从豸声。《诗》曰‘献其貔皮’。《周书》曰‘如虎如貔’。貔，猛兽。”清代学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方言》与狸为双声，其作貔者因而误耳。《书》传‘执夷’疑当作‘报夷’。‘报夷’之合声为貔也。”徐灏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他说的合声也是反切。“报夷”切为“貔”，在音理上也没有困难。

胡元玉《郑许字义异同评》[330]一文称：“谐声之义奈何?按《说文》谐谕互训；《吕览·古乐篇》注，训合为和谐；《书》之八音克谐，即谓八音合奏，其声和谐也。由是言之，谐声即合声，断无可疑。合声即反语，谓合二字急疾呼之以成声。郑以茅蒐为韎字之合声，孙炎以头曼为字之合声[331]。是其证也。又谓为发声。服虔《左传》注曰：寿梦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寿梦，即乘之合声也。……发亦急疾之谓。据《说文》云：反，覆也，从又，厂，象形。是反之本义乃象以物覆手，反覆相合之形。反之本义为合，故合声亦谓为反语；反语必急疾读之以取音，故又谓反为切；切者，急切之谓也。自西域沙门之学兴，于是又改为翻，义同翻译。名称既陋，法亦违古。合二字为一声，乃方音之流变，《尔雅》所以通方俗殊语，亦周公所作；谐声为六书之一，当不诬矣。方言之殊，由方音转变，故往往有音而无义。汉人作经音，即借此立法，泛取二字合而急疾读之，而反语之名立。而说者惑于颜介谬说，岂通论哉?”胡元玉的这段论述十分精辟，但极少被现代学者注意和引用[332]。胡元玉明确地主张“合声即反语，谓合二字急疾呼之以成声”。胡元玉还精辟地解释了“反、切”二字的意思，认为“反”与“合”同义，“切”的意思就是“急切”，切语就是急读，也就是合音。因此，合音、反语、切语、反切都是一个意思。如此精湛地从训诂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在我们所知道的学者中还没有第二人。胡元玉的这篇重要文献必须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国自古就有的合音肯定是反切，这点可以说毫无可疑。

刘熙载《说文双声叙》甚至主张：“切音始于西域乎?非也。始于魏孙炎乎?亦非也。然则于何而起?曰：起于始制文字者也。”[333]刘熙载的观点虽然比较大胆，但不为无见。

黄侃《声韵略说·论反切未行以前之证音法二》[334]也有很精博的论说，其文称：“合声者，两字相合，共成一声；此即反切之理所从出也。其说出于《诗》笺、《国语》注。《诗》言：韎韐有奭。《诗笺》云：茅蒐，韎韐声也。《国语十二》注：急疾呼茅蒐成韎。案《说文》：蒐从艸鬼，而郑、韦皆以为鬼声；然则蒐之本音宜如帅、率，韎之本音读如没，茅率合读即没音；故曰，茅蒐，韎声，韐者，衍字也。急疾呼茅蒐成韎，犹急疾呼德红成东矣[335]。今先举《说文》、《尔雅》之合声，次及群籍。见于《说文》者：廿，二十并也；人汁切。案：廿即二十二字之合音。卅，三十并也；苏沓切。案：卅即三十二字之合音。竊，从穴，从米，卨、廿皆声；廿文疾；卨，古文偰，千结切。案廿卨，卨廿，顺逆言之，皆可得竊字之声。以两声作字，是作字时，且含有反切之理矣。，从韭，次、皆声；祖鸡切。案次，次，顺逆读之，皆可得字之声。见于《尔雅》者，《释天》：扶摇谓之猋。扶摇合声为猋[336]。《释器》：不律谓之笔。不律合声为笔。《释草》：，鸿荟；鸿荟合声为。茨，蒺藜；蒺藜合声为茨。雚，芄兰；芄兰合声为雚。杜，土卤；土卤合声为杜。此外，若句读为谷（《左传》），寿梦为乘（同上），勃鞮为披（同上），蔽膝为韠（《释名》），终葵为椎（《方言》）。以及而已为耳，者焉为旃，之乎为诸；下及六朝反语、反音，皆是一理。反切者，特本此理构成，而最为通用者耳（《淮南子九》注：鵕，读若私鈚头，二字三音；此又后来翻译家二合音、三合音之远祖也）。”这段引文中加括号者是黄侃先生用小字写的自注。黄侃先生承认上古就有合音，而且这种合音就是反切。如“扶摇”反切正好是“猋”音。如果不解释为反切，那么这里的合音到底该怎样去合呢?我们发现现代的音韵学家们对古人所说的“合音”实际上并没有从音理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有的学者仅仅说“合音”就是“急读”。如果“急读”主要不是反切，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坚定地认为古代小学家们说的这些“合声”实际上主要就是“反切”（只有个别的变例），不可作其他解释。黄侃先生这段精彩的论述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章太炎《新方言·释言第二》[337]：“王侯自称不谷，不谷即‘仆’之合音。《淮南·人间训》注：‘不谷，不禄也。’此为望文生训。古人‘死’言‘不禄’，不应以此自称。”《老子》三十九章：“是以王侯自称孤、寡、不谷。”朱谦之《老子校释》赞成章太炎之说；何建章先生《战国策注释》第402页[338]也采取此说。

章太炎《新方言·释器第六》[339]：“《说文》：鬴，鍑属。或作釜。，秦名土鍑曰。今多谓釜为，相承以锅为之。惠、潮、嘉应之客籍谓之釜庐，釜读如浦。古无轻唇音，釜正读浦。庐，余音也。一曰：《说文》云：庐，饭器也。釜亦饭器，故互受通称矣。”其中所说的“惠、潮、嘉应之客籍谓之釜庐。庐，余音也”，章太炎认为在东南方言中，“庐”之类的读音会作为语尾词出现，“釜庐”就是“釜”，“庐”无意义。这里的“庐”应该与《说文》中的训为“饭器”的“庐”无关。我们认为这完全可以用反切[340]来解释，我们必须注意到“釜庐”二字正好是叠韵，上古音都是“鱼”部。急声则为“釜”，慢声则为“釜庐”。“釜庐”反切也是“釜”，与语尾余声无关。我们还能够找到前辈学者类似的错误。如刘申叔《新方言序》说：“淮泗之间列‘溜’音于语末，娄、溜叠韵，故邾曰邾娄。”刘申叔先生在此有注曰：“今北方语无论名辞、动辞，其下皆系以儿音。‘儿、娄’本异纽而今相近，则邾娄之语遍行矣。”则刘先生认为古代“邾”又名“邾娄”实际上是儿化音现象，恐非是。顾炎武《音学五书》的《音论》卷下“反切之始”条有曰：“《公羊传》‘邾娄’后名‘邹’，‘邾娄’正切‘邹’字。”上引的俞正燮《癸巳类稿·反切证义》也认为这是反切现象。我们认为顾炎武和俞正燮的意见是正确的。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狁考”一文指出：在西周时期危害中国的西方异民族“狁”就是“獯鬻”，“狁”二字合音为“獯”。这只能解释为“狁”反切为“獯”字音[341]。

吴秋辉《侘傺轩文存》[342]第260～261页“王八”条称：“今‘王八’二字，实为‘鳖’之切音。……特语言之缓急轻重，稍不同耳。‘萧’之为‘香蒿’，‘莫’之为‘茅蒐’，‘菲’为‘夫须’，庶类之名称，其似此者甚多，惜无人为之一一考正也。”[343]吴秋辉同书《中国文字正变源流考》篇“仓颉造字”条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远古时代造字的圣人本是“契”，后来的“仓颉”乃是“契”的反切语。“仓颉”一名起于战国时期[344]。

刘盼遂《春秋名字解诂补证》[345]“宓不齐字子贱”条称：“盼遂考程易畴《通艺录》云：‘宓子贱名不齐，合读则为卑。’按程氏此言极是。《春秋》名字本有合声之例，如‘成然’为‘旃’；（王氏《解诂》之说）。‘勃鞮’为‘披’，‘弥牟’为‘木’，……‘且于’为‘鉏’（汪氏《经义知新记》之说）；‘子居’为‘朱’，‘寿梦’为‘乘’（顾氏《音论》之说）；……‘得臣’为‘瑱’（此盼遂所发明，详‘楚得臣子玉’条下）；之等。皆徐言则二，疾言则一。子贱之名，亦犹是矣。”刘氏同文“楚得臣子玉”条称：“窃谓‘得臣’者，‘瑱’之切音也，疾言之为‘瑱’，徐言之则为‘得臣’。‘瑱’在《玉篇》佗甸反，为古本音，与‘得’为舌头双声，与‘臣’为古韵真韵叠韵，故‘瑱’为‘得臣’之合音矣。《说文》：‘瑱，以玉充耳也。’《诗·墉风》：‘君子偕老，玉之瑱兮。’名‘瑱’字‘玉’，正由此矣。程易畴[346]《通艺录》云‘楚子玉名得臣，合读则为敦，与取字义正合，亦如寺人“勃鞮”之为“披”也’。盼遂按：程氏合音‘得臣’为‘敦’，盖谓‘敦’借为‘琱’。《尔雅·释器》‘玉谓之雕’。《说文》‘琱，治玉也’。然‘臣’在古音真部，敦在古音谆部，而又改字迁就，疑不如谓为‘瑱’之长言之为合也。”无论如程易畴所说“得臣”合音为“敦”，假借为“琱”，还是如刘盼遂所说“得臣”合音为“瑱”，楚国名将成得臣字子玉，其“得臣”二字乃是合音字的缓读，“得臣”反切为“瑱”，此确为事实。我自己比较赞同刘盼遂先生的解释，其似乎比程瑶田之说有力。

沈兼士《扬雄方言中有切音》[347]敏锐地指出在西汉末年扬雄《方言》中至少有两处切音的现象。①《方言》卷十“怜也”条：“凡言相怜哀，……九疑湘潭之间谓之‘人兮’。”沈兼士认为“人兮”反切为“昵”，“适与湘潭表示怜哀之语音吻合”。②《方言》卷十：“食阎，怂恿，劝也。”沈兼士认为“食阎”反切为煽动的“煽”或“扇”，正是表示怂恿之意[348]。

蒋礼鸿《义府续貂》[349]有“细腰、小腰”条：“固棺之具谓之细腰、小腰，急读则成‘箫’，即今之插箫、箫钉之箫也。章氏《新方言》谓箫编竹为之，编则有横关，故今凡有横关谓之箫，箫丁（钉）亦其一矣。其说盖非也。”蒋礼鸿先生这里用传统的“急读”来解释，我们认为古人说的急读实际上就是反切，“细腰”或“小腰”反切就是“箫”。

徐德庵《方言丛考》[350]有曰：“《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释文》：‘袍，抱毛反。’《左传·昭公十二年》：‘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杜注：‘秦复陶，秦所遗羽衣也。’《广韵》：‘复，房六切。’‘陶，徒刀切。’复陶的切音正为袍。”徐德庵指出的现象当为事实，分音则为“复陶”，合音则为“袍”。

在古文字中，学者们也发现了合音（即反切）的现象。如青铜器《者减钟》铭文中有吴王名曰“皮然”[351]。唐兰先生《石鼓年代考》[352]认为金文中的“皮然”就是典籍中吴王诸樊。“皮然”二字合音（也就是反切）为“樊”。裘锡圭在为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353]写的“序”中称唐兰的这个观点是诸家考释中最合理的[354]。

另外，关于《者减钟》铭文中的“者减”二字的考释，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五“《者减钟》跋”称：“者减之合音为‘转’，故铭文作‘者减’而《史记》作‘转’。”[355]即杨树达认为“者减”反切就是“转”[356]。

现在举几个我们自己研究所得的例子，以见反切之法确实起源于我国上古：

例一，《尔雅·释诂》：“权舆，始也。”对于“权舆”二字的解释，古今众说纷纭。郝懿行《尔雅义疏》：“权舆者，《广雅疏证》以为其萌虇蕍之假音，则与‘才、落’义皆相近。”《广雅》：“萌、梦，孽也。”《广雅疏证》卷十上注曰：“《说文》云：梦，灌渝，读若萌。‘梦，灌渝’即《尔雅》之‘其萌虇蕍’也。……虇蕍之言权舆也。《尔雅》云：‘权舆，始也。’始生故以为名。”王国维《观堂别集》卷四“《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自序”录沈曾植之言曰：“以《尔雅》‘权舆’二字言，《释诂》之‘权舆，始也’；《释草》之‘其萌虇蕍’；《释虫》之‘蠸舆父受瓜’。三实一名。又《释草》之‘权黄华’，《释木》之‘权黄英’，其义亦与此相关。”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称：“是凡色黄者谓之权，长言之则为权舆矣。”今按，前贤对于“权舆”的解释尚未透辟。我们认为“权舆”反切或合音为“句”[357]。

“句”在典籍中有草木初生之义。《礼记·月令》：“句者毕出。”郑玄注：“句，屈生者。”《经典释文》：“句，屈生也。”《太玄·玄数》：“神句芒。”范望注：“句，取物春句屈而生。”《鹖冠子》卷上：“勾萌动作与地俱。”注：“屈生曰勾。”因草木初生为“屈曲”之状，故称“屈生”。古书中有言“勾萌”者，“勾”（即“句”）与“萌”同义，皆为“初生”。如《淮南子·时则》：“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高诱注：“顺春阳长养幼小，使繁茂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达也。”《淮南子·本经》：“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南齐书·乐志》：“阳季勾萌达。”《隋书·音乐志下》：“勾萌既申，芟柞伊始。”《旧唐书·德宗纪下》：“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宋史·乐志七·感生帝》：“既苏昆虫，毕达勾萌。”《翻译名义集》卷三：“微阳潜布于下泉，勾萌未达于上土。”《管子·五行》：“草木区萌。”尹注：“萌牙区别而生也。”今按，“区萌”一语不辞，“区”当为“句”之假借，言“草木句萌”也。戴望《管子校正》曰：“区萌即句芒。《乐记》曰‘草木茂、区萌达’是也。”《礼记·乐记》：“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郑玄注：“屈生曰区。”《经典释文》：“区，依注音句，古侯反；徐丘于反。”知故书凡言“区萌”者皆为“句萌”之借。“勾”或“句”与“萌”同义，为草木初生之义。如《礼记·月令》：“句者毕出，萌者尽达。”“句”与“萌”互文同义[358]。可知，“句”与“权舆”完全同义。上举的“句萌”就是《尔雅·释草》中的“其萌虇蕍”。前人不知“权舆”反切就是“句”。虽然依据今人的上古拟音，“权舆”反切与“句”音略有不同，如“权”为群母，“舆”为鱼部，而“句”为见母侯部；但毕竟“见、群”旁纽为双声[359]，“鱼、侯”在战国末期已经比较音近。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侯”为第四部，“鱼”为第五部。上古音中多有“鱼、侯”合韵之例[360]。二者完全符合音转的条件，上古时的反切由于是一种分音的形式，而且主要是强调用于反切的二字与被切字在意思上相同，倒不是强调在语音上有精确的对应。所以并不如后来专门用于注音的反切那样精确。因此我们认为“权舆”合音为“句”是有根据的，不得因为语音稍有不合而怀疑我们的解释[361]。似乎也可认为“权舆”是“芽”的分音词，“芽”的上古音是疑母鱼部，疑母和群母同为舌根音，完全可以相通，在福建方言中，好些地方的疑母要读为群母。因此，“权舆”反切和“芽”古音相通，“芽”正是萌芽之义，此为常训，不烦举证。我现在认为“权舆”反切为“芽”的可能性很大[362]。

然麦耘《读<尔雅·释诂>札记两则》[363]却对“权舆”一词的形成和构造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也得提及。麦耘此文首先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尔雅》和《广雅》的“权舆”不同于《尔雅·释草》的“虇蕍”，从而批评了王念孙的观点。麦耘认为“蕍”的声母为喻四，虽然“舆”中古音声母是喻四，但上古音声母却属牙音，为见系字。因此“权舆”的“舆”不能和“虇蕍”的“蕍”相通。他说：“高本汉、李新魁先生均认为中古喻四字之中有部分于上古不入舌音，而入牙音，换言之，曾（运乾）先生说亦未尽然。‘舆’字即其一。……综上所述，‘舆’与‘蕍’之声母于中古虽同为喻四，然上古不同，而其韵则固已异矣。故二字决不可通，王念孙说不可信。”麦耘利用了一些古文字的材料来证明“与”在古文字中是从“牙”得声，然后指出了“权舆”一词是旁纽的双声联绵词[364]。

但麦耘紧接着的一些论述，本书却不能表示赞同。麦耘说：“然则‘虇’为单音节词，‘权舆’乃双声联绵词，其间差异又当何说?此事与古汉语构词法之一大问题甚有关联，即汉语双声联绵词之形成取何途径?窃以为未可以一律概之，而似至少可有如下形成方法：于原有单音节词根后增加一个声母相近同而无实际意义之音节，形成双声联绵词，其目的在于使词语更具音乐性，或造成新词以荷载不断分化之词义。是则‘权舆’一语中，‘权’为词根，‘舆’为后加之音节；‘舆’韵母为‘a’，作无实际意义之后加音正合适。此或可称为‘增音构词法’，以现代语言学理论视之，或可归于屈折构词法之一种。……惟此亦一种假想，非搜罗大量例证，未敢遽定也。”我们认为麦耘的这段议论完全是出于假设，没有作任何论证。他没有注意到古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合音现象。“权舆”在先秦西汉文献中始终是作为一个联绵词使用，我们在上古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虇”作为“权舆”的同义词来用的例子[365]。因此不能说“权舆”是“权”（即“虇”）的“增音构词”。麦耘这里所谓的“增音构词法”有可能存在，但“权舆”一词却不在其中。我们仍然认为“权舆”合音为“句”或“芽”，才是合理的解释。我们有切实的证据表明“舆”的上古音声母不是疑母[366]，而只能是余母。我们找到了几个坚实的证据：①上古汉语有“容與”这个双声联绵词[367]。今考古文献如下：司马相如《哀秦二世赋》[368]曰：“弭节容與兮，历吊二世。”《楚辞》中多见“容與”一词。如《离骚》：“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九歌·湘君》：“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369]《远游》还有：“纷溶與而并驰。”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例证颇多。而“容”只能是余母。如果认为“與”的上古音声母是疑母，那么“容與”就不是双声联绵词了。因此，“與”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余母。②《老子》十五章：“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严可均曰：河上“豫”作“與兮”，王弼作“豫焉”。严可均又曰：“犹”，河上、王弼作“犹兮”。王昶曰：诸本“犹”下亦有“兮”字，陆希声至元本二句并与此同。罗振玉曰：景龙、御注二本均无“兮”字[370]。光华按，当以作“與兮”为古本。因为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两本此处正是作“與呵”。《老子》此处用“與兮……犹兮……”相对为文，这样的句式在经典中均为双声或叠韵互举。“犹”字在上古音中只能是余母，不可能作舌根音，因此这里的“與”只能是余母。类似的句式还出现在《老子》中。考《老子》二十一章（河上本）：“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王弼与河上同[371]。帛书本《老子》甲乙两本均与河上本、王本吻合[372]。其中的“忽兮恍兮”和“恍兮忽兮”都是双声对举[373]。类例如《庄子·山木》：“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侗”与“傥”为双声，皆是透母[374]。另外，《老子》十五章的“與”有“豫”的异文，只能解释为通假字，而“豫”的上古音只能是余母，这表明“與”的上古音肯定是余母，不可作其他解释。③在典籍中“與”与“予”有通假关系。如《说文》“予”字段注：“予、與，古今字。”《穀梁传·僖公十年》：“吾与女未有过切，是何與我之深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五[375]引王念孙之说曰：“予、與，古字通。”《方言》卷二：“予，雠也。”戴震疏证：“予、與，亦声义通。”类似的证据非常多[376]。而“予”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余母，因此“與”也必然是余母。据此各证，似可证明麦耘之说不能成立。

例二，《方言》卷六：“耸、、聋也；半聋，梁益之间谓之[377]。秦晋之间，听而不聪，闻而不达，谓之；生而聋，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耸。[378]荆扬之间及山之东西，双聋者谓之耸。”今按：“生而聋”中的“生聋”二字反切即为“耸”；“双聋”二字反切也为“耸”。在上古音中，“生”、“双”为山母（照二系字），“耸”为心母（精系字）。据黄侃先生之说，在上古音中，照二归精。则山母与心母极为近似，完全可以相通[379]；“聋”与“耸”叠韵，均为东部。如此惊人的吻合，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例三，《汉书·地理志上》：“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今按，“丹扬”反切与“鄣”音相通。可证汉武帝时反切之法也为人们所熟悉。

例四，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在解释“蝇”字的注中说：“孕蒸反，郑笺《毛诗》‘蝇之为虫，污白为黑’。《方言》陈楚秦晋之间谓之蝇，东齐谓之羊声，讹转也。郭璞曰：江东人呼羊声似蝇也。”光华按，《方言》这个记载不能理解为羊的叫声似“蝇”字音，而应当解释为“蝇”字音与“羊声”二字的反切或合音相通。“蝇”的上古音为余母蒸部，“羊声”二字的反切音是余母耕部，古音近似，在古方言中稍有音转，所以《方言》称为“讹转”。具体说来，上古音中的陈楚秦晋之间方言的蒸部在东齐方言中演变为耕部，主元音有所高化。

例五，钱大昕《声类》卷二“释地”：“訾楼，丛也。《春秋》‘取訾楼’，《公羊》作‘丛’。‘訾’与‘丛’声相近。”郭晋稀《声类疏证》[380]完全采取钱大昕之说，并为之疏证。今按，钱大昕之说未谛。《左传》的“訾楼”之所以有《公羊传》“丛”的异文是因为“訾楼”相切为“丛”，并非如钱大昕所说是“訾”与“丛”音近，因为二者的韵部相差较大。“楼”为侯部，“丛”为东部，侯、东为阴阳对转。“訾”为精母，“丛”为从母，旁纽为双声。所以“訾楼”相切可与“丛”音相通，只是稍有音转而已，完全在通转的范围内。我们自信这个解释比钱大昕之说更加合乎音理。

例六，《说文》：“柬，分别简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别也。”“分别”反切正与“八”音非常相近，这绝非偶合。刘博平先生已有所论及。

例七，《仪礼·大射仪》：“乃席工于西皆上。”郑玄注：“工谓瞽矇，善歌讽诵诗者也。”胡氏《仪礼正义》引《释官》曰：“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师、少师亦瞽者为之，故通称工。”《仪礼·燕礼》：“席工于西皆上少东。”郑玄注：“工谓瞽矇，歌讽诵诗者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工诵箴谏。”孔颖达《正义》：“工亦瞽也。”《国语·鲁语上》：“故工史书世。”韦昭注：“工，瞽师官也。”则在先秦经典中的“工”可用作“瞽矇”之官，其训诂之义似难索解。今按，“瞽矇”反切正为“工”音。工与矇上古音都为东部，工与瞽为见母双声。因此，“工”可有瞽矇之义[381]。

例八，江苏吴方言有个方言词，依据方音记录下来是“底稿”，意思是“什么样的”，但江苏人经常用“底稿”二字的反切语“鸟”（都了切）[382]，意思同样表示“什么样的”。又如，厦门方言把“他们”叫作in[383]。从方言语音上讲，这应该是厦门方言中“伊人”二字的合音。潮州方言的“他们”就是作“伊人”，其双音节形式是inaŋ，单音节的合音形式是iŋ。厦门方言中“人”的文读作lin。所以厦门方言中的“伊人”二字的合音或反切正是in。此二例可作旁证。

以上各证都是古人或现代方言对于反切法的运用，与复辅音无关[384]。

《文心雕龙·指瑕》：“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反音”就是利用反切为隐语，是我国古代一种极为重要的修辞方法，又叫“反语”[385]。本书前引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七“反切证义”条论之颇详[386]。学者们的论述都表明我国古人对于运用反切法之纯熟，而对“反语”的运用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并非兴自魏晋以降。近年来，傅定淼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我国上古的反切现象作了精详的考证和发掘，并出版了专书《反切起源考》[387]。此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与本书关系甚大，我们理应详细介绍。但限于篇幅，在此仅摘录其部分例证如下：

①《说文》：“鸠，鹘鸼也。”鹘鸼切为鸠（2页）。②《国语·吴语》：“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韦注：“哗扣，欢呼。”哗扣切为吼（2页）。③《尔雅·释木》：“谓榇，采薪。”采薪切为榇（2页）。④《春秋·桓公十二年》的“谷丘”，《左传》作“句渎”，句渎切为谷（3页）。⑤《尔雅·释草》：“茨，蒺藜。”蒺藜切为茨（3页）。⑥《古文苑·扬雄<蜀都赋>》：“五谷冯戎。”章注：“冯戎，富盛也。”《说文》：“芃，草盛也。《诗》曰‘芃芃黍苗’。”冯戎切为芃（3页）。⑦《战国策·魏策一》：“白骨疑象，武夫类玉。”《说文》：“璑，三采玉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反语武夫为璑，然则武夫即璑也。”《汉书·董仲舒传》：“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武夫切为璑（4页）。⑧《说文》：“卅，三十并也。”三十切为卅（5页）。⑨《说文》：“，数祭也。”数祭切为（5页）。⑩《楚辞·离骚》王逸注：“飞廉，风伯也。”飞廉切为风（6页）。⑪《方言》卷十一：“螬，梁益之间谓之蛒，或谓之蝎，或谓之蛒蛭。”蛒蛭切为蝎（6页）。⑫《周礼·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盗贼也。”伺捕切为胥（7页）。⑬《孟子·公孙丑上》：“必求龙断而登之。”李维琦曰“龙断”合音为“峦”（7页）。⑭《方言》卷十：“粃，不知也。”不知切为粃（8页）。⑮《左传·襄公廿六年》：“六卿三族降听政也。”杜注：“降，和同也。”和同切为降（8页）。⑯《尔雅·释草》：“盱，虺床。”虺床切为盱（8页）。⑰《诗经·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传：“鸠，秸鞠。”秸鞠切为鸠（8页）。⑱《说文》：“枑，行马也。”行马切为枑（9页）。⑲《方言》卷六：“，怜也。”同书卷七：“怜职，爱也；言相爱怜者，吴越之间谓之怜职。”怜职切为（9页）。⑳《说文》：“彷，附行也。”附行切为彷（104页）。㉑《说文》：“，牛驳如星。”驳星切为（105页）。㉒《释名·释天》：“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破析切为辟（105页）。㉓《周礼·司关》注：“关，界上之门也。”界门切为关（107页）。㉔《说文》：“杂，五采相合。”采合切为杂（107页）。㉕《礼记·玉藻》：“戎容暨暨。”注：“果毅貌也。”果毅切为暨（107页）。㉖《释名·释姿容》：“戴，载也，载之于头也。”载头切为戴（107页）。㉗《尔雅·释丘》：“水潦所还，埒丘。”潦还切为埒（108页）。㉘《仪礼·士昏礼》注：“扃，所以扛鼎。”扛鼎切为扃（108页）。㉙《庄子·马蹄》：“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不党切为放（109页）。㉚《庄子·田子方》魏文侯曰：“夫魏真我累耳。”我累切为魏（134页）。

我们从傅定淼先生的书中仅仅转述以上三十例，傅先生此书还有许多精彩的举证，本书未能一一引录。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我国上古确实自有反切的用例，且为数不少。

赵元任先生在1931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发表了一篇极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反切语八种》[388]，这篇论文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非常详细而且科学地描述了存在于我国某些方言区中的八种反切语的情况。赵元任所介绍的材料和得出的一些结论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在这里引录与本书关系密切的部分。赵先生首先指出：各方言中的反切语是一种秘密语，只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流行，最早使用反切语的往往是民间文化程度并不太高的一部分人。赵先生说：“实际用反切语的大多数是小学生、算命瞎子、流氓、做贼的等类的人。”反切语在各方言中有不同的名称，其中在广东东莞叫作“盲佬语”，在福州叫“廋语”。赵先生在《总论》九“关于反切语的著作”一节引用了容肇祖《反切的秘密语》说：“这种语，在广州名为‘燕子语’，在东莞县名为‘盲佬语’。‘盲佬语’俗里相传以为当初由瞎子发明，后来给人家懂了，瞎子都不敢说了。在前清办学堂的时候，中小学里很为流行。但是用这种秘密语来谈秽亵的事情的人很多。后来懂得的人渐渐多了，到如今大都看作很下流的一种语。”这说明所谓“盲佬语”的反切语确实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的语言，所以语言学家们多称之为秘密语。但是这种秘密语与音韵学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有助于我们研究反切的起源。赵元任先生在文章中有一段很有洞察力的判断，他说：“上文既说明反切语跟韵书的反切是两路的东西，那末也不必等先有文字的反切而后有反切语，就是在中国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反切语都是可能的，还许文字的反切是从反切语的暗示而来的呐。不过这都是完全凭空虚造的假设，也没凭据说它是有，甚至说它是像有，也没凭据说它一定不会有。”赵先生在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未能举出有力的证据，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观察完全是天才的预言，他说：“就是在中国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反切语都是可能的，还许文字的反切是从反切语的暗示而来的呐，”这样的见解和本书在上面长篇引证的顾炎武、俞正燮等众多学者的论述完全吻合，与傅定淼在《反切起源考》中的研究也完全一致。赵先生在1931年所作出的论断，现在已经得到古文献和古音韵研究的证明，已是铁案难移。他说：“反切语的来源，作者在书籍中始终没有看见提过。”又说：“近来关于反切语的文章也很少。”[389]现在有了傅定淼的最新研究和本书详博的引证，赵先生当年的论断已经不是他所说的“是完全凭空虚造的假设，也没凭据说它是有，甚至说它是像有”，而已经是科学的观察了。赵先生这篇精彩的论著表明，在现代民间也广泛盛行着用汉字反切来制造隐语的做法。赵先生精详的论述可参看其原著，本书稍稍引录一小部分例子。赵先生介绍了八种反切语，我们这里转录的例子限于前面五种。后三种是“倒纽”，本书后面再作介绍。为了行文方便，赵先生原文所有的国际音标一概省略。

1.北平mai-ka式反切语

“有”读为“爷九”、“一”读为“野鸡”、“争”读为“窄庚”、“走”读为“宰狗”

“事”读为“色志”、“北”读为“白给”、“在”读为“宰盖”、“上”读为“色杠”

2.北平mei-ka式反切语

“北”读为“背给”、“风”读为“费庚”、“说”读为“睡锅”、“算”读为“岁贯”

3.北平man-t‘a式反切语

“一”读为“因梯”、“回”读为“魂颓”、“左”读为“赞太”、“来”读为“兰台”

“太”读为“叹太”、“商”读为“扇汤”、“好”读为“寒讨”、“袍”读为“盘桃”

4.常州的反切语

“一”读为“因力”、“格”读为“庚勒”、“人”读为“逆林”、“叫”读为“镜料”

“件”读为“近恋”、“让”读为“迎亮”、“路”读为“论妬”、“走”读为“整柳”

5.昆山的反切语

“一”读为“郁结”、“商”读为“沙臧”、“身”读为“沙真”、“能”读为“拿灯”

“搭”读为“笃辣”、“勒”读为“乐得”、“争”读为“渣常”、“脱”读为“秃勒”

以上五种反切语都是顺读（即正纽）的反切，在各地作为民间的语言形式颇为流行。这些现代方言的证据表明在上古时代反切完全可能由民间自发地产生，绝不需要语言学的专门传授。实际上，在上文引述的郝懿行《晒书堂文集》论反切起源的文章中，郝懿行已经注意到了民间隐语利用反切的现象，其言曰：“懿行案：今俚人作隐语，如载蛤为咱，捍几为你之类，其人不必知书，自解反语，明此是天地自然之声也。”这简直是天才的真知灼见，远远先于赵元任先生而发[390]。可知对反切的利用就是毫无知识的文盲也能做到，并不是像有的学者说的一样要有很专门的知识[391]，而是完全有可能在民间自发地形成[392]。在现代方言的秘密语中颇有类例。如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393]第153～154页也提到了反切式的秘密语，介绍了容肇祖的《反切的秘密语》。郝志伦自己也举了例子：“60年代初，在笔者的家乡四川东部地区的中学生群体中，曾流行过一种类似‘可可话’的隐语。昆明学生中的‘可可话’是保持第二音节（即下字）不变，其第一音节取本字韵母拼以声母k。例如，把‘吃饭’chi fan改读成ki chi kan fan（省略声调）。而笔者家乡中学生群体中流行的隐语也是保持第二音节不变，只不过其第一音节是取本字韵母拼以声母l，例如：‘吃饭’chi fan改读成li chi lan fan。记得这类隐语在当时极为流行，很容易学，也很好懂，只不过即兴即灭。”这样的反切式秘密语的实例应该重视。陈志良于1939年的《说文月刊》一卷上发表了《上海的反切语》一文，陈叔丰于1940年第3期的《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潮山的反切语》，此二文讨论颇精，此不详录。日本近代著名的东洋学家羽田亨在其论文《天与祆与祁连》[394]提出了一种见解：“祁连”反切为“天”。同时羽田博士已经在此文中明确认为反切的方法事实上在孙炎《尔雅音义》以前早已存在，他主要根据顾炎武、沈树真[395]等人的论述，所举的例子如“寿梦”反切为“乘”，“不律”反切为“笔”等。据张惠英《崇明方言研究》[396]第66～69页所讨论的上海崇明方言中的合音现象，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崇明方言中的合音有一类明显是反切原理的运用。如“分”是“弗曾”的合音；“弗消”是“弗需要”的合音[397]；“秀壶”是“锡酒壶”的合音。这些都是明显的反切原理的运用[398]。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合订本）第一册第79页所讨论的西安方言的合音现象，虽然不是严格的反切原理，但与反切法还是比较近似的，主要是方言中的合音现象始终与任何复声母无关。

在广东五邑地区的江门话中也有一些常用的合音词。江门话中的合音词完全是反切的运用，无一例外。举证如下：

1.唔好/meu35/

/meu35/的意思是：不要；别。有人简单地认为，这是“无”，但实际上它是“唔好”的合音，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在后面加动词或动词短语。如：

/meu35/去（别去）

/meu35/睇电视（别看电视）

2.时候/seo42/

/seo42/是“时候”的合音，用法与“时候”一样，如：

吃饭/seo42/（吃饭的时候）

/niŋ21 seo42/（那时候）

3.未曾/meŋ21/

/meŋ21/的意思是：没有。是“未曾”的合音。表示没有做过某事或某动作，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在后面加动词或动词短语，如：

A：你吃呃饭未?（你吃饭了吗?）B：/meŋ21/。（没有）

我/meŋ21/见到佢（我没有见到过他）

我/meŋ21/翻来（我还没回来）

4.几样/gêŋ24/

/gêŋ24/是“几样”的合音，在江门话中“几样”表示怎么样的意思。如：

你打算/gêŋ24/?（你打算怎么样?）

/gêŋ24/可以将工作做好?（怎么样才可以把工作做好?）

由于被广府话同化，“几样”的使用频率已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点样”，但是其合音的现象仍然存在，/gêŋ24/变成了/diaŋ24/。

以上是江门方言中合音词的例子。

从音理上看，反切的原理就是利用汉字的双声叠韵来注音。而我国古人对双声叠韵的理解和运用早在《诗经》时代就已非常成熟，清代大儒钱大昕有过很好的论述[399]。这表明我国先民早在《诗经》时代就对双声叠韵有了相当成熟的理解和运用，钱大昕指出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对双声叠韵的掌握就为反切的产生和运用准备了基础，本章所提供的大量证据也得到了支持[400]。

根据以上比较详尽的引证和阐发，我们可以断言凡是古人说的合声、急读、缓读等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切的问题，反切的方法远在佛教进入我国以前就已经广为流行。只是我国上古以来的反切法不是一般的用来表示语音的方法，而是既表音，又表意的方法，而且主要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用为文学性的修辞方法；或者是用作一个单音节词的分音词，这个单音节词和双音节的分音词在意思上是相同的，这与中古的纯粹表音的反切有很大的不同。孙炎以前的反切并没有被语言学家们利用来普遍地表示语音；沈兼士《扬雄方言中有切音》[401]在承认我们这里说的合音是反切之后，也认为：这些合音现象“皆言语自然之势，而非音义家应用之以注音，二者固未可并为一谈也”。据现存的古文献来看，最早用反切法来纯粹表音的学者大概是曹魏时的孙炎。他比较大规模地用反切法来为《尔雅》注音。他的《尔雅音义》已经用反切来完全表音，与意义无关[402]。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作一点补充，以避免问题的绝对化。我们在上文中广征博引古籍中的“合音”的例证确实主要是反切的现象，完全符合反切的原理。这是通例。但是也有少数变例，我们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古人的合音中有少数情况不属于“反切”，即不是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相拼合，而是后一字的声母并入前一字的韵母。这也是一种合音，为数不多，但这种合音的原理古人确实运用过，而且是自上古就已经存在。这个合音的变例，我们也要举例说明，例如：“盍”字，根据古人的训诂，这个字在表示“反问”语气的时候，应该是“何不”二字的合音。其合音的方式不是反切，而是“不”的声母并入了“何”的韵母中，而成为闭口韵的“盍”。在古人的训诂中有很多证据。如《左传·桓公十一年》：“盍请济师于王。”杜注：“盍，何不也。”《论语·先进》：“盍彻乎?”《集解》引郑玄曰：“盍者，何不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子盍诘盗?”孔颖达《正义》：“郑玄、服虔皆以‘盍’为‘何不’也。”《礼记·檀弓上》：“子盍言子之知于公乎?”郑玄注：“盍，何不也。”《国语·鲁语上》：“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韦昭注：“盍，何不也。”《孟子·公孙丑下》：“子盍为我言之?”赵注：“盍，何不也。”《论语·公冶长》：“盍各言尔志?”皇侃疏：“盍，何不也。”[403]“何不”二字合音正是“盍”，这种合音的方式不是反切。[404]但这是少数的变例[405]。

有了以上旁征博引的材料，我们就有了充分的根据来批评一些音韵学家用来证明上古有复辅音的材料。我们这里以林语堂的论文中所举的例子为代表[406]，凡是类似的材料都可以用反切的方法来解释，而不需要构拟复声母[407]。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408]对于我们在上面列举的文献材料注意到一点点，如洪迈《容斋随笔》、宋景文《笔记》、刘玉麟《甓斋遗稿》，但他不相信古人说的合音主要就是说的反切，而说那是古代的复辅音。他说：“所以他们虽遇有极明显复辅音的证据，往往当他们为叠韵字之变相，或只是反切之一例，无论如何总是对他们无正当的了解。……以今日我们知道外国文的眼光看他，‘突郎’、‘突栾’、‘不来’当是含着复辅音无疑，应拼做tlang、tluan、blai（bli）。”林语堂的这些话完全没有经过任何论证，便一口咬定那是复辅音，而不是反切。我们认为古人说的合音就是反切，不仅得到了傅定淼先生《反切起源考》的有力论证，也得到了赵元任《反切语八种》所揭示的多种现代方言仍然利用反切语这一铁证的支持。难道能说赵元任先生介绍的八种现代反切语都是复辅音的反映吗?林语堂毫无根据地依据所谓外国语的眼光，粗暴地断言古人说的合音现象是包含着复辅音的，这完全是武断。他在文章中列举的一些合音现象，本书在上面的诸多引文中大都涉猎到了，只能理解为反切，不可能是复辅音。今将林语堂的合音例子转录于下：

①孔曰窟窿；②角为矻落；③圈为窟挛；④云曰屈林；⑤锢为锢鏴；⑥窟礌子亦名魁礌子；⑦不律谓之笔；⑧狸之言不来也；⑨风曰孛缆；⑩蒲为勃卢；⑪蓬为勃笼；⑫盘为勃阑；⑬团为突栾；⑭螳为突郎；⑮顶为滴；⑯铎为突落；⑰秃说秃驴。以上十七例是林语堂列举来作为复辅音的证据的合音例子。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十七例大都是反切现象，与复辅音毫无关系。我们可以将这些例子作一些分析和说明。

我们在上文引用到的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委巷琐谈”条非常明确地说过：“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窿’；以‘盘’为‘勃阑’；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驼’；以‘圈’为‘屈挛’；以‘蒲’为‘鹘卢’。”这就是田汝成亲身观察到的明朝的杭州人用二字反切来表示一字的方法，这大概是从宋代直接流传下来的方法。这绝对与复辅音声母无关。我们下面会提到这些用双音节的分音词来表示一个单音节的词的方法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嵌l词”。而“嵌l词”的原理正是对反切的运用。顾炎武和俞正燮等前辈大学者都非常明确地说古人的合音大都属于反切，这是完全可信的。

关于第6例“窟礌子亦名魁礌子”，林语堂自己说：“这或者是叠韵字，与本问题无干。”他自己承认这个例子与复辅音无关。

关于第4例“云曰屈林”，这是出于宋代的孙穆《鸡林类事》所记的古代朝鲜语，《鸡林类事》中所记的这些词汇是否都是古汉语的借词尚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考证，不可盲目迷信。而林语堂轻率地相信《鸡林类事》中记录的古代朝鲜词语一概都是古汉语的借词，并据此来推断复辅音，这是非常草率的，不可轻信。林语堂说：“按鸡林，《辞源》以为即新罗，未知确否。而依孙穆所志鸡林的话都的确与中国话有相关联，如‘佛曰孛而’、而‘笔曰皮卢’，明明是与《尔雅》的‘不律谓之笔’相符。”《鸡林类事》的“笔曰皮卢”的“皮卢”应该是古汉语的蜀方言“不律”的借词[409]。但是我们认为古代朝鲜语外语借词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并不都是来自汉语。如“佛曰孛而”，我们就很难找到“孛而”可以对应哪个古汉语词[410]。“孛而”不大可能是汉语的借词。就算是古汉语的借词，那也是在佛教进入我国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词汇，也就是至少在东汉以后才有可能产生。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国在东汉时候还有所谓的复辅音存在。因此，《鸡林类事》中的“佛曰孛而”绝不能作为我国上古有复辅音的证据。事实上，古代的朝鲜不仅和我国汉民族有大量的文化交流，而且与我国东北和北方的阿尔泰民族有广泛而长期的接触和交流，完全有可能是从我国北方的其他民族借入了“孛而”一词。至于“云曰屈林”，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与汉语无关，更不能用来作为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证据。关于“皮卢”是“不律”的借词，这是可能的。但顾炎武、俞正燮等众多学者都指出“不律”是“笔”的反切语，与复辅音无关。《尔雅》的“不律谓之笔”尚且不能证明古汉语有复辅音，何况晚至宋代的朝鲜语中的古汉语的借词?

关于第9例“风曰孛缆”，这也是出于《鸡林类事》中记录的古代朝鲜语。我们认为这也不能作为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证据。这个例子被相当一些音韵学家引述[411]，学者们似乎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不断有论文发表。我们这里只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打算对有关论著作逐一述评。首先，我们认为“风曰孛缆”中的“孛缆”有可能是古汉语中词汇的译音词，但那并不是“风”的上古音的直接对音。考古文献，知我国上古称风神为“飞廉”。《楚辞·离骚》：“后飞廉使奔属。”王注：“飞廉，风伯也；风为号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驱，求贤使风伯奉君命于后，以告百姓；或曰：驾乘龙云，必假疾风之力，使奔属于后。”洪兴祖《补注》曰：“属音注，连也。《吕氏春秋》曰‘风师曰飞廉’。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图》曰‘风者，天地之使，乃告号令’。”《楚辞·远游》：“前飞廉以启路。”王注：“风伯先导以开径也。”《楚辞·九辩》：“通飞廉之衙衙。”王注：“风伯次且而扫尘也。”《文选·陆士衡·演连珠五十首》：“臣闻钻燧吐火以续汤谷之晷，挥翮生风而继飞廉之功。”五臣注：“飞廉，风师也。”都是以“飞廉”为风神。“风伯”就是“风神”。《意林》卷四引《风俗通义》称：“《楚辞》云‘风伯，飞廉也’。按《周礼》祀风师，箕星也；主簸扬，能致风气。戊戌之神作风伯，故丙戌日祀于西北。”《史记·孝武本纪》：“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集解》引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召屏翳，诛风伯。”《正义》引张云：“风伯字飞廉。”我们根据以上的材料可知我国古代用“飞廉”指风神、风师、风伯，因而可以用来代指“风”。“风”字古读重唇音和闭口音，已是音韵学常识。前引傅定淼《反切起源考》已说过“飞廉”相切为“风”。这可以说已成定论。《鸡林类事》中的“风曰孛缆”的“孛缆”不是古汉语“风”的借音词，而是“飞廉”的借音词。“孛缆”和“飞廉”可以对音，仅仅稍有音转而已。因此，林语堂和其他一些音韵学家利用《鸡林类事》中的“风曰孛缆”来作为推导我国上古有复辅音的例证是不能成立的[412]。

还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孛缆”是阿尔泰语的借词。学者们指出：“孛缆”在朝鲜语中是公元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词，与上古汉语无涉，而是借自我国东北的阿尔泰语。提倡此说的论著有黄有福等《“孛缆”语源考》[413]、金永哲《关于“风曰孛缆”和复辅音——与尚玉河同志商榷》[414]、应琳《“风曰孛缆”考》[415]、尉迟治平《“风”之谜和夷语走廊》[416]。这些学者们的意见也是不可忽视的，“孛缆”确实也有可能是来自阿尔泰语的借词，与上古汉语无涉[417]。丁启阵先生《论古无复辅音声母》[418]也赞成“孛缆”源于阿尔泰语的观点，认为“孛缆”一词与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无关[419]。

我们还可以从通假字系联的角度来证明“风”的上古音声母断然不会是复辅音pl之类。在古文字中，“风”与“凤凰”的“凤”是通假字。在甲骨文中的“凤”字大都是用作“风”，这已成定论。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中第32页上：“考卜辞中诸‘凤’字谊均为‘风’，古金文不见‘风’字。”《甲骨文编》第511页：凤“卜辞用为‘风’字”[420]。又，“风”是从“凡”得声，在西周金文中“凡”有时用作“盘”的通假字，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凡”就是“盘”的象形初文[421]。而“凤、凡、盘”这些字从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声母pl，这就反过来证明“风”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声母pl，只能是单辅音的帮母。如果把“风”的上古音声母构拟为复辅音pl，这将与上古汉语的通假字系统相冲突。

关于第1例“孔曰窟窿”，上文引用到的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委巷琐谈”条已经说过明朝的杭州人是把“孔”读为“窟窿”，是用二字的反切语，也就是“窟窿”切为“孔”。章太炎《新方言·释地第八》：“《说文》：空，窍也。堀，兔堀也。引申凡空窍曰堀，字亦作窟。今人谓地有空窍为窟笼，笼者，收声也。或曰：窟笼合音为空。”我们认为章太炎引的“或曰：窟笼合音为空”是正确的，这是完全符合音理的。但林语堂找到了一条旁证，证明“孔”是复辅音。他说：“直接的如暹罗语之klong、kluang、kuang可谓保存中国古语复辅音最明白无疑的凭据。”又说：“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语言作比较的工夫，求能证实中原音也有复辅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条暹罗语中klong（意为一卷、一圆筒）能证明中国语‘孔—窟窿—孔竉’的关系以外，未能多引例证。此外如汉朝经学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但是汉朝实已太迟了，要听我们老祖宗说南蛮舌的话，非远超周秦而上不可。”我们认为这条旁证也不能成为证明上古汉语中的“孔”是复辅音“kl”的证据。我们认为暹罗语中的“klong”即使能确认其是汉语的借词，也不可能是“孔”的译音词，只有可能是“窟窿”的译音词。而且时代极晚，绝对不能作为上古复辅音的证据。今遍考文献，我们可以确知“窟窿”一词最早也是在宋朝才产生的俗语词。其早期形式是写作“窟笼”。如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孔曰窟笼。”在元杂剧中还有这样写的。如孙仲章《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他慌了，拿过一块板来，上头有个窟笼。”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二）》第287页[422]“窟笼”条还举有元杂剧中的《来生债》、《魔合罗》的用例。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窟窿”的最早的用例是元杂剧中的郑廷玉《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来到这墙边也，随身带着这刀子，将这墙上剜一个大窟窿，我入的这墙来。”孔文卿《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则我便是个了事公人，鬼窟窿里衣饭也能寻趁，一去二十载无音信。”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窟窿山”。《全唐诗》、《全宋词》中都没有“窟窿”的用例。《汉语大词典》“窟窿”条下所引最早的例子是《老残游记》第一回中的文例。《汉语大词典》所举的例子时代嫌晚。《汉语大词典》“窟竉”条下引有《警世通言》中的文例曰：“恶心孔再透一个窟竉，黑肚肠重打三重趷跶。”“窟竉”是“窟窿”的异体写法。在《广韵·董韵》中的“竉”字注曰：“孔竉。”林语堂说“孔竉”“这便是‘窟笼’的转语”。林语堂的说法有问题。因为在文献中“孔竉”的出现早于“窟笼”，我们只可说“窟笼”是“孔竉”的转语，而不应反过来说。我们根据古文献可知，按产生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应该是先有“孔”，次有“竉”，再次有“孔竉”，再次有“窟笼”，再次有“窟窿”，再次有“窟竉”。“孔竉”出现于《广韵》注，“窟笼”出现于宋代文献。“窟窿”开始出现于元杂剧。时代这么晚的材料怎么能据以推考上古音呢?上引章太炎《新方言·释地第八》已经注意到：“今人谓地有空窍为窟笼。”也就是说章太炎已经认为“空窍为窟笼”是“今人”的俗语，时代是相当晚的[423]。从汉语史的分期来看，也是属于近代汉语的范围，怎能据以考证上古音?林语堂本来是有历史观念的，我们上文引用过他的话：“汉朝经学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但是汉朝实已太迟了，要听我们老祖宗说南蛮舌的话，非远超周秦而上不可。”他意识到要根据周秦的材料才能考论复辅音的问题，可是他现在却用了唐朝以后的材料来论证上古的复辅音声母，这显然是自相矛盾，他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要完美地统一并非易事。吴秋辉《侘傺轩文存》[424]第207页“孔”字条的意见很明确：“北人谓孔曰窟窿，亦为孔之切音。孔之切音本为窟窿，北音重浊，故往往转作平声，然大概仍作上声读也。”这是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我们还可以看看相关的通假字系联。在上古文献里，“孔”与“空”是通假字。如《淮南子·原道》：“万物之总，皆阅一孔。”马王堆帛书《十六经成法》有相关的文字作：“万物之多，皆阅一空。”[425]二者的“空”和“孔”必为通假字，而“空”的上古音不可能是复声母kl-，只能是单辅音的溪母，因此“孔”的上古音也一定是单辅音的溪母，而不会是任何复声母。

关于“②角为矻落；③圈为窟挛；⑤锢为锢；〇10蒲为勃卢；〇1蓬为勃笼；〇12盘为勃阑；〇13团为突栾；〇14螳为突郎；〇16铎为突落；〇17秃说秃驴”。这些例子都可以无例外地解释为是用“嵌l词”的方式产生的分音词，而学者们关于“嵌l词”的问题有很多研究，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嵌l词”与复声母没有关系。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有王立达《太原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和若干虚词的用法》[426]、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427]、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428]、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字”》[429]、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430]、张崇《“嵌l词”探源》[431]、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432]、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下卷）·“嵌l词”现象来历新探》[433]、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434]“汉语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一文[435]。其中一般学者的文章都没有明确主张“嵌l词”是从复声母演化而来的。而徐通锵[436]、丁启阵、李蓝的文章都坚决反对“嵌l词”来源于复声母的观点。李蓝的文章不仅征引广博，而且讨论很详尽，值得注意。例如，李蓝此文称：“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字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言现象，但分音词和切脚字也确实是从一个声韵两分的单字音节分别加上附加声和附加韵而来，因此，这种语言现象实际上与古复辅音声母没什么关系。佤语是一种有复辅音声母的语言，佤语也有分音型的反切语。当一个佤语音节说成反切语时，如果是复辅音声母，则把复辅音声母当作一个整体来与韵母分开并与另外的韵母构成一个声母字，不是把复辅音声母分成两个辅音来组成两个声母字（王敬骝，1983年）[437]。这是分音词、切脚字与古复辅音声母没有关系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样的观察和结论显然是有说服力的[438]。事实上，我们从前面的正文和注解中引述的大量古人的文献中就可以知道，宋朝、元朝直到清代的学者都是把这些分音词明确地看成是反切的运用，而且在宋代的民间是很流行用反切的方法来创造分音词的[439]。我们绝对不能毫无根据地认为这些分音词是来自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声母的分化。

我们对此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黄家教、崔荣昌《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440]一文对韶关方言中新派的阳声韵B[441]的产生过程作出了分析和解释，其文曰：“阳声韵的字，有的新派读为阳声韵B，即于鼻音韵尾之后加上个塞音。例如‘船’字就读成。老派有文白两读，‘船’字读书音是ʃuŋ，说话音则在ʃu之后加上，紧接着念uŋ，成为。因为与紧密联结，可以记成。……由此看来，新派口语的阳声韵B，很可能是中的向后转移的结果。”黄家教、崔荣昌此文所揭示的音变现象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分音的现象[442]，在一个音节的中间嵌入辅音，此后处于音节中的转移到了末尾，从而形成了复辅音韵尾。可见分音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太原方言和福州方言。另外还有不少的学者讨论过汉语方言以及民族语言中反切语的运用问题。如邢公畹《汉语方言调查》[443]、曹广衢《布依语的反语》[444]、王敬骝《佤语的反语》[445]、王春德《燕子口苗语的反切语》[446]、石林《汉语榕江方言的反语》[447]、张成材《西安方言的反语》[448]、曹聪孙《汉语隐语说略》[449]等等。

我们正是基于这些理由，从而认为林语堂等人用这些分音词的材料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第8例“狸之言不来也”，这个例子也常常被其他的音韵学家引用。其实，这个例子也完全不能作为复辅音的证据。这个例子属于反切中的倒纽。“狸之言不来也”中的“不来”倒纽反切就是“狸”，也就是说“来不”相切为“狸”。这是个特殊的例子，涉及反切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我们在此要做详尽的考证[450]。我们本来打算把“倒纽”的问题作为独立的一章来讨论，但是由于被学者们利用来论证古有复辅音的材料中只有“狸之言不来也”这一例属于“倒纽”，所以我们还是在本节的末尾来研讨这个问题，不再独立成节。现作详尽的征引和考证如下：

《史记·封禅书》：“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集解》引徐广曰：“狸，一名‘不来’。”《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射《狸首》，兼《驺虞》。”注引郭璞曰：“《狸首》，《逸诗》篇名，诸侯以为射节。”《仪礼·大射三》：“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郑玄注：“《狸首》，逸诗《曾孙》也。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胡培翚《仪礼正义》[451]第918页疏曰：“云‘狸之言不来也’者，解诗篇名狸之意。‘狸’与‘来’古音相近，‘不来’即‘狸’之合声，犹‘终葵’之为‘椎’，‘邾娄’之为‘邹’也。”胡培翚这里明确地说“不来”合声为“狸”，并举出“终葵”合声为“椎”、“邾娄”合声为“邹”作为旁证。与此相同的还有惠栋《九经古义·仪礼·大射礼》“奏狸首”条注。这当然是正确的。只是胡培翚未能揭示出倒纽的问题，“不来”之所以能合声为“狸”，是因为倒纽的原因，即不是“不来”切为“狸”，而是“来不”切为“狸”。“不”和“狸”都是之部，为叠韵；“来”和“狸”都是来母，为双声。这样的解释完全符合音理。因此，古书上说的“狸之言不来也”这条材料与复辅音无关[452]。“倒纽”是反切中的重要现象，我们必须列举大量的旁证才能取信于人。

如傅定淼先生在《反切源于合音新证》[453]中揭示了古籍中许多倒纽的现象。后来，傅先生在《反切起源考》中也作了很多论述，相当精彩。我们认为傅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根据《反切源于合音新证》一文，将傅先生列举的例子转述一小部分于此。傅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强调：“倒纽也仍然植根于上古合音。”[454]他在古书中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倒纽例证，如：

（1）班固《东都赋》“棽丽”之“棽”，《说文》大徐音丑林切，《文选》李注则音“林”，司马相如《大人赋》字径作“林离”，“林”实为“丽、棽”合音。

（2）《左传·哀公十一年》“属镂”之剑，《荀子·成相》作“独鹿”，“镂、属”合音为“鹿”。

（3）《说文·金部》：“鐎，鐎斗也”，段注：“即刁斗也。”“斗、鐎”合音为“刁”。

再看联绵词倒纽合音变成单音词（或单音词衍生为倒纽合音联绵词）的例子：

（4）《尔雅·释草》：“蒤，虎杖。”“杖（定母）、虎（鱼部）”合音为“蒤”（定母鱼部）。“孟，狼尾”，“尾（明母）、狼（阳部）”合音为“孟”（明母阳部）。“红，茏古”，“古（见母）、茏（东部）”为“红”（匣母东部），声属旁纽之变，《广雅·释草》“古”作“”（匣母），则声、韵皆合。“芐，地黄”，“黄（匣母）、地（歌部）”为“芐”（匣母鱼部），韵部通转稍异，犹如《广韵》“切语借用”之法。

（5）《方言》五：“杯（注：盛杯器笼也），陈楚宋卫之间……又谓之豆筥。”《急就篇》颜注：“篝，一名，盛杯器也。”“豆（侯部）筥（见母）”倒纽合音为“篝”（见母侯部）。

（6）《后汉书·光武纪》注引《广雅》：“兜零，笼也。”《说文·竹部》：“篓，竹笼也。”“零（来母）、兜（侯部）”合音为“篓”（来母侯部）。

（7）《说文·立部》：“，磊，重聚也。”“（端母，本音当在文部）、磊（微部）”合音为“堆”（端母微部）。

（8）《释名·释衣服》：“搏腊犹把作，粗貌也。”“作（精母）、把（鱼部）”合音为“粗”（清母鱼部），声母旁纽稍变。

（9）《说文·玉部》：“珍，石之次玉者”，“琳，美玉也”，音义大同。“（来母）、玪（侵部）”合音为“琳”（来母侵部）。

傅先生说：“这些例子应足以证明反切中的正纽、倒纽均源出上古汉语合音。又不仅正纽、倒纽，双反之法也不例外，上古汉语联绵词中不乏由双反构成转语的例证。”如：

（10）《周礼·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郑注：“四夷之乐……西方曰株离。”《说文·走部》作“娄，四夷之舞各自有曲”，“株离”班固《东都赋》作“兜离”，“兜、株”古音近。“鞻”，郑注音“屦”，以《说文》则当音“娄”，《玉篇》也只音力钩、力豆二切，《广韵》只音落侯切。黄生《义府》认为：“鞮鞻当音低娄，反语即为兜离，兜离转音为侏离。”其说甚是，但当先有“兜离（侏离）”之语，而后以其反语变音作为职官名称。“兜（端母）离（歌部，汉音支部）”合音为“鞮”（端母支部），“离（来母）、兜（侯部）”合音为“鞻”（来母侯部），上下二字韵部适互易其位，非双反不足以为解释。

（11）《说文·木部》：“枥，柙指也。”杨树达先生认为“枥之为言犹离析也”，“以木离析罪人之手指而束之，故谓之枥”。“离析”是合成词，“枥”则是“离析”双反音变的联绵词，“离（来母）析（锡部）”合音为“枥（来母锡部）”，“析（心母）、离（支部）”合音为“”（心母支部）。

傅定淼先生最后批评了反切起源于梵文拼音的观点，他说：“由此看来，反切的种种规则与古合音的构造形式一脉相承，而与梵文音素拼音法相去殊远，要把反切的源头归之于梵文拼音，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张世禄先生《中国音韵学史·反切和四声的起源》虽然也认为梵文拼音学理对于反切注音的风行可能有一定影响，却又明确指出：‘反切的形式是依据于中国文字的性质和语言上自然变异的现象而产生的。’这个结论，除了反切用于注音是否果真由于佛经翻译尚可讨论外，是颇为允当的。”

“倒纽”在古书中常常写作“到纽”。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下：“南北朝人作反语多是双反，韵家谓之正纽、到纽”云云。陶燠民《闽语研究》[455]有曰：“廋语者，皆以口语为根据，或颠倒其双声叠韵，或掺杂无谓之韵纽，以混人听闻。”陶燠民已经注意到在民间的廋语中有“颠倒其双声叠韵”的语言现象，也就是“倒纽”。明代的焦竑所撰《俗书刊误》卷十二有曰：“《反纽图谱序》曰：‘七步之才，五音为首，文字聿肇，反切为初，一字有讹，余音皆失。’其法有双声、叠韵、罗纹、音和、反纽、傍纽、正纽诸门。中国所用，音和一门耳。”焦竑提到的“反纽”应该就是理解为“倒纽”。《反纽图谱》俗传为沙门神珙所撰，神珙，旧说以为北魏时人。但据戴震考证称神珙乃是唐宪宗元和以后的人。盖为中晚唐人[456]。赵元任先生在《反切语八种》中所介绍的苏州、广州、福州三地的反切语都是“倒纽”的反切语，也就是反切上字为韵母，反切下字为声母，这是非常重要的方言现象，颇有助于我们研究上古音。我们这里还是要转录一小部分赵先生所列举的实例，作为我们论证的具体根据。

1.苏州式反切语

“风”读为“翁分”、“搭”读为“鸭凳”、“太”读为“挨吞”、“来”读为“孩伦”

“家”读为“挨根”、“头”读为“侯亭”、“就”读为“厚尽”、“量”读为“阳林”

“说”读为“厄胜”、“人”读为“形人”、“拉”读为“狭论”、“浪”读为“巷论”

“件”读为“现近”、“论”读为“恨论”、“大”读为“贺邓”、“两”读为“样令”

2.广州la-mi式反切语

“有”读为“柳以”、“匀”读为“邻荣”、“同”读为“龙亭”、“上”读为“亮盛”

“人”读为“邻延”、“量”读为“强零”、“就”读为“漏治”、“本”读为“卵扁”

3.福州la-mi式反切语

“美”读为“里美”、“酒”读为“柳旨”、“欲”读为“陆弋”、“上”读为“亮盛”

“沙”读为“拉诗”、“场”读为“凉亭”、“古”读为“鲁几”、“莫”读为“落密”

以上的例证都属于“倒纽”，这种现象至今还在苏州、广州、福州的方言中流行，可以印证傅定淼《反切起源考》中所揭示的汉代以前的古籍中的倒纽确为事实[457]。

在厦门方言中，我gua，常常有切脚字作luagin；拍，有切脚字作。这种切脚字也可以分析为luagin倒纽相切为gua；t倒纽相切为。类似的切脚字在厦门方言中很多。

马重奇《闽南漳州方言的la-mi式和ma-sa式音的秘密语形式》[458]一文对闽南漳州方言中的倒纽现象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指出了那也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秘密语，并非有高深学问的专家的创作。如：“天”读为“荐梯”；“好”读为“老喜”；“菜”读为“籁此刺”；“常”读为“凉匙”；“待”读为“籁弟”；“没”读为“律篾”；“普”读为“鲁鄙”；“大”读为“癞治”；“吴”读为“炉疑”；“步”读为“路奋”；“沙”读为“拉丝”。类似的例子在此文中还有很多。这些反切语全部是倒纽[459]。

“倒纽”现象的发现和研究对我们探讨上古音有很大的帮助[460]，我们坚决不能赞同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倒纽现象被一些音韵学家利用为证明复辅音的材料[461]。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结论：反切的原理和现象在上古汉语中早已存在，只是上古先民并不把反切用来专门标音。利用反切为文字游戏在宋代已经非常流行，利用反切的原理而产生的复合词与复辅音声母没有关系，不得作牵强附会的曲解，以为汉语的某些双音节复合词是来自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分化。

总结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断言：凡是用分音词的双音节形式来表达一个单音节词的一切材料都是对反切的运用，与复辅音声母没有关系。我国上古时代已经有了反切的原理，至少在春秋时代就有了用反切来创造分音词的现象。这在古书中有大量的证据。我们这一节的研究不仅论证了分音词、切脚字与复辅音声母无关，还论证了我国反切的原理产生于上古，并不是从梵学中来的。我们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说文》中的反切现象，有利于上古音的研究和《说文》学的研究。我们的任何论断都是立足于考据，毫无凭空立论或专造假设之嫌，希望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