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小约翰·柯布

柯进华博士写了这本关于我的后现代生态思想的书，我真的感到十分荣幸，并感激有机会为本书写序。显然我无法探讨本书的细节，因为他是用中文写的；但根据我对他所做工作的了解，我有信心相信，他很好地理解了我的思想。看到他全面研究我的思想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我都不确定我的思想是否值得他投入如此多的工作。

我一直都希望从事有重要实践意义的事情，我在20世纪60年代对人类行为的不可持续性的觉醒增强了这一愿望。现在我自问：它们是否与急需的实际决策或文化处境的改变相关？

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觉醒到人类集体行为的不可持续性的学者，都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阻碍了我们觉察这一最紧迫的危机。相应地，我们强调需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它塑造了西方文化并在现代世界得以加强。现在，大批民众否定这一思维。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工作是成功的。但这些改变是否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差别？关于决策的公共辩论和解说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方向的需求可以用完全人类中心主义的术语来解释。那么，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问题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学术”吗？将我们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详述人类实现繁荣所需要的实践上的改变是否会更好？

我确信，过去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重要的，并且在日后这依然重要。因为人类中心主义耽搁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并继续减缓和削弱人们的回应。那些明确地基于人类中心主义来呼吁我们行动起来的人们，他们自己却强烈地意识到非人类世界的内在价值。从逻辑上和理性上来说，许多急需的改变仅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就能得到辩护，并且，通常似乎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为它们辩护是最好的。但那些广泛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们的激情和能量大多来自对我们正严重破坏的自然的深切热爱。

另外，有时候，直接受到威胁的是非人类的价值（nonhuman values）。比如，我是在道德上无法接受美国生产我们绝大多数的肉食的方式的人之一。肉食工业完全按经济的，因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决定如何对待猪和鸡。我们这些认为动物的经验重要的人们，被因此发生的苦难所惊骇。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们，因为对有感知的生物中是否存在不同等级的价值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而产生分歧。那些自称“深层生态学家”的人们认为不存在不同等级的价值。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和佛教徒持这一观点。他们确信每个有感知的生物都有价值。“深层生态学家”注意到，我们人类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比其他物种优越，并赋予那些与我们人类最为相似的物种更高的价值。但他们认为，这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偏见。他们认为，其他的物种有着同样多的正当理由来宣称自己的优越性。深层生态学家们指责我们这些怀特海派在延续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我们宣称：拥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比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内在价值更高，并且，在脊椎动物中人类的价值最高。

我们怀特海派认为，认识和肯定价值等级是重要的。我们聚焦于经验，并且我们十分确信一些经验比其他经验更好。我们认为，世界最终由“经验事态”（occasions of experience）构成，所有“经验事态”都具有某些价值；但有些的价值比其他的更高。大多数的经验事态是无意识的，我们确信有意识的事态更有价值。我们认为，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是罕有或不具有意识的。我们还认为，语言可以大大增加经验的价值。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有待仔细反思的地方。

在我们看来，那些倡导生物平等主义的人们似乎放弃了理性探讨重要决定的可能性，并且，他们的学说存在带来破坏性后果的危险。通常，我们必须在有感知的生物之间做选择，宣称他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暗含着我们应当喜爱许多有感知的生物而不是很少的生物。这将意味着我们喜爱许多虱子而不是一条狗。但大概绝大多数深层生态学家在实践上不会这样做。事实上，这意味着狗比虱子更有价值。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置若罔闻，希望人们能理智地做决定却又拒绝认可任何引导，这种做法是不妥的。

但这一学术争论对现实是否真的重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深层生态学家和怀特海派都会做出相同的判断并准备好一起合作。然而，我认为，明确理性的思考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相关的这一点是重要的。拒绝理性地做价值判断是现代性的破坏性特征之一。

反驳深层生态学还有另外一个实践上的理由。如果人类中心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是价值平等主义，那么，说服人们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概率将很小。并且，成功做到此事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如果杀死一个人的伤害并不比拍死一只苍蝇更大，这可能会影响一些人不去拍死苍蝇，但这也可能使得其他人更加毫不犹豫地杀人。在我看来，提供一个更接近常识的替代方案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这类哲学问题是重要的，我很高兴我能澄清怀特海思想中的这些意蕴。但更为重要的是直接致力于克服现代科学给我们塑造的关于生命体的那些假定和思想。简单来说，现代科学鼓励我们将生命体视为复杂的机器。我们可以从哲学上批判它，但我们同时需要从科学上批判这种还原主义。查尔斯·布奇（Charles Birch）是一个相信生物学自身需要基本范式的转换的生物学家。他是一个怀特海派，我十分荣幸和他合作以表明生物学要求我们承认机体主义而不是机械主义。

生物学的主流学说依然是机械主义的，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还原主义并不适用于生命体。比如，与我们写作该书的时代的大众相比，我们的书《生命的解放》揭示了植物更多令人吃惊的能力。我很自豪参与到能够使自然科学更关注这些证据并使它摆脱17世纪的形而上学。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学学科会热心地推崇谢尔德雷克（Sheldrake）指引给我们的更具包容性的科学。

与全球危机更直接相关的是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深受塑造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影响。像众多现代思想缺乏价值关怀一样，主流经济学以“增长”，即增加市场活动为目标。在一个自然资源已经被不可持续地利用的世界，增加市场活动无异于自杀。但那些长期浸淫于现代经济学的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一事实。

我很幸运很早就遇见怀特海派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另译达利），并与他一起合作发展生态经济学。像谢尔德雷克一样，达利被美国学术界驱逐，生态经济学在经济协会里没有影响力。然而，在更广阔的公众那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存在一个比大学里所教授并被绝大多数政府采用的方案更好的替代方案。

我也非常幸运，迪恩·弗罗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加入了克莱蒙神学院。他接受的是现代农业的培训，但作为一个在非洲从事现代农业推广的人，他认识到他当时从事的事情弊大于利。他重新思考了农业与自然的关系。他使我更具体和更全面地思考我后来从中国学到的“生态文明”。

我此生的思想和经历对中国有意义是我今生最大的喜悦之一。尽管美国的掌权者不可能容许威胁到他们的积极转变，但中国的领导人似乎真正能够听取具有智慧的想法并调整政策和实践。我祝贺中国。尽管它面临广大和复杂的问题，无法保证生态文明建设一定成功；但作为一个国家，我相信它是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它在解决地方问题时同时也是关切全球问题的。我相信，怀特海的思想可以使中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并有助于发扬中国自身的伟大智慧遗产。如果我对此有所助益，此生足矣。

这里，我向将我的后现代生态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柯进华博士表示深切的感激。我希望本书能帮助中国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引导世界超越现代文明，走向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