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资“北伐”“西进”

● 如果在西部做个调查：“什么省份的人最受欢迎？”结果很可能是浙江人，更确切说是浙江商人。

● 浙商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拥有数千亿元资本。自2000年以来，浙江，尤其是温州，在省外的投资猛增，其资金数额之多、投资形式之广、扩张领域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

● 2002年9月，温州民间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体投资四川巴中和自贡，35个温州老板与这两个市签了35个项目，共投下15亿多元。由一些民企组建的“温州财团”，更是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攻城略地”。

● 在新疆、甘肃、云南等地，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出现“浙江村”“温州工业城”“义乌小商品街”。

“你发展，我发财”——“北伐”与“西进”线路图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浙江民资顺应市场的“北伐”与“西进”线路图。

以浙江为起点，民资“北伐”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在上海建立大本营，以京沪线为轴心，向苏南挺进，直到北京；接着，在北京建立据点，然后再向东北辐射。“西进”的路线则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接着，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各国的边界。“西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北伐”的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

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是浙江民资的密集投放区。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浙江人在北京开办的各类企业有上万家，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批发市场、奥运场馆项目、北京凯博尔国际滑水运动场项目等等，都有浙商身影。早在2000年，以温州为主的皮鞋企业开始沿着长江西进，不少企业选择重庆和成都作为投资基地。在四川、重庆、新疆等西部省区市，有300万浙商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号召，“你发展，我发财”，在西部投资办厂。

从流通领域到制造业，浙商的“北伐”与“西进”经历了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并且，投资领域越来越宽，甚至闯进一些“禁区”。

温州民营企业均瑶集团入主湖北宜昌三峡机场，创内地民营企业收购机场之先例。2003年夏季的酷热，使得中国南方频频发生“电荒”，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作为进军水电站“领头羊”的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一举拿下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不到半年，浙江民企投资的水电项目已经遍布湖北、贵州和四川等省，资本多达数百亿元。而在水泥生产领域，浙江就有50亿～100亿元的民间资金在全国游走。

“馒头”大过“蒸笼”——勃发的创业热潮突破本地人力、物力资源的局限

进入21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快速扩张期。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的中小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之中。“蒸笼”还是这个“蒸笼”，但“馒头”已发酵。一边是勃发的创业热潮，一边是浙江当地日益紧张的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形下，一向善赚全国钱的浙江人，兴起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资料显示，工业用地需求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如瑞安，2002年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每亩价格很多已高达25万元左右，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许多地方的地价。”即使是知名大企业，在温州也面临着用地困难，如著名的正泰集团在温州建的一个工业园，占地也只有区区200亩。这也是浙江人向外拓展的促进原因。

浙江人从来没有停止向外拓展的步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有一半的温州商人外出经商过。同时，随着浙江民企的二次创业浪潮，城市、城镇继续扩张，使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民间流动。外出发展的浙江商人有增无减，形成从人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再到企业走出去的阶梯式推进。

与此同时，浙江民资的大规模“北伐”与“西进”，与国家宏观经济战略调整密切相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给急需扩张的浙商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温州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认为，从世界鞋业发展史看，水运和海运对于形成制造业中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加上大陆的广东东莞，这几个曾经的鞋业制造中心的共同点就是出口便利。而中国西部除了具备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外，特别是其交通优势，是中国目前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

“增量”发展还是“存量”逃离——民资的大量外流会不会导致浙江经济“失血”

随着浙江资本大量外流，有人惊呼：“浙商逃离浙江”“浙江老板携款大迁徙”，并因此引起了一场有关浙江经济发展是否会“失血”的争论。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曾就温州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移作过专题调查，认为部分企业“外迁”，主要是在外地投资创办新的企业。所谓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而不是“存量”单上的“逃离”。而且，这个“增量”正带动着温州“存量”的发展。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团各自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几百家销售公司。正是有了大量浙江投资的企业存在，全国各地才有了众多经营浙江产品的销售公司和连锁店，浙江的产品也得以顺利地进入全国各地。与此同时，不少浙江企业通过跨地区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壮大了自身。

但一些经济学者和官员却不认同“增量外流带动存量发展”之说。众多浙江民企整体外迁，将所有资产和资本转到外地，企业老板也在外地定居。目前，仅温州一地就有250家民企整体外迁到上海。这不但是资本增量的外移，存量也将随之而去。民资浩浩荡荡外迁，久而久之有可能造成浙江资本与产业的“真空”。

2003年，由《经济日报》等推出的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上，浙江新经济的创新能力排在倒数第四位。这说明浙江经济还是以传统经济为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浙江经济发展的态势不容乐观。民资大规模的“北伐”和“西进”，给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的决策层出了道难题。

将“蓄水池”变成“助推器”——浙江民资流动对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

以上争论只局限在浙江一地，但对于全国来说，浙江民资大规模的“北伐”与“西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

据央行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浙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更进一步，浙江商人的大规模“北伐”与“西进”，无疑将“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投资力量。据统计，2003年民间资本已占中国社会投资的40%，并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浙江民资在浙江的资本量中已近70%。

同时，浙江民间资本屡闯“禁区”，突破了许多急需开放的新领域，开启了民资投资领域的新天地。仅从长三角新一轮的投资开发来看，浙江民资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浙江民企已从“拾遗补阙”转变成生力军和主力军。2002年，温州的民间资金至少有近10亿元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2003年，浙商在上海的企业有5万多家，总投资规模达500亿元之多。

如果留心浙江的一些主流媒体，你会发现全国各地尤其是安徽、江西、江苏等地的招商广告几乎天天有，如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等。在西部尤其是四川与新疆，浙江民资已成为外来资本的最主要来源。而数百亿元资金投资于西部的水电事业，无疑将会从源头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缓解全国的电荒压力。浙江民资正成为撬动中国能源发展的又一台发动机。

（原载《南风窗》2003年第18期）