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理论”?

提到“实践”,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理论”。确实,在日常用法中,“理论”与“实践”是相对的。理论有时被斥为抽象的、学究式的、耽于思辨的,有时被誉为纯洁的、无私利的、求真的。转向实践则意味着放弃抽象和思辨,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当然,这也面临着风险,比如丧失中立性、缺乏批判意识、迷失于幻象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道理未必有教益。至少就眼下的讨论而言,它们远未揭示出理论与实践所包含的思想史意义。为了准确把握实践转向,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哲学史,看看“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自古以来,西方人对知识与科学推崇备至,科学的严格性、彻底性与确定性让所有其他事物相形见绌。如今,这种理想遭到了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重重挑战,显得举步维艰。即便如此,对普遍性、必然性与超越性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据说,我们的时代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时代,各种激进思潮风起云涌,启蒙价值被束之高阁。然而,这反过来恰恰证明普遍主义理想远未销声匿迹。很难想象,倘若没有普遍主义,相对主义还有什么意义。杜威将西方人的这种精神气质称作“追求确定性”(the quest for certainty)。John Dewey,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29, chap. 1.中文译本参见杜威:《确定性的追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假如没有确定性,人类就丧失了根基,知识大厦会轰然倒塌,启蒙将成为空中楼阁,科学势必退化为教条。那么,如何获得确定性?如何通达知识?答案是:“理论”(theoria)。

在希腊文中,theoria的源始含义是“看”。这并无特别之处,任何视力正常的人都有能力看。可是,theoria意义上的“看”很独特,它是摆脱各种操劳活动之后纯粹的“看”,是作为旁观者的“看”。阿伦特认为,“理论”即源自希腊文theatai(旁观者),参见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78, p. 93.现实世界中的人总要参与各种活动,要过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维持生计,争名逐利。在世之人无可避免地要从当下的旨趣出发看待万事万物。如此一来,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将成为难以逃脱的宿命。为避免这样的结局出现,柏拉图提出参与者和实践者的“看”只能获得“意见”,绝非通达“知识”的正当方式。哲学家的天职是求知,为此他必须与“在世存在”划清界限。亚里士多德提出,从事哲学需要闲暇(schole)。何谓闲暇?阿伦特的解释堪称精彩:


Schole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休闲时光,不是一整天劳作之后停下来消遣的剩余时光——劳作是为“生存所迫”,而是故意的回避行为,故意让自己从日常欲望所决定的普通活动中隐匿,以便闲暇地行动,后者反过来成为所有其他活动的真正目标,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和平是战争的真正目标一样。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78, p. 93.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在世存在”最终归结为“操心”(Sorge), schole恰恰是它的反面,即不操心的自由状态。从字面上看,school(学校)和scholar(学者)均源于schole。据此,学校应当是不为世事所累的闲暇之地,学者应当是摆脱世俗诱惑的闲暇之士。这番分析表明,以“闲暇”为前提的theoria并不是日常意义上的“看”,而是作为旁观者的、非参与性的、纯粹的“看”。杜威将这种思想方式概括为“旁观者式的认识论”可谓相当贴切。

作为旁观者,能看到什么?“知识”。柏拉图曾经讲述过灵魂转世的故事。在人出生之前,灵魂已经存在。它一度生活在理念世界,一度知晓美本身、善本身、正义本身。Eidos的原初含义是“外观”“形状”“相”。它与“看”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不幸跌落人世,为肉身所累,灵魂暂时忘记了知识。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罢了:通过看到具体事物回想起被遗忘的知识。参与者终生为局部视角所累,无法以超越性的姿态将知识回忆起来。只有哲学家,一方面眼盯现世,另一方面以理念为终极归宿,才能真正掌握世界的本质与基础。为了追求科学,为了追求确定性,必须采取theoria意义上的观看方式。由此,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被牢固地树立起来:理论态度优于实践态度,旁观者立场优于参与者立场。

理论的优越地位特别体现在希腊人的知识分类中。亚里士多德把所有活动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创制科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实用性知识,比如建筑学和医学,此外还包括诗学和文学艺术。创制与技艺(techne)有关,与事物的生成有关。实践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它与善和幸福有关。尽管它也相关于生成,但与创制不同,实践的目的不在外部,“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40b5-10。理论活动则包括物理学、数学和神学或者“第一哲学”。理论活动的对象是永恒之物、第一因和本质,它的目标是普遍必然的知识,与一切生成和变动无关。亚里士多德没有像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样把真理与意见严格对立起来,承认实践活动具有崇高的价值。但他仍然认为,与创制和实践相比,理论生活是最高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77b25-30。

两千多年来,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种思想传统从未中断过,尽管一再遭到挑战。它已经深深渗透到西方哲学的血液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名哲言行录》中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一段话,不啻为这种气质的缩影,今天读起来依然悦耳:


(毕达哥拉斯)把生活跟赛会做比较:在那里有些人去是为了竞争奖品,有些人去是为了出售货物,但最好的是作为旁观者(theatai);因为与此相似,生活中有些人天生一副奴隶的品性,贪恋名誉(doxa)和利益,而哲学家则追求真理。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