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典科学与近代科学

如若接受两个世界理论，柏拉图用科学取消政治的做法显然具备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历史证明，柏拉图的叙事策略事实上是非常成功的，它得到了后世思想家的广泛认同。现在的问题在于，柏拉图所说的科学与我们现代人的科学有什么关系？近代科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算作一场革命？它仅仅是科学内容的变迁，抑或还涉及科学之存在方式的转换？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所代表的近代科学与古典科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它是对古典科学理想的贯彻还是反叛？

根据古典观念，科学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柏拉图心目中的科学典范是几何学。几何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完全基于理性证明。在论及希腊思想史的时候，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一针见血地指出，希腊人是知识存在者（beings of knowledge）。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何学并非如埃及人理解的那样来自土地丈量这类经验活动，“它来自天堂”。在漫长的中世纪，这种科学观念一直被保留下来。正如哈金（Ian Hacking）所说，在中世纪的认识论中，科学（scientia）是关于“普遍必然真理的知识”。这种观念中经笛卡尔、康德等人，一直延续到胡塞尔那里。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这样写道：

科学并不是在理论兴趣中的朴素的认识，而是从现在起有某种批判属于其本质——一种原则上的批判，这种批判能够从“原则上”证明每一步认识活动都是正当的，它在每一步上都包含这样一种意识，即一般来说，具有这种形式的一个步骤必然是正确的步骤……因此，认识是真正的认识，被认识的存在并不仅是误以为的存在，而是在确切意义上被认识的存在本身，在认识中表明其正当性的存在。

古典科学追求的是始基或第一因，它的特征是严格性、彻底性与必然性。换言之，它是关于世界及存在的终极知识。这种科学理想实际上应该叫作“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所谓“第一哲学”，它能够必然地说明一切，而且无须借助于任何外部根据便可自我说明。显而易见，经验观察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上述要求，经验的偶然性、随机性与古典科学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古典科学与经验无关，它的方法是静观（theoria）和思辨，其存在方式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超越一切经验同时能够必然地说明一切经验。

17世纪之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在近代思想家看来，作为思辨和静观的科学是教条的、僵化的。它非但不能促进知识的进步，反而窒息了探索和创新精神。“希腊人的智慧是论道式的，颇耽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反的一种智慧。”为此，弗朗西斯·培根力图为“新科学”锻造一种“新工具”，它与亚里士多德的“旧工具”的最大区别是对经验的重视。在培根看来，科学的进步与知识的繁荣离不开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测量，“动力因”必须取代“目的因”成为科学优先探讨的主题。对于近代科学的变迁，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伽利略所喋喋不休的是事物如何（how）发生，而他的对手们则对事物为何（why）发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如果认为这次历史性反叛是对理性的倡议，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是一次十足的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t）运动。它回到了对无情事实（brute fact）的研究，从中世纪思想的僵化理性上退了回来。

在我看来，近代科学是对古典科学理想的反叛。为了认识自然，必须走向自然，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控制、观察、实验和归纳，而不能从第一原理出发对世界进行逻辑演绎。由此，科学的超越性让位给了内在性（immanence），或者借用杜威的话说，“参与者式的认识论”取代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科学被定位于超越性的理念世界，那么近代科学首先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从古典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从思辨、静观转向实验、介入的过程，是动力因取代目的因的过程，是内在性取代超越性的过程。这一论断难免有简单化之嫌，但足以刻画近代科学的核心特征。

在此背景下，我们殊难想象以实验和介入为基础的近代科学能够满足希腊人的普遍必然性要求。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休谟。在他看来，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的因果律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与果之间的联系不过是恒常性联想罢了。因此，整个近代科学都是可疑的。的确，以古典科学理念去衡量近代科学，后者根本无法满足scientia的要求。即使康德凭借《纯粹理性批判》回应了休谟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最终也没能扭转上述局面。在康德那里，尽管先天概念或范畴对于认知主体而言是必然的，然而，这种先天必然性并不等于逻辑必然性，因为我们逻辑上可以设想另一组迥然不同的范畴而不自相矛盾。正因为如此，康德只能对范畴进行描述，而无法将其演绎出来。

尽管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一大批哲学家依然坚守古典科学理想，但是近代科学与之渐行渐远无论如何都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巨变，胡塞尔满怀伤感地哀叹，欧洲科学遭遇了严重危机，病源恰恰在于它背弃了古典科学理想，将终极性和彻底性抛诸脑后，只迷信事实，“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假如柏拉图在世，他也会拒绝我们现代人称之为科学的一切东西。然而，这丝毫没能阻止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似乎休谟的怀疑论从未发生过。

这样，柏拉图用科学取消政治的构想便宣告破产。根据柏拉图的划分标准，一切偶然之物均属于意见世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倘若如此，与古典科学渐行渐远的近代科学也不例外。它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知识”，不再具有超越性品质，而只能停留在意见世界。相应地，哲学家既不能作为“两个世界”的沟通桥梁，更丧失了充当“哲学王”的资质。最终，科学家或许与所有人一样住进洞穴，并被永久地套上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