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生平行实新证

一

《琵琶记》作者高则诚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惜已亡佚。顾嗣立《元诗选》录有高则诚诗三十七题四十五首，仍题《柔克斋集》。1914年甲寅，冒广生督瓯海关，将其所辑高则诚《桶底图》、《游宝积寺》、《止斋即事》、《题一青轩歌》诗四首并词《鹧鸪天·题顾氏景筠堂》一阕连同《元诗选》中的四十五首，一并刻入《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亦题《柔克斋集》。此外，戴不凡据《永嘉日记》引《铁网珊瑚·书品》辑有《春草轩》诗一首。高则诚的文章，傅璇琮先生辑得《题宋渭南公晨起诗卷》一篇，业师徐朔方先生辑得《唐贤首法师卷跋》一篇，然尤以侯百朋先生辑的《高则诚文辑》（1982年《文献》第十一期）为最全，计十二篇。以上所述，是迄今为学界所知的高则诚诗文的全部。钱南扬、戴不凡、徐朔方、傅璇琮、金宁芬、侯百朋、黄仕忠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的诗文和其他史料各自撰写了有关高则诚生平行实的考证文章，其中以高则诚卒年之争论最为引人注目。徐朔方师在其《高明年谱》引言中说：“向以为资料已尽者，实未尽也；向以为资料之已得确解者，犹有疑也。”徐师之言恰表达了我新发现几首不为人知的高则诚诗文后的感受。这些诗文和材料，对于认识高则诚的生平特别是晚年的若干疑点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

新发现的高则诚诗文载于释来复辑的《澹游集》一书中。因此，在迻录新发现的高则诚诗文并对这些诗文作出分析之前，有必要对释来复及其所辑的《澹游集》作一介绍。来复（1319—1391）字见心，号竺昙叟、蒲庵，丰城(今属江西)人，俗姓黄。出家为僧，师事南悦楚公。早有诗名，曾游吴中、燕都等地。至正十七年（1357），奉行宣政院檄主慈溪定水教忠报德禅寺。洪武初，为太祖礼重，与释宗泐齐名，授僧录司左觉义，发往凤阳府圆通院修住。洪武二十四年（1391），以僧智聪供其随宗泐、来复往来胡惟庸府，坐凌迟死，年七十三，著有《蒲庵集》十卷，辑有《澹游集》两卷。欧阳玄序其集云：“由唐至宋，大觉琏公、明教嵩公、觉范洪公，以雄词妙论，大弘其道于江海之间，一时老师宿儒，若我先文忠公及韩琦、苏轼，莫不敛衽叹服。皇元开国，若天隐至公、晦机熙公，倡斯文于东南，一洗咸淳之陋，赵孟、袁桷诸先辈委心而纳交焉。晦机之徒，笑隐欣公尤为雄杰。其文太史虞集尝序之矣。欣公既寂，丛林莫不为斯文之慨。翰林修撰张翥橐示豫章见心复公所为文，以敏悟之资，超卓之才，禅学之暇，为文辞抑扬顿挫，开合变化，蔼乎若春云之起于空也，皎乎若秋月之印于江也。溯而上之，卓然并驱于嵩、琏诸师无愧也。”欧阳玄官至翰林承旨，序文追溯儒释交往之渊源，以标斯文之雅韵；评点禅林诗文，以期来复宗师之能继，其推许来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来复在元末有很高的名望，故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布衣文士，以及释子仙羽，无不与之纳交。其所辑的《澹游集》记录了170余位与其交往的元末各类人士的人名和诗文，从这个集子中，我们不得不叹服来复交游之广及其声名之盛！

《澹游集》分上下两卷，据书首释廷俊、释至仁等序，知是书刻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然今刻本已佚，所存仅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一部。是书卷一卷端钤有“铁琴铜剑楼”、“古里瞿氏记”、“曾藏钱梦庐家”、“钱天树印”等印章，卷下末尾钤有“铁琴铜剑楼”、“古里瞿氏记”、“味梦轩”等印章。“铁琴铜剑楼”为常熟著名藏书家瞿镛之藏书楼。钱天树，字子嘉（一作仲嘉），号梦庐，平湖人，生卒年不详，“三味轩”乃其室名。书首有揭汯、刘仁本、释廷俊、杨璲、释至仁所撰的集序。上卷所辑诗，系于诗作者后，然顺序排列较为随意，如贾实烈门后，于先前出现过的人名有的又重新出现，疑集付刻后，又得投赠之诗，不及附入，故复出人名以补之于后。绝大部分人名下有一小传，介绍其字号、里第、生平履历。来复自己若有投赠唱和之诗文，则系于末尾。下卷为文，乃来复求名公为其寺、室等所作记、铭之文，及行游赠序之文。由于来复亲历了元末的社会，并与这些诗文作者有直接交往，故其为这些诗文作者所作小传，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况且其中有不少诗文作者的集子已亡佚，故集中之诗文，犹如吉光片羽，更值得我们重视。此书现已为海内孤本，得之殊为不易，故本人不吝笔墨，将是书所提及的人名按原来的顺序抄录于下，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卷上：虞集、揭傒斯、欧阳玄、黄溍、杨宗瑞、杨友直、张翥、李好文、贡师泰、廉惠山凯牙、张以宁、哈剌、伯颜、黄昭、杜本、亦速台、王大本、段天佑、察伋、月鲁不花、揭汯、李祁、答禄与权、全晋、宇文公谅、邬密执理、雅古、陈植、熊爟、毛元庆、张士明、孟昉、笃烈国、刘贞、张士坚、刘仁本、郑文宝、周廉、黄冔、哈珊沙、林彬祖、林泉生、王若毅、谕立、王章、贾俞、廼贤、杨彝、陆景龙、吉雅谟丁、张昱、葛元喆、张守正、倪中、孙予初、陈麟、林温、蒋景武、谢理、李枢、郑元祐、汪汝懋、海鲁丁、杨翮、山同、赵俶、杨士弘、苏大年、陈履常、武起宗、高明、释清欲、释廷俊、释妙声、释元明、释怀渭、杨、彭镛、王元裕、朱右、龙云从、桂德称（彦良）、杜岳、崔亮、杜纲、江晃、释智宽、释良琦、释克新、释万金、刘敬、邹说、陈谦、顾瑛、申屠駉、吴叡、王骕、毛翰、胡益、夏孟仁、郭翼、秦约、朱舜民、张暤、项伯温、缪偘、陆仁、释自悦、释了然、释法膺、释德褒、释懋诇、释自恢、释仁淑、李复礼、周砥、何宣、熊太古、雅理、张承、周普德、黎奎、徐观、李元中、杨璲、徐昭文、释彦文、释希能、释溥照、释守道、陈譱、陈汝秩、张克仁、释克海、释德琏、邹懋昭、马文宪、杨诚、唐升、赵贽、黄清老、吴志淳、周伯琦、苏天民、释来诚、释良震、释文静、周希、桂倏、阿鲁温沙、朱质、赵学子、杨有庆、燕敬、释文藻、释子楩、徐一夔、高巽志、杨贵享、释处林、释昙埙、施从正文、李烈、贾实烈门、（以下开始有复出者，且排序较乱）张翥、杨彝、吉雅谟丁、朱右、桂德称、杨彪、月鲁不花、乌本良、乌斯道、迺贤、桂德称、释懋诇、桂如祖、月鲁不花、揭汯、迺贤、顾阿瑛、释元旭、释自悦、夏孟仁、月鲁不花、揭汯、释良琦、月鲁不花、桂德称、高复享、桂德称、张翥、释大始。以上共计诗作者171人。卷下：欧阳玄、危素、周伯琦、贡师泰、张翥、杨彝、高明、胡世佑、了然、释志玸、郑元祐、蒋堂、杨彝、张雨，以上共计文作者13人。诗文作者，剔去重复，共计177人。

三

高则诚是来复元末交往圈中较为重要的一员。来复为高则诚作的小传云：“高明：字则诚，自号莱根居士，永嘉人，至正乙酉张士坚榜，登进士第。历仕翰林国史院典籍官、福建行省都事，有文集行世。”卷上录高则诚《暇日访见心禅师于四明弥陀讲寺二首》，内容如下：

春城厌喧杂，闲问远公庐。风旆来仙乐，天花落焚书。久知尘业幻，早与世缘疏。愿礼清凉月，禅栖长晏如。

未究无生学，寻师得屡过。安心知有法，入道愧多魔。柏树谈禅旨，莲花礼忏摩。三车如可驭，投老碧山阿。

卷下录高则诚《天香室铭》一篇，并尺牍一通。《天香室铭》文如下：

定水寺在慈溪之鸣鹤山，宋庐陵德璘禅师居此寺。时有古桂二章，至秋，花最蕃，禅师尝蒸花为香，以遗杨文节公，公答五诗，至今林下传诵为美谈。今此桂尚蔚然秀盛。至正十七年，见心禅师来主斯寺，念前辈之流风雅韵宛然犹在，辟室而名之“天香”，取文节诗语也，翰林杨君彦常尝为记之。见心复征辞于余，余因思昔山谷老人问道黄龙晦堂心公，心公告以孔子“吾无隐乎尔”之意，山谷未悟也。一日因山行次，偶闻桂香袭人，心公谓山谷曰：“此正所谓（吾无隐乎尔）者也。”黄遂顿悟。今见心之以“天香”名室，盖借璘公之旧话，以提唱晦堂之真机耳。见心博学多闻，而素深于宗旨，彼以“天香”名室，岂偶然哉。乃为作铭，以演其义。余不解禅学，辄妄意臆说而为斯铭者，盖欲假是以参叩见心，欲其如晦堂之开晓山谷，非第如杨文节之酬璘师而已。铭曰：六尘之香，外镜所发。至人妙用，即尘为法。为问兹香，来从何来。谓从天耶，天何为哉。了知斯义，无隐乎尔。四时天香，无灭无起。我观此室，如维摩居。三万狮座，包容无余。盖此天香，满大千界。故知此室，其大无外。山空水清，风凉月明。妙香所熏，世梦皆醒。醒后觅香，了无一物。心镜俱忘，而况兹室。我谓文节，未契璘叟。直须黄龙，点破黄九。爰作铭诗，以叩祖禅。庭前柏树，咲余多言。前翰林国史院典籍官永嘉高明撰。

尺牍附《天香室铭》后，内容如下：

高明顿首载拜，奉状定水堂头见心和尚座下：去岁慈水一别，又阅寒暑，萍蓬之踪，栖止靡定，故不克时致暄凉之问。今夏来鄞，蛰居于北郭，兼坐微恙，瞻仰清泉林壑，如在夜摩睹史之境，安得青鞵布袜，一游其间耶。元德管勾去，曾烦为呼名道意，计达禅听。每闻士友多有留山中者，空寂之门，而能容纳湖海朋友，意者香积一钵之饭，自足以饱会众耶，深用敬羡。更恃爱有凌知事，湖海佳士也，达官显人多礼遇之。今还余姚，假道林下，闻盛名，欲一见，明不揆疏贱，僣为作书上闻，盖此公抱病西还，逆旅凡百，不如得于天香室中，暂憇一宿，获聆法诲，则病魔当退三舍矣。佛法欲令一切众生皆得安隐，仰惟慈度，必不讶其渎也。《天香室铭》，向尝具草求教，谅必加删润矣。未由趋侍，冀为大法珍重，不备。方内高明顿首载拜奉状。

四

考察高则诚以上的诗文及其他相关材料，我们对他的生平可得出以下的几点认识：

1．高则诚确实有过翰林院典籍官的授职

此前为人所知的史料中，关于高则诚曾任翰林院典籍官的记载，只有侯百朋先生发现的《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金石”一门中《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正文前署款一处。其署款为：“承务郎佥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王演撰，征事郎翰林国史院典籍官高明书，中奉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王德谦篆额。”侯百朋先生在《高明史料掇拾》（《温州师专学报》1983年2期），认定高则诚的末任是国史院典籍官。徐朔方师推断高则诚老师黄溍卒前一年推荐则诚任此官。按黄溍卒于至正十七年（1357），故徐师认为高则诚书碑为十六年事（见《高明年谱》）。黄仕忠先生《高则诚卒年考辨》一文肯定了傅璇琮据余饶臣跋提出的高则诚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的可靠性，否定了高则诚卒于至正二十一年或入明受征召等种种说法。但对于《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中高明的署衔及侯百朋提出的高则诚的末任是国史院典籍官的质疑，认为此一高明非《琵琶记》作者高明（详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琵琶记研究》第28页《高则诚卒年考辨》一文）。黄仕忠先生推断国史院典籍官不可能是高则诚的末任官职颇有道理，但认为任国史院典籍官的高明非《琵琶记》作者高明，就与上面迻录的高则诚小传和《天香室铭》中关于高则诚官职的记载相违背了。来复主持的定水教忠报德禅寺即在慈溪，天香室为寺中的一室，故高则诚在慈溪书《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也就很自然的了。

2．高则诚卒于至正二十年，非至正十九年

关于高则诚的卒年，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谓卒于明初。主要根据明嘉靖以后的一些文献记载。如成书于嘉靖己未（1559）的徐渭《南词叙录》云：“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嘉靖宁波府志》云：“太祖御极，闻其名，召之。以疾辞……后抱病还乡，卒于宁海。”此外田艺蘅《留青日札》、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明诗综》、王昶《明词综》、曾廉《元书》，以及《明史·高明传》、《瑞安县志》等所载均大同小异。今人钱南扬、戴不凡、侯百朋、金宁芬、朱祥林等先生采此说。一谓卒于至正十九年。该说创自湛之（傅璇琮），主要证据为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高明《题宋渭南公晨起诗卷》末署“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志于左方”及同卷余尧臣《题晨起诗卷》云：“高公则诚题其卷端……是卷题于十三年夏，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末署“永嘉余尧臣敬书”。徐朔方师、黄仕忠先生采此说。此说已为一些研究者和有影响的文学史、戏曲史专著所采用。但是，如果对上引的高则诚的诗文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分析，我以为上述两说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澹游集》卷下高则诚《天香室铭》一文前，是杨彝撰的《天香室记》，该文署款为“至正十九年龙集己亥秋七月晦日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杨彝记”，杨彝字彦常，据高则诚《天香室铭》“翰林杨君彦常尝为记之”之语，可知其为来复的天香室作铭时间，是在杨彝撰《天香室记》之后，也即在至正十九年七月之后。我们再来看高则诚写给来复的信，信中所云“《天香室铭》，向尝具草求教，谅必加删润矣”，则可知这封信也一定写在至正十九年七月之后。文中又云“去岁慈水一别，又阅寒暑”，说明高则诚在写此信的前一年已到慈溪与来复会晤过，《天香室铭》必然是慈溪相晤时应来复之求而写。既然《天香室铭》写于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后，则高、来两人的慈溪之晤必在至正十九年，月份当在七月至十二月这段时间。文中又云：“今夏来鄞，蛰居于北郭。”这里的“今夏”应是至正二十年（1360）夏天，这是高则诚致来复尺牍的当下时间。假使高则诚去慈溪的时间为至正十九年十一二月间，则至其“今夏来鄞”的间隔时间，恰好是“又阅寒暑”。

《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一门载《余姚筑城记》，篇末署款有“承事郎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左右都事高明□文，中顺大夫中书户部尚书贡师泰书，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周伯琦篆盖，至正二十年春二月既望，役□宋天祥……等立石，四明徐叔逊、袁子成刻石”等字样。碑文又云：“（城）以至正十九年九月戊午始，十月甲申毕工。”然立碑时间在至正二十年二月，则高则诚是在至正十九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撰此碑文，还是至正二十年二月撰此碑文呢？金宁芬先生以为至正二十年二月，徐朔方师以为在至正十九年十月。如果我们明白高则诚至正二十年（1360）夏天还在世的话，则高则诚在至正十九年十月至十二月至至正二十年二月间的任何一天都有撰写此文的可能。

前引的《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一文在正文后有一立石时间及人名的署款，其云：“至正二十一年九月初吉，郡人奉直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袁曮、里士倪诚之、倪元良……妙智。”徐师认为“《嘉德庙碑》则书碑与立石未必同年事，高明卒年当以唐卿所记为是”，徐师的前半句话很对，但后半句话要作具体分析。因为“越六年”是一个不十分精确的时间表述语句，很难说卒于至正二十年的某月日即在“越六年”之外。如果一定要理解“越六年”是精确时间的表达，那联系高则诚至正二十年夏天还在写信给来复的史实来看，则说明余尧臣的记忆稍有偏差。高则诚至正二十年夏还在世，其卒当在夏天后至是年十二月的某日。

晚明以来盛传的高则诚为朱元璋征召不起事不是空穴来风，但此事不是发生在明初，而是发生在他退隐宁波，创作《琵琶记》之后，即至正二十年（1360）。

我们知道，高则诚于至正十二年（1352）任绍兴路总管府判官，此后的宦历，有所谓浙东阃幕、四明都事、江南行省掾、福建行省都事的记载。四明即宁波，州不设都事，元朝行政区分无江南行省，只有江南行御史台，至正十六年自杭州迁绍兴，故徐朔方师以为这些官职都是一事之异名。我同意前三职为一事之异名，但认为福建行省都事一职是元廷授予他的最后一个官职，只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高则诚未能赴任，不仅未赴任，而且辞去了这一官职，选择了退隐之路。其一，至正十六年（1356），元廷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于福州。以江浙行中书省平章左答纳失里、南台中丞阿鲁温沙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正十八年正月，徐寿辉部将陈友谅攻取了安庆。四月，徐寿辉部攻取了龙兴、瑞州，五月，徐寿辉部攻取了吉安、抚州，至此，福建紧邻的江西几乎为徐寿辉部所控制，福建犹如“孤岛”岌岌可危。元朝于至正十八年任命答失八都鲁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见《元史》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估计是考虑到此去凶多吉少。高则诚对这样的形势，不能不有所考虑。其二，作为元廷的官员，高则诚本应奉命赴任，事实上，他也曾想前往赴任，但道经宁波时，发生了这样的事：“转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方国珍强留置幕下，不从，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嘉靖宁波府志》）方国珍在至正十八年（1358）之前曾接受了元廷江浙行省平章的授职，拥有庆元、温、台三地。至正十八年底，朱元璋攻下婺州后，即遣使通告驻地宁波的方国珍，方国珍度己兵力不能与朱元璋对抗，加之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谅，不敢再树一敌，故接受了朱元璋遥授的福建行省平章事之职，以为权宜之计（事见《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无论是方国珍是作为元廷的代表，抑或是朱元璋政权的代表，高则诚都不会与方国珍合作的。因为此前高则诚曾从军征讨过方国珍，他的朋友刘基鉴于方国珍的反复无常，曾建议得方氏兄弟，应“捕而斩之”，因此获罪元廷，被羁管于绍兴。如刘基一样，高则诚打心底里蔑视方国珍，更何况与方国珍这样的人合作，最终不会有好结果。余尧臣所说高则诚的“不屈权势”，指的就是他拒绝与方国珍合作之事。再次，高则诚内心厌弃功名，渴望退隐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详后），故面对大势已去的元朝江山，他索性借此挂冠归隐，这也就有了他致来复信中所说的“今夏来鄞，蛰居于北郭”的事。

那么，高则诚为朱元璋征召又在何时呢？答案是：完成了《琵琶记》创作之后，即至正二十年（1360）。先看以下史实：朱元璋于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婺州的宋濂、戴良、王袆、吴沉等文人于是年底明年初纷纷被招致朱元璋幕下。至正十九年（1359）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九月，朱元璋军队攻下衢州。十一月，攻下处州。是年底，浙东大部已在朱元璋军队的控制之下。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金华的宋濂和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等被朱元璋礼聘至南京。我们已经知道，高则诚于至正二十年夏辞官退隐宁波，他创作《琵琶记》的时间应在至正二十年夏秋（详后）。朱元璋通过高则诚的同门宋濂、王袆或乡友刘基知道高则诚其人或他创作的《琵琶记》，是极有可能的。从时间上来说，应是宋濂、刘基被征召到南京，因而向朱元璋推荐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文献便有了这样的记载：“太祖御极，闻其名，召之，以疾辞。使者以《琵琶记》上，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之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羞之属，俎豆间亦不可少也。”（《嘉靖宁波府志》）所以，所谓的“太祖御极”，是指朱元璋从婺州回到南京的“御极”，而不是明朝建国的“御极”。只是高则诚已决意退隐，故以疾辞去。因此，府志接着说：“后抱病还乡，卒于宁海。时陆德旸有诗哭之云。”以上所述，就是后来盛传的高则诚为朱元璋征召一说的史实依据。问题是，为何晚明以来所传的高则诚为朱元璋征召不起一事是在明初，而不是至正二十年左右？合理的解释是：首先，晚明文人不知道高则诚确切的卒年。其次，时代隔得较远，辗转相传，往往把元末朱元璋政权下发生的事后移至明初。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如李晔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被征为国子助教（见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七《国子学同官记》），但《明分省人物考》、《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等皆以为李晔于洪武初被征为国子助教。元末诗人徐舫卒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郡志谓洪武初刘基被征召时，曾邀其同行而被谢绝，而此事实际发生在至正二十年，详见宋濂《故诗人徐方舟墓铭》。又《明史》称明建国前后的朱元璋但称明太祖，这也易使后代的人产生误判，不知不觉地将朱元璋在元末做的一些事归入明初去。

3.《琵琶记》应作于至正二十年夏秋间

关于《琵琶记》作于鄞县栎社的记载有不少，且已为学界所认同，故这里不再引列。但对于《琵琶记》的创作时间，本文不同意徐朔方师的说法。徐师在《高明年谱》中将《琵琶记》创作时间系于至正十八年（1358）下，并云：“《琵琶记》成于今年前。”前已考证出高则诚至正二十年辞官，于是年夏至宁波，故其创作《琵琶记》的时间必在夏秋间。“兼坐微恙”，表明高则诚是抱病创作《琵琶记》的。因为此前没有迹象表明高则诚有较从容的时间居于鄞县从事《琵琶记》的创作。

4．高则诚晚年厌恶功名、向往隐逸的思想得到了更充分的表露

为人们所知的高则诚《丁酉二月二日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及《子素先生客夏盖湖上欲往见而未能因赋诗用简仲远征君同发一笑》两首诗中，我们已看出了高则诚对退隐生活的肯定和向往。如前一诗有云：“何日重来伏龙下，《参同契》里问神仙。”后一诗有云：“夏盖山前湖水平，杨梅欲熟雨冥冥。吴门乱后送梅福，辽海来时识管宁。野爨连村迷豹隐，江风吹浪送鱼腥。伯阳旧有《参同契》，好共玄孙讲《易经》。”《参同契》为道家类书籍，梅福、管宁为古代的隐士，高则诚诗中及此，表明他对道家书籍和隐士生活的看重。

如果说上引的诗反映了晚年高则诚对道家神仙隐逸生活的肯定和向往，则新发现的诗文，反映了他与释子的交往及对佛门的肯定和向往。如他的《暇日访见心禅师于四明弥陀讲寺二首》之一写道：“久知尘业幻，早与世缘疏。愿礼清凉月，禅栖长晏如。”这说明他早有厌弃功名，欲归佛门的念头。第二首中的“未究无生学，寻师得屡过”，点明他与来复来往的思想动机。“安心知有法，入道愧多魔。柏树谈禅旨，莲花礼忏摩”，面对佛门，高则诚惟恐自己俗念未净，他虔诚地希望得到佛的点拨和净化。“三车如可驭，投老碧山阿”，则清楚地表白了他欲隐逸山林的心迹。高则诚致来复的信中云：“逆旅凡百，不如得于天香室中，暂憇一宿，获聆法诲，则病魔当退三舍矣。佛法欲令一切众生皆得安隐，仰惟慈度，必不讶其渎也。”这是高则诚为带病的凌知事所作的推荐和希冀，实则也是他内心的自我表白。然而，遗憾的是，佛法并不能拯救他，在他致信来复后不久，即带着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凄然地离开了人世。

（原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