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

变革是全社会的事业。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首先就应该抛弃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或霸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根本不同于此前所有的社会变革。它首先是世俗化，大众广泛参与的程度前所未有；其次是由单一的机械整合转向高度分化的有机整合，即社会趋向多极化、多元化。反观已有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和经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程度不同、形式不一地朝着愈益世俗化和高度分化的方向转轨，旧秩序和传统无不先后崩坏，而新秩序的确立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现代社会变革犹如一台大戏，生、旦、净、丑各角均不可缺，编导、美工、乐师、内勤俱有建树。摧毁传统秩序，营建现代社会，政界、商界、文化学术界的彦硕名流固然占尽风流，但贩夫走卒、芸芸众生，自亦有他们的一份血汗、一份贡献。譬如近十几年崛起的民间坐商行贾，人们固然有理由瞧不起他们，刻薄他们的贪婪、卑劣和庸俗。然而，在经济的变革中，由他们演奏出的不谐调的“流行曲”历史不会不记载，不会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对他们，与其刻薄之，倒不如多一点理解，仔细地去体察一下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击时内心的苦涩、烦恼和时时流露出来的那种莫名与无奈。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人不论是伟人名流，还是凡夫俗子，归根到底都是断不了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肉体与灵魂合一的“人”。在现代社会，我们理应更尊重每个人对生存的选择和争取生存权利的努力，少一点贵族式的文化偏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传统久远的中国古代社会，读书人因为占尽了物质和权力分配的优势，很少分化和另谋他业。时至今日，这种分配上的中世纪优势已是明日黄花，“良辰美景”再难追回。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知识分子面临着高度分化的命运，需要做出各种选择。近十几年来，知识分子先是经历了从政风——许多人满怀信心，以为知识分子从政一定能别开生面，而后来不知为什么对从政又颇多非议与指摘。其后是迎着商品经济大潮的从商下海风——这至今仍拨动人心，只是蔑视、调侃以致公开斥责的议论逐渐多起来了。其实，议论和斥责，皆大可不必。人各有志，人尽其才。知识分子从政经商，为这些领域增添新鲜血液，提高文化素质，贡献智商、谋略，不都是营建多样化的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吗？物竞天择，大浪淘沙。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成不了大事，做不成善举，会被淘汰或淹死，却也不足以成为杞人忧天的理由。成功者毕竟会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逐渐变得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从长远看，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正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之一。

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假如你是甘心选择这一清苦的事业的，那就应该既来之则安之，潜心于学，无事喧哗，不计毁誉，安贫而乐道。“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陈寅恪语）前辈大师既已讲得如此明白，新进后学似亦不可再作他图了。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不求闻达，自甘清苦，亦是一功。总而言之，自己走自己的路，也不必菲薄他人。

泛指的人文科学可以包含社会科学，但严格而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应该加以区分的。研究人文的学者，往往超脱具体的功利和时空，将“天理人性”看作“有一无二，有同无异”的具有永恒意义的追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和体验都具有个体性和时代性，但他们内心所服膺的，则是超时空的真、善、美最高境界。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当下社会发展的难题和操作路线，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可行不可行，有利与无利，往往是他们最煞费苦心思索的。他们比人文学者较少浪漫色彩，奉行现实主义。然而，现在有些人文学者，视社会科学注重应用与操作为雕虫小技、急功近利，这就是大谬不然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往往交互为用，各具千秋。但与传统社会所不同的是，目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潮流。讲求效率和效益，能使现代化社会比传统社会产生高得多的生产力和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利益机制就是比道德机制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约束力。这一点，我们正在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无可奈何地被迫承认，这是现代化社会运行难以抗拒的一条法则。现代中国，更缺的，或者说更迫切需求的，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全面发展的操作设计和实践对策。基于义理又合乎国情的、有真见卓识的社会设计与对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正愿意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实际，敢于碰我们不熟悉的社会问题，敢于贡献思虑甚深的实践方案的学者也太少，很不够用。这样说，丝毫没有菲薄甘心从事纯学理、纯人文研究的学者的意思。例如提倡新儒学、新国学的学者，不囿功利，不求闻达，不苟合于时潮，就像陈寅恪、吴宓那样，“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救人心，挽世道”，是很值得全社会敬重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要敢于直面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与有机整合的现实要求，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如泰山不让土壤而能成其大，如河海不择细流而能就其深，特立独行，不废古今，由此而涵养的文化精神必将惠及当代与后世。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