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当今对生态危机的回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曾一度十分关注和忧虑核屠杀、核冬天、核灭绝。然而与之相比,当前的生态危机可能要更为危险、更难解决。“核冬天是人们做某事的结果——如果他们想发动核战争。但生态危机无须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就能终结文明:我们可以仅仅通过继续‘一切照旧’就能终结文明。”[美]大卫·格里芬.探索走出“一切照旧”困境的路径——大卫·格里芬与鲍宗豪、鲁品越的对话.[2012-09-21].http://www.csstoday.net/Item.aspx? id=23984;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以生态危机为核心.柯进华,译.本文为格里芬于2012年6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发表的演讲。核灭绝和生态危机的区别在于,核灭绝更为明显和迅速,属于快速致死;而生态危机则更为复杂、更为难以捉摸和控制,属于慢速致死。

结合当前的现状,生态危机让我联想到一个与之十分贴切的隐喻性实验——“水煮青蛙实验”。“水煮青蛙实验”是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做的一个实验。当科学家将青蛙投入水已经煮烫的大锅中时,青蛙因受不了突如其来的高温而立即奋力从热水中跳出来,得以逃生。而当实验人员将青蛙先放入装着温水的大锅中,然后再将其缓慢加热,比如使温度每天增加1℃,结果发现,青蛙对水温的缓慢变化失去了察觉能力,等到水温过高以致青蛙无法生存时,青蛙已经无力从大锅中挣脱,最终被活活煮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当前变暖的全球看作一个水温正在逐渐上升的大锅,而人类就如同置身于大锅的水中的青蛙,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团结一致,迅速逆转或者尽可能减少生态灾害。

总体而言,目前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回应是消极的。美国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发达国家,却始终没有有效地签订《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2009年12月7—18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丹麦召开,超过85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部长出席了会议,与会总人数达到45000人以上。然而,这次会议的组织安排十分糟糕,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这一峰会最终因为各国的利益纷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纠葛而未能实现大众,尤其是环保组织所期望的目标。会议最终只是达成了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愿声明——《哥本哈根协议》。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从具有强制力的国际公约到目前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愿声明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环保组织批判哥本哈根会议是“哥本哈根灾难”, 《哥本哈根协议》“救不了地球”。

当前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回应让人想到另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出现在柯布的《为时已晚?一种生态神学》(Is It Too Late? A Theology of Ecology)之中。在该书的第一章中,柯布首先指出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今最紧迫和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正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都很重要,但当前,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程度超过了所有这些问题。

柯布用一艘行驶在汪洋大海中的船这一隐喻来说明这一点。这艘船上有头等舱和统舱,船员主要把精力花在确保头等舱乘客的舒适上。头等舱的乘客有着大量的空间、奢华的住所和多得过剩的、丰富精致的食物。而大量的、统舱上的乘客则挤在甲板上,他们的食物很缺乏,一些人营养不良,传染性疾病在他们之间爆发,又缺医少药。正当人们为平等分享财富和生存空间而斗争时,船身出现了大的裂缝并且裂缝越来越大。新的裂缝不断出现,船正面临着沉没的危险,但船长和船员们忙于维持船上的秩序而忽视和无暇顾及漏水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面临的现状。John Cobb.Is It Too Late? A Theology of Ecology.revised edition.Florida:E.O. Painter Print Company,1994:11-13.

根据柯布的寓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球看作那艘船,而生态危机就是船身出现的裂缝,我们人类还有其他物种就是船上的乘客。尽管其他社会问题也很重要,但生态危机是当前人类最大、最为紧迫的问题,我们应当把应对生态危机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基于当前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人类对生态危机的消极回应,柯布本人对地球的未来感到悲观。在柯布看来,当前频繁的气候灾害已经显示出人类文明将坍塌的迹象。

然而,人类的未来还没有最后确定,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能否觉醒并尽力做些什么。回顾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300年里,人类的科技获得迅猛发展,然而生态问题却越发严重。历史表明,科技本身具有局限性,仅仅依靠科技是无法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危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生态危机的解决有赖于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经济政治体制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态转向,而这正是柯布过程生态思想的目标。柯布认为,如果人类想避免文明的毁灭,或者绝大多数人和物种的消亡,其希望在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全人类现在能够迅速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大家都过着节俭而又幸福的生活,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和谐共荣地生活在地球上。柯布的过程生态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助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过程生态思想是目前最有可能使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思想之一。

当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2011年,中国的GDP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环境状况,以及相关的经济政治体制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也关系到全世界的共同福祉。同时,中国政府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国策的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当前的紧迫问题。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应当做到“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立足中国,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确立和发展一旦脱离其传统就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根基和难以持久。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值得我们发展、发掘和弘扬。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全球化的思维和视野,要博采众长,在当代处境下发掘、发展和践行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避免西方现代性中的弊端,同时积极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资源和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